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款州辖款县、休宁、姿源、祁门、黝县、绩溪6县，相当于今安徽境内新安江上游、祁门及江西婆源等地。从秦汉时起，历朝皆在这里设置郡县管理。秦属彰郡，汉属丹阳郡，东吴时属新都郡，晋属新安郡。隋开皇十一年(591年)置款州，大业三年(607年)改歇州为新安郡，唐武德四年(621年)置款州总管府。贞观初分天下为十道，款州属江南道;江南道分东、西道时，歇州属江南东道，贞元三年(787年)分浙江东、西道为浙东、浙西、宣款三道，歇州属宣款道，治款县。歇州地处山区，州“在万山间”，土地贫痔，自然条件并不太好，但在唐人眼中却被视为“富州”，原因何在?唐代款州经济发展的具体情况怎样?经济发展有何特色?本文拟在这些方面做一些初步分析。

款州的农业经济在唐代有了超迈前代的发展。不过款州的农业经济并不主要表现在稻作农业的发展上，而是表现在以茶叶为主的经济作物的种植和商品性农业的发展上。

歇州以丘陵、山地为主，“新安为郡，在万山间，其地险陋而不夷”①，“林深村落多依水，地少人耕半是山”②，便是对该区自然环境和地貌特征的概括。山间一些旁溪近河的河谷平地固然宜于植稻，唐诗中也有“稻热瓜累岁有仁”，“村南村北稻花明”的记载。不过总的来讲，山多地少，粮食的种植面积不大。多山的地理环境固然限制了粮食生产的发展，却为茶叶等经济作物的种植提供了理的场所。歇州人民扬长避短，靠山吃山，在丘陵、山地间广种茶树，因此在中唐以后，款州境内茶园广布，成为唐代江南地区最重要的茶产地之一。

歇州的茶叶主要产于委源、祁门二县。陆羽《茶经》云:“款州生婆源山谷，与衡州同”;杨哗《膳夫经手录》亦云:“姿源方茶，制置精好，不杂木叶，自梁、宋、幽、并间人皆尚之，赋税所人，商贾所资，数千里不绝于道路。其先春含膏，亦在顾诸茶品之亚列。”祁门茶在《茶经》中未载，不过唐人张途在《祁门县新修间门记》中给我们留下该地产茶的重要记载，该文云:“邑之编籍民五千四百余户，其疆境亦为不小。山多而田少，水清而地沃。山且植茗，高下无遗土。千里之内，业于茶者七八矣。由是给衣食，供赋役，悉恃此。祁之茗，色黄而香，贾客咸议，愈于诸方，每岁二三月，资银婚增素求市，将如上材料表明，祁门、婴源茶区具有面积大、业茶众、茶叶产量多、制作精的特点。由于山多地少的自然环境，促使当地的农民不得不即山树茶，仰茶为生，因而形成了“山且植茗，高下无遗土”的景观，这表明祁门、婴源一带植茶面积广，业茶人数多。

“祁之茗，色黄而香，贾客咸议，愈于诸方”;“婆源方茶，制置精好，不杂木叶”，说明祁门、婆源出产的方茶，制作技术高，质量好，在当时已被茶商视为茶中精品。唐人杨哗在《膳夫经手录》中根据各茶区产茶多少和质量高低，把唐代茶叶分为“以多为贵”和“少而精者”两类。根据他的划分，蜀地新安茶、饶州浮梁茶等以多取胜，而款州产茶区则属“少而精”类。其实，这一划分并不能使人信服，仅从张途对祁门一地的记载来看，祁门茶不仅在质量上为浮梁诸茶所不能及，就是在业茶之众、植茶之广、产量之多方面，丝毫也不亚于浮梁，“山且植茗，高下无遗土，千里之内，业于茶者七八”，足资说明。

其次，祁门、姿源一带已形成了专业化的农业区域—茶叶生产种植区，已出现了以种茶为生的专业种植户—茶农。祁门、婆源县境山多田少，多山的自然环境宜于种茶，却不适于植稻，因此这里的人民即山树茶，以此为生，这表明两地的茶叶种植基本上和粮食生产分开，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生产部门。据张途记载，祁门一县是有5400余户，却有十之七八的人口在从事茶叶生产。即是说，这里已有40()0户左右的种茶专业户。一户若以6口计③，即有24000多人在从事专门的茶叶种植和茶叶生产制作。在唐代，以植茶为生的并不限于款州的祁门、婆源二县。事实上，至迟在中唐以后，江淮产茶区的农户“作业多仰于茗茶”。文宗大和年间(827年一835年)，有人就指出“江淮人什二三以茶为生”④。开成五年(840年)十月，盐铁司上奏亦称:“江南百姓为业，多以种茶为生。”⑤可见，中唐以后，在南方重要的产茶区内，至少有一部分地区已开始了茶叶的专业化生产，而这种现象只不过在款州的祁门、姿源二县表现得尤为明显罢了。随着茶区专业茶农的日渐增多，在唐代户籍中又增添了“园户”这一新名称，这无疑是专业化茶叶种植区形成的反映。

