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王阳作者单位：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社会发展研究所

一（略）。

(一)略。

(二)人口结构变化与经济增长

在一个依赖劳动力数量投入的经济增长中，劳动年龄人口不足或老年人口比重过高，都会成为阻碍经济增长的因素[6]。当人口年龄结构处于最富有生产性的时期中，劳动力供给充足以及高储蓄率就会成为促进经济增长的一个额外的源泉，即所谓的人口红利；而当人口转变超过了这一时期，人口的年龄结构趋向老龄化并且在总体上不再富于生产性时，那么这种额外的经济增长源泉———人口红利便会丧失[7]。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主要借由三条渠道，即劳动力供给、储蓄和技术进步，直接或间接地作用于经济增长。第一，从劳动力供给的角度看，人口转变会导致总人口中劳动力数量的相对改变[8]。假定随经济增长而出现了足够大的劳动力需求，那么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就会较高，进而增加劳动力供给和提高劳动参与率；此外，家庭规模的减小会大大增加妇女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可能性，这将进一步增加劳动力的供给量[9]。当然，由于分工具有规模效应，随着劳动力供给的数量下降，分工的规模效应也会减弱，这就会导致总产出和人均收入水平下降；此时，即使假定处于劳动生产率不变的情况下，劳动力供给的数量相对减少也仍意味着总产出会同比例下降[10]。第二，人口结构的变化会导致国民收入中消费和储蓄的分配比例的改变，进而对经济增长造成影响[11]。人口转变过程是长期的，既包含有个人生命周期的变化，也反映了代际之间的更迭关系。在社会上，不同年龄人口的产出、储蓄及消费行为都存在系统差异，若某一部分人群占据总人口的主要比重时，该年龄段人群的行为就会明显影响到经济发展情况[12]。而且，随着一个人的年龄增长，特别是达到劳动年龄以后，其储蓄的变化会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态势。倘若总人口中的劳动年龄人口比重比较大，那么该部分人口的个人储蓄之和将对提高储蓄率有利；再加上，劳动年龄人口的抚养比相对较低，也就意味着他们承担抚育、赡养等经济负担较轻，这些会有助于减少家庭支出，而进一步提高家庭储蓄的比例。第三，人口结构变化还会通过影响技术进步的速度来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13]。在一个社会中，人口的老龄化会导致吸收新知识、新观念的速度降低，以及科技创新能力的下降，这就更加易于诱使一国政府利用贸易保护主义措施来保护本国的劳动力市场，从而弱化劳动力市场灵活性、技术进步等对经济长期增长的贡献程度[14]。比如，根据欧盟的一项研究，预计来自劳动力供给和公共财政的“双重冲击”将影响欧盟及日本等国未来经济增长率约0.5个百分点，而对美国的影响也将达到约0.25个百分点。此外，人口年龄结构变化还会导致人力资本积累模式的改变。当死亡率下降时，家庭会更倾向于进行人力资本投资，这在显著增加劳动力市场回报的同时，也有利于推动经济长期增长。

二、实证分析

（一）境外实证分析

发生在不同国家的显著的人口转变以及由此伴生出的人口年龄结构差异，使来自经济学、人口学等领域的学者观察到了这一现象对经济发展所产生的一系列影响。

1.来自西方国家的经验证据

一些经济史学者通过考察西方国家经济增长的历史，提出了来自人口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绩效影响的经验证据。比如，威廉姆森（Williamson）（1997）分析了1870—1913年欧洲和北美等17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及人口年龄结构数据，指出新大陆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长率较之旧大陆要高出0.47个百分点，而该增长率中大约90%、甚至全部的差别都可以归结为新大陆在人口年龄结构上的优势，也就是说，新大陆主要利用具有年龄选择特点的大规模的人口迁移，提高了地区人口结构的生产性[15]。此外，另有一些更具体的事例揭示出了更有说服力的结论。比如，美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长率比法国的该项指标值高出0.3个百分点，而其原因完全可以用年龄优势来解释；再如，意大利经济增长赶超英国的时期，如若不是在人口年龄结构上存在劣势，其还可以取得比超过英国0.3个百分点更好的经济绩效[16]。此外，人口红利本身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也得到了实证研究的支持。例如在美国，随着二战以后出现“婴儿潮”以及逐步成长为“兴旺的一代”，人口红利对1970—2000年的美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20%[17]。

