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诗人王维的诗范文第1篇

关键词：王维；应制诗；宫廷节庆

王维长期在唐朝都城长安为官，历任右拾遗、监察御史、河西节度使，唐玄宗天宝年间，拜吏部郎中、给事中。可以说王维是生活在盛唐时期的官吏阶层的贵族，不会为了生计而显出怀才不遇或生活窘迫的状况，因而其诗歌的内容和意境大多为山水田园。这些经历和个人的创作才华，成全了王维的应制诗创作。

一、王维的应制诗创作及题材分类

（一）唐代的应制诗创作概况

应制诗创作必须符合两个基本条件：其一，是皇帝命令而作，表现出以皇帝为中心的创作特点，因而皇帝诗歌创作的态度也就决定了应制诗的基本审美倾向；其二，是皇帝身边围绕着的能诗作赋的文官。唐朝时期，中国整体处于政治稳定、物质丰富的时期，加之唐朝“以诗赋取士”的科举考试，使得唐朝时期的官员，大多能诗作赋，由此诗坛呈现出鼎盛的局面，王维就是盛唐时期上层官员中的典型代表。

初唐的应制诗创作数量在整个唐朝时期是最多的，以上官仪、李峤、张说、张九龄、苏F为代表的文官创作数量达800多首，应制诗作内容遍布宴会、游乐、送别等题材。进入天宝之后，由于政治动荡，应制诗创作逐渐衰落，至安史之乱以后，伴随着唐王朝光辉的逝去，唐代社会与诗歌发展因此跨越了其由盛转衰的分水岭，应制诗也必然迎来它的衰退时代。可以说唐代文学、唐代诗歌、唐代应制诗的发展状况和发展趋势，切实反映了唐代的历史，或许可以说，我们从唐代文学创作的蛛丝马迹中，可以切实洞察历史的脉络。

（二）王维应制诗的题材分类

王维在朝廷为官期间，长安的社会生活可谓是朝气蓬勃，盛唐气息使得官员阶层出现了许多有名的诗人，他们歌颂生活，赞颂朝廷，并由诗歌的创作体现个人的政治抱负和政治理想，王维本人也不例外。其应制诗题材按照其描写内容，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1.节庆应制诗。宫廷宴会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增进皇室成员之间感情、加强帝王和群臣关系的一种方式，特别是每逢重要节日的时候。王维关于此题材的应制诗包括：关于上巳节的《奉和圣制与太子诸王三月三日龙池春禊应制》、《奉和圣制上巳于望春亭观禊饮应制》、《三月三日曲江侍宴应制》和《三月三日勤政楼侍宴应制》，关于重阳节的《奉和圣制重阳节宰臣及群官上寿应制》，以及关于元宵节的《奉和圣制十五夜然灯继以T宴应制》。

2.游乐应制诗。按照游乐的地点，游乐应制诗又可以分为在宫中的娱乐活动和走出宫廷带有赏玩性质的游乐活动。据统计，诞生于盛中唐的游乐应制诗数量最多，主要集中在张九龄、姚崇、苏F、张说、王维等人。王维关于此类应制诗有《奉和圣制御春明楼临右相园亭赋乐贤诗应制》、《奉和圣制幸玉真公主山庄因题石壁十韵之作应制》、《奉和圣制从蓬菜向兴庆阁道中留春雨中春望之作应制》。

3.政治应制诗。王维关于此类诗作有《奉和圣制登降圣观与宰臣等同望应制》《奉和圣制庆玄元皇帝玉像之作应制》《奉和圣制暮春送朝集使归郡应制》，几乎都表达了作者渴望贤君的政治愿望。

4.送别应制诗。此类诗作有《奉和圣制送不蒙都护兼鸿胪卿归安西应制》。

以上对王维应制诗的分类，只是根据其创作内容来做的一个大致区分。可见，王维的应制诗创作不单单是对皇帝诗作的“奉和”，也不单单是歌功颂德，同时也体现着他的政治愿望和诉求，以及他本人对于人生的态度。

二、王维的节庆应制诗创作

在王维的应制诗中，按照题材分类，有专门描写节庆一类的应制诗，可以称其为“节庆应制诗”。根据王维节庆应制诗所描写的内容，又可将其按照所描写节日，从以下三个具有代表性的节日为切入点，来洞悉盛唐节庆文化的一些传统风俗习惯和节日特征。

（一）上巳节

王维关于上巳节的诗作有《奉和圣制与太子诸王三月三日龙池春禊应制》、《奉和圣制上巳于望春亭观禊饮应制》、《三月三日曲江侍宴应制》、《三月三日勤政楼侍宴应制》。

上巳节在春秋时期已经出现，在唐朝发展到了鼎盛时期，唐朝官方对其的重视与肯定程度超过了历史上的其他时期。三月三这一天，对于皇家来说，要宴饮群臣，以彰显皇室的豪气与奢华，以及开放包容的大唐风貌，给上巳这一游山玩水的节日增添了许多非凡之气。唐代对诗歌的重视，必定使得在每年的这一天，大批诗作在节庆活动中产生。生活在盛唐时期的王维，作为士大夫阶层，必然受到皇帝的邀请，在上巳节这一天所创作的应制诗，必然具有切实描绘宫廷节庆气氛的历史价值。

在《奉和圣制与太子诸王三月三日龙池春禊应制》、《三月三日曲江侍宴应制》都提到了“冕旒”。“冕旒”是古代汉族礼冠的一种，《周礼・夏官・弁师》中记载：“天子之冕十二旒，诸侯九，上大夫七，下大夫五。” 《三月三日曲江侍宴应制》中的“画旗摇浦溆，春服满汀洲”体现出了节日当天，服装的华丽与富贵。在三月三上巳节这一天，皇帝、太子头戴冕旒，以示对节日的重视，也同时体现出上巳节在唐代节日中的重要地位，以及彰显大唐的盛世风貌。

“春禊”、“拔禊”均为“盥洗”之意，指代“上巳节”，也同时表现出节日当天的风俗习惯，有时也成为“修禊”。上巳节经过时代流变，到了唐代主要是在水滨举行盥洗祭礼，以除不详，谓之春禊。王维的关于上巳节的应制诗中，均提及与“水”相关的意象，如“洛水”、“汀州”、“渭水”、“天池”、“灞骸钡龋“画o”是船的别称，显示了节日当天戏水的场景。

