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古文运动范文第1篇

关键词：唐代；家族；婚姻；古文运动

中图分类号：1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3）01-0097-04

汉唐社会重婚姻，北方尤甚。盖因在门第社会里，“士大夫仕宦苟不得为清望官，婚姻苟不结高门第，则其政治地位、社会阶级。即因之而降低沦落”，是故士族之间攀高门，连名族，竞相编织婚姻网络，在广袤的北方大地上，形成了一个个以姻娅关系为纽带的家族群落。从某种意义上说，当时的社会政治、文化生活就是以家族姻娅网络为基础展开的，社会观念也是这些族群观念的社会化扩散。唐代古文运动是一场声势浩大，绵延近百年的文学复古思潮，早在20世纪50年代，钱穆先生就曾敏锐地指出这一运动与古文家的家学关系甚大。陈弱水据此进一步指出，这一文学思潮的形成、发展与演进，带有浓厚的北方家族色彩。是北方传统旧族文化价值观在文学领域的体现。我们通过考察发现，古文运动诸家之间还存在复杂的家族姻娅关系，并有意识地组成了一个姻娅网络，这个网络的横向拓展与纵向延伸是扩大古文阵营，传播古文思想，推动古文运动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

一、姻娅互结：古文运动阵营形成的重要纽带

汉唐门第社会中，文人群体的聚结，文化活动的开展，其方式与近世不同，不以党社为组织，而主要是以家族为阵地，以血缘来归类。这里的血缘有两层含义：一是指血缘的身份标识作用，它标志着文化家族及其文人是属于哪一个社会阶层。士庶悬隔，像园林唱酬一类的集会，是士族文人显耀身份优势的风雅专利，寒门文人是很难厕身其中的。二是指血缘的社会纽带作用，它连接着多个文化家族，构成一个个规模可观的文化家族群，族群内部文人间相互扶持，相互揄扬，彰显家族文化优势，扩大家族文化的社会影响。这两种作用的交点就是门第婚。在门第婚姻观念支配下，文化士族之间以女性血缘为中介，构建起一个个具有阶层高贵性、群体亲缘性和观念同一性的婚姻圈和文化圈。出于对“身份差别和荣誉的敏锐感知”，这类文化圈都具有强烈的排他性，其间文人道义相扶，文学相激，在参与公共文化活动时共进退，形成一个个相对封闭的、带有强烈血缘色彩的文化阵营。汉唐社会重通家，敦世谊，文化家族间往往又通过连环婚姻和累世婚姻，在拓展和延续婚姻关系的同时，也巩固、扩大、绵延着其文化阵营，从而对时代和社会产生持续性影响。

一般认为，唐代古文运动兴起于盛唐。宏观地看，这一文学思潮的出现，与山东土族群体经过入唐百余年的压制后，逐渐走向政治前台的步伐相契合，是政治诉求的文学体现。唐初，出于政治平衡和文化整合的需要，太宗、高宗两朝对山东旧族持续采取压制政策。而山东旧族之间自为婚姻，结成庞大的社会势力，虽经屡次打击，仍保持着强大的政治弹性和文化韧性。至盛唐时期，山东旧族开始以群体的力量在政治上崛起，其文化主导意识也相伴而生。文学复古思潮的出现，正是这种意识自发地外现。唐代古文运动的出现，实质上就是北方家族为了达成政治目的，基于相同或相近的家学思想，自发形成的文学阵营。这一阵营没有统一的组织，没有明确的纲领，它之所以能够凝聚众多文人，形成浩大之势，且绵延近百年，没有倏起瞬落，风流云散，姻娅关系在其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纽带作用。各主要古文家之间姻娅关系如下：

李华与崔韦占甫。赵郡李氏与博陵崔氏同属于北地巨族，北朝至唐数百年间，姻娅关系极为密切。据《新唐书》卷七二下《宰相世系表》，崔甫出自博陵崔氏第二房。李华《赠礼部尚书孝公崔沔集序》记：

（沔子）“甫纯孝而文，直清而和，希公门者，谓公存焉。明发不寐，泣次遗文，以华北州邻壤、婚姻之旧，尝趋公门，备阅家编。甫代华为校书郎，华以是味公之道也熟。”

独孤及与崔甫。崔甫《祭独孤常州文》云：“维大历十二年岁次月日。外从祖舅朝散大夫权知中书舍人赐紫金鱼袋崔甫……以清酌之奠，祭于从外孙甥常州独孤使君至之之灵。”独孤及《唐司直博陵崔公故夫人赵郡李氏墓志铭》记：“夫人讳某，赵郡人也。皇朝德州将陵县令镭之长女。天生柔懿，龆龀知礼。年十六，归于崔氏……有女四人：长女夭于襁褓；次女适范阳卢履纯；第三女适河南独孤及，年若干早逝；少女适乐安蒋镇。”可见独孤及不但与博陵崔氏，而且也与赵郡李氏有姻亲关系。又，与独孤及同时的古文家崔元翰出自博陵崔氏第三房。

权德舆与崔甫。权德舆娶博陵崔造女。崔造《与权德舆书》云：“未笄，愿继德嗣，北归之日，敬俟嘉命。”权德舆《答左司崔员外书》云：“又示问之中，情旨备至，不弃弱植，伸以嘉姻，苟陈之义……当叔宝逸少之目，恐累清德，无任下情。已具谘闻，敬承嘉命，寻冀拜谢，感庆伏深。”又，权德舆还有《祭外舅相国安平公文》。据《新唐书》卷七二下《宰相世系表》，崔造与崔甫同出博陵崔氏第二房。

权德舆与独孤及。独孤及子独孤郁娶权德舆女。韩愈《秘书少监赠绛州刺史独孤府君墓志铭》记：“君讳郁，字古风，河南人。常州刺史赠礼部侍郎宪公讳及之第二子。……年二十四，登进士第。时故相太常权公掌出诏文，望临一时，登君于门，归以其子，选授奉礼郎。”

萧颖士与柳宗元、柳冕。萧颖士女嫁柳中庸。《新唐书》卷二零二记：“柳并者，字伯存。……初，并与刘太真、尹征、阎士和受业于颖士。……并弟谈，字中庸，颖士爱其才，以女妻之。”据柳宗元《先君石表阴先友记》可知，柳仲庸是其同族父辈，柳冕是其同族兄弟辈。

