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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与环境的亲缘性存在

发布时间:2013/5/24 10:02:40   阅读:

一、气候失律人为论

重建人与宇观环境之间的生境关系,首先必须达成这样一种全球性共识,即在当代人类进程中,气候失律以及由此造成的当代灾疫之难,融进了更多的人为因素:“生态危机是文明社会对自己的伤害,它不是上帝、众神或大自然的责任,而是人类决策和工业胜利造成的结果,是出于发展和控制文明社会的需求。”[1]43所以,“在现代,灭绝人类生存的不是天灾,而是人灾,这已经是昭然的事实。不,毋宁说科学能够发挥的力量变得如此巨大,以至不可能有不包含人灾因素的天灾”[2]37-38。在当代进程中,频频爆发的日益全球化和日常生活化的灾疫之难,直接地源于气候失律[3]7-9,气候失律的最终之因是人类的地球活动,所以气候伦理研究必须论证与确立的第一个基本理念,就是气候失律人为论。气候失律人为论理念是建立在如下互为推动的双重事实基础上的:首先,在当代进程中,任何形式的灾疫之难,都与人类活动及其逾度的作为相关,并且都融进了人类既有目的又盲目地征服、改造自然的强力意志和对地球世界的掠夺性作为力量。换句话讲,当代灾疫之难是人类征服和改造自然的强力促使自然向他进行报复的结果:“人取得的每一次胜利,都会遭到自然的报复。”[4]518马克思的概括异常精辟,因为人类改造自然、掠夺地球资源的基本方式的“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行为来中介(vermitteln),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代谢的过程”[5]P201-202。这一过程“一方面聚集着社会的历史动力,另一方面又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代谢。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壤成分不能回归土地,从而破坏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而且同时还破坏城市工人的身体健康和农村劳动者的精神生活”[5]552。频频爆发的、日益全球化和日常生活化的灾疫之难,构成其典型表达式。其次,人类改造自然、掠夺地球资源的努力历史与现实作为,一方面导致了地面性质的改变———比如森林的隐退,草原的退化,江河的枯竭,土地的贫瘠,污染的社会化,海洋的富氧化、冰川的消融和缩小,形成了大气环流的逆生态化,太阳辐射的增强,臭氧空洞的出现与扩展———这诸多因素的层累与整合,最终形成强大的不可逆力量,推动气候发生突变,形成持续敞开的和不断恶化的失律状况。气候失律构成最强劲的破坏力量,导演出首尾相连的、暴虐无序的当代灾疫,并由此引发出不断强化的世界风险和全球生态危机。另一方面,日益全球化和日常生活化的当代灾疫,又反过来构成一种不可遏制的突变力量,推动气候全面失律和进一步暴虐化。概论之,人类改造自然、掠夺地球资源的活动所形成的负面效应层层累积达到某种临界点,然后以突变的方式导致气候失律,气候失律推动灾疫失律;由于人类改造自然、掠夺地球资源的活动没有停止,没有弱化,而是在广度和深度两个方面不断强化,所以失律的灾疫又反过来加速推动气候进一步失律。这就是气候失律人为论的双重推力。基于对如上双重事实的正视与反思,提炼出“气候失律人为论”理念,并以此作为重建当代生存认知的启蒙内容,去寻求一种全球性共识,改变人类生活的成见,以形成一种更符合宇宙律令、自然法则、生命原理和人性要求的生存观念:在人类力量已经达到可以改变自然状貌、地质结构以及地球生态链条的当代社会,气候失律始终与人力相关,并且人类对地球的逾度作为,才是造成气候失律的根本性动力。面对以灾疫为催化剂的世界风险和全球生态危机,重建地球生境和人类安全的唯一正确出路,就是人类必须在达成“气候失律人为论”这一共识基础上,重建实践理性,学会生存反思,自觉检讨片面的物质幸福论、单纯的经济增长论和片面的改造论,为了存在,为了生存,人类必须学会在一种共识框架下,废除傲慢的物质霸权主义行动纲领和绝对经济技术理性行动原则,中止以经济增长为目标的可持续发展模式,用行动去重建天(宇宙)、地(地球)、人(人类)的共生循环链条,以重新实现“人、社会、地球生命、自然”的共在互存、共生互生。

