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两种经济学知识观之间的对立关系类同于近代认识论研究中唯理论与经验论之间的对立关系，亦即对立首先发生在对知识基础的理解上，发生在对作为经济学知识体系的基本假定性质的不同理解上。

对基本假定持先验观的学者诸如弗朗克·奈特认为，经济学基本上是一个从内在经验所产生的一系列先决条件推断出来的纯演绎体系，那些先决条件本身并不容易接受外界的检验。或者说，建立在人为的“经济人”基本假定基础上的经济学命题系统，其实只是关于抽象人的“行动和欲望的逻辑”！对基本假定持经验观的学者认为，一方面我们关于人类心理或人性的观点归根结蒂来自经验；另一方面由基本假定派生的命题还是关于经验的陈述，并且总是可以对经验资料作出“说明”或“理解”的。

这种难分胜负的争辩的综合后果就是，提出了所谓的“不可辩解的经验命题”说。马克卢普（Machlup）提出：一方面“关于极大化的基本假定可以被理解为对那些已与操作概念无关而由证据排除其矛盾的构思加以理想化”；另一方面它们又具有经验意义，但“它们凭经验来说虽有意义，却并不要求任何以经验为依据的独立的检验”，甚至对这类假定的直接的独立检验是“令人误入歧途的”。而更令人费解的是，基本假定的这种拒绝经验检验的特征并不意味着它们是不可侵犯的，如果当一个更能令人满意的理论体系可以利用时，它们就可能同它作为其中一部分的那个理论体系一起遭到摈弃。

我们知道，康德通过给出“先验综合判断”的辩析而“消解了”传统唯理论与经验论的对立。康德的高明在于，他从传统认识论主－客（这里有逻辑循环，因为客体必须是主体意识中的客体）框架中跳了出来，他已经不着眼于认识过程的考察，而是着眼于既有的知识特征的考察，他把科学知识的逻辑特征界定为“先验综合判断”，并籍此说明了科学知识的理论的普遍必然性，又说明了科学知识的理论的可发展性。从而得出了“我们的理性并不是从自然引出规律，而是把规律强加于自然”的著名论断。

康德哲学的启示在于，不能固守在认识论立场上对待经济学的基本假定，其实“经济人”假定从一开始就是方法论意义的，它是科学研究中“思想实验”或“理想实验”方法在经济学研究中的移植和运用。虽然现实的经济行为人并不是全知全能的，并且其全部行为并不都是追求效用最大化的，或者说在现实的经济世界中并不存在这种“理性经济人”。然而，这种假定正如科学研究中的“理想实验”对科学知识和理论的形成有着重要的作用一样，它也是形成具有普遍意义的经济学知识和理论的唯一可行方案。

令人遗憾的是，迄今仍存在着主张以“现实人”替代“经济人”作为构建理论出发点的学者；迄今仍大量存在着要求对“经济人”是“先验的”还是“经验的”给出确定回答的学者，他们的盲目努力恰如钻进了捕蝇瓶的苍蝇，四面乱撞无法摆脱困境。全部问题就在于，他们不懂得“经济人”假定是假设而不是假说，假设的品格是方法论的，是关于研究从何处入手和如何展开的选择；假说的品格是认识论的，是关于现实是如何的假定。作为手段，一方面被更好的方法和手段所替代是完全正常的；另一方面这里不存在直接的经验否证，因为该方法的逻辑品格是“p→q”。若附图{图}p，则q的真值无论如何命题都是真的。众所周知，在经济世界中的p的真值是无法完全确定的。总之，“不可辩解的命题”首先是一个方法论命题，它的“不可辩解性”就是“不可否证性”；它的经验性，则是一种“可能经验性”。

弗里德曼（Friedman）受否证论科学哲学的影响，为驳斥先验知识观给出了一个新基点。他说：“对一项假说有效性的唯一中肯的检验是将它的预测同经验相比较。”所以，经济学家不必费尽心机使自己的假定“成为现实的”（注：Friedman.M.1953EssaysinPositiveEconomics,ChicagoUniversityofChicagoPress.第6章第二部分。）。否证论标准刚刚提出时，曾经给许多经济学家以一种如释重负的解放感觉。因为据此标准，经济学家们不必再为知识前提的复杂性质劳心费神了。但是，当人们具体动用这个附图{图}q→附图{图}

p的标准时却发现产生的困难一点也没有减少。因为我们要弄清这个附图{图}

p是什么，特别是我们常常无法依据

附图{图}

q来断定

附图{图}

p，因为p的品格有时就好象是巴黎的标准米尺。维持根施坦曾说过如下一段颇耐人寻味的话：“一个东西，人们既不能说它是一米长，也不能说它不是一米长，这个东西就是巴黎的标准米尺。但是当然这不是说这根米尺具有什么不寻常的特性，而仅仅说明它在用一把米尺作测量时的语言游戏中所起的特殊作用。”（注：维特根施坦：《哲学研究》，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50节。）

