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黑暗的罪恶工厂

工业革命可被定义为由于技术革新推动的增长的突然加速导致一系列的经济、社会和生态变化的过程。它的基本特征是：工厂系统的大规模增长，雇用劳动需求的扩张，对大机器制造的越发依赖和现代工业化城市的涌现———而英国城市曼彻斯特率先成为了工业化城市的象征。对那些见证了大生产时代出现的人们来说，这是个巨大的反差，一方面是这个体制创造的巨大财富，另一方面却是环境状况恶化最严重的冲击。著名的法国社会分析家亚历克西斯•德•托克维尔1835年在关于曼彻斯特的描述中写道，“通过这条污浊的排水管，人类工业的最伟大的溪流涓涓而出滋润着整个世界。肮脏的下水道淌出了纯金溪流。在这里人性得到了最完全的升华和堕落，在这里文明创造了奇迹但是文明人却几乎堕落成了野蛮人。”处在工业革命中心的是纺织工业。英国的纺织工业最初是由海外贸易发展而来的，东印度公司通过海外贸易从印度进口原材料和大量的成品印花布。可是，不久英国的毛纺工业成功地禁止了对印度印花布的进口，给了英国原本没有竞争力的棉纺制造商一个发展的机会。此举促进了英国国内棉纺商品市场的快速发展，虽然不久以后在英国的殖民地和海外属地也发现了这样重要的高速发展的棉纺商品市场。因此，殖民主义将英国的棉纺工业推向了海外并且掌握了让英国通过工业革命实现扩张的钥匙。18世纪英国棉纺工业增长最快的地方位于主要的殖民贸易港口，像布里斯托尔、格拉斯哥，特别是利物浦这一奴隶贸易的中枢。这不是巧合：在整个工业革命的第一阶段（直到1840年），“奴隶贸易和棉纺贸易交相辉映，”正如著名的历史学家艾瑞克•霍布斯鲍姆谈到。在工业起飞之前,兰开夏大部分的棉纺品都出口到非洲市场，在那里交换奴隶，或者出口到美洲，那儿的西印第安部落的苏麻种植者购买了数量巨大的棉纺品。到1790年代的时候，贪得无厌的英国棉纺工厂对美国南部奴隶主种植园的棉花原料需求飞快增长。从1750到1769年之间，英国棉纺产品的出口增长了十倍多。大多数的产品都出口到殖民和半殖民地区。在1840年，欧洲消费了200，000，000码的英国出口布匹，而在美国以外的美洲地区，亚洲，非洲则消费了529，000，000码的英国布匹。在拿破仑战争的初期，拉丁美洲成了英国经济上的附属地，到1840年，虽然很贫穷，它还是吸收了相当于1.5倍欧洲消费量的英国纺织品。印度，一直是个传统的棉纺品制造和出口者，却在英国的殖民统治下丧失了工业化生产的能力。在1820年，印度次大陆消费了11，000，000码的英国棉纺品，到1840年这个数字增长到了145，000，000码。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指出，“劳动分工”“，取决于市场的范围”。棉纺市场的国际化开端这样一个事实意味着经济扩张的前景是巨大的，使在车间内部的专业化和工作分工方面的迅速改变成为可能。这导致了由大机器生产的现代工厂的出现，并且直到19世纪中叶，现代工业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棉纺工业的代名词。棉纺制造业促进了城市化，英国城市曼彻斯特发生的一切只是其它城市的一个极端例子。在1760至1830年间，这个城市的人口增长了10倍，从17，000增加到180，000，代表性的景观是城市拥有数以百计的5—6层的工厂，每个工厂的旁边都矗立着一个高耸的烟囱，喷着黑乎乎的煤蒸汽。在《艰难时世》（1854年）一书中，查尔斯•狄更斯如下描述了他想象中的焦煤城：这是一个红砖砌成的小城，或者应该说如果没有烟灰笼罩的话它本应该是红色的……。这是一个充满着机器和高耸的烟囱的城市，城市之外永远笼罩着无尽的恶毒的烟灰，永不会开散。