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文学论文范文第1篇

1体育史学价值全面、翔实的资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

而古代的文献资料很难明确地分为文学、史学以及其他学科等类别，因此，许多文献资料可以共用或互相印证。特别是对于资料零散、难于发掘的体育史研究而言，许多相关资料可以在古代文学作品中觅得踪影。正如欧阳修在《六一诗话》中所云:“王建宫词一百首，多言唐宫禁中事，皆史传小说所不能载者，往往见于其诗”，可见该宫词的史学价值。上述宫词的资料来源至少有两类:第一类是来自于作者亲身生活体验。如花蕊夫人身为贵妃，她所描绘的多是自己亲身经历或见闻的事情，而且她处于极为尊贵的地位，能够了解内情，具有其他作者所没有的优势。因此，花蕊夫人的作品多为第一手资料，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如她描写罕见的宫廷水秋千活动:“内人稀见水秋千，争擘珠帘帐殿前。第一锦标谁夺得，右军输却小龙船”(花蕊夫人《宫词》第51首);描写宫女射鸭游戏:“苑东天子爱巡游，御岸花堤枕碧流。新教内人供射鸭，长将弓箭绕池头”(花蕊夫人《宫词》第83首);记述宫女射团游戏:“春风吹曲信旗竿，自得深宫不怕寒。夸道自家先上马，团中横过觅人看”(王建《宫词》第33首);描写宫女钓鱼:“慢揎红袖指纤纤，学钓池鱼傍水边。忍冷不禁还自去，钓竿常被别人牵”(花蕊夫人《宫词》第83首)等等，提供了研究唐五代时期宫廷水秋千、射鸭、射团、钓鱼等体育、游艺活动的珍贵资料。第二类是来自于当事人或知情者的讲述。如王建虽属于本朝人写本朝事，但自己并未在皇宫中生活过，手头也没有多少相关文献，而且宫闱之事多为保密，外人很难详知。王建之所以能完成宫词百首，是因为他与一个在宫中服务多年的姓王的内官熟悉，材料就是这位本家给提供的。作者虽未亲身经历，但材料来源于当事人，虽属第二手资料，但也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如王建描述皇帝玩弹弓游戏:“鸳鸯瓦上瞥然声，昼寝宫娥梦里惊。元是我王金弹子，海棠花下打流莺”(王建《宫词》第92首);讲述宫中竞渡:“竞渡船头掉采旗，两边溅水湿罗衣。池东争向池西岸，先到先书上字归”(王建《宫词》第25首);描写宫中字舞表演:“罗衫叶叶绣重重，金凤银鹅各一丛。每遍舞时分两向，太平万岁字当中”(王建《宫词》第17首);揭示宫中弹棋的玩法:“弹棋玉指两参差，背局临虚斗著危。先打角头红子落，上三金字半边垂”(王建《宫词》第98首)等等，形象地展现了当时宫中开展的弹弓、竞渡、字舞、弹棋等活动。在史书中，很难见到对体育、游艺活动如此形象、具体的描绘，因而这些诗句常常被体育史研究者引用。由此可见，诸如宫词等文学作品，为人们了解当时宫廷体育、游艺活动提供了材料，成为研究唐五代体育史的一扇重要窗口。

2体育文学价值

唐代的体育和诗歌是我国古代文化史上的两朵奇葩。它们同属于社会文化现象，具有相同的历史和社会背景。唐代体育题材诗歌描写的内容大体可分为流行运动项目、节令体育活动、休闲娱乐活动以及女子体育活动等类别。唐五代宫词中的游艺题材诗歌，包含许多体育内容，是唐代体育文学的组成和遗风。这些诗歌格调清新豪放，文笔优美细腻，情景描写绘声绘色，人物勾画活灵活现，体现了一定的画面美、形象美、动作美和意境美，展现了唐五代时期刚健、活跃的生活场面和精神风貌，堪称当时宫廷文化、宫廷体育的缩影。这些宫词，用诗歌的形式，几乎全天候、多方位、艺术化地展示了宫女的游艺和体育生活，如春日踏青:“新晴草色绿温暾，山雪初消渐出水。今日踏青归校晚，传声留著望春门”(王建《宫词》第48首);夏日弹棋:“炎炎夏日满天时，桐叶交加覆玉墀。向晚移镫上银簟，丛丛绿鬓坐弹棋”(王涯《宫词》第19首);秋日扑蜓:“秋晚红妆傍水行，竞将衣袖扑蜻蜓。回头瞥见宫中唤，几度藏身入画屏”(花蕊夫人《宫词》第116首);清早打球:“宿妆残粉未明天，总立昭阳花树边。寒食内人长白打，库中先散与金钱”(王建《宫词》第81首);中午围棋:“日高房里学围棋，等候官家未出时。为赌金钱争路数，专忧女伴怪来迟”(花蕊夫人《宫词》第99首);夜间藏钩:“管弦声急满龙池，宫女藏钩夜宴时。好是圣人亲捉得，便将浓墨扫双眉”(花蕊夫人《宫词》第69首);野外射猎:“日晚宫人外按回，自牵骢马出林隈。御前接得高叉手，射得山鸡喜进来”(花蕊夫人《宫词》第127首);水上垂钓:“钓线沈波漾彩舟，鱼争芳饵上龙钩。内人急捧金盘接，拨剌红鳞跃未休”(花蕊夫人《宫词》第61首);花间捉蝶:“便殿朝回卸玉簪，竞来芳槛摘花心。风和难捉花中蝶，却向窗间弄绣针”(和凝《宫词》第98首)等等。特别是，这些宫词并未一味地描写大内宫女的苦寂、悲催生活，而是从生命视角、人性视野看待和描绘宫廷内的各种活动，成为透视唐五代时期宫廷生活的全景天窗、描绘宫女生活的优美画卷，堪称为该时期体育文学的典范。

3体育民俗学价值

唐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繁荣昌盛时期，五代是这一盛世的延续。在继承传统节日形式和内容的基础上，极具激情和想象力的唐代人创造出了琳琅满目、丰富多彩的节日文化，相应地形成周期性的民俗活动。唐代人欢度节日，除了传统的庆祝方式以外，往往采取各种各样的体育活动来进行庆祝。这些活动不但丰富了节日的内容，而且构成了唐代体育的独特组成部分—节日体育和民俗体育。唐五代宫词对这一时期皇宫内开展的节日体育和民俗活动给予了揭示。在寒食(清明)期间，相应的体育、民俗活动主要有打球(步打)、蹴鞠(白打)、斗鸡、秋千等活动，如寒食打球(步打):“殿前铺设两边楼，寒食宫人步打球。一半走来争跪拜，上棚先谢得头筹”(王建《宫词》第73首);寒食蹴鞠(白打):“宿妆残粉未明天，总立昭阳花树边。寒食内人长白打，库中先散与金钱”(王建《宫词》第81首);寒食斗鸡:“寒食清明小殿旁，彩楼双夹斗鸡场。内人对御分明看，先赌红罗被十床”(花蕊夫人《宫词》第124首);寒食秋千:“春风摆荡禁花枝，寒食秋千满地时。又落深宫石渠里，尽随流水入龙池”(王涯《宫词》第15首)。在春季，还经常开展一项民俗活动———斗草游戏。如比试花草种类:“水中芹叶土中花，拾得还将避众家。总待别人般数尽，袖中拈出郁金芽”(王建《宫词》第85首);斗草时丢失东西:“斗草深宫玉槛前，春蒲如箭荇如钱。不知红药阑干曲，日暮何人落翠钿”(花蕊夫人《宫词》第55首)。宫女在七夕节这一天开展乞巧活动，如七夕夜上楼穿针:“迥出芙蓉阁上头，九天悬处正当秋。年年七夕晴光里，宫女穿针尽上楼”(王涯《宫词》第21首);仰望星空和崇拜织女:“阑珊星斗缀珠光，七夕宫嫔乞巧忙。总上穿针楼上去，竞看银汉洒琼浆”(和凝《宫词》第55首)等。民俗“表现为一种习惯或定式，在人们的物质生活、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中大量存在，并随着历史的发展不断演进、变化，具有相对稳定与长久遗存的特征。”这些宫词对当时存在的节日民俗活动进行了如实、生动的记录，是展现中国传统民俗文化的百科全书，也是考察古代体育民俗活动的珍贵材料。

二对当代体育发展的启示

“侯门一入深如海”(唐代崔郊《赠去婢》)。掖庭女子最大的痛苦，就是一旦进入内苑，就完全失去了人身自由。后宫美人无数，君主无法遍幸。女子进入深宫，就意味着葬送青春、爱情与生命。尤其是那些可怜的宫女，她们终生禁闭在宫墙里，漫漫长夜，年复一年，青丝染成了白发，红颜熬成了枯容，在寂寞与悲凉中耗尽了青春与生命。即使是一时得宠的后妃，一旦年老色衰或者在争宠中落败，也会成为君主的弃物，只能在冷宫空对春花秋月，与宫女同样吟唱哀歌。这是对人性最残酷的扼杀，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罪恶之一。但上述宫词展现的不是深宫女子孤寂、悲戚的生活，而是参加各种各样的游艺、体育活动，引人深思。“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意大利哲学家克罗齐语)。唐五代宫女这种炼狱中的欢歌，给人们带来了些许思考与启迪。

1游戏是人的本质需求

封建社会的后宫制度，一方面是君主的疯狂，不择手段地占有女性;另一方面必然是宫廷女子性的禁锢与饥渴。九重之内，真正的男子只有皇帝一人，数以千计的宫女，君主无法遍幸，这就使宫中女子的心灵受到严重扭曲，甚至出现种种病态。清代大汕厂翁在其《海外纪事》卷六中说:“人各有为适情之具，诗、书、六艺而外，以及品茶、饮酒、钩弋、声色、陆博，凡所以引人耳目口体之交者，不一而足。盖血肉之躯顽然独守，使五官四肢绝不与物接，则气脉郁结不得流利，天机亦将沉滞于枯寂而不复发扬。是则适情之具，外可以运行气脉，内可以发越天机，而为人之助者不少。”准确地揭示了游戏的生理学本质与功能。可见，参加各种活动，无疑是宫女们极度压抑的身体、精神的一种宣泄，给人们展示了大量体育、游艺活动中宫女活泼、欢乐的形象。因此，无论古代或现代，无论生活环境封闭或开放，人都有休闲、娱乐的需求，而人的体育、游戏需求也应该得到满足。

