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是本身的艺术魅力还是对历史的重要程度，都和文学史叙述的权力相关。换言之，选择那些作家、作品进入文学史，本来就不是约定俗成的，而是基于不同起点的有意识地选择。在既有的文学史叙述中，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启蒙视野的文学史叙述和革命视野的文学史叙述对作家、作品的选择和评价会有非常大的差别。如果说，周作人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和赵家璧的《中国新文学大系》等著作，相对客观得描述了中国新文学的渊源、新文学第一个十年的创作实绩，那么在建国后的文学史中，对革命的合法化叙述就成为文学史写作的基本诉求。在革命视野的文学史叙述中，作为革命者的鲁迅、茅盾、郭沫若等受到推崇，判断文学作品的价值也常常以是否运用了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是否体现了反封建的思想内容等作为评价的标准。而在1980年代“重写文学史”的活动中，现代文学中的自由主义作家、非左翼作家才有机会付出历史地表。此次的“重写文学史”，一方面受到域外的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和司马长风的《中国新文学史》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和国内以“启蒙”、“审美”的文学标准取代“革命”的文学标准的期待相关，作品的“文学性”受到关注，在这个意义上，文学史才重新发现了沈从文、张爱玲、钱钟书等重要作家。因此，基于不同视野的文学史书写，在凸显某些作家的同时也遮蔽了丰富的文学现象。那么，如何回到历史现场、发现历史叙述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就需要大量的原始资料的支持，这对文学讲述者的史料积累是一个考验。而且，不仅要掌握史料、重要的是学会分析与总结史料，从纷繁复杂的历史境遇中洞见彼时的文学创作的基本脉络，并能够透过历史的重重迷雾对作家、作品做出相对客观、全面的评价。

因为文学史叙述的权力问题，多年以来，我们对现代文学的经典讲述主要集中在鲁、郭、茅、巴、老、曹这些作家身上。但即使是对这些作家的经典作品的讲述，可能依然会有遮蔽与鄙陋。比如对鲁迅的讲述，在过去我们比较关注作为革命者、启蒙者的鲁迅，这在1980年代鲁迅研究的里程碑式著作———王富仁的《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呐喊〉〈彷徨〉综论》中可得以体现，而在1990年代的学者王晖的《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抗争绝望的存在主义者的鲁迅形象。从启蒙者鲁迅到存在主义者鲁迅，可以看到对“经典”的不断重读所发现的新的视野与问题。同样是鲁迅，在课堂教学中，往往比较重视对《呐喊》和《朝花夕拾》的讲述，在《呐喊》中，我们理解了鲁迅对“吃人”的封建礼教、封建文化、国民劣根性等的批判，而在《朝花夕拾》中，我们读到了鲁迅所有作品中最温情的一面。但是，如果越过了《彷徨》、《野草》、《故事新编》，那我们根本就无法理解鲁迅作为先知者、启蒙者的深刻、孤独与无地彷徨、反抗绝望的精神及其对历史的深刻体察。再比如现代文学教学都会精讲曹禺的《雷雨》，以一个大家庭的分崩离析控诉了封建家庭的罪恶和预示了旧时代的毁灭，但是，如果把《雷雨》的“序幕”和“尾声”作为问题，可能会对《雷雨》有非常不同的解读，我们会看到曹禺内心的悲悯、对人类不可捉摸、无以把握的命运的敬畏等。因此，对经典的重读，不仅涉及历史本身的复杂，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在把作品还原到历史现场的同时所具有的穿透历史的目光，使对作品的理解和分析可以从多重意义上展开。