二、人与环境的亲缘性存在

客观论之,人类对地球的无度作为推动气候失律,气候失律引发灾疫失律,这一连锁反应进程自有其思想的动力。这即是近代以来所形成人的唯主体论和唯目的论思想,这种思想在古希腊普罗泰戈拉那里就得到最初的表述,后来经历古希腊和中世纪这一漫长的历史发酵而进入近代,再经过弗兰西斯•培根、霍布斯、笛卡儿、牛顿等人的努力,最后在康德那里获得了哲学的定格,这就是人是自己的目的,因而人为自己立法,人也为自然立法。人的唯目的论思想,形成了人的立法论思想,这两种思想的实践表达,就是二元分离的认知模式和行动模式。这种二元分离的认知模式首先把人与自然界划分开来,使自然与人之间仅获得一种以使用价值为基本诉求和绝对准则的外部关系。在这种二元分离的认知模式的规范下,最终形成一种二元分离的行动模式。这种二元分离的认知模式和行动模式由牛顿、洛克和亚当•斯密分别推向科学、社会政治和经济领域,实现了对近代以来的人类的实践指导智慧和方法。这种实践指导智慧和方法表现在科学领域,就是机械论世界观;表现在政治领域就是“政府的神圣职责就是给予人民运用他们所获得的征服自然的能力去创造财富的自由”,所以,政治的全部努力就是“必须把人们有效地从自然的束缚下解放出来”,因为“对自然的否定,就是通向幸福之路”[6]21;表现在经济领域,就是傲慢的物质霸权主义行动纲领和绝对的经济技术理性行动原则。客观地看,大机器工业社会、市场经济、以及在技术化生存的今天所表现出来的各种形态的社会发展观,包括以经济增长为核心内容的可持续发展观,都是建立在这一二元分离的认知模式和行动模式基础上的。由弗兰西斯•培根、霍布斯、笛卡儿、牛顿、洛克、亚当•斯密、康德等人创建起来的人类目的论和立法论思想,以及发挥这一思想的二元分离的认知模式和行动模式,之所以能够得以建立并发挥全方位的引导功能,是在于人类为了物质性生存而本能地淡漠以至最后遗忘了“人是世界性存在者”[7]244-270这一存在事实,遗忘了人与环境的亲缘性存在,更在于近代以来人类对思想和精神的探索过分地关注现实的、功利的、实践的方面,而片面地追求立竿见影的效应智慧和方法,从根本上忽视———以至于后来形成自觉地排斥人与世界、人与环境的亲缘性存在关系。人类思想和精神探索的这一偏激、片面倾向,以抛弃本体论、形而上学、宏大叙事而追求细节正误、局部实证、实验分析为合法性方式,以放弃引导现实而迎合现实政治、经济的需要为根本准则。这种合法性的方式和根本准则,才是今天人类无可逃避地承受由气候失律所导致的各种生态灾疫、环境灾疫的最终根源。反思这种根源,并力求最终消解近代以来所形成的这种合法性的精神探索方式和根本的思想准则,从根本上改变这种二元分离的认知模式和行动模式,这是恢复失律的气候的前提性条件。但实现这一前提性条件的前提,却是思想、认知及其行动方式的重建。这种重建的首要任务,就是恢复失律的气候,重建人与环境的亲缘关系。