在王维的此类应制诗中，其主要描写建筑为唐代长安城的南边，有曲江池、龙池、上林苑、勤政楼等；主要描写人物为太子、皇帝、群臣；主要描写场景为戏水，主要通过服饰、歌舞、大殿装扮等展现宫廷文化以及上巳节节庆文化。

（二）重阳节

关于重阳节的诗作有《奉和圣制重阳节宰臣及群官上寿应制》。

中国的重阳节，其源头最早可追溯至汉朝初期，当时皇宫中君臣上下在每年的九月九日饮用酒、吃“蓬饵”、戴茱萸等风俗活动以求长寿。到汉朝末期，这个习俗便在民间流行起来了。后直至两晋南北朝，重阳节人们戴茱萸、登高望远、赋诗饮酒、赏菊观景蔚然成风，由此这一节日于是固定下来。

重阳节发展至唐朝，这些习俗仍然被保留，在王维的《奉和圣制重阳节宰臣及群官上寿应制》中的“芍药和金鼎，茱萸插玳筵”一句，仍能可以看到一些历史文化遗迹，例如重阳节中不可缺少的“芍药”、“茱萸”等事物，“无穷节，长奉柏梁篇”中一词“无穷”给人们描绘了一幅的花海景象。“茱萸插玳筵”中“玳筵”意为豪华、珍贵的宴席。由此可见，在重阳节这一天，皇帝在宫中大摆筵席，邀请官员中地位较高者和宫中的人一起赏菊，并在庆祝节日的过程中，赋诗唱和，以助兴之用。

（三）元宵节

关于元宵节的诗作有《奉和圣制十五夜然灯继以T宴应制》。

汉族传统的元宵节始于汉代，按中国民间的传统，在这一天夜空皓月当空，人们要出门赏月、燃灯放焰、赏灯猜谜、共吃元宵、合家团圆，以示庆贺。“上路笙歌满”和“游人多昼日，明月让灯光”展现了一幅安定和谐的社会景象，百姓都走出家门，参与到赏月、猜灯谜等节庆活动中。“鱼钥通翔凤，龙舆出建章”，高大轩敞的车舆走出建章宫，体现了皇室与民同乐的节日气氛。

王维关于上巳节、重阳节、元宵节的应制诗创作，从诗句中展现出了当时社会的安定与富足，也同时体现了宫廷的奢华与豪气。通过“秦”、“汉”这样词语，给诗歌增添了一层厚重的历史色彩，同是在长安建都的王朝，在历史上尽显都城的威严和宏伟。正是因为唐朝富足的生活，特别是经过唐初的贞观之治，唐朝发展至盛唐时期，物质、精神等方面的生活达到极大富足，中国古代社会也同时迎来了它的辉煌时期。唐代人享受的生活理念就是建立在富足的生活的基础之上，加上唐朝社会对于诗歌的重视程度，以及官方对诗歌的提倡、帝王对诗歌的喜好，使得唐朝的诗歌不论在数量还是在创作艺术方面，都在这一时期也迎来了它的顶峰。

三、王维节庆应制诗所体现的文化价值

（一）政治文化的体现

王维通过节庆应制诗的描写，不但记录了当时亲身经历的重大节日，并且通过诗句传达出了诗人的政治愿望和诉求，他渴求贤君，希望自己能为国家做些实事，以求社会安定，国家富足。他的应制诗并非仅仅停留在太平盛世赞美的表面层次下，同时试图以应制诗来实现自己政治主张。

《三月三日勤政楼侍宴应制》中“仍临九衢宴，更达四门听”一句，体现了王维渴望君主能够贤明仁政，以开放的胸襟集思广益。在宴会的欢声笑语中，还伴随着对君王的某些期冀。盛唐在文化、经济等领域在当时的世界，可谓是名副其实的“大国”，这一点从王维的节庆应制诗中可以体会到，但在王维看来，正是因为唐朝的繁荣，才更容易带给统治阶级以过分享乐的态度。生活在太平盛世的王维，毋庸置疑地对这样的盛世产生一种自豪的情感，但同时，作为有抱负、有理想的知识分子，他始终不忘人民。也正如他的“比屋皆可封，谁家不相庆”（《奉和圣制登降圣观与宰臣等同望应制》），暗用陆贾《新语》中“尧舜之民，可比屋而封”的典故，同样表达了作者的梦想与渴望：君如尧舜，万民同欢。

（二）重回历史记忆

通过对王维节庆应制诗的简要分析，不难看出，每逢重要节日，皇帝总要宴请群臣，以诗赋乐，场面宏大且气派。宫廷宴会自古以来就是一个交流娱乐、庆祝宣扬和联络感情的场合。王维此类诗的创作，不但从场面上、细节上给人们相对客观地呈现了当时的节庆状况，也从历史、服装、建筑等多方面对他所生活的历史时期的传统节日，用诗的方式进行了记录。虽然应制诗一般都被看作是官员为逢迎皇帝而作，但在一定程度上应制诗所记录的史实、场面等还是存在其客观性的，也在诗歌的字词中渗透着诗人一定的思想感情。

从“秦”、“汉”到大唐，从“建章”、“龙池”到“上苑”，无一不充斥着时代的奢华与豪气，无一不蕴含着盛世气息，可以想象在歌舞升平、物质生活富足、政治生活稳定的盛唐时期，无论从服饰、音乐、诗歌等方面，还是平民的日常生活方面，都成为了当时诗人进行诗歌创作的主要题材，他们在歌颂太平盛世的同时，给世人留下了除诗歌创作意外的更多的历史文化气息，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诗史”就是一部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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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诗人王维的诗范文第2篇

摘要宫怨诗创作在唐代十分繁盛,后代研究亦多,但对其在历代的传播与接受情况则鲜有人提及。本文从历代唐诗选本这个角度分析唐代宫怨诗在不同时代的传播,统计出历代选家眼中的优秀宫怨诗人与宫怨诗作,并分析个中原因,以期对此类诗歌的研究有所推进。

