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无论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当代中国，还是伴随新科学技术革命而发生重大变化的当今世界社会经济，都对中国经济史的研究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中国经济史的研究面临拓宽领域、深化内容、更新方法等重大变革中国经济史和经济学各学科同仁，要提高认识，加大力度，开创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新局面，力争对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提高经济科学水平作出新贡献，为中国现代化建设提供正确的理论指导和有益的历史借鉴。

【英文摘要】AnewerandhigherdemandforthestudyofChina''''s.economichistoryisaddressedbothbyChina,whotakestheeconomicconstructionashercentraltask,andthecontemporaryworld,whosesocialeconomyhasundergonegreattransformationsafterthenewtechnologicalrevolution.ThestudyofChina''''seconomichistoryfacessomegreattransformationssuchaswideningitsfield,deepeningitscontents,renewingitsmothedandsoon.ScholarsonChina''''seconomichistoryandeconomicsshouldtrytocreateanewaspectinthestudy,enrichanddevelopMarxismbyimprovingtheirowncognitioninordertoproviderighttheoreticalprincipleandbeneficialhistoricalexperiencetochina''''smodernconstruction.

【关键词】中国经济史/研究/领域/内容/方法/提高认识Chinaeconomichistory/studyfield/contents/mothed/toimprovecognition

【正文】

中国经济史的研究应该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当代中国现代化理论研究中最根本、最深刻、最关键，也是最迫切需要的一环，然而却是最薄弱的一环。这很有必要提醒包括从事中国经济史研究在内的学术界和有关方面的注意，并给予重视。

一

改革开放伊始，经济史学界立即抓住新时机，不仅很快恢复了原有的研究机构，还组织成立了中美合作企业史资料中心等新的研究机构开展工作，编辑出版《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期刊，组织成立全国的经济史研究会和省区经济史研究会，一些大学和研究机构招收经济史硕士和博士研究生，中国人民大学等十几所高校和中央高级党校、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分别编写出版了十几部质量较高的中国近代经济史、中国古代经济史、中国经济通史等教材，中国社会科学院和河北大学等高校联手合作编写九卷本的从先秦到清代的断代经济史专著，傅筑夫等老一辈中国经济史专家都有多部研究专著问世，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史专著也有十余种出版，东北、山西等省区编写出版本省区的经济史专著，北京、上海合作编辑出版多卷本的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宁可主编了从远古到1998年的《中国经济发展史》，还有其他专题性的经济史专著数以百计、论文数以万计；尤其是国家组织联合攻关的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完成，更是意义重大。与此同时，还积极开展中外学术交流（派访问学者出国研究考察、召开有外国学者参加的研讨会、翻译出版国外关于中国经济史研究的论著等）。在首届郭沫若中国历史学奖中，经济史获奖比例很高，5部二等奖中占了2部，12部三等奖中也有3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活跃和成绩是前所未有的。

尽管经济史研究取得的成绩是显著的，但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向中国经济史研究提出的要求是远不适应的。尤其近十年来，中国经济史研究日趋不振，近乎于有气无力。很多高等院校的中国经济史课程被热门的经济学新学科所挤掉，连经济学研究生也不开设中国经济史课程，中国经济史专业出身的教师被迫改教其他课程；经济史专业毕业的研究生也不愿从事经济史的研究和教学（因经济史研究繁难，出成果不易，时间长，评职称极受影响），中国经济史的研究和教学出现危机。

形成这样的局面，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根本原因还在于中国经济史研究本身。当今社会经济伴随新的科学技术革命的迅猛发展而演变，内容愈来愈丰富，结构愈来愈复杂，给包括中国经济史在内的经济科学提出了愈来愈多的新课题。这本来是中国经济史研究新的历史机遇，但中国经济史的研究没有抓住这个大好的新机遇，却远远落后于这样的新形势。

