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导言:背景和目标

1978年以来,中国的乡镇企业以年均30%的速度增长,成为中国经济成长的引擎和最具潜力的部门。据统计分析,乡镇企业对GDP增长率的贡献份额已接近30%。如果说在80年代中期以前,乡镇企业的高速增长主要得益于由制度变革引起的农村劳动力和资本要素的重新配置及极度短缺的产出品市场,那么在此后的增长中,资本积累、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的增长已经起到了日益重要的作用(王小鲁,1997)。因此了解高速增长中的乡镇企业技术的产生、技术的获得、技术的应用等方面在其中所起到的作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同时由于中国的乡镇企业在制度安排和发展的历史背景、制度环境既不同于原有的传统国营企业部门,也不同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纯粹的资本主义企业,因此描述乡镇企业高速增长过程中的技术获得与技术创新问题就具有更加特殊的意义。长期以来主流经济学中技术进步与技术创新都是经济系统变动的外生变量,熊彼特(1942)和库兹涅茨(1953)首先将技术进步作为经济增长和经济结构变化的源泉。

此后经济学家们提供了各种有关经济发展过程中技术进步与技术创新的理论模式。为避免不必要的误解,在本项研究中我们对技术进步与技术创新不进行具体的区分,而我们所讨论的技术进步更大程度是在新古典意义上来进行分析,即企业的技术进步主要是指企业生产函数的变化,这里包含三方面的内容:一是技术进步所带来的生产函数的变动可能引起要素使用比率的变化;二是企业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的提高或成本的大幅度降低;三是发掘了现有资源的新的开发潜力或新的可利用资源。前两类的技术进步更多地涉及工艺创新,第三类更多地与产品创新相关。当然此三方面的技术进步常常是相互交融的过程,同时这三个方面的变化都会带来技术水平的提高或生产函数的迁移。乡镇企业一方面在创业的前期阶段,农民对大工业生产十分陌生,没有掌握足够的工业技术;另一方面,许多企业家本身的文化水平并不高,乡村地区又缺乏了解工业技术的技术人才,因此长期以来乡镇企业一直面临的问题是如何获得技术,而技术进步或研究与开发则是在80年代后期特别是进入90年代之后的事情,而由乡镇企业独立完成的技术创新,更多地集中在工艺创新方面,产品创新则仍然主要依靠从外部获得。

为此,此项研究我们将主要集中说明:(1)乡镇企业在高速增长过程中技术获得的基本方式和类型;(2)企业技术的发展路线、模式及技术选择的基本动力、约束和影响因素;(3)通过个案分析具体技术获得的过程,分析有关乡镇企业这一特殊的国民经济部门在获得技术、使用技术、研究与开发等方面不同于其他类型企业的制度安排,以及这些制度安排对于推动中国技术市场发展所具有的特殊作用。本报告包括五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一个简单的导言,第二部分说明乡镇企业发展早期的技术获得方式与技术开发;第三部分描述了80年代中后期以来乡镇企业的技术演进及90年代以来乡镇企业的技术获得与开发,并作出简要的效率评价;第四部分谈乡镇企业目前所面临的主要问题;第五是简单的结论与建议。