再次，随着茶叶专门化种植区的形成，祁门、婆源一带的茶叶贸易也有了较大发展。茶叶是唐代新兴的一项大宗商品，说它是商品，是因为茶农生产它，主要不是为了满足自身的消费，而是为了投放市场出售交换。这样，茶叶生产与市场交换自然便联系了起来。这种为市场交换需要，以获取交换价值为目的的生产必然会推动茶叶贸易的发展。所以，每到出茶时节，以求利为目的茶商们不远千里，不畏辛苦，络绎不绝地前往茶区购茶。这势必会在产茶区一带形成以交换茶叶为中心的地方市场。“倚溪侵岭多高树，夸酒书旗有小楼。”⑥湖、常两州交界的水口草市，就是这样一个因交换茶叶而形成的地方集市。在文献中，祁门、婆源茶区虽无这样的地方交换市场的直接记载，但从“每岁二三月，(商人)贾银络增素求市将货他郡者，摩肩接迹而至”(祁门)，

“商贾所资，数千里不绝于道路”(婆源)的记载来看，这里业已形成了交易茶叶的市场。茶叶贸易使一向偏僻的山区，一下子变成了热闹非凡之地，这对山区地带的经济开发，无疑是具有极大的刺激作用和推动作用的。

商人“贵银络增素求市将货他郡”，说的是外地商人前往茶山收购茶叶的情况。其实，祁门、婆源一带本地茶商贩茶到其他地方，也为数不少。茶农既以种茶为生，他们是商品生产者，同时又是商品出售者。祁门、姿源地区山多地少，粮食不能自给，而“业于茶者七八矣”的茶农“给衣食，供赋役”又全仗茶茗了，为了维持生存，交纳赋税，扩大生产，他们必然会想方设法把自己生产出来的产品迅速投放到市场上出售，以换取他们所需要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因此，这里的茶农其中必定有一部分专门从事茶叶贩运。祁门、婆源地区的茶农固然是属于小商品生产者，但也不排除他们中间的少人在制茶、贩茶过程中发财致富，随其资本的不断增大，逐渐成为拥有雄厚实力的大茶商。咸通三年(862年)，祁门县令陈甘节修治好间门溪后，“贾客巨艘，居民业舟，往复无阻。”⑦这里的“居民业舟”表明，祁门茶区从事茶叶外运的本地商人当拥有一定数量。杨哗称婆源方茶，“自梁、宋、幽、并间人皆尚之”。姿源方茶既然远销北方州郡，其中一定有相当部分是当地茶商贩运去的。据记载，唐末五代初卢龙节度使刘仁恭“禁江南茶商无得人境，自采山中(幽州大安山—引者)草木为茶，弩之。”⑧既然婆源方茶早已远销幽蓟，那么刘仁恭在幽州“禁江南茶商无得人境”者，其中必有不少的姿源茶商。明清时期，徽商十分活跃，有“无徽不成商”，“贾人几遍天下”之说，其实他们的前辈歇州茶商在中晚唐时就已相当活跃。

祁门茶叶外运主要是走水路，从间江上游的间门溪(祁门水)出发，然后溯间江西行至都阳湖再人于长江。《祁门县新修间门溪记》云:“县西南一十三里，溪名间门，有山对耸而近，因以名焉。水自叠嶂积石而下，通于都阳，合于大江。其济大利物，不为不至矣。”《新安志》卷一《风俗》载:“新安，故秦二县(黔县、款县—引者)，在山谷间，地广远。……祁门，水人于都，民以茗、漆、纸、木行江西，仰其米给。”《新安志》为南宋歇县人罗愿编撰。如上材料无疑是宋代祁门地区土产外运以交换米粮情况的反映。唐代的情况是否也如此呢?这里我们有必要作一些分析。