城市中有一条黑色的运河，流淌着紫色的难闻的染料。还有那么多毒瘤一样的建筑物，满墙的窗户内整天地响着咔嗒咔嗒震动的声音，蒸汽发动机的活塞单调地上下运动着，就像一头患了忧郁症而发狂的大象的脑袋。狄更斯描写了斯蒂芬•布莱克普尔，这个《艰难时世》中工人阶级的主角，生活“在那个可怕的城堡中最核心的要塞中，在那里自然界的新鲜空气被顽强地阻隔在外面，就像致命的气体和煤气被顽强地阻隔在里面一样。”工人的劳动条件是非常恶劣的。“在曼彻斯特附近的一个工厂中，纺纱工人不得不一天在80到84度高温下劳动14个小时而不允许派人去取水喝。”这样极端残酷的剥削，根源于资本主义制度对资本利润增长的渴求，导致了工人严重的身体不健康和畸形，这是资本主义工厂劳动最显著的后果。很多妇女和儿童在工业革命中被工厂雇佣，因为他们可以被支付比成年男性更少的工资。事实上，在这个苦心经营的劳动分工原则下，19世纪早期的管理理论家查尔斯•巴贝奇解释道，在工作被分成不同任务的后面是期望个人的工作程序的简化，因此更便宜的劳工（巴贝奇举了妇女和儿童的例子）能够代替价格相对昂贵的劳工。用童工代替成年劳工无论在什么地方都是特别经济的，因为童工只需要成年劳工三分之一有时甚至是六分之一的工资。正如著名的研究工业革命的历史学家保罗•蒙托所报道的那样，“兰开夏第一批的工厂充满了儿童。罗伯特•皮尔爵士曾经一次拥有超过1000名的童工在车间。许多数量在50，80或者100的儿童被教区并且像牛一样送到工厂，在那里他们要被监禁好几年。”然而也有很多的工厂的支持者。举例来说，当医生被召集起来在工厂调查委员会之前证明阳光对儿童身体的发育至关重要时，安德鲁•尤尔，这位工业主义的典型代表愤怒地回答道，工厂的瓦斯照明足够取代阳光。如果在工业革命期间工厂的环境是严酷的，那么更大的城市环境更是如此。全英国的劳工都生活在悲惨之中，被饥饿和疾病折磨着。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45）》提供的第一手描述中，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带领读者走遍了曼彻斯特，从一条街到一条街，描述着所见所闻，工人阶级生活的街道的环境状况和资产阶级的是如此的不同，那组成了两个不同的世界。恩格斯指出，曼彻斯特“上层资产阶级”的家庭处于“遥远的查尔顿和阿德威克区城郊，带有花园，或者位于微风拂面的岐山山顶、布劳顿和彭得顿，那儿充满着自由健康的乡村空气。总之，舒适的家庭距城市有半小时或者15分钟马车的路程。这样安排最大的好处在于”：“这些金钱贵族的成员能够采用最短的路线从劳动区域的中央到他们的商业网点，而不曾看到隐藏在他们往返途中左右的那些积满污垢的悲惨境遇。”在观察伦敦、曼彻斯特和其他地方的工人阶级的状况时，恩格斯特别关心环境毒瘤。依靠医生的报告和他亲身的观察，他提交了一份详尽的公共卫生状况的分析报告。利用公共卫生官员汇编的人口数据，他首先提出了他的论点：死亡率与社会地位成反比，通过调查每个城市的特殊的区域，很容易看到这一点。他论述到，工人通风不良的房子没办法使有害物质充分流动，因此燃烧和呼吸产生的高碳气体被阻隔在屋内。由于没有任何系统来处理废弃物，它们便在屋内、院子里和街道上聚集和分解，产生严重的空气和水污染。由传染病造成的高死亡率，例如肺结核（空气传播）和斑疹伤寒症（虱子传播），他论述到，既是由人口过度拥挤，也是糟糕的卫生设施和不良的通风状况所致。1845年，年轻的费里德里希.恩格斯（24岁）发表了下面的关于工业城市曼彻斯特生活状况的第一手资料。“在相当深的洞里面，在梅得罗克的环形地带，四周包围着高大的工厂和堤防，中间则挤满了建筑物，建着两个居民区大概200间平房，大部分都是背靠背而建，在那里生活着大约4000人，他们中大部分都是爱尔兰人。