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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当代文学学科对当代文学史写作的影响

发布时间:2016/8/12 11:25:53   阅读:

【摘要】当代文学史的写作作为当代文学学科的构建因素,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的学科关系必然会影响当代文学史的编纂,本文试从三个时间阶段学科关系的不同对文学史编纂所产生的影响,试图通过对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的学科关系对文学史的影响的认识来深化中国当代文学史的研究。

【关键词】现代文学;当代文学;学科;当代文学史

“当代文学”。这种划分具有很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或者从根本上说,这种转变就是依以第一次文代会的召开为界,文学史家将中国新文学划分为“现代文学”与靠政治力量促成的。而在转变的过程中,新文学的性质,发展方向,主导力量以及创作的标准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中,当代文学学科的建构就是一个重要的方面和努力的方向。而要完成建构当代文学的学科的历史任务的前提,则是要考虑当代文学和现代文学的学科关系。中国当代文学史的编纂作为当代文学学科构建的重要一环,当代文学和现代文学的学科关系的不同认识势必会影响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写作。在此拟从20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八十年代以及九十年代出版的有代表的当代文学史为例,从不同时期文学史写作的资源、规范,以及显现出的历史局限等方面不同来谈当代文学史的编纂问题,试图通过对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的学科关系对文学史的影响的认识来深化中国当代文学史的研究。

一、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

新中国的成立奠定了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人民成为了国家的主人。中国历史语境发生了深刻变化,置身于政治经济均发生了深刻变化的历史语境之下的中国文学性质也会随之发生显著地变化。与现代文学强调救亡与启蒙不同,当代文学显示出很明显的人民的文学的特征。受人民的文学的价值规制,当代文学也就具有了鲜明的政治特征。这种鲜明的政治特征也在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的学科关系上有所体现。当代文学作为一个学科,也鲜明地体现着这一特征。当代文学虽然到了50年代后期文学研究机构和大学编写的文学史著作中才屡有提及,并作为与现代文学相区别的新时期的文学姿态而得到认可,但其实,当代文学作为一个学科的构建的时间要早得多,甚至自四十年代已经做出准备。而这种准备是以通过对现代文学进行权威审视进而相区的较高姿态来完成的。

三四十年代之交,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等一系列著作建立了一种将政治社会进程与文学进程直接联系,以文学的社会政治性质作为依据的文学分期框架。按照这种逻辑,建国以来的文学与五四以来的新文学有着本质的区别,而且是更高阶段的文学。华中师范大学于1959年编著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史稿》是第一部以“当代文学史”命名的文学史著作,随后的如山东人民出版社1960年出版的《中国当代文学》学史(1949-1959)》文学史著作中,“当代文学史”成为一个有时间规定的概念,被用来对之前十年的文学状况做出回顾,这些文学史都采用了集体编著的形式,(这种形式也被后来的文学史家借鉴)这种形式所代表的是一种集体话语的书写,因多人共同编著而减少了个人化色彩,以确保文学史的强烈的政治诉求。当代文学对现代文学的学科压制或体现出的优势对文学史的编写有着重要影响。

在王瑶先生的《中国新文学史稿》和严家炎、唐弢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中体现的十分明显,他们认为现代文学有种种缺点,现代文学史中的六大家如老舍、茅盾、曹禺在当代文学史的叙述之中都以一种批判的眼光去审视,当代文学是更先进,更高级的上升的产物,通过抑往扬今,先破后立来树立当代文学学科的地位。由于这种抑扬思维,文学史写作中所采用的叙述资源是承接着解放区的左翼文学,无论从对民族形式的进一步探讨,还是对思想的纯洁性有更高的要求,都体现了这一时期的文学史叙述是左翼文学史的延续。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虽已经是以建立当代文学学科的背景下完成的,担在左翼思想要求越来越纯净的时候,也受到了批判,1958年,他在《〈中国新文学史稿〉的自我批判》中说:我错误地肯定了许多反动的作品,把毒草当作香花,起了很坏的影响。胡风分子的作品,我大都是加以肯定的,还特别立了一节谈《七月诗丛》,究竟我肯定这些作品的什么东西呢?翻开我的书,不外是“情感丰富”之类的词句,而脱离了作品的思想内容和政治倾向。”

