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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农业文化遗产分析

发布时间:2012/7/5 11:23:03   阅读:

1中国生态农业发展的简要回顾

中国自古就有保护自然的优良传统,并在长期的农业实践中积累了朴素而丰富的经验[4]。然而把这种朴素的经验上升到科学和理论的高度,却是现代的事。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一些农业现代化的弊端开始显现,很多专家对农业生产只重视粮食生产、乱垦滥开的现象提出了批评,同时以马世骏院士为代表的学者指出,要以生态平衡、生态系统的概念与观点来指导农业的研究与实践。1981年,马世骏先生在全国农业生态工程学术讨论会上提出了“整体、协调、循环、再生”的生态工程建设原理[5]。1982年,叶谦吉教授在全国农业生态经济学术讨论会上发表“生态农业——我国农业的一次绿色革命”一文,正式提出了中国的“生态农业”这一术语[6]。随后,1982年至1986年的5个中央一号文件都强调根据我国人多地少底子薄的国情,提出农业要“走充分发挥我国传统农业技术优点的同时,广泛借助现代科学技术成果,走投资省、耗能低、效益高和有利于保护生态环境的道路”。在这些思想的指导下,一部分高等农业院校和科研单位以及一些县,开始了生态农业的探索[7]。在近10年的较大规模的试点后,1993年由农业部等7部委局组成了“全国生态农业县建设领导小组”,重点部署51个县开展县域生态农业建设,从其分布的区域和生态类型的代表性看,也是具有推广意义的[8]。这一时期,中国学者在广泛的生态农业实践中,总结出带有普遍性的经验,并把它上升到理性认识,初步形成了中国的生态农业理论。2003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回归农业,至2010年中国在新世纪连续出台了6个指导“三农”工作的中央“一号文件”,关注农村、关心农民、支持农业,其中4份“一号文件”均明确提出“要鼓励发展循环农业、生态农业”,“提高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中国生态农业在经历了约30年的发展后,积累了丰富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不断整合、深化和扬弃,进一步与农村发展、农民致富和农村城镇化相结合,农业产业化、农产品无公害化已经成为中国生态农业的重点趋向;农业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与生态补偿研究逐渐活跃起来,生态观光农业也成为了生态农业中新的亮点。但也应当看到,中国的生态农业发展进入一个瓶颈期[9]。首先,当前的生态农业还是以通过物质循环和能量多级利用追求产出为主,对农业的多种生态环境服务功能没有给予充分的重视;其次,以种植业为核心的基本格局对与包括工业、服务业在内的其他部门之间的联系重视不够,传统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缺乏市场化的引导、规模经营、专业化生产和品牌化推广,很难获取显著的经济收益;第三,理论研究落后于实践[10],往往只重视模式的物种结构搭配与组装,而不太重视模式结构组分之间适宜的比例参数、各个环节的关键配套技术;最后,农业管理标准化整体还处于较低水平,标准不完善、可操作性差,甚至出现矛盾的现象时有发生。

2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为新时期生态农业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中国是世界农业的重要起源地之一。长期以来,中国劳动人民在农业生产活动中,为了适应不同的自然条件,创造了至今仍有重要价值的农业技术与知识体系。这些灿烂的农业文化遗产不仅体现了中国的传统哲学思想,同时也对全球可持续农业产生积极影响[11]。在中国生态农业发展进入瓶颈期的时候,人们开始从农业发展的政策、模式及技术方面进行反思,重视对传统农业价值的挖掘,以期为现代高效生态农业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2005年,“青田稻鱼共生系统”被FAO列为首批GIAHS保护试点,标志着新时期农业文化遗产研究与保护实践探索的新起点。截止目前,全球共有16个GIAHS保护试点,其中4个保护试点在中国。除了青田稻鱼共生系统以外,还有云南红河稻作梯田系统、江西万年稻作文化系统、贵州从江侗乡稻鱼鸭系统。显然,与以往的基于考古研究和农史研究为重点的农业遗产相比,这里的农业文化遗产更强调人与环境共荣共存、可持续发展,蕴含着深厚的生态哲学理念、有效的农业种养殖技术以及丰富的可持续发展潜力,将为现代高效生态农业的发展提供理论基础、实践技术与平台建设。2012年3月13日,农业部正式发文将在全国范围内评选“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这一方面有助于联合国粮农组组织推动的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相衔接,促进农业功能拓展,更为重要的是,将极大地推动新形势下生态农业的发展和落实中共中央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与促进农村生态文明建设。农业文化遗产主要体现的是人类长期的生产、生活与大自然所达成的一种和谐与平衡农业,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不仅为现代高效生态农业的发展保留了杰出的农业景观,维持了可恢复的生态系统,传承了高价值的传统知识和文化活动,同时也保存了具有全球重要意义的农业生物多样性。首先,农业文化遗产不仅包括一般意义上的农业文化和知识技术,还包括那些历史悠久、结构合理的传统农业景观和系统,是一类典型的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体现了自然遗产、文化遗产、文化景观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综合特点。其次,农业文化遗产“不是关于过去的遗产,而是关乎人类未来的遗产”。农业文化遗产所包含的农业生物多样性及传统农业知识、技术和农业景观一旦消失,其独特的、具有重要意义的环境和文化效益也将随之永远消失。最后,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强调农业生态系统适应极端条件的可持续性,多功能服务维持社区居民生计安全的可持续性,传统文化维持社区和谐发展的可持续性[12]。因此,保护农业文化遗产不仅仅是保护一种传统,更重要的是为农业的可持续发展保留一种机遇。