其中最为突出的问题是：

1.研究领域不宽。中国经济史的研究目前仍局限在传统的课题方面，无非还是历史上的所有制（包括土地所有制、资本主义所有制等），国民经济各部门（工业、手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商业、金融业等），对外贸易和国际贸易，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小农经济，资本主义萌芽与资本原始积累，企业史，历史上重大经济事件和重要人物的经济活动，历史上各种产品的产量与产值、人口、租税，历史上的经济政策与经济思想，生产力和技术史等等。对这些传统的中国经济史课题进行研究当然是必要的，但当代中国及其发展趋势，尤其是经济建设的各种取向和目标选择对中国经济史研究的要求，绝不是这些传统课题的研究所能满足和解决得了的。它要求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以新时代的新视角开拓研究的新领域。比如经济体制和经济机制是现代社会经济的新概念，马克思《资本论》中尚未出现，但不等于古代和近代社会经济中没有经济体制和经济机制。再如“三次产业结构”，是20世纪30年代产生的新概念，在中国经济史上“一二三、二一三、二三一、三二一”历史发展的研究，也是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新领域和新课题。经济史是经济学的交叉学科，研究领域应覆盖整个经济学。经济学有“经济学帝国主义”之称，它的研究领域已扩展到技术、生产力、数理、环境、国土、生物、知识、信息等等领域，并出现了技术经济学、生产力经济学……等相应的学科。经济史的研究也应相应地跟进。研究领域狭窄，局限在传统的领域课题中，使中国经济史研究的发展受限。

2.研究内容不深。研究领域的拓展当然也是研究内容的深入。若抛开研究范围说，内容的深入显得举步维艰。中国经济史传统的研究课题之所以必要、有意义，不仅在于还有相当多的内容有待去研究，更在于已经研究的内容还须要深入，不能停留在现有认识层面上。例如洋务运动一直是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的热点，却总是在其性质问题上争论不休，相互观点歧异，且又在同一层面上认识。研究不深入恐怕是主要原因。中国原始氏族经济、小农经济、奴隶制经济、地主制经济、封建经济、官府手工业、土地制度等等，与发展成资本主义经济的西欧古代经济，共性与个性各是什么？所有这些课题的研究，对中国社会经济史走势能说明什么样的规律？等等。不深入研究，中国经济史的研究就难以走出低谷。

3.研究方法不新。研究领域拓宽、研究内容深化，既需要研究方法的更新去实现，又提供或包含有新的研究方法。当年马克思曾经说过：“资产阶级社会是历史上最发达的和最复杂的生产组织。因此，那些表现它的各种关系的范畴以及对于它的结构的理解，同时也能使我们透视一切已经覆灭的社会形式的结构和生产关系。”还说：“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反而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1](P108)今天的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经济作为生产组织，比当年的资本主义生产组织，更发达、更复杂得多，为经济史的研究不仅提出新领域、新内容，也指出了经济史研究的新方法。不研究现代经济结构和现状，不研究当代经济的所有理论问题，即“人体解剖”，难以更好地研究、理解古代和近代的社会经济，即“猴体解剖”。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风靡于70年代美欧的“新经济史学派”，就是这样。新经济史学派不同于传统经济史学派，根本之点在于研究方法之新：一是用经济学理论和方法研究经济史，二是用计量经济学理论和方法，并借助于现代计算工具计算机研究经济史。他们自己说他们的方法“产生于历史问题和先进统计分析的结合。在这里，经济理论是女傧相，计算机是男傧相”[2](P492)。经济史作为经济学同历史学的交叉学科，仅仅用传统的历史学研究方法对史料搜集整理和考证分析、叙述史实、分期和定性等是不行的，必须有经济学及其各门分支学科的范畴、原理等理论分析和经济学的定量研究等各种经济学方法，才有别于政治史、军事史等，才称得上经济史。中国经济史研究方法更新当然不止这些。随着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历史研究方法的变革、哲学和自然科学方法论新成果的展示和被运用，都会给中国经济史研究提供新方法。要善于选择和运用新的研究工具、研究方法，使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以新的面貌出现在当今中国的学术界。

二

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有其丰富的内涵，这里着重指出一点，这就是列宁非常正确、很有针对性指出的关于“唯物主义历史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著作中……，特别坚持的是历史唯物主义，而不是历史唯物主义。”[3](P336)很清楚，经济史研究在通史研究、各专业史研究、现状（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等）研究、人类社会发展理论和规律研究、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本身的研究、乃至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中，处于根本性、基础性的地位，有着关键的意义。