吕温与柳冕、柳宗元。吕温外祖父为柳识。据吕温为其继母撰墓志记：“柳氏父名识，屯田郎中，集贤殿学士，叔父浑，兵部侍郎平章事。”据《元和姓纂》，柳识与柳仲庸同为北周黄门侍郎柳带韦后。又，吕温弟恭娶柳宗元从妹。柳宗元《祭吕敬叔文》云：“维年月日朔，友人从内兄守永州司马员外置同正员柳宗元，谨以酒肉之奠，致祭于亡友吕敬叔之魂。”吕敬叔即吕恭。又，柳宗元有《送表弟吕让将仕进序》，吕温有弟曰让，与子厚所云“表弟吕让”不知是否系一人，待考。

吕温与梁肃。梁肃为吕温从外兄。《吕渭墓志》记：“温之始学，又获闻于从外兄故右补阙、翰林学士梁肃日：‘吾舅之口作，必根于六经，必顾于百行，不以文害意，不以华丧实，霈乎王公大人之言。’温于以见我公文术之不可及。”又，梁肃有《外王父赠秘书少监东平吕公神道表铭》一文，亦可佐证二家之姻娅关系。

李汉、李翱与韩愈。《旧唐书》卷一七一本传记：“汉，韩愈子婿，少师愈，为文长于古学，刚讦亦类愈。”李翱娶韩愈从兄韩弁女。李翱《大唐故朔方节度掌书记殿中侍御史昌黎韩君夫人京兆韦氏墓志铭》：“府君讳弁……殿中君（弁）从父弟愈孝友慈祥，贞元十六年，以其女子归于陇西李翱，夫人从其女子依于李氏焉。”

以上考述，虽未穷尽古文运动诸家之间的姻娅关系，但已涉及李华、萧颖士、崔裙甫、独孤及、权德舆、吕温、梁肃、韩愈、柳宗元、李翱等盛中唐古文运动的中坚力量，勾连出以博陵崔氏、赵郡李氏、河东柳氏这些巨族为中心的古文家姻娅网络。我们发现。这些古文家一旦纳入姻娅网络中，他们就由“散点式集聚变成了具有不同规模的横向的文学作者群，或纵向的文学作者链”，而且由于血缘植入。这些“‘作者群’或‘作者链’组成的古文运动阵营会变得更加凝合、坚固”。古文家姻娅网络与古文运动阵营之间的高度契合关系告诉我们，姻娅互结在古文运动的发展过程中具有特殊而重要的作用。

二、姻娅揄扬：古文运动思想传播的基本途径

唐代古文运动的主要目的就是宣扬、推广文学复古思想――尽管在复古的具体思想上有所差异，但在复古的大方向上是一致的――扫荡文坛上片面重文辞之风。唐代文人声誉的提高、文学思想的宣传等主要依赖人际关系传播，特别是文化名人的揄扬。从家族文化传播的角度讲，除家族文化名人外，家学思想的传播还需要借重社会文化名人的揄扬，社会文化名人地位越高，揄扬的力度就越大，产生的社会影响就越广泛。当然，文化名人是不会轻易为别人做嫁衣的，他们的社会揄扬需要驱动力，而在宗法社会里，血缘是最重要的驱动力之一。建立姻娅亲谊。把社会揄扬转化为姻娅揄扬。是文化家族间普遍采取的一种传播方式。唐代古文家之间存在复杂的姻亲关系，他们之间的相互揄扬不但是扩大家学影响的重要方式，也成为古文运动思想传播的重要途径。

考察唐代古文运动家统序的确立过程。我们发现李华、萧颖士、独孤及、梁肃、韩愈、柳宗元这一古文运动家统序的确立及其文学思想的传播，首先是古文家内部揄扬的结果，这其中姻娅揄扬又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如李华、萧颖士、贾至作为天宝古文三大家的地位就是由大历文坛领袖、赵郡李氏姻亲独孤及来撰文揄扬确立的：“天宝中，公与兰陵萧茂挺、长乐贾幼几勃焉复起，振中古之风，以宏文德……于时文士驰骛，飙扇波委，二十年间，学者稍厌折杨、黄，而窥咸池之音者什五六。识者谓之文章中兴，公实启之。”独孤及在世时，远姻崔元翰即称其“绍三代之文章，播六学之典训；微言高论，正词雅音，温纯深润，溥博宏丽，道德仁义，粲然昭昭，可得而本。学者风驰云委，日就月将，庶几于正”。卒后，儿女亲家权德舆更是将其直接接续李华而承古文家统序，并延及梁肃、崔元翰：“自天宝已还，操文柄而爵位不称者，德舆先大夫之执日赵郡李公遐叔，河南独孤公至之。狎主时盟，为词林龟龙，止于尚书郎二千石。属者亡友安定梁肃宽中，平夷朗畅，杰迈间起。博陵崔鹏元翰，博厚周密，精醇不杂。”

至于李翱推扬韩愈“自贞元末以至于兹，后进之士，其有志于古文者，莫不视公以为法”，“及兄之为，思动鬼神。拨去其华，得其本根。开合怪骇，驱涛涌云。包刘越赢，并武同殷。六经之学，绝而复新。学者有归，大变于文”。李汉赞韩愈对于文坛的“摧陷廓清之功”，更是带有深深的姻娅血缘色彩。可以说，这些古文运动的中坚力量一代文宗地位的确立，除了自身政治、文学等各方面的综合实力外，古文运动阵营内部揄扬，特别是娴娅揄扬起到了极为特殊而重要的作用。

上文提及的揄扬内容基本上都出自古文家的文集序言，或墓志碑铭。唐俗重家声，请名人为文集作序或撰碑铭是一时风气，不少古文家都是其时碑铭大家，其作品传播极广，影响极大。他们为娴娅网络内部成员揄扬时更是不遗余力，而揄扬的内容除了评价其社会地位外，主要就是称赞其道德文章，因此在古文统序确立过程中，古文运动的思想亦随之而得到广泛传播。如独孤及《检校尚书吏部员外郎赵郡李公中集序》就是在指出“公之作本乎王道，大抵以五经为泉源，抒情性以托讽，然后有歌咏。美教化，献箴谏，然后有赋颂。悬权衡以辩天下公是非，然后有论议。至若记序、编录、铭鼎、刻石之作，必采其行事以正褒贬，非夫子之旨不书。故风雅之指归，刑政之本根，忠孝之大伦，皆见于词”的依经立义、重文学政教作用的复古文学思想后，才做出“识者谓之文章中兴，公实启之”的评价的。这样看来，姻娅揄扬虽属于家族揄扬的一种方式，但客观上也成为了古文运动思想传播的基本途径之一。