二、乡镇企业的早期发展与技术获得

1•乡镇企业早期的技术水平和技术来源

自1949年开始,中国建立了严格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这种经济体制的最主要特征是完全取消市场交易,所有的生产资料及大部分生活资料都由中央政府统一调配、计划分配。因此在本世纪的后半期,中国农村发展非农产业除了必须面对工业技术缺乏、人力资本储备不足的困难外,还面临着计划经济体制限制向广大的农村地区提供工业生产所必须的各种技术和设备的根本性制约。这样的体制约束可能比人力资本和技术方面的约束更为严重。华阳桥公社的第一个工业企业———农机厂建于50年代末期,起初主要维修农具和利用“土高炉”小规模地铸造小农具。后来逐步增加生产一些由来已久的商品:草绳、家具、金属制品等”(PhilipHuang,1990)。在50年代乡村工业开始发展时,中国农村几乎还没有近代工业技术,主要以农村传统的手工业技术为主。60年代的中后期,随着农业机械化的推行,一些地区陆续创办了一些农机具修配企业和其他一些企业,此时一些机械加工技术开始逐渐进入乡村企业之中。进入70年代,相随于中央政府积极推行农业机械化的要求,一批简易工作母机开始进入农村普遍建立的农机具修造企业。在此阶段,以农机具修造为基础的乡镇机械工业雏型由此形成。同时为了满足农业生产及农民生活的需要,部分有条件的地区开始兴办一批小水泥、小农药、小水电、小采矿、小钢铁及农副产品加工等企业,引进了一批小型设备和技术,同时靠近城市的部分农村地区通过一种类似“分包合同”的方式在与城市大工业产品进行配套生产过程中,获得了城市工业的技术人才的指导和部分技术设备。①尽管当时进入乡村地区的设备并不十分先进,甚至可以认为是十分落后的。但是由于当时市场商品的严重短缺,为乡镇企业进行早期的原始资本积累提供了市场条件。同时此期间大批干部、技术人员到农村锻炼及上千万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为农村与城市工业和国家的管理部门建立了良好的人际关系,使农村具备了更多获得技术来源的渠道。在这一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社队工业迅速从手工业阶段扩大到机械、电子、冶金、煤炭、电力、化工、建材、造纸、纺织服装等近现代工业部门,这些工业部门的大量适用技术和设备通过各种非市场渠道进入到乡镇企业之中,大大缓解了由于政治动乱而造成的市场商品极度短缺的情况。到1978年,乡镇工业企业已经拥有金属切削机床36•4万台,锻压设备10•5万台,各种专用设备125万多台套(不包括72万个棉纺纱绽),主要的生产过程已经从手工操作为主向半机械化发展。这样的技术演进模式基本一直延续到农村制度变革———联产承包责任制全面实施之后的80年代中期。经历了此一演进过程,重点地区的乡镇企业不仅完成了初步的资本原始积累,同时其技术水平已经开始从手工业技术向近现代工业技术过渡。

2•早期已成熟的和适用技术获得的基本途径和方式

中国的乡镇企业产生于计划经济的特殊历史背景条件下,高速成长于一个迅速改革和发展的社会中,因此其早期技术的演进具有独特的路径。

(1)中国乡镇企业的诞生和发展本身是对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的一种否定,同时也是在中国创造了一种新的财产关系模式,即过去处于既无谈判地位又被屏蔽在工业化进程之外的农民获得了控制和积累财产的权利,而正是这样一种权利赋予了中国的乡镇企业无限的生命力。这不仅说明企业家个人比别人更勇敢、更能捕捉到市场机会,同时也与企业家对企业的财产具有更为完整的控制权利,或者说企业产权的排他性比其他的公有财产更强(虽然与私有产权相比这种排他性还非常不完整)。这种产权排他性的实现自然会与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密切相关,只是在这里,中国农村的基层政府的行为规则、形成排他性保护的方式与以保护神圣不可侵犯的私有产权为己任的西方国家的政府有着很大的区别,这对企业家依据市场规则去推进企业进步提供了最为充分的激励(陈剑波,1997)。