2游戏是人的基本

自由生命力是通过人有激情的活动表现出来的。“一个种的全部特性，种的类特征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人的类特征恰恰就是自由自觉的活动。”深宫里的女子自觉地加入各种活动中，以体现她们作为“人”所具有的生命力。宫女们参加这些活动，固然有引起注意以博取君王欢心的动机，但更本质的原因在于她们追求自由的意识。这样的机会毕竟不多，宫女们只得在各种活动中求得暂时的自由。德国著名学者席勒曾说:“只有当人充分是人的时候，他才游戏;只有当人游戏的时候，他才完全是人。”他认为游戏状态是一种克服了人的片面和异化的最高的人性状态，是自由与解放的真实体现。因此，体育、游戏是人的一项基本自由，应该得到重视和保障。在应试教育愈演愈烈的当下，青少年的体育、游戏权利被活生生地剥夺，孩子们与禁闭在森严深宫中的宫女有何区别?所以，应当给予青少年适当的体育、游戏时间，使之在繁忙的学业中放松心情，调整心态。

3游戏是了解社会的窗口

游艺习俗既有着自身发展的特殊规律，又是了解各历史时期社会面貌和时代精神的基本渠道。正如荷兰著名文化史学家赫伊津哈所言:“历经多年，我逐渐信服文明是在游戏中并作为游戏兴起并展开的。”在炼狱般环境中生活的唐五代宫女依然在游戏着，这是生命的力量，更是游戏的魅力。上述宫词对宫中各种游艺、体育活动的详尽描述，是当时宫廷文化的反映，也是有唐五代开放、刚健、活跃的时代精神和社会风貌的折射。因此，体育、游艺的发达，也是社会发展的基本标志。尤其是到当代，发达的体育产业、游戏产业，不但能带来经济效益，而且成为一个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标志。

三结语

唐代文学论文范文第2篇

美育不仅能促进智育和德育，自身也有独立的地位，对完善学生个性起着重要作用。我国的古代诗歌很多都是借感性形象来传达情感的，所以学习古代诗歌，品味诗的意境，体味诗的感情，有利于学生的审美品位、智力开发、情感教育等各方面的发展。

隋唐文学继六朝之后，又兴起了一个以诗的兴盛为特征的文艺高潮。唐代统治者从唐太宗开始就十分钟情于文学，对六朝的诗赋更是宠爱有加，这就促进了文人们对文学艺术技巧的精研。滥觞于隋代、完备于唐初的科举制度，对文士学习诗赋起到了历代皇朝无法比拟的刺激作用。而唐代的书法、绘画与雕塑、建筑等艺术门类也十分发达，围绕着这些艺术门类，许多文艺家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对传统德育中的一些范畴与命题作了阐发，形成了新的艺术美学理论。

一、初唐史家的德育观

隋唐文化直接继承了魏晋南北朝文化的传统。这两个大一统的封建帝国虽是北朝的后裔，但北朝晚期统治者沉溺于南方的绮艳文风，“唐兴，诗人承陈情风流，浮靡相矜”。因此，如何对六朝文学进行反省，改革文风，使文学艺术同唐代统治者的意识形态相一致，这是唐初统治者面临的文化建设问题。类似刘勰《文心雕龙》折中文质、斟酌古今的观点与方法受到统治者重视，从而开启了初唐史家的文学观。

其次，初唐史家在倡言政教的同时也不废除文学的审美与抒情的功能。在他们看来，文学的审美教育作用与政教功能是可以兼容的。《周书·王褒庾信传论》中提出：“原夫文章之作，本乎情性，覃思则变化无方，形言则条流遂广。虽诗赋与奏议异轸，铭诔与书论殊涂，而撮其指要，举其大抵，莫若以气为主，以文传意。”初唐史家认为，文学的教化功能只有融进作者的情感与性灵才能实现，像北周苏绰不顾文学特点，否定六朝文学，简单回复古道的主张肯定是行不通的。

唐代统一南北后本文由收集整理，融合南北文风的主张正式摆到了统治集团的文化视野内。魏徽在《隋书·文学传序》中说：“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此其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若能掇彼清音，简兹累句，各去所短，合其两长，则文质彬彬，尽善尽美矣。”魏徵以一个政治家兼史学家的眼光，站在为初唐统治者服务的立场上，倡举兼融南北文风之长，去其所短的主张，使唐代的文化建设能够兼收并蓄，取得长足发展。唐代美学与文艺的健康发展，与这种文化战略是密切相關的。

二、陈子昂与李白的德育观

初唐著名文人、思想家陈子昂，他倡导汉魏风骨，开启一代诗文革新之风气。陈子昂的文学主张主要见于他的《修竹篇序》，文中所说“文章道弊”，就是指汉魏风骨与正始之音到了晋宋之后失传了，迄至齐梁时代，文人们竟相吟咏山水与女色；又如“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传统的“比兴”一般强调比显兴隐，用形象的手法写出政教的道理，陈子昂独创的“兴寄”概念偏重于个体的感受与寄托，倡导在作品中寄慨遥深，意在言外。这样的兴寄在阮籍的《咏怀诗》中表现得最为显著。陈子昂的美学主张纠正了六朝与初唐文风沉迷形式、忽略思想的偏差，对唐代的诗文革新具有开拓的意义。

唐代著名的大诗人李白，他的文学主张与陈子昂相同，以复兴诗教为己任。在《古风》（其一）中写道：“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王风委蔓草，战国多荆榛。龙虎相啖食，兵戈逮狂秦。正声何微茫！哀怨起骚人。”从这首著名的诗中我们可以见出，李白要求恢复《雅》、《颂》中的开明政治。儒家认为《诗经》中的雅颂之音反映了周代开国之初的政治清明，李白对此十分向往，而对战国动乱与秦朝暴政十分愤慨，这正是他“济苍生”、“安黎元”思想的反映；他也十分推崇屈原的《离骚》，在《江上咏》中慨叹“屈平词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认为屈原之后，他的弟子宋玉、唐勒、景差等人丧失了风骚精神；李白指责建安之后的文学失去了以悲为美的传统，这种思想与刘勰、钟嵘的美学宗旨十分接近；但是，李白虽然说过“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但是他并不否定绮丽之美，而是要否弃那种雕琢辞令、放弃清真的美。正如他对韦太守的诗的评价：“清水出荚蓉，天然去雕饰；逸兴横素波，无时不招寻。”

李白主张的“逸兴”都追求率兴而感，将深挚的思想内容与自然的风格统一起来，认为这样才能继承风骚教化传统。在《古风》三十五中他写道：“一曲斐然子，雕虫丧天真。”李白对那种丑女效颦、邯郸学步式的做法无情的嘲笑，称赞庄子所说的匠石运斤成风、一气呵成的创作，认为要恢复雅颂传统，首先要破除齐梁文学中过于雕琢的风格。李白的诗开起了盛唐风气，五言与七言俱用，将诗歌引向意境清新、语言生动的方向。在理论与实践上都对盛唐德育做出了贡献。

三、白居易、韩愈的德育观

白居易的诗学观结合中唐时代文学发展的情况，对先秦两汉以来的儒家的风雅与美刺传统作了新的发挥，是自汉末诗教衰落以来对文学政教传统的再度弘扬，其思想比陈子昂、李白更为激切。

白居易为了使新乐府诗合于所谓“风雅比兴”的创作手法，还倡导“辞质”、“言直”、“事实”、“体顺”的要求。在《新乐府序》中，他提到自己的创作：“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总而言之，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在这些要求中，白居易最突出的是内容的可靠与语言的朴实无华，他之所以反对六朝文风的绮靡，也是因为这些作品有悖于政教的宗旨。白居易在中唐年代国力不振、皇权衰落之际，挺身而出，以一介文士身份大声疾呼，要求恢复文学批判现实，警醒当世的作用，弘扬传统德育中的讽谏精神，表现了传统文人的忧患精神。

韩愈则继承了荀子、扬雄、刘勰以来原道、征圣、宗经的文学观，认为文道从本质上来说，应该是合一的。文以明道，文以宗经，因此，学习古文，就在于由道及文：愈之为古文者，岂独取其句读不类于今者耶？思古人而不得见，学古道则欲兼通其辞。通其辞者，本志乎古道者也。（《题欧阳生辞后》）韩愈为此号召他的弟子为文首先要学习先秦两汉的古文，“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非圣人之志不敢存”（《答李翊书》），这螳古文不但指圣人的经书，而且还包括庄周、屈原、司马迁、司马相如、扬雄诸家的古文。韩愈是一位文学家，当他进入文学创作领域时，他倡举的“道”往往是从文学创作的内在规律去立言倡论的。

韩愈这一段话继承了孔子的“诗可以怨”与司马迁的“发愤著书”以及六朝钟嵘等人“吟咏情性”的文学观念，认为优秀作品都是不平则鸣的产物，在某种程度上突破了道统之说。韩愈不但承认伊、周、孔、孟等人的善鸣，同时也肯定杨、墨、老、庄等人的善鸣。在《荆潭唱和诗序》中他提出：“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妙；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也。是故文章之作，恒发于羁旅草野。至若王公贵人，气满志得，非性能而好之，则不暇以为。”认为历史上作家的优秀作品大都是遭受不幸之后发愤而作的，而那些志满意得的王公贵族往往无暇为之。他的这些精彩观点，突破了传统的以和为美的文学观念，是中国古愤著书文学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四、皎然的诗学德育观

皎然（生卒年不详）是谢灵运的十世孙，也是中唐时代的一位诗论家，他的诗学融合儒道与佛教，将儒家的教化论与道家的创作论相糅合，倡导“诗之中道”，即以和为美的审美规范。在《诗式》中“众妙之华实，六经之菁英”，显然是调和儒家诗教与佛教之思想的。所谓诗为六经之首，最得风教之旨，是传统的说法，但皎然将诗教与佛教之“众妙之华实”的说法融合一体。“众妙”一词，道释均有解说，主要是指一种不可言说的玄境与禅境。皎然将诗说成是“众妙之华实”，是指诗歌有无穷的奥秘可寻，是语言所无法描述的。皎然认为，要论诗歌的德育与教化问题，首先要将诗歌的特殊规律弄清楚，这样才能使诗歌发挥其教化作用，“庶有益于风教矣”，像白居易那样，将诗歌作为谏书，不顾诗歌的特殊规律，只会抹杀诗歌的德育作用。

