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持续发展论文
可持续发展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经济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论文,可持续发展战略
一、前言
十七大报告指出：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性，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
这里讲的可持续性问题指的是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的矛盾。坚持可持续发展，解决好我国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的矛盾，将是贯穿我国现代化进程始终的要求。
二、影响可持续发展的现实问题
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长期以来不注意对环境进行保护。从人类赖以生存的三要素：水、土地和大气的现状来看，我觉得我们在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紧迫性问题上的认识远远不足。
1.水资源现状
处于北方的人们近几年对气候的感受突出了两个字：干旱。2014年华北地区及内蒙古地区基本没有有效降水。这样的现实不能不引发我们对水资源现状的深度思考。
中国目前有16个省（区、市）人均水资源量（不包括过境水）低于严重缺水线，有6个省、区（宁夏、河北、山东、河南、山西、江苏）人均水资源量低于500立方米。中国水资源总量并不算多，排在世界第6位，而人均占有量更少，2240立方米，在世界银行统计的153个国家中排在第88位。中国水资源地区分布也很不平衡，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国土面积只占全国的36.5%，其水资源量占全国的81%；其以北地区，国土面积占全国的63.5%，其水资源量仅占全国的19%。
人人都明白，水是生命之源，没有了水就没有了生命，更何从谈起发展经济。道理都懂，可是在水资源保护方面，种种迹象表明我们对可持续发展的紧迫性认识不足。
无休止的开山活动。为了满足可怜的局部利益，我们对大山进行着惨绝人寰的掠夺，大山已被剥落的面目全非。我们都知道，每一座山都是一个天然的大型水库，它的土壤和植被在每次降雨来临时会细心地将每一滴雨水储存下来，然后在山脚处再汇集成涓涓细流，各处的涓涓细流再汇集成大江、小河，日夜奔流不息地为我们人类提供赖以生存的生命之水。试想，如果大山被毁掉了，我们的水资源还会存在吗？
对地下水的疯狂采掘。农业一直是用水大户，可是我们对节水灌溉的投入严重不足，农业灌溉基本还是传统的漫灌法，这就导致地下水位急剧下降。农业大省河北省主产粮区华北平原上用于灌溉的机井深度已达到200-300米深，试想，如果水位持续下降会发生什么后果。
污水处理投入严重不足加上公众的节水意识仍很淡薄，这些都说明全社会对这一问题的紧迫性没有足够的认识。
2.土地资源现状
钢筋、水泥和沥青对土地的侵占是有目共睹的。这里需要明确的是，不仅对山的破坏有损于水资源，对土地的过度开垦同样会破坏水源的形成。千万条小河断流，成千上万座中、小型水库见底，完全是由于我们对土地的无休止地开垦，对原生植被肆意地破坏造成的。本来土地上面应有树林、灌木、草地和庄稼，可我们却不惜一切代价，恨不得给每寸土地都穿上钢筋、水泥和沥青织就的外衣，使得万物不得生长，于是我们发现社会越来越发达，而生活必需品也越来越昂贵。
现实条件下，缺乏规划或规划不到位，以及对土地资源的保护力度不够，使得肆意侵占、破坏土地资源的现象屡有发生。
土地也有生命，更需要休养生息。
3.大气污染问题
近年来，环境空气污染越来越成为公众关心的焦点问题之一。特别是2013年以来，我国中东部地区先后遭遇多次大范围持续性雾霾天气，其影响范围、持续时间、雾霾强度均为历史少见。于是，我们发现进医院看呼吸道疾病的人越来越多。大气污染已经到了几近让人窒息的地步，太阳也暗淡无光。在这样的环境里生活，人的心情整天会处于烦闷状态。
大气污染除了对人体构成直接伤害外，还对工农业生产和气候产生不利影响。
大气中的酸性污染物和二氧化硫、二氧化氮等，对工业材料、设备和建筑设施的腐蚀；二是飘尘增多给精密仪器、设备的生产、安装调试和使用带来的不利影响。
大气污染产生的酸雨可以直接影响植物的正常生长，又可以通过渗入土壤及进入水体，引起土壤和水体酸化、有毒成分溶出，从而对动植物和水生生物产生毒害。严重的酸雨会使森林衰亡和鱼类绝迹。
大气污染造成的颗粒物增多使大气能见度降低，减少到达地面的太阳光辐射量。尤其是在大工业城市中，在烟雾不散的情况下，日光比正常情况减少40%。高层大气中的氮氧化物、碳氢化合物和氟氯烃类等污染物使臭氧大量分解，引发“臭氧洞”。
现如今，洁净的空气和蓝天白云对我们来说成为了一种奢侈品，使得经济发展的意义在人们的心里大打折扣。
三、问题的认识和结语
从以上对水源、土地和空气 ——人类赖以生存的三要素的现状分析，我们不难形成这样一个共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问题的紧迫性必须引起我们足够的关注。
可持续发展论文范文第2篇
党的十七大指出，“科学发展观，是对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准确把握、深刻理解和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是我们在新的发展阶段继续全面小康建设、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
一、科学发展观的孕育形成
（一）党的三代领导核心关于发展观的实践探索与理论创新
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一贯主张和要求。早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就指出：“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进行经济建设、增加人民群众的物质福利，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的根本目标追求。在他看来，我们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从根本上来说，都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我们党所制定的一切路线、方针和政策，归根到底也是为了解放生产力，为了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建国以后，党和从中国国情出发，艰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总揽全局，统筹兼顾，提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两条腿走路”、“综合平衡”等方针，致力于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若干重大关系，努力追求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目标。在开展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同时，提出了经济体制改革、民主政治建设和科学文化建设的任务。在《论十大关系》的报告中，精辟论述了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等一系列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的重大关系。党的对于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作了正确判断，指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与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所有这些，对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起到了积极的指导作用。后来，由于我们对于国内形势判断失误，在国内主要矛盾问题上的认识发生逆转，走入“以阶段斗争为纲”的理论与实践误区，使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遭受了严重挫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深刻总结我们党和国家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的经验教训，恢复和重新确立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把党和国家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紧紧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主题进行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创立了邓小平理论，制定和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开创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强调发展是硬道理，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抓住机遇加快发展；强调要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强调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要坚持走改革开放的强国之路；强调坚持“三个有利于”标准，在实践中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强调加强党的建设，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开辟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宽广道路，我们的生产力迅速发展，综合国力不断增强，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高举邓小平理论理论伟大旗帜，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科学论述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要正确认识和处理的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的若干重大现实问题，提出了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重要思想，制定了科教兴国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西部大开发战略以及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和举措，在国际形势风云变幻、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波澜壮阔的历史条件下，取得了经济发展、政治稳定、文化繁荣、人民生活总体小康、综合国力大大增强、国际地位空前提高的巨大成就。
（二）科学发展观是对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党的十六大以来，党中央继承和发展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从新世纪新阶段的实际出发，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根据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总结改革发展的新的实践经验，汲取人类关于发展的有益成果，努力把握发展的客观规律，着眼于丰富发展内涵、创新发展观念、开拓发展思路、破解发展难题，继续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不断进行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提出要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促进经济社会与人的全面发展。科学发展观是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的继承、运用和丰富、发展，是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体系。