(2)乡镇企业早期的技术实践反映了中国政府、企业、科研机构之间关系的演变历史。这一过程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70年代中期到1984年以前,乡镇企业从国有企业及国有科研部门获得最初的技术支持。在70年代中期,农民办工业在政策上是不仅不被鼓励,而且所有技术研究与开发部门都是国有的。农民创办的企业没有正规的渠道(如通过计划配给或通过市场进行交易)从这些科研机构获得技术。此时的乡镇企业一般都是在传统的产业尤其是轻工业内进行其早期的经营活动,而这些方面的技术在中国工业化的早期已经是十分成熟的了,只是由于我们重工业优先的工业化战略,以及政治运动造成的许多国有企业的停工停产,使得一些基本的轻工业产品长期处于短缺状态,乡镇企业正是利用了这一市场机会获得了发展。企业在此阶段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与其说是技术创新和研究与开发的问题,还不如说是如何寻找到获得技术的途径问题。因此在这一阶段,传统社会中的血缘、地缘关系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正是通过亲戚、朋友关系,乡镇企业从国有企业和正规部门那里获得了最初的技术支持。显然,这些技术支持并不是通过市场来获得的。也就是说,乡镇企业对这些技术服务并不是依据市场价格来支付费用,有的是无偿,有的只支付了很少的一些成本。对横店集团的崛起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东阳磁性器材厂,创建于1980年。1980年春节,横店集团从一位与横店有亲属关系的磁性材料专家处得知,随着电子工业的发展,磁性材料很有发展前景,市场供不应求。为了弄清情况,该集团多次向有关部门、研究机构咨询。同样通过这位工程师帮助,派出了33人到有关企业学习8个月,支付培训费4•4万元。这33个人是从150名高中毕业生中选拔出来,成建制地派到厂家上岗学习,现在这33人已经成为东磁集团公司的主要骨干。企业从筹建开始实际仅用了8个月时间就生产出了产品,一年之内产品已经进入市场(陈剑波,1997)。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简要总结乡镇企业在早期阶段技术获得的基本路径:(1)技术来源:政府部门;国有企业;城市其他部门。(2)技术获得:正规系统直接投入;通过熟人与技术拥有者取得联系。

(3)设备来源:国有企业淘汰设备;模仿自制;聘请技术人员指导自制。(4)生产工艺技术来源:外派人员学习;外聘技术人员指导装配、调试及人员培训。

三、80年代中期以来的技术演进及效率评价

乡镇企业技术演进的第二个阶段是从80年代中期到80年代末期。这期间国家的体制改革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不仅有了民间的科研和技术推广机构,而且国有机构的人员流动已经得到允许。在所有的生产要素中人力资本是最为重要的,而对于一个正处在发育阶段的发展中国家,相对于其他的生产要素而言,人力资本的流动是障碍最小、成本最低,并可以产生最大收益的生产要素,乡镇企业家又首先抓住了这一机会,通过引进人才而获得了许多新的技术和项目,实现了企业的迅速成长和产业的快速扩张。值得说明的是,在此时的人才流动中乡镇企业支付的成本也是较低的,因为所有的人才几乎都是由国家出资培养的,乡镇企业并没有对这些成本进行充分的补偿。这与当时并没有发育完善的人才市场,难以对并不均质的人才进行价格评价密切相关。第三阶段是进入90年代以后,在此阶段不仅已经形成了初步的技术市场,而且国家的科研体制也在进行改革。在此时期企业的发展更多地以比较正式的市场行为来获得技术,即更多地通过市场进行交易。尽管在交易的过程中也有谈判,也有企业与科研机构的讨价还价,企业与科研机构或大专院校都各自拥有相互选择的权利,但由于国有企业的效率低下,三资企业对中国的技术交易规则还非常不熟悉,因此乡镇企业拥有更多和更大的选择自由和空间。同时由于市场的不完善,技术交易中的欺骗、投机行为等也对企业参与技术市场的交易活动带来了相当大的风险。目前乡镇企业在技术市场中的活动主要有以下几种方式:一是一次性买断,即对经过国家鉴定、技术成熟又具有明确的市场前景的技术,企业愿意出资进行购买;二是合作生产,即对市场还不是非常确定且还不是非常成熟的技术,企业愿意与研究机构共同进行生产开发,这样一方面可以随时获得研究机构的技术支持,也与研究机构共担风险,共享收益;三是合作开发,科研机构提出研究和开发的项目,由企业出资进行研究、实验、评定等,成果归双方共同所有,共同进行生产;四是企业将成熟的产品向不发达地区和接近资源的地区进行扩散。

