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关键词：生活方式；社会转型；社会焦虑

论文摘要：社会焦虑是我国社会转型时期一个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生活方式作为社会理论的一个重要范畴，以其独特的理论魅力和建构功能，为我们解释社会焦虑问题提供了理论指导，而其固有的范式又为我们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提供了有力支撑。

在我国社会转型的进程中，常伴随着社会诸多方面变革的社会事实，这些社会事实一方面孕育了具有现代性特质的价值因素，促成了现代性社会的渐进生成；但另一方面也产生了一些影响并解构现代性社会生成的不和谐因子，社会焦虑便是其中之一。社会焦虑不仅给转型时期人们的生活带来了烦恼，而且也给正在进行的和谐社会建设带去了尴尬。不断向前发展的社会建制，提醒着人们必须对焦虑的社会事实进行关注并诉求适时的理论来解释，进而从中找到解决问题的理路和办法，以此减少转型时期的社会动荡。

一、社会焦虑的一般性分析

1.“精英症”及其焦虑的社会事实。2004年均瑶集团总裁王均瑶英年早逝；爱立信中国区负责人杨迈猝死在跑步机上；2005年初中国社科院学者萧亮中，猝死时年仅32岁；2005年4月10日著名画家陈逸飞又“突然”的离我们而去。像这样的事例最近这几年屡见不鲜，他们大多数人是企业家、学者、艺术家等知名人士，他们是成功的象征、社会的中坚。从群体分析来看，他们是社会中的精英群体（社会地位比较高，受教育程度高的人群，某种意义说都可以列入其中），可是，现在他们中的一些人却病了，过劳死、亚健康、心力衰竭、心理危机、抑郁、焦虑困扰着他们的生活，由此成了“精英症”患者，面临着精神与身体的双重危机。[1]越来越多的研究报告显示，这类群体的健康状况越来越不容乐观。从阶层理论来看，在我们这样一个有着浓厚精英文化氛围的国度里，他们的能量和影响力是其他社会阶层所不可比的，他们的示范作用是不可估量的，而问题的严重性在于他们中一些人却被焦虑的情绪所纠缠着，有的甚至以牺牲自己的生命为代价。

本文之所以关注精英群体并以“精英症”这一现象为切入点，来关注社会焦虑问题（社会焦虑是指在社会成员中普遍存在着的一种紧张的心理状态[2]），原因在于，一是引起人们对焦虑问题的高度重视和警觉。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对精英们关注更多的是“鲜花”和“掌声”，而对精英们焦虑等病症关注的却很少，在我们的意识里总以为焦虑更多地发生在弱势群体里，但就近几年的资料显示（如零点调查公司对415位北京“白领精英”的社会心理调查显示，心理疲劳程度在等级3及以上的人数比例达到了61.4％[3]），他们的生活状态却出现了问题，很多人长期在一种焦虑状态下进行生活和工作。二是精英们在整个社会评价系统所处的顶级地位。他们的角色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并牵动着整个社会的趋势走向。精英们尚且如此，其他群体的状况也不容乐观，来自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最新完成的一项调查（2134人参与）显示，焦虑已经成为现代人的一种生活常态——34.0％的受访者经常产生焦虑情绪，62.9％的人偶尔焦虑，只有0.8％的人表示从来没有焦虑过。[4]“郁闷”、“烦恼”已成为当今人们的口头禅，这也在进一步说明我们的生活状态已不再为我们所满意，生活已失去了往日的平静，进入了一种“焦虑”的生活状态。这种状态是“由于社会中的不确定因素而在民众中产生的压抑、烦躁、不满、非理性冲动、抑郁等紧张心理的集合，这一集合集聚到一定程度就会形成社会张力，最终以社会冲突或其他方式释放出来。”[5]一定意义上，焦虑的社会事实已经进入了我们的生活空间和思维世界。

2.社会焦虑及其研究成果。社会焦虑的发展一般分为两个阶段，一是部分焦虑阶段，二是普遍焦虑阶段。部分焦虑在任何社会都存在，因为社会总是变动不居，总有部分人会落在时代后面，从而感觉到紧张；普遍焦虑是指在社会转型期间，绝大多数群体都受到焦虑的困扰，形成了一定的社会张力（个人或集团之间几乎不能控制敌意或紧张局势），从而对社会稳定造成影响。[6]通过以上对我国焦虑的社会事实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的基本判断是我们的社会已经进入了普遍社会焦虑的状态，这种焦虑的状态正在影响着人们的社会生活，它或显性或隐性，或以激烈的方式或平缓的形式，侵蚀着我们内心的宁静。这种状态对于个人发展的伤害自不必多说，因它而引发的社会张力对于社会发展的负面影响是巨大的。当焦虑困扰着绝大多数群体时，人的主体性便无法彻底发挥，一个忽视或埋没人的主体性的社会无疑让人不悦。从社会控制角度来讲，它使社会的整合度降低，社会关系更加紧张，社会秩序失去控制，因而，容易导致人们集体性行为事件发生。