本文所讲的“环境”是指人赖以存在和生存的一切条件的总和。人与环境的亲缘关系,是指人与其赖以存在和生存的一切条件之间所形成的血缘关联,这种血缘关联具体表述为人与宇宙、人与地球、人与生物世界的生命之间的本原性关系,这种本原性关系是自然宇宙的伟力(亦可简称为自然力)在自创生中实现他创生时,赋予给它所创造的每一种存在方式、每一种生命形态的内在性质、存在本质、关联方式。人与环境的亲缘关系是人与宇宙、人与地球、人与生物世界的所有生命之间的本原性关系。这种本原性关系揭示了一个存在法则:在这个充盈生命的世界里,人与他者(无论是作为宇观的宇宙还是作为个体的事物)所建立起来的关联性始终是内在的,并且原本是内在的,是每种存在、每个生命诞生本身就已经形成的,所以它来源于存在本身,来源于生命的内部,构成生命得以创造世界并在世界中存在的根源。从这个角度看,无论是宇宙、地球、生物世界的生命之于人,还是人之于宇宙、地球和生物世界的生命,其最真实的和最根本的价值,不是其使用价值,而是他们各自的存在价值和其存在敞开生存的生成论价值。以此审视人类自身,人并不具有主宰世界的权力,虽然他可能具有主宰世界的能力或想望及野心。因为人原本且最终是世界的一分子,并且人原本且最终必与他者构成亲缘性存在关系。人与他者所构成的这种亲缘性存在关系的最终表述,就是人是世界性存在者。人作为世界性存在者,他既是世界的浓缩形式,也是世界的敞开方式。世界因为人而得到敞开,人因为世界而获得一种照亮性的生存和存在。人与宇宙、人与地球、人与生物世界的生命之间既共在互存,又共生互生。人与世界共在互存、共生互生的内生力,才是人与环境(即人与宇宙、地球、生命)的本原性亲缘关系生成的最终动力。所以,重建人与环境的亲缘性关系,就是恢复和重建人与环境之间的生境关系。重建人与环境之间的本原性亲缘关系,这是人类得以实践理性方式展开国际合作、协作减排、自觉于低碳生活的根本前提,亦是人类得以重建可持续生存式发展方式、开辟生境文明道路的内动力。然而,要重建人与环境的本原性亲缘关系,必须重建“人是世界性存在者”这一认知论视野,必须重建“自然为人立法,人为自然护法”[7]28-30这一存在论思想和生存论信念,这是我们努力于自我节制、限度生存、中止掠夺、重建生境气候、重建生态家园和生境文明的最终思维基础和认知依据。

三、生态逻辑法则

近代科学革命和哲学革命以来,人类所发动加速敞开的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进程,导致了人与环境关系的断裂,气候失律是其断裂的宇观表达;灾疫失律,是其断裂的具体表达。换言之,气候失律和灾疫失律,是近代以来加速发展的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进程的积极成果之一。近代以来不断加速的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进程创造出了两个成果,一个成果是今天仍在膨胀的工业文明,一个成果就是气候失律和灾疫失律。对人类本身来讲,前者是呈正价值取向的积极成果,因为它是人类所期望的;后者却是呈负价值取向的积极成果,因为它是人类所不愿意看到的。然而,对于人类自身来讲,无论是其正价值成果还是负价值成果,都融进了人类特有的思想智慧,即人的唯主体论、唯目的论和人的立法论思想。如前所述,以康德为代言人的唯人本论哲学,即以人为唯一目的和“人为自己立法,人也为自然立法”的绝对主体论哲学,奠定了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思想基础。这一思想基础从两个方面指导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如脱缰的野马狂奔向前,不可停止。这就是二元分离的认知模式和集权专制的行动模式。在“气候失律人为论”和“人与环境的亲缘性存在”这两节,我们简要地分析了这种二元分离的认知模式与气候失律、灾疫失律之间的动态关联。此节我们简要考察集权专制的行动模式如何构成了气候失律和灾疫失律的根本原因。从实践操作的行动层面讲,当代社会的气候失律和灾疫失律,最终不过是现代人类集权专制的行动模式得以全面实施的副产物。在人们的习惯性认知世界,“集权”和“专制”这类概念仅用来指涉和评价人类社会生活及其行为,而不涉及到自然社会。但人类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迈进的进程中,集权专制行动模式却在人类社会和自然社会两个领域得到全面施展,获得淋漓尽致的发挥。在人类社会里,集权专制总是伴随着文明的上升而引发人们的本能性抵制,因而,在现代文明的道路上,集权专制遭受全面的限制,并逐渐踏上了自我弱化、自我解体、自我消亡的道路。与此相反,集权专制行动模式却在自然社会里得到最充分的发挥,改造自然、征服地球、掠夺物理资源,构成其集中表现。推动人类在自然世界里淋漓尽致地发挥集权专制行动模式的根本动力,是人类那傲慢的物质霸权主义思想和绝对的经济技术理性原则,其根本目的,是实现不断上升的物质幸福论,因而,人类对自然世界的集权专制,集中表现为片面追求经济增长而不遗余力地改造自然、征服地球、掠夺资源,其最终结果是导致气候失律和灾疫失律。