1•企业技术路线:劳动—资本比率的下降

据统计,1978—1983年乡村企业(不含村以下企业,下同)职工人数年均增长速度3•5%,而同期乡村企业固定资产原值年均增长速度为15•65%;1984—1989年乡镇企业(含村以下企业,下同)职工人数年均增长速度为12•46%,而1985—1989年乡镇企业固定资产年均增长速度为35•1%;1990—1993年乡镇企业职工人数年均增长速度为6•53%,同期固定资产年均增长31•11%。也就是说,自1978年以来乡镇企业固定资产原值的增长高于劳动力增长十几到二十多个百分点。1978年乡村企业平均拥有的固定资产(原值)为1•6万元,而1986年为6•24万元,1992年则已达22•85万元。1986年比1978年增长290%,而1992年比1986年增长226•2%。1978年乡村企业平均劳动资本比率为12•3人/万元,而到1985年则降为5•53人/万元,1992年为2•34人/万元。1986年比1978年下降55•04%,1992年比1986年又下降57•69%。如何来看待这一结果?我们认为有几方面的问题需要予以说明。

第一,我们认为并非由于劳动力价格上升过快所致,而仍然是资本市场不完善,乡镇企业主要以信贷扩张实现增长的投资模式所造成的结果。1978—1984年乡村企业工资总额年均增长速度为18•43%,1985—1990年年均增长速度为15%,同期全部乡镇企业的工资总额年均增长速度为19%。据中国社科院经济所对912家国有企业的调查,1985—1990年间大型国有企业的工资总额增长速度为19•2%,中型企业为17%(国有、非国有企业比较研究课题组,1993)。而1978—1984年乡村企业人均工资年均增长速度为4•27%,1985—1990年为12•52%。这一工资增长的水平如果扣除通货膨胀因素还将下降。这说明乡镇企业的工资增长几乎与国营企业相近,而且乡镇企业工资水平要比国营企业低。

第二,市场需求结构的变化,大大提高了乡镇企业进入市场的门槛。1986年乡村企业新建项目固定资产的平均投资规模为17•51万元,而平均每个建设项目的投资总额为17•27万元,到1992年则分别为42•83万元和26•19万元,比1986年分别增长144•6%和51•65%。由于每种产品的市场份额在一定时期内是既定的,先期进入市场的企业将首先选择投资少、回收快、技术简单的产品来进行生产,由于这些产品技术资本含量都较低,因此进入门槛也就很低,此类产品的市场将很快饱和。后来者希望在现有的市场中分割一份市场份额,必须改进技术,在产品质量或更新换代方面进行投入,这将增加资本投入的规模;或者选择新的市场空白点,寻找新的投资机会,由于资本技术含量较低的市场已基本瓜分殆尽,因此只能选择资本技术相对密集的产品进行投入。这也是落后地区难以迅速发展的原因之一,因为他们目前所面临的是:高速增长对他们而言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是如何迅速跨越资本与技术缺乏的门槛。因此80年代中后期和90年代初乡镇企业的基本投资逻辑是:随着人均收入的提高,人们的需求结构也在发生变化,为满足市场需求发达地区的乡镇企业利用初期低级产品生产所获得的利润,开始进行产品的更新换代或大规模投资于新的高技术或资本相对密集的项目,而落后地区则没有机会象发达地区初始发展时那样从劳动高度密集的产品开始最初的资本形成,而是一开始就面临完全不同的市场需求结构,或者说将面对相对更加资本密集和技术密集的产品选择序列。我们可以看到,80年代中期几个省份的固定资产投资无论新建或扩建或技改,项目的规模基本相近,四川和云南还远高出发达地区和全国平均水平。而江苏和广东其项目平均规模甚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而到1992年广东新建项目平均规模扩张了几乎10倍。因此我们或许可以认为乡镇企业发展的区域差异的产生,其原因之一,并不在于初期的投资规模大小,而在于进入市场的时间先后。同时我们也可以认为乡镇企业资本—劳动比率的上升,市场的变化起了很重要的引导作用。