关键词:唐诗选本 宫怨诗 传播 优秀诗人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宫怨诗萌芽于先秦,发展于汉魏六朝,至唐而大盛。《全唐诗》所存宫怨诗400余首,作家200余人,李白、王昌龄、王建、白居易、李商隐等诗人,都著有数量相当可观的宫怨之作。这些宫怨诗在情感特征、主题价值、审美取向上的独特性引人注目,而其风格特征、诗体形式、艺术技巧则呈现出统一性与自足性。所有这些都昭示着我们应该投入更多的关注与精力。但到目前为止,学术界对宫怨诗的研究还远远不够,如对唐代宫怨诗在历代的传播与接受的研究,几乎是一片空白。本文拟从历代唐诗选本中宫怨诗的选录,一窥唐代宫怨诗的传播情况,并借此统计出最受欢迎的唐代宫怨诗,以期对此类诗歌的研究有所推进。

一 唐人唐诗选本中的宫怨诗

在唐代,各具特色的唐诗选本都选取了一定数量的宫怨诗,下面以颇具规模且对后世较有影响的《河岳英灵集》、《御览诗》、《又玄集》、《才调集》四个选本为依据,分析各个选本选取宫怨诗的情况。

在唐人的各种唐诗选本中,殷的《河岳英灵集》专收盛唐诗,共选取唐开元、天宝时期24位诗人的诗作234首,是较具规模的一部唐诗选本,并以体现了新的诗歌理论和创作气象而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但在《河岳英灵集》中,宫怨诗入选数量并不多,共有8首,分别为:崔国辅的《魏宫词》(朝日点红妆)、《怨词》(妾有罗衣裳)、《长信草》(长信宫中草);王维的《息夫人怨》(莫以今时宠)和《婕妤怨》(宫殿生秋草);王昌龄的《长信宫》(奉帚平明金殿开);常建的《昭君墓》(汉宫岂不死);祖咏的《古意二首》(夫差日淫放)。这8首宫怨诗的入选都显示了非同寻常的意义。今人叶持跃曾根据46种历代唐诗选本进行过统计,并以入选频数及评价指数为依据,得出盛唐时代的优秀诗人有16人,著名诗人有15人。其中,《河岳英灵集》中的常建、李白、王维、李颀、高适、岑参、崔颢、孟浩然、崔国辅、王昌龄、祖咏等12人均属于优秀诗人。而在这12位优秀诗人中,创作宫怨诗较多的李白、王维、崔国辅、王昌龄等6人中,又有5人的宫怨诗被选录,而选录的这8首宫怨诗在各个诗人的创作中,亦属上乘之作,尤其是崔国辅的三首宫怨诗与王昌龄的《长信宫》,屡屡被稍后的选本所录。可以说,唐代宫怨诗创作中的部分优秀之作在《河岳英灵集》中得到了展示,由此也体现了《河岳英灵集》的开创意义。而稍后的《中兴间气集》竟未选录一首宫怨诗。相比之下,《河岳英灵集》在题材方面的兼顾还是值得肯定的。但《河岳英灵集》在选录宫怨诗方面也有不足之处,如,李白、戴叔伦二人的宫怨诗,不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相当引人注意,但《河岳英灵集》却未选录。与后世的选本相比,《河岳英灵集》的这一缺陷尤为明显。

成于中唐元和后期的《御览诗》是现存少数颇有规模的唐人唐诗选本之一。原本一卷,共30人,收诗310首,现存286首。所存诗的数量与《河岳英灵集》相差不多,收录宫怨诗13首,所占比例亦和《河岳英灵集》相当。但分析一下总体情况则可以看出《御览诗》与《河岳英灵集》不同的审美情趣。如:在选题方面,《御览诗》有感兴之作116首,艳情之作54首,边塞之作52首,酬赠送别之作51首,此外,尚有歌功颂德之作13首。从选诗数量上来看,《御览诗》吟咏女性之作(亦包括宫怨诗)最多,从中可见时人对此类题材的喜爱,这也与当时的创作实际相吻合。而入选的宫怨诗与《河岳英灵集》无一首重复,体现了《御览诗》编选者独特的审美观。为《御览诗》编选者所青睐的是下列诗人的宫怨诗:皇甫冉的《班婕妤》(由来咏团扇)、《班婕妤》(花枝出建章)、《秋怨》(长信多秋气),以及刘皂的《长门怨》二首。另外,不被《河岳英灵集》所选的杨凌的《明妃怨》,也被《御览诗》编选者选中。而这三人的宫怨诗也被其后众多的唐诗选本所选。可以说,《御览诗》的选诗风格以轻艳为主,偏爱齐梁诗体,从宫怨诗的入选情况来看,体现了选家对这一类诗的重视。

《又玄集》是晚唐韦庄的唐诗选本,选录的宫怨诗时间跨度较大,从盛唐到晚唐均有选录,除王昌龄的《长信宫》(奉帚平明金殿开)、杨凌的《明妃怨》、刘皂的《长门怨》(泪滴长门秋夜长)、崔国辅的《怨词》等再次被选录外,其他如元稹的《连昌宫词》、韦应物的《送宫人入道》、刘德仁的《悲老宫人》、于武陵的《长信宫》、杜荀鹤《春宫怨》等,则都是韦庄的首次发现。这些前人未选录的宫怨诗不但被韦庄所选录,在后世也多次被选录。

在唐代,另一部较有规模的唐诗选本为《才调集》。该选本为五代韦编选,共收录唐诗1000首,可以说是现存规模最大的唐人唐诗选本。此集选录宫怨诗31首。除上述三个选本所常录的王昌龄、崔国辅等诗人外,《才调集》较多地选录了中、晚唐的宫怨诗。李商隐的《宫辞》(君恩如水向东流)、《深宫》(金殿销香闭绮栊);梁琼的《昭君怨》、《铜雀台》,都是首次被韦选录。

由上分析可知,由于选本时代不同,选诗标准不同,审美观念不同,造成上述四个选本选录宫怨诗的情况不同。但在差异之中也有共性存在。通过统计,至少被两个选本所青睐的宫怨诗有:崔国辅的《怨词》(4次)、《魏宫词》(3次);李白的《玉阶怨》(4次);王昌龄的《长信宫》(奉帚平明金殿开),3次;刘皂的《长门怨》(雨滴梧桐秋夜长),3次。其后,杨凌的《明妃怨》、刘得仁的《悲老宫人》、于武陵的《长信宫》、杜荀鹤的《春宫怨》、鲍君徽的《惜花吟》均入选2次。而最为选家所欣赏的是崔国辅的宫怨诗,四个选本共选录其诗作3首。其中,《怨词》被选录4次,《魏宫词》被选录3次。李白的《玉阶怨》则几乎被各个选本所青睐,共入选4次。王昌龄的宫怨诗虽只选一首,却被选录了3次。其余的诗人或有两首宫怨诗入选,或以一首诗而被选录数次。至明清两代,选录情况有所变化,一些诗人的宫怨诗被选诗者发掘出来,一些诗人的宫怨诗在新的审美情趣下消失不见,而有些诗人则仍保持着稳固的地位。