这些平房是破旧和肮脏的，都非常小。街道不平坦，上面散落着车辙印，部分还没有排水系统和公路,成堆的垃圾，废弃物和令人作呕的污秽物飘浮在四周的小水坑中；空气中散发着恶臭，烟尘从烟囱中滚滚而出，昏暗了天空。这个族群就生活在这些破旧的小屋子里，残缺漏风的窗子用油毡布遮挡着，关不实的门连门柱都腐烂了；或者他们干脆就生活在阴暗潮湿的地下室里，里面散发着难以忍受的污秽和恶臭。他们被关在这样的牢笼里似乎是有意识地要让他们处在人性的最底层。这就是这个地区的表面现象给别人的印象和一些想法。人们会作何感想？当他们听说在每个这样的栅栏里面至多有两个房间，一个阁楼或者是一个地下室，却平均生活着20人，…这个地区不仅是地下室而且是所有房子的第一层都是潮湿的；有相当一部分堆满泥土的地下室已经被清空并且不止一次地注满劳工；在地下室里水会从粘土覆盖的小孔中渗透上来，因为地下室处于河流水平面以下，以至于从事手工业的劳工不得不每天清晨从住处往外泼水。恩格斯还描述了由于营养不良而导致的软骨病病人骨骼畸形的情况，尽管他还不知道这种疾病和饮食缺乏特别是维生素D的缺乏有关。他提供了大量职业病的情况，包括对骨骼畸形、眼障、铅中毒和黑肺病的详细描述。……

二、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

对19世纪的富有阶层来说，这些状况被视为是“人口问题”的一部分，他们谴责这是不健康的，但同时他们也据此来论证资本主义工业化中严酷环境的必要性，因为正如有人所表述的那样“，英国有哪个人口增长了百万以上的地方能够容易找到工作？”在1700年以前，每世纪增长的人口大约是一百万。而在1700到1800年间，增加的人口为三百万。工业的飞腾使之获得了动力，英国成为了一个工业化和人口快速膨胀的中心。1798年古典经济学家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出版了他的名著———《人口原理》。他的中心论题是绝大多数的人口面临着极度的贫困，而去努力纠正这种状况弊就会大于利。马尔萨斯还领先当今的许多生态学家的观点，指出所有的动物包括人类都成几何级数增长（1，2，4，8，16等等）。如果不受抑制，人口的数量预期成“自然几何级数增长以至于每25年就能使人口的数量翻一番。”只不过是由于世界人口一度非常稀少，它才曾以“自然增长率”增长。马尔萨斯人口论大部分的分析内容都是在关注抑制人口增长的约束力的分析。约束因素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在任何假定区域内粮食供应的短缺。马尔萨斯认为，虽然由于采用追加劳动的增加，耕作面积的扩大和农业技术的改进，粮食供应有增长的趋势，然而从一代到另一代，粮食供应增长的趋势还是在减少，很大的原因是所有最好的土地都被开垦了。因此，粮食生产最多只能以算术级数增长（1，2，3，4，5等等）。如果没有任何其他的制约因素的抑制，饥饿将把人口增长率限制在食物供应增长的可能的范围之内。但是还有其他的约束因素，有降低出生率的被动抑制，包括不育，禁欲和节育；有提高死亡率的积极抑制，包括贫穷、瘟疫和战争（随着饥荒而爆发）。消极抑制和积极抑制在人口增长和可用的生存手段之间维持着一种均衡。最后，马尔萨斯主张，把它们归结为“道德约束、堕落和罪恶。”他把抑制人口增长的道德约束定义为“来自不是遵循不合常规的满足的婚姻的约束”。他认为，也许富人和穷人之间最重要的区别就是富人受更多的道德约束。他认为：“粗鄙和匮乏”，堕落和罪恶，在穷困的社会环境下是普遍的现象。由于这些原因，马尔萨斯反对任何为减轻对穷人生存的无情冲击的干预市场的措施。