唐代文学论文范文第3篇

经过世纪之初的酝酿和发动，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之交，一批具有新观念和新形态的唐诗研究著作陆续产生。概述性的如费有容《唐诗研究》（大东书局1926）、许文玉《唐诗综论》（北京大学出版部1929）、胡云翼《唐诗研究》（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苏雪林《唐诗概论》（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杨启高《唐代诗学》（南京正中书局1935），专题性的如胡云翼《唐代的战争文学》（上海商务印书馆1927）、陆晶清《唐代女诗人》（上海神州国光社1931）、孙liáng＠②工《唐代的劳动文艺》（上海东亚图书馆1932）、刘开荣《唐代诗中所见当时妇女生活》（上海商务印书馆1943），或从整体概括，或就局部开发，均能自出手眼，不囿于传统，其表述的系统性和论证的严密性亦迥异于前人的诗话、诗论。此外，对具体作家如张九龄、孟浩然、王维、李白、杜甫、孟郊、韩愈、白居易、贾岛、李贺、杜牧、李商隐、罗隐、韦庄等，亦皆有年谱、评传、研究专著及论文问世，体现着进入现代学术领域的唐诗研究的初步业绩。

这个时期的学者中贡献较大且最具特色的，有闻一多、朱自清、陈寅恪、岑仲勉、钱钟书诸家。闻一多给唐代诗人及其作品作了大量考订工作，以此为凭藉来把握唐诗的发展流变，便有一个纵贯全局的眼光。他的《唐诗杂论》和后经其学生郑临川整理发表的《闻一多说唐诗》，皆为未完成的著述，却处处显示出文学史家的宏通视野，至今还给人以启迪；所选《唐诗大系》，亦能突破传统正变观的拘限，多从艺术性着眼，成为这个世纪以来第一部影响深远的唐诗选本。朱自清专门评论唐诗的著述并不多，但他的《〈唐诗三百首〉指导大概》一文，对唐诗的题材、作法、体裁、流变、格律、声调等问题有较全面而中肯的解析，为阅读和批评唐诗指示了门径；所撰《经典常读》中力破固有的唐宋门户之见，主张从文学创新的角度来衡量宋诗变唐的利弊得失，使得这一长期悬而未决的公案有了明确的方向，也给后来缪钺、钱钟书等有关唐宋诗风的异同比较提供了依据。陈寅恪和岑仲勉，则是以历史学家的身份来观照唐诗，所创“以诗证史”、“以史证诗”的方法，将史学与诗学熔为一炉，不仅丰富了诗、史双方的研究资料，还广泛涉及唐代社会经济、政治、科举、宗教以及民族交往、国际交流与诗歌创作间的多重互动关系，展现出文学与人生诸方面纵横交错的复杂图景。至于钱钟书《谈艺录》一书系用传统笔记体裁写成（其中相当部分述及唐诗），虽不重理论建构，而每下一断语，必穷源竟委地引证中外古今文献资料，以期在互参互证中使问题得到生发，故被誉为文学上比较研究之典型。以上诸家各从不同的思路进入唐诗园地，他们的学术成果对于整个20世纪古典文学学科皆有方法论上的指导意义。

50年代开始，唐诗研究步入新的发展阶段。国家的统一、社会的稳定、经济和文化建设的兴起，推动了古籍整理与研究的有计划开展，一系列唐人别集、总集和研究资料的校点、诂笺、编年、集成被提上议事日程，作家传记、年谱、评论等撰著也获得了新的势头。像《唐人选唐诗》（十种）、《唐诗纪事》、《全唐诗》、《钱注杜诗》的校点行世，《文苑英华》、《万首唐人绝句》、《宋本杜工部集》的影印流布，研究资料汇编如《白居易卷》、《柳宗元卷》、《杜甫卷》（唐宋之部）的辑成，新著如冯至《杜甫传》（人民文学出版社1952）、萧涤非《杜甫研究》（人民出版社1956）、傅庚生《杜甫诗论》（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59）、林庚《诗人李白》（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1954）、詹yīng＠③《李白诗文系年》（作家出版社1958）、孙望《元次山年谱》（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苏仲翔《白居易传论》（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1955）、褚斌杰（白居易评传》（作家出版社1957）、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订补本（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59）、钱钟联《韩昌黎诗系年集释》（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吴文治《柳宗元评传》（中华书局1962），皆足以代表这一时期的成果。唐诗的普及也是一项重点工作，各种选本、译诗、鉴赏指导与知识读物的盛行。这类读物中亦有层次较高、能达到雅俗共赏水平的，如马茂元《唐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刘逸生《唐诗小札》（广东人民出版社1961）以及冯至等《杜甫诗选》（作家出版社1956）、陈贻xìn＠④《王维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复旦大学古典文学教研组《李白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顾肇仓等《白居易诗选》（作家出版社1962），都能为学界人士提供参考。

这个时期的最大特点，还在于确立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地位。在唯物史观的引导下，人们普遍关注文学反映现实生活的功能，侧重从社会经济、政治变革的角度来把握唐诗流变，并努力发掘作家创作与人民群众生活实践之间的种种关联。这一新的观念在当时出版的中国文学史著述，包括断代专史、专论如周祖zhuàn＠⑤《隋唐五代文学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58）、王士菁《唐代诗歌》（人民出版社1959）、人民文学出版社编《唐诗研究论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刘开扬《唐诗论文集》（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1）、杨公骥《唐代民歌考释及变文考论》（吉林人民出版社1962）里，都得到了鲜明的反映，而李白、杜甫、白居易诸大家一时成为研究的热门，更突出地表明了这层关系。但是，由于人们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带有相当程度的庸俗社会学和形而上学的成份，如不适当地夸大经济、政治的决定作用而忽略历史文化其他因素对文学的影响，片面宣扬人民性和现实主义的传统而贬抑人的多方面的审美需求，从而导致研究视野的狭隘化和评判标准上的唯政治功利化，连带累及一些很有意义的学术争鸣如有关唐诗繁荣原因、“盛唐气象”、边塞诗派和山水田园诗派等探讨。待到十年动乱期间，形而上学的倾向越演越烈，以至用“儒法斗争”来贯穿整个文学史，让每个作家按线站队，人为地扬李抑杜、褒柳贬韩，完全脱离了学术规范，造成思想上的极度混乱。

唐诗研究的再度繁荣，是70年代末以后的事。在这最近20来年间，思想的活跃、队伍的壮大、学会的组织、对外的开放，从各个方面推进研究工作，出现了引人注目的动向。

其一是资料建设的加强。资料及其考辨，是科学工作的基础，理所当然地占据着新时期唐诗研究的首要位置，其成绩也最为显著。诗篇辑佚方面，继王重民于60年代辑成《补全唐诗》104首和《补全唐诗拾遗》127首，后有孙望《全唐诗补逸》20卷收诗830首，童养年《全唐诗续补遗》21卷收诗1000余首，陈尚君《全唐诗续拾》60卷收诗4300余首，并经陈尚君统一整理、汇编为《全唐诗补编》（中华书局1992），删繁订误，共得诗6300余首。诗集笺校方面，康金声等《王绩集编年校注》（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项楚《王梵志诗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任国绪《卢照邻集编年笺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郭鹏《寒山诗注释》（长春出版社1995）、徐鹏《孟浩然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陈铁民《王维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刘开扬《高适诗集编年笺注》（中华书局1992）、陈铁民与侯忠义《岑参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瞿蜕园与朱金城《李白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安旗等《李白全集编年注释》（巴蜀书社1990）、储仲君《刘长卿诗编年笺注》（中华书局1996）、陶敏等《韦应物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华忱之等《孟郊诗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瞿蜕园《刘禹锡集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朱金城《白居易集笺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罗时进《丁卯集笺证》（江西人民出版社1998）等，都是具见功力的注本，而詹yīng＠③主编的《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百花文艺出版社1997）和刘学锴、余恕诚的《李商隐诗歌集解》（中华书局1989），更带有结集的性质。诗人诗作考订方面，除单个作家的年谱、传记外，傅璇琮《唐代诗人丛考》（中华书局1980）、谭优学《唐诗人行年考》（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及其《续编》（巴蜀书社1987）、王仲镛《唐诗纪事校笺》（巴蜀书社1989）、吴汝煜等《全唐诗人名考》（江苏教育出版社1990）和《唐五代人交往诗索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佟培基《全唐诗重出误收考》（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陶敏《全唐诗人名考证》（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吴在庆《唐五代文史丛考》（江西人民出版社1995）、陈尚君《唐代文学丛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等，都是把考证工作放到唐代历史文献参合比较的大范围里展开而有新的创获，特别是傅璇琮主编并有全国20多位学者专家通力合作而成的《唐才子传校笺》一书（中华书局1987-1995），对唐代近400余诗人的生平事迹加以系统爬罗梳理，称得上集大成之作。其余如书目、版本研究方面，有万曼《唐集叙录》（中华书局1980）、孙琴安《唐诗选本六百种提要》（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陈伯海与朱易安《唐诗书录》（齐鲁书社1988）、周采泉《杜集书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郑庆笃等《杜集书目提要》（齐鲁书社1986）以及台湾学者罗联添《隋唐五代文学研究论著集目》正续编（五南图书公司1996）等；研究资料集成方面，除中华书局续刊的《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中李白、韩愈、李贺、李商隐数家外，另有傅璇琮等《唐人选唐诗新编》（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张伯伟《全唐五代诗格校考》（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陈伯海等《唐诗论评类编》（山东教育出版社1993）、罗联添《隋唐五代文学批评资料汇编》（台北成文出版社1979）等。