那么，再来看在“重写文学史”中发现的沈从文、张爱玲、钱钟书等作家。在对沈从文的讲述中，基本上都会选择《边城》作为精讲篇目，在边城真善美的世界里，沈从文构建了一个世外桃源、一曲田园牧歌。但是，正如沈从文所说的:“你们能欣赏我故事的清新，照例那作品背后蕴藏的热情却忽略了;你们能欣赏我文字的朴实，照例那作品背后隐伏的悲痛也忽略了”，而这背后的“深忧隐痛”并不单单是翠翠等待那个“也许明天回来，也许永远不回来”的恋人的忧伤，而是在“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背后人事与命运的苍凉，是对湘西世界在“现代”的挤压下即将风流云散的悲剧体察，爷爷去世了、白塔倒了，明天的边城会是什么样的呢?沈从文的个人隐忧和对那个时代的忧患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他以边城世界重塑民族未来的热情和期待的背后是他自己也许已了然的“不能”，是不得不为的“挽歌”。因此，沈从文并不是一个逃避现实、背对时代的自由主义作家，而是深切感受到了时代的风雨并深怀忧患。那么，钱钟书呢，这个以“文化昆仑”而著称的学者以一部长篇小说《围城》名世，但大家更多关注了《围城》中的“婚恋”围城，看到了方鸿渐与孙柔嘉的离乱悲欢，但是，“围城”中的文化围城、个人存在的围城状态，其实是钱钟书更为深远的寄托。所以，即使对文学史上这些“经典”的自由主义作家的解读，也不可能脱离具体的历史语境与写作者的个人隐忧而仅谈“文学性”的问题，在“文学性”的背后经常隐含了个体的生命经验与一个大时代的悲怆。总之，在现代文学的文学史叙述与经典重读中，应该有一个必要的认识的前提，那就是文学史叙述是一种权力，而经典是被不同的文学史建构的。对重要作品的解读、对“文学性”的分析，都需要纳入作家的生命经验极其时代的意识形态特征。如何有历史的理解与同情，同时能够超越历史叙述洞见文学作品的多重内涵与意蕴，是文学史讲述、作家、作品解读必须面对的问题。

当代作家与文学现场

虽然关于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历史分期的问题早在1980年代“重写文学史”的活动中已有讨论，“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国新文学史”等都是对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政治分期的纠偏。但是，在很多大学的教学中，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的教学是分开的(比如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沿用这种约定俗成的分法，当代文学一般从建国后一系列文艺批判运动讲起，阐释当代文学“一体化”格局的形成，这和政权政治有着直接的联系。当然，从建国后现代文学、当代文学的学科建制，也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当代文学”这一学科的设置具有政治意识形态的深刻内涵，那就是要建立高于现代文学的社会主义时期的文学。但这种对学科的历史定位到1980年代又发生了翻转，现代文学因其对五四传统的继承与发展，而具有了高于当代文学(在彼时，人们对文学与政治联系过渡紧密的反感)的价值。姑且不论作为学科的价值的高低，这本来也是历史叙述的问题。在当代文学的教学中，构成讨论重点的是对十七年文学中“经典”的讲述，比如《红岩》、《红日》、《红旗谱》、《创业史》、《林海雪原》、《青春之歌》等，因为受到建国后当代文学“一体化”的规约，这些作品有着明显的为政治意识形态服务的特征，他们讲述革命的合法性、胜利的来之不易、农村合作化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方向、农民的成长问题、知识分子的成长问题等。如果在当代文学教学中，继续在这样一些脉络上进入作品，那么只是陈述了文学史的常识而容易陷入陈词滥调，学生也会因其与政治的亦步亦趋而本能得厌倦十七年文学。实际上，自1990年代后期以来的十七年文学研究已经提供了非常不同的视角，比如李杨的《50—70年代中国文学经典再解读》、唐小兵的《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从文化研究等多种视角进入作品，丰富和拓展了对十七年文学“经典”的解读。于是，对《红岩》的讲述，不再单纯是革命英雄叙事，而是纳入了革命的乌托邦、人性与神性、身体的意识形态等视角，从“革命不回家”、革命与家的对立、在同志、亲情等之间的选择中，革命的叙事模式昭然若揭。而在《青春之歌》中，在知识分子的改造中介入了林道静的个人成长，这部小说就不单是关于知识分子道路的革命叙事，同时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女性的故事。在启蒙知识分子余永泽、革命知识分子卢嘉川、江华等背后携带的是林道静作为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成长所需要的不同的知识资源:西方人道主义的启蒙思潮、理论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而在性与政治之间，林道静没有主体性的个人成长也是被不同的男性引导、塑造的过程。于是，单一的政治解读变成了多角度、多视野的“再解读”，在文学史的常识之外丰富了对“经典”的理解，也引导学生透过惯常的历史叙述洞见政治“一体化”叙述的缝隙中所透出的丰富意蕴。

