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持续发展理论范文第1篇

一、生态哲学观的形成是在实践中执行可持续发展的结果

（一）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形成

所谓可持续发展，就是人在多种发展可能性中的一种选择；是人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改变系统要素，改变系统诸要素之间以及系统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使系统沿着一定的方向道路发展，最终实现“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构成危害”的发展。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在于协调系统各要素之间、与环境之间（即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相互关系，使系统整体的发展和谐、有序、高效，达到持续发展。强调“发展”的可持续性，是可持续发展的题中之义，它和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中关于物质世界是永恒发展的基本观点是一致的。

1、人口急剧增长带来的社会经济压力，使人类产生可持续发展思想。人口增长必须进行控制的社会共识，形成了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思想。关于人类是否需要控制自己的生育行为，是否需要对人口发展总量进行干预，争议了—千年时间。1974年的联合国人口会议(布加勒斯特)上，各国对人口问题的认识很不一致，不少国家和政府认为不需要控制人口增长，还没有正确认识人口过快膨胀对经济发展的制约和社会进步的压力。1984年的联合国人口大会(墨西哥)上，各国面对世界人口急剧增长的态势，以及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共同感到需要进行合理的控制。这次大会宣言体现出绝大多数国家对人类发展健康延续的关注，从而首先形成在人口问题方面的可持续发展思想。

2、人口行为对资源和生态环境产生的相互，使人类形成可持续发展理论。对经济发展导致生态环境破坏问题的综合思考，构筑了可持续发展的基本理论。二战后的30多年中，和平与发展成为国际社会的潮流，使得世界经济进入上最高速度的持续增长，而经济的快速发展对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形成严重的破坏。1972年召开的人类环境大会(斯德哥尔摩)，提出了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的观点。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发表了《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认为今天享受经济发展成果的人，由于过度破坏地球资源和污染生态环境，可能会使后几代人的处境恶化，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持续发展”观点。1992年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里约热内卢)通过了《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和《2l世纪议程》等重要文件，体现出当今人类社会形成了人口与经济、环境可持续发展的新理论，反映了关于环境与发展领域合作的全球共识和各国政府最高级别的政治承诺。这次会议标志着各国认识到，人口急剧增长、资源过度消耗、环境严重污染、生态不断破坏和南北差距扩大，已成为全球性的重大问题，严重地阻碍着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继而会威胁人类未来的生存和发展。在对人口与经济、社会、环境、资源综合认识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既能满足当代人的需求而又不对满足后代人需求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可持续发展理论。

3、促使人类健康发展的以人为本思想，成为可持续发展理论的中心议题。对以人为本思想重要性的深刻认识，奠定了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基石。世界环境与发展大会召开后，1993年联合国召开了世界人权大会(维也纳)，重申所有人的基本人权的重要意义，强调人文发展的观念。1994年联合国又召开了人口与发展大会(开罗)，主张人是一个国家中最宝贵的财富，是发展的中心议题，强调在发展中给予所有的人平等机会。1995年联合国召开了社会发展世界首脑会议(哥本哈根)，在发表的宣言中要求把人置于发展的中心地位，各种经济都要最有效地满足人类的需要，保证各代人的平等和对环境综合持久的利用，努力实现对当代人和未来各代人类的责任。1995年联合国召开的世界妇女大会(北京)，提出在发展中让妇女真正享有同男人相同的机会，认为对妇女授予权能是将经济增长与人类发展联系起来的最佳选择。上述一系列国际会议反映出的主体思想，使可持续发展理论确定了以人为本的核心，充实了可持续发展理论实践的有效途径。

4、知识经济的出现，使可持续发展找到解决问题的新途径和新办法。1990年，联合国机构在对未来经济形态进行展望时，曾首次提出“知识经济”的概念。1996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表了《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报告，认为发达国家的经济有一半是建立在知识经济的基础上。1997年2月，美国总统克林顿也采用了“知识经济”的说法。尽管一些经济学家对此保留意见，但知识经济概念被社会广泛接受。最近，世界银行发表的1998年和1999年年度报告《知识促进发展》，从全新的视角审视经济发展和建立市场，认为知识是经济增长和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是一些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成功的秘诀，也是许多发展中国家人民生活贫困的病根。缩小知识差距就必须有效地获取知识、吸收知识和交流知识，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正在利用这次机遇实现新技术的跳跃式发展。知识经济将促使经济活动的决策和管理知识化，反映出入类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本身全面的认识，有利于保护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知识经济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形态，使人们在可持续发展理论取得共识的基础上进一步认识到，以智力资源为依托，以高产业为支柱，以不断创新为灵魂，通过发展知识经济的新途径，才能真正实现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二）环境问题已成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内涵

生态环境问题已成为经济发展过程中越来越重要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一直在快速发展，国民生产总值年均递增9．3％，但经济快速发展中却明显暴露出了生态环境问题：一是多年来我们实行的是以大量消耗资源、粗放经营为特征的传统发展战略，高投入、重复建设，重数量和速度，轻质量和效益，重开发和利用，轻保护和恢复，可以说我国的经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靠牺牲环境为代价的。二是我国人口众多，资源短缺，我国不少资源的人均占有量均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而且人口大部分是在，因此在相当程度上需要凭借自然资源去促进经济发展，而粗放开发的结果只能是影响可持续发展。因此生态环境与可持续发展问题已成为摆在我们面前必须要研究和回答的重大课题。

1、经济发展的绝对性与相对性

首先，经济发展是一个永恒的主题。发展是硬道理，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消除贫困，这是人类共同拥有的普遍权利，任何国家都有发展权。目前，发展中国家正经历着来自贫穷和生态恶化的双重压力，贫穷是导致生态恶化的根源，生态恶化又加剧了贫穷。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经济发展是第一位的，只有经济发展才能为解决贫富悬殊、人口剧增和生态环境危机提供必要的技术和资金，才能逐步实现化，并最终摆脱贫穷和愚昧。经济发展是可持续发展的基点，离开了经济发展，可持续发展也就无从谈起。

其次，经济发展具有相对极限。经济发展都有一个部分极限和整体极限的问题，经济发展不能超越环境的现实能力，人口的增长不能超过环境承载能力。人类活动必须尊重这些相对极限，才能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取得最佳效果，否则将受到惩罚。人们对自然资源不合理利用和掠夺性开发，是造成生态环境破坏和形成自然灾害的重要原因。水土流失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人们片面追求短期经济效益，对土地资源进行掠夺性开垦和毁坏森林植被造成的。形成洪灾的主要原因是前些年在河流上游区域乱砍滥伐，导致植被破坏、土地裸露、大量泥沙下泻、淤积和堵塞河道与湖泊；在中下游又大搞围河湖造田，使河道过水断面和湖泊蓄洪分洪能力都大大降低，导致洪水来临时不能及时泄洪和分流，引起洪水泛滥，灾情加重。泥石流、土地沙漠化、盐碱化、水土流失和酸雨等一系列灾害均是由人为的不当行为引起的。但是因噎废食停止发展也是不对的，关键是我们如何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在生态平衡条件下寻求最优的经济发展。虽然现代经济发展受到数量和范围的限制，但仍可依靠科技从质量和深度上进一步发展，而且可持续发展的前途广阔。

2、人类环境系统的无限性与有限性

首先，宇宙是无限的，从整个宇宙可能存在的生命及今后宇宙探索开发前景来说，人类的环境系统是无限的。

其次，地球是宇宙的一个有限星体，从地球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环境来说，又是有极限的。地球环境具有相对极限，表现在地球有自己形成和终了的双向极限，估计约有50亿年左右，将随太阳的毁灭而毁灭。人类产生大约仅有500万年历史，适合生物生存的环境条件也是地球形成之后经过长期的发展演变才出现的，资源和可利用的能源都存在极限。1996年全球用水量已达6万亿m3……，占可用淡水量的一半，若按目前速度增长，再过30年，人类用水量就达可用量的极限；全球人均耕地仅0．32公顷，已低于人口学家阿·索维认为的0．4公顷低限；1993年森林面积41．8亿公顷，人均森林面积只有革命开始时的1／38，而且正加速减少。据1993年已探明情况，世界黄金储量只有6万吨，当年开采量2330多吨，还可开采26年；白银储量只有42万吨，当年开采1．41万吨，还可开采30年。铁矿石储量为1000亿吨，年产5．13亿吨，还可开采188．3年，其中，中国储量还可开采29年。铜的储量为5．9亿吨，年产933．7万吨，还可开采63．2年。铅的储量1．3亿吨，年产264.4万吨，还可开采49．5年，其中，中国储量还可开采11．9年。锡的储量1000万吨，年产18万吨，还可开采55．5年，其中，中国储量还可开采29．6年。稀有金属在现代产业中有着广泛的用途，目前用量虽少，但按已探明储量，可供开采的年限分别有几十年到几百年不等，其中按1994年产量可开采年限低于200年的有：钨（157年）、镍（127年）、袒（10年）、钽（109年）、锗（78年）、锑（48年）。煤炭约占各种能源储量的90％，据联合国《能源统计年鉴》，1993年全球可采煤炭储量5193．6亿吨，当年产量34．7亿吨，还可开采150年，其中中国储量622亿吨，当年产量11．5亿吨，还可开采55年。1992年世界第14届石油大会估计全球最终可采石油储量为3113亿吨，到1996年全球已探明石油储量1400亿吨，当年产油34亿吨（20世纪50年代才产7．5亿吨），还可供开采41年；估计最终可采天然气储量327万亿米3，1995年全球已探明储量139．7万亿立方米，按1994年年产221万亿立方米，还可供开来63．3年（《世界情势图说》1997年），即使探明有新的储量，但石油和天然气是既定和不可再生的，总有一天会逼近储量的极限。太阳以每秒38×1026焦耳辐射地球表面，相当于燃烧115亿吨煤发出的热量；绿色植物对太阳能的利用率约达10％，地球植物总生产量折合为能量约达660×1015千卡／年，这些能量为人类所直接利用又是有限的。地球资源对人口数量的承载能力和环境的自净、循环能力也存在着极限，地球环境要维持有序化发展，就要有不断输入负熵的能力，否则就会引起系统的减序化变化，使环境退化，出现的极端就是系统的危机和崩溃。自人类进入工业化社会以来，对环境资源的开发利用逐渐接近或超过了环境的生产能力，造成各种突出的环境问题。

3、生态系统的平衡性与稳定性

所谓生态系统就是自然界的生物及其非生物环境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彼此产生连续的能量和物质交换所形成的自然整体。它具有平衡性，即任何一个生态系统所处的成熟、稳定的阶段就叫生态平衡或自然界的平衡。这是动态平衡，保持这种平衡的力量来自于自然界本身所具有的反馈机制，而且平衡只存在于一定的条件或范围之内，当平衡受到外部的剧烈干扰，超过了系统的自我调节能力而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不被发现，不对此失衡的生态系统加以警惕，则系统最终的崩溃将不可避免。

另一方面，生态系统还具有稳定性，这种稳定性直接依赖于系统结构的复杂度和系统内物种的多样性，即生态系统的“多样性导致稳定性律”。人类出于生存和发展的目的，不仅以自己的意志随意改变和迁移世界上的各种生物物种，还创造出一些“人造物种”，这种行为不仅中断了物种的演替，而且直接导致了物种的灭绝，给生态系统造成了不可补救的损失。根据生态学观点，人类是复杂的“生物地球化学”循环系统中不可分离的一部分。人类作为主体，其生存和繁衍只能依赖于自然环境系统这个客体；但人类又是其中的一分子，其生命活动的每一部分都自然融入该客体中，并作为主体影响、改变和维持着该自然环境系统。因此，人类既可以保护和改善自然，又可以损害和毁灭自然，自然也会报复人类。人类对自然环境的开发的活动，给生态多样性及生态系统生产力带来威胁，直接影响人类自身的可持续性。所以，既要满足人们的需求和愿望，又不破坏自然，并使其能持续地供给人类生存和繁衍的所需，就要解决好发展与限制的矛盾。这正是可持续发展的核心。

4、生物与自然环境的关系

一是生物适应自然环境变化具有双向极限，在生物圈，人的活动对生态的改变程度存在限度。各营养级的生物长期形成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平衡状态，这种能够维持生态系统良性循环的比例、数量和种类关系，就是人类活动不应破坏的限度。各种生物对环境因子变化的适应也有一个双向极限，就是它的耐受限度，有上、下两个临界点，例如，大多数生物的最适温度在10℃－45℃之间。生物对水分、空气、阳光、营养物质等都有严格的要求，对种种有害物质也有一定的耐受限度。人类应创造生物生存的最适环境，避免引起环境恶化而对生物造成危害。

二是自然环境容量具有相对极限，环境及其子系统都有一定的纳污、自净能力，具有一定环境容量。人类及生物排入环境的物质，可以通过环境的各种作用重新纳入新的物质循环。许多污染物质可以在环境中降解、消除而变为无害物质，全部纳入生态的再循环而不产生污染。但现代社会排放的物质，在总量和单项上，多已超过环境的自净能力。各种物理化学和生物污染即使稀释、扩散，仍未能消除，还会出累加等现象。环境的每项因子对污染都有自己的容量极限，即存在自净能力的极值。超过了这个极限，就表现出环境质量的下降。

5、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

经济发展是为了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更直接地增加当前利益；只重经济高速增长必然牺牲生态环境，反过来又会阻滞经济发展速度。生态环境保护和多种的生物资源是经济发展的物质基础，可以增加长远利益，《人类环境宣言》指出“保护和改善人类环境是关系到全世界各国人民幸福和经济发展的重要问题”；但过分强调生态环境保护，又会限制经济发展，减缓经济增长。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就是环境问题的实质，离开了经济发展，解决不了环境问题，不解决环境和资源问题，又难以保持经济持续发展。这种两难选择决定了必须把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协调起来统筹考虑，以实现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拥有一片蓝天、拥有一块净土”的理想。

（三）、运用哲学思维寻找解决生态问题的途径凸现迫切性

面向二十一世纪，人类也正在对刚刚过去的二十世纪种种活动的得与失进行反思，作为这反思的重大结论之一，就是环境问题已成为人类文明进程中最为严峻的挑战。因此，原因，寻找解决的办法，对于战胜这场挑战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1、环境问题是工业文明的直接代价