二、科学发展观的思想内涵
党的十七大指出，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这是在党的代表大会上第一次对科学发展观的思想内涵进行全面而准确的阐述。
（一）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
发展对于全面落实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决定性意义，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始终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要牢牢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发展必须是科学发展，要坚持以人为本，转变发展观念、创新发展方式、提高发展质量，落实“五个统筹”，把经济社会发展切实转入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轨道。强调科学发展，是我们党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同时也面临诸多矛盾和问题的形势下，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而提出的新的更高的要求。
（二）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
以人为本的“人”是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以人为本的“本”是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离开了以人为本，发展便失去了意义。我们党的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党的一切奋斗和工作都是为了造福人民，要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坚持以人为本，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谋发展促发展的根本价值取向，是我们考虑问题制定政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检验发展是不是科学，衡量发展有无成效和成效大小的最高标准，是解决发展中的一切问题的根本前提和基础。
（三）全面协调可持续是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
全面发展，就是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推进经济、政治、文化与社会建设，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协调发展，就是要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推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协调，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可持续发展，就是要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实现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保证一代接一代地永续发展。
（四）统筹兼顾是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方法
统筹兼顾，就是总揽全局，科学运筹，协调发展，兼顾各方，提高工作的系统性、原则性、预见性和创造性。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统筹兼顾，总揽全局，正确处理涉及发展全局的一系列重大关系问题。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亿万人民自己的事业，必须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要紧紧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发挥群众创造历史的主体作用。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化不利因素为有利因素，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把各方面的积极性引导好、保护好、发挥好，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贡献力量。要按照实现、维护和发展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要求，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有重点、有步骤地推进改革。要注意实现城乡、区域、经济社会、人与自然、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的良性互动。统筹兼顾还要注意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薄弱环节。要关注热点、突出重点、抓住难点。三、科学发展观的重大意义
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需要的程度。科学发展观作为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新的历史时期的创新理论，对党和人民的事业发展产生了和正在产生巨大的指导作用，因而具有非凡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科学发展观的理论意义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使命，党的十六大以来，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认真总结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深刻认识和准确把握新世纪新阶段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进一步明确了发展的本质、内涵、目的、方法和途径等，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科学发展观的一些基本观点和重要概念，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中都能找到思想源头，但提出“科学发展观”这个总的概念，明确“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内涵，提出“五个统筹”等重要思想，并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创新型国家等重大线路思想来加以展开和深化，从而形成一个理论体系，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史上是第一次。科学发展观在进一步回答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基础之上，进而回答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是什么，为何发展，怎样发展”这个根本问题，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打下了新的时代烙印，实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
（二）科学发展观的实践意义
科学发展观的根本目的在于推动经济又好又快发展。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的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始终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根本任务是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我们强调发展是一个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在内的全面的发展，但是首先是要发展经济。科学发展观强调要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战略思想，把发展作为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关键，强调要转变发展观念、创新发展模式、提高发展质量，更加注重优化结构、提高效益、降低消耗、减少污染，更加注重实现速度和结构、质量、效益相统一，更加注重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实现科学的发展观。把加速发展与科学发展结合起来，实现经济又快又好发展，正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要求。
科学发展观强调要促进社会全面发展进步。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初步建立，我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生产力发展仍然面临诸多体制性、机制，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还亟待加强。这就要求我们推进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其他社会体制改革的配套进行，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的全面发展。科学发展观使我们对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不断深化和完备，对社会主义全面发展内涵的理解也起来越深刻。
我们党始终坚持正确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把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党制定各项改革政策的出发点，作为判断形势好坏的依据。科学发展观反映了我们党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最鲜明的政治立场，有利于保地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把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维护好、实现好、发挥好。
（三）科学发展观的国际影响
科学发展观体现了对当今世界文明成果和发展经济的积极借鉴。20世纪40年代以后，国际上发展理论经历了从传统的发展观到新型发展观看演变，不少国家经过较长时期工业化历程，越来越认识到全面发展的重要性，越来越认识到遵循协调性、综合性、持续性是人类发展的正确选择。科学发展观中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思想就与世界追求可持续发展的潮流有直接关系，反映了对当代人类文明成果的积极借鉴。
科学发展观是对传统发展理念的超越，进一步丰富了世界发展模式的内涵。中国正在走的发展道路，是世界社会主义历史上从未走过的道路，也是世界近代历史上后发大国从未走过的道路。通过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和平发展，中国重铸了社会主义的辉煌，提高了社会主义在世界上的声誉，这就使得科学发展观这一创新理论具有很强的世界影响。