如前所述，唐后期祁门一带已形成了茶叶生产的专业种植区，茶农们靠茶叶生产“给衣食，供赋役”。而该地的粮食生产不多，需要从产粮区大量运人方能自给。在唐代，江南地区由于生产工具的改进和稻作生产技术的进步，使粮食的亩产量大为提高。这样，农民就有更多的余粮投放市场交换，因而进人流通领域的粮食数量较前代大为增加。进人流通领域进行交换的粮食，除流向工商业比较发达的城市外，还有相当一部分流向了粮食不能自给的经济作物专业种植区。而经济作物专业种植区(这里主要是指茶叶专业生产区)的形成和它对粮食的大量需求，又必然会导致和促进粮食商品化程度的进一步提高。宣歇产茶区的人民把所产的茶叶大量外运以换取米粮，长江中下游产粮区的粮食也不断流向宣款山区，这在唐代是有史可证的。唐宪宗元和三年(808年)，卢坦出任宣歇观察使。当他到任之时，正逢该区发生旱灾，粮价骤长，属下有人建议抑米价救饥，卢坦却不以为然。他说:“宣款土狭谷少，所仰四方之来者;若价贱，则商船不复来，益困矣。⑨”于是放开米价，“米斗二百，商人舟米以来者相望。”在唐代，外地粮商在款州特别活跃，这与该区农民多以种茶为生形成了专业化的农业区域当有极大的关系。就祁门县而言，进人该县的粮商多是来自长江中游地区的江西商人，因为这里的水上交通便利，他们顺阎江而下便可直达祁门。产粮区的粮食大量流人经济作物种植区，反映了农业生产领域不断在向专业化、区域化方向发展、迈进，标志着农业领域内商品生产和社会分工有了较大的发展。马克思说:“分工是商品生产存在的条件”⑩，“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最明显地表现在该民族分工的发展程度上。”⑧祁门等地以茶叶生产为主的专业化区域的形成，显然是建立在社会分工有相当程度发展的基础之上的，是唐代农业领域内商品经济发展的集中体现，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该地商品性农业的发展，无论是在深度和广度上都远远超过了前代。

款州的手工业在唐代也有了显著发展，除制茶业外，还表现在制墨、制砚、造纸、竹编、漆器、麻织、酿酒等手工业部门中，其中以制墨、制砚为中心的文具制造业在全国皆处于领先地位。

1.制墨业。墨是重要的书写工具之一，从其制作的原料来看，可分石墨、松烟墨、油烟墨等种类。石墨是一种“悉如墨”的山石，《元和郡县图志》卷二八载:“黝县，本汉旧县(即黔县)，县南有墨岭，出墨石。”《旧唐书·地理志》记载了黔县得名的由来:“黔县，县南墨岭山出石墨，故也。”《太平御览》卷五四《地部十九》引唐人《款州图经》云:“黝县有墨岭，上有石如墨色，软腻，土人取以为墨。”《新安志》卷五《黔县·古迹》亦云:“石墨井，在县南十六里，《方舆记》云墨岭上出石墨，土人采之以书，采处成井。”可见，歇州黔县一带很早就知道使用石墨作书了。

据文献记载，秦汉时曾一度流行石墨，到魏晋之时逐渐被松烟墨所取代。歇州山多美松，为该地制墨业的发展提供了优质原料。中唐后这里的制墨业就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大规模的发展却始于唐末，这与北方制墨工匠李超、李廷硅父子南来有较大关系。苏易简《文房四谱》卷五《墨谱·二之造》载:“江南黔款之地，有李廷硅墨尤佳。廷硅本易水人，其父超，唐末流离渡江，睹款中可居造墨，故有名焉。”陆友《墨史》卷上亦载:“(李)超与其子廷硅，唐末自易水渡江，至歇州，地多美松，因而留居，遂以墨名家。本姓奚，江南赐姓李氏。”

