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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发展西方经济学论文

发布时间:2015/2/14 8:38:15   阅读:

一坚持一分为二地看待西方经济学

在我的学术生涯中,我一贯坚持以一分为二的治学态度,看待和运用西方经济学与发展经济学研究,并思考中国的经济发展问题。西方经济学特别是当代西方经济学,是高度发达市场经济的产物,体现着西方经济学家对高度发达市场经济的种种问题的观察、研究并由此而作出的总结。1978年后,中国开始了逐步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如何借鉴西方经济学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必须解决的问题。面对国内一些对西方经济学囫囵吞枣、不加辨别盲目照搬,甚至极度崇拜的现象,我认为应该正确看待西方经济学、合理运用西方经济学。1995年,我在《经济学动态》第4期发表《准确地理解西方经济学正确地运用西方经济学》一文,指出:我国国情无论从历史或现状看都与西方国家有很大差异,在学习和引进西方经济学时,必须做到鉴别取舍,避免片面理解和盲目照搬。西方经济学中的各种学说、理论,是应经济情况的变化和经济思潮的起伏而出现的,它们或更替,或消长,或属于一时性的对策,或较持久而又有变化,众说纷纭,真伪杂存。我们在引进西方经济学时,应当准确完整地理解,在运用时应当结合实际。随后不久,结合中国改革开放的具体实际,再次发表论文《怎样对待西方经济学》,该文从四个方面剖析了西方经济学及其在中国的研究现状:一是应当理解、研究西方经济学。当代西方经济学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的理论总结,熟悉西方经济学可以对西方国家的经济运行和活动方式从感性认识提高到理性认识,便于了解国际市场的规律、规章、惯例和内情,在交易往来中,做到知己知彼争取主动。二是应当看清西方经济学的意识形态性。西方经济学特别是当代西方经济学中大部分理论属于资产阶级思想意识范畴,西方经济学家对于视为异己的理论从来都是旗帜鲜明地加以反对或轻蔑地不屑一顾的,而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授予更是突出地反映了西方世界意识形态的偏好。三是应当肯定多年来了解、研究西方经济学的成果。这些成果虽然不是很大,还不很成熟,有些观点还值得商榷,但是他们(指中青年学者)既非对西方经济学顶礼膜拜,更非对社会主义有意攻击。对他们努力钻研、积极思考的精神和取得的初步成果,应当肯定和支持,要帮助他们克服缺点,引导他们继续进行探讨”。四是应当准确地理解西方经济学,正确地运用西方经济学。西方经济学的新理论在不断出现,不作及时而全面的了解,就会不明是非。我认为,必须结合中国的具体国情和经济特点来吸收、借鉴西方经济学。西方经济学提出了不少反映现代社会大生产过程各个环节的理论和研究方法,其中不乏合理的、有益的成分,可以为我们有鉴别地加以利用,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服务,但西方经济学是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产物,它不同于中国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必须对此严格区别。常常有学生对西方经济学某些理论存有疑惑,对这些理论背后的意识形态把握不清,因此,我常常对学生讲:“西方经济学有合理借鉴之处,但不能盲目照搬”,并不是每个理论都适用于中国,必须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学习西方经济学既可以帮助我们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便于我们对国际经济形势的变化有充分的了解,掌握应变技巧。对于国内经济学界在引进西方经济学所作的各种努力,我们应当给予充分肯定。我认为,我国经济学界对了解西方经济学已作出了很大努力,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不能无视西方经济学含有的价值标准,同时,要注意我国经济社会的特点,准确地理解并正确地应用西方经济学。