四、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始终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积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切实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
（一）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始终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党的基本路线是党和国家的生命线，是实现科学发展观的政治保证。要坚持把“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统一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任何时候都决不能动摇，这是我们党和国家工作的根本的大局，是我们党改革开放以来的主要历史经验之一。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关键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党和国家的各项工作都必须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而不能离开这个中心，更不能干扰这个中心。我们一定要按照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的要求，坚持发展是硬道理，坚持抓好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坚持用发展和改革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
（二）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积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谐社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科学发展和社会和谐是内在统一的。没有科学发展就没有社会和谐，没有社会和谐也难以实现科学发展。要通过发展增加社会物质财富、不断改善人民生活，又要通过发展保障社会公平正义、不断促进社会和谐。要按照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总要求和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原则，着力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努力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为发展提供良好社会环境。
可持续发展论文范文第3篇
和谐伦理观念的建树是确保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思想基础。一般来说，任何社会形态都有与之相适应的道德伦理支持系统。传统道德伦理观念所指向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其目的是为了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要求我们把伦理道德的指向扩展到人与地球之间的关系，要求我们尊重地球、呵护生态环境，确立人与地球之间和谐共处的新的伦理道德观念。在这个方面，许多西方的专家学者与我们的认识也是一致的。诸如美国国会和总统顾问委员会环境事务顾问霍尔姆斯•罗尔斯顿教授就认为，“与我们周围的生命休戚与共，那么我们就是道德的。只有这样，我们才是真正的人；只有这样，我们才会有一种特殊的、不会失去的、不断发展的和方向明确的德性”。消费观念的转变是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引擎。自进入工业社会以来，生产力得到了迅猛发展，物质财富激增，消费主义和享乐主义的负面影响也随踵而至，有些人只顾个人享受，从未有大局意识，盲目地认为大自然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而我们中国特色生态文明思想是主张可持续发展，主张合理消费，实现消费方式的生态化。正因为如此，我们大力倡导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循环经济，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要求每一位中国公民树立“绿色•低碳•环保”的消费观，用人类社会应有的道德伦理去约束无限消费的欲望。不仅如此，在高校生态文明思想教育活动中，还应大力推崇“全球生态和谐”理想。同志在论及生态文明问题时具有很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他在海南考察时强调：“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全球生态和谐”是中国特色生态文明思想中的一个重要理念，它是一种更宽领域、更高境界的和谐，要求人们树立全球生态环境伦理观念，一切活动和行动以维护人类的生存环境为目标，一切活动和行动以促进人类社会的发展为目标，建造一个全球人与自然和谐、全球人与社会和谐、全球人与自身和谐的多方位和谐复合体。为此，我们的教育活动既要从多角度展开，形成教育链；又要找准着力点，突出“全球生态和谐”的教育重点，解答好思想难点。
其一，要着力帮助人们正确辨别“全球生态和谐”思想与西方绿色运动思想的联系和区别。当代西方绿色运动对世界的自然保护起到了不可忽视的推动作用，其中一种最具代表性的观点是生态中心主义生态观，主张将生态环境保护放在首位。在当代西方学界，还有一种生态社会主义的全球生态和谐发展理论，也主张“全球生态和谐”，认为自然和社会不是对立的而是和谐统一的，自然和社会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作用的；只有正确把握人与自然的关系，才能建立人类物质与社会自由充分实现同时又符合生态原则的社会[5]。其二，我们的教育活动应着力建树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经济观。20世纪60年代以来，全球经济社会高速发展的同时，生物多样性的破坏、温室气体效应、大气臭氧层的破坏、能源资源短缺、日趋严重的土地荒漠化等问题凸显出来，它已不是某个国家或地区的局部性问题而是全球性问题。20世纪90年代以后，生态社会主义者认为，“生产与利润最大化的标准应服从社会生态标准，经济与生态应协调发展，人与自然应和谐相处”。这种“生态经济”模式也是我们中国特色生态文明思想展开的内容之一，我们主张既要抓经济发展，又要抓生态发展，科学把握两者的平衡点。其三，我们的教育活动应着力建树人与社会和谐发展的政治观。当今世界生态问题已不是某个国家或地区能解决的问题，而是全球性问题，必须将这一问题上升到国际层面逐步加以解决。西方甚至有人主张用“欧洲生态共同体”取代“欧盟”，建立新的“国际组织”——建设生态文明的全球政府。当然，我们重视国家治理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作用，但我们旗帜鲜明地反对生态殖民主义。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人与自然界之间的关系是掠夺与被掠夺的关系。甚至西方学者都已经指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掠夺与剥削是一场“生态帝国主义”的掠夺与剥削，“环境的质量与一个社会物质财富的丰裕与贫乏是紧密相关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正是通过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掠夺来维持和改善自己的环境，使之成为全世界羡慕的对象”。不少学者都在呼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应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建立一种平等的政治经济文化关系，摒弃各种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反对恐怖袭击和战争，建立无核区和无化学生物武器区，维护世界和平[8]。其四，我们的教育活动应着力建树人与自身和谐发展的文化观。我们推崇的社会主义生态文化，完全不同于资本主义的消费主义文化。不可否认，资本主义工业革命带来了现代物质文明，同时也是造成优秀文化缺失和人的“精神危机”的罪魁祸首。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人成为商品的奴隶、劳动的工具和科技的附属品，成为精神失落的物化的人，人的自由个性和自我意识，被充斥社会的消费主义价值观以及商业文化所扼杀。西方学者鲁道夫•巴罗对此也不满，希望构建一个“生态村落乌托邦世界”[9]。我们要建构的社会主义生态文化是一种全新的文化观，是一种适应当代社会发展的、着力增强人们生态意识的、培养生态道德、砥砺生态意志的文化价值观。导引人们不仅要有优越的物质生活，而且要追求高雅的生态文明生活。
二、坚持“发展型生态”的价值取向，着力加强生态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导向
中国是个发展中国家，“发展是硬道理”，谋求科学发展是我们坚定不移的方向。我们追求的发展，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地发展，这种发展理念也全面渗透和体现在中国特色生态文明思想之中，其价值目标表现为鲜明的“发展型生态”思想。因此，在中国特色生态文明思想的培育过程中，应该始终坚持生态可持续发展的价值目标，大力导引“发展型生态”的价值取向与价值追求。中国特色生态文明思想的直接价值目标，是建设美丽中国。美丽中国就是具有天蓝、地绿、水净自然美景的中国，是生态可持续发展模式的结晶。生态的可持续发展是指既要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所需要资源构成危害的发展。正如同志所指出的，“所谓可持续发展，就是既要考虑当前发展的需要，又要考虑未来的发展需要，不要以牺牲后代人的利益为代价来满足当代人的利益”。2013年4月，同志在海南考察时，希望海南处理好发展和保护的关系，着力在“增绿”、“护蓝”上下功夫，为子孙后代留下可持续发展的“绿色银行”[11]。可见，我们党和国家在部署生态文明建设的时候，一贯坚持为人民谋福祉的宗旨，积极主张和大力倡导生态的可持续发展，为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规划了蓝图，为建设美丽中国提供了根本遵循。生态可持续发展是从生态经济学的全新视角提出来的，是一个契合当今世界经济社会永续发展主流思潮的全新理念，是一条利在当代惠及子孙后代的科学发展之路，也是世界经济社会永续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因此，在中国特色生态文明思想培育活动中，一定要加强生态文明思想的目标导引，着力提高人们生态可持续发展的思想意识。
提高全体民众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意识是推进生态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可持续发展生态意识的提出，不仅是当代人面临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日趋严重的生态环境危机而做出的一种理性选择，更是标志着人类伦理道德观念和生产生活方式的一场深刻变革。可从政治文明、经济文明、文化文明等三个视角，将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意识解析为可持续发展的政治文明生态意识、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文明生态意识和可持续发展的文化文明生态意识。可持续发展的政治文明生态意识是可持续发展生态意识的政治外化。因此，我们首先应该通过生态政治意识教育，帮助广大师生建树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平衡点。世纪之交以来，环境问题已经有力地进入了政治领域。时光荏苒，斗转星移，生态环境问题已愈演愈烈，已从孤立、个别和局部的生态环保事件衍变成了人类生态环境问题。对于世界各国而言，其生态环境状况关系着国家的生存和发展，尤其对正处于发展中大国的中国而言，生态环境问题不仅是一个事关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问题，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事关稳固党的执政地位、决定人心向背的重大政治问题。生态社会的基础是民主政治，而民主政治又植根于对一地生态特点的了解，植根于政府与公民的依赖关系，生态社会必将吸收公民的观念，以此作为生态文明的社群基础。因此，我们不仅不能回避雾霾天气频发、江河湖海污染日趋严重等诸多生态环境污染问题，而应理性思考上述生态环境污染问题，更应发挥自身科技优势，主动处理它。