正是因为这样，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理论研究事业中，随着研究的深入，研究领域的扩大，研究课题的具体，就愈感到丰富历史唯物主义和发展他们的学说迫切需要经济史知识。为此，马克思仔细阅读了当时仅有的毛勒、摩尔根、科瓦列夫斯基等人的经济史著作，高度评价研究中世纪马尔克的毛勒著作，说“他的书是非常有意义的”[4](P258)；疗养中听科瓦列夫斯基讲述俄国的村社，并对他们的著作都做了详细的摘要和评语，准备写这方面的经济史著作。遗憾的是，组织无产阶级革命和《资本论》写作的急切，他未能如愿以偿。后来恩格斯以《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这一“现代社会主义主要著作之一”[5](P43)以作“稍稍补偿”[6](P1)。恩格斯到晚年更是深切地慨叹“经济史还处在襁褓之中呢！”并郑重地提出：“必须重新研究全部历史，必须详细研究各种社会形态存在的条件，然后设法从这些条件中找出相应的政治、私法、美学、哲学、宗教等等的观点。”（重点号为引者所加）“这方面，我们需要很大的帮助，这个领域无限广阔，谁肯认真地工作，谁就能做出许多成绩，就能超群出众。”他对当时那种“只是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套语（一切都可能变成套语）来把自己的相当贫乏的历史的知识……尽速构成体系，于是就自以为非常了不起了”的浅薄非常厌恶，对“很少有人下一番功夫去钻研经济学、经济学史、商业史、工业史、农业史和社会形态发展史的。有多少人除知道毛勒的名字之外，还对他有更多的认识呢”[6](P476)的状况感到担忧。七十高龄的恩格斯对于经济史的研究这样谆谆相告、语重心长，是非常值得细细体味的！

恩格斯在《资本论》“英文版序言”中是这样总结马克思的理论研究的：“这个人的全部理论是他毕生研究英国的经济史和经济状况的结果。”[7](P37)所以，在一定的意义上可以说，没有经济史的研究，就没有历史唯物主义，就没有马克思主义，就没有科学社会主义。这里同样地可以说，没有中国经济史的研究，就没有中国的社会主义，就没有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成功。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必须遵循中国社会经济自身发展的历史趋势，依据中国社会经济自身发展的特点和规律，才能有效和成功。系统、全面、深刻、准确地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历史进程中的特点和规律，探究中国社会经济历史趋势，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指明道路、提供丰富的历史借鉴，这就是中国经济史研究的基本任务和根本目的。同时，通过中国经济史研究，丰富和发展历史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使之在更高层次上指导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从根本上保证中国现代化的正确方向，以更科学的理论武装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以实现中国现代化的健康发展和快速成功。

三

中国经济史研究要想走出低谷，除了研究者需要提高思想认识、认清研究任务、明确研究目的、开拓研究领域、深化研究内容、更新研究方法外，有关方面也需要同心协力，真抓实干。

1.端正思想路线，坚持实事求是。这里需要澄清一个糊涂认识，即认为坚持实事求是与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相矛盾的。实际上二者完全一致。因为历史唯物主义就是对长期统治人们历史观的历史唯心主义的思想解放，就是对人类社会发展史的实事求是。同现在某些人怀疑、排斥历史唯物主义及其思想指导（所谓“信仰危机”）相反，国外越来越多的学风正派的非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者，在他们研究实践的深入中，愈来愈承认历史唯物主义的真理性。19世纪末、20世纪初他们就开始承认“马克思……首次努力去提出一种一元论的历史观，无论我们是否准备把它作为对一般人类进步的一种充分解释来加以接受，我们全都必须承认它在激励学者们思想和扩展历史学与经济学的观念与概念方面已经起到了有益影响……它将在精神发展和技术进步的记录上占有一个尊荣的地位”。1912年美国“新史学派”创始人鲁滨逊更说道：“第一个对于科学的历史学作出巨大贡献的”是马克思，“他提出了一系列的新奇问题。这些问题都是历史学家研究过去时所应该注意的。他并且对于以前大家所不很了解的事情提供了科学的解释”。随着资本主义和人类社会的发展，愈来愈证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正确：“马克思的历史判断的正确性这时看来得到了证实……这次不是‘否定他对历史思想所作出的贡献’，而是‘用我们逐渐积累起来的而他却完全不知道的关于过去的大量证据’去对他的历史解释‘进行新的分析’”，“到1955年，即使在马克思主义的反对者中，也很少有历史学家会怀疑聪明睿智的马克思主义历史研究方法的积极作用及其挑战”。“新史学派”认为马克思是他们的“先师之一”，如果“建造先贤堂”，马克思“一定会端坐于殿堂之首列的”[8](P263-266)。这些非马克思主义学者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这些评价足以说明，历史唯物主义是被愈来愈多的历史事实证明了的正确的历史观和历史研究方法。实事求是所反对的不是历史唯物主义，而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教条化理解和教条化运用，是对历史唯物主义教条主义的态度。

