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钢铁工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这归根结底在于坚持党的领导。新中国成立前夕到1966年之前，以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结合国情，实事求是，对新中国钢铁工业的发展进行了一系列的宏观思考和战略指导，对新中国钢铁工业的奠基和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从宏观、中观、微观3个层面，全方位立体展现党对新中国钢铁工业发展的早期探索，希望为钢铁工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参考。

关键词：工业化构想；学习苏联；中国道路；品种质量

一、前言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100年前，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国发展历程中开天辟地的大事。在100年栉风沐雨、波澜壮阔的伟大历史征程中，中国共产党紧紧依靠全国各族人民，从胜利不断走向新的胜利。中国古代在一段很长的时期，拥有领先世界的冶金技术和文明，直到近代才黯然失色。无论晚清政府，还是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中国钢铁工业的发展都不尽人意。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钢铁工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粗钢产量连续25年位列全球首位；建立起全世界规模最大的现代化钢铁生产体系；品种质量不断优化，自主创新能力显著增强。如果没有党的坚强领导和艰辛探索，中国钢铁工业的这些成绩无从谈起。党对工业重要性的认识，并不是新中国成立后才建立起来的。早在1945年4月24日党的七大《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同志就一针见血地指出：“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没有人民的福利，没有国家的富强。”[1]建立强大的工业体系、实现国家的工业化，是以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矢志不渝的追求。钢铁是重要的基础产业，被誉为工业的“粮食”。“一个粮食，一个钢铁，有了这两样，其他就都要好办了。”同志的这一论断，是对钢铁重要性的最高概括。党对新中国钢铁工业发展的早期探索、指导思想的演变，对新中国钢铁工业战略方向和路径的选择产生了决定性影响，对新中国钢铁工业的历史性奠基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总体来看，从新中国成立前夕到1966年之前，党对钢铁工业的认识与战略指导经历了以下演变：新中国成立前夕，全力支持以鞍钢为代表的中国钢铁工业的恢复与起步；新中国建立之初，面对内外交困，决定参照苏联钢铁领先的工业化发展之路；随着三年恢复和“一五”计划的推进，系统总结苏联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促使中国钢铁工业走上一条立足实际的中国道路；从违背客观经济规律导致发展严重受挫，到冷静总结反思钢铁工业发展之路，提出要重视品种质量。

二、新中国成立前夕的艰难起步

1.工业化构想

早在1945年党的七大时，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就认识到工业化对一国发展的重要性，但在战争年代还没有条件去真正实践工业化构想。直到1949年3月召开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后，这种工业化构想才从纸面到初步落地。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是在解放战争已经取得决定性胜利的背景下召开的。同志在这次会议上作了一个重要报告，对即将建立的新中国做了一个战略构想，其中就涉及到对工业重要性的深刻洞见，“中国的工业和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就全国范围来说，在抗日战争以前，大约是现代性的工业占百分之十左右，农业和手工业占百分之九十左右。这是帝国主义制度和封建制度压迫中国的结果，这是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在经济上的表现，这也是在中国革命的时期内和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一切问题的基本出发点。”[1]