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文明生态意识是可持续发展生态意识的主体因子，可持续地发展经济是当今世界各国的首要任务，而可持续地发展经济离不开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文明生态意识的导引。因此，就必须加强经济文明生态意识教育，强化生态可持续发展的思想理念。这方面的教育内容很广、很紧迫，诸如生态产业转型理念、生态保护与修复理念等。促进生态产业转型是生态可持续发展的明智选择，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从高能耗、高污染的粗放型经济向低能耗、低污染的生态经济的转变，是经济新常态发展的必然。长期以来，受“唯GDP”论的影响，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一股脑”地追求经济增长而全然不顾生态环保的畸形增长方式，认识不到社会经济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之间存在着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共生共存关系。要通过严重的雾霾现象、云南滇湖污染、太湖蓝藻事件等案例教育，促进经济文明生态意识的增强，导引广大师生注重经济与生态协调发展的双极增长，积极主动地参与生态保护与修复。既要关注未污染地区的生态环境保护，在科技开发过程中注重生态环境保护；更要注重被污染地区生态系统的修复，科学运用生态学原理，对污染土壤、地下水和地表水进行物理-生物修复、化学-生物修复、微生物-植物修复等。可持续发展的文化文明生态意识养成是可持续发展生态意识的终极凝聚。生态文化是一个崭新的术语，甚至可以说，生态文化是人类社会的又一次新的文化思潮，展露了人类在思想观念领域正在经历的一场重大变革，显示了人类对大自然敬畏和热爱的本能。广大高校师生既是文化的承继者、传播者，又是新文化的创造者、倡导者，其文化文明生态意识的养成尤为重要。这就必须加强其生态文化的理性认识和实践修养，当务之急是要大力加强文化生态文明意识的教育，从思想深处大力提升文化生态文明理念，切实增强广大师生践履生态文明行为的内在驱动力。由于生态文明行为修养决定于根本的思想意识选择，所以其教育必须着力于夯实生态文明意识的基础。要使广大师生牢固建立一种基本共识，即人类之所以成为世界最广布的一个物种，就是因为人类具有生态文化意识，作为生物的人，人对生态环境的社会适应造就了自身的生态文化；而随着人口、生态环境、资源问题的尖锐化，为了使生态环境朝着有利于人类文明进化的方向发展，人类就必须调整自己的文化行为，积极修复由于旧文化的不适应而造成的生态环境蜕化，创造新的文化来与生态环境协同共进、实现可持续发展。显然，客观规律在昭示人类从传统工业文明进化到现代生态文明，告知人类应理性约束自己的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必须在保护生态环境的前提下发展人类社会自身，而不应只顾金山银山而不要绿水青山。
三、建树“责任型生态”的中国形象，着力增强维护中国环境权和发展权的生态信念
中国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我们既对自然负责、对世界负责，同时也要通过中国特色生态文明思想教育，积极诠释发展中大国的生态责任，积极培育国民勇于承担相应生态责任的思想情感，建树“责任型生态”的中国形象，着力增强维护中国环境权和发展权的生态信念。其一，教育内容要积极诠释发展中大国的生态责任。所谓生态责任，是指在保持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必须维护生态系统平衡的职责和义务。它至少包括个人生态责任和社会生态责任两个方面，其中，社会生态责任是首要的因素。个人生态责任的行使必须纳入社会生态责任的框架，只有在兼顾我们与他人的关系时才可取得最显著的效果。生态文明要求建构全球性的生态情怀和合作生态治理理念。生态环境治理的主体和客体是相互依赖的，离不开彼此之间的合作，只有生态环境治理的不同主体之间、不同客体之间以及不同主客体之间形成合力，生态环境治理才能达到预期目的。因此，每个国家、每个人都应负起自己应该承担的相应责任。我国是一个发展中的生态大国，主张和支持共同承担但有区别的生态环境责任，因为这是建立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的前提。在2011年的南非德班气候变化大会上，中国政府明确阐述了自己的立场，就是要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事实上，在过去长达数百年的工业化过程中，西方发达国家是造成全球生态环境恶化的罪魁祸首，理应承担主要生态环境责任。而发展中国家面临着人口与经济、环境与贫困、环境与发展、现代化与全球化的双重压力……既要维护发展、争取发展机会，又要对子孙后代、对全球环境的安全承担责任。正因为如此，1972年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会议就提出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命题，1992年里约热内卢“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提出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
可持续发展论文范文第4篇
一、档案事业可持续发展的内涵和特征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战后的重建、恢复和发展成为世界各国面临的头等大事，作为社会变革和发展的重要指导思想，有关发展问题的新理论纷纷涌现。五十多年过去了，发展理论经历了一个从“经济增长理论”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理论”再到“可持续发展理论”的渐进深化过程。“经济增长理论”将发展与增长视为同一概念，是两个可以互相替代使用的名词。它以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为发展目标，忽视了社会其它领域的发展，其结果造成了资源耗竭、环境恶化、贫富分化加剧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和社会危机，使发展中国家出现了“无发展的增长”现象，也使这种传统发展理论及其指导下的发展战略和实践模式的弊端日益显现出来。60年代以来，国际学术界普遍认为增长不等于发展，增长的内涵较窄，是一个偏重于数量的概念，通常指纯粹意义上的生产增长；而发展的内涵较广，是一个既包含数量又包含质量的概念，它不仅包括经济的增长，还包括随经济增长而出现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结构的变化。进入到90年代，“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理论”又有新的发展，在强调经济增长与社会文明相互协调、同步发展的同时，重点把人类自我的发展摆到经济社会发展的中心位置上来。因为人的发展是人类一切活动的最终目标，与其它方面的发展相比，它应占优先地位。以人为中心的社会发展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人自身的发展；二是为人的发展提供保证条件的社会各方面的发展。1994年在开罗召开的联合国国际人口与发展大会通过的《行动纲领》指出：“可持续发展问题的中心是人”，突出了人在可持续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人力资源的开发利用是即将进入21世纪的人类面临的头等大事。西方未来学家预言：全球生态危机标志着旧的工业生产方式已经走到了尽头，今后人类的生存发展已经不能再依靠土地种植和挖掘地球资源来维持，而必须深入挖掘和利用人类自身的智力资源，这将导致人类社会将进入以智力资源为基础的知识经济时代。
档案事业作为社会事业的一部分，它的发展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当时发展理论的影响。在建国后的相当长时间内，我国档案事业的发展在“增长理论”的影响下，走的是规模增长的道路，把档案事业的发展单纯理解为档案馆室数量的增多、馆藏档案数量的增加、档案工作者队伍的扩大，并且往往以上述数量指标作为发展的目标加以追求。在这种发展战略的指导下，档案事业的发展出现了重外延轻内涵、重数量轻质量、重自身规模轻社会效益的倾向。其结果是割断或削弱了档案事业与社会的联系，使档案事业的发展陷入盲目的、自我封闭的状态之中，无法与社会建立起协调发展的关系。而社会是档案事业发展的重要外部环境，缺乏良好的社会环境档案事业的发展也就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进入到80年代后，在“协调发展理论”的影响下，我国档案界的有识之士提出了档案事业要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观点。这种新的发展观追求的不再是档案事业的自身规模，而是档案事业社会功能的发展，把档案事业的社会效益的提高作为发展的目标。因为，档案事业社会功能的大小并不完全取决于档案事业本身的规模，而更重要的是取决于档案事业与社会需求的协调能力。只有从社会需求的角度来把握档案事业发展的规模及其方向，并着力于提高档案馆室的工作效率和档案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率，档案事业的社会功能才能相应地发展，最终使档案事业与社会建立起相互促进、相互协调的紧密关系。档案事业的可持续发展则是在强调档案事业与社会经济相互协调、同步发展的同时，重点把人的发展摆到档案事业发展的中心位置上来。一方面要明确档案事业在人类自我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另一方面要明确人自身的发展在档案事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
档案事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以下特征：
1可持续性档案事业规模的增长不具有可持续性，因为在一个人力、物力和财力都十分有限的社会里，档案事业的规模不可能无限制的增长，档案事业的发展则意味着其社会功能的改善和提高，而并非意味着资源消耗的增加，因而是可以持续的。档案事业的可持续发展应当成为我们最重要的政策目标，应根据可持续性的要求调整档案事业的发展方向，在社会可提供的条件内确定档案事业的规模。
2协调性档案事业作为一项社会事业，必然与社会之间存在着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统一性。一方面档案事业发展的外部动力是由它所依存的社会环境所决定的，另一方面它又以自身的发展作用于社会，影响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因此，必须把档案事业与社会作为一个整体看待，同步规划、同步发展、相互促进、相互协调，使档案事业与社会系统处于良性循环，从而使档案事业发展与社会发展相协调。这种协调性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结构性协调，即档案事业的发展方向和规模要与社会结构相适应；二是功能性协调，即档案事业的发展方向和规模要与社会需求相适应；三是时段性协调，即档案事业的发展方向和规模要与社会发展阶段相适应。
3公平性公平性包括两层意思：一是本代人间的公平，即同代人之间的横向公平性。档案事业的可持续发展要满足的是全体人民对档案信息的需求，而不是一部分人的需求，因此，要把发展用户作为档案事业可持续发展进程中的头等大事优先予以考虑。二是代际间的公平，即世代人之间的纵向公平性。档案事业的可持续发展既重视当代人的档案信息的需要，也重视后代人对档案信息的需要。因此，档案事业的发展不仅要立足于当前，更要关注未来，以实现对世世代代需要的满足来规划其发展的蓝图。