二 明人唐诗选本中的宫怨诗

在明代,唐诗选本的大量出现,使唐诗学出现了一个繁荣期。在当时众多的唐诗选本中,以高的《唐诗品汇》最具代表性,编选规模亦超越前代,影响也最大。此集凡九十卷,共选作者620人,诗5769首,分体编排。鉴于此集的代表性,唐代宫怨诗在明代的选录情况即依此为据。此集共收录127首唐代宫怨诗,选录较多、且受重视的是下列诗人的宫怨诗:

李白诗作10首:《邯郸才人嫁为厮养卒妇》、《妾薄命》、《上之回》、《怨歌行》、《王昭君》、《白头吟》、《长信宫》、《长门怨二首》、《玉阶怨》;王昌龄诗作6首:《西宫春怨》(西宫夜静百花香)、《西宫秋怨》(芙蓉不及美人妆)、《长信秋词三首》、《长信秋词》(高殿秋砧响夜阑);刘长卿诗作5首:《王昭君歌》、《铜雀台》、《春草宫怀古》、《上阳宫望幸》、《长门怨》;崔道融诗作4首:《班婕妤》、《铜雀妓》(歌咽新翻曲)、《汉宫词》、《长门怨》;刘禹锡诗作3首:《团扇辞》、《阿娇怨》、《离宫怨》;崔国辅诗作3首:《怨辞二首》其一、《魏宫词》、《长信草》;王维诗作2首:《息夫人》、《班婕妤二首》;戴叔伦诗作2首:《独不见》、《长门怨》;皇甫冉诗作2首:《婕妤怨》、《秋怨》。

由上可以看出,《唐诗品汇》的选录特点有四:1、诗作数量多的作者,选录也多。如李白,他共创作了15首宫怨诗,优秀之作也多,高选便录了其中10首;2、即使诗作数量少,然艺术水平高的宫怨诗人也多入选。如王昌龄,他共创作了7首宫怨诗,数量并不多,但仅《唐诗品汇》就选了6首,这不但是对王昌龄宫怨诗艺术成就的肯定,也是符合实际情况的;3、承继前代。如崔国辅、王维、皇甫冉三人,他们的宫怨诗在唐代受到欢迎,在明代同样受到高的青睐;4、高的独到发现。如戴叔伦、刘禹锡、崔道融三人,他们的宫怨诗在唐代几乎没有选家关注,在《唐诗品汇》中,却被各自选录了两首。另外,李邕的《铜雀妓》、齐的《长门怨》、陈子昂的《感遇》(荒哉穆天子)等初唐诗人的宫怨诗,也首次被高选录。中唐以后,孟迟的《长信宫》、《宫人斜》,段成式的《折杨柳枝词》、司马礼的《宫怨》、刘驾的《长门怨》、章碣的《东都望幸》、韩的《宫词》(绣屏斜立正销魂)、(宫门长闭舞衣闲)也被选入。总之,《唐诗品汇》对宫怨诗的大量入选,表明了高对这些诗的重视,这无疑会大大普及宫怨诗在当时与后世的传播。

三 清人唐诗选本中的宫怨诗

清代的唐诗选本以较为常见的、影响较大的沈德潜的《唐诗别裁集》和《唐诗三百首》为代表。由于受到选录规模的限制,两者所选的宫怨诗数量并不多,《唐诗别裁集》仅27首,《唐诗三百首》仅14首。但两者却都选录了一些代表作家的优秀作品。如《唐诗别裁集》选录了常建的《昭君墓》、李白的《妾薄命》、刘长卿的《铜雀台》(娇爱更何日)、白居易的《上阳白发人》、元稹的《连昌宫词》等。而被前代选本所青睐的杜荀鹤的《春宫怨》、崔国辅的《魏宫词》、《怨词》;王维的《息夫人》、崔道融的《班婕妤》、王昌龄的《长信秋词》(奉帚平明金殿开)、《西宫春怨》等诗作,也被沈德潜所选。《唐诗三百首》所选录的宫怨诗有:杜荀鹤的《春宫怨》、李商隐的《宫词》(十二楼中尽晓妆)、张祜的《宫词》(故国三千里)、李白的《玉阶怨》、王昌龄的《春宫曲》(昨夜风开露井桃)、刘方平的《春怨》、顾况的《宫词》(玉楼天半起笙歌)、刘禹锡的《春词》(新妆宜面下朱楼)、白居易的《后宫词》(泪湿罗巾梦不成)、张祜的《赠内人》、杜牧的《秋夕》、王昌龄的《长信怨》(奉帚平明金殿开)等。可以看出,相比之下,《唐诗别裁集》的选录更具有代表性,对诗人宫怨诗代表作的选择也更接近于事实。

综上所析,被以上选本所青睐的宫怨诗人有:王昌龄、李白、崔国辅、崔道融、常建、白居易、杜荀鹤、鲍君徵、戴叔伦、刘长卿等人,最受欢迎的宫怨诗有《长信怨》(奉帚平明金殿开)、《魏宫词》(朝日照红妆)、《怨词》(妾有罗衣裳)、《玉阶怨》、《铜雀台》(娇爱更何日)、《息夫人》(莫以今时宠)、《班婕妤》(宠极辞同辇)、《昭君墓》。当然,宫怨诗在上述不同时期的选录情况只代表了选家的个人观点,具有偶然性。但上述几个选本,或在当时流传甚广或对后世影响较大,其选中的宫怨诗被广大读者认识、阅读、欣赏,其影响是不可忽视的。此外,由于编选者各自的审美情趣的不同,上述的宫怨诗只是唐代优秀宫怨诗中的一部分,并不能全面反映宫怨诗的创作情况,如王建、张祜、王涯等人的宫怨诗所选较少,这也许是因为他们的《宫词》创作数量多,而且影响也较大,相对于数量较少的宫怨诗来说,《宫词》中不含宫怨的部分受到重视。再如,创作宫怨诗较多的李商隐、杜牧、李咸用、元稹等人,他们的宫怨诗在后世也不受重视。李商隐、杜牧的宫怨诗不被后人看重,大概是因为宫怨诗在其整体创作中水平不太高的缘故,不足以与其代表诗作相抗衡,所以未能入选;而李咸用、元稹的宫怨诗创作并没有代表唐诗的标志性风貌,所以也遭到冷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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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诗人王维的诗范文第3篇