在具体检验问题上，他及其弟子们更陷入了无所适从乃至胡言乱语的困境。诸如他们居然玄乎地说：“

重要的是，……一项假说在其种种假定方面必定在描述上是虚假的。”甚至愈虚假愈有价值。对此，许多经济学家都产生了反感，萨缪尔森则把这种华而不实的夸张说法称之谓“F一曲解”。此外，当检验的条件无法完全确定地给出，从而导致“检验”至多是实例说明时，弗里德曼则宣布“科学中根本没有确定性”；反之，当需要肯定知识的经验意义时，他又说新古典研究纲领已经屡次获得检验。弗里德曼的这种态度或观点，被布劳格不客气地指责为“阿尔奇安论点”。他说，“关于阿尔奇安论点的问题正如解决达尔文理论的‘适者生存’的意义问题一样：为了生存，唯一必要的办法是比竞争者更好地适应环境，并且我们正如不能根据天择原理证实目前生存的物种的完美程度那样，也不能根据经济选择来证实目前存在的厂商是最大限度利润的获得者。”（注：马克·布劳格：《经济学方法论》，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24页。）如此可见，只要你把整个经济学理论作为一种性质的知识来考察，你就无法绕过“不可辩解的经验命题”的分析陷井。

二、经济学知识品格所显示出来的矛盾和复杂的特征状况，根源于经济学理论系统隐含的未为人知的双层结构。这个双层结构就是整个理论大厦可以区分为：一个作为可能必然分析真理的上层建筑部分和一个作为现实偶然经验知识的下层建筑部分的关联结构。弄清楚经济学理论的这个双层结构及其相互关系，是弄清楚经济学知识性质和特征的根本所在；也是彻底消解本世纪此起彼伏地存在着的关于经济学知识观问题上的哲学纷争的根本所在。

这个双层结构的形成，它起始于“边际的”普遍进军，这个进军的基地是效用分析。从“实体或心理”分析到经验分析的转折点发生在互补性课题上。起初奥斯波茨和利本把不同消费品之间的互补性定义为效用函数的第二级导数；如果一种物品消费的增加提高了另一种物品的边际效用，它们便是互补物品；反之，则为竞争物品。这种企图通过对效用量的比较或加总（事实上这是无法确切地进行的）来说明需求量的情况，属于“实体”分析的认识框架，所形成的定理也属于先验分析的“理解学说”家族中的成员。当经济学家费希尔和帕累托形成如下重要思想：一个物品的“效用”的大小，恰恰是取决于消费多少其它物品，从而互补性应该直接依据无差异曲线的斜度来说明。这就改变了互补性课题的性质，因为第一这里引入了假说，第二分析的对象是经验。于是当希克斯和艾伦1934年进一步提出：依据交叉替代效应的结果（两种或几种商品的价格变动和销售量变动的情况）来说明互补性时，效用分析已彻底转化为需求分析了，效用分析无效用了，因为需求函数告诉了我们想知道的一切。

经济学研究的这个转变意味着经济学研究方式和研究性质的转变，意味着由此产生的知识和理论在性质上的转变。亦即从不可否证的假设转变为可证的假说。“万有引力”就是一个假说，甚至牛顿就不理解自己提出的万有引力，他在写给本特雷的信中说：“引力对物质来说应该是固有的，内在的和必不可少的。这样，一个物体能够通过一个真空作用于远处的另一个物体，无需任何中间媒介就能把作用从一个物体传递到另一个物体。这种观点在我看来是天大的谬论，我相信任何搞哲学的人，只要有足够的思考能力，就不会犯这种错误。”（注：引自R·G·柯林伍德《自然的观念》，华夏出版社1990年版，第158页。）这表明，万有引力对牛顿来说甚至连信念都不是，因为它与众人日常经验中形成的接触作用观念相冲突。但恰恰是理论的假说特征，使得科学知识成为可否证的和可发展的。