1827年，在国会召开移民政策会议之前的专家论证会上，马尔萨斯鼓吹修正《济贫法》以创造一种更严酷的环境来针对那些寻求教区维持生活的穷人，并敦促国会拒绝救济在他的《济贫法》修正案制定（《新济贫法》实施）两年之后出生的所有儿童。他还建议地主立即拆掉已经腾空的农舍，并且反对建立新的农舍，因为他相信房屋的缺乏将打消人们早婚的念头。虽然马尔萨斯关于人口膨胀的观点影响了许多后来的生态学家，但是马尔萨斯本人却对此并没有特别的关注，乃至意识到他的分析在今天被称作具有解构广义生态链的意蕴（即意识到地球生态系统的承载能力）。相反，他却忙着和一些激进人士比如威廉•高德温开展辩论，威廉•高德温对法国大革命抱有同情，他提倡人道主义救助来改善最困难的穷人的处境。就马尔萨斯而言，其人口论教义的结论显示：“社会未来的进步”不能通过任何推动减少社会不平等而实现。马尔萨斯主义教条中最薄弱的环节是食物供应的算术增长率。马尔萨斯没有提供关于这个论点的成立的论据，只是断言“即使通过巨大努力，按照与当前生产相当的产量，要使英国的全部产品每25年翻一番，这是最狂热的投机商都不能设想的。”在他后来的工作中，他更着重强调要发挥法律在遏制农业边际收益递减的趋势的中作用，而农业边际收益递减是耕作逐渐向劣质土地扩张的结果，这导致马尔萨斯倾向于更悲观的结论。一旦所有的土地都被占据了，他写道，“食物的增长率将……更类似于降低几何增长率而不是增加。无论如何，食物的年增加值是不断地趋向于减少。”

三、马克思的相对过剩人口理论

马尔萨斯把他的人口过剩、贫穷和环境退化的分析建立在假设的食物生产和人口生产的“自然规律”上。卡尔•马克思则把此类问题主要归结于社会原因。马克思主张“每一种特殊的、历史的生产方式都有其特殊的、历史地起作用的人口规律。抽象的人口规律只存在于历史上还没有受过人干涉的动植物界。”他写道“：人口过剩”，“是历史决定的关系，它绝不是由生活必需品的绝对生产力决定的，相对于生产条件，它更多的是由人类再生产的限制条件决定的。”马克思认为在工业资本主义社会，控制人口最重要的规律是相对人口过剩或者说是失业的产业后备军。工资（或者从历史的观点上所定义的生活水平）不是由人口和食物的关系决定的，而是由人口和就业的关系所决定。产业后备军的存在是资本家用来努力降低劳动力成本（支付个人劳动力的费用）的杠杆，让劳动力成为能和其它可以被买卖的商品一样的日用品。但是这种人口相对过剩的规律并不是存在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所有阶段：它只有到大机器生产开始占据统治地位的时候才出现。在此之前资本家不得不将劳动关系转向土地，使土地成为可以被买卖的商品。对土地的征用，进而使得对土地上农业劳动者的剥夺成为可能，这是英国农业革命先于工业革命而发生的真正秘密。产业后备军的存在导致了工人之间为了有限的就业机会而加强竞争，这反过来导致了工资的降低。因此工资不是围绕着谷物价格这样一个铁的规律而定的（这是早期的经济思想家比如亚当•斯密、马尔萨斯所主张的），而是由历史地形成的生活水平和阶级斗争中“斗争双方各自的力量对比”所决定的。马克思阐明：工业战争不同于其他形式的现代战争，在于“战斗的胜利是更多的招收新工人而不是解散工人。”他把相对人口过剩看作是“资本主义发展绝对普遍的规律”，因为这是推动资本主义积累的另一端实现相对财富集中的杠杆。马克思认为作为由工业革命引发的一个新社会环境的结果，不仅是劳动而且自然都越来越受制于资本。通过分割城市和农村，通过将工业技术运用到城市和农村，资本主义破坏了人类生存的生态基础。资本主义农业所有的进步都是技术的进步，不仅掠夺了劳动者，而且掠夺了土地；所有在一段时间内提高土壤肥力的技术进步都是在破坏土壤长期的肥力资源。一个国家越是以大规模工业化发展作为它的发展背景，就像美国一样，这个过程所造成的破坏就越迅速。