从具体的古文家家族来考察，姻娅揄扬在家族文学地位的确立和文学思想的传播方面亦作用极大。如崔祜甫是中唐前期一位重要的古文家。在唐代重文的社会环境中，一般说来，一个家族在政治上崛起后，亦希望其文化观念能得到更广泛的认同。崔甫、崔植父子先后为相后，崔氏家族两位娴亲，著名文人李华、权德舆的揄扬，对其家族文学思想的传播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甫父崔沔卒后，甫编次其文集，李华为之序。李华曾备阅崔氏家集。深悉其家族文学思想，称其“行先乎孝，艺裕乎文；资孝可以股肱王室，揆文可以弼成邦教”，“见公文章，知公行事，则人伦之叙、治乱之源备矣，岂唯化物谐声、为文章而已乎！”崔甫卒后，权德舆序其文集云：“四十年间，作为文章，以修人纪，以达王事。”“是惟无作，作则有补于时。以至于修事功，断国论，导志通理，昭明易直。施于名命为雅诰，刻于金石无愧辞。”而且特别指出：“昔公能修先孝公之志，类其文章，赵郡李公遐叔实为之序。今植亦能修公之志，而德舆无似。惧辱命焉。”可以说，这种子孙编撰先人文集，姻娅名人作序揄扬的模式，就是其时家族文学传播、延续，并产生社会影响的基本途径。

在古文运动过程中，这类娴娅揄扬的个案非常多，如权德舆揄扬独孤及、梁肃揄扬吕渭、柳宗元揄扬吕温、李翱揄扬韩愈等。当这些个案具有普遍意义，姻娅揄扬就成了其时古文思想传播的具体措施和途径。而且，这种姻娅揄扬使得古文运动思想传播的网络成为一个血缘观念与文学观念相融汇的、意味特殊的文学场域，在这一场域中，文人之间相互扶持，相互激发，相互借重，甚至几代人交相师友，其观念的坚守性，传播的执着性是其它途径难以相比的。

三、姻娅亲谊：古文运动发展演进的特殊推力

前文已指出，在汉唐门第社会里，各种文人共同体大多是依靠文人间的血缘纽带来聚结，是因为血缘能产生最深刻的“私谊”。唐代文人间，姻娅和师友关系就是两种最基本、最重要的“私谊”，特别是师友兼姻娅――或因婚姻而师友，或因师友而婚姻――则是一种更为密切的娴娅亲谊。这种亲谊连接的文人，出则联翩，入则群聚，讲经论道，文酒宴集。他们之间不但结通家之好，还积极促成下一代的联姻结友，以延世谊之长，维持门风不堕，家学不衰。崔造《与权德舆书》集中体现着这种思想：“窃思前贤心感之重，义叶之固，或约之以朋友，或申之以婚姻，聚之以望间，悦之以宴好。俾一日之合，为累世之欢。裔嗣承流，清风白远，克成贞素之业，永称道德之门。即颍川荀陈，盖其事也。仆不揆鄙固，景行行之，早年尝与二三情友，约诚同此。世物多故，志为事夺，存没有闲，通塞殊尚。今中年已及，此心犹阻，永怀愧叹，怵怍如厉……息女二人，姿性及义以静约为尚，以琴书为适，庶可以承君子之好，备有道之室。长女先约故司徒元子宏农杨宏微，未笄，愿继德嗣，北归之日，敬俟嘉命。……仆婚嫁既毕，退身岩阿，静以营神，虚以顺命，与骨肉娴戚，蹈道为期，还复之中。庶乎返本。”

崔造通过两个女儿与杨氏家族和权氏家族构建起姻娅网络，而且杨绾、崔造、权德舆分别是代宗、德宗、宪宗朝宰相，这种历时态的重臣代接，保证了姻娅网络社会地位的长盛不衰和家族文化的持续繁荣，所以娴娅亲谊一旦催生“俾一日之合，为累世之欢”的世代传承后，那么它就由共时态文人聚合的凝聚力升级为历时态门风家学传承的基本动力。而且，这种姻娅亲谊又使得这几个家族间通过女性的血缘联系达成学术文化资源上的强强联合和优势互补，对家族文化的发展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这三个家族中，权德舆是古文运动的重要力量，自不待言，杨绾、崔造虽不以古文名世，但其文学观念与古文运动诸家也是高度一致的。《旧唐书》卷一一九记载杨绾在《条奏贡举疏》中严厉批判当时科举尚文华之风，“至高宗朝，刘思立为考功员外郎，又奏进士加杂文、明经加帖经，从此积弊，寝而成俗。幼能就学，皆诵当代之诗；长而博文，不越诸家之集。递相党与，用致虚声，六经则未尝开卷，三史则皆同挂壁”，指出文章要复本返古，宗经重德，先行后文。朝议时，另一古文家贾至对其鼎力支持：“考文者以声病为是非，而惟择浮艳，岂能知移风易俗化天下之事乎？”崔造也在《与权德舆书》中表现出对“道”的景行行之。也就是说，杨、崔、权三家的文化价值观是基本一致的，这种道义相慕也是他们结为姻娅的重要基础，而姻娅亲谊又成为道义传续的重要动力。又，家学思想往往会因为家族文人的政治高位而对社会产生导向性影响，所以在杨、崔、权三家组成的姻娅网络中，姻娅亲谊不但使这三个家族间可以相互借重而提高声誉和威势，保障家学的长盛不衰，而且也对古文运动的发展演进具有特殊的推动作用。

不惟杨、崔、权三家，唐代古文运动诸家之间复杂姻娅关系的网状拓展和代际延续，从某种意义上讲，使得古文家之间除了道义之外，又多了一层亲谊的联系，而亲谊借重导致文学相助，也就成了古文运动在盛中唐之际横向发展与纵向演进的一种特殊的推力。我们可以韩愈与李翱、李汉，以及独孤及与权德舆之间的关系来说明。