人类社会的发展，就是不断改造世界、创造财富、探索真理、追求幸福、光明和自由的过程。迄今为止，已经历二三百年历史的工业文明，就是人类依靠自己的智慧和科学技术，给我们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幸福的光明，即生产文明和生活文明。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有得就有失，当人们享受着由工业文明带来的种种幸福的同时，也必须承受由此而引发的一系列后果，如环境污染、土地沙漠化、生态危机等日益严重的全球性问题，这些影响和危害人类自身生存和发展的环境问题，很大程度上就是人类为了发展工业文明而盲目改造自然界所付出的代价。

地球上有了人类以后就出现了环境问题，但是环境问题发展成为社会问题则是伴随着工业化进程同步出现的，所谓环境问题，是指人类生存的环境受到破坏和污，引起环境质量下降，与人类的生存需要不相适应，从而影晌人体健康和人类社会发展的一种现象。在当代，环境问题不仅是一种社会问题，而且是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

人类进入工业化，同时也进入了环境严重污染时代。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环境问题进一步加剧并呈全球化趋势。人类为了创造更多的财富来满足需求欲望，不断加快工业化进程，依靠科学技术，对自然界的改造能力明显增强，在这种情况下，被改造的自然界必然会产生明显的双向效应；一种是正效应，它是自然界对人的力量的确证，是对人的需要的满足；另一种是负效应，它是自然界对人的过度行为的无情报复。这种报复是前所未有的。从空间上说，影响的不是个别地区、国家，而是整个地球；从时间上说，影响的不是几个月或几年，而是殃及子孙后代。这种空间、时间上跨度如此巨大的报复，决不是对人类的一般影响，而是很有可能给人类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因此，反思过去、立足现实、展望未来，切实解决当代社会所面临的这场严峻的环境挑战，是我们人类的共同使命。

2、树立环境意识是解决环境问题的思想基础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具有能动的反作用。与其说环境问题是工业化的直接代价，还不如说是人类在发展过程中在世界观、价值观上的一种失败。人类进入工业文明时代以后，世界观和价值观发生了畸形变化，“人类中心论”实际上控制了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全过程，使实践活动变得极偏激。

于是，在经济活动中基本上抛弃了人类社会和自然环境是辨证统一的正确思想，人们普遍缺乏生态环境意识，往往把经济增长放在绝对优先的地位，根本不考虑自然环境对经济活动的承受能力、不考虑自然资源在质和量方面的延续性、不考虑经济活动将对资源环境带来什么影响。这种经济活动忽视了经济过程与自然再生产过程的动态平衡，一味对自然资源进行索取和掠夺性的开发，结果破坏了自然环境的基本生态过程和自然再生产的能力，导致生态环境破坏。另外，在生产过程中对有用资源的不充分利用和浪费，也是造成环境污染的主要原因。这种经济行为，对自然环境来说是不公正的，就人类来讲是一种不道德的行为。

看来环境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与环境意识有着相当大的关系。在环境问题已成为困扰人类生存和发展的今天，人类首先应该转变思想观念、调整自己的发展理念、规范自己的行为以保护环境。

环境应该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环境意识，二是环境工作。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就有什么样的方法论。树立环境意识是解决环境问题的思想基础。树立环境意识是一个复杂艰巨、长期的过程，是一个系统工程，它即涉及到个体，又涉及群体和全人类。“人类只有一个地球”，树立环境意识，就是要让这一观念深入人心，震憾人们的心灵：人类在破坏地球环境的同时，也在毁灭着自己；尊重地球就是尊重生命，拯救地球就是拯救未来。近年来，我国政府开展的中华环保世纪行和民间组织的保护母亲河等活动，便是社会和民众环境意识不断增强的可喜现象。过去我们常讲，对他人要有爱心、对社会要有责任心，现在看来，对大自然也要有爱心和责任心。

3、依靠科学技术是解决环境问题的关键

由工业化运动所带来的环境问题，寻根溯源，这笔账应记在科学技术头上。科学技术就象一柄双刀剑，它的迅速发展给人类带来了享受不尽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同时也引发了许多社会问题，环境问题便是其中之一。

环境问题，说到底还是一个科学技术问题，是一个如何防止人类自己创造出来的事物把人类自己搞垮的问题。环境问题的全球化趋势，一方面说明人类没有充分利用现有的科学技术处理好发展工业化和保护生态环境的关系；另一方面则说明现实的科学技术还存在许多缺陷和不足。要战胜这场环境挑战，就必须把这两方面的问题都解决好。首先要依靠现实的科学技术，既要考虑生态环境的保护，有要考虑资源的综合开发和合理利用，在生产过程中实现生产与环境保护的一致性。其次要依靠科学技术发展环保产业。这样不仅可以保护环境，而且可以通过发展环保产业形成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再次要大力发展科学技术，用科学技术的新成果解决发展中面临的环境问题。

4、实行可持续发展战略是解决环境问题的根本途径

解决资源、环境和人类生存发展的矛盾，可持续发展战略是优选战略。联合国环发大会对可持续发展的总原则是：“今天的人类不应以牺牲今后几代人的幸福而满足其需要”。可持续发展并不排斥发，，而对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人类所进行的这场史无前例的工业化运动，起目的不仅仅是为了单纯提高经济发展水平，还要提高人类的生存质量和促进社会进步，包括人类环境质量的提高。在发展过程中应体现经济、社会、环境效益的同步的、整体的、持续的增长，保证生态环境的长期优化和未来发展必需的资源、环境等基本条件。否则，这场工业化运动必将以失败而告终，人类也将失去自己赖以生存的地球环境，这就要求人类必须选择可持续发展战略。

实行可持续发展战略，是人类在长期的工业化实践过程中，在二十世纪末形成的共识。一九九二年，在联合国环发大会上一百多个国家的政府首脑共同签署的著名的“地求宣言”（《里约宣言》和《21世纪议程》）便是这一共识的硕大成果。实行可持续发展战略，要求人类在发展中摒弃传统的以大量能源和资源消耗。以环境破坏为代价的发展，选择人口、环境、经济、社会可持续协调发展的战略。

总之，人类认识客观世界的发展及其是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这就需要不断地进行反思，认真经验和教训，在实践中求得发展。环境问题作为困扰人类生存和发展的一大难题，同样需要我们认真反思，正确对待，用辨证的、科学的方法去战而胜之。

5、生态哲学为解决生态问题提供了一种全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和实践研究领域中，有三大基本研究方向：经济学研究方向，力求在经济效率与边际效益递减率之间取得平衡；社会学方向，力求在经济效率与社会公正之间取得平衡；生态学方向，力求在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取得平衡。中国科学院“2000年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在上述三个基本研究方向的某础上，开辟了第四个方向：可持续发展的系统学研究，包括生存支持系统、发展支持系统、环境支持系统、社会支持系统、智力支持系统五大支持系统研究。 这四个基本研究方向是可持续发展理论和实践的基础性研究。生态哲学提出可持续发展的哲学研究，开辟了可持续发展研究的一个新方向。 生态哲学作为生态世界观，是用生态学的基本观点观察现实事物和解释现实世界，包括生态哲学本体论、生态认识论、生态学方法和生态价值论的研究。它以人与自然界关系为基本问题，用生态系统整体性观点分析问题，提供观察世界、认识世界的新的理论框架，可能是这样的新的世界观。

生态世界观贯穿两个主题：一个主题是，确认一切事物和现象之间有一种基本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依赖的关系。在笛卡儿世界观中，整体的动力学来自于部分的性质；生态世界观相反，部分的性质是由整体的动力学性质决定的。第二个主题是，确认现实和宇宙在根本上是运动的，结构不再被看成是基本的，而是一种具体过程的表现形式，而且，结构和过程两者最终也是互补关系。生态世界观与传统世界观比较，它不强调硬性的主－客二分和主要－次要之分，而强调事物的相互联系、相互依赖和相互作用的整体性，它注重的非线性关系和循环运动。生态哲学作为可持续发展的解释工具，把可持续发展思想提到哲学的高度，有利于把它作为重要的思想资源，对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支持，因而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二、生态对可持续的探讨将促使人类思维方式和生产方式的转变

（一）思维方式的转变

从表象上看，引致生态环境恶化的原因是由人的破坏性活动造成的，是随着技术的快速发展和生产能力的巨大提高而产生的。但从实质上讲，的根源不在科学技术和生产能力，而在引导科学技术和生产发展的指导思想。或者更确切地说，更深层的原因，更根本的原因在于这种指导思想背后的哲学世界观和哲学思维方式。人类的任何一个实践活动都是在一定的思想指导下进行的，不管自觉不自觉，在实践活动指导思想的最深处，总有某种哲学思想在那里起支配作用。因此，探寻生态环境恶化的原因，首先应该到传统的发展观中去寻找。传统的发展观把发展生产，发展作为唯一的着眼点，唯一的追求目标。追求以解决温饱为目标的经济发展和生产发展就成了一切工作的中心。以此为出发点，科学技术的成就，首先就运用于开发，为低水平的脱贫致富努力服务。在这种发展观的指导下，科学技术、各种生产实践，乃至整个，势必显现为一种畸形的发展态势。这种发展观最为显著的一个特点就是：缺乏前赡性，缺乏超前性，是一种低水平、忽略了可持续发展的开发式生产。这种开发式生产，只知道索取，而不考虑反哺和促其再生，而是单纯的、唯一的成为对自然界的掠夺，不择手段地对自然界进行破坏，便自然引起环境污染、生态破坏、资源浪费、经济发展不平衡，以致引起落后地区的人口爆炸。而人口的暴增，又反过来加速了这种畸形发展。这种发展观常常在表现为收获到“金豆豆”的时候，潜隐着丢掉的是“金娃娃”。

那么，对传统发展观起支配作用的哲学观点是什么呢？海德格尔和金岳霖这两位大哲学家都认为，人类中心论是传统发展观的哲学根源和致命点。他们都看到了技术的消极方面，看到了无限制的技术化的灾难性后果是人的存在的丧失，是人的全面的异化。长期以来，人们的思想一直活动在人类中心论的框架内，活动在主客两极化的框架内。由此，人类把自己看成了世界的中心，自然的主宰，把世界看成对象，把自然中的天地万物看成技术生产的原材料，人可以任意地向大自然索取。我国从荀子以来“人定胜天”的观念一直很有，以至不久前还把“与天奋斗”、“与地奋斗”当作豪迈的气魄加以肯定。人类对自然的干预达到了空前的地步——“喝令三山五岳，我来了”，感觉上成了自然的“主人”。这种发展观无形中便把自然放到了人类自己的对立面上，心中想的就要制服它，战胜它。这种发展观造成取予不均，人类对自然的索取和掠夺多于对自然的反哺和回馈，这种发展观无形中会造成人类延续中的代际间的不公平，正如有人所说的“我们不是继承父辈的地球，而是借用了儿孙的地球”。如果将自然比喻成银行，那么人类的所作所为事实上是在透支，所谓“吃祖宗饭，断子孙粮”，结果就出现了“生态赤字”，出现了生态失衡。这种有悖道德的发展观无形中即造成了代与代之间的不公平，也造成了同代人之间的不平衡。

生态建设目标的实现旨在追求生态的持续性，而生态的持续性又是可持续发展的一个主要方面，这就决定了生态建设主体思维的确定必须建立在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基本框架之内，遵循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应有。以此为前提决定了生态建设战略的制定和实现，必须改变传统的发展观，变革传统的思维定势，按新的思维方式行事，着力实现五个转变。

1、要跳越七八十年代种草种树所产生的失误去认识生态建设。七八十年代的生态环境脆弱区由于人们对生态建设的规律认识不足，加之吃饭问题尚未完全解决，种草与种粮的矛盾比较突出。由此，未能自觉地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高度上去重视生态建设。生态建设意识不强，导致在工作部署上缺乏全局意识。在建设项目的布局上不系统。人财物使用不集中，使生态建设的整体效益不太明显；在资源管理上，毁草毁树、乱占林地、重造轻管现象突出，加之虫害、干旱等自然灾害的影响，致使生态建设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但这个时期种草种树所取得的经验和教训，特别是许多教训对我们现在所要实施的生态建设是有着非常重要的借鉴作用的。许多年龄稍大一些的人对过去的种草种树印象深刻，可能还会提出一些不同的看法。因此，我们要通过卓有成效的宣传向群众讲清楚，我们现在所要搞的生态建设在和实质上较之先前是有很大区别的。主要有：过去的生态建设是一种局部行为，而现在是整个西部地区的全局行为；过去的种草是在粮食问题没有得到很好解决的情况下进行的。而现在通过种草不但会得到政府的粮食补给，同时，还会从草业自身中得到许多效益；过去种草种树为国家、集体所有，且草业自身的效益不明显。现在种草种树的使用权、所有权在自己，且草业已成为一个独立的产业，在国外、国内的市场前景非常看好。同时，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草就地转化增值的途径也很多，种草同样能够致富，甚至能更快地致富。

2、要把生态建设上升到人与自然共存的高度上去认识。生存环境的恶化不能不使我们省悟到：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一种改造和被改造、认识与被认识的关系。人是主动的方面，引发生态危机的关键在于人自身。从本质看，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从人的生存与发展看，自然界为生产提供了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人与自然物质交换活动是社会的基础；从人与自然的相互使用看，人的活动不能超越自然所能接受的限度，不能违背自然规律。因此，人类如果想使自然正常地存续下去，自身也要在必须的自然环境中生存下去的话，归根结底必须和自然共存，这就要求我们努力做到：将“人化自然”与“自在自然”相和谐，从而实现在保持自然资源质量和持续供应能力的前提下促使经济的持续发展，在不超越环境系统涵容能力和更新能力的前提下促使人类社会健康发展。这些人与自然应该和谐相处的道理，听起来很神秘也很遥远，但其实它和我们的现实又非常贴近，只是我们没有太多的考虑这些问题罢了，这正是我们的悲哀之所在。告诫我们：如果不善于和大自然和谐相处，即使我们曾经拥有大自然的丰厚馈赠，即使我们在同大自然的搏斗中曾取得胜利，大自然带给我们的将不再是生活的乐趣和发展的希望，而只能是生存的艰难。