第三,如果把农村乡镇企业(或乡村非农产业,特别是农村工业)的发展看作国家工业化新的继起阶段,那么乡镇企业资本—劳动比率的上升一方面是因为工业化的演进有着其不可抗拒的必然规律;另一方面是在此过程中所有制结构调整所致。有关工业化进程中的一些必然规律已经有了很多的论述,这里不再赘述,而主要对后一方面的原因进行分析。乡镇企业经过十数年的成长,其地位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由原来的补充地位上升至三分天下有其一。地位的变化并不仅仅意味着比率的大小或孰重孰轻的问题,关键在于乡镇企业已经开始成为国营企业强有力的竞争对手。当乡镇企业开始分割国营企业原有的市场时,国营企业便开始陷入一种十分尴尬的境地。当乡镇企业通过国营企业的二手设备逐渐积累其资本,准备进入原属国营企业的市场领域时,才突然发现我们资本市场的极其不完善,不仅购并难以实现,连资本存量的流转都需要支付极高的交易费用。当购并的交易费用高到比重新建厂更加昂贵时,乡镇企业家们及社区政府自然就会做出他们的选择。为了能在市场上战胜资本技术比乡镇企业更加密集的国营企业,他们必须投入更多的资本,获得更新的技术,这自然也就使得他们的劳动—资本比率大幅度下降。也许从全社会资源配置的角度来看,这是一种资源的浪费,但这并不是农民或社区、政府的选择错误,而应该将其视为一种由于制度的不完善所不得不支付的成本。如果没有这一部分成本的支付,我们不仅无法获得这一部分增长所带来的利益,同时也难以推进国营企业制度的改革和效率的提高。

2•企业的创新活动

农业部乡镇企业司、国家科委农村司、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技术经济部共同对总计4523家乡镇企业在1990—1995年间进行技术创新活动所作的问卷调查表明:有技术创新活动的企业占样本的70•7%,其中既开展产品创新又开展工艺创新的占50•4%,仅有产品创新或仅有工艺创新的分别占13•5%和6•8%;从事了R&D活动的企业占34•4%,拥有正式的R&D机构的企业占22%。5年中平均每家企业的产品创新和工艺创新数分别为3•8项和2•5项,而平均每家企业获得的技术4•7项;企业创新经费支出主要用于购买机器设备,其费用占创新总支出的73•4%,而用于购买技术的费用仅占9•3%。无论是从调查的情况还是从个案的情况看,乡镇企业的创新活动在一些成型的、大中型企业中是十分活跃的。一些大型企业基本建立了自己的或者依靠社会的科研机构建立了自己的R&D机构,已经开始根据市场的变化进行产品和工艺的创新活动。在80年代后期大批外资的涌入又为乡镇企业的技术创新提供了新的来源渠道。但从一些企业的个案中我们看到,优秀的企业并没有一味地依靠引进技术或设备,而是在大力引进技术和设备的同时进行了大规模的工艺或产品创新活动。当然对于大多数目前还处于发展时期的中小企业而言,创新活动不如大规模企业活跃。这与我们大量缺乏为中小规模企业提供服务的技术中介组织相关。根据一项对中国254家工业企业的调查(Jefferson,GaryH.andothers,1992),80年代以来中国工业技术进步的新产品开发步伐显著加快。1985—1989年间,样本企业新产品在总产值中的比重由10•2%上升至26•9%。而同期国有大中型企业新产品占总产值的比重由9•2%上升为19•8%,城市集体企业由9•4%上升为26•4%,乡镇企业由5•5%上升为38•8%。另外一项对1529家中国工业企业的调查同样支持了这样的结论:1980年开始生产的老产品比重国有企业为45•5%,城市集体企业为4•39%,乡镇企业仅为22•95%;1981—1984年开始生产的产品比重,国有企业为20•21%,城市集体企业为37•5%,1981—1987年乡镇企业为23•17%;1985年以来生产的新产品比重,国有企业为31•21%,城市集体企业为37•5%,而乡镇企业仅1988年开始生产的新产品产值已经占到总产值的23•05%(林青松、杜鹰,1997)。显然在总体水平上,乡镇企业在技术创新,特别是新产品的开发速度方面具有相当领先的地位。这与乡镇企业参与市场竞争及具有更为灵活的激励机制密不可分。

