摘要本文对“无厘头”到“恶搞”进行了社会文化分析。

关键词“无厘头”恶搞社会文化分析

“无厘头”文化出现在上世纪90年代，随着电影《大话西游》被青年一代推崇而逐渐流行，并且一度登堂人室，成为学界关注、承认的文化现象；而“恶搞”一词则是从网络游戏的“酷索”(KUSO)演化而来，伴随着2005年胡戈《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的广泛传播迅速风靡，最初主要是指运用数字化的图片制作技术和音频、视频设备对已经成形的作品进行剪辑、配音等一系列加工制作，重新赋予原作主题的一种创作方式，最初的物质平台是网络，是新世纪的产物。然而，随着“恶搞”风的流行，“恶搞”文化也逐渐从网络走向大众传媒。影响风生水起，成为一种一直延续不断的文化现象。这种现象自然也引起了学界的关注，但目前对这两种文化的讨论非臧既否，在分析中，也多采用共时叙事视角。本文试图用历时叙事的视角来探讨这两种一先一后出现的文化存在并风靡的社会文化基础，以及这两种文化在结构和实质上存在的问题。

一、正面：历时视角下两种文化存在的社会文化基础

1、两者都顺应了消费社会大众传媒和文化消费者对娱乐需求膨胀的潮流。

无论是拉斯韦尔提出并由赖特补充的大众传播“四功能说”还是托尔曼的“工具论”和斯蒂文森的“娱乐论”，“娱乐”都是大众传播功能的应有之意。这种界定是对从中世纪禁欲主义的批判中解放出来、作为体现人类天性和人类精神追求范畴之一的娱乐的一种正名。因此，无论“无厘头”还是“恶搞”，从其诞生起便获得了进人大众传媒的合法性和正当性。而随着消费社会的出现，娱乐需求空前膨胀，对这两种文化的风行更是推波助澜。“无厘头”文化最初诞生在香港。由于社会制度的差异，香港早在大陆之前便已经进入了消费社会，对于娱乐样式多样化的需求是“无厘头”电影诞生的最初动力；而在现如今的中国大陆，随着市场供大于求的矛盾日益尖锐，大众传媒也不可避免地担当起刺激消费欲望的重任，逐渐成为消费社会与娱乐主义的推行者、建构者与同谋者。而“恶搞文化”适逢其时的诞生在这一历史阶段。较之“无厘头”文化，“恶搞”文化在中国大陆具有更多的原发动力，这也是其一发不可收拾的原因之一。

除此之外。娱乐潮流的高涨在某种程度上也得到了文化消费者的响应，这里面除了消费社会造成的消费享乐主义因素外，还有当代人生活和工作节奏加快，追求轻松、自由的心理动因。周星驰的无厘头电影拍了一部又一部，从《大话西游》到《功夫》。观者如潮；而“恶搞”从诞生到现在，无论是作品数量还是点击率，都呈几何数增长，在百度或者Google输入“恶搞”，搜索结果都在八位数以上，。可见无论是“无厘头，，还是“恶搞”都以其特有的幽默反讽、搞笑诙谐拥有大量的受众基础。在注意力经济时代，注意力与点击率就是经济效益，受众的选择与媒介发生互动，从而造成从“无厘头”到“恶搞”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2、两者都迎合了当前中国大众文化日益壮大的的发展脉动。

除了适应了世界消费社会大潮对娱乐的过度追捧外，在中国本土。从“无厘头”到“恶搞”，也有其存在及风靡的文化基础，这就是当前大众文化的日渐强势，而后者超过前者的汹涌态势，则恰恰反映了这种现实话语的发展脉络。80年代以前，中国的主流文化是意识形态文化，大众文化基本上处于萌芽和被压抑的状态，这种状况在上世纪90年代开始改变，中国社会和思想界在现代化的进程中经历了启蒙、进步、乌托邦等的虚幻和破灭和权威的绝对化以及革命的一元化所带来的精神戕害后，中国社会首先在文学界掀起了解构传统和颠覆权威的行动，以先锋小说对“元叙事”的消解以及王朔为代表的革命语言的戏谑和解构开辟了这一文化的先河。这一时期是一个启蒙话语和政治话语遭受质疑的时期，同时也是大众文化萌醒的时期。而以周星驰电影为代表的“无厘头”文化及紧随其后的“恶搞”文化则迎合了中国文化思想界的这一脉动，无论是《大话西游》中对孙悟空、唐僧形象的改编还是《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中对电影《无极》宏大主题的消解，都是这种颠覆和解构的表现。两相比较，如果说“无厘头”文化对真实人性的释放、对小人物的关注和对“苦难”的解构在某种程度上是延续了上世纪80年代以王朔为代表的“调侃文化”的思想脉络的话，那么“恶搞”文化的“全民狂欢”则完全是在“无厘头”文化开拓的文化场域上的进一步发展。它的风靡除了有传播技术和传播渠道的低门槛因素之外，更有着比“无厘头”文化更为宽松的社会文化环境，那是随着“国家”、“启蒙”话语的逐渐退场和市场利益为主导的伦理取向确定之后产生的意识形态文化、大众文化、精英文化三足鼎立的大环境。