韩愈虽是古文运动的主将，但他很清楚，若要以一人之力扭转当世文风是很艰难的，因此需要志同道合的同盟军来助力。其《赠侯喜》诗云：“吾党侯生字叔起，呼我持竿钓温水。”《寄崔二十六立之》云：“夫子固吾党，新恩释衔羁。”可见韩愈在文学上结党自固的意识是极强的，其中姻娅关系就是重要纽带之一。通过姻娅关系的拓展来巩固和扩大古文运动的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韩愈推动古文运动发展的基本手段之一。李翱与韩愈是同辈挚友，李汉则是韩愈最赏识和厚爱的学生之一，韩愈与这两人的关系是先师友而后姻娅。李翱《祭吏部韩侍郎文》记：“贞元十二，兄佐汴州。我游自徐，始得兄交。视我无能，待予以友。讲文析道，为益之厚。二十九年，不知其久。”“兄以疾休，我病卧室。三来视我，笑语穷日。”“临丧大号，决裂肝胸。”可见二人近三十年文道相交建立起来的感情之深！李翱曾赞韩愈：“公气厚性通。论议多大体，与人交始终不易，凡嫁内外及交友之女无主者十人。”二人之间的姻娅关系就是韩愈“与人交始终不易”，并且愈交愈深的体现。韩弁死于王事后，韩愈“贞元十六年，以其女子归于陇西李翱”。韩、李二人相交始于贞元十二年，贞元十六年韩愈即主动与李翱结为姻娅，不但以古文相期，亦以婚姻相连，使古文运动在中唐的发展抹上了深深的血缘色彩，对于巩固其同盟关系以扩大古文运动的影响无疑具有积极意义。李汉不但是韩愈厚爱的弟子，也是中唐古文运动的重要羽翼，韩愈将女儿嫁与李汉，不但对韩门这个古文运动大本营的巩固是一个重要措施，而且对家学传承及后韩愈时代古文运动的发展都极具意义。韩愈卒后，“门人陇西李汉，辱知最厚且亲，遂收拾遗文，无所失坠”，编选其文集，弘扬其文行，赞其对文坛的“摧陷廓清之功”，不但对古文运动是大有功焉，于私也可称不愧岳父。

唐代古文运动范文第2篇

唐宋八大家，又称唐宋古文八大家，是中国唐代韩愈，柳宗元和宋代苏轼、苏洵、苏辙、王安石、曾巩、欧阳修八位散文家的合称。其中韩愈、柳宗元是唐代古文运动的领袖，欧阳修、三苏等四人是宋代古文运动的核心人物，王安石、曾巩是临川文学的代表人物。韩愈是“古文运动”的倡导者，他们先后掀起的古文革新浪潮，使诗文发展的陈旧面貌焕然一新。明初朱右选韩、柳等人文为《八先生文集》，遂起用八家之名，实始于此。明中叶唐顺之所纂《文编》中，唐宋文也仅取八家。明末茅坤承二人之说，选辑了《唐宋八大家文钞》共164卷，此书在旧时流传甚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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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古文运动范文第3篇