3•效率评价:关于资本要素使用的一个比较

如何评价目前乡镇企业的要素使用特别是资本要素的使用?目前一种较为普遍的认识是,面对农村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及数千万进入城市务工的农村劳动力,乡镇企业的资本—劳动比率上升过快,乡镇企业应该更多地采用劳动密集型的技术。与此相关的另外一个问题是乡镇企业的资本究竟已经密集到了什么样的程度?由林青松、杜鹰主持与世界银行共同合作进行的对全国1529家工业企业的调查,提供了一些十分令人感兴趣的比较结论(陈永明,1997,林青松、杜鹰主编)。根据此项调查的分析,1984年乡镇企业平均固定资产拥有量仅为国有企业的1•03%,而到1990年也仅为国有企业的2•39%(样本乡镇企业该年的数据为160•61万元)。而从1984—1990年,乡镇企业的平均固定资产规模增长了5倍多。同期样本乡镇企业年均固定资产投资额也仅为国有企业的3%—4%的水平。但是从资本产出率及资本的盈利能力来看,我们却看到了令人深思的结论。乡镇企业资本产出率远高于国有及城市集体企业,尽管这一趋势呈现下降趋势。如果考虑到近年来国有企业普遍的亏损状况,特别是1996年全部国有部门净亏损的出现,我们认为在近年内乡镇企业的资本产出率及资本盈利能力仍将保持高出国有企业的水平。此外,同一项研究在对综合要素生产率进行测定时,在1986—1990年间样本乡镇企业的产出增长率为7•07%,产出增长率的66•6%是由要素投入的增长带来的,33•4%是由生产率的提高(技术进步)带来的。

而与此相对应的是,1981—1990年间,国有工业企业要素增加对产出增长的贡献率高达86•7%,而生产率提高对产出增长的贡献仅为13•3%。事实上在整个改革时期乡镇企业总体资本赢利能力高出国有企业40%—80%,同时乡镇企业在资本盈利能力和资本产出率之间具有高出国有企业将近1倍的水平。显然,乡镇企业具有较高的效率及较强的竞争力的结论是令人信服的(迪利普•拉萨等,1997)。相对而言,乡镇企业总体的技术水平是十分低的,而近年来乡镇企业的技术演进并没有沿着中性的或节约资本(相对而言资本是更为稀缺的生产要素)的技术进步路线变化,事实上这是乡镇企业根据制度环境及不发达的资本市场所作出的选择(陈剑波,1996)。正如有的学者(杰斐逊和罗斯基,1997)所指出的那样:“过渡经济中的企业面对独立的技术和制度边界……在社会主义制度和过渡经济的关系中,认识一个独立的制度边界的主要理由是,因为制度约束而阻碍了对在技术上可行的许多备选方案的利用。”

四、乡镇企业技术演进目前所面临的主要问题

目前中国的整个经济体制尚处于变革之中,技术体制、技术的管理等方面也不例外。因此,如何建立更加完善的信息流转的网络,降低企业获得技术信息的成本;政府如何建立相应的管理制度和技术市场的运行规则,以降低企业进入技术市场的风险;如何推进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与科研体制的改革相结合等方面都是我们所面临的紧迫问题,但最为关键的是如何建立相应的金融支持机构,加速企业技术的更快发展。