进一步看,人类集权专制的行动模式及其连绵展开所形成的改造自然、征服地球、掠夺资源,释放出一种强大的张扬人定胜天的自身逻辑,这就是观念逻辑。所以从根本上讲,气候失律及其所导致的灾疫失律,都是人类自造的观念逻辑的产物。观念逻辑是人类认知的特产,它构成人类特殊的精神方式。具体地讲,所谓观念逻辑,是指人从观念出发———亦可以说是人类按照自己的思维方式而创造出来的逻辑,它的具体形态包括形式逻辑、辩证逻辑和数理逻辑。由于观念逻辑是人的产物,所以它必须以服务于人为目的。观念逻辑构建的主体是人,是人基于自身的需要而以某种假设为前提而构建起来的逻辑。但是,在人类世界里,任何假设性的前提都是需要证明的,然而人造的任何形式的观念逻辑,都是以其所假设的前提为逻辑展开的最终依据的,所以,人造的观念逻辑始终具有不确定性和待确定的主观性,这种不确定性和待确定的主观性,往往易于导致其认知的虚假性。比如形式逻辑即三段论,总是预设一个大前提,并且人们在预设其大前提时,总是要以全称判断的方式进行。例如,“所有的天鹅都是白的,洞庭湖里出现了天鹅,所以洞庭湖里的天鹅一定是白的”、“凡人都是要死的,张三是人,所以张三必定是要死的”等等三段论中的大前提是需要证明的。因为我们根本不可能绝对自信地由“所有的天鹅都是白的”这样一个假设的前提而推出洞庭湖的天鹅都是“白”的这样一个结论,我们更不能将“凡人都是要死的”中的类意义上的“人”与张三这一个具体的“人”之间强行赋予逻辑推论关系,因为作为类意义上的“人”是根本不存在要“死”或必“死”的问题。又比如,辩证逻辑在指向对世界的本原性问题的思考时,往往会将其大前提假设为“有”,例如,精神辩证法所假设的大前提是“精神”,唯物辩证法所假设的大前提是“物质”。人们一般认为,唯物辩证法比精神辩证法要先进和正确,但这只是在思维认知的表层,而在其深层次的认知维度上,无论是“精神”或“物质”,都属于“有”的范畴。而我们何以认为作为“有”的形态“精神”或者“物质”这个大前提就一定是绝对正确的呢?所以,作为辩证法的大前提“有”,无论是以哪种具体的形态出现,都是需要证明的。当我们意欲于去证明所预设的大前提时,就会面临最终意义上认知困境。为了解决这一认知困境,我们想到了纯粹抽象的数学和数学方法,于是发展出数理逻辑,并使其获得迅速的发展。数理逻辑是运用人工语言来解决人类认知过程中其思维工具———即形式逻辑和辩证法逻辑所面临的无消解的困境,为解决观念逻辑自身的内在困境,而运用人工语言来代替自然语言,以使达到表意单纯、明朗、精确,这在抽象的观念层面是完全可以做到,但当将这种抽象的观念回返于实实在在的生活世界,数理逻辑同样不能解决形式逻辑和辩证逻辑所存在固有的内在认知困境问题。观念逻辑之所以在指向生活世界时会生发出认知方面的内在困境,是因为观念逻辑始终是人的意愿的产物。比如,近代科学革命和哲学革命所合谋创建起来的机械论世界观和二元分离的认知模式,恰恰构成了工业文明的认知基石,然而构建这一认知基石的逻辑前提,却是“自然没有生命”,并且它对人类只有使用价值。因而,人类为了自己的意愿性存在和需要,可以否定自然,这合规律的,也是合人的法则的。这就是康德的人为自己立法,人也为自然立法的逻辑大前提,这也是洛克的“对自然的否定,就是通向幸福之路”的逻辑大前提,这更是人类肆意改造和征服自然、创建工业文明的逻辑大前提。但当我们经历300余年的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建设而走到今天,面对无处不在的世界风险和全球生态危机,不得不发现,不断恶化的气候失律和灾疫失律,毁灭了工业文明的幸福美梦。