4人文性与传统发展理论不同，可持续发展不是以发展的“客体”为目标，而是以发展的“主体”为内核。所谓发展的“客体”即发展对象，“主体”指发展中的人。档案事业的可持续发展追求的不是档案事业本身的发展，而是人的发展包括档案工作者和用户。从根本上说，人的发展包括三个方面内容：一是人的基本需要的满足；二是人的素质提高；三是人的潜力的发展。因此，以人为主体的可持续发展蕴含着丰富的人文因素：一是把提高人的素质作为档案事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二是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档案事业可持续发展的最终价值取向。
二、档案事业可持续发展的政策选择
1确认档案事业发展的新生长点与传统的见物不见人的旧发展观不同，档案事业的可持续发展强调的是人的发展，因此，它的发展必然具有新的生长点。档案事业发展的新生长点首先在于用户。用户及其需求是档案事业存在的基础、发展的依据。因为档案事业的根本任务就是为社会各方面提供信息服务，简言之，就是为用户服务。由于我国的档案事业在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内是处于封闭、半封闭的状态，社会的档案意识比较淡薄，况且作为发展中的国家，人的基本需要还侧重于物质方面，广泛的、普遍的、持久的、稳定的信息需求尚处于萌发、培育之中。所以，档案用户不仅数量较少、类型也较单一，需求更显狭窄、浅薄。
80年代我国执行了“开放档案”的新政策，然而档案部门并没有出现“车水马龙”的局面。因此，我们不难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没有一支庞大的、稳定的、广泛的用户队伍，档案事业的发展就不可能具有可持续性。只有通过改变档案事业的社会形象、提高档案信息服务的水平并利用档案宣传与辅导，才能使档案工作真正体现大众化、平民化，才能使利用档案成为人们的一种自觉行为、长期行为。
档案事业发展的另一个新生长点是提高档案工作者的素质。人是生产力诸要素中最重要的要素，是各项事业发展的基础。面对竞争日益加剧、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现实，人们清醒地认识到：未来世界的竞争归根结底是国民综合素质的竞争。要保持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就必须全面提高国民的综合素质，把经济建设转移到依靠知识和劳动者素质，依靠内涵扩大再生产的轨道上来。同样道理，在实现档案事业可持续发展战略时，我们必须重视档案工作者队伍的建设，这里不仅有数量的概念，更有质量的概念，把提高档案工作者的素质作为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建国后我国档案事业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国家档案事业的发展速度、规模和水平并不仅仅取决于国家的档案政策及对档案事业的投入以及档案管理设备现代化的程度等因素，还取决于是否拥有一支高素质的档案工作者队伍。只要有了人才作保证，档案事业的发展就有持续的后劲和张力。
充分体现档案资源的价值是档案事业可持续发展的第三个新生长点。社会经济经历了从“农业经济”到“工业经济”再到“知识经济”的发展过程，无论是农业经济还是工业经济，它们的发展都是依靠对资源的耗费，依靠加大劳动力的资金的投入，走的是外延扩大再生产的道路。知识经济的发展模式与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不同，它是依靠知识、依靠挖掘利用劳动者的智慧，走的是内涵扩大再生产的道路。信息作为知识经济发动机的燃料，推动着经济与社会和谐、协调、稳步、持久地发展。计算机的普及、软件的发展、网络的产生、信息高速公路的开通、信息产业的崛起……，这一切都标志着知识经济正在逐步占据传统的工业经济的阵地，人类社会的发展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档案是知识的重要存在形式，是人类知识的结晶，档案事业作为信息产业的一部分，必然与新的经济发展模式产生密切关系。知识经济的提出为深层次认识档案事业与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联系提供了思维工具，更为档案事业的可持续发展拓展了思路。充分体现档案信息资源的价值，进一步扩展档案事业的社会功能，这不仅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将作出应有的贡献，也为自身的发展找到新的生长点。
2确立“科教兴档”的战略地位《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明确提出了“科教兴国”的战略方针。回顾即将逝去的20世纪，人们接受这样一个事实：世界的发展越来越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已成为推动现代生产力发展的最活跃因素和社会进步的决定性力量。同时，科学技术的发展把劳动力推向一个综合素质越来越高的阶段，国民的综合素质尤其是科技文化素质在经济发展、世界竞争中越来越居重要地位。不论是发达国家近百年经济发展的历史，还是亚洲“四小龙”经济腾飞的事实都说明了科学技术发展和国民综合素质的提高在经济发展中的根本作用。今天，科教不仅能兴农、能兴工、而且能兴国、能兴国家的各项事业，这已成为全民族的共识。科教兴国的核心问题是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因此，科教兴国的基础是兴教，以提高劳动者的综合素质。只有兴教，才能兴国。一些社会问题和社会危机的出现，归根结底都是从教育基础的薄弱和缺乏时代应变能力开始的。例如，环境污染问题、能源危机问题、人口膨胀问题等等。因此，可持续发展战略的一项重要职责就是全面拟定人力资源的开发利用战略，加速培养符合社会发展需要的各种人才。要实现档案事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目标，同样需确立“科教兴档”的战略方针。为此必须抓好两方面的工作，一是要重视对科教的投入，切实解决档案科教工作中的实际问题，使档案学研究和档案教育在现有基础上有长足的发展；二是要化大力气提高档案工作者队伍的稳定性，加强科学管理与使用，增强在职培训的力度和水平，改善他们的工作与生活环境，提高这支队伍的总体水平，以适应档案事业和社会发展的需要。
3确定改革的思路发展与改革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要发展就必须改革，而改革的目的是为了发展。只有通过改革，才能为稳定、持续、协调的发展扫清障碍、挣脱羁绊，才能为人的潜力发挥提供最广阔的舞台。我国正在进行着一场涉及到社会各方面的改革，改革的成功将为中国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可靠的保证。档案事业作为社会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是整个社会机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必须与社会建立起共存、互助和协调的关系，因此，档案事业的可持续发展必须走改革之路，或者说改革是档案事业可持续发展的推动力。改革是多方面的、多方位的，例如管理体制的改革、服务方式的改革、工作方法的改革、观念的更新等等。其中，改变观念是所有改革措施中的基础，因为它能消除人们思想的束缚，引导人们走出认识的误区和盲区，为其它改革扫除障碍。对于政治色彩较为浓重的档案事业来说，其改革的成败更在于陈旧的与现实不相适应的观念能否得到更新，即能否把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思想观念转变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思想观念，其中效益观念、服务观念、法制观念、公关观念、大档案事业观念等是亟待确立的。
总之，只要以改革为动力，按照科教兴档的战略部署，抓住档案事业发展的三个新生长点，档案事业的可持续发展必将成为现实。
参考文献
1肖枫：发展学与可持续发展，《光明日报》1991年6月13日。
2周毅：跨世纪的国略：可持续发展，《社会科学家》1997年第2期、第3期。
3王军：《可持续发展》，中国发展出版社1997年出版，第24～31页，第38～43页。
可持续发展论文范文第5篇
《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的环境与发展白皮书》明确指出了中国农业与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目标：保持农业生产率稳定增长，提高食物生产和保障粮食安全，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改变农村贫穷落后状况，保护和改善农业生态环境，合理永续地利用自然资源，特别是生物资源，以满足国民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需要，即确保食物安全、发展农村经济和合理利用保护资源。
针对中国农业与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战略目标，应选择什么样的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对于这一问题目前在农业生态学、农业经济学和农业地理学三大学科领域形成了大量的研究观点。
（一）农业生态学家的观点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以中国科学院生态研究中心马世骏院士为首的生态学家，就开始倡导中国应该走生态农业的发展道路。80年代中期，马世骏曾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代表，参与了著名的Brundtland宣言——《我们共同的未来》筹备工作。认为应以生态控制方法诱导非机械控制手段去堵截污染，以天人合一的观点去发展而不是以回归自然的方式去保护环境，从而促成了宣言所倡导的可持续发展概念的产生，并提出中国应实现以生态经济原则为指导的农业经济持续发展。自此，关于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选择问题的研究，便层出不穷，形成了流派纷呈、见解各异的多种观点，概括起来主要有：
1.“生态农业论”。生态农业是中国最早触及农业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发展战略，且至今仍将其作为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主流方向。
该战略是在总结吸取传统农业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根据生态经济学原理，运用系统工程的方法，结合现代农业的先进技术，建立和发展起来的一种多层次、多结构、多功能的集约经营管理，以期获得较高的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现代化农业发展模式，其基本特征“循环、持续、高效”反映了持续发展的宗旨。
2.“效益型农业论”。该战略认为中国持续农业的核心是发展效益型农业，保持粮食生产的持续稳定发展，既是解决“民以食为天”的需要，也是确保社会稳定、国家发展的需要。
这一战略就其基本内涵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即遵循经济原则、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依靠科技进步、优化生产力要素组合；调整产业产品结构、充分合理开发利用自然人文资源。其最终目的是要提高资源利用率及经济效益，拓宽农村劳动力就业门路，增加农民收入，实现农业现代化。
3.“农牧结合论”。这一战略认为：为确保中国21世纪16亿人口的食物安全，建立一个以畜牧业为突破口，实行农牧结合，以农促牧、以牧促农、以农牧产品促加工的“种、养、加”和“产、供、销”一体化的新型农业生产体系，是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战略举措，是发展有中国特色可持续农业的战略需要。
4.“现代可持续集约农业论”。（注：程序认为中国应该走“可持续集约农业”之路，那种“集约化持续农业”的提法，强调把“可持续的”约束条件作为根本特征，显然是不足取的。）该战略认为中国人多耕地少、自然资源相对紧缺，农村欠发达、多数地区尚处于传统农业阶段，不断增长的人口和消费趋势，要求农业在有相应投入和依靠科技进步的基础上，选择高产量、高质量、高效益的现代集约持续农业道路。