1•面临的新的背景

由于国际金融风波及国内市场普遍需求不足的影响,一方面中央不可能再向大中型国有企业给予过多的特殊倾斜政策;另一方面由于国有企业所固有的体制及历史重负,国有企业实现更高的增长率显然具有相当的困难。以乡镇企业为主体的非国有部门及中小企业将需要担负对国民经济增长贡献更大份额的责任。经过80年代及“八五”期间的高速增长以后,乡镇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日渐重要。1997年乡镇企业完成的国内生产总值已占到全部国内生产总值的28%左右。而乡镇企业工业增加值1997年接近全国工业增加值的一半。但由于乡镇企业制度和机制方面的优势正在丧失,因此技术水平的落后已经成为其持续稳定增长的主要障碍,连续5年增长速度大幅度回落及亏损面的成倍扩大,已经说明必须从根本上来考虑乡镇企业的技术发展问题。分析近年来乡镇企业的增长变化,投资增长急剧下降是造成乡镇企业技术进步速度放慢,从而导致速度与效益回落的重要原因。1996年乡村企业施工项目比上年减少6•09%,全年完成固定资产投资额及本年新增固定资产仅比上年增长6•5%和8•7%,与1993—1995年间15%—20%的增长速度相比下降了1倍多。80年代后期乡镇企业发展较快的浙江省1994—1995年完成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均在20%以上,而1996年增长陡降为3•69%,1997年1—10月份该省固定资产投资出现负增长,增幅下降到-3•53%。而由于技术水平低下,根据国家产业政策的要求,在1996—1997两年间国家对小缫丝、小水泥、小化工、小造纸等关闭的“十五小企业”更是直接影响了乡镇企业的增长速度。据环保部门统计,全国近两年关闭的6•5万家治理污染无望的企业大多数是乡镇企业。据粗略估计,浙江省在1997年缫丝行业整改中,全省缫丝加工能力从5•4万台压缩至3•5万台,仅此一项乡镇企业就减产10个亿,利税减少5000万元,转岗人员近4万人。而山西省1997年关闭“十五小”企业2万多个,直接经济损失25亿元,减少营业收入近120亿元。

2•问题与挑战

我们认为,制约乡镇企业长期稳定发展的根本是在制度变革的同时能否不断推进技术进步,而技术进步的速率在相当程度上又取决于乡镇企业的投资能否增加。目前乡镇企业所面临的三个最大的问题也恰恰是与投资来源能否大幅度增加密切相关的问题:一是企业信用状况普遍恶化,造成银行贷款风险增加;二是向商业银行体制转变的各家银行开始强化风险意识,改善信贷资产质量,特别是今年开始实行的银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将大大强化银行“惜贷”意识;三是金融整顿(清理整顿农村合作基金会与股权交易或柜台交易市场)将同时减少乡镇企业其他投资来源的获得。因此,我们认为乡镇企业未来技术发展及更快增长面临以下几方面挑战:

第一,银行普遍“惜贷”将会使信贷资金继续下降。实际上自1994年实施金融政策调整以来,信贷资金分配格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乡镇企业信贷资金来源大幅度减少,这是造成乡镇企业投资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1996年在乡村企业固定资产投资中,银行信用社贷款占到24•56%,而1994年则占到28•22%。1996年银行短期贷款增长17•2%,长期贷款仅增长6•66%,这与1994年分别增长87•9%、24•2%,1995年分别增长35•25%、20•71%相比已经不可企及。为防范金融风险1997年一些地区已经开始将一定额度的信贷审批权从县一级支行上收至市里。同时,由于国际经济格局的变化及商业银行体制的建立,银行会把规避金融风险、提高信贷质量作为首要目标,这就必将形成这样的局面:一是乡镇企业如果不改变原有的代价高昂、主要依靠信贷扩张从而导致大量信贷资金沉淀的投资模式,就难以从正规信贷部门获得增量的信贷资金,而这将涉及企业产权改革及企业资产结构调整的问题;二是如果银行无法发现安全、有效的投资机会,显然“惜贷”将是银行的必然选择。这将形成恶性循环,即企业投资模式不改变,显然无法改善其资产结构以大幅度降低负债比率,造成投资效率下降及信用状况恶化,而企业投资的低效显然会继续推动信贷规模的持续下降,从而难以抑制因投资增长乏力产生的乡镇企业增长的继续回落。

第二,企业信用状况恶化削弱了信贷增加的基础。1996年乡办企业资产负债比率已达66•93%,其中1/3以上省市的乡办企业负债率超过70%以上,同时流动负债占负债总额的比率已经由1993年的78•84%上升至83•16%。此外,企业流动资产负债率已达114•69%,负债总额达所有者权益的1•63倍,企业自有资产已经难以偿还债务,如果考虑到企业资产的流动性问题,企业的偿债能力特别是短期偿债能力已经十分微弱。另据有关部门1997年11月末对6•7万户贷款企业的调查,资产利润率仅为3•4%,低于同期1年期贷款利率。6•7万户企业中亏损、关停企业占70%,而77%的亏损企业和48%的关停企业是1995年以后出现的。这些企业中资产负债率超过80%的占55•22%,资不抵债的企业已经占到32•83%。显然这样的信用基础已经无法支撑商业银行信贷资金的投入。