3面向多功能的现代高效生态农业发展思考

中国农业具有较强的自然和社会经济地域性特征,几千年的农户发展形成了丰富多样、形形色色的农业区域,既表现了自然界的多样性,同时又为文化的多样性奠定了自然基础,赋予了农业更为广阔和丰富的内涵,促使生态农业的功能在现代社会向多样化方向发展。基于对中国生态农业发展及其特点的分析[13],我们认为,现代高效生态农业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农业多功能的拓展,而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基础上的文化功能和生态功能拓展为其中非常重要的方面。

3.1生产功能拓展与现代高效生态农业发展

保持人均粮食占有量及相应的农副产品产量是农业发展的首要目标。中国传统农业生产一直注重采取不同农业生产工艺流程间的横向耦合,如稻鱼共生、北方“四位一体”模式、南方猪沼果模式等都是生产多种产品,提高产品产量。针对一些小规模生产模式调查的实验证明,其净收入往往高于现代常规农业[14]。另一方面,在解决农业生产中的产品质量问题方面,中国传统农业文化遗产也蕴含着丰富的经验,在源头尽量降低化肥、农药、畜禽粪便等污染土壤和水的可能性,变污染负效益为资源正效益。但随市场经济发展,由于生产规模小、分散化程度高,生产方式和技术不能适应市场多样化要求等,小农经济与大市场间的矛盾日益突出,规模化和产业化成为生态农业生产功能的重要内容和发展趋势。

3.2生态功能拓展与现代高效生态农业发展

由于自然条件和人类活动的影响,农业文化遗产地多具有生态环境脆弱、民族文化丰富、经济发展落后等特点,促使农业不仅肩负生产发展的任务,还须在生产中保持与自然环境和谐相处,维护生态平衡。环境压力的胁迫促使人们通过在生态关系调整、系统结构功能整合等方面的微妙设计,利用各个组分的互利共生关系,提高资源利用效率[15],提高农作物的抗性和品质[16],控制农业有害生物[17],提高土壤肥力[18],并减少温室气体排放[19]。如稻鱼共生系统中,鱼类的活动搅动了土壤,同时杂草和浮游生物的呼吸作用减弱,从而减少了稻田CH4的排放量;鱼的排泄物中含有氮、磷等营养元素,减少了氮肥和磷肥的使用;对三化螟、纵卷虫、稻飞虱、稻叶蝉等害虫有较好的防治作用,减少了农药的使用。生态功能型农业发展的途径可以概括为3类:一是生态质量附加值产品开发,如优质有机农产品等。我国是传统的有机农业国家,生产绿色食品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加之我国区类众多,农产品种类多样,具有形成区域特色的有机食品生产的客观基础。二是休闲功能开发,如生态型观光休闲农业等。生态观光旅游是未来生态系统与社会、人文需求相结合的一个切入点,是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体现。中国是农业大国,农业自然资源丰富多彩,人文资源各具特色,具有较大的农业旅游业开发潜力。积极开发生态农业旅游,可促进我国高产、优质、高效农业和无污染绿色农业的发展,给农村增加就业渠道。三是生态补偿[20]。与其他生态系统服务一样,生态农业耕作方式下的农田生态系统的生态功能也存在外部性的特点,在以往的经济核算框架下这些成本或效益没有得到很好的体现,从而错误地低估了生态农业耕作方式的综合效益,可以通过生态补偿激励社会效益大的行为方式,实现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共赢[21]。

3.3文化功能拓展与现代高效生态农业发展

中国的农业文明在近万年的历史发展过程得到了延续[22]。当前任何区域的农产品都有一定的文化、历史、地理和人文背景与内涵,它们均富有区域特色和民族文化,合理利用这些资源能有效地发展地方经济,继承与传播文化遗产,对弘扬历史,增强民族自信心等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23]。中国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重视保护文化的多样性,对传统知识的传承以及提供教育、审美和休闲作用,为现代高效生态农业的文化产业发展提供了基础。文化功能型农业发展的途径可以概括为两类:一是文化休闲功能开发,如农业文化遗产地旅游等,为当地农业经济发展提供了新的增长点。作为一种新型的旅游资源,农业文化遗产具有活态性、复合性、动态性、脆弱性、原真性、独特性等特点。而农业文化遗产地除了农业文化遗产系统之外,还有其他诸如山水景观、民俗、歌舞、手工艺等资源,既有物质形态,也有非物质形态,共同组合成丰富的旅游资源,受到了很多旅游者的青睐。但同时文化遗产地的旅游开发是一把双刃剑。遗产地文化传承中存在工具理性、传统与现代的背离、文化传承的代际失衡等问题。因此,要推进遗产地旅游开发中文化传承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融合,使遗产地文化得以正常传承和发展[24]。二是文化附加值产品开发,把农产品和地域文化、地理和历史实现有效的嫁接,通过“科学商标”、“历史商标”、“人文商标”、“地域商标”和“文化商标”等赋予农产品丰富的文化内涵,能够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例如,“孔府家酒”、“曹雪芹”、“茅台酒”、“北京烤鸭”、“莱阳梨”、“道口烧鸡”和“岐山哨子面”等,不仅在地方经济发展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而且对实施生态农业产业化具有重要价值。

4小结

中国的生态农业植根于中国的文化传统和长期的实践经验,传承了故有的系统、协调、循环、再生的思想,因地制宜地发展了许多宝贵的模式和经验,值得认真保护发扬和借鉴。那些存在了上千年的农业文化,其中必有其合理的内核,值得认真挖掘、保护、研究和提高。以活态性为重要特点的农业文化遗产的挖掘与保护,为新时期现代高效生态农业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通过农业文化遗产价值的挖掘和农业多功能的拓展,将为生态农业发展提供新的思路。温家宝总理指出:“现代化的农业应该是高效的生态农业”。只要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融合传统精髓与新技术,不断创造和提高,中国的农业就能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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