2.开展对外学术交流，积极吸收国外经济史研究的新成果。研究中国经济史的美、日学者不少，这是开展对外学术交流、活跃研究的外部条件，应主动加以利用。同时，还要大胆地吸收国外经济史研究的新成果（包括新的经济史研究方法）。这方面经济史研究比经济学研究要落后得多。经济学中的宏观与微观、规范与实证、产权、交易成本、公共品、“搭便车”等概念和理论，早已广为使用和运用。经济史研究中仅有计量经济、区域性经济、比较经济等几项。最近有学者提出中国经济史研究有着“融入世界”的研究前景或趋势，这就更加需要开展对外学术交流。

3.扩大研究队伍，增强研究力量。这里首当其冲的是经济学家和经济学研究者。我国经济学家和经济学研究者对经济史的研究兴趣远不如美国等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西方新经济史学家都是经济学家。蜚声史坛的新经济史学家福格尔(Robert.W.Fogel)和诺思(Douglass.C.North)是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主。另一新经济史学家提出经济史对经济学的价值有5个方面：“(1)更多的经济事实；(2)更好的经济事实；(3)更好的经济理论；(4)更好的经济政策；(5)更好的经济学家。”[9](P39)曾任美国经济学会会长、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J.A.Schumpeter,1883～1950)说：“历史、统计和‘理论’，三者合起来构成我们的所谓‘经济分析’”，“我愿立即指出，如果我重新开始研究经济学，而在这三门学科中只许任选一种，那么我就选择经济史”[10](P28-29)。国外经济学泰斗这些议论，都是他们成功的经验之谈。如果我国经济学家和经济研究者都能进入中国经济史的研究队伍中，不仅中国经济史的研究面貌大为改观，中国经济学也一定会步上一个新台阶。

4.加强组织协调领导，发挥研究机构和学会团体的作用。中国经济史研究亟待领导重视和加强组织协调。中国经济史的研究课题被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课题规划列在经济学中，但比重极小，2000年49个经济学选题中经济史仅有1个。这样少的课题项目，能申请上的人寥寥无几，研究者们只好自拟自选课题，而且这种无政府状态也浪费人力。要振兴中国经济史研究，国家课题规划应增加列入项目。同时，中国社会科学院有关部门还应组织经济学、历史学、中国经济史学和外国经济史学等学科的研究机构、高等院校和研究会等学术团体，制订中国经济史研究的中、长期规划，争取经费，组织和集中力量积极实施。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

[2]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1卷[Z].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

[3]列宁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4]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

[5]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7]马克思．资本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8]徐浩，侯建新．当代西方史学流派[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

[9]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2卷[Z].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

[10]〔美〕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1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

三

中国经济史研究要想走出低谷，除了研究者需要提高思想认识、认清研究任务、明确研究目的、开拓研究领域、深化研究内容、更新研究方法外，有关方面也需要同心协力，真抓实干。

1.端正思想路线，坚持实事求是。这里需要澄清一个糊涂认识，即认为坚持实事求是与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相矛盾的。实际上二者完全一致。因为历史唯物主义就是对长期统治人们历史观的历史唯心主义的思想解放，就是对人类社会发展史的实事求是。同现在某些人怀疑、排斥历史唯物主义及其思想指导（所谓“信仰危机”）相反，国外越来越多的学风正派的非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者，在他们研究实践的深入中，愈来愈承认历史唯物主义的真理性。19世纪末、20世纪初他们就开始承认“马克思……首次努力去提出一种一元论的历史观，无论我们是否准备把它作为对一般人类进步的一种充分解释来加以接受，我们全都必须承认它在激励学者们思想和扩展历史学与经济学的观念与概念方面已经起到了有益影响……它将在精神发展和技术进步的记录上占有一个尊荣的地位”。1912年美国“新史学派”创始人鲁滨逊更说道：“第一个对于科学的历史学作出巨大贡献的”是马克思，“他提出了一系列的新奇问题。这些问题都是历史学家研究过去时所应该注意的。他并且对于以前大家所不很了解的事情提供了科学的解释”。随着资本主义和人类社会的发展，愈来愈证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正确：“马克思的历史判断的正确性这时看来得到了证实……这次不是‘否定他对历史思想所作出的贡献’，而是‘用我们逐渐积累起来的而他却完全不知道的关于过去的大量证据’去对他的历史解释‘进行新的分析’”，“到1955年，即使在马克思主义的反对者中，也很少有历史学家会怀疑聪明睿智的马克思主义历史研究方法的积极作用及其挑战”。“新史学派”认为马克思是他们的“先师之一”，如果“建造先贤堂”，马克思“一定会端坐于殿堂之首列的”[8](P263-266)。这些非马克思主义学者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这些评价足以说明，历史唯物主义是被愈来愈多的历史事实证明了的正确的历史观和历史研究方法。实事求是所反对的不是历史唯物主义，而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教条化理解和教条化运用，是对历史唯物主义教条主义的态度。