当萨缪尔森提出“一致性公理”假说后，经济学的实证研究终于奠定了基础，计量（实证）经济学研究自此开始了蓬勃的发展。从而不仅在经济学理论大厦的内部形成了独特的双层结构，而且使经济学概念和定理在性质乃至含义上有了二重性。诸如作为经济学核心概念的“效用”，在新古典经济学中的含义原本是从消费中获得的“满足感”，它属于主观心理性质；而从市场行为视角看，“效用”是通过“偏好”显示在选择行为中的，而“选择”仅仅是由“期望”驱使的交易活动，并且这种“期望值”的确认主要依赖经验。这样，“效用”概念的含义就有二重性：“满足感”和“期望”，并且同一个定理的不同表达方式，显示的知识性质可能不同。

由此我们终于明白了，所谓“不可辩解的经验命题”，它的不可辩解、不可否证性是方法论要求的体现；它的经验性是认识论要求的体现，而它所以能结合在一起，乃是由于经济理论系统内部存在的“转化”功能。而两种性质知识的存在及其转化功能的存在，则根源于社会科学研究的特殊性。这个特殊性就在于研究者不能人为地切割、纯化社会活动，从而不可能有合格的能检验理论的实验活动，于是也就不可能有建立在经验基础上的纯理论。众所周知，诸如当伽利略给出了自由落体定律并在真空中获得检验后，只有愚不可及的人才会进而要求伽俐略给出各种物质比如羽毛，从比萨斜塔塔顶下落的时间和路径的模型。因为理论已经确立了，应用则是应用科学和实践的事情。但对于经济学家来说，十分悲哀的是给出上述性质的模型正是你的天职所在，因为否则经济学理论的意义不知是什么。

这就是经济学理论大厦必然具有性质不同的双层结构框架的根本缘由所在。就此而言，以往那种笼统地把整个经济学知识捆绑在一起进行评估的做法显然是不妥的，陷入无休止的争辩乃至自相矛盾的结构也是必然的。

三、这个上层建筑部分的内容是从“理性经济人”基本假设出发的，运用边际分析方法获得的命题系统；具体地说它就是以“一般均衡理论”为逻辑归宿的整个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对于这个理论的认识论性质的评估，美国广泛流传着如下虽然尖刻却不无意义的笑话：

一位经济学家，一位工程师和一位化学家一起在一座荒岛上陷入困境。他们带着一大听火腿却没有开听刀。工程师和化学家在按照应用科学进行了各种旨在打开罐头的尝试失败之后，恼怒地转向始终挂着傲慢微笑的经济学家。“你看怎么办？”他们问道。“让我们假定有一把开听刀”，他平静地回答说。……

>自从莱昂·瓦尔拉斯提出“一般均衡理论”以来，难以数计的学者就其现实性问题提出了各种批评，并引发出各种争辩。然而，坚持“真理论”观，则至少应存在关于各种局部均衡理论有效性的独立检验，而仅就劳动市场，其不均衡甚至严重不均衡状况却屡见不鲜；坚持“假理论”观，则意味着无视“外部性”现象和规模经济等的存在，使得一般均衡理论出现了初始条件未被满足的情况。今天，阿罗－德布鲁派终于给出了在若干条件下一个一般均衡体系有一种单独解的证明。但这是一种“存在定理”的证明，它表明理论所给出的仅仅是一个“可能世界”的内部关系，虽然这是一种必然关系，并且能被看作“真理”。

但是，大部分经济学家包括著名的经济哲学家马克·布劳格仍抱怨说，就发现一般均衡理论所引起的均衡力量在现实世界中的对应物而言，可以说我们几乎和瓦尔拉斯一样路途遥远（注：引自R·G·柯林伍德《自然的观念》，华夏出版社1990年版，第158页。）。这就间接地表明，他们仍然直接地把经济学中有关“一般均衡”的语句看作是科学假说性质的理论命题，并希望从中直接派生出可否证的观察命题来。殊不知所谓的“一般均衡”理论，仅仅是规范经济世界的一种工具，一个“范式”（Paradigm），它是选择的产物，它只是提供了一个纯逻辑的练习场所，从本性上就不存在真假问题，而只存在有效与否的问题。“发现”现实世界中的“对应物”的工作，乃是构建另一种性质的知识的工作，它是经济学家们在第二阶段要做的事情。这个事情也就是在一般均衡范式指导下形成关于现实经济活力的模型——科学假说（注：Friedman.M.1953EssaysinPositiveEconomics,ChicagoUniversityofChicagoPress.第6章第二部分。）。应该看到，计量经济学已经使新古典经济学命题系统在各领域形成了相对应的模型性知识，它就是我们所讲的作为下层建筑的现实偶然知识。