3、要实现以生态效益为中心到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全面发展的转变。生态建设不能片面强调改善生态环境，一味考虑生态效益和长远效益过多，而忽视经济效益特别是近期效益，种草种树就不可能持久。在退耕种树种草之后，如果几年见不到效益，林草最终又会让位于其它粮食作物。因此，要引导农民自觉自愿地服从退田还林致富的大局，作到政府调控和市场配置双到位。退耕种草种树必须考虑林草牧经的有机结合，在生态植被的选择上，即要考虑生态效益又要考虑经济效益。同时，要通过多种方式支持农民发展畜牧业，大力拓宽农民增收的渠道，使生态环境的改善与农民收入的稳定增加相同步，特别是在补粮结束后要让群众形成新的，稳定的经济来源和口粮保证。惟此以退耕还林（草）为主的生态建设才能成为广大农民群众的自觉行动，才能够长期不懈地开展下去。

4、要实现以仅把三个效益增长视为目的到重视人的全面发展的转变。追求生态持续性的发展观，是一种以作为社会“主体”人为中心的发展观，是面向人类追求真善美统一境界的发展观。这种发展观至少包含两重含义：其一，强调当代人对后代人应当赋有自觉的“类”意识，在思考问题时，应该自觉地从个体本位，群体本位转到类本位上来，承担起为后代开创更美好生活的责任。人对自然界决不能只从自己的需要出发只是索取，更不能任意掠夺，而要实行“人道主义”。即江泽民所说：“必须切实保护环境和资源，不仅要安排好当代的发展，还要为子孙后代着想，绝不能吃祖宗饭，断子孙路，走浪费资源和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子”；其二，主张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把人从自然的严重对立中“解放”出来，进入人与自然的高级阶段的统一。也就是说要实现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价值，即“共产主义”将“是人与自然之间、人与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

5、要实现以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为主到包括生态文明建设的三个文明建设同步发展的转变。生态建设不是一个独立的产业，它和许多产业的开发，包括人文环境的建设等都存在着明显的正相关系。国内外都有学者提出，要保持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必须三个文明协调发展，即在抓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同时，还要抓生态文明建设。这些学者把生态文明的概念定义为：是指人类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又主动保护客观世界，积极改善和优化人与自然的关系，建设良好的生态环境所取得的物质和精神成果的总和。如果切实能把生态建设上升到生态文明建设的高度上去认识，并以此来指导我们的工作，那么我们在主体思路和作法上就应进行两个方面的调整：首先，在思想观念上，应通过多种途径，大力加强干群的环境意识和生态意识的，生态教育甚至要从娃娃抓起。不仅要从小学课本开始增加生态教育内容，更要在大学设置专门的生态专业，培养专门人才。要促使人们了解、掌握生态学知识，明确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以及人在生物圈中的正确地位，进而在发展意识上能将人和后代人的利益结合起来，将局部利益同全区、全国利益结合起来，将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结合起来。其次，在实践领域就要设法对现行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进行生态化的改造，力图建立起既符合国情，又具有可持续性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具体而言，在生产上就要建立资源节约，环境污染小的经济实体，走生态农业的发展道路；在生活上，则要积极提倡适度消费和替代消费。基于这些方面的原因，只要我们把生态建设上升到生态文明建设的高度上来认识，我们已有文明的建设就会由原来仅仅局限于社会领域而扩展到生态环境领域，这样，生态建设方面单纯意义上的种和管的问题，广义上的生态与发展的问题都会得到很好的解决。

（二）、生活方式的转变

人类已经到了必须从根基处改变自己生活方式的时刻，因为人类的力量已经强大到足以决定地球村命运的地步，而这意味着人类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随心所欲地生活责任的增长与力量的增长是成正比的，对于个人和人类来说都是如此。人类以前之所以能够像任性的孩子那样行事，是因为那时他的力量还很弱小，他的行动所造成的后果对于伟大的自然界来说是微不足道的。现在情况已经完全不同了，人类的疆域已经扩张到太空中，使昔日大得似乎没有边际的地球缩小为一个村庄。在这样一个，人类如果再盲目而任性地生活，结局必然是毁灭性的。 地球村时代的人类早已过了在大地的怀抱里捉迷藏的阶段。地球对于他来说已经太小。他必须像宇航员爱护宇宙飞船那样爱护这个蓝色的星球。这种根本性的变化要求人类必须改变现有的生活方式，因为这种生活方式是从人类相对于自然界还很弱小的时代里沿续下来的，已经变得不合时宜。人类在相对于自然界还很弱小的时代，必然在经过了听天由命的阶段后对威严的自然界采取一种反抗的态度。这种反抗随着人类力量的增长发展为对自然界的征服。征服的顺利进展使人建造了一个巨大的属人世界，而人则成为这个世界的绝对中心。然而征服本身却由于人类力量的增长而变得过时了，因为征服意味着暴力和破坏，而相对于人的力量来说已经变得脆弱的地球无法再承受人类进一步的暴力和破坏。如果人类再对自然界采取征服的态度，那么，人类将丧失他在茫茫宇宙中的唯一家园，而现代文明也将成为人类自取灭亡的方式。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人类现存生存方式的荒谬之处：在征服的前提已经不存在的情况下继续对整个世界保持一种征服的态度。这种荒谬性正是包括生态危机在内的全球性危机的根源。

征服的逻辑源于并支撑着人类中心主义，而人类中心主义原始地意味着暴力和毁灭：它将人设定为宇宙的绝对中心和目的，把其他事物都当作实现人的中心地位的手段，所以，它的实现必然以消灭其它事物的独立性为前提，而事物的独立性的消灭也就是这个事物自身的毁灭。

人类中心主义归根结底是对自然界进行剥削和压迫的逻辑。这个逻辑又反过来进入人类内部，直接转变为人对人的剥削和压迫。人以怎样的态度对待自然界，人就会以怎样的态度对待人，因为人归根结底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所以，只要不超越人类中心主义，人对人的剥削和压迫就不会消亡，在人类社会内部就不会诞生真正的爱和永久的和平。

随着征服的逻辑的过时，超越人类中心主义的时机已经成熟。如果我们超越了人类中心主义的狭隘视野，我们就会看到人与其他存在物之间更原始的关系：人不过是宇宙中诸多存在物中的一种；他与地球上其他存在物之间的关系从根本上说是同一家园中不同成员之间的关系；人之外的存在物作为家园中的成员具有自己独立的价值；人和这些家园成员之间的相互支撑和相互成全关系要比人对它们的征服、统治、利用更为根本。

人类力量的真正强大将体现在对这种根本关系的实现中，所以，人类作为守护者和成全者的形象必将代替他现在所是的征服者和剥削者的形象。 从征服走向守护是人类生存方式的根本转折。它是一场人类守护和成全其它存在物的运动。 如果我们不学会守护一棵树、一只飞鸟、一个茶杯，那么，我们就不会真正地守护和成全人自身，所以，学会守护和成全是人类走向真正幸福的唯一道路。而要学会守护和成全，我们必须首先改造人性，改造人类欲壑难填的生活方式。改造人类对于所有事物的征服态度，而这是生态主义者的事业。 尤其需要生态主义，不仅仅因为她有广大的国土和占全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而且因为中国人的生活方式还保留了许多野蛮的因素（对资源的无限制盘剥、对动物的狂捕滥杀、对自然界的狭隘功利主义态度，等等），所以，学会守护和成全对中国人来说更为紧迫和艰巨。这个诞生了天人合一哲学的民族必将对生态主义事业做出更大贡献。

三、生态哲学对可持续发展的理论探讨将引发人们更多的理性思考

生态哲学对可持续发展探讨最多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其实质就是要求我们一方面需要认识、利用和开发自然界，另方面又要保护、爱护和尊重自然界，这二者能不能调和呢?能不能找到一种连接点呢?现在看来不仅能够，而且必须。“自私而用智”是一种自我中心主义，对于可持续发展是不利的。但“用智”是人类本性之一，也是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之一，中国哲学一般地反对“用智”，这显然不符合“现代性”。因此，对中国哲学而言，应当扭转这一传统，变成积极"用智"，发展人的智性。但是，“用智”是有目的的。其目的无非有两种:一是“为用智而用智”、“为科学而科学”。这被认为是西方的传统，但是这一传统到现代社会，似乎发生了很大变化。就“人性”而言，也决不是智性一种。要成为全面的人，完整的人，就不能只“用智”而不关心别的。二是为了某种价值目标，这应当是问题的核心。按照中国哲学的说法，如果只是出于“自私”的目的而“用智”，那就是一种最大的障蔽和“限隔”，其结果便会丧失人性，也会失掉人生的乐趣。对此应当重新解释和评价。生态哲学对可持续发展的理论探讨将引发人们更多的理性思考：

1、 在人类社会和自然界已经开始在全球范围内相互作用的时代，二者之间存在着全面的相互依赖的关系。一方面，人类的一切发展依赖于生物圈的健康和繁荣；另一方面，生物圈的继续进化又依赖人类的调控和管理。人和自然都同等重要。人和自然相互间的全面依赖产生了全面合作、一体化发展、协同进化的客观趋势，只有彻底放弃传统的发展模式，代之以可持续发展模式去指导当代人的发展实践，人类才会有光明的前途。

2、人们在净化自然的时候也应净化心灵，使保护生态环境的行为变成一种生命的需要和习惯。中国是一个有众多民族，悠久历史文化和多种信仰的国家，如何在尊重人们的合理信仰和生活方式的前提下调动各方面的思想和精神资源，以解决近年来日趋严重的生态和环境问题，将是我们必须长期面对的一个理论课题。

3、人类应该运用生态学规律和经济学规律，合理的规划自然资源的保护、约束自然资源的使用。如果我们不顾生态规律，一味掠取自然资源，以获取眼前的经济效益，这个经济效益将随着自然资源的枯竭而效益递减，直至不再有经济发展的资源基础。 这种发展经济的做法不能保证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不能保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因此，从经济学角度看是不可取的。在这个问题上，只顾眼前利益，不顾长远利益，是对子孙后代的犯罪；只顾局部利益，不顾整体利益，是对国家和民族的犯罪。如果我们经济发展了，口袋里有钱了，但空气变坏了，水变坏了，蓝天不见了，绿地不见了，我们的生活环境变糟了，我们的生活质量反而下降了，这是不是我们发展经济的目的呢？发展经济也好，保护环境也好，必须服从全体人民的幸福这个最高目的。再说，环境搞坏了，人民的身体健康遭到损害，医疗费用指数上升，经济上是不合算的；同时，投资环境恶劣了，经济发展的后劲也没有了。

4、人类的经济活动和社会发展不能超出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可持续发展不仅要求人与人之间的公平，还要求人与自然之间的公平。资源和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离开了前者，后者的生存与发展就无从谈起。在求得发展以“满足需求”的同时，要顾及“限制”因素，即“发展”的概念中蕴涵着制约因素。最主要的限制因素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即自然资源与环境。不言而喻，人类的存在和活动必然会对自然生态系统进行干预并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要保持社会的持续发展，就必须把人为干预自觉地控制在生态系统维持自身的动态平衡所许可的范围之内。“发展”和“需求”要以生物圈的承受能力为限度，要保持各种陆地的和水体的生态系统、农业生态系统等生命支持系统以及有关过程的动态平衡，“发展”一旦破坏了人类生存的物质基础，造成生态失衡，“发展”本身就会衰退，“需求”就难以满足。

5、在生态系统中人不是一般消费者（动物），而是生态调控者和人工生态系统创造者。人比动物所优之处在于人以文化的方式生活，人依靠文化使自己成为地球上最成功的物种。但是，如果把这种区别绝对化，甚至认为人可以脱离自然规律的影响而统治自然和主宰自然，则是错误的。人、社会和自然构成的有机统一整体是不可分割的，把世界区分为自然界和社会只有相对意义；而人和自然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比它们之间的相互区别更重要。自然界是“人—社会—自然”系统的内在机制，自然因素支持和参与社会历史的创造，从而获得社会历史尺度，我们要重视自然界对人和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我们的历史观不应是关于纯粹社会历史发展的观点。因为自然因素参加了历史的创造，历史观应是包含自然因素的历史观，或“文明的生态史观”。

6、“科学”合理的安排自然资源的使用，固然有可能导致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但也可能导致相反的结果。在生态学史上每每出现人算不如天算的尴尬局面。 本世纪初年，美国老罗斯福总统为了保护亚利桑那州北部森林中的鹿，大肆捕杀狼。结果，鹿过量的繁殖，小草和树木都被吃不了，绿色植被急剧减少。植被一减少， 鹿就大量的死亡，结果森林和鹿都没有保住。本来狼吃掉一些鹿，可以控制鹿的种群数量，而且吃掉的都是一些病鹿，反而有效地控制了疫病对鹿群的威胁。老罗斯福本来想“科学”合理的保护对人类有用的自然资源，结果并没有保护住。对“科学”安排的过分注重，建立在古典科学的决定论之上。当代非线性科学表明我们的世界本质上是一个非决定论的世界。对科学的过分依赖，与最新的科学精神也不符合。科学的方案在保护生态环境方面能起的作用将是有限的、非本质的，端正人对于自然的从属关系，确立“道法自然”的思想才是关键，科学所能发挥的有限作用也需要以此为前提。我国学术理论界对此层面的思想，认同不多。

7、人类以幸福为目的愿望固然不错，但人类对幸福的理解可以多种多样。美国那种高消费、高能耗但通过向别国转嫁环境熵依然保持优美环境的幸福生活，是否是全人类应该追求或者能够追求的模式呢？人类幸福的追求不能求诸于外，只能求诸于内。知足者常乐，其乐融融。与天下万物和睦共处，是人生最大的幸福。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这方面的思想非常丰富。但是80年代思想启蒙运动中，许多此类的思想被当做阻碍现代化事业发展的绊脚石一脚踢开，今天恢复这一层面的思想难度更大。

8、要真正解决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就应当从人自身做起，从如何实现人性，完成人的“天职”做起。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归根到底是人的问题，道理就在这里。我们既需要发展科学技术，更要关心人文价值，使二者能够更好地结合起来。我们不能再跟在别人的后面跑了。（实际上，在西方社会，人们对自然界的态度已经有很大变化）我们应当发挥自己的优势。何况，人与自然的关系早已成为全球性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更应当着眼于全人类的发展，为人类作出贡献。中国的天人合一哲学，具有人文主义宗教精神，如果能从中吸取丰富的精神营养，就能贡献于人类，使人类进入一个有美好家园的21世纪。四、运用生态指导生态环境建设和保护有利于建设模式的选择