关键词: 王维诗歌 生平 边塞诗 激情豪迈 山水田园诗清新明快 禅寂

王维,盛唐时期伟大诗人,上承陶渊明,谢灵运,开唐山水田园诗先河。善于描绘幽静的景色,借以反映其宁静的心境或隐逸的思想,在山水田园诗方面颇有造诣。《旧唐书》记载:书画特臻其妙,笔踪措思,参于造化。而创意经图,即有所缺。

王维出生于贵族家庭。唐代最有名望的五大门阀士族:李、王、郑、卢、崔。这五姓的名声最大,他们自恃身分高贵、血统纯正,对他姓很轻视,不与通婚。唐文宗想把自己的女儿嫁给这些士族,但他们推三阻四的,不肯迎娶公主。为此文宗很生气地说:我李氏家族立国二百余年,难道还比不上崔,卢这些士族吗。这也正应了那句话:一个绅士的培养,需要三代人。王维正是王氏和崔氏家族联姻的纯正血统,这在当时重视出身门第的环境里是非常让人歆羡的。但是王维并没有贵族纨绔子弟的习气,而是少负才华,沉稳内敛,谦冲平和。他十五六岁时进京,“昆仲宦游两都,凡诸王、驸马、豪右、贵势之门,无不拂席迎之。宁王、薛王,待之如师友《旧唐书》。”可见王维才华横溢,备受推崇。

王维在21岁时,考中状元,授太乐丞,这一官职也是很符合他的兴趣爱好的。可是几个月后就因为观看舞黄狮子(依据旧制,黄色是专属于皇帝的颜色,其他人不能随意使用)而犯了僭越,大不敬之罪,被贬为济州司仓参军。任期两年多后,愤然辞官,回到京城,闲居七八年。张九龄为相执政,被擢为右拾遗,历监察御史。侍母极孝,后值母丧,哀伤恸哭,几乎悲痛而亡。服丧完毕,一直加官至给事中(高宗时为五品上,为皇帝读诏书,或奏折,校对诏书中的失误兼审理天下冤滞的官员)。这期间,政治清明,王维热心仕途,想要施展自己的才华和政治抱负。

开元二十四年,执政仅两年多的宰相张九龄被罢相,次年被为贬荆州长史。李林甫任中书令,这是玄宗时期政治由较为清明到日趋黑暗的转折点。王维对张九龄被贬,感到非常沮丧,但他并未就此退出官场。开元二十五年,王维曾奉命赴河西节度副大使崔希逸幕,后又以殿中侍御史的身份知南选。这实际上是被排挤出朝廷。正因为这次北上监察戍边的经历使得诗人领略到边塞雄浑广阔的风景,了解到边塞的风土人情,体验到戍边战士的艰苦生活,也被他们的豪情壮志所感染。边塞诗成了王维这个时期的重要题材,代表作品有:《出塞作》、《使至塞上》、《陇西行》、《望蓟门》等。王维这个时期的作品:遒劲豪迈,意气风发。充满了入世扬名,杀敌报国的雄心壮志。这不只是王维的心声,更是盛唐时期所有热血青年的心声。开明的统治者,清明的政治使这些有志之士都积极进取,期望沙场建功,期望蜚声政坛。

天宝中,王维的官职逐渐升迁。安史之乱前,官至给事中,他一方面对当时的官场感到厌倦和担心,但另一方面却又恋栈怀禄,不能决然离去。于是随俗浮沉,长期过着半官半隐的生活。每日和意趣相投的朋友游览山林,赋诗唱和,也不失一件乐事。可是这样的闲情逸致并没有持续多长时间。李林甫当政期间虽然排除异己,扶植亲信,祸乱朝纲,导致国家极端动荡,但是他还算一个有才华,有能力的奸臣,是安禄山在朝中的唯一忌惮之人。所以安禄山一直按兵不动,时局相对平静。杨国忠掌权,昏聩无能,嫉贤妒能,无知人善用之德,更无力挽狂澜之能。随即而来的是: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长恨歌》。

经历此事后,王维虽然官职越做越高,一直到尚书右丞,但他却看透世事,倾心禅佛。晚年时,王维买了唐初宋之问在蓝田辋川的别墅。这里地奇胜,有华子冈、欹湖、竹里馆、柳浪、茱萸c、辛夷坞。诗人经常与裴迪游于其中,赋诗相酬为乐《旧唐书》。这个时期的王维是恬淡自由的,是闲适洒脱的。这个时期的作品也多为山水田园诗,诗作清新自然,处处透露着田园风光和隐居之乐,还充满了佛理。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山居秋暝》、《终南别业》、《过香积寺》、《积雨辋川庄作》等。王维山水田园诗具有空明的境界和宁静之美,诗歌宁静优美而神韵飘渺。诗中净化了的情思,用提纯的景物表现出来,有种单纯明净的美。王维力求极自然地表现山水本身的美,同时也在山水诗中尽力表现自己的个性。王维的山水诗则往往渗透着佛家虚无冷寂的情调,诗人努力去追求那种远离尘嚣的空而寂的境界,故许多山水诗中不见诗人的影子,却能感到他沉浸在寂静的快乐中,表现了对大自然的浓厚兴趣。

处在当时的环境,士人多宦游四方以求仕途显达;或者战乱纷争造成了骨肉亲人离散。王维也不例外,在京城为官,使得他和父母相隔一方;弟弟远仕在外,倍感孤独寂寥;朋友离去,也不乏伤心孤寂之情。因此也写下不少送别诗和羁旅诗,如《送别》、《送元二使安西》、《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等都是脍炙人口的佳作。