上述生态农业战略、效益型农业战略、农牧结合战略、现代集约持续战略等，其核心实质都是要试图解决、回答如何协调发展生产与保护环境的关系问题，这显然是与中国的现实国情密切相关。
（二）农业经济学家的观点农业经济学家虽然不像农业生态学家那样，能够直接敏锐地指出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道路选择，但是却尤为关注农业发展的内部运行机制，更能从深层次揭示把握中国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战略问题。目前，其关注的主要战略问题有：
1.粮食问题。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所长Brown在《WhowillfeedChina——wake-upcallforasmallplanet》一书中，认为随着中国人口的增长与生活水平的提高，对粮食的需求将大幅度增加，而耕地面积却不断减少，农业灌溉用水也将大量移向非农产业部门，且化肥使用量已达报酬递减点，到2030年中国粮食将较目前水平减少20％，中国届时将进口3.69亿吨粮食，这将远超过国际粮食市场拥有的粮食资源，从而提出了“谁来养活中国”的命题。
Brown的这一观点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高度关注。由此，关于21世纪中国应采取怎样的粮食发展战略问题，目前主要形成了两种观点——悲观论与乐观论。
悲观论认为中国真正解决吃饭问题，是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要维持一定的粮食安全水平是要付出一定的成本和代价。这意味着提高粮食生产水平则会增加财政对粮食生产的补贴，从而会降低资源配置效率；尤其是对像中国这样一个农业资源紧缺且粮食生产比较优势已经丧失的国家来说，追求100％的粮食自给，会付出高昂的代价；应适度地部分进口粮食，利用人类共有资源最经济地实现粮食安全，粮食生产应采取“立足国内、基本自给、适度进口、促进交换”的战略方针。
乐观论认为中国粮食需求的增长不但不会给中国粮食安全带来威胁，更不会给缺粮的第三世界国家粮食造成威胁，技术进步是中国过去粮食增长的原动力，也是中国现在粮食生产增长的原动力，还将是中国未来粮食生产增长的第一推动力，粮食问题的关键在于科技，而科技发展又取决于国家的科技投资政策。
2.制度问题。中国建国以来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表明：国家总体的产业政策和经济政策对农业的发展状态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伴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由传统战略转变为比较优势战略，作为产业政策重要组成部分的农业发展政策是否符合比较优势原则，决定着农业经济体制的性质或演变方向。只有依据农业比较优势，推动农业结构变革，提高中国农业整体效率，才有可能使农业走上良性发展的轨道。为此，应实施包括技术创新、管理创新、机制创新和观念创新的农业可持续发展创新战略。
3.技术问题。中国农业科技的发展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一样经历了绿色革命前时期、绿色革命时期、后绿色革命时期（Ⅰ）、后绿色革命时期（Ⅱ），应实施21世纪农业技术创新战略，即改革现有农业科技投资体制，建立健全政策法规制度，建设强有力的创造发展体系和研究方法，确定重大技术创新项目和研究领域，并建立新的研究方法和思维方式，构造可持续农业生产政策支持系统，加强农业科研、推广与教育体系建设，是今后持续农业发展的三大支柱。
4.农村问题。关于农村经济发展战略问题，目前主要有两种不同的看法，即“一元化论”与“三元化论”。
一元化论认为中国农业的根本问题是农民过剩，过剩的农民是一切问题的根源。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出路在于农村工业化。农业现代化的根本保证在于农村工业化，应以农村工业化为重心，推动农村经济的快速增长，进一步促进工农业协调发展，促进农村商品经济发展，加快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以迅速推进高产优质高效农业的可持续发展进程。
三元论认为中国农村产业结构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失衡加剧，失衡主要表现在时间顺序上的差异、变动速度上的差异、产业部门之间的差异，农村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取向应是“三化齐动”，即农业产业化、农村工业化和农村城市化。其指导思想与战略目标就是要以农民为本，以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与生活质量为目的，寻找生产力持续发展的途径与对策，并以是否对农民有利作为评价有关农业与农村政策的准则。
由此可见，农业经济学家主要是围绕“粮食——制度——技术——农村”等农业可持续发展经济影响因素，探讨中国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内部运行机理问题。
（三）农业地理学家的观点如果说农业生态学家关注农业生态问题，农业经济学家关注的是农业内部运行机制问题。那么，农业地理学家则更为注重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问题。目前具有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
1.“粮食主导论”。这一战略认为粮食问题在今后相当长时期内将主导中国农业发展的走势和农业政策取向。粮食问题不仅表现为总量不足，也表现为区域供需不平衡；粮食供需的区域差异将继续导致区域农业政策的差异，粮食供需的区域差异与农业政策的区域差异将构成中国农业发展区域差异的主流，也是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所必须考虑的关键方面。
该战略认为实现粮食安全是保证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成功实施的第一性条件。
2.“国土开发论”。这一战略认为中国农业发展战略要解决的基本问题是如何使丰富的劳动力同极为有限的人均自然资源和人均工业资源得到优化组合，从而大幅度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和资源利用效率，满足全社会对农产品日益增长的需求。
该战略认为虽然中国的资源形势严峻，但是资源还有相当大的潜力。中国不仅必须，而且经过努力也能依靠自己的资源解决或基本解决食物与农产品的供给。应实施可持续发展的国土大开发战略，这是中国人民永远能够养活和养好自己的根本性战略，必须有计划、分阶段、有步骤地开发尚未开发或未充分开发的国土，着重在山区、草原和海洋，实行全面规划，分区治理开发，纳入国家计划。
3.“发展危机论”。该战略认为中国空前庞大的人口基数是土地资源供应的危机所在，中国持续农业正面临着生态、社会、经济三大挑战。人口众多、资源紧缺，物质基础薄弱，地区差异悬殊，这是中国最基本的国情。为此，考虑农业发展战略必须强调的基本思路应该是：协调人口与资源的关系，优化人力资源与自然资源的组合；建立资源节约型的生产体系，实行集约化经营；发展高产优质高效农业，建立农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地区资源优势和促进地区间优势互补，力求区域经济平衡发展；加速农业现代化进程，以大幅度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
4.“生存发展论”。该战略认为中国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重危机：人口膨胀与迅速老化，农业资源日益紧张，环境污染蔓延，生态日益恶化，粮食需求量迅速增加而增长又很困难，加之工业化起步时间晚、发展起点低、历史负重等原因，今后中国现代化经济发展的最大阻碍在于农业生产的发展，最大问题在于是否使粮食增产赶上或接近人口的增长，最大难点在于对传统农业的改造，农村体制改革只是农业现代化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改革只是为创造、提高和优化新的农业生产要素的投入与配置机制提供制度的保证，既不能代替生产力诸要素本身，又不能使农业生产可能性曲线上升。因此，应实施“保证生存与持续发展”的发展战略，增加农业投入是发展农业生产的关键条件，也是改造传统农业的根本途径。
总之，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无论是农业生态学家的观点，还是农业经济学家、农业地理学家的观点，其从不同视角所提出的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概括起来看主要试图集中研究解决困扰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三个最基本问题，即食物安全、农业现代化及农村发展问题，它们构成了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的核心。
然而，目前研究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仍主要侧重于农业经济可持续发展问题的研究，还未真正将其转向农业生态环境保护问题、农村社会可持续发展问题的研究，从而也反映出当前中国农业与农村经济发展仍然是“重经济，轻生态”、“重视农村经济发展，忽视农民生活质量提高等社会发展”，这应引起政府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二、理论源流
回顾历史，中国像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一样，农业发展战略的选择大致经历了一个由“工业化偏斜绿色革命农业与农村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演进历程，其理论支撑同样也基本上沿袭的是“工业化推进战略理论发展经济学理论农业可持续发展理论”。
沿着这一主线追踪溯源，中国农业发展战略形成确立的主要理论源流有：
（一）前苏联的发展理论中国改革开放以前农业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根源于50年代初采取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这一经济建设方针是完全照搬或承袭前苏联模式。适应于这种工业化战略，就要求“农民除了向国家缴纳普通税即直接税和间接税以外，还要缴纳一种超额税，即在购买工业品时多付一些钱，而在出卖农产品时，少得一些钱，以便使资金从农业流入工业”。
中国所选择的这种以“工业为主导，以农业为基础”的经济发展战略，或称之为是以牺牲农业发展支援国家工业化进程的“以工挤农”战略，确立的根本目标是“强国”，选择的基本战略是超高速优先发展重工业，采取的主要策略就是“社会主义原始积累”，建立的主要制度之一就是和统购统销制度，其最基本的特征就是国家主导的计划经济。这一发展模式的选择深受前苏联发展理论的影响，其主要理论背景有：
1.协调发展论。该理论十分强调农民问题和工农联盟的重要性，指出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农业商品率是工业积累和发展的基础。牺牲农民利益不仅不能加快工业化步伐，而且还可能危及国家统治，主张工业化资金应依靠自我积累，以及吸收存款、征收公税等正常积累方式取得；强调国民经济计划不能脱离市场机制，对于农村经济应通过与之建立市场联系，将其引导到社会主义轨道上来；通过发展农业，扩大对轻工业产品的需求，从而促进轻工业的发展，增加消费品的供应，而轻工业的发展又扩大了对重工业产品的需求。这样，农业发展就为工业化创造了巨大的市场和动力，从而使工农业经济得以协调发展。这一理论虽未能坚持执行，但却是后来绝大部分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理论依据。
2.超工业化论。该理论认为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存在着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规律和市场价值规律两个对立的调节者，两者各有自己的调节范围。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计划与市场是对立的，主张由国家利用垄断地位，运用工农业产品不等价交换，对非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征收高额赋税和实行通货膨胀政策等方法进行强制性工业化积累，为此就不能允许市场机制发生作用，农业只是被动地为工业增长提供资金和劳动力。