追溯根源,问题最终出在创建大工业文明的逻辑大前提上,因为从根本上讲,自然是有生命的,并且自然是一切物种生命和所有个体生命的本源生命。否定自然的生命性,最终是否定人类的幸福之路。由此可以看出,要恢复失律的气候,根治灾疫,重建生境,必须清算观念逻辑,重建生态逻辑。所谓生态逻辑,是指事物按其自身本性而敞开存在的逻辑。生态逻辑的宏观表达,就是宇宙和地球遵循其自身律令而运行,自然按照自身的法则而生变,地球生物圈中的物种是按照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法则而生生不息。生态逻辑的微观表达,就是任何具体的事物、所有的个体生命、一切具体的存在,均按照自己的本性或者内在规定性展开生存,谋求存在。比如平澹而盈、卑下而居则是水的本性,水总是按照其自身的这一本性而流动不息,生生不已;起于地平线而直耸云霄,这是高山的本性。“让高山低头,叫河水让路”,这是违背水和山的生态逻辑,并使水和山丧失自身本性的人力表现。日月运行有时,寒暑交替有序,这亦是日月、寒暑按其自身本性而运作的呈现,反之,当日月运行无时,寒暑交替无序时,这就是它们丧失自身本性、并违背自身之生态逻辑的体现。生态逻辑与观念逻辑有其根本的不同;首先,观念逻辑是人为逻辑,而生态逻辑是宇宙逻辑、地球逻辑、自然逻辑、事物逻辑、生命逻辑、人性逻辑;其次,观念逻辑是以对观念的假设为前提,生态逻辑却是以实际的存在事实为准则,即任何形态呈示的生态逻辑,都是以其事实本身的存在为前提,任何观念假设都与生态逻辑无关联性。其三,观念逻辑张扬的是人力意志,追求人按照自己的主观意愿或强力意志而设定的目的;生态逻辑敞开的是事物的本性,存在的本性,具体地讲,生态逻辑敞开的是宇宙本性、地球本性、生命本性,张扬的是宇宙律令、自然法则、生命原理、人性要求,体现其无目的的合目的性。概论之,生态逻辑就是宇宙、自然、生命、事物的本性逻辑,更具体地讲,生态逻辑就是宇宙律令、自然法则、生命原理、人性要求的生态整合所形成的逻辑。在存在世界里,人类遵循生态逻辑,就是尊重事实本身,就是尊重事物的本性、生命的本性、自然的本性、宇宙的本性,使它们在各自成为自己的同时尊重对方、并促成对方成为自己。也可以说,生态逻辑就是事物与事物、生命与生命、个体与整体等等之间的共在互存、共生互生逻辑,就是宇宙、地球、人类之间的共在互存、共生互生逻辑,就是“人与天调,然后天地之美生”(《管子•五行》)的逻辑。

四、限度生存

运用生态整体的方法来审查气候失律和灾疫失律,最终不过是人类无度地改造自然、掠夺地球资源所造成的恶果。从根本上讲,人类无限地改造自然、掠夺地球资源的激情与行动,最终来源于一种无限度论思想的激励。客观论,人的唯目的论和人为自然立法的绝对主体论哲学,在本质上是一种无限度论哲学。这种无限度论哲学将人自己视为世界的主宰,将自己之外的整个世界视为是为自己所用的世界。无限度论哲学强调两个方面,一是人类潜力无限和人类创造力无限,正是这种无限论观念和思想,构成了人定胜天的主体条件,亦成为人类追求幸福无限的主体性认知依据。二是自然无限和宇宙无限,这种无限度观念和思想构成了资源无限论、财富无限论的最终依据,亦是人类为自己追求和实现幸福无限设定了最终源泉。因为无限度论哲学让人类坚信,人作为万物的尺度和自然世界的立法者,他拥有创造幸福、获得幸福和享受幸福的绝对权利,无论幸福论构成了无限度论哲学的人本目的。人为要把拥有、获得和享受无限幸福的权利变成生活的现实,必须同时具备两个条件,即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这两个条件均由近代革命和哲学革命为之具备:因为,近代哲学革命重新发现了人自己:人是拥有无限潜能的个体生命,对任何人来讲,只要他愿意于将自己的潜能释放出来,就会创造出源源不断的生存幸福来。与此同时,近代科学革命重新发现了自然:自然世界具有无限性,这种无限性首先展现为资源无限,因而,只要人类愿意以其自身潜能为武器而开发无限的自然世界,就会创造出无限的物质财富,实现无限的物质幸福。由此不难看出,无论是从主体方面讲还是从客观方面讲,无限论哲学都是建立在主观假设的观念基础上的,而近代科学革命和哲学革命发现人和自然所形成的观念,就是最实在地展现了这种假设。无限论哲学的这种假设观念,并不是一个需要证明的问题,而是它从根本上违背了事物、自然、世界的有限性这一存在事实,因为任何事物都是个体性的事物,事物的个体性本身就决定了事物的边限,即此一事物与彼一事物的界限性;当然,自然、世界是整体的,但作为整体的自然、世界,却是由一个又一个个体性的事物和一个又一种个体性的生命、个体性的物种所组成,自然、世界的这种构成性本身,就决定了自然、世界是有限度的,有边界的。换言之,无论是作为个体的事物、生命以及其他存在形式,还是作为整体的自然和世界,它们各自的存在始终是有限度的,他们各自永远都是属于自己的有限存在者,根本不可能具有无限性,人的存在、人的潜能、人的能力亦是如此。将事物、自然、世界赋予无限性,这是人类主观意愿上的狂想,当人类将这种主观意愿上的狂想症释放为一种行动,去开辟和构筑无限度地改变自然、掠夺地球资源,征服世界的历史进程,必然会播种下气候失律的恶果,层累起绵绵不绝的灾疫之难。面对这种境况,气候伦理研究要得以正确地展开,必须无情地抛弃这种无限度论哲学,从根本上消解观念逻辑对人类的指控,恢复生态逻辑对人类生活的引导,这需要气候伦理研究本身去担当起一种责任,即唤醒人类为自然、生命、事物担当生态责任而学会限度生存。