因此资本主义生产只是发展了技术，通过同时掠夺财富的源泉———土地和劳动力资源来提高社会生产过程的集中度。这可不是随随便便的评论，而是在仔细研究德国农业化学家尤斯图斯•冯•李比希著作的基础上提出的论点。尤斯图斯•冯•李比希是农业化学的奠基人。在工业革命第一阶段中农业耕作强度的增加已经导致土壤肥力的大幅度降低并且导致了一些地区农作物产量的下降。农民的绝望情绪是如此严重以至于一些人不得不找回遍布在他们的土地上源自拿破仑战争的战场上的动物和人类的骨头。李比希曾经是主张进口拉丁美洲海鸟粪充当肥料的一个主要倡导者。在1842年，第一种人造肥料（化肥）被英国农业化学家约翰•贝内特•劳斯提出来，他发明了生产可溶性磷酸盐的方法并且建立了第一个化肥厂。但是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德国化学家弗里茨•哈伯才发明制造人造氮肥的方法。直到1860年代初期，马克思还反对古典自由主义的农业边际收益递减理论，他认为资本主义农业的发展是如此迅速以至于要超过工业发展的速度。不过到他写《资本论》的那个时候，他研究了李比希和其他农学家的著作使他确信了他与众不同的观点。“大规模的土地所有权”，他解释道。把农业人口逐渐减少到最小值，与此相对应的是在大城镇被不断增加的密集的工业人口所塞满，由这种方式产生的情形促使社会在相互依赖的新陈代谢（这是被生活本身的自然规律规定的一种新陈代谢）过程中出现了不可修补的裂缝。这样的结果是浪费土壤的生命活力，被远远超出单一国家边界的贸易所承载。大规模工业和大规模农业因此产生了相同的结果：都造成了农业从业者的破产和“土壤维持植物生长的自然能力”的枯竭。马克思评述说“：这个故事的实质是资本主义制度朝着理性农业相反的方向在运作，或者说理性农业和资本主义制度不协调的（即使是发展了农业技术），理性农业既需要为自己生产的小农户也需要管理联合生产者。”不同于马尔萨斯和其他古典政治经济学家，马克思探寻历史而不是自然规律的倾向使得他远远超越了关于人口和土地肥力的论题而深入到了更广阔的关于可持续性的论述。举例来说，他辩论到“，文明和工业的发展一般总是表明会对破坏森林是如此常积极以至于所有已经做的保护森林和生产的措施与之相比较而言完全没有意义。”马克思写道，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预示了人类对自然的支配权。”它把自然的恩赐当作“免费”的所得和礼物来制造财富。……

四、对工业主义的生态学批判

自工业革命开始以来，大机器生产的工业资本主义就与它对自然环境的严酷和无情的冲击之间发生冲突，而使社会和自然不再彼此疏远的生态学理想不断地被浪漫主义批评家所唤醒。1844年，当恩格斯正在撰写《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时，浪漫主义诗人威廉•渥滋华斯创作了一首14行诗，断言通过英国湖泊地区的铁路建造将“使英国丧失抵御皮疹袭击的安全之地。”英国一年后，在大西洋的彼岸，亨利•大卫•梭罗隐居到了马尔萨斯诸塞州的康科特市郊外的沃尔登塘居住，通过和自然的单独对话寻求给日益增长的不和谐的世界提供另一些可供选择原则。梭罗在《瓦尔登湖》一书的开篇中写道：“我们的工厂制度是最好的，因为工人们有衣服可穿。工作条件每天都变得越来越像英国；不用奇怪，因为，就像我听到或者看到那样，资本家主要的目的并不是人类的幸福和真诚地使工人有衣穿，而是无疑地为了使公司尽可能变得富裕。”沃尔登塘没有给梭罗提供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从商业和工业社会的突出矛盾中解脱出来的“世外桃源”，沃尔登塘通过与它接壤的铁路同外部世界连结起来。