王维、王缙兄弟平素信佛,不食荤腥,衣不加彩。住在辋川别墅,每日与道友裴迪泛舟往来,弹琴赋诗,啸咏终日。王维把他的田园诗搜集起来,编为《辋川集》。在京城时,每天赐饭给十几个僧人,和他们谈玄说禅为乐。生活也很简朴,书房中只有茶具,几案,绳床而已。退朝之后,独自一个人焚香而坐,诵读佛经。王维三十岁妻子死后,再未娶妻,孤居一室,杜绝尘世中任何牵累。并在死前嘱咐朋友潜心修佛。这就是王维的一生,谦冲平和而极富个性,沉稳内敛又性情流露。他让我们听到了盛唐诗坛上一个另类的声音,这声音虽然是非主流的,但却清新明快,恬静优美,并带有淡淡的虚无空寂之感。这就是诗佛王维,淡泊名利,洒脱自得,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唐代山水诗脱离了对形似的追求,而致力于达到神似。他们刻画山水,不滞于山容水态,而是力求把握和表现山水的个性。自然山水成了诗人的朋友,或诗人自己的化身。“两看相不厌,只有敬亭山”。人和大自然,情和景契合交融达到化境。中国的山水诗到了唐代,才臻于完美纯熟。山水诗的创作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登上了中国古代山水的成就峰巅。作为里程碑似的人物,王维在其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一千余年来,中国的山水田园诗都难于望其项背,无出其右者。阅读王维,我们淡泊名利,把是非成败抛诸脑后。欣赏王维,我们内心纯净,坚守着自己心灵的一方净土。

参考文献:

[1]马茂元《唐诗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

唐代诗人王维的诗范文第4篇

王绩

东皋薄暮望，徙倚欲何依。

树树皆秋色，山山唯落晖。

牧人驱犊返，猎马带禽归。

相顾无相识，长歌怀采薇。

渭川田家

王维

斜阳照墟落，穷巷牛羊归。

野老念牧童，倚杖候荆扉。

雉麦苗秀，蚕眠桑叶稀。

田夫荷锄至，相见语依依。

即此羡闲逸，怅然吟式微。

两首诗都是写于农村的田园诗，如果问你，读完《野望》眼前是什么的颜色，我想没有人会说是明亮的颜色，这首诗通篇诗读下，给人留下的是一种比较昏暗的感觉。但是如果问你，读完《渭川田家》眼前是什么颜色，答案也许就截然相反了，虽然同为田园农村诗，但《渭川田家》中浓浓的人情味则给人以温暖的亮色。

王绩，字无功，号东皋子。诗名“野望”写的正是诗人“望野”时的所见所感。

“东皋薄暮望，徙倚欲何依”此为起句，点题面，立一诗之根，景中有人，景中有情，同时又写出了自己孤独无依之处境。

“树树皆秋色，山山唯落晖。”此句为承，满目萧零，树皆秋色，山尽落晖，眺望无法聚焦，承接上句“欲何依”。

“牧人驱犊返，猎马带禽归”此句为转。“驱犊”带有一些暴力色彩，“猎马带禽”又没有人情味，所以读起来有萧瑟之感，为后句抒怀做铺垫。

“相顾无相识，长歌怀采薇”此句为合。诗人与牧人、猎人皆不相识，便只好托典“采薇”抒发孤苦无依之感。

王维，字摩诘，是盛唐写山水田园诗的代表作家。

“斜光照虚落，穷巷牛羊归”“斜阳”与“归”二词用的是白描手法，交代了时间为傍晚时分。此为远景。

“野老念牧童，依仗候荆扉”此句则写出了田家中浓浓的亲情味儿。此为近景。

“雉麦苗秀，蚕眠桑叶稀”“麦苗”为远景，“蚕”和“桑叶”为近景，写的是田家中的农业趣事。

“田夫荷锄至，相见语依依”再次写远景，写的是田家邻里之间浓浓的乡情，和第二句中浓浓的亲情相对应。

“即此羡闲逸，怅然吟式微”“即此”二字收括前八句，最后一句写的是诗人对于渭川田家的闲逸生活的羡慕，并用典表达自己的归隐之意。

《野望》这首诗是唐朝的第一首田园诗，也是唐朝第一首完整的五言律诗，而其作者王绩则是经历过隋朝、唐朝两个朝代的诗人。王绩一生中三次出仕，第一次是在隋朝，王绩被举孝廉，任六合县令，后因为嗜酒而被弹还乡。尽管如此，在任职期间王绩却是一个兢兢业业的父母官，做官非常认真，尽职尽责。后来两次出仕都是在唐朝，但这两次出仕王绩都做得马马虎虎，极不认真，用他自己的诗句来说，就是“待诏俸薄，况萧瑟，但良酝三升，差可恋耳。”当官就是为了喝酒而已，因而王绩还有一个大名鼎鼎的称号“斗酒学士”。

可是为什么，在暴虐的隋朝末代，王绩做官认认真真，到了昌明的唐朝，王绩反倒在政治上消极低迷，连诗歌中都呆着浓浓的犹豫？甚至发出“欲何依”的凄凉、“无相识”的苦闷？

这就要提一下王绩的哥哥王通。王通是隋朝大儒，声名显赫，王绩自然受到其哥的影响，接受了儒家的正统思想。我们知道，儒家思想中至关重要的就是“忠、孝、义”，王绩在隋朝做官认真自然是奉行了儒家的忠义思想。但是到了唐朝，王绩却一反从前，这就和唐朝的建立有关。

众所周知，唐朝的建立虽然是了暴虐的隋朝，但它的建立过程却并不是光彩的。宇文化及弑杀了隋炀帝后，各地起义军奋起，李渊率兵以镇压起义军为由最终拥兵自重，反隋建唐。尽管唐朝昌明鼎盛，但其建立过程实在是与儒家提倡的“忠”背道而驰。这就是王绩在唐朝做官不尽心的重要原因。试想，一个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前朝遗臣，如何能够忍受为这样一个不光彩的王朝呢？所以只能是“良酝三升，差可恋耳”了。后来酿酒的夫妇去世，王绩干脆辞官还乡，彻底离开官场了。

关于诗歌的最后一句，“采薇”自然是用典，可是用的是什么典却是有两种说法。一中说法是，“采薇”取自《诗经》中的诗句“陟彼南山，言采其薇，未见君子，我心伤悲”，这种说法的支持者自然认为，王绩在诗中托典想表达的就是自己政治上郁郁不得志，无法得到重用，“不见君子”的“伤悲”，这种说法貌似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我更支持第二种说法，即“采薇”引用的是伯夷叔齐隐居首阳山的典故。