为担当生态责任而学会限度生存,首先需要具备一种全方位的限度意识:世界是实然存在的世界,任何实然存在都是有限度的,都要接受数量、质量、时空、空间等方面的规定性。世界存在的有限性,决定了地球的有限性,也决定了事物的有限性,更决定了地球生命存在的有限性,当然更包括地球资源、生命资源的有限性。因为,有限性是世界、地球、事物、生命的本原性存在事实。具备限度意识,其实就是对世界、地球、事物、生命的本原性存在事实的尊重。正是这种尊重,才使我们人与世界建立起动态协调的生境关系。也正是通过对这种动态协调的生境关系的重建,我们才可能真正恢复失律的气候,根治灾疫,实现生态幸福。其次,为担当生态责任而学会限度生存,就是自觉培育起一种限度生存的品质、精神和能力。其根本前提就是必须全面确立起“自然为人立法”的存在论思想,努力促进人“人为自然护法”[7]28-30,并以此为导向,学会尊重宇宙律令、尊重自然法则、尊重生命原理、尊重普遍的人性要求,然后在此基础上学会自我限制、自我节制。因为从根本上讲,限度生存就是有限制、有节制地生存,就是不伤害他者地生存,就是与自然宇宙、生命世界中所有物种生命共在互存和共生互生。其三,为担当生态责任而学会限度生存,必须重新学会承认、敬畏和尊重,因为自然宇宙、地球世界不仅是生命的存在体,而且更是创造生命的存在体。自然宇宙和地球世界的生命化存在事实,要求我们必须学会承认,即承认自然宇宙、地球世界及其生存于中的所有事物、一切生物物种、全部生命拥有其存在神韵和生的灵性;自然宇宙和地球世界的生命化存在事实,要求我们必须学会敬畏,即敬畏宇宙律令、自然法则、生命原理,当然还包括人性要求本身;自然宇宙和地球世界的生命化存在事实,更要求我们必须学会尊重,即学会尊重自然、生命、事物还有人,尊重它们在生态整体框架下生生不息地存在和生存。从本质上讲,学会限度生存,就是学会遵循人与宇观环境协调的整体原则,万物平等的物道原则,地球、生命、人互为照顾的持续再生原则[8]16-18。