唐代文学风气之盛,成就之高,在整个中国历史上都是很突出的。除了诗歌的巨大成就外,文章创作也有很大的收获,其中古文创作传统的形成,无疑是最重要的大事之一。但是学界在讨论古文乃至于古文运动的时候,或者语焉不详,或者仅取一面,对于这种文体兴起的背景和具体内涵,揭示并不多。笔者以为,唐代古文运动的出现,是文坛对于当时疑经学风的一种回应,而古文则是在传统经学体系动摇之后,延续早期经解的一种尝试,但这种初衷在唐代求文的风尚中被湮没了。本文拟从唐代的疑经之风、古文运动的讨论出发,来探讨《左传》在其中的关键作用,及《左传》自身文学之转机。 一、疑经之风与《左传》文学关注的兴起 《左传》的文学性,很早就为人们所注意,①但是历代对于该书都是从经学的角度来处理,即便涉及文学讨论大都也是只言片语。 直到唐代,对于该书文学性的论述,才频繁出现在古文派的言论中。中国文学的独立成熟是在经学的文化背景中进行的,经学构成了中国文学的前提。文学与经学是彼消此长的,经学的衰微在某种程度上为文学的兴盛提供了契机。当然这是就初期文学尚未独立时而言的。经学是干政求实的,关乎社会民生;而文学是艺术的,更多是近于娱乐了。虽然儒家也讲礼乐教化,但这种文艺仍然是经学思维的,如汉代对《诗经》、《楚辞》等的政治化理解,虽然也存在着自生民以来的娱乐的传统,如汉代的文学,许多研究者看到了其中的娱乐性,但这并非主体。文学在这时并没有成为一种专门的艺术,远没有独立于经学的范围。从这个层面来看,前人以为魏晋时期文学开始自觉的观点并非没有道理。事实上只有在这时期为文学而文学的人群才大量的出现,形成了一种时代普遍认可的潮流。当然这种独立是相对的,文学并不能完全独立于经学之外。但是在文学之内,又由于经学干预程度的差异,表现出不同的面貌。就《左传》而言,文学与经学的矛盾就表现在经学身份的松动。本文正是在这样的前提下来讨论《左传》文学的自觉。 学术界一般以为疑经运动与唐代啖助学派所倡导新《春秋》学,有着直接的联系。对此,研究者也多有论述,但是他们往往忽视传统,夸大了该派的开创之功。笔者以为啖助学派的兴起,是长期以来今古文之争的延续,并不是孤峰独立的。区别即在于,他们较之前代更为激烈,影响也更大。 啖助学派,是唐代中期研究《春秋》的一个学派,形成这个学派的主要人物,是啖助、赵匡和陆淳。该学派的主要成绩在于,打破了自汉代而下治《春秋》“弃经信传”的传统,倡导“经义为主,不以传害经,义以时立,学术为政治服务”①。并质疑三传,大开怀疑之风,如其论《左传》云:“《左传》得此数国之史以授门人,义则口传,未形竹帛;后代学者乃演而通之,总而合之,编次年月以为传记。又广采当时文籍,故兼与子产、晏子及诸国卿佐家传,并卜书梦书及杂占书纵横家小说讽谏等,杂在其中,故叙事而多,辞义殊少,是非交错,混然难证。”② 啖助学派因其主张经世致用,而为当时大量士人所接受。“凡尊奉啖助学派学术者,几无庸碌懵懂之辈。尤其是顺宗永贞革新的重要人物,无不是陆质的弟子或私淑弟子。后来被称为‘八司马’的,几乎家有其书,试读柳宗元的《答元饶州论〈春秋〉书》,可以说是某些中晚唐士大夫的施政纲领了。继承啖学派学术思想的重要人物,有柳宗元和吕温。”③“啖助学派,不但影响了唐代中晚期的政治、学术,而且也影响到宋代,一直到清末,有意思的是,啖派学术在宋代兴起的时代背景,和在唐代有并非偶然的相似。”④ 刘氏描述啖助学派对于唐宋学术乃至于社会的巨大影响,基本上是合乎史实的,但就唐朝的这种疑经之风的渊源来看,似乎还可以往前追溯。笔者以为对于经典的质疑是东汉末年以来,经学发展的必然结果。啖助学派一方面动摇了传统的经学体系,另一方面也开启了时人从文学角度来关注经学。晁说之说:“自啖、赵谓公谷守经,左氏通史之后,学者待左氏如古史记,美文章纷华而玩之,不复语经于斯矣!”(《赵赡春秋经解义例序》)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左传》的文学性才开始被大量关注。 唐人在具体讨论《左传》文学性的时候,是从不同的层面进行的。传统上经学是作为整个文化的基础而存在的,采经学以补文艺是很传统的作法,但这毕竟是的,意义并不大。 此时最值得注意的是改变《左传》的经学身份,视之为史书,在史书叙事体例的讨论中介入对其文学的看法。在韩柳等人在倡导古文之前,刘知几的《左传》态度很值得关注。 刘知几对于《左传》的态度很复杂,他一方面以之为史学典范,备加称赞。《史通•六家》中分辨六种史书体例,即《尚书》家(记言)、《春秋》家(记事)、《左传》家(编年)、《国语》家(国别史)、《史记》家(通史)、《汉书》家(断代史),将五经中的《尚书》、《春秋》和解经的《左传》、不解经的《国语》、《史记》、《汉书》并列,沈玉成先生以为这本身就是把“经”降而为“史”。在他之前,还没有一个学者具有这样的胆识。⑤另一方面他在具体的史学论述时,又将之经学的地位提出以示区分。他在不少的地方表示出《左传》解释《春秋》的观点。《鉴识》云:“观左氏之书,为传之最,而时经汉魏,竟不列于学官,儒者皆折此一家,而盛推二传。夫以丘明躬为鲁史,受经仲尼,语世则并生,论才则同耻,彼二家者,师孔氏之弟子,预达者之门人,才识本殊,年代又隔,安得持彼传说,比兹亲受者乎!”《古今正史》云:“经成以授弟子,弟子退而异言。丘明恐失其真,故论本事形于传,明夫子不以空言说经也。”他虽然也在尊经,但并没有从经学的角度来对待,讨论的还是作为史书的《左传》。在这里经学与史学发生了有趣的分离。 然而在讨论史书的书写,他又将《左传》变为文学典范了。《左传》从经学转变到文学,刘氏借助了史学这样一个过渡,其中“叙事”是关键。“盖左氏为书,叙事为最。自晋已降,景慕者多。有类效颦,弥益其丑。然求诸偶中,亦可言焉。”“大抵作者,自魏已前,多效三史,从晋已降,喜学五经。夫史才文浅而易摹,经文意深而难拟。既难易有别,故得失亦殊。……自子长以还,似皆未睹斯义。”(《摹拟》)刘氏虽然从史书书写的角度来谈论《左传》,但是距离文学分明是很近了。#p#分页标题#e# 二、古文运动与“古文”身份的置疑 历来考察唐代古文运动都语焉不详,大体上或者是强调古文与时文的差别,或者是将之联系时政,作为复兴儒学的手段来加以考察。 但是在何者为古文,乃至于联系到后人所推崇的唐宋的古文家的作品,往往是很杂乱,越发不可解。笔者以为唐宋古文运动与啖助学派的兴起也有莫大的关系,是啖助学派的疑经之风,使得经典尤其是《左传》成为文学典范。这种风气也大大改变了世人的经学观念。 韩愈等人的创作,并不能简单地以古文来界定。毕竟古文在韩柳也只是部分的作品,远非全部。古文并非只是形式上的散体,也不只是与骈文对应的概念。它应该是关乎经学的,也就是儒学的,是一种新的儒学解经方式的尝试。他们获得了极大的成功,标志即是散体文压倒了骈体文,成为文坛的主流。但这只是表象,就其本质而言,唐代古文是经学的而不是文学的。这种古文的解经方式的成功,又与唐代传统经学的衰微,有密切的关系。而整个的机缘就在于啖助等人的新春秋学的兴起,是他们冲击了传统的经学体系,使得新的经学体系得以产生。这正是唐代古文兴起的重要原因。 方苞就说:“至唐韩氏起八代之衰,然后学者以先秦盛汉辩理论事质而不芜者为古文,盖六经及孔子、孟子之书之支流余肆也。”(《古文约选序例》,《方望溪先生全集•集外集》卷四)刘师培也说:“古人不立文名,偶有撰著,皆出入六经、诸子之中,非六经、诸子而外,别有古文一体也。”