其二是研究领域的开拓。针对以往的研究工作多集中于几个大诗人身上的不足，新时期唐诗研究有了全方位的拓展。大家续有深入，甚至像初唐宫廷诗人、大历诗人群、晚唐诗人群以及其他过去不被人注目的“小家”，亦开始受到普遍关注。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研究对象正逐步由单个作家向综合性课题转移，且广泛涉及各个领域。其中综论唐诗的，有陈贻xìn＠④《唐诗论丛》（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林庚《唐诗综论》（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房日晰《唐诗比较论》（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邓仕梁《唐宋诗风》（台湾书店1998）等；集中考察一个时段的，有杜晓勤《初盛唐诗歌的文化阐释》（东方出版社1997）、尚定《走向盛唐》（中国社科出版社1994）、葛晓音《诗国高潮与盛唐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傅绍良《盛唐文化精神与诗人人格》（台北文津出版社1999）、蒋寅《大历诗风》（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与《大历诗人研究》（中华书局1995）、吕正惠《元和诗人研究》（台北东吴大学中文所1983）、孟二冬《中唐诗歌之开拓与新变》（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等；分体论述的，有黄盛雄《唐人绝句研究》（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79）、周啸天《唐绝句史》（重庆出版社1987）、赵谦《唐七律艺术史》（台北文津出版社1992）、孙琴安《唐代律诗探索》（西南交大出版社1998）、王锡九《唐代的七言古诗》（江苏教育出版社1991）、张修容《中唐乐府诗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85）等；按题材及流派着眼的，有许总《唐诗体派论》（台北文津出版社1994）、葛晓音《山水田园诗派研究》（辽宁大学出版社1993）、钟优民《新乐府诗派研究》（辽宁大学出版社1997）、蔡石麟《晚唐社会诗研究》（台北复文出版社1986）、洪赞《唐代战争诗研究》（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8）、冯艺超《唐诗中和亲主题研究》（台北天山出版社1994）、颜进雄《唐代游仙诗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96）、王隆升《唐代登临诗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98）、林香伶《唐代游侠诗歌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99）、黄浴沂《唐代新乐府及其代表作品》（台北学海出版社1999）等；追索唐诗与社会历史文化各部门之间关系的，除漓江出版社1996年刊行的系列丛书《唐诗与舞蹈》（张明非）、《唐诗与庄园文化》（林继中）、《唐诗与音乐》（朱易安）、《唐诗与绘画》（陶文鹏）、《唐诗与科举》（陈飞）、《唐诗与道教》（黄世中）之外，尚有任半塘《唐声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吴相洲《唐代歌诗与诗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陈华昌《唐代诗与画的相关性研究》（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93）、陈允吉《唐音佛教辨思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杜松柏《禅学与唐宋诗学》（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76）、萧丽华《唐代诗歌与禅学》（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7）、查屏球《唐学与唐诗》（商务印书馆2000）等，其中最热闹的话题还是唐诗与音乐、与佛教的关系；另外，有关唐诗接受史的研究亦已展开，齐治平《唐宋诗之争概述》（岳麓书社1984）、黄炳辉《唐诗学史述论》（鹭江出版社1996）、蔡瑜《唐诗学探索》（台北里仁书局1997）、朱易安《唐诗学史论稿》（广西师大出版社2000）、黄奕珍《宋代诗学中的晚唐观》（台北文津出版社1998）乃至许总《杜诗学发微》（南京出版社1989）、简恩定《清初杜诗学研究》（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6）等，皆已显示了初步的业绩。在这方方面面成果的基础上，遂有加以总结、提炼，以期对唐诗作一宏观、整体把握的需要，像刘开扬《唐诗通论》（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罗宗强《唐诗小史》（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张步云《唐代诗歌》（安徽教育出版社1988）、许总《唐诗史》（江苏教育出版社1994）、杨世明《唐诗史》（重庆出版社1996），都是新形势下的史学专著，给唐诗发展流程勾画出更翔实也更精细的脉络；陈伯海《唐诗学引论》（知识出版社1988）、郭扬《唐诗学引论》（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余恕诚《唐诗风貌》（安徽大学出版社1997）则带有横向归纳的性质，就唐诗的质性、渊源、流变、体类、流派、法式及学术史诸问题进行概括，试图为新一代唐诗学的理论建构开辟途径。

唐代文学论文范文第4篇

政治、制度、人物。黄永年《六至九世纪中国政治史》(上海书店出版社)，俞钢《唐代文言小说与科举制度》(上海古籍出版社)，刘后滨《唐代中书门下体制研究——公文形态。政务运行与制度变迁》(齐鲁书社)，任爽主编《十国典制考》(中华书局)，李天石《中国中古良贱身份制度研究》(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张世文编著《唐太宗传》(中国文史出版社、光明日报出版社)，冷东《唐代宗》(吉林文史出版社)，郭锋《杜佑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尚永亮《贬谪文化与贬谪文学：以中唐元和五大诗人之贬及其创作为中心》(兰州大学出版社)，赵荣蔚《晚唐士风与诗风》(上海古籍出版社)。

经济、社会、宗教、艺术。王晓骊《唐宋词与商业文化关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魏明孔《中国手工业经济通史·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卷》(福建人民出版社)，王辉斌《唐代诗人婚姻研究》(群言出版社)，刘航《中唐诗歌嬗变的民俗观照》(学苑出版社)，周腊生《五代状元奇谈·五代状元谱》(紫禁城出版社)，夏炎《中古世家大族清河崔氏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姚平《唐代妇女的生命历程》(上海古籍出版社)，[日]中村圭尔、辛德勇编《中日古代城市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孙亦平《杜光庭思想与唐宋道教的转型》(南京大学出版社)，姜伯勤著《中国祆教艺术史研究》(三联书店)，李映辉《唐代佛教地理研究》(湖南大学出版社)，沈冬《唐代乐舞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

文献、考古与中外关系。闫艳《<全唐诗>名物词研究》(巴蜀书社)，韩理洲辑校编年《全隋文补遗》(三秦出版社)，徐蜀编《隋唐五代正史订补文献汇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傅璇琮等主编《五代史书汇编》(杭州出版社)，梁太济《唐宋历史文献研究丛稿》(上海古籍出版社)，白化文、李鼎霞校注《行历抄校注》(花山文艺出版社)，欧昌俊、李海霞《六朝唐五代石刻俗字研究》(巴蜀书社)等。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编《唐惠庄太子李?帜狗⒕虮ǜ妗?科学出版社)，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等编著《唐节愍太子墓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等编著《唐新城长公主墓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拜根兴、樊英锋《永泰公主与永泰公主墓》(三秦出版社)，荣新江、李孝聪主编《中外关系史：新史料与新问题》(科学出版社)，荣新江、张志清主编《从撒马尔干到长安——粟特人在中国的文化遗迹》(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有关唐史研究的论文集有荣新江主编《唐研究》(创刊十周年纪念专号，第10卷，北京大学出版社)，武汉大学中国三至九世纪研究所主编唐长孺教授逝世十周年纪念专辑《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21辑(以下简称《资料》)，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学刊》第二、三集(商务印书馆，以下简称《学刊》)等。此外，2002年麦积山石窟艺术与丝绸之路佛教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的论文集《麦积山石窟艺术文化论文集》(兰州大学出版社，以下简称《论集》)收隋唐五代论文7篇。张国刚主编《家庭史研究的新视野》(三联书店，以下简称《家庭史》)收入有关唐代论文2篇。个人论集有黄永年著《文史存稿》(三秦出版社)、胡戟《胡戟文存2——隋唐历史与敦煌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和中华书局推出的《岑仲勉著作集》15种，其中《岑仲勉史学论文续集》收有数篇未刊稿，弥足珍贵，并附有《岑仲勉著作集》中全部论文和札记的索引。下面分几个方面简要介绍本年度论文情况。

一、政治制度与政治史

本年政治史与政治制度的研究成果累累，而在以往扎实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宏观的认识是今年一些文章的特色。吴宗国《汉唐明比较——兼论中国古代秦以后的社会变迁》(《唐研究》卷10)从十个方面长时段多角度来探讨中国进入帝国时期以后社会变迁和社会转型问题，比较了汉、唐、明三代在历史发展和社会变迁中的重要作用。郑学檬《贞观之治和盛唐的人文精神》(《唐研究》卷10)提出贞观之治的民本主义是中国传统人文精神的精髓，唐代的盛衰与民本主义精神的张扬和背离息息相关。牟发松《汉唐异同论》(《华东师范大学学报》3期)分析了汉唐历史在建立背景、历史进程、典制沿革等方面的相似性，统治集团、意识形态、民族融合及国际化、经济运行等方面的差异性和连续性，试图从朝代循环出发探索中国历史发展的特殊性和规律。王素《关于隋及唐初三省制的“南朝化”问题——以三省首长的职权和地位为中心》(《唐研究》卷10)在其以前的论著《三省制略论》基础上更进一步分析了隋及唐初三省“南朝化”的表现，回顾了南朝宋、齐和梁、陈与北魏北齐的三省制状况，得出隋及唐初三省制不限于三省首长制的“南朝化”，三省内部权力分配及运转同样也呈现“南朝化”趋向的结论。

从政务运行和文书角度研究唐代政治和制度，也是今年研究相对集中之处。刘后滨《唐代中枢门下体制研究——公文形态。政务运行与制度变迁》从公文运行和体制变化的角度切人，提出了“中书门下体制”这一新概念，认为开元十一年以后中书门下体制取代了三省制。李锦绣《从“三官通押”谈起——兼论唐代行政运作模式的变化》(《学刊》第二集)认为开天时使职的出现及安史乱后国家形势的变化，促进了四等官体制的瓦解，以长官、通判官、判官构成的三官通押在唐后期逐渐消亡，代之而起的是新的讲求效率的多方位多层次的国家行政机构运作模式。吴丽娱《略论表状笺启书仪与晚唐五代政治》(《学刊》第二集)分析了唐前、后期表状笺启的变化与政治的关系，提出晚唐五代藩镇动乱与军阀混战，“笺表”体裁的制作及相关掌记人才应运而生，畸形发展，造就了晚唐五代表状书仪文集高度繁荣和辉煌的形势，体现了时代大变动之下的一种新文化。禹成畋《试论唐代赦文的变化及其意义》(《北京理工大学学报》3期)提出唐代以前以及唐初的赦文功能在于司法，武则天时期所颁布的赦文中开始出现了增加立法功能的大变化，并由此构成了唐代赦文的突出特点。孙学雷《汉唐臣僚上奏制度研究》(《淮阴师范学院学报》3期)分朝代对不同上奏文书的含义、功能和特点进行了分析和比较。小田义久《唐代告身的一个考察——以大谷探险队所获李慈艺及张怀寂告身为中心》(《资料》21辑)以李慈艺、张怀寂的告身为例，考察了以个人和多人为对象制授告身两种情况。

从灾害角度研究宰相，是很有特色的新视角。阎守城、李军《自然灾害与唐代宰相》(《晋阳学刊》1期)指出唐代宰相的政治生涯因灾害的发生而发生变数。在唐代官府文书、政治活动以及唐人观念中，宰相“燮理阴阳”，须在有灾时提出避位退让。赵贞《唐代星变的占卜意义对宰相政治生涯的影响》(《史学月刊》2期)认为传统天命观使星变的发生与唐代宰相的乞退行为形成一定的因果关系，但皇帝将之归咎于自身而不是宰相，同时指出唐人星占风气浓厚。