当社会处于部分焦虑时候，可能个人因素会多一些，而当社会进入普遍焦虑状态时候，社会因素就占据了主导。诚然，焦虑的产生既有其个人因素的作用，又有社会因素的制约。只有二者达到一定程度时，焦虑的状态才会出现。从社会焦虑问题的特殊性以及我国国情来看，从社会因素分析焦虑现象对问题的解释和解决会更有意义，换言之，当人们的焦虑状态达到普遍社会焦虑时，我们更应该从社会制度安排的角度，去看待这一带有结构性的社会问题。从这样维度来解释社会焦虑产生的原因，并在原因分析基础上找到解决问题的适时办法，无疑是正确的、必要的。从资料上来看，国内较早研究社会焦虑问题的吴忠民教授认为，“社会环境的急剧变化是社会焦虑出现的重要原因；对市场经济的不适应是社会焦虑产生的直接原因；社会安全网的缺乏加重了社会焦虑现象；国外的示范效应对于社会焦虑也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7]这些因素共同导致了我国社会焦虑的产生，在原因分析基础上他又提出解决当前我国社会焦虑的办法，如“尽可能地实现充分就业、大力推进社会保障的建设”，[8]也有学者提出“‘安全阀’、‘缓冲带’、‘代言人’”[9]等具体的措施。无疑，这些措施和方法都是积极的、适时的，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实践的深入，还会有更多行之有效的制度、政策不断推出。在本质上，一定问题的解决需要有一定的理论来指导，社会焦虑问题也不例外，我们应该在一定理论的指导和解释下，把社会焦虑降到能够让社会所承受的限度内，为和谐社会建设减少阻力，为人们享受改革开放的利益成果提供解释力量和平台框架。因此，本文就是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在寻求理论思路的指导下，转换研究视角，用生活方式理论去解释这一社会问题，并指导我们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

二、生活方式理论对社会焦虑的应然指导

在我国，有关生活方式理论的研究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生活方式是指人们在一定的社会条件制约下和价值观念的制导下所形成的满足自身生活需要的全部活动形式和行为特征。”[10]从使用范畴来说，生活方式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上包含“全部”生活活动，狭义上指日常生活及其个人生活行为的表征，但是当我们在谈论或使用生活方式这一概念时，二者是密不可分、互相渗透的，因而，往往是二者兼顾使用。近些年，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增长以及和谐社会的构建，生活方式理论的实践和发展有了强大的物质保障和契机，特别是伴随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深入研究，其理论来源和原理保证又有了进一步夯实。

社会焦虑作为我国社会转型时期的一个突出社会问题，自然有我国的一些特殊背景和实际情况，社会问题的根本解决要有适时的理论来指导，在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进程中，生活方式理论对于社会发展以及由发展而引发的社会问题为何有如此魅力和解释力？缘由有二。

一是生活方式理论来源于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特别是其历史唯物主义原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他们的多篇著作中多次使用过“生活方式”的概念，如马克思、思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等。[11]可以说，这些经典理论的表述方式和深刻的理性思维，为我们研究社会主义生活方式理论提供了理论基础，同时也使我们从中找到了生活方式的理论光芒和成长点。通过对马恩著作的经典解读，一方面丰富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成果，为马克思历史唯物社会理论体系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拓展空间；另一方面通过对经典的不断诠释、重构和创新，使生活方式理论的内涵及“生活”的能动性，在理论的指导下全然发挥。

二是生活方式本身的理论特性以及因特性而具备的建构功能。在我国，长期以来，我们在阐述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和社会理论时，在强调物质生产重要性的同时，恰恰忽视或丢掉了“生活”、“社会生活”、“生活的生产”、“为了生活的生产”，这样一些重要范畴和基本命题，结果是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论被解读成“经济决定论”、“生产本位论”的观点，完全用“生产”消解了“生活”，科学的历史发展观被解读成了“唯物化”、“见物不见人”，以及“遗忘生活”的历史发展观，并在发展实践中摆错了生产和生活、人和物的关系，造成了一系列不良的现实后果。[12]当然，这其中也使人们在价值观上更加功利化，出现了一些急于求成、以“物”为主的短期行为和思想。由于过分强调人的力量，使人们之间关系更加紧张，特别是在我国社会转型时期，社会中形成了巨大的社会张力（产生普遍社会焦虑的关键社会性因素），造成了人们之间无休止的竞争，攀比心理严重。

人类社会的全面发展说到底就是以人为本，为人的全面发展创造条件，但社会的全面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并不能自动地发生转化关系，其必不可缺的中介环节就是生活方式的全面性和丰富性，重新把“生活”作为社会理论的重要范畴既是“生活”能动性的体现，也是理性回归的必然结果，因此，生活方式在社会发展中的建构功能便会积极地发挥。发挥生活方式的建构功能，有助于把工具合理性和价值合理性、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统一起来，消除科学和市场的诸多“二律背反”的性质，实现人文生态的平衡。[13]生活方式强大的理论建构功能，能够实现物与人的完美平衡，使我们的社会理论在原有的基础上更具有柔韧性、伸缩性和平易性。只有反思，才能超越。生活方式理论本身所具有的特性能够为社会焦虑提供解释，而其固有的范式又为我们提供了寻找解释的方法。