第三,资产市场整顿缩减了其他投资来源。中央已经制定了明确的政策对农村合作基金会进行清理整顿,无疑对建立良好的金融秩序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和意义,但是由于实施整顿的过程十分复杂且直接涉及城乡居民个人的利益,不少地区尚处于十分艰难的状态,可能会对经济社会稳定造成更多的问题和困难。地方性股权交易市场的清理大大缩小了一些以中小企业为主体的优秀乡镇企业直接融资的渠道,从而进一步减少投资来源。

五、结论与建议

为了实现乡镇企业持续的技术进步及高效率的增长,我们认为建立信用担保机制以增加投资、以推进产权改革充实资本金和改善效率的三大政策可能会起到较为实质性的作用:

1•建立技术发展和技术开发的金融扶持机制。可以在部分产业相对集中的地区(如近两年已投资上百亿元人民币进行纺织工业技术改造的浙江省绍兴地区),由中央与地方政府、当地企业共同投资建立技术发展促进中心,这个中心的职能一方面是为企业的技术开发、技术创新、人才培训等提供优质服务,同时选择各种不同类型的项目,争取亚洲开发银行及其他金融支持。在可能的情况下建立农村中小企业技术发展促进基金。

2•利用乡镇企业发展基金,建立技术改造信用担保基金,增加技术改造投资贷款的获得。目前对乡镇企业贷款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企业规模过小,信用普遍不足,无法成为真正的信贷主体。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我们建议:转变乡镇企业发展基金的功能,由直接投资或资金融通转为担保基金。根据乡镇企业法的要求,不少地区自县以下都已经建立了乡镇企业发展基金,过去资金来源主要是财政直接拨付的周转金、地方税增长部分的一定比例等。其使用基本由各级政府确定,有的用于支持乡镇企业的流动资金,有的则用于直接投资。鉴于目前乡镇企业发展基金已经形成相当规模,我们建议在现有基金的基础上加上股份制改革之后政府回收的资金(这部分资金在一些产权制度改革演进较快的地区,一个乡镇所回收的资金即可达数千万元),将目前发展基金进行直接投资或间接从事资金融通的功能转变为从事企业信贷资金担保的功能,逐步建立乡镇企业技术改革信贷担保基金。这样做的好处是银行主要直接面对基金而不用面对众多的中小企业,同时以这一基金进行作为贷款的抵押和担保,以确保信贷资金的安全。只有在信贷资金具有较大的安全性保障的基础上,才能增加和扩大技改贷款,以促进企业产品和技术的升级换代。目前对大多数乡镇企业而言,面对竞争日益激烈的市场,产业结构的调整已经成为十分紧迫的任务,否则企业的效益难以得到根本改善。此外在经济紧缩时期进行技术改造或设备更新将会大大降低成本,提高投资效率。

3•推进产权制度改革及直接融资市场的发育是解决企业技术投资不足的基础。地方股权交易市场的大规模出现,反映了乡镇企业发展中对资本市场迫切的需求。如何建立适合乡镇企业特点的股权融资体系,开辟规范的股权融资渠道既是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又是需要谨慎、认真地进行探索的工作。我们认为通过严格的清理整顿,制定相应的操作规程,保存少数具有资格和符合条件的地方性股权交易市场进行试验和总结经验,以使优秀的中小企业能够进入股权融资领域,减轻对银行信贷资金及债务融资需求的压力,也将能改变企业长期以来仅仅依靠银行信用进行融资的投资模式。同时通过股权融资充实企业资本金,可以建立银行信用安全运行的坚实基础。保留少数地方性股权交易市场也是确保众多优秀中小企业实行股份制或股份合作制改革的重要前提条件之一。如果众多的乡镇企业改制后,其职工或其他股东拥有的股权不具有流动性,那么通过股份制改革充实资本金就有可能会受到很大的限制和制约。如何支持这一市场的发展,将是乡镇企业未来技术发展的一个重要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