二逐步根据中国实践完善发展经济学

发展经济学被引进到中国与中国的改革开放基本是同步的,中国经济发展实践中日益涌现的新问题加深了人们对西方发展经济学理论的思索。虽然发展经济学研究的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问题,但最初主要是由发达国家的经济学家创立起来的,这些经济学家受西方正统经济学的影响,常常把研究发达国家的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运用于分析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这使发展经济学存在着内在的缺陷和不足。首先,西方发展经济学若明若暗地显现出殖民经济学的痕迹。一些西方发展经济学家在其所写的论著中,或者比较明显地,或者比较隐晦地粉饰发展中国家继续处于不平等地位和受到不公正待遇的情况,为旧的国际经济秩序进行辩护,如淡化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波动幅度大且长期趋于恶化的趋势,等等。其次,西方发展经济学受到新古典主义的强大影响,而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是有其内在缺陷的。如新古典主义渐进的、和谐的发展观不仅在理论上存在缺陷,而且与发展中国家的实际也不相符合。再次,西方发展经济学家往往以发达国家往昔的经验来规范发展中国家的现实选择,从而使他们的一些主张与发展中国家的实际凿枘不入。因此,在大量介绍国外发展经济学理论的基础上,正确认识发展经济学、用发展经济学有价值的理论观点指导中国的改革实践,一直都是我追求的目标。为了避免发展经济学在理论上的混沌和在政策建议上误导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我先后发表《发展经济学的两面观》、《论发展经济学的发展》、《怎样认识发展经济学》等论文,剖析了发达国家发展初期的经济发展思想与当代发展经济学的关系,对发展经济学三个阶段的理论特色和弊端进行了比较和总结,同时,也就发展经济学这门学科的“存或亡”议题作出理论解答,对发展经济学的两面性做了比较客观的评价。一方面,发展经济学对我国的经济发展具有适用性和贴切性,贯穿于发展理论中的几种不同思路均具有可借鉴的价值。比如,结构主义重视发展中国家经济结构的特殊性,激进主义对穷国和富国之间不平等地位和利益冲突的描述,新古典主义强调对外开放、人力资源开发等。另一方面,发展经济学具有与西方经济学一样的庸俗性,具有明显的殖民经济学痕迹,而新古典主义所谓自由的市场—价格机制与发展中国家的现实存在很大距离,就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情况而言,自由的市场—价格机制并没有把增长的利益扩散到广大贫困群体,而发展中国家往往成为国际自由贸易的受害者。我认为,发展经济学是当代西方经济学的一个新兴分支,但它又与其他分支不同,是以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为主要研究对象,因此应当对发展经济学坚持两面观,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这样才能启发并完善对经济发展问题的思考。事实上,亚洲金融危机、“华盛顿共识”的失败以及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就印证了我的部分观点。