2.来自东亚国家（地区）的经验证据

日本及亚洲四小龙等国家和地区（下文统称“东亚经济”）创造的“东亚奇迹”，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亚洲国家（地区）赶超发达国家的成功事例。黑田俊夫（1993）指出，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与两个人口因素密切相关，一是由于出生率迅速下降和高龄化进展缓慢，造成了低抚养比；二是日本战后“婴儿热”时出生的人口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已达到劳动适龄人口，为日本的经济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劳动力资源[18]。布鲁姆（Bloom）和威廉姆森（Williamson）（1997）也认为，东亚奇迹的实现在非常显著的程度上可以归结于人口转变[19]。在1970—1995年的一段时期，东亚经济创造了年平均6.1%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高于稳态增长率达4.1个百分点。而另据威廉姆森（Williamson，1997）的估算，这一时期人口转变因素的贡献率为1.5～2.0个百分点，因而在整个东亚经济高速增长的过程中，人口转变因素的贡献率就达到了1/4～1/3；此时，在“东亚奇迹”（超出稳态增长率的部分即4.1个百分点）中，人口转变因素的贡献率进一步高达1/3～1/2[20]。当然，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与经济高速增长之间表现出的强关联性并不必然带来“红利”效应。在目前处于人口“红利”期的中国、泰国、韩国、香港、印度尼西亚、新加坡、菲律宾、马来西亚和越南等亚洲国家和地区中，最富裕的国家如新加坡人均GDP超过3万美元，而最穷的国家越南人均GDP在2005年仅有600多美元[21]。世界银行在2003年的《世界发展报告》中指出，人口转变的“机会窗口”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非常重要。在这个发展阶段上，丰富的劳动力数量提供了价格低廉的劳动成本优势，如果就业充分，就能创造出较多的社会财富。同时，在人口老龄化高峰尚未到来前，人口年龄结构的年轻化既有利于减小社会保障支出压力，又有助于储蓄率的提高；此时，如若加上健全的资本市场可以将储蓄转化成为投资，那么就将发挥助推经济增长和增加财富积累的效果。

（二）我国的实证分析

1.经济后果分析

（1）人口结构变化与经济增长

人口结构是人口素质的社会性反映，对经济和社会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作用。从综合与定量的角度出发，研究者尝试借助不同的统计指标和研究方法，分析和探讨我国人口结构变动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程度。蔡（Cai）和王（Wang）（2005）以人口抚养比作为代替性指标，发现人口红利对我国1982—2000年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年平均增长率的贡献是26.8%，同时该项研究还认为，大约到2013年，我国人口抚养比会从下降转变为提高，传统意义上的人口红利就将趋向消失[22]。张继红（2006）发现，性别比、乡村人口比和老年抚养比越大，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越低，则表明一个地区的经济受阻[23]。针对目前我国上述三项人口构成的指标值均偏高的问题，研究者认为这对经济和社会发展都会造成诸多不利的影响。刘家树（2007）考察了1990年以来我国人口结构中年龄结构、文化素质结构和人口城乡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发现这些指标之间存在相同的发展趋势，认为我国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以后，人口年龄结构即劳动力人口与总人口比朝着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方向变化[24]。

（2）人口结构变化与劳动力供给

已有研究指出，劳动力无限供给、人口红利和劳动力由农业向非农产业转移是我国和东亚增长模式得以成功的重要因素。围绕人口结构变动对我国劳动力供给状况影响的讨论主要从数量和质量两个角度展开。首先，在劳动力供给数量方面，研究者基本支持人口年龄结构变动会影响我国劳动力资源供给状况的判断，但对影响的程度和后果的认识却存在一定的差异。特别是近年来，有关我国经济增长是否正在丧失人口红利的贡献，以及经济发展的当前阶段是否已经面临刘易斯转折点等的判断，已经成为理论界和政策研究领域的一个争论焦点。一方观点认为，人口转变与二元经济发展存在一致关系，即两个过程具有共同的起点、相关和相似的阶段特征、甚至重合的变化过程，因而利用人口预测结果等经验材料，并结合我国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趋势、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格局变动、“民工荒”现象的普遍化趋势，以及普通劳动者工资上涨等几个方面的新形势，可以充分论证、检验和支撑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和刘易斯转折点到来的判断（蔡昉，2004；CaiandWang，2005；《人口研究》编辑部，2007）。而另一方的观点则指出，尽管“人口红利”涉及到了两个存在关联性的人口学意义上的事实（一个是“高”生育率向“低”生育率的转变，另一个是以年龄结构来衡量的社会抚养系数较低），在人口转变发生的某个特定阶段确实会存在，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用以年龄结构衡量的社会抚养系数来统一评价各国某个特定阶段上人口与经济的关系[25]；我国人口转变中出现的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大、数量多，只是人口问题的惯性表现而非人口红利的到来[26]，如果考虑到我国尚有1亿多剩余劳动力的存在，并将之纳入到非就业人数计算，那么以基于人口年龄结构测算的抚养系数来确认人口与经济的关系，就容易出现较大的偏差[27]。第二，在劳动力供给质量方面，研究者主要关注伴随劳动力年龄结构“老化”而可能出现的对其身体健康、人力资本积累以及劳动生产率的影响。于学军（1995）指出，不同年龄阶段的劳动力在生理机能、生产经验和学习能力等方面各具优势或不足，30岁～44岁中年劳动力的劳动生产率最高，15岁～29岁青年劳动力和45岁～64岁老年劳动力的劳动生产率比中年劳动力的都低[28]。布科曼（Boockmann，2000）发现，技术进步越快，劳动力的平均替代弹性越小[29]。蔡昉（2009）认为，老年劳动力的人力资本禀赋不足，不能适应技术革新和产业结构调整所带来的职业的转换和必要的调动[30]。为考察劳动力老龄化可能对仅由劳动力年龄结构决定的劳动力总产出效率的影响，杨道兵和陆杰华（2006）对我国21世纪上半叶的劳动生产率进行了预测，发现我国劳动生产率在劳动力老龄化最严重的2035年将降到历年最低水平，并认为随着劳动力的老化，社会总产出效率在下降[31]。袁蓓（2009）指出，劳动力老龄化程度与劳动生产率变化趋势并非是完全同步的；劳动力老龄化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存在差异，不同年龄段劳动力的替代弹性越小，劳动力老龄化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就越大，反之则越小[32]。张车伟（2010）也认为，劳动力年龄结构“老化”会严重影响劳动生产率，进而削弱我国经济竞争力，甚至影响到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活力[33]。