这一理论对后来社会主义传统经济体制的形成产生了极大影响。尤其是为保证农业剩余产品能够由国家掌握，实行农产品义务交售制，并适时地实现了农业集体化等理论观点，对中国传统农业经济体制的形成建立具有极为深刻的作用影响。
3.地理分工论。该理论把社会劳动地域分工问题提到首位，研究与社会历史联系到一起的社会劳动地域分工的形成、特点、变化和结果，认为应把苏联经济区当作更为复杂的国内和国际体系中的复杂体系进行研究，在社会劳动分工过程中产生各部门经济的专门化并促进这些部门的形成和发展，而在国家之间、国家的各个区域之间、部门之间以及部门内部之间的社会劳动地域分工过程中，应促进各类经济区的形成与发展。特别是在对部门进行空间分析时，应阐明各部门内部劳动地域分工形成的部门区和枢纽，而在对区域系统和个别的区域进行分析时，也必须对区域的部门结构、主要的辅助经济部门布局和相互关系进行研究。总之，中国20世纪80年代以前传统农业经济体制的三个基本因素：从一个落后农业国向现代化工业国迅速过渡所采取的经济发展战略、战争年代惯用的供给制组织形式和动员方式以及农业布局、地域类型划分及区域规划等均是上述发展理论运用的具体表现。
（二）西方世界的发展理论中国20世纪80年代以后，伴随着前苏联式传统农业经济体制从历史舞台的退出，以及新型社会主义市场农村经济体制的形成和建立，中国农业发展战略的选择确立，不仅深受国际环境背景的作用影响，而且还受国内经济发展环境的影响制约，更深受来自西方世界发展经济学理论的作用影响，其作用影响最为深刻的主要理论有：
1.比较优势理论。该理论认为国际贸易的基础并不限于生产技术上的绝对差别，只要各国之间存在着生产技术上的相对差别，就会出现生产成本和产品价格的相对差别，从而使各国在不同产品上具有比较优势，使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成为可能，每个国家都集中生产并出口其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进口其具有“比较劣势”的产品，从而可获得“比较利益”，故这一学说亦被称为“比较利益”理论。
这一理论认为每个国家应该出口能够利用其充裕要素的那些商品，以换取那些需要比较密集地使用其稀缺生产要素的进口商品；在开放条件下如果一国根据它当前的比较优势确立产业结构，而根据它的比较优势变化调整产业结构，就可宏观长期、快速、稳定地获得经济增长。这就是著名的比较优势战略理论。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宏观经济发展战略已由传统的工业化赶超战略，转变为通过培育一个相对价格能够反映产品的供求和要素相对稀缺性的市场竞争机制，由特定资源结构选择确定的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的比较优势战略，以及在国家宏观调控和比较利益原理牵动下所形成的农业区域专业化和地区间分工协作的不断加强等，均是比较优势理论客观作用的结果。
2.诱导创新理论。认为历史上有多种农业增长道路，具有不同要素禀赋的国家应该有不同的农业增长道路。那些劳动力丰富而土地资源贫乏的国家应该走生物和化学技术进步的道路；那些劳动力稀缺而土地面积相对丰富的国家应该走机械技术进步的道路。这一理论的重要意义就在于认识到了把发达国家的农业技术直接移植到发展中国家可能会导致高度无效率的增长。
相反，强调市场需求的诱导创新理论，则认为市场需求决定创新努力的有效配置，不同产业产品的发明数量与产出销售额密切相关，由此引申出三个命题：技术发明是一种经济活动，与其他经济行为一样，追求预期收益；预期收益取决于该项发明产品的预期销售额；而采用发明后的预期销售额很大程度上决定于该产品目前的市场销售额，认为农业技术推广和使用的一个主要影响因素是市场盈利性，技术创新的收益是与农业研究的外部效应——生产者剩余和消费者剩余的增加有关，而新技术和新品种的推广率又受到经济利益的支配。
近年来一些学者运用上述两种理论对中国农业科学技术进步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认为中国农业技术进步目前仍然是诱导性的。从要素稀缺性来看，虽然中国农村和劳动力市场很不完备，要素价格无法正确体现要素相对缺乏程度，但是作为生产者的农民仍然为追求产出最大化而寻求相应的技术发明。从市场需求来看，尽管中国的主要农产品特别是主要粮食作物还受到遗留下来的统购统销价格体制和行政命令对生产过程的干预，农产品价格和需求数量在政府政策的限制之下不能正确体现市场需求的强度，但由于农民是利益最大化的主体，农产品生产规模仍然能较好地反映市场需求规模，因而农业科研单位依然可根据实际需求规模选择具有较大市场潜力的技术创新。
通过综合应用该理论对中国粮食作物育种优先序列实证研究表明，中国现阶段的粮食增产政策应该从资源和产品控制，转向以提高单产及开发新的粮食增产来源为中心，认为实现这一新型粮食增产政策的关键是技术创新、技术进步，只有通过增加农业科研资源投入、改善科研资源分配，才能够促进推动该政策目标的实现。
3.二元经济理论。这一理论认为在发展中国家弱小资本部门与相对强大的传统部门并存形成为二元经济结构，即高工资经济部门如矿业、大农场、工业、大型运输业等部门和低收入部门如家庭农场、手工业、家庭佣工、小商业、临时工等部门并存。高工资经济部门资本相对充足，实行竞争，可产生利润，工人可得到自己的边际产品；低收入部门资本相对稀缺，没有竞争，不产生利润，人们要维持生计，必须要消费多于边际产出的产品，且伴随着经济的发展低收入部门劳动者将转向高收入部门，其宗旨就是要寻求发展中国家经济一元化道路，即实现工业现代化和农业现代化。中国因其特殊的国情，不仅客观决定了全国范围及不同地区存在着二元化现象，而且同一地区的不同区域或产业也存在着二元现象，这是中国经济发展现实的基本格局。但是，对于中国二元经济结构的认识却形成了4种不同的观点，即三元结构论、双重二元结构论、二极经济论和环二元经济结构论。
三元结构论认为中国二元经济结构主要应从社区的角度来认识，因而可称之为城乡二元结构，其原因在于现代工业一般集中于城市，传统农业部门分散于农村，但随着乡镇企业的发展，近年来这一结构却发生了历史性变化，城乡二元结构已演化成了城市现代工业——城镇乡镇企业——农村传统农业的三元结构。
双重二元结构论认为中国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农村经济向非农化方面的发展，农村工业在农村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国民经济结构已由典型二元经济结构演变成了双重二元结构，即农村工业与城市工业、农村内部农业与农村工业并存的双重二元结构关系。
二极经济论认为建国以来的中国经济发展过程表明，中国存在的并非是完全的二元经济，而是严重的二极经济，即传统部门与现代部门之间基本不发生劳动及其人口流动，两个部门因而也不发生整体关联，传统部门的一级劳动力淀积越来越多因而趋于停滞，而现代部门一级则由于发展迅速而越来越重型化因而劳动力也必然趋于停滞。
环二元经济结构论认为虽然中国的工业化及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但由于没有注意农业及农村发展问题，导致出现了二元经济结构并进一步演化成了环二元经济结构。所谓环二元经济结构就是中国经济不但从总体上看存在着具有一定优势的城市及工业和比较落后的农村及农业这样两个互相区别的“经济元”，而且各个“经济元”内也存在着优势与落后并存的现象，这些大小不等的“经济元”便构成了环二元经济。
总之，中国20世纪80年代以后农业发展战略的形成演变，并非仅仅局限于上述发展经济学理论的作用影响，而且还吸收了诸如新经济增长理论、制度结构理论、贫困恶性循环理论、低水平均衡陷井理论、小农有限理性理论、落后经济理论以及从宏观角度研究粮食政策、粮食保障和农业持续增长等问题的多种农业宏观经济理论。
（三）中国自己的发展理论中国目前最大的生态问题莫过于人口与耕地的矛盾问题，由此而带来的水土流失、土地沙化、农田污染、水资源紧缺等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严重威胁着中国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因此，中国农业既不能走西方发达国家现代化常规道路，也不可能走低投入可持续农业发展之路，只能选择适合中国国情的农业可持续发展道路。
伴随着中国农业发展问题研究的逐步深入，中国科学家在继承和发扬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根据中国具体实际，提出了一些具有较高理论价值的见解观点。如马世骏的复合生态系统控制论李澄与郭玮的工农业关系理论、王宏广的要素组合论、冯海发的农业效益评估理论、郭书田的农村经济发展理论、康晓光的贫困与反贫困理论、吴天然的农村工业化理论、赵昌文的农业宏观调控论及牛文元的农业持续发展理论等。其中，影响较大的农业发展可持续发展战略理论主要有：
1.复合生态系统控制论。该理论认为当代若干重大社会问题，都直接或间接关系到社会体制、经济发展状况以及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社会、经济和自然是三个不同性质的系统，但各自的生存和发展都受其他系统结构、功能的制约，必须当成一个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来考虑，衡量该复合系统的三个指标是：自然系统的合理性、经济系统的利润、社会系统的效益，且其研究是一个多目标决策过程，应在生态经济原则的指导下拟定具体的社会目标、经济目标和生态目标，使系统的综合效益最高、风险最小、存活机会最大，即就是要依据生态经济学原理找出生态问题的症结，在外部投入有限的情况下，通过各种技术、行政和行为诱导手段去调节系统内部各种不合理的生态关系，提高系统自我调节能力，实现因地制宜的可持续发展。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普遍开展的生态农业建设，就是运用这一理论为实现可持续发展进行的一种有益尝试。
2.要素组合理论。该理论认为农业生物在其生长过程中，总是在一定的生长环境中有顺序、按比例地吸收和同化各种生活要素并最终形成一定的生物量，农业生物运动和发展的这一客观规律就叫要素组合规律。
根据这一理论，认为农业现代化是实现农业高产高效、避免资源及人工投入要素浪费的基础。运用要素组合理论实证分析研究中国农业发展问题，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农业发展的过程，是农作物生活要素数量不断提高、不断组合优化的过程。
3.农业可持续发展理论。该理论认为一个农业生物群体，在土地资源、水资源、光热资源、矿物元素资源等的共同支撑下完成其生物学的转换，又在人的参与下完成其经济学的转换，其最终所形成的生物物质体增长，既有每年扩大耕作面积所获得的产品，又有发挥单位面积生产能力的贡献。这里依据支持人类生存基础的粮食产量变化趋势与人口粮食增长趋势的匹配程度，分析判断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并将粮食产品增长作为它自身以及所在区域自然资源的生产函数。
根据推理，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人口增长规律与粮食增长规律之间有惊人的相似性，这种“狭义”的可持续发展规定了粮食增长与人口增长之间的同步性，它意味着年人均粮食数量保持常量的状态下，粮食与人口的规模总量增长必须保持严格的对应可比，且服从于“不超出区域承载力阈值”，才能被认为是在“狭义”可持续发展的范围。
依照“狭义”的农业可持续发展理论，中国人口众多，只有基本上实现了农业可持续发展，才能具备生存与发展的前提；只有保证当人口达到零增长时的总规模约有16～17亿，确保按每年人均400kg计算应达到6.4～6.8亿吨的粮食基本需求，并能够稳定地保持下去，才具备进一步实现广义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门槛”，这也是中国农业在目前条件下必须要实现的首要目标。
虽然无论是复合生态系统控制论，还是要素组合论、农业可持续发展论，其理论方法及其实际可操作性等均有待进一步提高完善，但它们毕竟是中国人自己探索开拓的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理论。
三、几点启示
通过对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观点及其理论渊源的简单回顾，我们可以从中得到以下几点启示：