三以可持续发展观探讨

中国经济发展问题可持续发展观强调发展进程要有持久性、连续性,是把节约资源作为基本国策,保护生态环境,促进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的可持续发展。我一直比较关注可持续发展问题的研究,并把它视为发展经济学的一种新的发展思想和战略。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可持续增长研究是人类认真总结自己的历史进程,着眼于防止生态环境的恶化和不可再生资源的耗竭,要求实现当前与未来之间的资源优化配置的结果。这不仅对于发达国家,而且对于人口、资源与环境问题严重的发展中国家有更加重要的意义。为了更清楚地认识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我对可持续发展研究与新古典主义思路进行了比较分析:较之新古典主义思路,可持续发展研究所考虑的资源最佳配置是长期而非短期的。这超出了单纯的经济分析,还涉及社会观点、伦理、制度安排等非经济因素。1983年,我发表了《正确处理经济增长和人口、资源与环境的关系,为实现新的发展战略目标而奋斗》一文。该文认为,在制定经济计划时,要把生产、人口、资源和环境四个因素作统一的考虑,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控制人口增长,注意资源节约,并做好环境保护。正确的经济计划,必须按照经济增长、人口变动、资源利用和环境保护这四个影响全面经济发展的基本因素,作出正确、合理的考虑。可利用的资源会成为经济发展的约束条件,这是不可辩驳的客观事实,我国生产结构的不合理与生产技术的落后,是造成资源和能源严重浪费的首要原因,要实现经济增长、人口、资源和环境诸因素的完美协调发展,除了控制人口增长之外,节约资源和能源并保护好生态环境是基本战略和国策。这些研究成为国内文献资料中有关节约型社会建设的较早著述。改革开放初期,人们常常不加区分地混同使用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这两个概念,无视它们内在的本质差异,从而出现经济战略上的误导或误用。1982年,我在《武汉大学学报》(社会学科版)第3期发表《从资产阶级经济思想史看经济发展理论的源流》一文,区分了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两者之间的差异:经济增长意味着国民经济有更多的产出,而经济发展不仅意味着产出的增加,还意味着随着产出数量增加,而出现的产出与投入的结构上的变化以及一般经济条件的变化。换言之,经济增长的意义比较狭窄,是纯粹意义的生产增长,而经济发展的意义较广,包括经济结构、甚至某些制度上的进步。但是,促成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是经济增长。20世纪90年代后,我再次撰文强调“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是完全不同的概念”。“经济增长是指国民生产总值的增加,而经济发展指随着经济增长而产生的社会经济多方面的变化。这些变化包括产业结构的变化,人民生活和分配状况的变换,卫生健康状况的变化,文化教育状况的变化,以及生态环境的变化……决不能把经济增长等同于经济发展战略,或者把经济战略简单化为经济增长指标。”快速的经济增长使我国的国民经济生活质量总体上出现了很大的提升,但建立在对资源掠夺和环境破坏基础上的高速经济增长和粗放型的增长方式,是违背科学的可持续发展观的,这样的增长速度和增长方式是我坚决反对的。我认为,为了迅速改变落后面貌,发展国民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实现共同富裕,我国需要保持高经济增长速度,但增长速度必须合理,不能超过实际经济状况的承受力,不能置一些重要约束条件不顾。合理的增长速度有两重含义:其一,增长速度是适合国情并能保证发展目标顺利实现的适宜速度。其二,增长速度应当保持稳定,而不是断断续续,大起大落。适度的增长既不造成过热或过紧的经济运行环境,能够使资源和生产潜力得到充分有效的利用,保持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并能达到长远的和整体的社会福利最大化。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过程中,必须吸取教训,防止经济增长速度过高过快,防止经济增长速度大起大落。可持续的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实现统筹兼顾,把满足全体国民的全面需求和促进每个公民的全面发展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1995年,面对改革开放10多年来所取得的显著成就,我观察到改革中暴露出深层次的、需要引起长期关注的两个突出问题:收入分配问题和生态环境问题。这两个问题正是当代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所在。在1996年发表于《经济评论》第5期的一篇文章中,我论证了这两个问题的重要性,特别是收入分配问题。我认为,中国的社会发展目标是共同富裕,决不能以牺牲公平分配为代价去追求高增长速度。分配不公的状况不能旷日持久,更不能继续恶化,也不必像西方国家那样走倒U型的轨迹。应当在高速增长中采取适当的分配政策,以既保持合理的增长速度,又保证合理的分配。为了实现国民经济的健康稳定发展,我建议,第一,保持工农业适当地平衡发展,在工业比重不断上升、农业比重不断下降的情况下,仍然高度重视农业。第二,既要保持大企业的发展,也不忽视中小企业的发展。第三,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实现人力资本的均等分配,普及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建立基本的医疗保健制度。第四,确立并不断健全促成合理再分配的税收制度。事实上,当前国民经济中的核心工作之一,就是农业发展问题、农村社会进步问题和农民收入水平提高问题,是发展基础教育和建立城乡一体的医疗保健制度问题,是保障低收入阶层安居乐业的问题。

