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王立华作者单位：义乌工商学院

义乌商人社会价值观的现状调查

文化水平限制了义乌商人的思维领域。通过对450名义乌商人的走访调查发现，义乌商人文化程度普遍偏低。初中及以下学历者达到76%，高中学历者达到19.5%，受过高等教育的仅占4.5%。在对人生价值观的调查问卷中，81%的人回答是“没有考虑过”，10%的人认为“这个问题不重要”。只有9%的人考虑过这个问题。受文化水平的限制，人生价值的问题并没有在义乌商人头脑中形成显性的认识。我们并不能因此得出，义乌商人没有社会价值观念或者说他们社会价值观淡漠的结论。事实上，义乌商人的社会价值观念表现得较为复杂。

1义乌商人有着较强的社会责任意识。在生意场中，他们非常注重信誉并且能够做到义利兼顾，体现了商人较强的社会责任感和服务意识；在缴纳政府各项税收的过程中，他们也从不拖欠和逃避，这些都表现出商人阶层良好的职业道德素质和信守承诺的行业作风；在面对真正需要帮助的群体，义乌商人能够慷慨伸出援助之手。在汶川地震的捐助中，义乌商人表现的尤为积极，在父母的带动下，很多小孩子捐出全部的零用钱。或许，在义乌商人的心目中，纳税和重信誉都是分内的事情，捐助也许只是出于人的善良本性。然而，这些无不体现出义乌商人的社会责任意识。

2然而，大多数义乌商人并没有形成清晰的社会价值观念。如果说社会责任意识出于人的良知和感性，那么社会价值观念则是理性提炼的结果。总体看来，义乌商人的价值观念还是处于家庭温饱型的个人价值观的范畴，对于人生的社会意义并没有更多的思考。所以，面对赚来的丰厚资产，他们又常表现出迷茫和困惑，不知道这些钱应该如何消费才更有意义。当问及对身后财产的处理问题，有94.5%的人选择留给子女；有0.6%的人选择裸捐；4.9%的人选择一部分捐献给社会，一部分留给子女。正是因为大多数义乌商人仍然局限于实现自我价值的圈子，所以，有些商人带着支票去场所；有些人大量购买奢侈品进行非理性的消费；有些人不停地投资赚钱，却不知道忙碌为哪般。只有让商人群体给自己一个合理的社会定位，才能使他们生活得有意义，在奋斗中更加充满活力。

义乌商人价值观的现状分析

义乌商人在社会价值观上的表现似乎很矛盾，一方面表现出诚信经营和乐善好施的社会责任意识；另一方面则表现出以自我价值实现为中心，没有明确的社会价值观念，致使其对财富的非理性消费以及人生价值的困惑。产生这种状况的原因在于：

1义乌商人的农民出身和较低的文化程度限制了他们的视野。四十岁以上的义乌商人，基本都是初中或者高中以下学历者。文化水平限制了他们的思维领域。除了考虑物质生活以外，对精神生活以及人生意义缺乏更多的思考。在他们看来，这种问题无关温饱，没有太大的意义。

2义乌财政税收比较富足以及社会中欺诈现象普遍，是商人们缺乏社会捐助的外在原因。义乌市政府的财政收入每年都高达五十几个亿，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公益事业的资金并不缺乏。所以，政府也不会对商人提出社会捐助的要求。另外，在调查中发现，义乌商人在商海实践中已经形成了较强的防范意识。受访中92%的人表示，对有确实有困难的人会伸出援助之手；但同时也表示，社会当中骗子太多，难辨真伪，绝不助长不劳而获的行为。也就是说，如果没有权威部门的倡导和呼吁，义乌商人不会轻易进行社会捐助活动。

3信仰和制度上的差异也是义乌商人缺乏社会捐献的原因。与信仰基督教和新教的人比，佛教徒对社会捐助相比较弱。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指出，天主教认为，忏悔、慈善是人获得救赎的手段；而新教主张，“加尔文宗的上帝不是要求他的信徒做出个别的善举，而是一辈子的善举，并要结成一个完整的体系。”新教还认为，对金钱的过度消费是一种罪，为了得到救赎，富人要把财富捐给他人和社会。如此说来，对新教和基督教的信仰，是西方富人乐于社会捐赠的一个原因。另外，西方国家的遗产税比较高，子女要想得到父辈的遗产要交很多的税收。富人把财产捐给社会设立慈善基金后，其子女会从基金会中拿钱比较容易。这也是富人热衷社会慈善和“裸捐”的重要原因。而义乌土著居民信仰佛教，佛教也主张施舍和善待弱者，但在人们的观念中，似乎对寺庙的捐助更能表现自己向善的决心和渴望获得佛祖保佑的虔诚态度。义乌商人对寺庙的捐助是比较积极的，各村子的功德碑记载着个人和家庭为建筑寺庙的捐助情况，少则几千多则几万甚至更多。可见，义乌商人敬神思想胜过敬人的思想。另外，我们国家并没有遗产税的制度，从制度层面没有对人们捐赠财产以外在压力。