从礼制出发探讨政治和社会的变化也是近年新的动向。吴丽娱《试论唐后期中央长官的上事之仪——以尚书仆射的上事为中心》(《学刊》第三集)认为安史之乱后仆射的上事仪作为朝廷褒扬武将功臣的象征性礼仪存在，自宪宗元和以后不断引起争论，并因历朝对藩镇政策的变化一再被修改复位，其实行也受到中央内部强化御史台职权的台参制度的挑战。黄正建《王涯奏文与唐后期车服制度的变化》(《唐研究》卷10)讨论了唐后期特别是文宗大和年间车服制度的变化，认为反映了从重“贵贱”到重“等威”重“官荣”的观念转变，是社会从贵族社会演变为官僚社会的表现。

官制研究仍占较大比重。叶炜《论南北朝隋唐之际“流外”性质的变迁》(《中国史研究》3期)指出，南北朝与隋唐流外官构成差异显著，其转变过程说明强调士庶之别的流内流外品级制度产生了适应官僚政治的变化，流外官的职位意义得到强调，由此明确了流外在机构内的职责、地位，并奠定了唐代流外官乃至整个胥吏阶层管理的基础。曹治怀《隋代选官制度中的吏部职权》(《安庆师范学院学报》2期)指出，隋代将地方僚佐的选用权收归尚书省吏部并增设侍郎作为副贰之职，扩大了吏部的选官权限，明确了吏部的责权划分。唐晓涛《唐代谪官贬桂问题初探》(《广西民族研究》2期)统计了唐代的贬桂官员，并分析了其政治才能、文化素养、被贬原因及历史作用。张卫东《唐代荥阳郑氏人仕途径》(《史学月刊》10期)分析了荥阳郡的历史地理沿革，通过统计证明，安史之乱后科举考试成为荥阳郑氏的主要入仕途径。王元军《唐代选官“四才”制度的推行与意义考察》(《史学月刊》3期)认为虽然书、判标准在推行过程中受到很多因素的制约，但其推行是导致唐代文书与书法特别兴盛及唐代官员文人化的原因之一。

监察体制和法制方面。王宏治《略述唐代的司法监督制度》(《浙江学刊》5期)一文认为，朝廷以中书门下作为立法机关、尚书省作为行政机关、御史台作为专职监察机关对司法进行监督，巡查使以中央派出机构对地方州县的司法活动进行监督的情况表明，唐代已经形成比较完善的监察体系。贾玉英《唐宋地方监察体制变革初探》(《史学月刊》11期)把唐宋两个时期作为考察的主要时段，研究了唐宋地方监察体制变革。李天石《中国中古良贱身份制度研究》一书对良贱身份制度的历史渊源、形成发展及衰亡过程等方面进行了研究和总结。邵治国《唐代监狱制度述要》(《河北师范大学学报》6期)据《唐律疏议》分析了唐代监狱的性质和特点、监狱机构的设置情况以及狱政的管理。贾俊侠《唐德宗建中三年以前杖杀述略》(《唐都学刊》3期)讨论了德宗建中三年以杖杀代替部分死罪的目的、发展变化及特点。

教育和科举方面。高明士《庙学与东亚传统教育》(《唐研究》卷10)讨论了庙学制度的由来、发展及其在东亚的影响。许有根《唐代科举“两都试”略论》(《唐都学刊》4期)探讨“两都试”与武则天的政治需要和“安史之乱”的关系。王圣洪《唐朝武举制度的创立》(《闽江学院学报》3期)分析了武则天时创立武举的原因、内容和意义。

其他政治制度。傅璇琮《唐翰林侍讲侍读学士考论》(《清华大学学报》5期)对中晚唐翰林学士院中的侍讲学士、侍读学士的设置、与集贤院的关系、个人生平及文学交往等进行了考论。黄正建《唐六尚长官考》(《资料》21辑)讨论了殿中省六尚长官的职掌和特点，并附有对唐代六尚长官的统计简表。薛宗正《大行令、大鸿胪与鸿胪卿：汉唐时期主管外事、蕃务的行政建置》(《新疆社会科学》5期)探讨了从西汉时期的大行令、大鸿胪到唐代的鸿胪卿，中央外事和蕃务行政建置的完善过程。冯贺军《唐朝的铁券颁赐》(《中国典籍与文化》2期)讨论了唐朝铁券的颁赐和特点。李然《唐代官员使用馆驿的管理制度》(《边疆经济与文化》8期)分析了馆驿的使用条件、凭证、规格和监督情况。

政治史的研究对传统问题提供了一些新的思考。李鸿宾《隋朝中央与河北地方之关系》(《烟台大学学报》3期)认为隋建立后是将河北作为新王朝的一个地区来看待，其北部多派军人驻守或担任刺史，南部则派官治理及利用地方大族势力。黄寿成《杨玄感起兵发微》(《晋阳学刊》1期)认为起兵的原因是炀帝的政策侵犯了杨玄感等一批关陇集团成员及其子弟的既得利益。他的另一文章《隋“江都之变”与关陇集团》(《山西师范大学继续教育学报》1期)认为事变的爆发也是由于炀帝政策打击了关陇集团的利益所致。

李锦绣《论“刘氏主吉”——隋末唐初山东豪杰研究之二》(《史林》5期)分析了“山东豪杰”的黎阳、瓦岗寨及豆子航、高鸡泊两大集团的胡化问题，他们提出了“刘氏主吉”的新君主选择倾向。这一系统的山东豪杰一直未纳入关陇集团的系统中，但刘氏图谶一直持续到安史之乱新的地区胡化开始之时。仇鹿鸣《陈寅恪“山东集团”辨析》(《史林》5期)总结了陈寅恪的四种表述和对山东地域范围的界定，认为应重视由文化差异产生的地域歧视对政治运作的影响。任士英《唐玄宗舍寿王立肃宗原因考》(《历史研究》3期)认为玄宗自开元以来就着手压缩与抑制皇太子的政治权利和政治生活空间，这是他追求政治稳定，继续调整体制，为最终实现对继承人的有效控制所采取的政治策略。他的另一文《唐玄宗时期东宫体制非实体化考述——以东宫职官的设置变化为中心》(《中国史研究》3期)将天宝时期东宫职官的设置与职掌变化归纳为“东宫体制非实体化”，指出政治体制的调整对天宝以降及唐后期皇权政治运作和皇位继承产生了深刻而广泛的影响。严耀中《唐代中后期内侍省官员身份质疑》(《史林》5期)通过研究大量墓志材料，提出唐代中后期的宦官并非全是阉人的观点，并分析了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王静《唐大明宫内侍省及内使诸司的位置与宦官专权》(《燕京学报》新16期)从大明宫的宫廷布局角度重新探讨了中晚唐宦官专权问题。

五代十国研究有任爽主编的《十国典制考》(中华书局)，该书由八篇硕士论文组成，就十国的礼仪、法律、学校、科举、宰相、地方行政、赋役、货币制度等几个方面进行探讨，填补了十国典章制度研究的空白。[日]山根直生《唐朝军政统治的终局与五代十国割据的开端》(《浙江大学学报》3期)认为，淮南节度使高骈表面上“惑于神仙之说”，实际是推行一种改革，目的是克服唐王朝军政、财政全面崩溃的困境，走向完全独立化。何灿浩《吴越国方镇体制的解体与集权政治》(《历史研究》3期)讨论了吴越建国后和唐朝时镇海、镇东两军的情况及其与中原王朝关系的内涵，认为吴越王国丞相系统成为权力中枢，方镇体制已经解体而转换为集权政治。

二、经济

经济史在传统的论题方面仍有一些发展。田制与赋役方面，陈明光《论唐五代逃户产权制度变迁》(《厦门大学学报》4期)提出，法令对逃户的土地所有权的保护趋于削弱，但逐渐加强了对经营逃田者的使用权和收益权的保护。地方政府负有检校与招佃逃田、收租抵税、代管逃户部分收益等产权管理职责。张尚谦、范丹《户籍样、田令和“均田制”》(《云南民族大学学报》1期)认为，北魏太和九年颁布的所谓“均田”令是人口土地登记法，后修订成一种带有赋税品式色彩的户籍样式——“丘井之式”。“均田”是源自“品式”的户籍样制度，而不是所谓均分土地的“均田制”。吴树国《五代十国时期吴、南唐田税考辨》(《中国经济史研究》1期)认为吴、南唐田税的变化是唐宋之际税制变迁的反映，吴顺义改革和南唐升元改革主要是将原来户税钱转向地亩征收，田税的钱米并征是以后宋代田税夏钱秋米的滥觞。柳敏《试析唐朝前期安西四镇的屯田及其效果》(《唐都学刊》6期)指出，常年战乱、环境恶劣和驻军耕战并作等导致安西屯田收益不大，而和籴与屯田并用才保障了唐代西边的军功。王义康《蕃族赋役制度试探》(《民族研究》4期)分析了内附“蕃胡”的内涵、内附“蕃胡”“夷獠户”赋役令适用范围和“给复”规定与对象。黄云鹤《唐朝政府对下层士人的赋役政策与实存状态》(《社会科学战线》5期)探讨了唐朝下层士人经济生活中制度与现实之间的背离情况。杜来梭《唐姜师度在安邑设置盐屯和检校海内盐铁之课时间考》(《盐业史研究》2期)认为《唐会要》所记在安邑设置盐屯的开元“元年”乃“六年”之误。齐秀生《唐朝贵族官僚的田庄》(《山东社会科学》10期)讨论了田庄获得的途径、经营模式、特点及社会影响。