(《论文杂记》)都注意到了古文与经学的密切联系。 《新唐书•韩愈传》云:“每言文章自汉司马相如、太史公、刘向、扬雄后,作者不世出,故愈深探本元,卓然树立,成一家言。其原道、原性、师说等数十篇,皆奥衍闳深,与孟轲、扬雄相表里而佐佑六经云。至它文造端置辞,要为不袭蹈前人者。然惟愈为之,沛然若有余,至其徒李翱、李汉、黄甫湜从而效之,遽然不及远甚。”只是将“数十篇”归为古文,其特征在于“皆奥衍闳深,与孟轲、扬雄相表里而佐佑六经”。其他大量的文章只是其技巧的成熟。但韩愈之于文章的看法又很令人不解,将汉司马相如、太史公、刘向、扬雄等并称,不知何意。这些人并非是纯粹的经学家,或者在韩愈看来他们正是在文章之中,来传道的,较之单调的传统经解,更加的具体生动,因而为他所激赏?这也体现出韩愈与传统不同的经学观念。 韩柳等人还创作了不少的寓言作品。“按唐代当时的观念,并不以传奇为小道,不在小说与古文之间分雅俗。李肇云:‘沈既济撰《枕中记》,庄生寓言之类;韩愈《毛颍传》,其文尤高,不下史迁。两篇真良史才也。’(《唐国史补》卷下)从中可见当时人对传奇文的看法。”①这也是时代的新产物,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这里对于文字作品的表达方式的讨论,除了时代、文学等或外或内的原因之外,还需要考虑一个从古至今都存在的问题,就是读者的接受。作品的功能决定了它在表述的时候,必然要考虑其行文的安排。孔子就云“言之无文行而不远”。 先秦诸子的寓言譬喻等等手法的运用,无非是出于读者接受的考虑。慧远总结译经经验说:“以文应质则疑者众,以质应文则悦者寡。”(《出三藏记集》卷十《大智度论抄序》)僧佑也说:“文过则伤艳,质则患野,野艳为弊,同失经体。”(《出三藏记集》卷一《胡汉译经音义同异记第四》)①孙昌武将韩柳等人的大量寓言的使用归结为是受到了佛教的影响。“唐人的寓言文以及散文中的善用比喻,显然受到佛经譬喻的影响。”②但笔者以为还不如说是复古了先秦时期的诸子譬喻之风,至少这与整个唐代诸人努力倡导先秦之文风是相吻合的。唐代古文派诸人的经学观念也影响了他们的《左传》观念,事实上他们较之其他作者对《左传》给予了更多的关注。古文与《左传》,在韩柳诸人的身上实现了统一。 三、《左传》文学转换的完成及其对唐宋文坛的影响 唐代的疑经风气,使人们对于《左传》的文学较之经学更为关注。清代姜炳璋云:“读传者莫不曰:左氏之传,史家之宗也。马得其奇,班得其雅,韩得其富,欧得其婉,有其一体,皆赫然文名于后。而抑知:传非文也,传圣人之经也,文极其工,正以发为经义为工;传,非史也,传圣经之义也,事极其备,正以阐明经义为备。貌取而遗其神,可乎!”(《读左补义纲领下》)虽然是出于批判,但正反映出《左传》研究的文学化转向,对于《左传》文学的关注已经是很普遍了。 韩、柳等人都有对《左传》文学的评论。 “萧颖士云:于谷梁师其简,于公羊得其覆,于左氏取其文。(引自《艺概•文概》)盖左氏尚礼,故文(同上);此谓于左氏取其文,乃就其艺术手法而言也。唐至萧颖士、元结辈始解散六朝俳偶,推重古文。自萧颖士取文于《左传》,可见一斑矣。唐文于韩愈之前,变排偶绮靡之风,毅然自为者,自元结始。高似孙谓其文章奇古不蹈袭,皇甫湜题其《浯溪中兴颂》曰:长于指叙,约结有余态。然近人陈衍石遗室论文曰:元次山《大唐中兴颂序》最工,盖学左氏传而神似者。可见元结为文,非所谓绝不蹈袭;其长于指叙处,正乞灵于《左传》也。”③韩愈《进学解》云:“春秋谨严,左氏浮夸。” 《史通》浦起龙注释云:“此篇所论,前论书法,后论笔法也。六朝著述,率趋模拟。子玄就彼风尚,析出形神两途,顿使仙凡立判。貌同心异,学古合离,秘方尽此。愚于左氏,读贾辛适县,悟韩柳赠行体;读薳启疆对楚灵,识欧苏论事诀。亦所谓貌异神同者乎?若六朝之拟汉,貌同而已。”(卷八《模拟》)清徐世溥则径指:“韩愈文章出于《左传》特其合处,无一笔相似耳。如《原道》、《送孟东野序》、《送董邵南序》、《送幽州李端公序》、《送石处士序》、《送齐皋下第序》、《书回纥李怀光二事》、《争臣论》、《祭鳄鱼文》、《为人求荐书》、《上于襄阳书》、《毛颍传》、《董晋行状》、《平淮西碑诸什》,其文章之语意句法,桐城诸子多以为模范于《左传》者。”(《古文词通义》卷八页六引)此外俞宁世《左选》、唐荆川《文编》、王源《左传评》、方苞《古文约选序例》等都对韩愈文章效法《左传》有所论述。④#p#分页标题#e# 柳宗元《报表君陈秀才书》:“稍采取《左氏》、《国语》之辞。”《非国语》:“左氏惑于巫,而尤神怪之。”(上《卜》)韩柳受到了《左传》的影响是很明显的。雷士俊《答陈伯玑书》曰:“唐宋大家诸文佳者,验之两汉以至唐虞,皆无不合。如韩《平淮西碑》、《南海神庙碑》,则典谟训诰;柳《桐叶封弟辨》、《晋文公问守原议》,则《左传》、《国语》。”(《古文词通义》卷五页三)是柳宗元为文,亦有法于《左传》者。① 唐人之后古文确立了自己的地位,其影响更大。韩、柳也以其自身的优秀表现而成为后人效法的榜样。这种学习行为是自觉的,有意识的。后人对于唐宋诸家的学习,是从两个层面进行的。一是直接效法韩柳诸人,因为他们是学习《左传》等秦汉典籍成功的例证,这即是所谓的唐宋派;一种是通过分析唐宋诸家的作品来体会《左传》行文中的“义法”,这里唐宋诸家只是一种经由上达《左传》的一个台阶,是工具,其目的要直追秦汉,这就是所谓的秦汉派。 后人在讨论这两派的时候,往往将他们对立化,其实细加分析,观点还是有很多相似之处,并非不可调和。明代艾南英在《答陈人中论文书》中云:“足下谓宋之大家,未能超津筏而上;又谓欧曾苏王之上,有左氏司马氏,不当舍本而求末。夫足下不为左氏司马氏则已,若求真为左氏司马氏,则舍欧曾诸大家,何所由乎?”“彼以为韩欧曾深得秦汉之神气,故欲就粗以求精,就欧曾以求左史,此与唐顺之所谓之‘法’同义也。”②“唐顺之有文编之选,辑周至宋之文,颇示文章法度。又有左氏始末之作,纪传之体也。其文大从唐宋门庭,沿溯以入秦汉。”③不管是秦汉派还是唐宋派,他们都不否认《左传》的文学成就,差别只在于终极目标的差异。宋代之后直接从《左传》中汲取营养,已经被看成是很自然的一种共识。唐宋古文的传统也在逐渐形成,到明代“家”谱系的完成,不过是水到渠成罢了。 值得注意的是唐宋之后人们之于《左传》的关注,虽然仍然是尊其为经典,但实际上已经逐渐地淡化了它的经学而更重视它的文采了,至少对于古文派来说是这样的。如苏辙,朱熹云:“苏子由教入,只读《左传》。”(《朱子语类》卷八十三)林纾云:“余则私意苏氏,必先醉其文,而后始托为解经之说,以自高其位置。 身在尊经之世,断不敢贬经为文,使人目其妄。”(《左传撷华序》)其说与刘知几正同。(参《史通•自叙》、《载言》)事实上这种因爱好《左传》文采而转而习经的自汉代而下就很多,只不过是限于经学传统的约束,而不敢张扬罢了。唐宋而后,《左传》经学地位的动摇,就为后人谈《左传》分途,提供了契机。明清之后文学的讨论就变得很普遍了。 当然这些影响应该是文学层面的,即所谓的“至它文造端置辞,要为不袭蹈前人者”,是文采技巧层面的,柳宗元所说的“稍采取《左氏》、《国语》之辞”,就是例证。他们是在文学的章法技巧上从《左传》中吸取养分。至于他们的那些为后人所津津乐道的“古文”,反倒不是来自《左传》的系统,就韩愈而言,他自认为是继司马相如、太史公、刘向、扬雄而下的。他看重的是这些人的文章之中的“佐佑六经”,推崇的是这样一种自然的经学阐述方式。