人类认识客观世界的及其是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这就需要不断地进行反思，认真经验和教训，在实践中求得发展。环境作为困扰人类生存和发展的一大难题，同样需要我们认真反思，正确对待，用辨证的、科学的去战而胜之。生态哲学用生态系统整体性观点问题，是一种以人与界的关系为基本问题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运用生态哲学指导生态环境建设和保护有利于形成新的建设模式。

（一）生态危机的成因

1、人口膨胀的原因。

人口快速增长超过区域生态系统的负荷限度， 是生态环境恶化的直接原因。人口增长过快，究其原因，除了我们现行人口政策的某种偏差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学根据即“低技术的农业生产，不需要高成本的劳动力，也承担不起高成本的人力投资。因此在这种特定的环境中的社会生产，对低成本、大数量的劳动力的需要是同现存的高生育率相匹配、共生的”，我国许多山区落后封闭的地理环境，使生活在那里的人们难以滋生更多的奢望。维持自身生存并延续生命，是人类在基本生存条件都无法保障时，最自然的生活目标。在这样一种心态下，人们很容易将自身的生存，特别是晚年生活的希望，都寄托在子孙身上。过量繁殖的人口，为维持生存的需要，只能向自然加大索取量，随着这种活动强度的加大，生态恶化愈加剧烈。

2、生存模式落后的原因。

人口增长固然加大了资源压力，但人类对自已各种行为的低效和无效管理同样是造成生态失衡、资源短缺的根本原因。长期以来这一地区是以掠夺性开发来换取经济总量增长的，这种粗投粗放的生产方式，世代着该地区人们的思维方式和生活习惯，在劳动价值的判衡上，资源是无价的，环境是不计入成本核算的，自然就没有珍惜资源，爱护生态环境的意识和自觉行为。前苏联学者e.d 基鲁索夫认为“生态意识是根据社会与自然的具体可能性最优地解决社会与自然关系的观点、和感情的总和。”它是一种精神上的，具有内在的行为约束力，是诱导生态系统自组织、自协调的协和共生力；它执行着限制功能，因为它认识到，生态潜力是农业经济发展的基础，一旦破坏，任何经济制度都不可能保持它的稳定性，而在农业或经济上必然要受到它的“负反馈抑制”。因此，要求人们对自然的利用和改造限制在某一时期生态允许阈限内，唯有此，自然资源的永续利用及农业可持续发展才成为可能。然而，受到传统农业发展观的制约，我们的意识往往只考虑开发现存资源的高速度、高产值，过少地考虑到农业资源的保护和利用，以致引起土壤流失、生态失衡的生态报复，造成资源大量浪费和资源承载力的下降。这种落后的生态观至今未能改变，主要是生态法规的宣传和环境不普及造成的。

3、制度约束不力的原因。

制度对生态环境引导保护不利，也是生态恶化的重要原因。发达国家在解决农业生态环境问题过程中，除了土地粮食关系与资金保障外，农业生产经营制度、农业生产者的环境意识和合理化环境行为、政府的农业环保措施等制度因素也在其中起着重要作用。这些制度使农业生产者的合理化环境行为成为经济上有利、至少与其经济利益不相抵触的行为。现行农业制度不具备使农民关注环境生态问题的约束机制，甚至存在着相反的刺激制度，土地的产权安排是农业制度环境中最重要的因素，也是影响农民行为的决定性因素。在所有权属于集体使用权和收益权属于农户的土地产权制度下，农民某种程度上又获得了在“自己”土地上劳动并使劳动成果与自家收益完全挂钩的权利。这种权利在农民生产行为特别是环境生态行为合理化方面起到的是负面激励作用，而家庭劳动和家庭决策的行为方式，又使这种刺激得以在农户行为中表现出来，于是造成了农民环境生态行为的短期化和山区农业生态问题日趋严重。如农民家庭对土地经营的理性目标是追求耕地利用的最大化，所以农民对土地的投入多以化肥、农药、地膜等短期性投资为主，在这种行为方式下，耕地资源生产价值的下降远远大于其价值的产出，这种趋势在现今的农地制度下愈来愈明显，无凝这是一种人类在耕地上的经济活动超出其生态边界的掠夺性经济行为，其行为导致土地质量变差，地力衰竭，生态透支加剧。制度经济学和产权经济理论表明，人们的经济活动总是在一定制度约束下的效用最大化的理性活动，这种活动会随着制度环境的变化而改变。因为人类对自然资源的利用结构、利用方式和利用程度的最终动机源于利益的实现和利益的大小。同一种资源，在同样的技术水平、经济发展状况和投入水平下，人们总是要在制度允许的范围内选择回报率较高的利用方式。

4、政策法令软化的原因。

在生态环境脆弱区生态恶化的过程中，有政策偏激的原因，也有各种保护法令执行不严的问题。因为政策和法令的正确导向，将会促进人与自然生态关系的和谐及农业可利用资源的延续。例如《水法》、《环保法》、计划生育政策等起到的作用，都充分说明了政策法令在引导人类正确对待自身生存环境所发挥的威力。政策的“轻重缓急”有利于正确引导人类合理开发、保护生态资源，以维持自然资源的永续利用，而法令的“奖惩分明”有益于保障富含生态意识政策的实现。因此，现行政策所代表的不仅仅是群众的社会权益，还应代表农业生态系统持续生存发展并服务于后人的生态权益。一旦政策和法令“误导”或“宽容”了人们为追求个体效用和最大利润而产生的掠夺性开发生态资源，破坏农业生态系统稳定性的行为，把生态环境视为人类取之不尽的“供奉者”和存放废物的“垃圾桶”，其产生的后果是不可想象的。

（二）生态建设模型的选择

1、生态建设必须与生态学原理的充分运用相结合

生态建设是一项实践性很强的工作，生态学的理论和优秀模式出自于对实践的深入和认真总结。如果忽视已有理论的指导，则会事倍功半，甚至丧失难得的机遇。因此生态环境脆弱区生态建设必须遵循生态学的一些规律：

一是植被演替规律。植物群落由低级向高级逐步适应环境而演变到顶极群落的过程称为植被演替规律。用植被演替规律来审视许多地区五十年代以来的植树造林，不难发现它在目标和过程上存在一定程度的主观性而导致的一些失误。从目标上来说，虽然不断强调“宜林则林、宜草则草”和“适地适树”等原则。但对这些原则的内涵则缺乏符合当地实际的探索和科学到位的贯彻。首先从实地考察的情况来看，在造林种草的实践中，目标与现实的差距导致效益严重低下，这是今后生态建设规划必须认真吸取的：必须用顶极群落与立地类型、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对比分析，制定切实可行的生态建设多类型目标；其次从植树种草的过程上来看，过于简单化，大多数是一步到位的选择，要造林就直接栽树，要种草就直接播撒收获的草籽，而不考虑初始自然条件。有些地段从理论上来说可以造林，并不等于一种就活，且能成林。

二是多样性导致稳定性规律。建立在动植物共生、附生、寄生、竞争等关系基础上的植物群落内的物种越复杂或者是某一特定地区稳定的植物群落类型越多，形成的生态系统越稳定，经受环境变化和各种灾害的能力也越强，这通常被称为多样性导致稳定性规律。生态建设上多样性的不足，使我国许多地区植树造林蒙受了巨大损失，大片杨树被天牛一扫而光，而人的力量对此却显得非常乏力。一些农业自然灾害的发生，当与此亦不无关系。在第一代防护林倒下之后，有些地区仍没有认识到多样性的重要性，而改为单一的国槐、刺槐、嫁接槐、油松等，一些林地仍是“一松到底”。一旦有一天松毛虫横行，我们的纯松林就难以逃脱与杨树林一样的厄运。单纯种果树更不行，因为果树间距太大，不能有效地保持水土。另外，如果大规模发展次品质果树，不仅会把一些名牌淹没掉，对未来的果品市场和农民增收都会产生不好的影响。良禽择木而栖。不仅鸟对树种有选择性，虫亦然。而且鸟与鸟之间，虫与虫之间，鸟与虫之间都存在着相生相克、互生互灭的现象。树种的多样性可把鸟类接回来，营造起野果——鸟——虫这样的食物链，减少病虫害的发作。所以无论是造林还是种草，都必须贯彻多样性规律。

三是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规律。生态系统以土壤为支撑、生物为主体建立起一个水、土、大气、生物等共同参与的物流、能流循环体系。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是一个不断改善生存环境，同时也是自身结构更趋稳定的有序化过程，也正是通过这一循环过程，才能使生态系统的种种功能得以完善和正常发挥。枯枝落叶层对林地养分积累和供给的贡献是巨大的。单就其防止侵蚀、涵养水源的作用，也不可低估。森林之下实际上不发生土壤侵蚀，这是事实，但长期不知理由何在。近十多年才知道这主要应归功于枯枝落叶层。枯枝落叶层及其下部形成的“海绵层”就如同一个大水库，在降水和径流、地下水之间调蓄转移。在我们建造的水源涵养林、水土保持林之下，不能形成深厚的枯枝落叶层和“海绵层”，森林涵养水源、保持水土的功能就无从发挥。

四是地形对植被类型的分异规律。地形通过起伏、坡面朝向等对地带性气候再次分异，使不同地形部位呈现出不同的生物生存环境，在山地形成等高沿伸垂直更替的垂直带，通常称为垂直地带性规律。地形对气候的分异及植被垂直地带性规律是生态建设中应特别考虑的。山区生态建设应该是山地生态系统的恢复和建设，发挥山地生态系统涵养水源、保持土壤的作用，形成对周围地区水资源的补给和气候联动效应。山地降水量多，蒸发量少，有适宜乔灌草多种植物生存的多样环境，在这一地区根据海拔、土壤等垂直带环境条件，建立适宜的植被类型，成功的可能性大，经济效益显著。还有一点就是不涉及退耕，也要比近居民点地段易于管护。生态建设的第一期的工作重点应放在这一类型区，由易到难逐步推开，这一方面可以积累经验，以利后续工作。

2、生态建设必须与先进科学技术的开发运用相结合

生态建设中人是主体力量，但人必须依靠先进的科学技术才能尽快达到预期的目的，而在此方面我国许多地区乃至整个西部都还很落后。单说防治荒漠化本身，我们防治荒漠化在运用新技术方面，与国内外的先进水平还有很大差距，如以色列的节水灌溉技术、俄和美的化学固沙、美、加和西欧的防侵蚀耕作技术等在我国尚为空白。

（1）、要大力推广先进适用的造林绿化技术。比如旱作生态林业技术、地膜覆盖育苗技术、持续无虫灾造林技术以及杨树伐根嫁接、优质黄元帅丰产栽培技术等。针对我国许多山区十年九旱的实际，在有条件的地方尤其要重视推广诸如压砂地种树育苗等技术。压砂田在干旱山区主要用于栽培瓜类、蔬菜。虽较少用于种树，但效果也是很好，特别是大西北一些山区十年九旱的情况下采取该技术具有很好的适用性。压砂田具有很好的蓄水保墒效果。“铺砂后，地面形成很多大孔隙，雨水容易渗到土壤中，砂田水分渗透率比土田增田9倍。”（1）同时，由于砂层的覆盖，割断了毛细管联系，防止土壤被风吹日晒，减少了蒸发，土田的蒸发比砂田高4.1倍。压砂能提高土壤温度，主要是砂子的比热小，白天受太阳照晒，温度容易增高，砂下土壤也获得了较多的热量。砂子又是一种热的不良导体，能阻碍土壤中的热量向外扩散。因此，在干旱山区利用压砂地种树育苗，特别是在一些荒山荒坡上种树育苗具有较高的成活率。

（2）、要推广保护性耕作技术。保护性耕作技术以秸杆覆盖，少免耕和地表作业为主组成保护性耕作技术，可有效减少出现的沙尘暴天气现象。

（3）、要积极推广生物、微生物技术，毒草治沙，速生杨，高能有机肥，渗水地膜，以及利用聚丙烯酰处理沟灌水，防止田间土壤侵蚀等技术。在沙漠种草种树可利用多功能处理技术、覆膜技术和袋装技术相结合的方法。该技术的要领是将草种或树根先用普通水浸泡数小时，然后用多功能水处理装置草种或树根进行处理，再用覆膜和袋装技术相结合。以提高沙漠种草、树的成活率。该技术为陕西省一科研单位所研究开发，经实践证明，该技术成功地解决了沙区因干旱少雨种草、种树成活率低的问题。

（4）、要运用先进技术对现有草山进行改良，以提高载育能力和涵养水源的能力。特别是要采取有效技术逐渐消除有害毒草和鼠害，使一些保护性草山发挥更大的效益。如海原县南华山系的草山改良和鼠害防治问题就显得非常迫切。

（5）、要进一步发挥“三田”建设在生态建设中的作用。开展“三田”建设，以兴修高标准的基本农田为基础，把平整土地拦水与深耕深翻蓄水，增施肥料调水和压砂保水结合起来，把工程措施、生物措施和耕作措施结合起来，增加农业投入，是彻底改变农业生产条件和生态环境，增强抗灾能力，保持农业长期稳定增长的重要措施。多年的试验、实践证明：在山区没有一定数量的“三田”保证，就没有相对稳定的粮食产量，解决群众温饱的基础就不牢靠。只要粮食丰收了，山区的经济发展就比较快；反之，整个经济建设都会受到限制。“三田”建设是退耕还林还草，实现生态环境良怀循环的保证。许多山区由于基本农田少，坡地产量低，只得靠单一的粮食生产来维持较低的生活水平，长期摆脱不了广种薄收，恶性循环的被动局面。粮食生产与林、牧业争地，使退耕还林还牧的目标很难实现，即使暂时退下来，也很难巩固。许多先进典型的事例证明，退耕还林还牧，实现生态环境良性循环的目标必须随着农、林、牧业争地矛盾的解决逐步实现。解决这种矛盾的办法只能是走“以改土夺高产，以高产保退耕，以退耕促林草，以林草兴农牧”的路子。干旱山区生产的主要限制因子是水和肥，兴修“三田”既可变“三跑田”为“三保田”，最大限度地调节和利用了宝贵的降水资源，还可以拦截利用坡面产生的雨洪径流和泥沙，变害为利，这就为机耕深翻，科学种田等一整套旱农技术提供了良好的用武之地。“三田”是建设高能效水土保持综合防护体系的主体工程。在水土流失区域，耕垦指数大都达到了30～50%，坡耕地成了产沙产径流的主要策源地。所以，治理坡耕地，建设“三田”就成了生态建设中水土保持综合治理的重点。