五、生境利益

根据人与环境的亲缘性存在关系要求,遵循生态逻辑法则,学会限度生存,这是恢复失律的气候、根治灾疫、重建世界生境和人类生境的基本认知进路。然后,恢复失律的气候、根治灾疫、重建世界生境和人类生境的这一基本认知进路,要获得生存行动上的全面落实,即要使国际协作减排、构建低碳生活成为一种全球性的和全方位的生存自救运动,需要重建一种全新的利益谋求及其取舍机制,即生境利益机制。因为,世界是一个利益化的世界,人类是利益化的人类,人的存在和生存同样是利益化的,利益构成了人类生存的根本动力。恢复失律的气候,根治灾疫,重建世界生境和人类生境,不可能忽视利益,更不可能抛开利益,它仍然必须以利益为启动力。然而,人类要重新恢复失律的气候、根治灾疫,重建世界和人类生境,绝不可能如过去那样只单一、片面地追求物质利益以满足不断增长的物欲,必须抛弃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进程中所宣扬的这种物质利益观,而重建一种生境利益观,追求生态整体意义上的生境利益。什么是生境利益?要理解它,首先需要了解“生境”这个概念。所谓生境,就是指环境生态的生生不息化。客观论之,环境并不是一个静止的、僵化的状态,而是一个动态变化、生成不息的状态,所以环境是生态性的。但环境的生态性在事实上蕴含着两种可能性朝向,即自我萎缩、自我弱化、自我死亡的朝向或自我刚健活泼、自我强健新生的朝向。环境生态的生境化,是指环境的生态取向是朝向自我刚健活泼、自我强健新生并朝着生不息的方向敞开自身的状态及其进程。生境所指涉的范围,包括以为宇宙以及气候运行为实体形态的宇观环境生态、以地球以及地球生物圈为实体形态的宏观环境,以人类存在为实体形态的中观念环境生态和以个体与个体或个体与群体之实际关系为实体形态的微观环境生态。生境利益,就是指如上四个维度的环境生态要获得生生不息的朝向,必须一种利益的滋润。这种能够滋润宇宙环境生态、气候环境生态、地球环境生态、人类环境生态以及人与人、人与群体之间的环境生态,使其获得生生不息的朝向与自生力的利益,只能是生境利益。所谓生境利益,就是使世界上的一切存在者、所有生命都能够在相向的互动进程中获得生生不息的利益,或者,凡是能够在事实上推动或促进宇宙、气候、地球、地球生命、人共在互存、共生互生的利益,就是生境利益。通俗地讲,生境利益是指能够促其生并生生不息的利益,它可具体表述为如下三个方面的具体内涵。首先,生境利益不是个体性的利益,也不是指群体性的利益,而是指生境关系化的利益,这种生境关系化的利益,当然包括了构筑这种生境关系的个体或群体的利益,但它决不仅仅是个体与群体单方面的利益,而是构筑这一实际存在关系或生存关系的双方共享的利益。比如,在人与地球之间所形成的环境关系中,人追求其任何形式或任何内容的利益,都必须考虑地球环境本身的利益,即人在谋取自身利益的过程中,是否损害了地球环境的利益,是否同时也赋予了或创造出了地球环境的利益,即使地球环境生态获得生生化的利益。所以其二,生境利益是一种现实的生态关系中使双方利益生殖的利益,即使实际生存关系缔结的双方都能获得生生不息的存在朝向和生存动力的利益,就是生境利益。其三,生境利益既是一种谋取的利益,也是一种给予的利益,或者说它是一种谋取与给予同时生成、同时展开的利益形态。比如,采取国际协作减排这样一种生存行动,无论是何方———比如A企业实施协作减排,它的减排行动为其所在的地区以及整个国家低碳化做出了一份实际的贡献,付出了利益,或者说使其所在的地区及其国家获得了低碳利益,它亦必须同时谋取应该谋取的利益,这就是它必须依法而获得实施减排所应该获得的经济补偿,这种经济上的补偿来源于“谁排放谁付费”,具体地补偿方式就是税收的减免或政策的补贴。同样,国家与国家之间也是如此,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协作减排所形成的生境利益,由两个方面的内容构成,一是现实层面的内容,即在现实层面上,必须根据“谁排放谁付费”和“谁减排谁受益”的原则,减排者享受国际税收减免或国际政策补贴。二是历史层面的内容,即当一个国家在过去的发展历程中实施了超量的温室气体排放,其排放者仍然要根据“谁排放谁付费”和“谁减排谁受益”的原则,在过去的发展历史进程中凡是产生了超量温室气体排放的国家,必须为其支付排放费用,以作为现实国际减排的跨国经济补偿。全球性的国际协作减排的问题,实质上是重建一个生境利益分配机制的问题。并且,只有当建立起这样的生境利益机制,才可真正推行和实施全球化的国际协作减排;唯有当全球化的国际协作减排付诸实施,恢复失律的气候、根治灾疫、重建世界和人类生境,才可变成现实。

作者:唐代兴单位: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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