从以上两点可以看出，无论是“无厘头”还是“恶搞”文化，其出现、流行都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产物，但存在的合理性并不能涵盖其品性上的问题和多层次，和任何文化样式一样，同样是“无厘头”和“恶搞”，也有品质上的优劣之别。而目前的情况是，精品者少，滥竽充数者多，而这对于当前“绿色娱乐”(邵培仁语)的建设，显然是不利的。纵览目前形形色色的“无厘头”和“恶搞”，从文化的角度来看，主要存在以下两个问题。

二、反面：存在背后的不合理因素

1结构上：解构之余缺乏建构。

在“无厘头”和“恶搞”文化中，幽默和搞笑是它的常态，为了达到这一效果，相比之“无厘头”文化的“无限夸张”、“疯狂自嘲”、“刻意篡改”和“名讥暗讽”，“恶搞”文化的“移花接木”、“语境颠倒”、“角色反串”、“牵强附会”和“无中生有”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但对公众熟悉的人物或事物进行大胆、夸张、具有讽刺意味的重新定义和打破传统理解的重新诠释却是两者都惯常的搞笑手法。这种诠释具有强烈的感官刺激，个人主观色彩和感情色彩强烈，使人们在大笑之余往往也能体会到一种对被改编对象一定程度上侧面的讽刺与嘲弄。而这，同时也蕴含了对传统文化与正统价值观的解构。

当创作者把这种解构与新的叙事主题结合构成解构一建构的关系模式时，作品往往会产生发人深省的叙事效果。如周星驰的电影《功夫》，就对传统的英雄模式进行了彻底的颠覆和懈构。《功夫》中所谓的英雄，无一例外都是些没有光环的小人物，这些人物在日常生活中，在没有显露他作为英雄的一面的时候，是很难让人生出赞赏和敬佩之情的，也徊难让人把这样的小人物和社会道义联系在一起，但随着叙事的推进。我们逐渐发掘出《功夫》的深层含义，那就是英雄列正义的承担源自于内心对美好情感的追求这一超功利、人性化的英雄观，正因为解构的过程伴随着建构，才使得周星驰的电影摆脱了流俗和浅薄，从而具备了其存在的特殊意义。

同样，胡戈《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中对《无极》的“恶搞”也同样包含了这样的解构一建构过程。但令我们失望的是，充斥于大众媒介的大部分“无厘头”、“恶摘”作品却很难具有这样的深度。它们“以直接诉诸于人的感官和感性经验为特点，注重感官享受、视听感官的刺激甚至震撼”，在种种人们所熟悉的能指的粘贴和附会中，故有的所指被扭曲、变形，但并不能给出一个清晰的新的所指，伴随着文化内容的消解和思想内涵的歪曲，留下一副摘笑之余空无一物的符号外壳。

2实质上：具有“反文化”、“反智”的趋向。

正如前文所论证的那样，无论“无厘头”还是“恶搞”文化都是消费社会的产物，在消费社会，文化的一个重要变化就是成为商品，“消费的逻辑取消了艺术表现的传统崇高地位”。而文化的商品化，就是文化工业。“文化工业的根本目的是获得利润，因此，文化产品具有多大的‘市场价值’、‘票房价值’是决定投资者投资与否的决定性因素”。在这样的前提下，“愈是迎合普遍口味、消遣性、娱乐性愈强的东西……对资本的诱惑力也越大”，而“事实证明,文化产品……一旦变成商品，其精神和审美质量势必会大大降低，甚至完全丧失”，而反文化的精神内核就是以商业利益来取代人文精神，因此，“文化工业是一种反文化”，而作为文化工业流水线上的重要产品，“无厘头”和“恶搞”文化也难逃干系，目前在青少年中流行的“恶搞唐诗”、“恶搞名言”已经证明了这种担心并不是多余的。

除此以外，这两种文化(尤其是后者)的主要传播渠道——网络所具有的后现代主义结构、去中心、非同～性、多元共生、否定权威等特征，使得网络传播与后现论提倡的思想不谋而合，而“无厘头”和“恶搞”文化本身大量后现代主义手法的运用，也使其带有了后现代文化中的通俗、庸俗、反智和无深度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