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看一下伯夷叔齐隐居首阳山的原因。伯夷叔齐两个人为了既不违反礼制又不违反父命，便一起来到了周国，可是周国后来违反礼制进行伐商，因此伯夷叔齐便不食周粟，隐居首阳山终日以采薇充饥度日。由此可见，伯夷叔齐是非常讲求礼制，尊崇儒家的“忠、孝、义”的，所以说，王绩在《野望》中用此典也就更有说服力，因为王绩受的是正统儒家思想的影响，所以他对唐朝的态度自然就像伯夷叔齐对周国的态度一样的不屑，甚至不屑于做唐朝的官。

另外一方面，王绩恨的并不是怀才不遇，不见君子。无论是在隋朝还是在唐朝，王绩都被任官。在隋朝时是因为嗜酒而自动请辞，在唐朝的时候，也是因为酒的原因而辞官。可见，王绩是怀才有遇的，只不过是由于自身原因而隐逸的，这就否定了用典源自《诗经》的说法。

《渭川田家》这首诗作于王维在朝李林甫当政之时，李林甫排斥异己，国事日非。众所周知，王维的生涯一直是一种亦官亦隐的状态。由此可见，王维的人生一直是处于一种矛盾的状态，在官时谋隐，在隐时谋官。《渭川田家》即为王维在官时对当朝并不满意，看到田家的悠闲自适的生活、古朴浓郁的亲情乡情而萌发的归隐之心。

那亦官亦隐的王维到底是倾向于“官”还是倾向于“隐”呢？从诗歌上来看，王维还是倾向于“官”更多一些。大家都称王维是“诗佛”，不仅因为王维的名字是由维摩诘而来，也因为王维的诗中常常蕴含着禅意。佛要修行自己，还要普度众生，王维便也扮演着这样的角色，一方面，王维在辋川别业隐居，这是修行自我。另一方面，王维又对仕途有一些幻想。

《渭川田家》的最后一句，“即此羡闲逸，怅然吟式微”也同样是引用《诗经》中的典。“式微，式微，胡不归？”《邶风・式微》出自《诗经・国风・邶风》。原诗描写家人盼望服役在外的亲人回家的急切心情。由于《毛诗》将此诗解说成劝归，历代学《诗》者又都以毛说为主，所以“式微”一词竟逐渐衍成中国古典诗歌中的“归隐”意象，王维引用此典，是自己问自己“胡不归”，可见王维矛盾的心理。全诗以朴素的白描手法，写出了人与物皆有所归的景像，映衬出诗人的心情，抒发了诗人渴望有所归，羡慕平静悠闲的田园生活的心情，流露出诗人在官场的孤苦、郁闷。

从《野望》和《渭川田家》对比可以看出，王维的政治立场就没有王绩那样坚定，他留恋官场，缺乏王绩的那份说走就走的洒脱，在官场和隐居间不停地徘徊。但是从诗歌的艺术特色上来说，王维应该更胜王绩一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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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诗人王维的诗范文第5篇

施拉姆在评价大众传媒时说道：“现代的大众传媒除了它们扩散信息的距离和速度不同外，实际上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物。”确实，在对唐诗的传播渠道进行思考的时候，人们常常会吃惊地发现,唐诗的传播渠道是如此的多样。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的马承五副教授在《唐诗传播的文字形态与功能》<"一文中分析了文字在传播中的突出地位。他认为题写是唐诗传播的主要形态，发挥了显著的传播效应；对题写诗的评判，反映了唐人传播意识的成熟及诗歌创作价值取向。传抄具有流动性、互递性及长久性，是便捷的大众传播方式，“行卷”对唐诗传播产生r驱动力：在此，笔者不再赘述这几种传播的渠道。那么,唐诗还有哪些传播途径呢？唐诗就象是“随风潜人夜”的春雨，悄无声息地融人唐朝整个文化氛围中，并巧借音乐、舞蹈、绘画、书法、道教、佛教、儒术、唐传奇等种种渠道予以传播,显示了极强的生命力而这些传播渠道不但是信息的输送器，而且是信息的增殖器，以强盛的国力为依据，以朝气蓬勃的世俗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为主体，唐文化体现了一种无所畏惧、无所顾忌的“有容乃大”的文化气派，使音乐、舞蹈、书法等等的艺术门类达到了一个新高峰。如果说先秦时代曾经是百家争鸣的时代，唐代便是一个百花齐放的时代,音乐、舞蹈、绘画、雕刻、书法,无一不在向顶峰发展,以不同的表现形式鼓舞着生活,这必然带来了对于新鲜事物的敏感,丰富了人们想象的飞翔。

唐诗借音乐传播

唐代音乐是继隋代音乐的变革而发展起来的：以龟兹乐为主的燕乐继雅乐、清乐而兴,成为唐代音乐的主体。开元、天宝之际，嗜好音乐蔚然成风唐玄宗精通音乐，他整顿皇家音乐机构，使之成为一个庞大的音乐机构，促进了唐音乐的发展。

唐诗借音乐传播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唐人的诗集中，有不少《宫词》作品以及宫廷宴乐的歌词，多能人乐演唱。如《王昭君》就是诗人们常常写新词的题目.而且，唐代大部分绝句可以和着曲调歌唱，像王维的《送元二使安西》，义称《渭城曲》、《阳关叠>，李白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等都能人歌演唱明人谢榛说：“唐人歌诗，如唱曲子，可以协丝簧，谐音节3”_F_维曾借助音乐传播诗歌：他先以琵琶曲《郁轮抱》令公主高兴，又借机献上诗作，公主读后，大为赞赏F.维及第后,曾做过管理音乐的官一太乐丞其次,唐代的诗歌中，有很多描摹咅乐的诗歌，这些诗歌也随着音乐的传播而传播：如白居易的《琵琶行》、韩愈《听颖师弹琴》、李贺《李凭箜篌引》、杨巨源《雪中听筝》、李益《夜上受降城闻笛》等都是与音乐有关的诗篇。

第三，唐代诗人与乐工、歌者关系密切。在唐人的娱乐中，常常有歌舞演出，饮酒赏乐、听歌妓唱歌、抚琴已是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观后还要以诗歌来发表观后感。他们与歌妓、乐人的交往常常产生情谊,诗歌也记录了这份情感。元稹的“数十诗”曾由余杭一位善弹箜篌的歌女商玲嫌演唱便是一例。唐薛用弱《集异记>中记载了王昌龄、王之焕、高适同饮旗亭听唱打赌的故事，反映了唐诗借音乐传播的普及程度。（渭城曲》是文人士大夫聚宴时经常出演的曲目，唐人的诗中经常出现描绘听唱《阳关曲》的场面和感受，《渭城曲>在唐代几乎家喻户晓。