3、生态建设必须与物质装备水平的不断提高相结合

要不断提高生态建设中的机械化水平，提高建设质量和效率。要引进、研制一些适应性强的生态建设机械，以逐步把农民从繁重的种草种树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目前运用较为有效的物质技术是少耕开沟种植法，该技术在植树种草时，只在戈壁、荒山上用植树种草机械开一道口宽3米、底宽15公分、深1.25米的深沟，即少破坏植被，又把土壤疏松。然后把树、草种在深沟里，深沟既可聚集雨水，保证树草得到较多的水份和养份，又能避风挡沙，保护树草生长。

4、生态建设必须与相关产业的同步开发相结合

生态治理是一个全局问题，是一个战略问题。只有生态效益没有经济效益的生态治理和只有长远利益，没有短期利益的治理模式都很难被群众所接受。因此，生态治理的立足点和出发点必须着眼于以生态经济带动生态建设，必须用好利益杠杆，找准各种利益的平衡点，与农民的脱贫致富和区域经济的发展结合起来。生态治理要和发展相结合，要在发展中退耕，退耕中发展，发展是退耕的保障。必须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充分发挥群众在退耕还林还草的主导作用，大力发展非公有制林草业，鼓励社会各界在创造良好生态环境的同时，实现自身的经济效益，特别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物质利益原则，把群众的利益放在心上，用利益法则来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就目前的现状而言，必须立足生态治理本身找效益，立足相关产业的开发找效益。没有效益，温饱未着落的农民不可能饿着肚子承担生态义务，一个地区如果不发展，承担生态义务也难以持久。所以要把国家支持，一家一户种树种草和产业开发、介入结合起来，运用新的机制和市场经济手段，吸引工商企业参与开发具有市场竞争力的草业、林产业、沙产业、生态农业、生态业、绿色食品业等产业及相关基础设施建设，使企业、农户形成一个利益链条，只有这样才能加快生态环境建设步伐。

5、生态建设必须与可靠保障体系的建立相结合

生态建设即要有切实可行的发展规划，更要建立行之有效的保障体系，要确保坡耕地能退得下，林草能还得上，稳得住，不反弹。在生态环境脆弱区，生态的公益性决定了投入主体难以多元化，现实地说，政府出面组织是必须的，而我国政府又恰好选准了这一点，把生态作为西部开发的切入点，这是现实和理性的。生态作为切入点，客观地讲，现在重要的是积极防护，重点放在生态脆弱带的潜在荒漠化、沙化土地的防护上，恢复、增加和保护林草植被，遏制毁林开荒绿色锐减的趋势，其次是综合治理，包括防护林建设，封沙育林育草，飞播造林种草，使退化草场得以恢复，最后还有一个适度利用的问题，而这三个环节都要充分强化政府的行为，依靠政府的行为建立强有力的保障体系。

（1）政策措施。

一要努力营造“留住人才、吸引人才”的政策环境，为生态环境脆弱区生态建设确立人才保证。生态环境脆弱区的生态建设需要一大批不同层次的人才，生态建设能否成功的关键也在于人才。目前，生态环境脆弱区大量人才外流，其严重性比资源和资金外流更甚。因此，国家要切实制定一些鼓励生态环境脆弱区及类似地区留住人才、吸引人才的优惠政策，特别是现行的“越是艰苦的地方工资和生活待遇越低”的政策必须迅速改变。生态环境脆弱区要采取一些行之有效的行政措施和经济措施。营造一种“留住人才、吸引人才”的政策环境。生态环境脆弱区有些县由于财政压力大，就业岗位少等原因，在人才管理上，采取放开出口，卡死进口的作法，这虽出于无奈，但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二要对积极投入生态环境脆弱区生态建设的投资者，特别是购买“四荒地”进行开发治理者，在没有发挥效益之前，不提留，免征农林牧业税。在限定时间之前，凡能建立草业、畜牧业开发企业，实行现代化管理和多元化经营的可考虑给予10年或15年的免税期。

三要对以粮代赈，退耕还林（草）中实行报帐制度的方式进行进一步改革。退耕还林中如果仅以亩数核发粮食，而忽视树草生长质量及管护，就会出问题，因此领取粮食和补助现金的依据应充分细化，要和树（草）的成活率，生长质量等结合起来，促使农民把种与管的积极性有机结合起来。

四要严格执行环境影响评价和污染治理设施与生产设施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使用的“三同”制度。所有建设项目都必须依法实行先评价后建设，对环境保护设施不达标的主体工程，不得投入生产。要利用国家产业结构调整的有利时机，结合企业的联合、兼并、改组、关停等改革措施，改造一些技术落后、污染严重、经济效益差的污染企业。

五要制定地方性的封山育林政策。要尽快制定封育范围，确权发证，明确所有权。要通过封山令等形式，变传统放牧为舍饲种草养畜，封山禁牧，依法封育，休养生息。在草山面积较大的地区，要逐渐推行“草畜平衡责任制”，逐村逐户核定草场适宜载畜量，对于超过合理载畜量的农户给予经济制裁。

六要在大力开发替代产品的同时对木材的使用量逐步进行限制。木材使用量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木材源的减少而呈现一个明显递渐趋势，但这种趋势之于日渐恶化的生态形势来说是远远不够的，植的速度若不能远远大于砍的速度，生态建设就是一句空话，因此，尽快限制木材使用量势在必行。要制止滥伐林木的现象，从根本上讲就要有效限制木材的使用量并尽快开发替代产品。生态环境脆弱区农民使用木材主要用于建筑，如果国家能从支持该地区的生态建设着眼，对当地群众利用混凝土搞建筑给予适当的补贴（补贴的形式可通过扶持建材企业的方式进行），则会取得很好的效果。该项政策的实施可利用3—5年的时间逐步推行。在限制使用木材的同时，政府可从农民手中收购能够移栽成活的大树，用于绿化城市及公路沿线，如果一棵活树的价值高于木头的价值，农民种树，保护树的积极性自然会非常高涨。而且限制使用木材，会大大促进建材业的发展。

七要建立更加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要科学生态环境脆弱区的人口分布临界密度，对每一个地区的人口适载量进行严格控制。人口出生指标要和生态治理、生存状况的改善有机结合起来。譬如可将山区农业家庭每对夫妇允许生两胎的指标进行分解：第一胎为基本指标，第二胎为奖励指标，奖励指标制定的出发点是在人口文化素质较低、生育观落后的情况下，对养育最低家庭的一种约束，奖励指标核准的依据是种草种树及发展生产的成效。依据的制定要有科学性，奖励指标的总量不能超过50%，这样既能弥补我国政府在制定计划生育政策时对生育能力和养育能力综合考虑不同的缺憾，又可产生很好的激励作用。

（2）措施。

生态环境脆弱区虽整体实现了基本解决温饱目标，但层次较低，部分农民的吃饭问题尚未根本解决。实施大面积退耕还林还草后，或多或少会给一些农民的眼前经济利益带来影响，加之山区农民对土地的依附性很强，已养成了以粮为本、靠农耕养家的传统习惯，因此，大面积实施生态建设必将会产生许多不稳定因素：一是影响社会稳定的群体性事件会有增多的趋势。随着退耕还林还草工程推进和社会诸方面利益关系的调整，地区因退耕封山、林草管护、生产经营、粮款兑现等会引发一些矛盾；县与县、乡与乡、村与村、户与户之间因林地草山权属和使用问题而发生争议争诉；实行统一规划植树种草与农民个体承包自主经营也可能因意愿不一而出现意见分岐；有些人乘机贩卖假劣种苗或哄抬价格，扰乱正常种苗价格秩序；政府有些职能部门在实施管理指导方面难免的一些工作失误和极少数工作人员利用职权侵犯群众权益的腐败行为将会影响干群关系等等。社会不安定因素的增多，很可能引发一些农民群众相互之间的矛盾冲突。二是影响社会治安的违法犯罪问题将有上升的势头。在退耕还林还草生态建设中，盗伐林木、滥伐林木、放火毁林草、非法捕杀珍稀野生动物、非法采伐毁坏珍贵植物、非法狩猎、破坏生产经营等犯罪问题将会明显增多。毁林草开垦、毁林采石采砂采土、在林区砍柴放牧、违章采伐采集等违法行为将会突出。三是影响生态环境建设和农民群众利益的灾害事故也会有所增加。在冬春季节，林地草山的火灾事故会相应增多。在夏季秋节，因使用药物防治林草病虫害可能会造成人员、禽畜中毒的危害后果发生。

针对退耕还林（草）生态建设中有可能出现的问题必须及早采取切实可行的对策。

一是政府职能部门要各负其责，坚持依法治林治草。根据国家《森林法》、《草原法》、《水土保护法》、《环境保持法》、《土地法》的规定，林业、草原、土地、畜牧等政府部门是组织实施、管理指导退耕不林还草生态环保建设工程的职能机关。首先要组织做好退耕还林还草地域的登记、确权、发证工作，并纳入规范化管理，确保林区草山承包长期不变的政策落实，稳定林草权、稳定人心。其次要各司其职，严格行政执法，秉公为民办事，强化对退耕还林还草生态建设工程管理服务功能，确保各项工作的顺利进行。必要时，可统一组织建立联合执法工作机制，加强协调配合，坚决制止破坏的现象发生，彻底改变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的效益增长方式，促进经济与生态平衡发展。第三要切实加强林区草山的日常管护，落实封山育林、封山禁牧、巡山管护工作措施，妥善解决林农、林牧矛盾，加快生态建设和植被恢复步伐。

二要加大“严打”力度，有效杜绝各类破坏林草资源的行为。各级政法机关要牢固树立大局意识，增强服务退耕还林还式生态环保建设的自觉性。一要始终把确保社会稳定置于政法工作的首位，针对退耕与农耕、封山与放牧、保护林草与采伐利用中出现的各种人民内部矛盾纠纷问题，积极开展疏导化解工作。对已发生的群体性事件，要在党委政府的统一领导下，主动配合有关部门妥善进行处置，谨防矛盾激化或造成危害后果。二要提高严打斗争的针对笥和时效性，始终把打击的锋芒对准严重暴力犯罪和严重影响群众安全感的各类犯罪。尤其要强化对毁林、侵权等涉林涉草刑事犯罪和各类经济犯罪的打击力度，通过深入农村地区，深入生产一线，深入农民群众，对群众最关心的“热点”治安问题，坚持露头就打，及时组织开展专项斗争和集中整治行动，决不能让干扰破坏林草建设的违法犯罪活动形成气候，努力为生态环境脆弱区生态建设创造良好的社会治安秩序。三要改进和加强各项治安管理工作。以“三个有利于”为标准，正确处理好管理与服务的关系，处理好社会治安管理与林草区治安管理的关系，自觉把各项政法工作置于退耕还林还草的中心工作中去，打破各业务警种的界线，建立适应新形势的政法工作运行机制和保障体系，努力为党委政府组织实施退耕还林还草工作保驾护航。

三要坚持“谁主管、谁负责”原则，切实加强林草资源保护。一是在冬春火险等级高的季节重点抓好林草区的防火工作。要充分发挥公安消防的专职作用，加强督促检查和业务指导，采取 护林人员承包责任制，切实落实安全管护措施。在林草区重点地段路段，要设置禁火标志，明令禁止野外用火，坚决堵绝林草区一切火源，确保防患于未燃。并坚持防消结合，一旦发生火灾，要积极协助林地灭火组织好做扑救工作。二是保护好害虫天敌，尽量利用益虫治害虫，最大限度地避免使用化学药剂杀虫，谨防发生中毒事故给人民生命财产造成危害。三是加强林草区物种资源的保护，保护好珍稀野生动物和经济价值较高的林草植物，禁止在林区草山捕猎放牧，创造一个良好的生物生长环境。

四要加强思想宣传教育，增强广大群众的环境保护意识。宣传、司法、文化、广播电视等部门，要及时完整地向农村广大干部群众宣传党和政府退耕还林还草的各项政策，宣传生态环保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宣传保护植被与人类生存可持续发展的科学知识，宣传国家有关生态环保建设的法律法规。通过宣传教育，唤起人们的生态忧患意识，增强搞好退耕还林还草生态建设的信心和自觉性。使全民都能够重视环境，爱护环境，建设环境。尤其要向农民灌输正确的思想观念和道德水准，解答思想认识上的一些疑惑问题，理顺农民群众情绪，培养遵纪守法的好习惯，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五要尽快出台生态建设法规制度，使生态建设有法可依，违法必纠。一方面，生态环境脆弱区随着西部大开发的进行，必须解决好发展与避免对资源与环境的掠夺性消耗这对矛盾。不可持续的发展不是真正的发展，也不可能给人民带来幸福和安康。因此，必须尽快出台生态建设法规制度，及早规范各种建设行为，并保证生态建设有序进行；另一方面，不论是退耕种草所建人工草地，还是生态建设改良草地，必须依法进行有效的管护，才能发挥最大的投资效益。当前在草地资源保护方面有关草原法律法规的部分，存在着法律条款可操作性不强、执法机构不健全、执法力量薄弱、执法手段落后等问题，因而破坏草地资源的案件往往得不到及时查处，当事人得不到应有惩罚，起不到法律法规的威慑作用。因此，有必要对一些条款补充具有可操作性的实施细则，以做到有法可依。

六要加强队伍建设，确保生态建设执法工作落到实处。要进一步加强草原监理和草原公安派出所建设，并不断改善装备，使草原法律法规的贯彻执行有可靠的组织保障，以做到违法必究，对草原执法人员进行岗位培训，提高其业务素质和执法水平，实行持证上岗制度，以做到执法必严。