当代文学教学的另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是对当下文学现象的关注，众所周知，今天既有的文学史一般都只讲到了2000年左右(这也是极少数的)，而即使讲到了2000年左右，但对1990年代以后的文学分析相对都比较薄弱。现实的问题是，新世纪文学也已走过了10多个年头，而且在这些年里涌现出众多优秀的作家、作品，如何把这些纳入当代文学的教学一方面能丰富文学史的讲述，另一方面也是要引导学生关注当下的文学创作情况。目前，在当下文坛主要有两部分作家构成，一部分是从1980年代登上文坛并成名、如今仍在持续写作的作家，这一部分也是新时期以来文学的中坚力量，如莫言、贾平凹、余华、苏童、格非、铁凝、王安忆等，一部分是新涌现的70后作家，如魏微，冯唐，鲁敏、张楚、徐则臣等。针对前一部分作家，就需要建立他们的创作谱系，也就是在讲述1980年代的作家时，把他们三十年左右的创作进行梳理，并重点讲述代表作品，一是可以看到他们创作前后的变化、建立作家个体的写作档案，二是可以从作家写作的变化透视文学史中叙事形式、审美风格等的变化。比如莫言，在1980年代，他以《透明的红萝卜》、《红高粱家族》等小说奠定了自己在文坛的地位，《透明的红萝卜》中奇异的想象力和少年记忆、《红高粱家族》中对高密东北乡的民间记忆的重构等在此后的写作中都有不同的延续，1990年代的《丰乳肥臀》对大地民间丰厚博大的母性力量的赞美、新世纪文学中《生死疲劳》的奇异想象力、《蛙》对高密东北乡故事的辛酸讲述，和他1980年代的写作构成了有趣的对话。比如，余华，这个写作变化非常大的作家，在先锋思潮中登上文坛，从《现实一种》、《世事如烟》等小说中的暴力叙事到90年代左右的转型之作《细雨中呼喊》、之后的《活着》、《许三观卖血记》中的悲悯、新世纪文学中《兄弟》的欲望狂欢叙事，从表层很难看出是出自一人之手，但是从余华的变化，我们可到先锋写作的问题及其后来的走向。这样，不仅可以建立起对一个作家的比较全面的认识，而且他们的创作变迁也记录了三十年间文学书写中中国经验的变化。而对于后一种作家，也就是在新世纪文坛显影的70后作家，他们对琐碎的日常生活的书写、对现实疼痛的抚摸，目前看来仍然缺少历史感，但是他们的文学写作可能和今天的90后学生的生命经验更能产生共鸣，把这些作家介绍给同学们，让他们体察到文学和今天“现实”的切近，但也要提醒这种琐碎的日常生活叙事可能产生的问题，提高学生对文学作品的分析和鉴别能力。在当代文学的讲述中，有关当下写作的问题是学生们比较感兴趣的一部分，这不仅是当下写作中的优秀作品已构成了文学史的一部分，更为重要的是，这些作家都是“现在进行时”的，他们不断有新的作品出现，而随着大众传媒对文学事件的介入，学生对许多热点问题会有自己的看法。比如每次茅盾文学奖颁奖了，学生们都会要求对茅奖的获奖作品进行介绍与讨论，尤其是这次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第二天上课，学生马上会问:老师你怎么看?他有哪些好的作品?因此，关注当代文学教学中当下文学创作情况，可以帮助学生解在自己成长的年代中文学写作发生了哪些变化，并引导他们培养文学阅读的兴趣、提高对文学作品的理解力。

构建文学史的知识谱系

优秀的作家、作品是文学史的基石，但既然是“历史”，那么文学史也是历史叙事，而“历史叙事”都会和“历史”产生对话，换言之，任何文学事件、文学思潮在与此前的历史传统构成承续关系的同时也与当时的历史语境构成对话。因此，构建文学史的知识谱系、透视文学背后的历史和现实境遇，是现当代文学教学的一个有效的路径。在整个现代以来的文学史中，很多文学现象、文学事件都与此前的历史有复杂的联系、同时又和此后的文学现象构成对话，因此，在具体的教学实践中，必须打破现代、当代文学的政治化分期，把整个现代以来的文学史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考察。我们的现代文学教学一般从五四新文化运动讲起，因为五四新文学开创的形式上的白话文实践、思想文化上的反封建、个性解放等具有鲜明的历史断代的特质。然而，五四新文化运动从来就不可能是和过往历史断然决裂的文学、文化与思想运动，“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目前已成为学界共识，因此，在教学中对晚清所孕育的现代性因素的追溯，成为理解五四新文学何以发生的一个必须的“前史”。“五四”所开启的“启蒙”文学成为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主流，那么，1980年代的“新启蒙”又是怎样挪用和重构了“五四”资源并为1980年代“新启蒙”的意识形态服务的，这不仅是一个文学史的事实，同时也是一个思想史需要厘清的问题。从1980年代的“一切又仿佛回到了五四”的感叹到“文明与愚昧的冲突”的历史判断，都暗含了“新启蒙”和“五四”启蒙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又比如，建国以后左翼文学的极端发展，在文学史、思想史上常常归罪于时代的社会主义实践的失败经验，而实际上，“十七年文学”对“革命”的合法化叙述、革命浪漫主义和革命现实主义的两结合的创作方法，不仅和延安时期的文学实践密切相关，而且和1930年代的左翼文学、后五四时期的“革命文学”都有着及其深厚的联系。因此，对文学史的知识谱系的梳理，有助于建立对整个现代以来的文学的历史整体性的认识，并理解历史的多元与复杂。