在反对现代工业的同时，他一度把对自然的深深关切倾注于对手工技能的欣赏；他反对永无止境地追求财富；他抵制南部奴隶制度。伴着梭罗对这个贪得无厌的社会的批评，梭罗式的对自然世界和人类传统手工技能二者的推崇在英国也有诸如约翰?罗斯金和威廉•莫里斯这样相对应的浪漫主义批评家。罗斯金在反对机器和金钱的同时强调的是一个被艺术和内在价值感化的更有“组织性社会”的需求。在《直到最后》（1860年）一书中他论述道，生产和占有并不能构成财富，取而代之的可能是“不幸”。罗斯金指出：财富“是我们占有有用的物品。”相反，如果生产无价值的东西，或者占有我们不能使用的东西，只能定义为“不幸”。罗斯金的观念和马克思相关思想一起帮助激发了英国伟大的艺术家、手工艺大师和社会批评家威廉•莫里斯的灵感。威廉•莫里斯将罗斯金对工业制度幻想式的批判融入到了社会主义文化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同罗斯金一样，莫里斯相信这个社会应该从事技艺。“每一件用人的双手创造的物品都有个形状，”莫里斯在1878年写道“，它要么美丽，要么丑陋，合乎自然则美丽，有助于实现功用，不合自然则丑陋，则有碍于实现功用。”他随后写道“，财富，是自然赋予我们的，并且是一个有理性的人合理的使用自然之馈。但是我恳求你想想英国的生产，世界的加工车间，当想到任何一个健全的人都不想要的大量的产品，但是我们的工人却要制造和销售，你不会和我一样感到困惑吗？”对莫里斯来说，资本主义文明制造了一个“规模庞大的生活悲惨的团体！”他写道：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分配方式，“充满了浪费；因为它雇佣了完整庞大的职员，推销员，店员，广告商，为什么不简简单单地把钱从一个口袋掏往另一个口袋呢？这种生产的浪费和分配的浪费被用到了占有生产资料而无需工作的阶级的毫无意义的生活中，它们都必须由工人生产出来的产品来支付，对工人们的生活来说，这是个永不停息的负担。”现代文明的真正罪行不能归咎于机械化或者工业化，而因归咎于“利用我们所掌握的对自然脆弱的控制权来奴役我们的人民，同时我们不会关心剥夺了他们多少的幸福。”莫里斯认为，这种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的制造业，资本主义的土地占有和资本主义的交换关系”：例如，是利润将人们驱使到庞大而难以管理的聚居地———城市；是利润将人们聚集起来进入没有花园和开放空间的住处；是利润不会采取最平常的预防性措施来遮挡覆盖有硫磺烟雾层的地区；是利润将美丽的河流变成了肮脏的污水沟，是利润对一切作出了不当判决，使白痴似地被束缚和限制的富有者住着最好的房子,住在最坏的房子中的则是那些不幸的可怜的无名氏。莫里斯的生态学批判没有止步于城市环境。他的环境保护主义的重要贡献见诸于他激情澎湃地对伦敦附近埃平森林区的保护。他反对那些“专家”的建议，“诸如林场主，他的工作就是为市场培植林木资源；或者植物学家，他的工作是为植物园搜集植物样本；或者.庭园美化师（园丁），他的工作是在赞助商钱袋允许的条件下最大程度地使花园或者风景大众化。”莫里斯在1895年的一封抗议《每日新闻》的信中，将自己和普通伦敦市民的生态价值观对立了起来,伦敦市民已经用这片独特的森林（埃平森林）种植顶级树木并且它是普通财富的一部分；而莫里斯主张：“我们需要从埃平森林得到的是一片原始的灌木丛，而不是一个公园。否则，伦敦的一个最伟大的装饰品将会消失，将来没有一个人甚至会留下一片样品来展示伦敦东北面的森林是个什么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