（3）人口结构变化与消费/储蓄

自20世纪90年代起我国进入人口红利期，围绕人口结构变动可能给消费和储蓄带来的影响问题，逐渐成为近年来学者关注和研究的一个热点主题。总体而言，人口结构特别是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主要通过微观和宏观两种机制来影响居民消费或储蓄率。在微观层面，按照生命周期理论的揭示，一个人处于未成年和老年两个时期的消费均高于收入，因而是进行负储蓄；而在成年时期，个人消费会低于收入，进行正储蓄。可见，若一国劳动人口比重上升，则总储蓄率也应上升；反之，当儿童和退休人口与劳动人口之比上升时，则总储蓄率下降。当然，考虑到退休人口的遗赠或保留一些储蓄应付未预期到的支出，那么这些会部分地抵消因老龄人口比重上升而引起的总储蓄下降[34]。在宏观层面，当劳动人口逐渐减少时，如果社会为每个人配备的资本存量不变，那么由劳动人口减少而节约的投资可以转化为消费，从而人均消费水平上升；如果儿童人口比重下降引起的消费增长大于老年人口比重上升引起的消费减少，那么社会人均消费水平也会上升[35]。此外，生命周期也给出了大量关于经济增长与年龄结构交互影响的预测，如利用“可变增长率”（variablerate-of-growth）模型分析人口的年龄结构对储蓄的作用效果，就会发现其有赖于处在不同年龄结构群体的个体的生命周期内财富水平状况，但这些都由经济增长决定[36]。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研究者从经济增长与人口结构变化的角度也进行了探讨。中国人民银行课题组（1999）的指出，我国的高储蓄率主要是“受经济增长率和居民抚养系数的影响”[37]。袁志刚和宋铮（2000）认为，高储蓄很可能是人口年龄结构变动下个体的理性选择，人口老龄化造成我国城镇居民储蓄倾向上升[38]。王德文等（2004）发现，我国人口转变对目前的储蓄率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但是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加速，人口转变影响储蓄的程度会不断减弱[39]。李俭富（2008）发现，储蓄率与经济增长率、计划生育政策和储蓄习性等存在显著正相关性，而与少儿抚养比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性[40]。陈如和李杏（2010）验证了老年抚养率、人口增长率和劳动人口增长率等与储蓄率之间的关系，发现老年抚养率与储蓄率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性，而人口增长率和劳动人口增长率都与储蓄率存在负相关性[41]。还有一些研究得到了不同结论，如我国儿童抚养系数对居民消费只存在弱显著的负影响，老年抚养系数对居民消费率没有显著影响[42]；少儿人口抚养比对城镇居民消费的影响不显著[43]。