另外一个问题是，在建构文学史的知识谱系时，要注意文学现象或者文学思潮与当时的历史语境的关系，也就是文学的“接地”或者说“及物”，使文学现象不仅和历史构成对话，而且可以对现实发言。比如，狂飙突进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作为新文学的重要起点，成为此后的文学史家念兹在兹的一个高峰，但是，1990年代以来对五四“激进”的反省提供了考察五四的另外的纬度。于是，我们就需要把五四新文化运动还原到当时的历史语境，发现他“激进”的不得不为、当然，还有“不得不为”的“激进”所产生的另外的问题。因对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过度紧密的反感，人们会想当然得厌倦十七年文学，但是，如果把十七年文学中的左翼实践和时代的社会主义目标结合来看，可以发现时代的“反现代的现代性”(汪晖)。而被文学史、文化史和思想史指认为“激情与浪漫”的1980年代，今天看来很大程度上是知识精英自我想象的“燃情岁月”，而1980年代包含的历史复杂性、在多重纬度上对中国未来走向的想象，始终伴随着当时国家意识形态的规约、及其对规约的反抗与突围。又比如，1980年代的“纯文学”、“让文学回到自身”所暗含的“非文学”的诉求，对突破当时的政治规约具有革命性的意义，但“纯文学”在1990年代以后的写作中面对“现实”的虚弱又产生了新的问题。包括今天新世纪文学中的“底层写作”和当下中国现实的关系，何谓底层?底层如何发言?谁有权力代表底层?这一系列问题的背后都暗含了知识群体面对当下中国现实的思考及其面临的困境。或者说，任何文学现象都是时代的“镜子”，而在文学中读到的“历史”与“现实”或可留下比历史书写更为真实、丰富的细节。当然，构建文学史的知识谱系，也必须关注不同时代的作家之间的传承，在前辈作家与后代作家构成的书写传统中，如何突破“影响的焦虑”、赋予传统新质成为文学持续创新的重要动力。比如，在20世纪文学的乡土书写中，大概有三种不同的传统，一是鲁迅开创的启蒙主义的乡土书写，以现代知识者的目光审视乡土，重在社会批判与文化批判;二是以三十年代的沈从文为典型的审美的乡土书写，通由对故土湘西的审美想象，寄寓重铸民族灵魂的热望;三是四十年代进行政治化的农村书写的赵树理，以乡土在革命中的变迁演绎乡村与政治错综复杂的关系，为新的政权进行合法化叙述。这三种不同的乡土书写在此后的文学史中都有回声与对话，如高晓声之于鲁迅、汪曾祺、沈从文的师承、柳青、周立波等的农村书写与赵树理构成的颇有意味的对话关系。又比如，在女性书写的谱系中，从张爱玲的“传奇”到王安忆的上海故事，“海派”文学一脉相传，而萧红对东北大地的歌苦与今日迟子建温暖、日常的叙事演绎了女性写作中沉静、温婉而在内里又孕育着力量的一脉。当然，同时代作家之间也会形成一个大的文学场，而把他们放入这个大的文学场域中可以看到不同个体的文学书写提供的经验与存在的问题，比如同为先锋作家，马原的叙事圈套、余华的暴力演绎、格非的断裂叙事、苏童的家族传奇、孙甘露的语言游戏等，都构成了“先锋”的不同面相，而他们转向后的写作，也对中国当代文学产生了持续而深远的影响。总之，在现当代文学的教学中有意识得梳理文学现象的知识谱系，一方面可以帮助学生建立他们完善的文学史谱系、作家谱系，另一方面，这种史学素养的形成，有助于他们增进历史的理解力和对历史的同情。从阅读“经典”的文学作品开始，发现文学的魅力、重获阅读的乐趣;从建构文学史的知识谱系开始，厘清文学现象的历史脉络、了解文学书写中中国经验的演变;从关注当下文学创作开始，洞见纷繁复杂的现实、丰富个体的生命经验。

作者：吴雪丽单位：西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