唐代古文运动范文第4篇

唐宋八大家又称唐宋古文八大家，他们分别是唐代韩愈、柳宗元，宋代苏洵、苏轼、苏辙、欧阳修、王安石、曾巩。

其中韩愈、柳宗元是唐代古文运动的领袖，欧阳修、三苏等四人是宋代古文运动的核心人物，王安石、曾巩是临川文学的代表人物。韩愈是“古文运动”的倡导者。明初朱右选韩、柳等人文为《八先生文集》，遂起用八家之名，实始于此。

（来源：文章屋网 ）

唐代古文运动范文第5篇

【关键词】 唐宋；钱法；辑考

一、《隋唐五代钱法辑考》研究意义

1、文献补白意义

自秦汉以降，货币法制的创制与厘革为历代王朝所重视。除出土简牍所见秦《金布律》、汉《钱律》以外，古代货币法制资料多散见于各类文献之中，目前尚无关于古代钱法史料的系统辑佚、考证成果。隋唐五代是中国货币体制急剧变化的重要历史阶段，钱法呈现律、令、格、敕多种法律形式并存的形态，并对后世货币立法格局产生直接影响。本课题集散见隋唐五代钱法资料之大成，全面展示这一时期货币立法演进之全貌。由此上钩下联，触类旁通，最终完成古代钱法史料的系统整理，为重新认识古代经济法律提供资料储备和研究基础。

2、理论创新意义

作为中国古代经济法制的转型阶段，隋唐五代占据上承秦汉魏晋，下启宋元明清的枢轴地位。这一阶段货币法律思想的发展与实践，兼具传承与创新精神，对货币政策调整、法律修订以及司法实践产生深远影响。课题研究以法制变迁为主线，系统考察律令、诏敕、奏议、策对、诗文资料所蕴含的钱法思想。从法律创制、法律适用、法律文化的综合视角，探讨隋唐五代时期货币法律思想的发展脉络、内涵特征、理论贡献及实际应用等问题，为法律史学的纵深研究与协调发展贡献力量。

3、实践借鉴意义

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的重要阶段，在调整货币政策、平衡财政收支、抑制通货膨胀等领域亟需理论参考和历史借鉴。本课题从历史的角度观照重大现实问题，通过对钱法渊源、钱法职能、钱法理论、钱法实践、矿冶法制等具体问题的研究，在查明隋唐五代货币法律变化过程和主要特征的基础上，分析信用货币体系发展完善的有效路径和运行状态，强调经世致用，重视学术创新，为我国当论决策、经济发展和法治进步提供理论借鉴。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中国古代关于币制沿革的著录始于萧梁时顾@《钱谱》，后又有封演、姚元泽等诸家著述，惜皆散佚。当世所存者，以南宋洪遵《泉志》最古。此类著作多编年为次，以著录历代铸币沿革、款式为主。民国以来，结合出土、典藏文物对历代货币进行研究的路径，对近现代钱币研究产生重要影响。以下从货币通论、货币法制、货币职能三方面介绍国内外研究现状：

1、货币通论

此类研究成果承用前代经济史、货币史研究路径，重在介绍历代货币发展演进，对查明货币演化、铸币形制、货币政策等问题具有参考价值。前辈学者侯厚培、周伯棣、彭威信、牧野巽、郭彦岗等在该领域均有论著。

2、货币法制

学界从法律史学角度对古代钱法的研究成果较为有限，卢向前、闫晓君、唐金荣等学者利用传世典籍和出土文献，对钱法演进、赃钱征纳等问题进行了讨论。石俊志《中国货币法制史概论》和《中国货币法制史话》是目前货币法制研究的代表作，分别以断代和币制两条线索，阐释古代货币法制发展脉络与适用问题。

3、货币职能

货币职能研究一直是古代货币研究的重点所在。作为信用货币，铜钱承担价值尺度、流通职能、价值贮藏、支付手段等基本职能。加藤繁、戴振辉、陶希圣、王永兴、卢向前、渡边信一郎、傅筑夫、李锦绣等学者对隋唐五代时期钱绢估算、铜禁管理、铸币比价、财政收支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综上所述，现有成果从货币通论、货币法制、货币职能等诸多角度进行研究，对隋唐五代钱法辑佚、考释与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为本课题的深入展开提供了坚实基础。另一方面，目前从经济史、货币史角度进行的相关研究仍占据主流，现有钱法研究重述、描摹气息浓厚，古代钱法的整体架构、发展变化及实际运行等重大问题尚不清晰。在研究视野与研究方法层面，尚未充分彰显法学属性与特色。因此，有必要在系统辑佚、考释隋唐五代时期钱法史料的基础上，运用多学科交叉的研究方法，对这一特定历史时期钱法的沿革兴替与实际运作进行系统考察。

三、《隋唐五代钱法辑考》概说

1、研究目标

在系统辑佚、考释隋唐五代钱法资料的基础上，运用辑佚与考证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形成一部系统探讨隋唐五代货币立法、货币政策、货币理论、司法实践的有独立见解的力作。

2、研究内容

本课题是关于隋唐五代时期铸币法制的综合研究，主要内容包括上篇“隋唐五代钱法辑佚”与下篇“隋唐五代钱法考证”两部分：

上篇：《隋唐五代钱法辑佚》。本篇为钱法史料辑佚。主要从《通典》、《唐会要》、《旧唐书》、《新唐书》、《旧五代史》、《新五代史》、《资治通鉴》、《唐大诏令集》、《册府元龟》、《太平御览》、《文苑英华》等传世古籍及敦煌吐鲁番文书中，分类辑录相关史料，并以年代为序编次。辑录的“钱法”条目由题名、时间、正文、来源、按语五部分组成，最大程度保证史料的原始性、权威性与完整性。原文阙名或确不合理者，题拟新名。所辑条目逐一注明出处，辨析异同，旁采博引，辨析考订。凡属订正原文讹误者，则以校勘记方式附于文末。依据史料性质与内容，该篇结构设计如下：