以下，以“唐乐府”绝句为典型，分析唐诗借音乐传播对唐诗音乐性的影响。

绝句与音乐关系密切。苏雪林在《唐诗概论》中写道唐诗在这时候所以发达与音乐实有拆不开的关系。”王士祯以宋洪迈《唐诗万首绝句》为本，另撰了一部《唐人万首绝句选》谓绝句为有唐三百年之乐府。我们读孟起《本事诗》中玄宗听唱李侨“山川满目泪沾衣”的故事，《集异记》旗亭画壁的故事，《松窗录》明皇坐沉香亭召李白作清平调命李龟年歌，而自吹玉笛倚其声的故事,及天宝乱后李龟年在湘中唱王维红豆生南国，秋风明月苦相思的故事，不能不信此说。后来的词还有绝句的痕迹，如瑞鹧鸪小秦王皆然。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唐初歌词多是五七言诗，初无长短句”，王灼《碧鸡漫志》“唐时古意亦未全丧，竹枝、浪淘沙、抛球乐、杨柳枝乃诗中绝句而定为歌曲。”林庚先生认为/建安以来诗曾经一度离开了歌的传统，这时(唐代)便又重新接近起来。若是对照賦是‘不歌而诵’的，那么賦的衰亡，岂不也正是歌的复兴的又一佐证吗?万首绝句的涌现因此成为诗坛上一个新的突破。

唐人歌唱的诗以绝句为主。绝句乃是最易于歌唱的。绝句来源于民歌，南北朝民歌中早已出现了大量的七言四句的诗体，但是诗人中却很少这类的写作，直到盛唐诗歌高潮的到来，绝句才一跃而为诗坛最活跃的表现形式。张若虚以《春江花月夜》一首，便誉满诗坛，正因为这首诗实际上乃是由九首绝句体接连而成的，所以特别新鲜活泼。《春江花月夜》属于南朝“吴声歌曲”,张若虚这首诗因此每四句便换一次韵，全诗—波未平,一波又起，仿佛旋律不断地涌现;从月出到月落，若断若续的组成一个抒情的长篇。而四句与四句之间，由于不断地换韵，就更自然地流露出它的跳跃性。跳跃性乃是诗歌语言的基本特征，只是有时隐约有时明显而巳。跳跃性的充沛自如，乃是一种诗歌语言完全成熟的表现，也是作品抒情性的丰富涌现。林庚先生认为“七古与绝句的形式如果统一起来看，那就是一个‘歌’的传统（即一般所称为的乐府），七古原就是隋唐以来风行的新歌行，绝句更是唐人随处都在口头歌唱的，中国古典诗歌的发展尽管不断的加工提高，却并不离开‘歌’的道路，它始终与歌是息息相通的，这正是中国诗歌优秀的特色。“绝句、七古、律诗都是唐诗高潮中的新生事物。绝句虽然短小’却是最富生命力的’它是最接近于歌的，最有别于散文的，最‘天然去雕饰’的。它的登上诗坛，意味着诗歌语言的完全成熟而归真返朴，是唐诗高潮中最鲜明的一颗明珠，最突出的一个标志。

音乐与诗歌抒情性是有密切关系的。《关雎序》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正义》诗是乐之心，乐为诗之声，故诗乐同其功也D”说明了音乐与诗歌的密切关系。钱钟书先生说声音出于人心之至真，人于人心之至深，直捷而不迂，亲切而无介”③说明了音乐传情达意的独特之处。

《乐府杂录》中曾说歌者，乐之声也。故丝不如竹，竹不如肉，肉居诸乐之上。”凝练的唐诗、优美的曲调、加上歌女的美妙演唱，岂能不产生强大的感染力?李龟年是唐玄宗时著名的歌唱家，李龟年所唱之曲很多都是王维的诗，例如《渭城曲》、《伊州歌》，当时的王公贵族，几乎没有人不知道他。所以，《伊州歌》几乎失名，而传为<李龟年所歌》。安史之乱后，李龟年流落江南，以卖唱度晚年，所唱的曲目不外是王维的诗，如“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擷，此物最相思'杜甫面对落难的故人，写下了辛酸的《江南逢李龟年》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唐诗融入了歌者的生活，歌者也成为唐诗的传播者。总之，通过音乐传播诗歌有很多益处。它不但扩大了诗歌的受众，而且这种口唱心传的文学促进了语言风格和审美理论的发展。此外,它善于从民歌中汲取养料，强化了诗歌的抒情性，获得了深厚的群众基础。

唐代借舞蹈传播

唐代的舞蹈高度发达，几乎遍及社会各个阶层,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在宫廷中,善舞者不乏其人。如贵妃杨玉环通音律、善歌舞,尤精于《霓裳衣舞》和《胡旋舞》,白居易在《胡旋女》中写到“中有太真外禄山,二人最道能胡旋。”据白居易在序中说,胡旋舞是从西域的一个小国传来的。武则天曾“自制神宫乐，用舞者九百人”。在文人士大夫生活中，歌舞更是重要内容,既有交际性的舞蹈，（唐人称打令），又有自娱性舞蹈,而这种舞蹈常与酒、诗联系在一起。张说《醉中作》;“醉后乐无极,弥胜未醉时。动容皆是舞,出语总成诗”；白居易《与诸客空腹饮》“醉后歌尤易，狂来舞不难”，李白“三杯拂剑舞秋月，忽然高咏涕泗连”，《玉壶吟》:“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乱”等诗句。当然,还有观赏性的舞蹈,唐代盛行夜宴，亲朋相聚,秉烛观舞,常常通宵达旦。如宋之问《广州朱长史座观妓》:“歌舞须连夜,神仙莫放归。”孟浩然《宴崔明府宅夜观妓》:‘画堂观妙妓，长夜正留宾。’崔备《奉陪武相公西亭夜宴郎中》尘随歌扇起,雪逐舞衣回。”等诗句。杜甫的名作,《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诗风也宛如雄武健美的舞蹈,表现出相似的矫捷奔放的气势。在唐代，诗人们不仅创作了大量的乐舞诗，白居易、薛能等诗人还亲自创制或改编舞蹈，白居易甚至参_教习舞蹈。他在《霓裳羽衣歌》中说：“若求国色始翻转，但恐人间废此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