河北易水在唐代是全国著名的制墨中心，这里有许多制墨大家，李超、李廷硅父子便是其中之一。唐末因躲避战乱，李氏父子来到江南歇州，把北方先进的制墨技术带到了这里，对于推动当地制墨业的发展起了极大作用。大约李超在款州制墨之始，数量不多，但制作精，质量甚佳。徐铱称“幼年尝得李超墨一挺，长不过尺，细裁如筋，与弟错共用之，日书不下五千字，凡十年乃尽。磨处边际有刃，可以裁纸，自后用李氏墨无及此者”⑩。后来规模不断扩大，制墨之精稍不如前。“唐末陶雅为款州刺史二十年，尝责李超云:‘尔近所造之墨，殊不及吾初至郡时，何也?’对曰:‘公初临郡，岁取墨不过十挺，今数百挺未已，何暇精好焉”’。。大约到了李超之子李廷硅时，由于改进了制墨生产技术，墨的质量大为提高，李氏之墨遂名冠天下。据宋人何远《墨记》载:“余为儿时，于彭门寇钓国家，见其先世所藏李廷硅、下至潘谷十三家墨，断硅残壁，璨然满目。其廷硅小挺久不见胶彩，而书于纸间视之，其墨皆非余墨所及”，足见其质量之高。所以宋人蔡襄在评品天下名墨时以“廷硅墨为天下第一品”。从这些记载不难看出，李氏之墨在唐末已名显于世，到南唐宋时，已成为墨中精品而名扬天下，时有“千金易得，李墨难求”之说，故宋人称“墨出于款之黄山，肇于唐末李超、廷硅父子，自南唐以来贵之”⑩。

2.制砚业。款州是唐代江南地区最重要的制砚基地，也是全国制砚业的中心之一。款砚产于姿源龙尾山，《新安志》卷一O云:“婆源研，在唐开元中，因猎人叶氏逐兽至长城里，见叠石如城垒状，莹洁可爱，因携以归，刊粗成砚，温润大过端溪者。后数世，叶氏诸孙持以与令。令爱之，访得匠手，琢为研，由是天下始传。南唐元宗精意翰墨，款守献研，并荐研工李少微，国主嘉之，摧为研官，令石工周金师之，其后匠益多。”从如上记载可知，婆源龙尾砚的制作、生产始于玄宗开元时⑥。猎人叶氏逐兽山中，将所获之石“刊粗成砚，温润大过端溪”，说明款砚质量颇高。不过当时款砚的制作仅限于叶氏家中，数量有限，在社会上影响不大。后来叶氏的子孙献砚于婆源令后，

“由是天下始传”，说明唐后期款砚已开始了大规模生产。1976年，在合肥唐墓中出土了一方箕形歇砚，石质细润，色泽清纯，墓碑上所刻时间为唐开成五年(840年)，说明唐后期歇砚已很流行，广为人知了。婆源龙尾石纹色有螺纹、眉子、金星和银星几大类，李之彦《砚谱》云:“款砚，出于龙尾溪，以金星为宝。”据陶毅《清异录》记载，五代后梁初，梁太祖朱温赐宰相张文蔚等三人“龙鳞月砚”⑩，就是款州生产的一种较为名贵的金星砚，说明唐末五代初年，款砚已作为贡品进贡到中原朝廷去了。到南唐李后主时，在款州设立制砚作坊，由研官专门负责生产，从此款砚名声大噪，誉满天下。

3.造纸业。宣款地区造纸业最发达之地当推宣州，开元时宣州所造的案纸、次纸就被列为贡品。天宝二年(743年)在长安广运潭展览的宣城郡船上就有人贡的宣纸。款州的造纸业晚于宣州，歇纸前期不人贡，后期人贡，《新唐书·地理志》载“款州贡纸”。《新志》土贡内容反映的是长庆以后地方人贡的情况，说明唐后期款州造纸业有了较大的发展。到南唐时，款州生产出了名闻天下的澄心堂纸，《文房四谱》卷四云:“南唐有澄心堂纸，细薄光润，为一时之甲。”洪适((款砚说》亦云:“李后主留意翰墨，用澄心堂纸、李廷硅墨、龙尾砚，三者为天下冠，当时贵之。”

4.竹编业。款州地处山区，竹类资源丰富。竹既可用来建造房物，又可用来编织扇、覃等生活用具。款州竹覃生产历史悠久，南朝萧梁时，款令仲文秀“令民先输六尺覃”，竹覃已成为当地的著名产品。款州竹覃主要产于休宁，《新安志》卷二《叙物产》称“覃出于休宁，所从来久”。人唐后，款州竹覃做工更加精细，不仅是市场上享有盛誉的商品，而且也作为贡品入贡朝廷。《通典》卷六载新安郡“贡竹覃一合”，《元和郡县图志》卷二八亦载款州“元和贡竹覃”。