（3）支撑措施。

一要建立生态环境脆弱区生态环境定点监测。监测网络采取定点监测与现代空间信息技术结合，满足工程规划、进度监理与监督、效益评价等管理环节对信息的需求，为区域生态环境建设的宏观决策与顺利实施提供科学信息支撑。

二要做好生态建设气候分析和预测。在充分利用资源卫星遥感资料，对生态环境脆弱区当前植被状况、土地沙化情况、土地利用现状进行调查与分析的基础上，结合气候资源本底资料，对生态环境脆弱区生态建设工程进行区域划分，确定宜林地区和宜草地段，通过气候相似理论提出适宜种植的树种。从气候资源充分利用和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提出发展经济林、水保林、薪炭林、防护林的区域分区。

三要加强生态环境脆弱区生态建设科学技术的研究。要因地制宜地进行生态分区、生态评价和生态工程设计，在技术方面要发挥多技术的综合作用。在国家重大基础研究的项目中，组织开展对生态环境脆弱区区域环境与植被的演替历史、环境建设的水资源承载力以及水文效应、复合农林（果、牧）生态系统建设理论等重大科学问题的研究。

四要科研单位与科教人员应直接切入水土流失治理与生态建设工程。在世界银行贷款的黄土高原生态环境建设项目中，均要求明确科技依托单位，并有科学实验的专项预算。建议借鉴国际建设项目的成功经验，改革生态建设项目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在生态环境建设项目中应明确科学技术依托单位，预算中增设科技专项，对关键科学技术，通过公开招标等形式，鼓励科技人员直接投身生态环境建设这一世纪工程。

五要强化试验示范成果推广力度，扩大试验示范规模。要在引进新品种，推广新技术，建立新产业等方面全面增加科技含量，要注意建立不同类型区的大规模的效益的，能观摩、能推广、有说服力的示范基地，生态环境脆弱区要建立示范区，各县要抓示范点。建议利用国家科技攻关试验示范区的工作基础，首先在不同类型区域建立乡际或县级中尺度试验示范区，结合地方建设，科学规划，增加科技投入，探索不同建设治理模式、目标体系及其配套的技术和政策，建设适度超前的实体模型，以带动区域生态环境建设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的有序进行。

六要大力推广最佳环保技术和清洁生产工艺，运用先进的技术从源头上控制新污染源。通过综合利用使废物资源化、减量化，把污染控制在生产的全过程中。要谨防借西部开发之机，将东部地区一批工艺落后，污染严重的淘汰设备搬到生态环境脆弱区来，形成污染转移。

（4）融资措施。

一是必须将生态建设投资纳入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建立国家、地方和群众按比例共同承担的稳定投资体系。要以市场经济的思路研究生态建设的新机制，借鉴赤峰市运用股份合作制治沙造林和“五荒”拍卖治理的经验，逐步拓宽生态治理的投融资渠道。

二要用活用好有关政策，多方吸引国内外资金、技术、人才进行生态建设，特别是要在尽快完善投资软环境的前提下，吸引外资和沿海发达地区资金，从而形成多元化、多渠道、多层次的投入机制。要坚持国家、集体、个人一起上，多渠道、多层次、多方位筹集工程建设资金。

三是生态建设项目在纳入各地基本建设计划的同时，地方要按比例安排配套资金。各级各部门要按照事权、财权划分和行业负责的原则，对生态建设的投入做长期安排，地方性的工程任务由地方负责投入，部门行业的工程任务由部门行业负责投入。

四是各级政府每年要筹措一定资金对生态建设实行以奖代补和支持重点示范工程、林业基础设施建设。要进一步加大对生态环境脆弱区实施集蓄降水资源和开发地下浅层水的窖井微灌、节灌工程的扶持力度，使其在解决人畜饮水困难，提高小区作物产量，培育苗木基地等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五是国家预算内基本建设投资、财政支农资金、农业综合开发资金等的使用，都要把生态建设做为一项重要内容，统筹安排并逐年增加。今后，、水利、城建等基础设施建设项目，都必须列出一定比例的造林绿化经费，各类农业开发项目，也要列出一部分资金用于生态农业建设。

六是部门要增加对生态建设的贷款，并适当延长贷款年限。要积极争取国外资金和长期低息贷款优先用于生态建设。对种草植树大户和企业，要给予重点扶助，特别是在生态环境脆弱区市场经济发育不健全时期，兴建草业龙头企业的关键必须要有政府的扶助，要扶其上马，并送一程。

总之，生态哲学对可持续发展的理论探讨将促使人们思维方式和生产方式的转变，并引发人们更多的理性思考。运用生态哲学指导生态环境建设和保护非常有利于形成科学的建设模式。生态哲学对可持续发展的理论探讨，给可持续发展思想提供了非常有力的理论支持 。

资料：

1、徐民华：《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观及其当代价值》，主义，1999.5.1~3

2、郭干文、陈祥骥、牛国元：《宁南山区生态建设模式的选择与执行》，自治区2001年软课题报告

3、金其镛、金朝阳：《论环境意识与环境道德》，生态环境与保护，1999.4.24~26

可持续发展理论范文第2篇

关键词：生态伦理观环境法可持续发展

人与自然关系的伦理价值观念主要有人类中心主义、生态中心主义和可持续发展三种，呈现一种嬗变的过程。伦理观为环境立法提供伦理基础；环境基本法的立法目的也应当体现某种伦理观。

一、以人类中心主义伦理观为基础的环境立法

人类中心主义强调人对自然的统治地位，是生物圈的中心，主张以人类的价值尺度来解释和处理整个世界。这种伦理观认为只有人作为理性的存在物而具有内在的价值，其他存在物仅具有工具价值，它们存在于人类伦理关怀和道德共同体的范围外。在这种伦理价值的支配下，环境法的立法目的也仅侧重于人的权利。对于环境法的目的通常存在“一元”论和“二元”论。目的“一元”论即环境法的目的以保护人体健康为其唯一宗旨；目的“二元”论即认为环境法的目的应该是双重的，其一是保障人体健康；其二是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目的一元论’的环境法立法是一种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思想的产物。”其实质是一切以人为中心，一切从人的利益出发、为人的利益服务。这种观点实际上是不完善的，生命和自然界既有价值，也有利益，它们按照自然生态规律生存和发展，非人生命体和自然界都是可以获得道德待遇和道德权利的，应该把人道主义的关怀对象扩大到对非人生命体和自然界。“目的二元论”把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共同作为环境法的立法目的，那么是否存在谁优先的问题，如果以经济发展优先，那么环境将得不到保护，如果以保护环境优先，又何必多此一举，在环境保护之后加上经济发展的目的。从本质上看，“目的二元论”的环境立法体现的也仍然是人类中心主义。人类中心主义的共同错误在于割裂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在环境立法上表现为对环境权与健康权保障不充分。在现代社会，人们越来越追求生活质量和美好环境，以人类中心主义为基础的环境立法目的已经不符合现代社会的需要。

二、以生态中心主义伦理观为基础的环境立法

环境危机促使人类对自己的行为模式以及生产、生活和消费的方式产生了怀疑。20世纪50年代以来，西方的环境学家们对人类中心主义予以了深刻的反省和批判，并在此基础上开始探讨“生态中心主义”的理念。生态中心主义是指主张自然客体具有自身价值，应和人类具有同等的存在和发展权利，把“价值的焦点定向于自然客体和过程”的一种环境伦理学。生态中心主义把人类道德关怀和权利主体的范围扩展至整个生态系统，是基于对人类所面临的现实环境危机的忧思，是对人类中心主义以及近代以来征服自然理性意识的合理性的一种质疑。“生态中心主义强调每一系统都对整体的健康存在起着重要作用，并要求在此意义上评价物种的价值。”弥补了“人类中心主义”只关心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缺陷，把人类关心的领域扩展至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一个重大的进步，但在处理现实世界中两大重要关系(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时)，强调的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问题，而忽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生态中心主义反映到立法上则表现为环境立法的终极目标。环境学家汪劲认为，环境立法的终极目标，是人类对自然事物关系认识的一种抽象的价值观念与价值判断，是人类通过立法所拟达到的一种崇高的思想境界或理想的目标。终极目标主要考虑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突出的是生态利益。这种理想目标与社会现实相去甚远，因而在环境立法目的上表现出一种超前性。生态中心主义看似理想，但却很难在实践中真正落实。以生态中心主义为基础的环境立法对人与人之间的现实关系重视不够，这种法律的可操作性和对实践的指导意义不强。

三、以可持续发展伦理观为基础的环境立法

可持续发展观源于人类对长期以来不可持续发展思想的诘问和反思。可持续发展是一种动态的发展。《我们共同的未来》对可持续发展的定义是：“可持续发展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威胁的发展。”而且，我们现在对“可持续发展”作出了的正确诠释：“可持续发展，就是要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实现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保证一代接一代地永续发展。”可持续发展作为科学发展观的内涵之一，将在我国得到全面贯彻和落实。超级秘书网

可持续发展要求我们在处理发展问题时应遵循以下三项原则：第一，可持续性，使人类社会发展具有一种长久维持的过程及状态，是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原则。这一原则一般被描述为生态持续性、经济持续性和社会持续性三个方面。第二，公平性，即强调人类需求和欲望的满足是发展的主要目标，应给所有人平等的机会，实现他们过较好生活的愿望。这里的公平具有两层含义：即同代人之间的横向公平及代际之间的纵向公平。第三，系统性，即把人类及其赖以生存的地球看成一个以人为中心，以自然环境为基础的系统，系统内自然、经济、社会和政治因素是相互联系的。系统的可持续发展有赖于人口的控制能力，资源的承载能力，环境的自净能力，经济的增长能力，社会的需求能力，管理的调控能力的提高，以及各种能力建设的相互协调。可持续发展这一发展观所追求的是人类之间的融洽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可持续发展包括生态可持续性、经济可持续性、社会可持续性，它具有多元的指标体系。它不仅包括经济的、社会的，也包括生态环境的；不仅包括物质的、技术层面的，也包括制度和文化价值层面的。可持续发展伦理观与人类中心主义有着本质的区别，因为可持续发展伦理观承认其他生物、物种、自然和生态系统具有内在价值。与生态中心主义相比的进步意义在于强调了人的主体地位，在对待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问题上，可持续发展伦理观指出了隐藏在人与自然之间对立的背后是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是导致当今生态危机的深层次原因，这更是对生态中心主义伦理观的扬弃。

可持续发展伦理观对环境法学有着广泛、深远的影响。可持续发展观把环境法的理念提高到了新的境界，是人类在同大自然融合过程中得出的珍贵经验，是维护整体生态利益、实现环境正义、构建和谐生态系统的理论升华。

参考文献：

[1]汪劲.中国环境法原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37-40.

[2]裴广川.环境伦理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43.

[3]姬志闯.生态中心主义的理论表征与困境[J].河南大学学报，2003，43(3)：88-91.

可持续发展理论范文第3篇

[论文摘要] 可持续发展成本的研究目前仅仅停留在环保成本的研究,而对受 社会 人文 环境 影响的人文成本却未受到重视｡本文 对可持续发展成本的内涵和外延进行了探讨,力图确立可持续发展成本的理论体系｡

受知识 经济 ､网络经济､经济全球化以及自然条件的影响,当今世界的社会经济发展环境正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处在这种时代大环境中,可持续发展问题显得日益突出,对可持续发展成本的研究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党中央把可持续发展问题正式列入重要议程,并且提出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的新观点｡目前,理论界对可持续发展成本研究也仅仅停留在环保成本的研究,而对受社会人文环境影响的人文成本却未受到重视｡笔者试图从广义角度研究可持续发展成本问题,并命名为“可持续发展成本”｡

一､可持续发展成本的理论成因

“发展”永远是人类社会不变的主题,创新则是“发展”不竭的动力｡可持续发展的提出,是人类经过实践摸索和理性反思后在认识上的一次突破,也是人类思维方式和观念更新的一种表征｡可持续发展问题是全人类共同的问题｡可持续 发展战略 的实施过程,即是通过知识的创新和技术的创新活动去协调和解决经济发展与保护资源环境的矛盾,使人类社会系统与地球及其周围的自然系统保持和谐､均衡､共生的过程｡因此,笔者认为,可持续发展具有以下特点:

(一)层次性｡根据可持续发展所考虑的主体不同,可持续发展可分为微观､中观､宏观3个层次｡微观可持续发展指局部､个体的可持续发展,如企业､乡镇等;中观可持续发展指区域､行业､集团的可持续发展,或省市､集团企业范围内的可持续发展;宏观可持续发展是指国家整体的可持续发展,也可延伸为全球性的可持续发展问题｡

(二)针对性｡可持续发展不是凭空提出来的,而是针对影响可持续发展的因素,如 人口 ､资源､环境､科技等提出的,这些因素将影响到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可持续发展 会计 围绕这些因素的变动情况对可持续发展进行反映和控制｡

(三)目的性｡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是使社会经济得到发展和创新｡发展是社会经济进步的导向,创新则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可持续发展会计的目标就是根据可持续发展的特点,从价值方面反映和控制可持续发展的社会经济代价以及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多少好处,以评价宏观､区域或局部社会经济绩效,为经济决策服务｡

笔者认为,由于环境的类型是多种多样的,有自然生态环境､人文生态环境等,因此,生产经营活动给环境带来的变化也应该是多种多样的,有收益也有代价,衡量代价的指标如自然生态成本､人文生态成本等都属环境成本的范畴,通过对它们的反映和控制,从而达到减低环保成本或发展成本的目的｡这也是可持续发展成本要研究的范围｡

二､可持续发展成本的一般理论问题

可持续发展成本有自身的特点,以下介绍可持续发展成本的一般理论问题｡

(一)可持续发展成本的研究对象｡可持续发展成本作为成本的一个特殊门类,其研究对象有如下特点:

1.成本主体｡在可持续发展的条件下,成本主体是不同的｡从微观角度看,成本的主体是企业､乡镇等个体;从中观角度上看,成本的主体是企业集团､省市､行业等;从宏观角度上看,成本的主体是国家整体经济｡