2.从构想到部署

然而当时，中国的现代性工业所占比例太低，未来中国的发展要把实现工业化作为重中之重。这时，党中央已经不限于停留在工业化构想这个层面上，而是开始为实现工业化构想作出一些具体的部署和准备。以恢复鞍钢生产为例，当时党中央就有“鞍山的工人阶级要迅速在鞍钢恢复生产”[2]的指示。除了要求工人阶级迅速在鞍钢恢复生产外，党中央还非常注重调兵遣将，在组织上保障钢铁工业的恢复与发展。王鹤寿、吕东在《同志对我国钢铁工业的战略指导》一文中写道，“我们两人是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前后转入工业部门的。在此之前，已经预见到这种新形势的必然到来，他说我们的许多同志，必须准备从现在的学习或工作岗位上转到经济战线上去。”[3]因为东北地区解放较早，加之工业基础相对较好，王鹤寿、吕东按照党中央的指示来到东北工业部，抓住鞍钢这个主要矛盾，积极推动鞍钢复产。“在党中央的直接关怀下，东北地区钢铁企业恢复和建设发展迅速。鞍钢从1948年2月第二次解放到1949年7月就恢复了生产。同志知道这个消息后，派李富春代表党中央到鞍钢亲送‘为工业中国而斗争’的锦旗表示祝贺。这一时期，本溪、抚顺等钢铁厂也先后投入了生产。”[3]“为工业中国而斗争”这几个字，反映了党中央对中国迅速实现工业化、早日建成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紧迫心情。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全力支持重工业发展的一项很重要的举措就是成立重工业部。何长工回忆说：“重工业部是以华北人民政府企业部的架子为基础，并从东北等大区陆续调入一些干部组建起来的。重工业部对各大区工业部主要是规划和计划方面的领导或指导，不直接管理大区的工业企业。”[4]重工业部当时内设钢铁工业局，对钢铁工业的发展支持力度很大。“当时国家财经很困难，不可能拿出那么多钱投入重工业，但是我们考虑到了企业的技术改造和必须兴建的新工业。例如鞍钢三大改造工程。”[4]“为发展我国钢铁企业，我提议建立武汉钢铁厂，得到了党中央的支持，说这是有眼光的。随后开始建设武汉钢铁厂。”[4]

三、参照苏联工业化发展之路

1.投石问路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虽然有了鞍钢等几个东北钢铁企业的恢复，但是从全局看：废墟上建立起的新中国一穷二白、内外交困，真正实现工业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1949年，全国钢产量仅有15.8万吨，不够当时每家每户打一把菜刀。在这种形势下，“老大哥”苏联的工业化道路引起了党中央的格外重视。新中国成立伊始，同志应邀访问苏联，把全面了解苏联工业化道路作为此行的一个核心任务。他详细打听苏联工业化发展的经验，还参观了列宁格勒钢铁厂。李崟、周薇在《决策建设武钢》一文中写到，“同志在参观完列宁格勒钢铁厂后说，中国今后的主要任务是建设，中国要建设必须优先发展钢铁生产，发展重工业，这是经济建设和实现工业化的基础和前提。”[5]发展重工业，优先发展钢铁工业——这就是苏联工业化的经验。在随后与苏联签订的一系列合约中，我国积极争取了苏联对中国钢铁工业的援助，苏联对中国援助的156个项目中，鞍钢位列榜首。除鞍钢外，还有本钢、富拉尔基特殊钢厂（后改为北满特钢）、吉林铁合金厂、武钢、包钢、热河钒钛矿（河钢承钢前身）、吉林电极厂共8个冶金项目，钢铁的投资额占到苏联对中国援建投资额的一半。应该说，苏联援建的钢铁项目对于中国钢铁工业的奠基起到了重要作用。

2.人才为本

虽然像鞍钢这样的大企业已经在废墟上开始恢复，但是鞍钢的恢复对于一个偌大的新中国还远远不够。钢铁工业是一个机器大工业，其发展需要大量的人才。因此，如何快速培养一支大规模的钢铁人才队伍，成为党中央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1950年2月17日，同志结束第一次访苏启程回国。当同志的专列到达沈阳的时候，得知鞍钢等东北钢铁企业生产的钢材已开始运往全国各地后，同志非常高兴，并说:“鞍钢出了钢材，还要出人才。”[6]东北工业部和鞍钢马上落实同志关于人才的重要指示。阳勇在《对新中国钢铁工业的贡献及启示》一文中说：“1950年东北工业部创办了新中国专门培养冶金科技人才的第一所高等学府——东北工学院；1951年开始筹建新中国第一个冶金方面的综合研究机构——沈阳金属材料研究所。1951年，鞍钢开始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展职工培训工作。直到‘’前，鞍钢一直都很重视培养人才，其人才培养工作也是卓有成效的，不仅有力地促进了鞍钢的生产建设，而且有力地支援了兄弟企业的生产建设。”[7]