2.开展对外学术交流，积极吸收国外经济史研究的新成果。研究中国经济史的美、日学者不少，这是开展对外学术交流、活跃研究的外部条件，应主动加以利用。同时，还要大胆地吸收国外经济史研究的新成果（包括新的经济史研究方法）。这方面经济史研究比经济学研究要落后得多。经济学中的宏观与微观、规范与实证、产权、交易成本、公共品、“搭便车”等概念和理论，早已广为使用和运用。经济史研究中仅有计量经济、区域性经济、比较经济等几项。最近有学者提出中国经济史研究有着“融入世界”的研究前景或趋势，这就更加需要开展对外学术交流。

3.扩大研究队伍，增强研究力量。这里首当其冲的是经济学家和经济学研究者。我国经济学家和经济学研究者对经济史的研究兴趣远不如美国等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西方新经济史学家都是经济学家。蜚声史坛的新经济史学家福格尔(Robert.W.Fogel)和诺思(Douglass.C.North)是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主。另一新经济史学家提出经济史对经济学的价值有5个方面：“(1)更多的经济事实；(2)更好的经济事实；(3)更好的经济理论；(4)更好的经济政策；(5)更好的经济学家。”[9](P39)曾任美国经济学会会长、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J.A.Schumpeter,1883～1950)说：“历史、统计和‘理论’，三者合起来构成我们的所谓‘经济分析’”，“我愿立即指出，如果我重新开始研究经济学，而在这三门学科中只许任选一种，那么我就选择经济史”[10](P28-29)。国外经济学泰斗这些议论，都是他们成功的经验之谈。如果我国经济学家和经济研究者都能进入中国经济史的研究队伍中，不仅中国经济史的研究面貌大为改观，中国经济学也一定会步上一个新台阶。

4.加强组织协调领导，发挥研究机构和学会团体的作用。中国经济史研究亟待领导重视和加强组织协调。中国经济史的研究课题被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课题规划列在经济学中，但比重极小，2000年49个经济学选题中经济史仅有1个。这样少的课题项目，能申请上的人寥寥无几，研究者们只好自拟自选课题，而且这种无政府状态也浪费人力。要振兴中国经济史研究，国家课题规划应增加列入项目。同时，中国社会科学院有关部门还应组织经济学、历史学、中国经济史学和外国经济史学等学科的研究机构、高等院校和研究会等学术团体，制订中国经济史研究的中、长期规划，争取经费，组织和集中力量积极实施。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

[2]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1卷[Z].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

[3]列宁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4]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

[5]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7]马克思．资本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8]徐浩，侯建新．当代西方史学流派[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

[9]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2卷[Z].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

[10]〔美〕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1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