如何看待现实偶然知识的问题，也就是如何看待它与可能必然真理之间的关系问题，或说如何看待可能经济世界向现实经济世界的转化问题。我们发现，与该“转化”含义相关的实证经济学研究有两种相反的方向。一种是依据基本概念和理论，运用被动设计思路逐步放宽它的假设前提，拓宽它的应用范围使之迎合现实。亨利·勒相热认为，这种方法也是把微观经济理论逐步拓宽为是“关于在社会相互作用体系范围内的选择和人类行为的一般理论。”（注：亨利·勒相热：《美国的新经济学家》，载于《第欧根尼》1988年第2期第251页。）这种“拓宽”的副产品可能涉及到整个社会科学领域。另一种方向体现在所谓“经济计量学的方法论革命”中，它扭转了以往那种从既定理论派生经验模型的方向，允许将修正的矛头指向先验色彩浓烈的理论模型。

如果说第一种方向无碍于理论内部双层结构之间的逻辑关联，从而能使经济学知识表现为一个完整的知识体系的话，那么第二种方向则不然。在“两个剑桥”的对仗中，技术在利息率变化时的“转换”与“再转换”的可能性证明，已经表明一种语言就是一种世界观的哲理。而考夫兰（Coghlan）率先提出的关于英国货币需求函数出现断裂情况的严厉责疑：影响对M[,1]货币需求的因素与影响对M[,3]货币需求的因素可能完全不同，所以不存在一个一般的货币需求理论能适用任何货币定义的情况；并且也根本无法分离出稳定的货币需求函数（说明从略）的情况（注：参见“Atransactionslcmandformoncy”《BankofEnglandQuarterlyBullctin》第18期，第48～60页。），则直指理论的合理性本身。

这就产生了两个有待说明的问题。一个问题是依据排中律提出的，A与附图{图}

A必有一假；亦即与可能必然真理不一致的东西何以能存在于经济学之中？我赞同非概率主义归纳逻辑的创始人科恩（J.Cohen）的观点。他说，若坚持科学的目的是真理，就等于宣布任何已接受的假说在本质上是免于否证的，其实，科学的目的仅仅是知识，诸如两个治疗某疾病的竞争假说，它们所产生的副作用没有显著不同，但在治疗上是对立的，并且不能结合使用，这就同样有权利作为知识被接纳。在经济学中，对“如何”问题的回答是多元的，对“如何”问题的要求只是“适宜性”。因此，与“知识”相联系的只是“可接受性”和一定范围一定程度的“可靠性”。可见，关于现实的知识不仅在本性上是“偶然的”，而且它的被接纳，也仅仅是比较选择的结果，并且这种比较也只是归纳支持等级的比较。诸如我们发现：E对I的支持不少于E对H的支持，则有S［H,E］≤S［I,E］从而使我们作出S［I,E］假说的选择。

第二个问题是两个层次之间的逻辑自洽性问题。不容否认，这两个层次之间可能存在逻辑不一致性，然而，就绝大部分的情况看，仅仅只是抽象与具体的关系，因为无论哪种可能模式一般都能给出现实秩序的。诸如我们以色彩模式和以空间关系模式，同样能将房间里的各事物区分开来，并给以逻辑合理的说明。这也是各派经济学都使用共同的经济学语言，运用共同的经济分析工具，并且声称：他们之间的分歧仅仅在某一点理论或经验上，尽管就是这一点点造成了经济学观上的分歧的原因。

但是，与现实对应的可能世界或认知模式毕竟是多元的，选用哪一种认知模式更合适的问题是存在的，并且我们不能排除存在着比新古典命题系统这个认知模式更适宜的认知模式。这表明，这两个层次之间还可能出现非逻辑关联，存在着依据经验修改乃至更换认知模式的要求。

综上所述，孤立地就上层建筑或下层建筑的知识品格看，经济学还不是科学；综合地看待这个双层结构的理论系统，并就人类认识的最终目的而言，那么经济学包括了形成知识和运用知识的全过程。所以不妨说，当代经济学才是完整的“大科学”，或者说，她是“走向大科学的”经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