3.情系钢铁

钢铁工业的强大是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非常厚重的一个情结，因此只要是有利于钢铁工业快速发展的事情，同志总是予以莫大支持。当他知道中国钢铁工业有了一些新成就、新发展的时候，总是感到异常兴奋。“1951年12月中旬，李富春给和写了报告，请求动员全国有关方面的力量帮助鞍钢建设‘三大工程’（大型轧钢厂、无缝钢管厂、7号炼铁高炉）。很快，同志亲笔批示:‘完全同意，应大力组织实行。’党中央随即调集全国的力量支援鞍钢建设‘三大工程’，为其顺利竣工提供了切实保障。”[8]1953年，鞍钢“三大工程”提前竣工投产，鞍钢工人为此给写信报喜。同志回信肯定这是1953年我国重工业发展中的巨大事件。更重要的是，同志同意调集全国资源支援鞍钢“三大工程”这一思想，对紧随其后武钢、包钢的建设，甚至后来酒钢、攀钢及其他钢铁企业的建设树立了重要的标杆。因此，我们看到“全国支援武钢”“全国支援包钢”等口号。这些口号也是社会主义中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生动体现。决策建设武钢、包钢，也是在党中央“钢铁要过关、钢铁要过江”思想指导下的成功实践。“党中央从1950年就开始酝酿关于在武汉、大冶之间建立一个巨型钢铁基地的设想。主席对在武汉建设钢铁基地很关心，曾多次参加政治局会议讨论，并作过‘钢铁要过关，钢铁要过江’的指示。”[9]

四、走出一条立足实际的中国道路

经过三年恢复和“一五”计划发展，到1956年以前，中国钢铁工业及体系的建设基本参照了苏联的做法。从1956年开始，党中央根据国际国内形势的最新发展及中国建设的实际，开始思考要走一条立足中国实际的发展之路。例如，1956年，同志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现在把国防工业步子放慢，重点加强冶金工业、机械工业和化学工业，把底子打好。”[10]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十次会议随后决定撤销重工业部，成立冶金工业部、化学工业部、建筑材料工业部。冶金工业部的成立，适应了钢铁工业大规模发展的需要，有利于加强对钢铁工业的领导。董志凯在《与新中国独立完整工业体系的初步建成》一文中说：“引进设备与技术的过程中，强调学习外国必须与独创精神结合起来，引进技术必须同自己钻研结合起来，强调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1960年7月18日，在得知苏联政府撤走专家的照会后，下决心搞尖端技术。此后，我国在较短时间里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11]

1.钢铁奠基

随着实践的发展，党中央开始全面、系统地思考一个重大战略问题：苏联好的经验我们要学习，但苏联的弯路和教训我们能否避免；能否使我国工业化建设搞得比苏联快一些。正如同志强调的，“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12]对中国钢铁工业的奠基产生决定性影响的就是同志的《论十大关系》。王鹤寿、吕东在《同志对我国钢铁工业的战略指导》一文中回忆：“在《论十大关系》的直接启发教育下，中国钢铁工业开始有了自己的谋略，形成了中国式的战略布局。1957年8月4日，冶金工业部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基本总结与第二个五年计划建设安排（草案）》中，提出了钢铁工业建设‘三大、五中、十八小’的战略部署。”[3]“三大、五中、十八小”基本奠定了今天中国钢铁工业的基础。