2.社会后果分析

（1）人口结构变化与社会保障

人口既是社会保障的对象，又是决定社会保障制度模式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变量。随着近年来我国老年人口比例的迅速提高，我国现行的社会保障制度面临着诸多挑战。以养老保障为例，孙祁祥和朱俊生（2008）认为，我国人口结构与该项制度之间存在“五大矛盾”：一是人口结构变化趋势与现收现付制的社会统筹制度之间的矛盾；二是老龄化程度严重与养老保险低覆盖之间的矛盾；三是老年人口贫困与养老保障水平降低之间的矛盾；四是人口转变进程的区城差异与养老保险统筹层次提高之间的矛盾；五是农村更为严重的老龄化与农村养老保障制度整体缺失之间的矛盾[44]。现收现付制是建立在劳动年龄人口规模大、比重高，并且人口抚养比低的基础之上的，如果上述条件发生变化，则要求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来支撑，否则这个制度就是不可持续的[45]。从我国现有的社会保障体系和劳动力市场状况看，如果增加“统账结合”模式中个人账户的比例，可能会刺激居民的人力资本投资，延缓其退出劳动力市场的时间，从而缓解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的压力[46]。此外，还有研究关注到了老龄化对老年照料、医疗保健等造成的影响。张翼（2007）指出，老龄化水平的升高已显著增加了老年抚养比，特别是对那些有大量年轻人口流出的省份来说，则是常住人口的抚养比在上升，进而导致照料老人负担的加剧[47]。蒋承和赵晓军（2009）发现，目前我国老年照料对成年子女的就业概率和工作时间都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48]。张彬斌（2010）认为，人口老龄化的一个显著后果就是社会适龄劳动人口比重降低，劳动力供给将出现短缺，未来的劳动人口需要通过公共养老金计划或者家庭资助的形式承担抚养老人的责任[49]。张车伟（2010）预计，随着我国社会抚养比的不断提高，劳动力的负担和成本都会加大[50]。

（2）人口结构变化与教育发展

教育部门是一个重要的人力资本生产部门。一国对教育投入的总体规模和结构都与该国的人口年龄结构密切相关，当其受教育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较高时，需要增加用于教育的资源；义务教育阶段受教育人口的总体下降和义务教育阶段后教育规模的上升，会促使教育资源的总量需求上升，从而要求资源的分配格局发生调整。都阳（2009）对教育投入水平进行了国家比较，发现我国标准化后的实际公共投入为GDP的2.4%，略低于印度的2.7%，远远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而在教育投入结构方面，小学和中学阶段的在校生总量规模预期都呈现出了先降后升的变化趋势[51]。立足人力资本、劳动生产率与比较优势的内在逻辑联系，蔡昉（2009）认为，通过深化教育，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将对人力资本积累产生更多积极影响，随着接受基础教育的人口（即年龄在5岁～14岁的少儿人口）规模及其占总人口的比例的下降，教育资源的制约会有明显的缓解，从而为扩大和深化教育创造有利的条件[52]。

三、研究述评和今后研究的设想

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出现的有关人口结构与经济社会发展关系的研究，为探讨人口与经济发展关系，以及深层次认识人口转变结果，开辟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随着东亚各国先后完成人口转变，围绕人口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等相关问题的理论和实证研究也逐步掀起了一个研究高潮。由于人口结构变化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十分复杂，贯通于两者之间的作用机制会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且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往往会导致劳动力供给特征的改变，进而使经济社会的长期发展状况很难以做精准的量化分析。有鉴于此，现有研究文献更多地是从人口学、经济学或社会学的角度，立足人口转变、经济增长、社会管理等理论，选取一个切入点或领域，来聚焦于具体问题的剖析和破解，研究的针对性较强，且具备一定的理论深度和政策实践价值。然而，要认识由人口结构变化带来的经济社会影响，更需要着眼于长期，从宏、微观两个层面入手，采取比较全面和综合的措施。目前，研究者已经就人口结构变化与经济增长的理论基础、我国人口结构变化的历程和趋势、人口结构变化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影响，以及应对这些影响的对策建议等方面，进行了较为细致和深入的探讨，为本研究进一步深化相关问题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借鉴。立足现有研究成果，以我国现阶段及未来一段时期的人口动态为研究背景，围绕人口结构变化对经济社会发展影响的相关研究可以侧重探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清晰地认识和判断我国人口结构的变动历程、现阶段特征及影响其变化的主要因素，为把握中长期人口结构的变化趋势奠定基础；二是在对我国人口结构变化趋势的总体把握中，分析和研讨其对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的影响；三是通过总结近年来我国促进人口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相关政策措施和制度设计，结合经济社会各领域的主要发展思路和制度改革进程，提出更加明确和综合的、可兼顾短期政策选择与中长期制度完善的优化人口结构、实现人口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对策建议。

总体上看，尽管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加深，“人口红利”将逐渐消失，但在目前的宏观政策上，则恰好是提振消费、优化产业结构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最为有利的机遇期。人口是一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影响因素之一。我国的发展应抓住“人口红利”集中释放的有利时机，积极推动产业升级和转移；同时，通过增加教育和科技投入，加强对劳动力的技能培训，培养高素质的劳动者队伍，以加快人力资本积累的速度，从而提高国家的核心竞争力，确保经济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