二、八十年代

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以粉碎“四人帮”为标志而结束,中国当代文学跟随中国社会一道步入了新时期。由于对文革时专制暴力的憎恶以及严重受创的悲惨记忆,新时期文学对自由的创作氛围的极大关注和向往,通过拨乱反正和正本清源,开始了对已经走过的四十年的当代文学史进行重新审视。其中,对拨乱反正有两种观点,一是主张回到建国后的十七年文学,认为这是左翼文学的正宗,另一方则极力摆脱左翼文学或工农兵文学,主张回到新文学时期。实际上,这是对文学的话语资源的确证,中国新文学的发展一直都是以推翻前一时期的话语资源而建立新的话语资源:五四新文学是建立在推翻传统的古典文学的基础上建立的,当代文学是以推翻启蒙文学的话语资源建立的,而新时期文学又是以推翻左翼文学的话语资源而建立的。而这推翻本学科赖以建立的话语资源的同时,也给当代文学学科带来了深刻的危机。现代文学对当代文学有强大的优势和压力,这种压力对文学史的写作有巨大的影响。

(1)重写文学史的潮流。正如前文所讲,八十年代出于政治上拨乱反正的需要,以及对之前左翼文学史的质疑,促使八十年代的文学史家对二三十年代的革命文学,左翼文学,四十年代的解放区文学和当代五十至七十年代的文学的地位进行重评,发掘提升在当代受到忽视的作家如沈从文、张爱玲等,将现代文学的地位置于当代文学之上。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被认为是构成中国大陆八十年代以来“重写文学史”的最重要的动力,在重写文学史的实践上有明显的规范意义。在这部文学史中,夏志清对沈从文,张爱玲等被埋没的作家进行重新发掘,给予很高评价。在文学史观念上,夏志清试图从文学的外部研究转到对文学的内部研求,摆脱文学的政治框架的束缚,追求纯文学的目标。

(2)八十年代,当代文学的合法性受到质疑。进入新时期文学后,推翻了当代文学学科赖以建立的左翼话语资源,这本身就是对自身存在性的一种推翻,但新时期文学要获得“发展”,不得不忍痛做出这场割裂,但与此随之而来的必然是对当代文学的合法性的质疑。八十年代以来,当代文学的名称、归属,以及当代文学的阐释价值的可能性都受到广泛的质疑和讨论。当代文学是从现代文学中分离出来的,其始终处在一个开放的过程中,当代文学是一个流动性的概念,当前的文学可以叫当代文学,那么二十年之后的文学是否可以叫作当代文学?另外,如果说古代文学,现代文学已经可以留出足够的空间对其以历史的眼光去审视,那么当代文学则缺少这种自信。由于这些质疑的存在,反映在文学史上则体现出来一系列问题,张颐武在《天津社会科学》1995年第2期上发表的文章《当代中国文学研究:在转型中》他认为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被限定在‘现状”研究,而忽略了“史“的研究的原阅,是“现代文学”对“当代文学”的巨大的学科优势造成的。这也造成了当代文学研究重视文学批评的共时研究而缺乏对文学史的研究。

三、九十年代以来

九十年代以来,更多的文学史家从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的学科关系上,寻求新的尝试,来确立当代文学的学科规范。如黄子平、陈平原和钱理群都提出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试图将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的研究格局加以打通,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在这样的背景下,九十年代的文学史转向文学自身,突出编纂者的个人话语色彩,继续发掘之前未受到重视的作家和作品,文学史研究走向了关注文学自身,关注文学的发展规律的道路上来,其中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和陈思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中国当代文学史编纂始终受到了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的学科关系的影响,对学科关系认识的深化推动了文学史研究的发展,继续以史的角度对当代文学的发展做出理性的审视,加强文学史的研究,改变当前重共时研究轻历时研究的局面。

参考文献:

[1]洪子诚.“当代文学”的概念[J].文字评论,1998(6):39.

[2]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3]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J]文学评论,1985(5):3.

[4]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

[5]洪子诚.问题与方法,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讲稿[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6]程光炜.当代文学学科的认同与反思[J].文艺研究2007(5):08

作者:吴晶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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