2.冷静反思

经历了1958年的狂热后，党中央开始对一味追求钢铁高产量指标进行冷静反思，更加注重综合平衡的问题。吴冷西在《回忆主席与战友》一文中对此有清晰的回忆：“谈到群众大炼钢铁的干劲很大，地里庄稼没有人收时，说，1070万吨的指标可能闹得天下大乱。从北戴河会议到年底只有4个月，几千万人上山，农业可能丰产不丰收，食堂又放开肚皮吃，那怎么得了？这次郑州会议要叫大家冷静下来。”[13]对于1959年钢产量指标，同志是有谨慎考虑的，不论是他自己还是与其他同志谈话，都可以看出其对降低钢产量指标的思考。“原想同各大区组长商量降低1959年的生产指标，首先是钢的指标。设想可否把钢产量的指标从3000万吨减为1800万吨。”[13]1959年6月11日，同志在《经济建设是科学，要老老实实学习》一文中对钢铁工业进行了总结与分析。首先，同志把钢铁生产放到科学的高度。“怎么搞工业，比如炼铁、炼钢，过去就不大知道。这是科学技术，是向地球开战。如果对自然界没有认识，或者认识不清楚，就会碰钉子，自然界就会处罚我们，会抵抗。”这一时期，对于钢铁工业的发展，不再仅仅是考虑钢铁一个部门，而是从经济发展的全盘出发，考虑综合平衡。“社会主义建设需要钢、铁等种种东西，缺一样就不能综合平衡。我们有些人办事时总是忘了一两个条件。比如炼铁，没有耐火砖不行，于是他们就把原来做盘子用的陶土拿去搞耐火砖，这样盘子就不够了，因此就要到另外地方去找耐火材料，把原来的陶瓷生产恢复起来。”[14]1959年7月2日，在《庐山会议讨论的十八个问题》中，进一步对钢铁产量的科学性问题提出意见。“工业中，要有轻工业、重工业，其中又要各样都有。去年‘两小无猜’（小高炉、小转炉）的搞法不行，把精力集中搞这‘两小’，其他都丢了”[14]1960年6月，上海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写了《十年总结》一文，回顾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经济建设的历程，提出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还有很大的盲目性，必须以第二个10年的时间去调查研究，找出固有规律。“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提出了3000万吨钢在1959年一年完成的问题，1958年12月武昌会议降至2000万吨，1959年1月北京会议是为了想再减一批而召开的。1959年4月上海会议规定一个1650万吨的指标，仍然不合实际。5月北京中央会议规定指标为1300万吨，这才完全反映了客观实际的可能性。”[15]当然，注意到钢铁产量高指标的问题，并不是说放弃钢铁产量。当时，新中国的建设还是需要一定规模的钢铁，因此对于钢铁产量偏低的现实，还是及时作出了提醒。1960年4月13日晚，在钓鱼台的会议上说：“你这么一点钢，年产才1300万吨，看不起你是应该的。等我们年产1亿吨钢，看得起的看得起，看不起的也要看得起。”[16]

3.双管齐下

经过对“”的深刻反思后，党中央对钢铁产量指标的制定非常谨慎。支持大幅度降低1961年、1962年这2年的钢产量指标。1961年5—6月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决定1961年将钢产量由1800万吨减至1100万吨。对于如此大幅度地降低钢产量指标，明确表示支持，他说:“去年1850万吨钢，现在1100万吨，降下来750万吨，我看可以。”[17]王鹤寿、吕东在《同志对我国钢铁工业的战略指导》一文中回忆：“1970年，针对不少钢铁企业又要掀起钢铁翻番的情况，他在接见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时说：‘现在到要警惕，要防止有些人动不动就要翻一番。这个积极性起来了，又要发生这个事，一点是材料不够，一点是设备、投资跟不上，全国紧张!’对当时头脑又一次发胀的人，是一副有效的清醒剂。”[3]在第三个五年计划的编制中，同志指出：“1970年那些指标不要搞那么多，要考虑来个大灾或者大打起来怎么办？钢1600万吨就行了。你这个数字压不下来，就压不下那些冒进分子的瞎指挥。”[17]根据同志的指示，国家计委对“三五”计划的各项指标进行了调整，1970年钢产量指标确定为1600万吨，这也是一个留有余地、稳妥可靠的指标。在控制钢产量指标的同时，双管齐下，还对产品质量提出了要求。王鹤寿、吕东在《同志对我国钢铁工业的战略指导》一文中回忆：“同志1960年6月14日在上海会议上明确提出：‘着重搞规格、品种、质量，品种、质量放在第一位，数量放在第二位。’这个指示，对后来我们狠抓质量、品种，猛攻尖端特别是为国防尖端武器，为原子弹、氢弹、导弹和人造卫星及时提供重要的关键性的材料，是一个极大的推动力。”[3]