三、生活方式对社会焦虑的现实评价

如果说生活方式理论本身的特性为处于转型时期社会焦虑的解释、解决提供了可能，那么社会焦虑原有的属性又使这种可能成为了必然。总体而言，社会焦虑的产生是由社会和个人双重因素所导致的，那么，我们一方面要求从社会层面对这一问题进行求解，另一方面也要从个人因素上寻找原因。生活方式恰好为社会焦虑的双重基因提供了切合点，能够为其提供智力支持和保障，它一面能够从社会建制方面找到理论的解释点，另一方面又能够从个人生活层面提供了一个趋于完美的考量。这样，我们不仅在“治本”上有了理论指导，而且在“治标”上也有了方法和技术的支撑。

从人类追求幸福的角度来看，焦虑的另一面就是生活质量的提高和幸福指数的增长，而这些恰恰是生活方式对人类幸福生活的终极关怀，可以说，发生在我们周遭的焦虑的社会事实，正在以一种非常深刻的方式重构着我们的生活样态，是“向左”还是“向右”，无论是对于处于焦虑其中的人们还是对正在追求幸福的人们，这都是值得关注的话题。为此，用生活方式理论去看待、解释社会焦虑，更一步加深和表达了以人为本的人文价值和社会治理理念，它无疑为我们看待社会焦虑提供了全新视角，为制度的制定和措施的实施提供了理论指导。生活方式理论毕竟是一个宏观的理念，具体而言，从本文所思考的问题意识出发，在对待社会焦虑问题上，生活方式理论可以在以下方面有所作为。

1.根据我们的现实国情，在国家层面上倡导和谐的生活方式。通过大众媒体的传播，在整个社会上形成生活方式意识并把这种意识带到日常的工作、学习、生活中，在此基础上形成一个和谐的、宽松的社会评价体系。打破僵硬化、功利化、物质化的评价体系，使人们在对待成功、理解生活上更注重文化层面的解读。在生活方式理论的指导下，建立切实可行的制度和措施，把政策的制定和关怀纳入生活方式视角，如建立社会解压机制（如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人性化的公共服务机构、社会公共的心理调节设施以及休闲娱乐制度）等。这样，在社会上通过“生活”的中介连带作用，不仅能够给人们的生活以愉悦和宽松，而且也能够带动我国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全面繁荣。

2.倡导回归社区，致力于社区建设和社区发展，在社区内培养和谐的人际关系。社区建设必将成为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一定意义上，和谐社会就是若干和谐社区的有机组合。因而，在社区内形成和谐的生活方式，越来越显得重要。现代人们对于社区的依赖越来越强烈了，社区本身所具有特性，使人们能够直接地参与更多的社会事务和活动，同时社区也为人们提供了形式多样的、直接及时的帮助和服务。社区的这些功能为解决社会焦虑问题提供了最佳场所，这是因为，社区的有益生活可以把容易导致焦虑的社会性因素和个人因素控制在更小的范围内，避免由于集体性的焦虑行为而导致社会成员的“集体冲动”事件的发生。在社区里，可以有针对性地开展一些咨询互助活动，如通过义工或专业人士对老年人、中年人、中小学生等不同群体开展一些心理预防和矫治活动；还可以开展一些重参与的、实践性强的社区文体活动，使生活在社区中的人们在互动中体验社区生活方式的乐趣。总之，社区既能为大众所认可、接受的生活方式提供试验场，又能为国家层面所提倡的和谐生活方式以指导和规范，因此，社区将成为构建并倡导和谐生活方式的最佳切入点。

3.和谐的生活方式孕育离不开和谐家庭的生成。家庭是社会的细胞，社会的根基，也是社区组成的基本单元。温馨和美的家庭对于每个人成长、成才、成功都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我们这样异质性很强的社会里，家庭应该成为家庭成员宁静避风的港湾，为家庭成员提供有别于其他社会组织的必要帮助。家庭成员之间的相互理解和慰藉对于焦虑心态的缓解是极其必要的，在家庭这样一个相对私秘的空间场域里，人们更容易体验生活百味，完善自我心性。相信家庭中的和谐生活方式，必将激发家庭成员的生活热情、积极向上的工作态度、平和的个体心态。其实，和谐生活方式的建构过程归根到底也就是现代人的生成过程。

总之，我们正处在一个越来越压抑、越来越焦虑的时代，但同时我们更处在一个更加觉醒、更加关怀自身生存境遇的年代，生活方式的理论魅力和建构功能为我们解释社会焦虑现象提供了一个崭新视野，让我们重视并积极地面对这一带有结构性的社会问题，并在理论创新和心灵体验中有所收获。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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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谢小亮.相比五年前47.8％的人“更焦虑了”[N].中国青年报,2006-1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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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王雅林.生活方式的理论魅力与学科建构——生活方式研究的过去与未来20年[J].江苏社会科学,200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