财政方面的一些具体问题也有深入。何汝泉《唐代户部别贮钱的来源》(《资料》21辑)考察了户部别贮钱初置和新增的来源，认为户部别贮钱的设置不算巧立名目，它主要是从地方财政中节约得来的，对增强中央财政的应急能力、抑制方镇势力有一定作用。陈丽、郑学檬《中晚唐时期中央财政地方化倾向探析》(《西北师大学报》2期)讨论了安史之乱后中央与地方财经关系的变化以及成因，认为在双方权力消长中，地方政府逐渐成为发展地方经济的主宰。陈明光《唐代后期地方财政支出定额包干制与南方经济建设》(《中国史研究》4期)指出这种包干制是地方长官行使财政支出自的结果，成为一种具有地区性和阶段性差异的新的宦绩。它在一定的吏治状况和社会环境下对南方经济发展有所促进，但在晚唐随着中央集权的严重衰弱而蜕变为藩镇专擅财权。杜文玉《唐五代的助礼钱与诸司礼钱》(《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期)讨论了助礼钱的渊源，诸司礼钱的名目、用途、影响，认为助礼钱是唐代财政开支紧张之下的弊政。孙彩红、陈明光《唐宋财赋“上供、留使、留州”制度的异同》(《安徽师范大学学报》6期)指出，唐前期、后期和宋朝“上供、留使、留州”制度的相似之处在于都是中央财政对财赋的宏观调度方式，因唐宋中央集权程度不同而使这种财政管理体制产生变化与差异。张宇《唐后期财经官僚选拔标准的变化与社会贤能观念之变迁》(《武汉大学学报》2期)认为唐后期财经官僚的选任标准发生了由首重德行到首重才能的变化，有力地推动了社会贤能观念的变迁。徐东升《唐宋地方政府铸钱管理职能的演变》(《厦门大学学报》1期)认为地方政府的铸钱职能的演变是唐宋变革的重要表现之一，并反映在地方铸钱管理体制以及铸钱生产的各个环节。贾志刚《唐代外交出使费用探析》(《人文杂志》3期)提出注重信物的时风、行人私觌的习惯，是外交礼节物质化的体现。私觌费用官给与私筹的争论和使者求利于异域的活动，反映出唐代越来越多的外交出使与江河日下的财政之间的矛盾。尚民杰、程林泉《唐大盈库与琼林库》(《考古与文物》6期)利用考古资料结合文献资料讨论了二库可能的存在时间、地点与性质等问题。

工商业和经济管理制度。宁欣《内廷与市场：对唐朝“宫市”的重新审视》(《历史研究》6期)讨论了“宫市”缘起诸说以及杨国忠、宦官领使“宫市”的始末和“宫市”终止时间，并分析其产生原因及在供送系统中的影响。李青《唐代经济监察法之分析》(《史学月刊》5期)认为唐代是监察制度的鼎盛时代，它保证了经济活动有序，赋税有源，商业专卖有据，官府食利有准，救荒仓储有备。岳纯之《论隋唐五代借贷契约及其法律控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3期)考察了隋唐五代契约成立所具备的条件、契约的基本内容、履行和法律控制的情况。林文勋《商品经济与唐宋社会变革》(《中国经济史研究》1期)提出商品流通的活跃、市场关系的扩大及其影响的加强、商人资本的崛起、货币制度的飞跃等商品经济长足的发展促成了唐宋社会的变革。刘玉峰《唐代禁榷制度的发展变化》(《学术研究》2期)和《唐政府工商业经营管理论析》(《社会科学战线》5期)两文，分别探讨了唐代禁榷制度与唐政府对民间工商业的操控问题。陆敏珍《唐宋时期宁波地区水利事业述论》(《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期)总结了唐宋时期宁波地区的水利修建、特点及原因。

三、军事与历史地理

军事方面的研究相对较少，但仍有一些值得注意的文章和观点。张国刚《唐代中央军事决策与军队领导体制论略》(《南开学报》1期)认为尚书省兵部负责政令的制定与推行，中央和地方的军队统帅机构则是实施军事行动的指挥组织，它们一起构成了唐代的军事领导体制的基本内容。唐代军队的统领和指挥机关前后变化最大，但终唐之世，唐朝都没有形成全国统一的军队领导组织和指挥机构。黄宽重《唐宋基层武力与基层社会的转变——以弓手为中心的观察》(《历史研究》1期)认为弓手的出现显示了唐宋之间政治社会形态以及运作机制的一大转变，弓手是了解传统中国基层社会文化等多方面发展的基础。赵雨乐《唐玄宗政权与夹城复道》(《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期)认为唐代夹城于武后时期已在上阳宫启用，至玄宗时期大盛，夹城方便君主游幸与潜逃，有监察诸王的功能，宦官在夹城内外的活动日益频繁。何剑明《南唐国伐楚之战及其败因探析》(《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3期)提出南唐政权伐楚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时机不当、用人不当、对马楚占领政策欠妥、与南汉外交失衡导致正面军事冲突以及偏师深入等。杜文玉《前后蜀兵制初探》(《江汉论坛》11期)分析了前后蜀兵制的等级、构成，主要任务及将领职权。

历史地理方面以区域性问题的研究为多。李大龙《有关唐安北都护府的几个问题》(《北方文物》2期)认为安北都护府侨置于同城的时间是在垂拱元年，在圣历元年迁入单于都护府治所。黄寿成《唐代河北神策行营城镇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期)考察了乐寿、博野二县设置神策行营的情况。黄利平《中晚唐京西北八镇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期)考察了凤翔、泾原、?宁、?坊、灵盐、夏绥(京两北)、振武、天德(北)八镇的地理位置与政治作用、军事实力等状况。艾冲《唐代灵、盐、夏、宥四州边界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期)考证了唐代“河曲”地域府、州边界问题。李映辉《论唐代高僧游徙的空间分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期)用统计学方法探讨了唐代高僧游徙的空间分布特征、前后期变迁情况和大致规律。苏小华《唐代洛阳的地域文化与职官制度》(《中国历史地理论丛》3期)认为洛阳职官制度的特殊性形成了有利于文化发展的三大条件，是唐代洛阳文化繁荣的原因。李勃《唐代赵昌进琼管等六州<六十二洞归降图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3期)证实了《旧唐书·宪宗本纪》对此事记载的正确性和《册府元龟》的错误。

城市研究。李健超《隋唐长安城清明渠》(《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期)考察了清明渠的流路、历史功绩、遗址现状，纠正了《唐两京城坊考》等文献对其流路的记载错误。此外研究长安的文章还有权东计《唐昭陵与长安城空间关系研究》(《西北大学学报》1期)，马文军、曹艳英《唐代长安城的农耕性质及其启示》(《晋阳学刊》5期)等。王岩《有关白居易故宅的几个问题》(《考古》9期)主要利用考古资料对白居易在洛阳履道坊宅第的位置、布局以及特点进行了考察。

四、民族关系与中外交流

东亚关系近年以来是研究热点。李德山《唐朝对高句丽政策的形成、嬗变及其原因》(《中国边疆史地研究》4期)提出唐朝征伐和消灭高句丽的积极意义是使该地区的政治维持了近二百年的和平与稳定。姜清波《新罗对唐纳质宿卫述论》(《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期)分析了新罗纳质宿卫的原因、宿卫者的职能性质、留唐的期限变化及其作用。王成国《渤海与高句丽比较研究》(《学习与探索》1期)，从族源、文化、政权角度比较了渤海与高句丽的异同。[韩]宋基豪著、杨海鹏译《渤海国首领的性质》(《北方文物》4期)指出渤海“首领”一词是国家周边那些虽无官衔，但有一定政治、社会势力，独立于中央政府的地方首领。

李方《东突厥的归附与隋前期的边政》(《西域研究》1期)通过对东突厥从敌对到归附隋朝的过程的论述，对隋前期的治边思想和边政措施进行了评述。刘安志《敦煌所出张君义文书与唐中宗景龙年间西域政局之变化》(《资料》21辑)考察了张君义立功的两件文书所反映的唐军与突骑施交战地点、钤印、四镇经略使在景龙年间的变化等问题，认为唐廷对突骑施的由征到抚的政策转变，很大程度上是利用其对付东突厥。雷艳红《武德年间的唐突关系与玄武门之变的爆发》(《中国边疆史地研究》3期)从唐与突厥关系角度分析了玄武门之变爆发的原因，认为与高祖改变对突厥的政策，弃而不用李世民有关。王成国《论唐代契丹》(《社会科学战线》2期)认为唐与契丹总体上是封建大国境内少数民族局部势力与中央王朝的从属关系，并分析了唐对契丹的统治方针和契丹内部统治者变化情况。郑元珑《隋唐时代黠戛斯部与中原王朝关系初探》(《福建师范大学学报》4期)总结了黠戛斯称雄蒙古草原的过程以及与唐朝的关系发展情况。陆宁《论五代党项周边地缘关系》(《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3期)提出唐末五代时期是党项发展的中间环节，分析了其有利的发展环境与机遇。李树辉《唐代粟特人移民聚落形成原因考》(《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期)认为席卷粟特人城邦的“圣战”浪潮，正是导致大批粟特人东迁和摩尼教、祆教等宗教东传以及九姓胡频繁人贡的原因所在。李丹婕《唐代六州胡研究述评》(《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0期)对唐代“六州胡”研究成果进行了回顾和介绍。

南方民族关系。陆离《大虫皮考——兼论吐蕃、南诏虎崇拜及其影响》(《敦煌研究》1期)认为吐蕃在松赞干布时期始创“大虫皮”制度而为南诏效仿。牛秋实《唐朝后期与南诏关系考察》(《学术探索》6期)和谢重光《唐宋时期南方民族关系的新格局》(《浙江学刊》5期)就东南和华南地区的福佬和客家两个汉族南方民系形成分析了唐宋时期移民和民族融合的情况。

中外交流、中外关系。牟发松《汉唐间的中日关系与东亚世界》回顾了汉唐间中日交流，指出日本七一九世纪在政治和文化上的变化使它最终被唐朝为中心的东亚文化圈所接纳，隋唐时期日本使节的争长及日本国号的变更，显示了日本力图与隋唐帝国保持对等外交的顽强努力，也埋下了后世东亚世界格局的历史基因。荆木美行《日本古代的风土记与唐代的图经》(《中国文化研究》4)针对“风土记是以图经为中心，基于唐代地志的影响而计划、编纂的”这一观点作了较细致的研究。胡戟《唐犁东传和假名的创制——唐与日本科技文化交流之一瞥》(《唐研究》卷10)讨论了唐日交流史上犁的东传和假名创制问题。荣新江、李孝聪主编《中外关系史：新史料与新问题》从七个角度揭示了中外交通史领域的最新史料和最新研究成果，其中最重要部分是对粟特人及祆教新史料的介绍，同时在研究方法和范式上也提出新的建议。荣新江、张志清主编《从撒马尔干到长安——粟特人在中国的文化遗迹》则从文化、宗教、民俗等方面介绍了粟特的新史料、新发现和最新研究成果。