4市场经济的引入，颠覆了过去人们对经商赚钱的鄙视态度。赚钱多少成了衡量一个人能力大小的标准，这就是市场经济对中国人思想观念的冲击。中国古代商人的地位低下，形成了士、农、工、商的等级秩序。古代商人是受社会歧视的，商人牟利行为遭到社会的否定。为了摆脱赚钱发财的负疚感以及赢得社会的认可，商人发财后会捐献巨资于各种公益、慈善事业。改革开放前，商业也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的东西遭到遏制。而如今的商人致富是一种荣耀，是个人能力和智慧的体现。义乌商人的社会地位极大提高，并受到人们的尊重和钦佩。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商人不必要通过捐助和慈善来获得社会地位，自然没有古代商人的捐助动力。人们对经商致富思想观念的转变，也是造成商人阶层缺少社会捐助积极性的重要原因。

积极引导义乌商人形成正确的社会价值观

针对义乌商人社会价值观的现状，义乌市政府应该了解他们的情况，并对他们进行积极地引导。中国商业史学会会长胡平曾提出，“重视商业伦理研究，建立商业精神支柱。现在是社会转换期，价值观念要加以引导。必须反对单纯赚钱，反对非法经营营利和道德关系一定要处理好。”提高商人的社会价值意识，并不是我们一定要效仿西方富人的“裸捐”行为。而是要通过多方的努力，帮助商人明确人生的社会意义，树立正确的社会价值观念。从而使他们在奋斗中不至于迷失方向，在消费过程中把非理性消费减少到最低限度。对此，义乌市政府应着手做好以下工作：

1通过义乌市商会、协会和派的工作，把社会价值理念渗透到商人群体中去。商会、协会是联系商人与政府工作的桥梁。义乌现有登记注册的经济类协会100余家，其中行业协会约70家、本地注册商会11家、异地商会20多家。政府要充分利用这些组织，通过聘请高校学者、商界精英、以及劳动模范到商会、行会中做报告，倡导商人阶层树立奉献社会的人生价值观和正确的财富观。要让商人明白，财富并不能带给人尊严和荣誉，只有为社会和需要帮助的人做奉献才能赢得人们的尊重。同样，派的作用也是不容忽视，义乌商人中加入中国民主建国会的比较多。义乌民主建国会支部要对其党员尤其是商人，进行社会责任意识教育，可以通过发起“献爱心，求和谐”或者“帮贫助困”的牵手活动，提高本党派在义乌的社会影响力和知名度。通过类似活动的开展，使商人投身到社会服务中来。

2政府通过表彰等形式弘扬和鼓励商人参与社会慈善事业。义乌市政府虽然财政富足，不需要商人的捐款捐助。但是“勤耕好学、刚正勇为、诚信包容”的义乌精神需要传承，中华民族团结友善、互帮互助和和谐共赢的精神需要传承。马克斯.韦伯提出的一个重要观点是，文化对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可以反过来讲，经济发展更需要文化的支撑。所以义乌经济的发展呼吁更加符合人性的文化。这种文化就是弘扬互助、友善与和谐的社会道德风尚。鼓励商人热衷于社会慈善事业，政府对从事捐助活动或者实施社会救助的商人，给予减免税收和精神上的表彰，使得良好的社会风气得以延续。

3倡导健康的社会消费观。义乌商人经济上比较富裕，对金钱的消费上自然千差万别。社会要倡导一种理性消费、有意义的消费观念。被称为“中国首善”的江苏黄埔再生资源利用有限公司的董事长陈光标曾经说过：“一个人活在世上能影响更多的人幸福和快乐，我认为这是有意义、有价值的人生。俗话说，吃饭是为了营养，喝水是为了止渴，如果钱留下来，我们应该回馈给社会那些需要用的人，有了财富不会使用，我认为是一种负担。在巨富中死去，是一种耻辱。”网络中流行这样一些话“如果你有多余的钱，不要去包养情人，去领养几个乡下孩子；如果你有多余的钱，去帮助一下困难中的老人”。这些话发人深省，我们可以对义乌商人讲：“如果你有多余的钱，请不要去，去赞助几个贫困孩子读书；如果你有多余的钱，不要买太多的奢侈品，为社会公益事业出一份力”。帮助别人是快乐的，同时自己的生活才更加有意义。当商人们体会到这种快乐的时候，人性中非理性的东西得到了荡涤，人再次回归纯真和善良。

4义乌市政府可以通过各种方式，组织商人群体到落后地区考察，引导和鼓励他们为落后地区的发展做点事情。中华民族是一个崇尚和谐的民族，从古至今，无论是社会还是家庭都主张“和为贵”。如今国际市场不景气，义乌经济的发展要瞄准国内市场，尤其是落后地区的市场。义乌商人可以通过对落后地区投资或利用当地的劳动力市场，促进落后地区经济发展。这不仅有助于带动当地经济的发展，而且有利于为义乌开拓国内市场。中国有句古话“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义乌经济发展起来之后，只有带动周边或落后地区经济的发展，这样才能形成良性的经济互动，否则义乌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就会受到影响。一个城市和国家的发展离不开文化的传承。中华民族是一个重伦理、讲道义的国家，中国一直奉行“己利利人，己达达人”的传统思想。在自己取得成功之后，始终不忘记那些落后弱小的发展中国家，并给予其极大的帮助，这样才使自己的路越走越宽。而与之相对的，则是美国、日本的赤字和欧洲债务危机。2012年，达沃斯论坛的主题是“重塑资本主义”，有人提出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责任问题。实践证明，资本主义国家只从自己的利益出发，而最终会走向穷途末路。国家是这样，一个地区或城市的发展同样是这个道理。义乌商人群体只有增强社会责任感，帮助、关心贫困人口生存状况，自身才能获得更好地发展。这不仅仅是一个道义上的问题，还是一个社会问题，更是一个经济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