4.《鞍钢宪法》

《鞍钢宪法》在新中国钢铁工业发展历程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鞍钢宪法》的具体内容最早并不是在鞍钢实践的，而是在其他企业总结出来的经验。但是的亲笔批示，奠定了《鞍钢宪法》的历史地位。1960年3月22日，同志在中共鞍山市委《关于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的报告上作了批示，热情地肯定和倡导了《鞍钢宪法》。“《鞍钢宪法》的基本精神：加强党的领导，强调思想政治工作，强调放手发动群众，走群众路线，搞‘两参一改三结合’和大搞技术革新、技术革命等，是完全正确的，对于我们现在探索中国式企业管理，仍有重要的指导意义。”[3]受苏联援建的影响，当时中国很多工业企业的管理都是沿袭苏联“家长制”那一套。探索出一条符合中国工业企业实际和管理新路，是和党中央思考的重点。因此，当看到鞍钢的有关实践后，立即将其上升到“宪法”的高度。

5.三线建设

1958年在成都金牛宾馆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工作会议上，地质部长李四光向报告在四川金沙江畔的攀枝花发现了一个大铁矿。非常高兴，对攀枝花资源的意见给予了高度肯定，并指示要组织力量尽早开发。钟少曦在《与攀枝花开发建设》一文中有这样的记述：“攀枝花建设钢铁厂的设想也是始于1958年初。当时，中国的西部地区还没有一个大型钢铁基地，这对发展西部地区的重工业十分不利。而开发攀枝花地区的丰富冶金矿产资源，也正是我国发展钢铁工业中急需的。”[18]后来，新中国面临严重的三年自然灾害，经济发展十分困难，攀钢等企业的建设都下马了。攀钢建设重新上马是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1964年5月，在听取国家计委的一次汇报时作出了重要指示。“‘酒泉和攀枝花钢铁厂还是要搞，不搞我总是不放心，打起仗来怎么办？’5月底，提出要搞一、二、三线的战略布局，加强三线建设，防备敌人入侵，他要求下决心建设攀枝花铁矿。”[18]攀钢所处的地理位置决定攀钢建设是一个战略问题。而且在看来，一个攀钢是远远不够的。“所谓钢铁基地，只有一个攀枝花是不够的，那里只能生产大型钢材，而军事工业用的钢材不能完全解决。”[6]1967年大学毕业的张国宝，在结束2年的部队农场锻炼后，即参加了“三线”建设。1991年，张国宝在国家计委工作的时候，分管“三线”的调迁工作。张国宝在《中国工业发展的三个里程碑》一文中，认为中国工业发展有3个里程碑，其中三线建设是第二个里程碑，“始于1964年的‘三线’建设则进一步优化了我国的工业布局及提高了整体工业水平。一些‘三线’企业成为行业的龙头企业并走向国际。”[19]

五、结束语

新中国成立后到1966年以前，钢铁工业的发展基本奠定了今天钢铁工业的基本格局。其中，以同志为代表的第一代党中央领导集体，坚持实事求是的基本方针，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对新中国钢铁工业的早期发展进行了艰辛的探索。正是因为党中央和同志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对经济工作和工业化的深邃思考，才有了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以及鞍钢等东北钢铁企业的恢复；正是因为党中央和同志立足新中国内外交困的实际，在考察苏联工业化道路的基础上，作出走苏联的路的战略决策，才有了中国钢铁工业的起步与发展；正是因为党中央和同志总结了苏联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进行了扎实的调查研究，才有了《论十大关系》这一经典思想，也才有了中国钢铁工业的真正奠基；正是因为党中央和同志的战备思想，才有了三线建设，才有了以攀钢为代表的一批三线钢铁企业，这是中国钢铁工业的一次重大布局。党对新中国钢铁工业的早期发展进行了艰辛的探索，奠定了新中国钢铁工业发展的基础。这一历程中，有经验也有教训，希望能对今天钢铁工业的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多有价值的思考。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选集》出版委员会.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

[2]辽宁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辽宁省志•政府志[M].辽宁：辽海出版社，2005.

[3]《缅怀》编写组.缅怀[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4]何长工.何长工回忆录[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7.

[5]李崟，周薇.决策建设武钢[J].武汉文史资料，2003（6）.

[6]《巨大的关怀》文集编委会.巨大的关怀[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3.

作者：张明   单位：冶金工业规划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