五、社会史及宗教史

社会史研究涉及的论题丰富，婚姻、性别和家庭史的研究尤其受到关注。张国刚《唐代婚姻礼俗与礼法文化》(《唐研究》卷10)利用唐代小说资料从聘财与婚姻、礼法与婚姻、门第与聘财三个方面研究了唐代的婚姻状况。张国刚、蒋爱花《唐代男女婚嫁年龄考略》(《中国史研究》2期)利用墓志资料考察了婚龄问题。姚平《唐代妇女的生命历程》一书通过唐代规范性观念对妇女生活的界定，从妇女生活与唐代政治、经济制度的关系，唐代妇女的自我标识，生活与社会变迁的互动关系出发，对婚姻组合、夫妇关系及为人之母三大方面进行了系统研究。高世瑜《唐律：性别制度的法典化》(《唐研究》卷10)一文，提出“性别制度”概念，即中国古代决定男女两性地位、建构两性关系的社会规范中成文的规范，认为唐代是性别制度由礼入法、形成正式法典的重要时期，两性间的主从关系更加明确。李志生《秦汉隋唐间妇女社会性成人身份的变化》(《北大史学》10期)运用“社会性成人身份”理论探讨了秦汉隋唐间社会性成人身份的变化带来的积极意义。张琰琰《唐代妾侍问题研究综述》(《唐都学刊》2期)梳理了妾侍问题的研究情况。

严耀中《佛教戒律与唐代妇女家庭生活》(《学术月刊》8期)研究了妇女受戒、守戒与家庭生活的关系。李润强《唐代依养外亲家庭型考察》(《家庭史》)分析了唐代依养外亲家庭的社会背景、阶层分布、生活实态，探讨妇女地位变化与家庭的互动关系。邢铁《唐宋时期妇女的分家权益》(《家庭史》)讨论了女性在娘家、婆家时不同的家庭财产析分和家庭门户继立的情况。魏明孔《唐代工匠与农民家庭规模比较》(《西北师大学报》1期)比较了隋唐时期手工业生产者与农民的家庭规模，提出个体手工业工匠家庭类型的五种大致情况。张安福《唐初农民家庭收支与社会发展》(《齐鲁学刊》1期)认为唐初农民在完成国家赋役、保证自身日常生活之外，家庭收入略有剩余，因此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生产发展和人口增加。王志胜《唐代家财的管理制度》(《齐鲁学刊》4期)认为唐代家财管理的一般特征是同居共财、家长专管和均分原则，并指出唐代妇女在家财管理中所有的权力。吴丽娱《唐朝的礼仪变革与中唐社会》(《文史知识》7期)分析了中唐礼制不断变革以适应社会变化及指导唐朝和民间生活的追求和特点。

阎爱民《<资治通鉴>“世民跪而吮上乳”的解说》讨论了中国古代存在的“乳翁”习俗(《中国史研究》3期)。迟乃鹏《唐代声乐分明角胜习俗》(《中国典籍与文化》4期)认为唐代喜好角胜习俗促进了声乐的发展。邵志国《唐代刺客文化考》(《唐都学刊》7期)认为刺客发展至唐代出现了数量多，影响大，政治色彩越来越明显的新特点。政治斗争的需要、唐代上层盛行豢养刺客之风给刺客的产生和兴盛提供了最直接最有效的刺激。黄云鹤《唐代举子游丐之风：<太平广记>所见唐代举子生活形态之一》(《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期)探讨了唐代举子游丐之风的原因及其社会地位。赵荣织《五代义儿与社会政治》(《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期)认为封建军阀以血亲凝聚势力的需要产生养子现象，并分析了其表现和作用。冯金忠《唐代病坊刍议》(《西域研究》3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辨正了病坊始设的时间、渊源，并考察病坊内部运营情况，指出“患坊”与病坊之不同在于收容和救治的对象是宫女。

宗教与民间信仰问题是近年吸引研究者的又一热点。雷闻《唐代地方祠祀的分层与运作——以生祠与城隍神为中心》(《历史研究》2期)分国家规定、地方允许和“合法”淫祠三个层次来探讨国家礼制与地方祠祀的关系，认为对于地方政府而言，第二类祠祀即生祠和城隍神等最为重要，对它们的态度显示了国家意识形态对地方文化传统的妥协和引导。国家对于地方祠祀，并不是简单禁毁，更多是纳入国家礼制系统而赋予官方地位。葛承雍《唐代景教士入华的生存方式与“流产文明”》(《唐研究》卷10)分析了适应景教发展的条件、矛盾与景教的存亡问题。雷闻《道教徒马元贞与武周革命》(《中国史研究》1期)探讨了长安金台观观主马元贞在武周革命前后的活动，指出其人奉敕主持了革命之初在五岳四渎的投龙设醮仪式，而且很可能就是此期最重要的政治宣传品《大云经神皇授记义疏》中所引“中岳马先生谶”的作者。作者同时对武则天时期的道教政治面目、武则天对道教的态度重新加以深入探讨。刘屹《近年来道教研究对中古史研究的贡献》(《中国史研究动态》8期)就中古史研究领域中一些传统课题(如政教关系、佛道关系)和近年兴起的一些新课题(如道教与民间宗教的关系、新史料等方面)择要介绍一批国内外道教研究成果。郑显文《唐代<道僧格>研究》(《历史研究》4期)对其成立加以简单分析并复原了唐代《道僧格》25条，有助于对唐代的宗教立法的认识。蔡鸿生《唐宋时代摩尼教在滨海地域的变异》(《中山大学学报》6期)指出在流亡中再生的摩尼教通过走向民间而实现自我转型，经过偶像化和神道化的泉州明教，并没有缓和政教矛盾或协调左道诸派。南宋时摩尼教的变异并未终止，反而出现更加多样化和更加异端化的趋势。对摩尼教研究情况进行了清理的有王媛媛《唐代摩尼教史研究综述》(《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0期)。严耀中《唐代内侍宦官奉佛因果补说》(《唐研究》卷10)指出佛教为宦官集体信仰主流，佛教与宫廷政治关联密切。李海波《唐代文殊信仰兴盛的政治背景》(《西北大学学报》1期)提出文殊信仰在唐初开放性的宗教政策、皇室对文殊道场的推崇、武则天的支持、具护国护王性质的密教文殊信仰顺应“安史之乱”之后的政治需求而获得代宗朝的全力支持共同作用下达到信仰顶峰。从典籍角度研究宗教的有杜正乾《唐代的<金刚经>信仰》(《敦煌研究》5期)和张敬梅《“上清之法”与“正一之法”——兼论唐代道经与道派的关系》(《理论学刊》5期)。王永平《论唐代山西的民间信仰》(《山西大学学报》1期)认为唐代山西民间信仰的对象非常多样与广泛，具有极强的地域性和功利性特色，同时还具有畸变性特征。

利用传播学理论研究唐代文化传播的有：戴军《唐代寺院题诗与寺院学习之风》(《中国典籍与文化》2期)探讨了寺院题壁诗的多种形态、兴起原因和对寺院士人诗歌创作的影响。刘金柱《题壁与唐宋寺院文化》(《北方论丛》2期)对“壁”的功能加以分析，指出寺院内的题壁文化由教徒对佛理的阐悟和文人士大夫游览寺院时的即景之作两部分构成，后者在寺院题壁中分量最重，也是寺院文化中最出彩的部分。其他相关研究还有瞿明刚《唐代题壁诗的传播学分析》(《北方论丛》3期)、史卫《唐诗传播初探》(《唐都学刊》6期)、马承玉《唐代诗文的编集与传播》(《中州学刊》2期)等。

六、史料整理与艺术及其他

史料整理。荣新江、王静《韦述及其两京新记》(《文献》2期)介绍了韦述及其著述情况，分析了《两京新记》的源流和影响、整理情况，并指出应用中注意的问题。典籍考校方面，吴玉贵《旧唐书校补举例——以<太平御览>引<唐书>为中心》(《学刊》第二集)、《<旧唐书>勘误》(《学刊》第三集)对《旧唐书》内容进行了大量校补。武秀成《<旧唐书·经籍志>考校举隅》(《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7辑)亦对《旧唐书》加以考校。对典籍进行考校的还有金程宇《<全唐诗补编>订补》(《学术研究》5期)，周绍良《<唐才子传·戎昱传>笺证》(《文献》2期)，岳珍《杜佑<理道要诀>辑考》(《文献》3期)，朱玉麒《<张燕公集>的阁本与殿本》(《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7辑)，党银子《新罗人崔致远<桂苑笔耕集>版本源流考述》(《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7辑)，刑永革《<唐会要>版本考略》(《中国典籍与文化》2期)，成明明、孙尚勇《吴兢<乐府古题要解>略考》(《文献》4期)，王勇、[日]半田晴久《唐代中日交流的新史料：<延历僧录>(淡海居士传)校读记》(《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期)等。傅璇琮《岑仲勉<补僖昭哀二朝翰林学士记>正补》(《唐研究》卷10)对岑先生的著作加以校对和补充。孙继民《涉县娲皇宫石壁唐代朱书题记试释》(《资料》21辑)释录了娲皇宫唐代题记，并讨论了其对于晚唐泽潞镇及娲皇宫变化的研究意义。冻国栋《跋武昌阅马场五代吴墓所出之“买地券”》(《资料》21辑)重新释录了五代吴国王氏地券(96WYM1)，比对了与此前此后相关地券乃至吐鲁番所出“衣物疏”的格式与内容的异同，并提出买地券所反映的若干问题。郝春文《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未刊敦煌文献研读札记》(《敦煌研究》4期)》介绍了有关社会经济军事方面的未刊敦煌文献并且作了录文。对考古资料进行考校的文章还有刘连香《唐中宗、睿宗驸马裴巽墓志考略》(《洛阳师范学院学报》3期)，岳连建、柯卓英《唐淮南大长公主驸马封言道墓志考释》(《考古与文物》4期)等。

艺术。王克芬《中国宫廷舞蹈发展的历史轨迹及其影响》(《唐研究》卷10)论述了宫廷舞的来源和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情况、特征。研究乐舞的还有郭绍林《唐代军队乐舞体育活动考》(《史学月刊》3期)。畏冬《隋唐宫廷绘画机构概述》(《故宫博物院院刊》3期)介绍了四类唐代绘画机构。

思想史。葛兆光《“唐宋”抑或“宋明”——文化史和思想史研究视域变化的意义》(《历史研究》1期)探讨了文化史思想史关注重心转移的意义。葛兆光《攀龙附风的追认?——从小林正美<唐代の道教と天师道>讨论佛教道教宗派研究的方法》(《唐研究》卷10)重新审视了宗派研究存在的问题及应持有的方法。刘健明《<隋书>论赞评隋易储事件的分析》(《唐研究》卷10)分析了《隋书》论赞评隋易储事件的历史背景和魏征的处理方式及其目的。

唐代文学论文范文第5篇

摘 要： 段永升博士新著《唐代诗人接受道家道教思想史论》是唐诗研究的一项新成果。该著作新颖的研究视角、宏阔的研究视野、通脱的学术思考、谨严的学术态度是对唐诗研究的新开拓。