2.成本分期｡可持续发展成本与其它成本不同,根据 管理 上的需要其成本分期可分为短期､中期､长期三种,反映和控制当期可持续发展成本,并提供相应的 财务 报告｡

3.成本对象｡成本归集的对象是某 投资 项目､开发项目､生产项目等,将可持续发展成本列入项目成本,作为决策方案的组成部分,实施科学发展｡

4.成本计量｡可持续发展的代价也可以用价值来衡量的,可分为直接成本计量和间接成本计量等｡间接成本通过一定的标准分配计入项目直接成本｡

(二)可持续发展成本的效益评价原则｡可持续发展成本的任务是揭示可持续发展过程中的成本与效益问题,即成本与效益孰高的原则问题｡所谓可持续发展成本是指影响可持续发展的代价以及放弃另一种发展方式所付出的代价,所谓可持续发展效益是指选择另一种发展方式而得到的一种发展方式代价的减少或效益的增加｡效益大于成本才是可持续发展成本所应遵循的原则｡

(三)可持续发展成本的目标｡可持续发展成本的目标在于向决策者提供有助于经济决策的成本管理信息,可持续发展成本信息是经济决策的基础｡强调可持续发展成本信息在不同主体之间的比较,从中找出差异成本并加以控制,从而提高成本主体的经济效益｡

三､可持续发展 成本 理论的主要内容

可持续发展成本是指在 社会 经济 可持续发展过程中,因 环境 遭到破坏而产生的环境成本,包括人为破坏资源而付出的代价;或因环境差异而产生的差异成本,包括资源的不合理利用而产生的差异损失;通过这方面成本的研究,为社会经济持续发展提供可靠的决策依据｡可持续发展成本或称发展成本由自然生态成本､人文生态成本等组成的,分别研究在各种环境条件下的差异成本,以期取得最佳的发展效益｡

(一)自然生态成本｡自然生态成本是可持续发展成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主要核算自然资源､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的成本问题｡

1.自然资源成本｡加强对资源的成本核算,是变自然资源的计划配置为 市场 配置的必要手段｡自然资源按其是否可以再生分为不可再生资源和可再生资源｡不可再生资源也称为可耗竭资源,尽管有些是可以回收的资源,如金属资源,但可回收的资源依靠回收利用而得到补充的数量是很低的,所以可耗竭资源是无法逃脱被耗竭的厄运｡可再生资源是能够通过自然力以某一增长率保持或增加蕴藏量的自然资源,其可持续性有些受人类利用方式的影响,即能否合理开发利用,如果能合理开发利用,则资源可以恢复､更新､再生,甚至不断增长;否则,蕴藏量不断减少,以至耗竭,如森林资源;有些不受人类活动的影响,如太阳能｡为了改革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和 管理 现状,保证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应将所有可耗竭自然资源和其可持续性受人类利用方式影响的可再生自然资源纳入自然资源成本核算体系｡

2.环境保护成本｡环境问题的产生与企业的生产经营存在密切关系｡据有关专家对各种污染物来源所作的分析,目前自然环境所接受的污染物中有80%来自企业,并有不断增加的趋势｡对此,国际社会提出了可持续 发展战略 ,环境保护的 教育 使公众意识有了极大的提高,企业对环境污染的各种行为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约束｡环境问题使企业成本增加,环境风险增大｡主要表现在:① 预防 性 法律 法规大量增加,导致企业的成本增加;②对一些严重污染环境的原 材料 实施限制使用和禁止使用,直接对企业生产成本产生影响;③国家对企业环保责任的范围将做出扩大性规定,对企业的环保责任追究已不再停留在企业生产经营环节的废弃物排放,而是扩大到产品使用过程的环保污染(如汽车尾气的排放)和使用后回收利用等方面｡因此,加强环境成本的核算和控制势在必行｡

(二)人文生态成本｡笔者认为环境成本应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以上所述的成本内容属狭义的环境成本,即是基于自然环境一旦遭到破坏的成本问题,是学术界近年来研究的热点问题,是环境的客观的､外在的一面;广义的环境成本还应包括基于人文环境一旦遭到破坏的成本问题,如行业垄断问题和问题等并由此产生的人文生态成本就属于此类,它有别于自然生态成本问题,但却是对社会经济发展有着重要影响的环境问题,也是一种可持续发展成本｡由此可见,对环境的研究仅从狭义的角度去衡量,无助于全面､彻底地解决可持续发展问题,对可持续发展是不利的｡

阿期德的 文化 模式指出,一个国家 社会文化 特征主要从以下4个因素反映:①个人主义相对集体主义,②权力距离大小,③对不明朗因素反映的强弱,④阳刚相对阴柔｡笔者认为,阿期德的文化模式虽然只是研究人文环境的某一方面,但对人文生态成本的研究却很有借鉴意义｡在阿期德的文化模式的基础上,结合可持续发展的特点,笔者提出人文生态成本的部分内容如下:

1.制度成本｡研究制度成本,主要目的是对国家或社会和谐发展的不公正和不公平的现象,通过以价值形式进行反映,以价值工程比较分析,找出由于制度不够创新而引起的社会经济效率的浪费,以及不公正及不公平现象等诱发的社会经济代价,这些隐形成本就是制度成本的一部分,必须通过国家或社会的制度创新来解决｡制度成本与制度效益的比较,为可持续发展提供决策依据｡

2.观念成本｡研究观念成本,主要目的是对因公民的思维､ 道德 ､信用和价值观而产生的观念差异,因观念差异而产生的可持续发展代价以及为此所进行观念创新的 投资 ,即形成观念成本｡与观念创新后所取得的社会经济效益对比,所形成的观念效益为可持续发展决策提供依据｡

可持续发展理论范文第4篇

关键词：可持续发展　会计　理论构建

一、可持续发展视角下的会计

可持续发展是指既能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自身需求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可持续发展观含三个子系统，即生态持续观、经济持续观、社会持续观，各子系统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可持续发展体系。

可持续发展对会计也提出了相应的要求：生态持续观要求会计核算与生态环境有关的内容，由此产生了环境会计；经济持续观要求会计核算企业发生的各项成本和费用并尽量减少成本和费用，这是现行会计体系的主要工作；社会持续观要求会计核算企业所承担的社会责任的有关内容，由此产生了社会责任会计。可持续发展会计是由环境会计、企业会计和社会责任会计组合而成的多元化信息系统。在借鉴环境经济学、环境科学和社会科学等相关学科方法的基础上，运用会计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对有关环境和社会责任事项进行确认、计量和反映，为会计信息使用者提供有用的信息，以促进资源的合理分配与社会的持续发展，最终实现社会整体效益的最大化。

二、可持续发展观与现行会计体系不相适应

（一）现行会计目标与可持续发展不适应

现行会计体系是以企业利润最大化为会计目标。WWW.133229.coM对于投资者而言，提供什么产品或劳务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其资本投入是否能得到所期望的经济回报。在自然资源的利用方面则以产品为中心决定取舍，无使用价值或无价值的物质均作为废料，废弃于环境之中，靠其自然消散、稀释和分解，服从于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的的目标。

（二）现行会计确认和计量规则与可持续发展的不适应

现行会计体系目前主要采用货币单位确认那些用价格计量以及用价格交换的生产经营过程和结果，忽视了本应作为会计对象基本要素之一的环境和生态资源。根据现行会计体系产生的会计公式，不计算社会成本和环境成本，不仅导致了虚夸的税收，也忽略了经济活动对环境和社会造成的损失和伤害。

（三）现行绩效评价体系与可持续发展不适应

现行会计体系不能正确评价企业的绩效，进行环境保护投资的企业低估了其绩效，而没有进行环境保护投资和考虑生态环境的企业高估了其绩效。

三、可持续发展视角下会计理论结构体系

（一）可持续发展会计的目标

可持续发展会计的目标处于可持续发展会计系统的最高层次。利润最大化不再是经济治理的唯一目标，还应包括加强资源的保护和合理开发、使用和强化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调整投资方向，加快科技开发，重视人力资源的开发，产生新的环境消费观念。

（二）可持续发展会计的基本假设

会计主体假设。传统的会计主体假设是一个独立经济实体。可持续发展会计主体应突破企业主体的范围，延伸到整个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如何核算、反映企业活动给环境和社会所带来的不利和有利影响是可持续发展会计的重要任务。

持续经营和会计分期假设。这些假设构成了企业可持续发展会计的时间观。持续经营假设指会计核算以企业的持续性经营为前提，持续经营是可持续发展会计必不可少的假设。可以说，可持续发展假设是可持续发展会计得以建立的基本前提。

（三）可持续发展会计的核算对象

可持续发展会计核算对象相对于传统会计而言要宽广的多。按照与现行企业会计核算关系的密切程度可以将可持续发展会计核算内容划分：为实际构成企业微观经济效益的环境与社会事项和实际不构成企业微观经济效益的环境和社会事项。实际构成企业微观经济效益的环境和社会事项，是指那些已包含在现行会计核算体系中的环境和社会事项。实际不构成企业微观经济效益的环境和社会事项，这是企业可持续发展会计研究和开发的重点，有助于反映企业经营的社会成本和社会效益。

（四）可持续发展会计确认与计量

自然资源按其自然属性可分为永恒资源、可再生资源和不可再生资源。对不同性质资源采用不同的会计核算方法主要体现在会计确认和计量方面。永恒资源是社会资源，企业使用时不计入企业的成本费用，而应按照其所替代的其他两种资源所隐含的价值，即其“机会成本”，计入企业的潜在收益和社会收益中，同时作为企业社会责任的增加。

对于人力资源可采用人力资源相关方法处理。由于可持续发展强调代际间的公平，在确认收益和利润时不能使用历史成本原则。因此，在会计计量中应采用公允价值计价。由于各类自然资源可再生性、价值增值性等方面的差异，在确认其公允价值时根据不同情况选择不同的计量方法。如市场价值法、人力资本法、防护费用法、重置成本法、影子价格法、机会成本法等。

（五）可持续发展会计的账务处理

对于企业会计已经实际核算的环境和人力资源事项，可按照现有的会计理论和方法进行核算。在账户设置方面，可在现有会计科目下设二级科目来反映环境和社会责任方面的事项。如企业购入的排污设备，可在“固定资产—环保设备”中核算；与环境有关的或有负债，可在“或有负债一环境”中反映；环境治理费用可在“治理费用一环境治理费用”中核算；与人力资源有关的会计处理，可以借鉴西方国家有关方法进行，并在表附注中说明；对于没有实际核算的事项，要增加一些科目，如环境成本、环境受益、社会成本、社会收益等。

（六）可持续发展会计的业绩评价体系

为了形成全面的指标体系反映可持续发展的要求，除了日常的核算指标外，还应加入一些新的衡量指标。这些指标包括反映社会和经济发展的指标以及反映发展权公平状态的指标、反映社会经济发展和自然环境承载能力的指标等。

参考文献

可持续发展理论范文第5篇

 

我提出发展伦理学的概念，首先是对当代社会出现的人类生存困境和危机反思的结果。这些危机不是由个别人偶然的不适当行为造成的，而是由资本主义工业文明所形成的不可持续的发展观和发展道路造成的。“可持续发展”概念正是针对工业社会的“不可持续”的发展模式提出来的。它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发展的目的”这个价值论问题和“发展的规范”这个伦理问题。在当代条件下，己不能允许以往人类经历的那种盲目的、自发的发展状态了。在那种发展状态下，人类凭借着一种求生的本能和盲目追求挥霍物质财富的无限欲望，不顾后果地向自然界索取物质财富，以资源和环境为代价换取自己的每一点“进步”。而可持续发展则必须是在明确的未来价值目标导引下，自我选择发展道路、自我设计发展模式、自我调控发展秩序、自我规范发展行为的自觉的发展。这种发展是一种有约束、有节制、有评价、有规范的发展。这里的“规范”不仅包括法律的和技术理性的规范，而且还包括以人类生存为基础的、以发展的可持续性为价值尺度的伦理规范。而对这种伦理规范的研究，正是发展伦理学的基本内容。

 

工业社会形成的现代社会发展观的最根本的危机是价值观的危机。当代世界之所以会出现人的“生存危机”，其根本原因之一，就在于这种发展模式只有动力的机制(如追求无限占有、消费物质财富的欲望和自由竞争)而没有自我约束、自我评价和自我规范的机制。它所关注的，只是“如何发展MC得更快)而对于“什么样的发展才是好的发展”和“为了什么而发展”的问题却漠不关心。社会发展的理论被看成只是研究社会‘如何发展(得更快)的“科学”，却忽视了社会“应当怎样发展”和“为了什么而发展”这个目的论、价值论和伦理的问题。正如美国学者威利斯。哈曼博士所说：“我们惟一最严重的危机主要是工业社会意义上的危机。我们在解决'如何’一类的问题方面相当成功。”“但与此同时我们对'为什么’这种具有价值含义的问题，越来越变得糊涂起来，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谁也不明白什么是值得做的。我们的发展速度越来越快，但我们却迷失了方向。”

 

当然，传统发展模式也并非排斥一切规范。但是，它推崇的只是“技术理性的规范”(如工业生产中的技术规则和各种规章制度)这种规范不仅有，而且越来越复杂和严格，因为它是保证经济増长和生产效率不断提高的手段。但是，这种规范只是依据客观规律和对规律的认识(即科学)所做的“手段性规范”(当然，这种规范也是必要的)而不是“目的性规范”。它不仅不涉及发展的终极目的问题，而且还排斥和遮蔽了这个问题。因此，这种规范是只与“如何发展得更快”相关而同发展的“可持续性”却没有任何关系。这样，经济増长的尺度就代替了人的尺度，本来是作为手段的经济増长本身却当成了发展的目的。其结果是:发展背离了人，经济的増长背离了发展的可持续性。

 

这种发展观对手段的迷恋和对价值的遗忘，直接导致了“价值危机”。我们“做”的越来越多，而‘想”的却越来越少;我们探索科学和技术的大脑越来越复杂，而我们思考价值和伦理的大脑却越来越简单。地狱与天堂的界限在我们这一代人的眼中变得越来越模糊：我们把无止境地追求对自然界的掠夺和对自然资源的挥霍叫做“文明”、“进步”、“生活水平提高”、“时尚”，而没有看到这正是把人类推向悬崖峭壁的罪恶之手。在这种好坏善恶不分的情况下，我们发展得越快，我们就越接近地狱之门丨如果我们还不及时醒悟，那么，总会有一天，即使我们侥幸没有踏入地狱的门植，我们所处的生活环境也会与地狱相差无几。

