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贫困文化是贫困地区长期文化贫困的后果。作为现代社会中的一种文化现象，贫困文化有其独特的性质和功能，也体现在村民心理和行为的方方面面。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背景下，推进贫困地区的新农村建设，除了经济、政治和社会结构方面的变革外，实施反贫困文化战略，应当有着更为深刻的意义。

[关键词]贫困地区；贫困文化；新农村建设；文化扶贫

在许多论述中，人们往往把“贫困文化”和“文化贫困”混为一谈，但实际上两者并不能等同。所谓“文化贫困”，主要是指贫困人口拥有的文化、知识不能满足社会经济发展和自身发展的要求而呈现知识不足、文化不济的状况。它主要是从知识层面上来理解的，基本上局限于工具理性的范畴。而“贫困文化”则主要是从文化形态上来理解，属于价值理性的范畴。其中的“文化”远非“知识”所能概括。奥斯卡·刘易斯认为，贫困文化是指一套穷人共有的规范和价值观，是一个特定的概念模型的标签，是一个拥有自己的结构与理性的社会亚文化现象。从根本上说，贫困文化是长期文化贫困的直接后果。审视贫困文化，必须把它放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

贫困文化是现代社会中的一种文化现象，具有相对性。今天，市场经济中的社会结构更加开放，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合作日益密切，新旧意识形态不断裂变整合，这加速了整体性和同质性社会的解构与重组，社会分化趋势凸显。而当多数人均处于中等及以上生活水平时，仍有一部分人固守田园、思想守旧，脱离了社会的主流，从而在封闭的环境中发展出了贫困文化。而资本主义以前的时期，虽然很多原始部落和群体对土地很崇拜，在物质上也极为贫困，但由于社会分化不明显，他们并未脱离社会生活的主流，因此不属于贫困文化。

但贫困文化并不能与传统文化简单地划等号。台湾学者林松龄认为，在多数普遍存在着绝对贫穷的传统社会，却很少具有贫困文化的非物质文化特性。他更倾向于将贫困文化视作现代社会的一种亚文化。我们认为，传统文化虽然是历史的结晶，具有遗传性，但也往往表现为强烈的现实性和变易性，并不是所有在历史上出现的文化都可称为传统文化。由于我国特殊的历史国情，尤其是长期城乡二元结构的发展格局等，使得传统思想意识影响深远，尤其在贫困地区，贫困文化更多地受到传统价值观影响，表现出传统文化的特色。而在发达国家城市“贫民窟”中出现的贫困文化，则不具备本国传统的主要价值及其相关特性。

美国社会学家赫兹拉认为，文化起源于个人与社会生活的迫切需要的满足。刘易斯也认为，贫困文化实际上是穷人的一种自我保护机制，是穷人对自己低下的社会地位的反应。对长期处于贫困的人们来说，面对父辈们辛勤劳作却无法摆脱贫困的事实，会产生一种“难逃贫困”的预期，并以此构建他们的思维和价值体系。就如包尔生所言：“在极其贫困的家庭里长大的孩子不会具有获得和占有的欲望。他们的愿望超不出日常需要的范围，或者即使表现出了某种超出常需的愿望，这种愿望也不过是一种痴想，永远不会发展成为强烈的意志力量。”这样，在预期贫困的内外部环境很难或根本不可能改善的情况下，解决问题的唯一方法只能是降低贫困标准，即依据自己过去的经历和对幸福生活的理解确立自己的贫困标准，并进而执著于这种自认为有理由珍视的生活。于是就出现了“你认为我穷，但我不认为我穷”的主观不贫困现象。通过贫困文化的调节，贫困者满足了自身的心理需求和所谓的做人尊严。但同时，“当这种状态变为一种习惯，人就会变得没有远见，满不在乎，苟且度日”，形成一种不求进取的价值观念，使贫困者陷入“自我设限”的藩篱，从而扼杀了其行动的欲望和潜能，使贫困长期存在乃至出现代际传导。也正因为这样，在贫困者的价值观念即贫困主体的精神状态不发生改变的条件下，单纯靠向贫困者提供物质帮助的办法难以完全消灭贫困现象，很容易发生贫困回归。

虽然贫困文化作为贫困人口特有的一种生活方式，偏离了主文化价值，且有时由于受其影响，贫困者可能与社会其他群体产生隔阂甚至相互敌视。但一般来说，贫困文化的价值、信仰、规范，并不直接与社会的主文化对抗和构成威胁。况且，贫困文化对社会秩序具有一种保守的力量，因为贫民们不希望维持其生存的脆弱平衡被破坏。只有当这种平衡遭到外力严重破坏，且无法恢复的时候，他们才是社会秩序的破坏者和反对者。也只有在这个时候，贫困文化才可能是一种反文化。因此，任何反贫困政策必须适当考虑贫困文化的影响和作用——既要在一定时间内一定程度地维持其独立性，又要逐步地引导其变迁和转型。贫困文化作为一种特殊的价值观念和心理机制，是一个巨大的社会文化效应场。特别是其中的文化传统有着强大的辐射和遗传力。它常常表现为一种内控自制的惯性运动，使贫困者从自卑到自贱进而自足，并外化为愚昧的信仰和习俗，形成抱残守缺的固定的心理习性，产生各种不同的社会特征和效应。

1生活方式陈旧而单一。在许多具有强烈自然经济倾向的贫困地区，仍然延续着数千年沿袭下来的土里刨食、自给自足、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方式。在一些贫困农村，“吃一顿苞谷饭得婆娘坐月子”，冬春季节，村民根本就不吃菜，而是馍馍就咸菜打发日子。这一现象固然与经济状况不佳有关，但更主要的是村民认为在副食上花钱是种浪费。此外，人畜共居在部分村落也是一种常见的现象。这种生活状况不仅使得许多村民营养不良，生理素质较差。一旦生病，将可能导致许多家庭倾其所有。更为重要的是，这样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极容易导致传统上的满足，使人形成消极无为、安贫乐道、不求上进的精神观念，从而泯灭了他们追求新生活方式的欲望，排斥了他们的创业冲动，在生产发展中形成体力和精神的双重乏力感。很显然，贫困主体这种仅仅求之于维生、满足于温饱的心性，将使贫困地区的发展失去其内在的动力。

2婚育观念落后，陋习流行。马克思曾在《资本论》中引述了赛·兰格的一句话说：“贫困在达到引起饥馑和瘟疫的极限以前，与其说会妨碍人口的增长，不如说会促进人口的增长。”在贫困地区，由于劳动力是增加收入的一个重要因素，加上传统的多子多福思想的影响，计划生育政策很难对村民形成强大的感召力和约束力，致使有的地方超生严重。多胎往往使本已欠佳的生活状况更加恶化，最终又形成“越穷越生，越生越穷”的恶性轮回。而通婚圈的狭窄和亲缘间的通婚则集中体现了其优生观念的落后。自然条件的限制，使贫困山民的婚娶交往一般不会超出村落和邻村的范围。更重要的是，由于婚娶往往要消耗一个贫困乡民一生累积的大半财富，而近亲婚姻不仅可以省去这笔钱，且有利于增强亲属网络在生产生活上的合作。所以，“姑家女，舅家娶”的“亲上套亲”现象屡见不鲜。狭窄地理内的通婚是人口素质退化的重要因素，而亲上加亲更是加剧了这一程度，造成痴呆畸形现象的增多，有的因此而陷于更深的贫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