（1）钱法律敕资料辑录。隋唐五代律令之中“钱法”相对稀见，直接关联者，目前仅存《唐律疏议・杂律》“私铸钱”条、《神龙散颁刑部格》“私铸钱”条、《宋刑统・杂律》“私铸钱”条引唐“刑部格敕”条。就法律形式而言，唐代钱法主要表现为诏敕形态，并对律、格等“常法”修订具有直接影响，如“刑部格敕”内容即本于永淳元年五月敕文。本章主要辑佚隋唐五代钱币铸造、流通、贮藏、支付领域的律令、诏敕史料，编纂“隋唐五代钱法律令诏敕系年要录”。

（2）钱货奏议资料辑录。隋唐五代时期，国家时常召集臣僚讨论币制厘革、民间私铸、钱重物轻、币制折算等重大议题。官员还可以疏奏、策问、拟判等形式，发表关于钱法的观点。陈子昂、陆贽、韩愈、元稹、白居易、杜甫、罗周胤、程逊等关于当时钱法变迁与运行的表状、诗文材料，是反映唐代钱法理论与实践的原始依据。本章主要辑佚隋唐五代士人关于钱法的奏疏、论著、策对、拟判等资料。

（3）矿冶铜禁资料辑录。针对民间私铸、恶钱滥行、销铸牟利、物价波动等问题，隋唐五代时期制定了较为严格的铜禁规范。与铸钱关联的铜铁开采、征收史料，散见于唐《考课令》、《杂令》及诏敕之中。本章重点辑录隋唐五代时期铜矿管理、赎铜缴纳与折算、民间、寺观铜器管理等史料。

（4）铸钱监使资料辑录。隋唐五代少府监下设铸钱监，开元二十五年二月，监察御史罗文信充诸道铸钱使，此为铸钱使职设立之始。本章辑录隋唐五代钱监资料，考订各地钱监与铸钱使设置、沿革与变迁史料，力图体现专题研究与通论研究的有机结合。

下篇：《隋唐五代钱法考证》。中国古代钱法始于秦汉，《睡虎地秦墓竹简・金布律》、《二年律令・钱律》是秦汉时期货币法制的代表。《唐律疏议》与《神龙散颁刑部格》“私铸钱”条，及隋唐五代时期百余道诏敕，则反映了近四百年间钱法厘革的实际状况。后世宋、元、明、清钱法，大致沿袭前朝典制。《宋史》卷一百七十九《食货下一》：“宋货财之制，多因于唐。”《明会典》卷三十四《户部三》“钱法”涉及铸币规格、管理、折算、私铸等。《大清律例》卷十一《户部》“钱法”调整货币铸造、流通、铜禁等，并附条例若干。可见，研究隋唐五代转型社会货币法制，对于查明中国古代法治建设与社会发展关系问题，具有重大借鉴意义。隋唐五代钱法并无专书可据，相关资料散见于正史、诏敕、奏议、政书、律典、文集、稗史，以及敦煌吐鲁番出土文献之中。作为学术研究的必备条件，隋唐五代时期钱法史料的分类、分期辑佚及考释成果尚属空白。本篇研究以历代钱法规则变迁为背景，以隋唐五代法制运行为剖面，依托系统、完整的钱法辑佚史料，彰显专题研究特色，强调综合互补方法，对以下问题进行研究：

①钱法渊源考。历代钱法在调整范围、对象与方式等方面损益之脉络清晰可寻。本章将以隋唐五代时期钱法为研究样本，利用传世文献、秦汉简牍和出土文书，上溯秦汉，下探宋元，关注中古时期经济法律形式的演变历程，重点研究晚唐五代转型社会钱法的变迁历程。

②钱法职能考。本章主要考察钱法规则在调整货币铸造、流通、贮藏、支付领域的作用。透过法制变革和实际运行的视角，以“开元通宝”钱的铸造、流通、贮藏等问题为线索，从法治视野关注币制改革、盗铸私铸、铜器铸造、实钱虚钱、实估虚估等问题，尤其注意晚唐、五代丧乱时期杂钱流通制度、地方割据政权钱法等专题的研究。

③钱法理论考。本章通过考订、分析律令诏敕、臣属奏议以及诗文判牍等原始资料，归纳、总结隋唐五代时期依法调整货币制度的思想与学说，与不同历史时期货币理论进行比较研究，为当代货币政策调整、抑制通货膨胀等提供历史参考。

④钱法适用考。罚、没、赃、赎收入是隋唐五代国家重要财政来源，处罚、抄没、计赃、赎铜均与钱法直接关联，是钱法适用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唐律》规定了以绢估计赃标准，但中晚唐以后绢帛货币职能渐趋弱化，以钱评赃制度渐成司法常态，并在各类文献中有大量案例可资印证。本课题运用个案分析及数据统计方法，结合敦煌吐鲁番出土文献，考察钱法在定罪量刑领域的功能体现。

⑤矿冶法制考。货币铸造与铜、锡、铅、铁等矿产开采、冶炼、交易、持有、管理等法律问题直接关联。尤其是关于铜禁方面的律令、诏敕，以及银、铁、锡等矿藏管理，在隋唐五代矿冶法规中占据相当比例，遂拟设专题予以讨论。

3、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1）依托《中国古代法律辑考》（北法文[2013]5号）、《古代法制资料钩沉》等大型课题，突出断代研究特色，完成隋唐五代时期钱法史料辑佚，为古代经济法律系统研究提供前期准备。

（2）以资料辑考为基础，强调专题考察特色。逐步展开关于中国古代经济法制若干重大问题的研究，为重新审视中国法律史学和构建经济法史部门贡献力量。

（3）重点关注货币法制与政治变革、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关系，弘扬优秀传统法律文明，突出法律史学研究的时代借鉴价值，为我国当代金融政策调整及经济法律制定提供参考。

四、结论

在以上分析和研究的基础上得出本课题的主要结论：隋唐五代是我国中古时期货币法制发展和运行的重要阶段，是传统铸币本位体制逐步向纸币本位时代过渡的关键时期。各阶段货币法制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隋初至开元中期，承接秦汉以来货币法制传统与货币政策理论，实行开铸新币，法禁私铸，钱货兼用，驱逐恶钱等政策；开元末期至五代十国，社会状况急剧变化，为解决财政危机，保障开支用度，国家推行调整禁榷、厘定赋税、铸造杂钱、申严铜禁等措施。各阶段钱法创制与适用之间既有传承又富变化，反映出法制运行与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密切关系，彰显了社会变革时期的时代特色。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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