四关注社会最底层民众疾苦

在我的文章《经济快速增长与“丰裕中贫困”》、《开发人力资本构建社会资本———解决农民贫困、农村落后问题的必由之路》、《扩大需求重在何处》、《从三个基本点深入认识科学发展观》、《发展中国家农业问题的两种理论与中国现实的再思考》中,弱势群体、贫困、农民工和“三农”等是出现频率最多的词汇。当中国整体国民经济日益富足起来,告别物资短缺走向丰裕时,我注意到我国存在的“丰裕中贫困”问题。在改革开放方针的指引下,我国在短短十年中,从广大人民生计看,确确实实已由物资稀缺转变为丰裕,但与此同时,也出现了表现为需求不足、相对贫困与绝对贫困的存在,显性失业和隐性失业较严重以及生态环境恶化的现象。如果借用凯恩斯的概念,可以说,我国经济现状也确确实实发生了“丰裕中贫困”。这种贫困虽然在表象上与凯恩斯所讲的“丰裕中的贫困”相似,但在本质上却完全不同:在经济高速增长、财富迅速积累的同时,不仅存在有效需求不足和显性失业,有大量的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者,而且还存在发展中国家特有的经济结构失衡,相对贫困程度不断上升,贫富差距继续扩大等,而农民恰恰是这种贫困的主要群体。我认为“丰裕中贫困”的首要问题是农业问题,是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开辟通畅渠道转移的问题,如何弥补因“入世”而造成农业的重大经济损失,如何彻底解决农民沉重负担、如何提高广大农民的收入、如何基本改变农村经济的凋敝落后的面貌,是需要举国上下全力以赴求得解决的问题。为此,我的观点和建议是:中国扩大内需的途径,不仅是强调刺激消费需求,而且应当把目光转向投资需求,民间投资很重要。在民间投资受到种种限制的情况下,政府需要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来兴办公共工程和基础设施,但是必须同时依靠稳健的货币政策防止出现通货膨胀等。研究消除“丰裕中贫困”的发展战略,是我在发展经济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理论课题。丰裕社会中最贫困的群体是农民,为了解决农民贫困、农村落后面貌,我认为,不仅要大力开发农民的人力资本,更重要的是要为农民构建社会资本,通过人力资源开发把农民工固有的天赋智力和体力形成价值创造能力更高的人力资本,这是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必要条件,但还需要一个条件,那就是,为农民工提供社会资本。广大农民工凭着青壮年的体力和尚未得到启迪的智慧离乡进城,干着粗放的、低级的、繁重的、附加价值不高的劳动,只能赚得微薄的工资,难以改变自己和家庭的贫困状况。随着岁月流失,年龄老大,劳动能力逐渐下降,他们只能沉淀在城市生活的底层,或者带着老病之躯回到家乡,勉强作一些力所能及的田间劳动,成为农村剩余劳动力中最脆弱的群体。对于那些生活在城市边缘的农民工的生活状况,我们也应当重点关注,进城务工的农民,虽然一时有工可做,但很不稳定,随时有失业的风险,医疗卫生毫无保障,加上户籍制度的种种限制,农民工及其配偶和子女在城市中都得不到与城市市民平等的待遇,他们不能融入社区生活。我认为,农民工的这种生存状况是社会资本严重供给不足的表现,因此,要改变这一规模巨大的群体的生存状态,解决农民贫困、农村落后问题,必须为农民工开发人力资本,构建农民工的社会资本。缩小城乡差距、发展农业是中国经济发展中的根本之根本,也是实现中国梦的必然之路。我曾先后发表多篇论文,如《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现实》、《西方发展经济学对农业重要性的再认识及借鉴意义》、《十年来我国对发展经济学的研究和应用》、《从发展经济学看我国农业问题》等,从不同侧面论证了农业的重要但依然薄弱的特征,同时在各类教学、座谈、会议中,我也依然强调农业问题的重要性。最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缓慢、人口爆炸、失业和就业不足、收入分配不均、绝对贫困等问题,都是和农业不发达有联系的。持久的普遍的贫困是低收入国家农业地区的常见现象。如果置农业于不顾,收入分配不均的情况也会加重,因此,只有发展农业,提高农业收入,才能从一个方面改善分配不均的状况。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发展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是也有些长期存在的问题,比如惯有的重工轻农思想、农业政策的不协调性和不连续性等。面对这些长期未能足够解决的问题,我借鉴了西方发展经济学家关于农业重要性的一些新认识和新思维,综合中国国情和现实,对振兴与发展我国农业提出了一些原则与政策建议:在国民经济发展战略选择中牢固树立农业是国民经济基础的思想,充分认识农业在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建设发展过程中的战略地位和关键作用;对农产品实行正确的价格政策,大力发展农村教育和农业科技,重视对农业的投入,进行必要的农业金融改革;积极而有秩序地引导农业剩余劳动力从农村转移出去等。相隔多年后,我发现,尽管经过政策上的一再调整和各方面的种种努力,农业中的问题部分地得到了解决,但是诸如农村剩余劳动力等问题依然存在,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迁移到城市,为城市与工业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廉价劳动力,但也造成城市失业问题的加重、城市资源供给短缺等社会问题。针对这些矛盾,我认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流动这股洪潮,只能疏导,不可阻挡。把农民拒于城镇之外,从经济上看,既不利于农村,也不利于城市,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是不明智的举措。同时,还要努力提高农民收入,减轻农民的负担,预防农业外来风险,保护并发扬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停滞和徘徊现象,其直接原因,从深层次上看,它们反映了在我国发展理论上依旧存在着重工轻农的思想。

五、总结

2014年,我已经95岁高龄了,但我仍然关注着经济学的教学及其新进展,时常教导学生:一定要科学严谨地做学问,要立足于中国实际,为中国的经济发展、人们生活富裕作出贡献;一定要踏踏实实地、本分、谦虚地做人,取得了一点成绩不能骄傲,要看到自己的不足和存在的盲区;一定要认真努力地做好本职工作,中国的经济问题很多也很复杂,需要几代人的努力和付出。这三条人生准则既是我对后辈学人的期望,也是我以德育人的治学思想。

作者:谭崇台单位: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名誉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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