5.酿酒业。款州的酿酒业在唐代也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太平广记》卷二四引《续仙传》云，新安款人许宣平以贩卖柴薪为生，常自吟到:“负薪朝出卖，沽酒日西归。”杜牧《款州卢中垂见惠名酝》云:“谁怜贱子启穷途，太守封来酒一壶。”杜牧既然把款州太守寄来的酒视为“名酝”，想必此酒在当时已享有盛名。晚唐时，款州酒已作为地方性名酒人贡。凌应秋《沙溪集略》卷四载:“唐朝凌荣禄，字子贵····一日遇异人于溪上，邀至家，以酒待之。异人欣然，授以酒方，指地凿井日:汲此水，依方造之，其味自佳……试之，果验。唐光启元年(885)以方进，蒙赐金帛而归。”程尚宽《新安名族志》后卷亦载:“款县沙溪，在邑北十里，款州判官之十世孙日(凌)荣禄，得异人授以酒方甚佳，光启初进于朝，赐金帛归，遂名里社为‘皇富”’。

6.漆器业。款州山中多漆树，漆成为当地著名的土产。刘津《姿源诸县都制置新城记》称款州“其诸胶漆之财，玉帛之货，山川之利，租庸之常，不足纪也”。《新安志》卷二也说“佳漆则诸邑皆有之”，说明漆作为一个重要的经济作物在款州山区已有广泛种植。据文献记载，款州“山民夜刺漆，插竹览其中，凌晓涓涓取之，用匕刮筒中，碟碟有声”⑥。所记虽是宋代取漆情况，估计唐代取漆与此不会相差太远。

7.麻织业。款州山地宜于种麻，早在东晋南朝时，麻的种植就很普遍。梁武帝时，新安太守任防就吟出了“兀茂麻麦盛”⑩的诗句。人唐后，款州种麻更盛，麻织业相当发达。唐代在产麻区调布，“江南道润州调火麻，余州并以经布”，这里自然包括歇州在内。《唐六典》卷二O《太府寺》把唐代主要产麻区的麻布按其质量的高低分为九等，款州所贡的竺布列为第七等。唐后期，款州麻织业在前期的基础上有了进一步发展，《元和郡县图志》卷二八载歇州“开元贡麻布”，“元和贡细竺布”，估计在元和时敦州的麻织品在质量上有了较大的提高。

此外，歇州的矿冶业在唐代也有一定程度的发展。《新唐书·地理志》载绩溪县“有银、有铅”。《新安志》卷五《绩溪沿革·山阜》载:“大郭山，在县东六十里，高五百五十初，周百五十里……旧出银、铅，唐天宝四年尝采。”

唐代歇州手工业的发展具有这样几个特点:其一，款州手工业大致可分为官府手工业和民间手工业两种类型，尤以后者为主。个体手工业者所经营手工业作坊基本上属于商品生产，生产的产品主要投放市场交换。其二，款州绝大多数手工业部门都是在原料产地中就地取材发展起来的。如婆源龙尾山石宜于制砚，黔县地多美松，是制墨的优质原料，祁门、婴源山地广种茶树，因而这些地方成为款州制砚业、制墨业、制茶业的中心。其三，款州民间手工业的发展具有世代相传、地域聚业的特点。敦墨自李超开创以来，“超之子庭硅，庭硅之子承浩，庭宽之子承晏，承晏之子文用，文用之子惟处、惟益、仲宣，皆其世家也。”⑩婆源龙尾砚自开元中猎人叶氏初制成砚后，“山下叶氏繁息，几数百户，乃猎者之孙也。”④由于受自然条件和原料产地的限制，款州以制造某种产品而闻名，从而汇聚了同类私人手工业者。款州多墨工、砚匠，这些都是生产同类产品的个体手工业者。其四，款州手工业的发展与生产技术的不断改进有关。款州地多美松，是制墨的最佳原料，然而在李超、李廷硅父子南来前，这里的制墨业一直都默默无闻。唐末李超父子从北方制墨中心河北易水南来此地，带来了北方先进的制墨技术，遂使这里的制墨业有了重大突破。延及五代宋时，这里世出墨工，多佳墨，遂成为全国的制墨业中心而名播天下。

总之，款州经济在唐代有了长足的发展，这种快速发展的势头在中唐后表现得尤为明显。唐代款州经济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以茶叶为重点的经济作物的普遍种植、手工业的快速发展、交通条件的改善以及商品流通的空前活跃上。由于经济的快速发展，山区的资源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开发和利用，使款州成为江南财力雄富之地，成为唐人眼中的“富州”，从而极大地提升了该州在江南乃至在全国的政治经济地位。唐代歇州经济开发所形成的优势和特色为当时山区经济开发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总结该地经济发展的经验教训，对于我国当今山区经济的开发无疑也可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