关键词： 唐诗研究 道家道教 研究视角 研究视野

段永升博士《唐代诗人接受道家道教思想史论》①一书是唐诗研究领域的一项新成果。该著作对唐代诗人接受道家道教思想的具体情况做了全面而细致的研究。这部著作在学术视野、学术态度、研究视角和理论思考等方面都有所突破和创新。

一、新颖的研究视角

有关唐代诗人诗歌的研究成果已相当丰富，若再无新的研究视角，唐诗的研究的确难出新。《唐代诗人接受道家道教思想史论》能独辟蹊径，从接受美学角度对唐代诗人诗歌做全方位的深入解读，为唐诗研究提供了一定的方法借鉴。

接受美学的理论在20世纪的文学研究中已得到较为广泛的应用。接受美学理论诞生于20世纪60年代联邦德国的康士坦茨大学，主要创立者是联邦德国学者H・R・姚斯和伊瑟尔。姚斯在《论接受美学》中指出：“一部文学作品，并不是一个自身独立、向每一时代的每一位读者均提供同样观点的客体。它不是一尊纪念碑，形而上学地展示其超时代的本质，更多地像是一部管弦乐谱，在其演奏中不断获得读者新的反响，使本文从词的物质形态中解放出来，成为一种当代的存在。”[1]26可贵的是，段永升博士能够活学活用，将这一理论用于唐代诗人接受道家道教思想的研究。在该著作中，作者将“道家道教思想”作为接受对象，将“唐代诗人诗歌”作为接受主体，凸显了唐代诗人诗歌对道家道教思想的能动接受问题，从而使“道家道教思想”这一接受对象在唐代诗歌的解读中成为一种“当代的存在”。也就是说，作为接受客体的“道家道教思想”在唐代诗人的接受过程中呈现出多彩多姿的表现形式。作者在运用接受美学理论解读唐代诗人对道家道教思想的接受过程中，凸显了接受者的主观能动性和选择性，从接受美学角度阐释唐代诗人的不同个体在接受道家道教思想之后，其诗歌风貌千差万别的深层次原因。

又如在分析“唐代诗人接受道家道教思想的原因”这一问题时，作者分别从帝王诗人、文士诗人和方外诗人三个方面做了细致入微的探究，概括出了三类诗人接受道家道教思想的15种不同的心理因素和社会因素[2]71-106。正是因为每一类诗人接受道家道教思想的动因各不相同，所以其接受道家道教思想的形式和内容存在各取所需的千差万别。这就为第四章和第五章的论述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撑。再如作者在阐释“唐代诗人接受道家道教思想的规律性”时，既有宏观的分析，又有微观的解读，然而都凸显了接受主体的能动性与选择性。如第六章第三节“方外诗人接受道家道教思想的嬗变规律”中，通过论述得出了如下结论：有一批诗人对道家道教义理的精研热情始终未变；有一批诗人对道教法术和炼丹服食的热情始终未变；有一批诗人对求仙问道的热情至死不渝；有一批诗人对神仙生活的渴慕之心始终未变[2]195-197。

总而言之，作者能将接受美学的理论与唐代诗人接受道家道教思想的具体问题相结合，从而深刻阐释了唐代诗人诗歌与道家道教思想之间的复杂关系，进而从史论角度揭示了其中的规律性。因此，新颖的研究视角是这部著作的创新之处。

二、宏阔的研究视野

《唐代诗人接受道家道教思想史论》一书，最大的特点是其宏阔的学术研究视野。

该著作以唐代诗人诗歌作为研究对象，用接受美W、宗教学、哲学和文化学等学科理论，在更广阔的学术背景上探究唐代诗人的诗歌创作，得出一些很有学术价值的结论。如作者在《绪论》中首先对唐前诗歌接受史进行简要梳理，又分别从文化学、美学、接受学、宗教学、政治学和历史学等角度，对目前研究状况做了梳理，对古今中外唐诗与道家道教思想关系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述评。作者还就该著作的研究意义、研究方法、使用的理论等做了介绍。这样，作者就将唐代诗人诗歌的研究置于一个综合交错、时跨古今中外的学术背景下讨论。

若就具体问题研究而言，作者能从大处着眼，层层深入地分析问题。如第四章在探讨唐代诗人对道家道教思想形式的接受时，作者就运用接受美学、文化学、宗教学等理论进行解读。该章第一节《对道家道教语词的接受》中唐诗“对道教神仙及名物的熟稔”的讨论中，作者首先对作为接受对象的道教神仙谱系的产生与发展过程进行爬梳，指出道教神仙谱系的发展经历三个阶段，“即南北朝以前为第一期，是道教神仙谱系的草创阶段；南北朝至唐末为第二期，是道教神仙谱系框架的建构阶段；两宋以后为第三期，是道教神仙谱系定型、丰富和完善阶段”[2]P110。这是对哲学、宗教学、史学等学科理论的运用。在此基础上，作者对唐代诗人接受道教神仙谱系及名物问题做了探究，大处着眼，小处着手，结合王绩、李白等人的诗歌创作深入细致地阐明了此问题，把接受美学、宗教学与唐代诗歌研究进行了结合。

综上所述，该著作无论是从宏观角度，还是从微观角度所做的研究，都能充分体现作者宏阔的学术视野和理论素养，从而得出令人信服且有学术价值的新结论。

三、通脱的学术思考

如果一项研究仅针对个别现象进行研究，而没有从理论高度和史论层面做出思考和提升，那么这样的研究终究会是一种遗憾。段永升博士《唐代诗人接受道家道教思想史论》有着理论层面的思考。该著作不仅对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还有对宏观问题的综合探究，更有对整体内容的理论思考，从而体现作者通脱达观的学术思考和学术素养。

首先，论著能具体问题做具体分析。作者在研究唐代诗人接受道家道教思想的原因时，能够分门别类，具体问题具体对待。如第三章第二节对文士诗人接受道家道教思想的原因进行研究时，就从五个方面做了具体分析，即寻求终南捷径、渴望心灵解脱、梦想长生成仙、追求独立人格、家世出身影响等。在具体探究每一种接受原因时，作者则能选取有代表性的诗人进行深入具体的分析。如对由于“追求独立人格”而接受道家道教思想的探究中，作者选取了王绩、李白等人为代表，做了重点阐释；其次又能旁及陈子昂、常建、白居易、李商隐、杜荀鹤等诗人。这样的论述，点面结合，论证充分，令人叹服。

其次，对一类问题做综合探究。在对某一类问题进行研究时，作者能全方位思考，以期得出客观准确的结论。如“对道教义理的诗化阐释”这一问题的分析，作者便从方外诗人和文士诗人两大类诗人出发，进行综合性分析。经过深入研究后，指出方外诗人与文士诗人虽都借助诗歌形式表达对道家道教义理的体悟与实践，而两者之间由于身份不同，存在明显的差异。此外，诗人诗歌中多有对成仙飞升、修道体验的描绘，其着眼点多是对道教义理的信奉，且如痴如醉；文士诗人诗歌的着眼点则是对世俗生活的逃避，以修道、成仙作为自己应对世俗社会的方式。

再次，对整体内容作规律性思考。在以上两种问题探究的基础上，作者还能站在史论的高度，对整部著作的研究内容进行全面思考，从而总结出整体的规律性。主要体现在第六章《唐代诗人接受道家道教的规律性》的研究中，作者分四节讨论这一问题。前三节是对帝王诗人、文士诗人和方外诗人每一类诗人接受道家道教思想规律性的探究，而第四节作者则从总体上探讨唐代诗人接受道家道教思想的规律。照应了主题，体现出了作者对整体研究内容的理性思考和把握。然而，作者并未停留在这个层面上。在《结语》中，作者对整部著作前六章的分析做了一个高度的凝练与提升，从而分析了“唐诗何以能够呈现出如此瑰丽奇崛的新风貌”的深层次原因。

综上所述，作者通脱的学术思考，不仅对著作的观点进行了归纳，而且提升了著作的理论层次和学术水准。

四、谨严的学术态度

学术研究成果的科学性与准确性与研究者的学术态度密切相关。段永升博士以谨严的学术态度，一切从文本出发、从材料出发，客观准确地分析、阐释问题，从而得出可靠的结论。

首先，全面占有文献资料，引用科学合理。该著作引用文献资料准确。著作中使用的文献资料涵盖了文、史、哲、宗教、美学等多门学科，共参考了200种学术著作和论文。作者都能秉持一种严谨的学术态度，或直接引用，或间接引用。每一种文献资料的运用都能结合论述的问题做出客观、准确的分析与阐释。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在引述具体文献资料时，始终坚持使用第一手资料。一本26万多字的著作没有一条资料是转引的，作者态度之谨严由此可见一斑。

其次，运用统计法，材料富有说服力。该著作的一个亮点在于作者精心制作了《附录》中的统计表。既是统计法在文学研究中的应用，又是澜餮术态度的很好体现。在《附录一》中，作者一共制作了四个统计表，分别是《唐代帝王崇道活动统计表》、《道教神仙谱系演变表》、《仙境系统列表》和《唐代公主入道、早卒、改嫁情况统计表》。这些统计表与著作正文中的相关论述密切配合，既为相关问题的论述提供了坚实而有说服力的材料基础，又为更深刻地论述该问题提供了依据。如作者在结合《唐代帝王崇道活动统计表》分析“唐代帝王诗人接受道家道教思想的嬗变规律”时，就充分用数据说话：“唐代21位帝王，除了唐顺宗李诵等4位帝王或因在位时间短，或由于其他原因，没有崇道活动外，其余17位帝王均有过崇道活动，总次数为146次。从高祖李渊起至玄宗李隆基止，初盛唐共有7位帝王，而崇道活动则有89次，占崇道次数的61%；从唐肃宗李亨至唐哀帝李堑闹型硖剖逼冢共14位帝王，其崇道活动则仅有57次，占崇道次数的39%。”最后得出结论：“唐代帝王的崇道活动与唐帝国的经济、政治、文化、宗教等因素密切相关。”“当唐代社会经济繁荣、政治清明、文化政策宽松、自由之时，唐代帝王的诗歌创作和崇道活动就相对多一些；反之，则诗歌创作与崇道活动也会相对减少”[2]184。因为作者用数据说话、用事实推论，所以得出的结论准确、客观。其他几个附表的运用，都能达到同样的论证效果，从而显示作者严谨的学术态度。

注释：

①该著作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于2016年3月出版。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