 

发展伦理学的对象和基本问题

 

发展伦理学首先以当代人类整体发展实践提出的伦理问题为对象。它在对人类过去的发展观、发展模式和发展道路进行哲学反思、价值评价的基础上，对人类未来的发展实践进行伦理的约束和规范。发展伦理学是建立在下面一个基本的伦理原则基础上的，即我们“能够做(有能力做)的，并非一定是应当做的”。“能”与“应当”的关系问题是当代社会发展实践中出现的新问题。在人类的实践能力还比较低的历史时代，人类改造自然界的实践行为只能勉强维持基本的生存需要。

 

因此，发展自己的能力是当时人类生存面对的主要问题。理所当然，“发展是天然合理的”、“能做的就是应当做的”的伦理原则是有其存在的理由的。但是随着人类实践能力的发展，在人类的实践能力已经达到了能够毁灭整个地球生态系统的稳定和平衡、地球自然资源己经不能满足人类的这种无节制发展的欲望、因而在人类的实践活动己经威胁着人类自己的可持续的生存和发展的情况下，人类实践中的“能够做”与“应当做”的冲突便发生并且逐步尖锐起来。因此，在当展中，“有能力做的并非一定是应当做的”就成了一个重要的伦理原则;“能够做”与“应当做”的关系问题就成了发展伦理学的基本问题。发展伦理学以当代人类的发展实践整体中的伦理问题为对象，也就是要从人类(对自然界)“有能力做”的发展实践中区分开哪些是“应当做”的，是有利于人类的可持续生存和发展的;哪些是‘不应当做”的，是不利于人类的可持续生存和发展的。以此为尺度去评价当代社会的发展，那么，建立在工业文明基础上的现展道路和模式就是“不应当”的，而可持续发展模式和道路才是“应当”的。

 

传统伦理学的基本对象是解决个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关系，以保证社会整体的有序运行，它对人类的整体实践行为并没有做出伦理的规范，即把人与自然界的关系问题排除在伦理关系之外，因而这种伦理学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是建立在“能够做的就是应当做的”的伦理原则基础上。传统伦理学的基本问题是“是”与“应当”的关系问题，它没有解决“能”与‘应当”的关系问题，因而无法回答和解决当代人类生存面对的主要问题。

 

人与自然界的全面关系包括下述两个方面:第一，从存在论的意义来看，自然界是人类的母亲，人是自然的儿子，是自然界的一个部分，人类的实践行为必须服从自然的(生态的)规律;第二，从实践论的意义上说，人是一种不同于一般自然物的极其特殊的存在，即实践的存在，主体的存在。人类只有通过对自然界的能动改造才能生存。旧的(工业文明的)发展观仅仅看到了人与自然关系的第二个方面，不顾自然界整体的动态平衡的规律性，为了满足无限制的物质欲求毫无节制地向自然界索取;而生态伦理学则完全立足于自然中心主义的立场，仅仅看到了人与自然关系的第一个方面，否定人的主体性，把人仅仅说成是“自然界的普通一员”。

 

发展伦理学则在全面理解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基础上，把人类的生存利益作为它的最高伦理原则:为了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人类必须改造自然;但是我们对自然界的改造活动必须限制在保证自然界生态系统稳定平衡的限度以内，这同样也是人类生存的需要。自然界整体生态系统保持稳定平衡，是人类实践活动的绝对限度。这样，发展伦理学既承认了生态学的解释原则对人类的可持续生存和发展的积极意义，也承认了合理的有节制、有规范的人类实践的积极意义。因此，发展伦理学就成了可持续发展理论的一个部分，发展伦理观就成了可持续发展观的伦理观。

 

发展伦理学是一个总体性概念。技术、环境、消费等方面的伦理问题当然也是发展伦理学的研究对象。但是，发展伦理学最终要从对发展的局部问题的研究中概括出关于发展总体的最一般的伦理原则，以解决当今社会人类面对的最根本的生存与发展危机。

 

人与自然界的冲突并不是孤立存在的。从造成这一冲突的原因来看，人与自然界的冲突往往同人类社会内部的利益冲突相联系;从这一冲突的解决途径来看，人与自然界的冲突也只有通过规范人们之间的合理的社会关系的途径才能解决。人与自然的关系，总是同人类社会内部的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相联系的。这样，与此相关的社会伦理关系也就成了发展伦理的研究对象。这些关系包括：

 

(1)个体与类之间的伦理关系。地球生态系统的稳定和平衡是整个人类生命的支持系统，因此，保护地球生态系统的稳定平衡是全人类的最高利益。为了全人类的生存利益，应当规范那些与全人类的生存利益相冲突的追求私利的个体行为。由于浪费资源、破坏环境的个人行为是违背全人类生存利益这一最高利益的，因而是不道德的行为。在这里，人类个体如何对待自然界的道德问题，归根到底是个体如何对待自己所属的“类”的问题。无论任何物种，“种”的生存对于个体来说都是最高原则。同样，对于人这个物种来说，“类”的存在也是最高的存在，类的利益也是最高的利益，维护类的利益的伦理原则也是人类最高的伦理原则，维护类的利益的行为也是最崇高的道德行为。

 

因此，在我们的个人、民族、国家的关系中，应当把全人类的利益作为最高利益，把保护全人类的利益作为我们最高的道德理想，节制同全人类的利益相冲突的对局部利益的追求。工业文明的商品经济社会是一个以个人为本位的社会，而能够持续发展的社会则应当是一个以类为本位的社会，它要求重新确立一种新的价值观、伦理观和道德规范。例如，“私有财产不可侵犯”的原则，不仅是私有制社会的一个基本的法律原则，而且也是一个基本的伦理原则。从这个原则出发，我们无论如何处置自己的财产(哪怕是把财产毁掉)都是合乎道德的。但是，在当代社会，这一原则就应该受到质疑。在“资源有限”的条件下，地球上的剩余资源都是全人类以及我们的子孙后代维持生存的基本条件，因而任何个人(特别是富人)、任何国家(特别是富国)掌握的任何资源和财富都具有全人类的性质。在这个意义上说，富人、富国挥霍了(在所有权上)属于他自己的资源和财富，就意味着其他个人(穷人)、其他国家(穷国)以及我们的子孙后代失去了生存的机会。因此，在当代社会，我们就应当得出新的结论:任何挥霍资源和财富(哪怕是在所有权上属于自己的资源和财富)的行为都是不道德的，他们侵害了人类的生存利益。

 

(2)个人与他人、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伦理关系。可持续发展要求在个人、民族、国家之间确立一种公正的、合理的伦理关系。每一个个人、民族和国家，都不应当为了个人、自己的民族和国家的私利，把自己为了经济増长所造成的环境代价转嫁给他人、他民族、他国。以浪费资源和牺牲环境为代价的经济増长，不仅是对人类的可持续生存和发展利益的犯罪，同时也是对他人、他民族、他国的可持续生存和发展权利的侵犯。自己在经济的増长中得到了利益(当然只是眼前的利益)，却要他人、他民族、他国为自己的行为承担后果，这是不公正的，也是不道德的。当前，研究和处理好发达国家同发展中国家的之间的伦理关系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第一，占世界人口1/5的发达国家，消耗着4/5的自然资源，他们应对当今人类面对的资源危机承担主要的道德责任。他们对资源的挥霍浪费，也侵害了其他国家和我们的后代为了生存必须使用这些资源的权利。这也是不公正的。第二，发达国家的“公害出口”也是一种缺德的行为。

 

(3)代际关系伦理。确切地说，是我们当代人同我们的子孙后代之间关系的伦理。这个关系也是在当代才提出来的一个新的伦理问题，是传统伦理学没有提出也没有解决的问题，但它却是发展伦理学要解决的一个主要的问题。我们面对的整个自然界，不仅是我们当代人的生存条件，而且也是我们的子孙后代不可缺少的生存条件。但是，我们现在的发展，却是以“超支”地球上有限的自然资源为代价的;我们现在己经“预支”了属于我们子孙后代的那部分资源。这就剥夺了我们子孙后代的生存权利。我们破坏了地球的自然环±竟，使我们的后代失去了适合生存的环境，这对于我们的后代来说也是不公正的。这种发展也是不可持续的，它使人类这个物种的延续受到了威胁。因此，我们应当只使用属于我们的那部分资源，应当保护我们的后代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我们当代人的任何挥霍和浪费自然资源和破坏环境的行为都是对后代人的犯罪，都是不公正和不道德的。

 

发展伦理学的终极原理生态伦理学是建立在自然界的“存在”、“内在价值”、“权利”基础上的，它完全抛开人类的生存利益，企图从自然之“是”中推导出人类行为的“应当”。在这个意义上说，生态伦理学是自然主义的伦理学。®与生态伦理学不同，发展伦理学的根据是人的生存与发展的可持续性，其基本原理是人道主义原理。在这个意义上，发展伦理学与生态伦理学是建立在完全不同的原理之上的。发展伦理学同传统伦理学依据的都是人道主义原理。在这个意义上，它们具有某些共同点。但是，传统伦理学是建立在传统的人道主义基础上的，而发展伦理学则是建立在新人道主义基础上的。

 

人道主义是14~16世纪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家，为了反对封建制度和宗教神学，提出尊重人的价值和尊严，发展人的个性，追求人的自由而形成的一个以人为中心的思想体系。传统的人道主义的基本内容是:肯定人的地位、价值、尊严和权利，以反对神权;尊重科学，崇尚理性，以反对蒙昧主义;重视现实生活，主张个性解放，以反对来世主义和禁欲主义;歌颂友爱，提倡平等，以反对王权和等级制度。这种人道主义对于封建社会的“神道主义”和“王道主义”确实是一种历史性进步，但在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发展中却走向了极端，引发了一系列现代性问题。因此，这种人道主义如果不能得到根本性的改造，就不能适应当代社会发展的需要。发展伦理学的终极根据也是人道主义。但这是一种不同于传统人道主义的“新人道主义”。它在以下方面同传统的人道主义是根本不同的：

 

(1)从个人本位到类本位的转变。传统人道主义的物质基础是私有制，道德基础是个人主义和“合理的利己主义”。它所追求的人的权利、尊严、自由、平等以及伦理学讲的幸福、快乐等都是以个人为基点的。所谓“合理的利己主义”也只不过是“不损害他人利己行为”的个人利己行为而己。这种人道主义为资产阶级自由发展其个性和追逐最大的利润奠定了思想基础。正是这种对个人利益的追逐和自由竞争，一方面推动了经济的高速増长，另一方面也造成了对资源的掠夺开发和对环境的极大破坏，从而使人类的可持续生存和发展受到了威胁。

 

在当今世界，人类面临的危机己经具有全人类的性质。第一，对自然生态系统的任何局部破坏，都可能会对整个自然生态系统产生影响，威胁着人类的生存。第二，任何个人的生存都必然依赖于“类”的生存，如果失去了人类的生存条件，任何个人都不可能生存下去。第三，解决目前困境的出路也只能是全人类的统一行动，任何局部的个人、民族和国家都不可能单独解决这一全局性的问题。因此，我们的价值观和伦理观需要实现从个人本位向类本位的转变。只有如此，才能解决时代提出来的新问题。

 

(2)从绝对主体意识到“有限主体”意识的转变。传统的人道主义消灭了虚幻的上帝，却创造了一个新的上帝，即人类自己。在处理人同自然界的关系时，人取代了上帝的地位，成了“无所不能”、“无所不欲”、“无所不可”、“无所不做”的绝对主体，这是一个‘疯狂主体”。它消灭了人的理性、价值追求和实践行为的绝对界限，使人失去了任何限制和约束。它忘记了，无论人的能力怎样发展，人都依然是自然界整体的一部分。作为部分存在的人类，始终都只有依赖于自然界整体的存在才能生存。因此，作为自然界整体一部分的人类，永远都不可能超越自然界整体对它的限制。它始终是一个“有限主体”。自然界整体生态系统的稳定平衡的保持，是人类的欲望、行为的绝对限度(底线)所谓发展伦理学就是评价、约束和规范人的欲望和实践行为的伦理学。对有限主体的确认，是这种伦理学的终极原理之一。

 

(3)从享乐意识到生存意识的转变。从生存论看，消费本来是对人的健康生存需要的满足。但是，传统的人道主义在实现了把人生的意义从天堂转向尘世、从禁欲主义转向物欲主义之后，人的消费也从对生存需要的追求转向了对挥霍、奢侈、享乐的追求。我们把这种追求叫做“欲求”。“欲求”不是“需要”，而是“想要”，它产生于人们追求对他人在地位上优越感的心理竞争。®丹尼尔。贝尔认为：资产阶级社会与众不同的特征是，它所要满足的不是需要，而是欲求。欲求超过了生理本能，进入心理层次，它因而是无限的要求。”®什么是幸福?只有当我们的消费超越了进入我们视线的其他人们的消费时，我们才会感到幸福;只有当我们今天的消费超越了我们昨天的消费时我们也才会感到幸福。

 

这种心理上的竞争使消费的増长成为一个永远得不到满足的无底黑洞，其后果就是人均消耗资源量的无限度増长。在当今世界资源匮乏、环境污染的困境下，这无疑是人类生存和可持续发展的大敌。新人道主义立足于生存论来看待消费问题，把保证人的健康生存需要看作是满足消费的终极尺度，提倡适度的、节约型的消费。发展伦理学不同于传统伦理学，适度的、节约型的消费行为被看成是人类的美德，是在当今世界使人类摆脱生存危机的惟一出路。

 

(4)从现世主义意识向未来意识的转变。当传统的人道主义赶走了“神道主义”的虚幻的“来世崇拜”之后，合理的“未来意识”也被判处“退场”。商品经济的价值观是功利主义、实用主义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只注重实惠和实效，只注重有限的、实际的东西，不关心无限的、神圣的、终极的东西，即只要现在，不要未来。“不求天长地久，只要曾经拥有”、“过把瘾就死”是这种价值观和人生观的集中表现。这种现世主义的人生观是享乐主义人生观的孪生姐妹，都是在“用今天赌明天”，“用现在赌未来”的“赌棍”人生观。作为可持续发展观和发展伦理学根基的新人道主义的人生观则是面向未来的人生观。当今人类面对的生存危机告诉我们:人类生死存亡在时间上是不可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