三

中国经济

史研究要想走出低谷，除了研究者需要提高思想认识、认清研究任务、明确研究目的、开拓研究领域、深化研究内容、更新研究方法外，有关方面也需要同心协力，真抓实干。

1.端正思想路线，坚持实事求是。这里需要澄清一个糊涂认识，即认为坚持实事求是与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相矛盾的。实际上二者完全一致。因为历史唯物主义就是对长期统治人们历史观的历史唯心主义的思想解放，就是对人类社会发展史的实事求是。同现在某些人怀疑、排斥历史唯物主义及其思想指导（所谓“信仰危机”）相反，国外越来越多的学风正派的非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者，在他们研究实践的深入中，愈来愈承认历史唯物主义的真理性。19世纪末、20世纪初他们就开始承认“马克思……首次努力去提出一种一元论的历史观，无论我们是否准备把它作为对一般人类进步的一种充分解释来加以接受，我们全都必须承认它在激励学者们思想和扩展历史学与经济学的观念与概念方面已经起到了有益影响……它将在精神发展和技术进步的记录上占有一个尊荣的地位”。1912年美国“新史学派”创始人鲁滨逊更说道：“第一个对于科学的历史学作出巨大贡献的”是马克思，“他提出了一系列的新奇问题。这些问题都是历史学家研究过去时所应该注意的。他并且对于以前大家所不很了解的事情提供了科学的解释”。随着资本主义和人类社会的发展，愈来愈证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正确：“马克思的历史判断的正确性这时看来得到了证实……这次不是‘否定他对历史思想所作出的贡献’，而是‘用我们逐渐积累起来的而他却完全不知道的关于过去的大量证据’去对他的历史解释‘进行新的分析’”，“到1955年，即使在马克思主义的反对者中，也很少有历史学家会怀疑聪明睿智的马克思主义历史研究方法的积极作用及其挑战”。“新史学派”认为马克思是他们的“先师之一”，如果“建造先贤堂”，马克思“一定会端坐于殿堂之首列的”[8](P263-266)。这些非马克思主义学者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这些评价足以说明，历史唯物主义是被愈来愈多的历史事实证明了的正确的历史观和历史研究方法。实事求是所反对的不是历史唯物主义，而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教条化理解和教条化运用，是对历史唯物主义教条主义的态度。

2.开展对外学术交流，积极吸收国外经济史研究的新成果。研究中国经济史的美、日学者不少，这是开展对外学术交流、活跃研究的外部条件，应主动加以利用。同时，还要大胆地吸收国外经济史研究的新成果（包括新的经济史研究方法）。这方面经济史研究比经济学研究要落后得多。经济学中的宏观与微观、规范与实证、产权、交易成本、公共品、“搭便车”等概念和理论，早已广为使用和运用。经济史研究中仅有计量经济、区域性经济、比较经济等几项。最近有学者提出中国经济史研究有着“融入世界”的研究前景或趋势，这就更加需要开展对外学术交流。

3.扩大研究队伍，增强研究力量。这里首当其冲的是经济学家和经济学研究者。我国经济学家和经济学研究者对经济史的研究兴趣远不如美国等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西方新经济史学家都是经济学家。蜚声史坛的新经济史学家福格尔(Robert.W.Fogel)和诺思(Douglass.C.North)是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主。另一新经济史学家提出经济史对经济学的价值有5个方面：“(1)更多的经济事实；(2)更好的经济事实；(3)更好的经济理论；(4)更好的经济政策；(5)更好的经济学家。”[9](P39)曾任美国经济学会会长、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J.A.Schumpeter,1883～1950)说：“历史、统计和‘理论’，三者合起来构成我们的所谓‘经济分析’”，“我愿立即指出，如果我重新开始研究经济学，而在这三门学科中只许任选一种，那么我就选择经济史”[10](P28-29)。国外经济学泰斗这些议论，都是他们成功的经验之谈。如果我国经济学家和经济研究者都能进入中国经济史的研究队伍中，不仅中国经济史的研究面貌大为改观，中国经济学也一定会步上一个新台阶。

4.加强组织协调领导，发挥研究机构和学会团体的作用。中国经济史研究亟待领导重视和加强组织协调。中国经济史的研究课题被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课题规划列在经济学中，但比重极小，2000年49个经济学选题中经济史仅有1个。这样少的课题项目，能申请上的人寥寥无几，研究者们只好自拟自选课题，而且这种无政府状态也浪费人力。要振兴中国经济史研究，国家课题规划应增加列入项目。同时，中国社会科学院有关部门还应组织经济学、历史学、中国经济史学和外国经济史学等学科的研究机构、高等院校和研究会等学术团体，制订中国经济史研究的中、长期规划，争取经费，组织和集中力量积极实施。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

[2]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1卷[Z].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

[3]列宁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4]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

[5]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7]马克思．资本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8]徐浩，侯建新．当代西方史学流派[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

[9]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2卷[Z].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

[10]〔美〕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1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