（一）综合研究世纪之交的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无论是农业生态学家、农业经济学家还是农业地理学家，越来越多的学者已不再把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问题简单地看成是粮食问题或生态问题，而是从更为宏观综合的角度去分析考察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问题。
为此，中国亟待形成一个全面综合而又能够切实解决农业发展问题的宏观可持续发展战略理论体系或分析框架。这一理论不仅能客观地反映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现实特点和实际需求，而且还必需具有极强的可操作性和实用性，以改变目前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大多是个案性、经验性或实证性的空泛论述，很少能够将其研究提高上升到一定的理论高度。
（二）理论借鉴西方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理论，难免带有“西方中心主义”的色彩，因而运用其理论并不能“全面系统地解释或解决”发展中国家的实际问题，尤其是西方学者很少有对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问题的直接研究，更缺乏对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规律的认识，这就客观决定了吸收、借鉴和运用西方农业可持续发展理论研究成果或发展经验时，必须十分慎重，绝不能完全照搬或全盘移植。
几十年来中国绿色革命推广种植的几种高产作物，虽然解决了十几亿人口的吃饭问题，但却付出了极其高昂的代价：生态环境的破坏、生物多样性的丧失，这应引起我们的高度警觉和重视。因此，历史不应再继续重演，对于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只能是在对中国国情有一个明确认识和正确判断的基础之上，有选择地借鉴和运用来自外部世界的理论和方法，在理论构筑上有所创新、研究手段上有所突破，从而才有可能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理论。
（三）新型战略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无论是生态农业、现代化集约可持续农业战略，还是农村“三化齐动”、生存发展战略等，均或多或少地依旧带有浓厚的行政干涉和政府行为色彩，这在实践中必然会导致政府对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过度干预。因而，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选择，只能是在正确体现“适度原则”的宏观调控这一前提之下，制定一个能够真正反映农业可持续发展实践要求和客观规律，以促进推动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目标实现的新型战略。这一战略既要着眼于未来21世纪中国农村经济长期稳定协调发展，又能促进中国农业与世界经济的接轨调整，更能充分体现《中国21世纪议程》所提出的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目标的政策取向。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对于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选择这样一个极为复杂的重要命题，绝不可能单纯从一两个学科视角或运用某一原理及理论透视剖析便能够解决，只有综合考察其影响作用的各方面因素，全方位、多视角、多学科地加以分析研究，才有可能形成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新型战略。这是时代的要求，更是未来的呼唤。转【参考文献】
［1］Brown,L.R.1995.WhowillfeedChina——wake—upcallforasmallplanet.W.W.Norton&company,NewYork:96～97
［2］Gersovitz,M.1983.SelectedEconomicWritingsofW.ArthurLewis.NewYorkUniversity,NewYork:149～170
［3］Griliches,Z.1957.Hybridcorn:anexplorationintheeconomicsoftechnologicalchange.Economitrica(10):94～96
［4］Hichs,JohnR.1932."TheTheoryofWage".Macmillan,London
［5］Lin,JustinYifu.1991a.PublicresearchresourceallocationinChineseagriculture:atestofinducedtechnologicalinnovationhypotheses.EconomicDevelopmentandCulturalChange(1):31～46
［6］Lin,JustinYifu.1991b.ProhibitionoffactormarketexchangesandtechnologicalchoiceinChineseagriculture.TheJournalofDevelopmentStudies(4):321～348
［7］Ohlin,B.1968.InterregionalandInternationalTrade.HarvardUniversityPress,Cambridge:89～92
［8］Ricardo,D.1955.Ontheprinciplesofpoliticaleconomyandtaxation.In:straffa,D.TheworksandcorrespondenceofDavidRicads.CambridgeUniversity,Cambridge:27～38
［9］Schmookler,J.1966.InventionandEconomicGrowth.HarvardUniversityPress,Cambridge:62～74
［10］贲克平.对可持续发展农业的探讨［J］.农村发展论丛，1997，（1）：14～16。
［11］蔡昉.区域比较优势与农业持续增长的源泉［J］.中国农村经济，1992，（11）：40～45。
［12］蔡昉，十字路口的抉择——深化农业经济体制改革的思考［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27－137。
［13］蔡运龙.持续农业及其中国态势［J］.地理学报，1995，（2）：97～105。
［14］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国农学会编，常平生.农牧结合是发展有中国特色可持续农业的战略需要［M］.北京：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1997，246～248。
［15］陈百明.中国土地资源生产能力及人口承载量研究（概要）［Z］.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13～19。
［16］陈成斌，中国农学会编.试论我国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A］.北京：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研究，1997，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53～55。
［17］陈飞翔.比较优势理论的发展和现实演变［J］.经济学动态，1994，（4）：61～66。
［18］陈会英.中国农村产业结构演化问题研究［J］.农村经济与社会，1991，（2）：20～26。
［19］陈武.比较优势与中国农业经济国际化［Z］.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162～163。
［20］陈锡康.中国粮食生产发展预测及其保证程度分析［J］.自然资源学报，1996，（3）：197～202。
［21］陈锡康.农业发展—21世纪中国粮食与农业发展战略研究［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7.56～61。
［22］成升魁.生态系统与持续农业［J］.自然资源，1995，（6）：1～7。
［23］程序.中国应走“可持续集约农业”之路［J］.科技导报，1995，（11）：88～90。
［24］程序.可持续农业导论［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1997.89。
［25］冯海发.中国农业的效率评估——理论·方法·实践［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1992。
［26］甘师俊.可持续发展创新：中国可持续农业发展的必由之路［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1998，48～52。
［27］高波.我国农业向持续农业转化的政策选择［J］.学术研究，1992，（6）：80～84，79。
［28］郭焕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M］.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5，2～9。
［29］郭书田.变革中的农村与农业［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3。
［30］郭玮.中国工农关系研究［J］.经济学家，1993，（1）：53～65。
［31］郭熙保.发展经济学中农业发展思想的演变［J］.经济学动态，1992，（9）：57～60。
［32］郭熙保.农业发展论［M］.武汉大学出版社，1995，6～7。
［33］何焕炎.我国农村经济迈入历史发展的新阶段［A］.张新民.中国农村、农业、农民问题研究（农村篇）［C］.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7，45～55。
［34］胡鞍钢.生存与发展——中国长期发展问题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11～12，88～91。
［35］胡伟.中国发展的比较优势何在——超越纯经济观点的分析［J］.战略与管理，1995，（5）：69～78。
［36］胡希宁.西方发展经济学近十年来的发展及理论思考［J］.理论前沿，1996，（14）：10～12。
［37］黄季焜等.迈向21世纪的中国粮食经济［Z］.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1998.267～268。
［38］黄季焜等.农业科技革命：过去和未来［J］.农业技术经济，1998，（3）：1～10，49。
［39］黄青禾.资源约束下的食物系统［J］.科技导报，1991，（5）：28～31，62。
［40］将建平等.中国的“绿色革命”与持续农业［J］.科技导报，1993，（10）：54～55，24。
［41］靳光华.新经济增长理论及其对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启示［J］.农业技术经济，1998，（4）：1～5。
［42］康晓光.中国农业持续发展战略研究报告［J］.战略与管理，1998，（3）：62～68。
［43］康晓光.我国农业波动的政治与经济分析［J］.战略与管理，1998，（5）：71～75。
［44］康晓光.中国贫困与反贫困理论［Z］.广西人民出版社，1995。
［45］康晓光.2000～2050：中国的粮食国际贸易及其全球影响［J］.战略管理，1996，（4）：37～48。
［46］康晓光.地球村时代的粮食供给策略——中国的粮食国际贸易与粮食安全［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1～9。
［47］康晓光等.农业与发展——中国农业若干问题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188。
［48］李伯溪.经济发展改革与政策第一卷（上）［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126～127。
［49］李澄等.工业化的成长阶段与我国农业发展政策的调整［J］.学习与探索，1991，（6）：56～62。
［50］李翔.我国农村产业结构转变的时间顺序及其内在联系的实证研究［J］.农村经济与社会，1997，（3）：28～3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