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的变化范文第1篇

[HK40]摘 要：当前国情新变化的本质是公民社会转型，由此带来了社会发展的多元化和不确定性。中国共产党作为我国唯一的执政党，承担着繁重的任务和多重责任，尤其需要发挥主心骨和领导核心的作用。

关键词：市场经济；公民社会；执政环境

中图分类号：D61；D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605（2009）05-0016-02

当前中国国情的新变化，最集中地表现在市场经济的崛起带来的三种分离效应。首先是市场的自组织性带来的经济与政治的分离。市场源于人类天生的需求与供给本性，只要允许交换，市场就会生成。市场的这种自组织性意味着国家无必要直接管理经济。相应地，一旦市场经济崛起，它就会从国家手中脱离出来，表现为经济与政治的分离。由此，社会发展进入一个以经济活动自由超越权力直接管制的新阶段。其次是社会在市场经济的驱动下形成公域与私域的分离，国家“法律许可才可为”，市场“法无禁止即可为”；二者背后的社会空间明显不同，前者即国家领域，后者即私人领域。基于这一变化，国家的政治统治色彩渐趋潜隐，民主的色彩逐渐显现。这预示着，传统国家那种对整个社会绝对的、自上而下的权力管制的正当性和必要性逐渐削弱，国家的支配地位面临挑战。最后，在社会日益公私划界的基础上，人们的私权意识增强，并逐渐意识到必须让渡一部分私权给国家（如安全权，私人行使既不经济也不可能），而国家则接受委托成为一种公权机构。同时，因为国家不再直接创造财富，而履行公务又需要经济支撑，于是产生公民纳税支撑国家公务行动的需求，由此带来私人纳税与国家提供公共服务、私人授权与国家接受授权这样一种新的私权与公权分离的社会基本架构。

市场经济带来的上述三种分离，汇集成这样一种社会演进模式：个体与国家的关系将发生变化，国家的地位与职能将发生变化，公权力的合法性来源将发生变化。从本质上看，前两种变化体现的是社会结构的转型，后一种变化体现的则是国家系统合法性来源的转换。

就社会结构的转型来看，如前所述，经过经济与政治、私域与公域的分离，国家不再是一种全能机构，其行动具有边界；公民也不再仅仅是被管制者，而成为社会的主体（财富的创造者与权力的授予者）。这意味着，在公民与国家之间，其关系将发生重大变化。如果说，传统时期国家与公民之间是一种“管制与被管制”的关系，那么，当下正逐步转变为一种“服务与纳税、被授权与授权”的关系。二者相比，后者才是现代“公民社会”的基本架构。就此而言，市场经济的第一个要求就是以现代社会秩序取代传统社会格局。那么，这种现代秩序的核心是什么？它需要怎样的条件才能满足？从理论上看，公民社会的核心问题是确立公民在社会中的主体地位。这种地位需要两种机制来保证：市场机制与权力机制。市场机制的价值在于，它通过市场交换体系的壮大来保证现代公民作为“市场人”的经济基础；权力机制的意义在于，它通过“公民授权”的规则来保证公民的“主人”地位。可见，现代秩序能否确立的核心在于两个基本环节，即“市场人”角色与“公民授权”框架。

再看国家系统合法性来源的转换。国家系统的合法性来源具有这样三种模式：革命时期为暴力夺权；建设阶段体现为领导经济建设的成就；市场体制下体现为民意认同。这三种模式分别来源于不同的社会发展需求。革命时期，国家的主要任务是夺取政权，暴力具有正当性，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境遇中的一种次优选择；建设时期，国家的主要任务是解决温饱问题，能否推动经济的发展就成为获得社会支持的主要根据；市场体制下，国家成为公权力的代表，它的合法与否依赖于公民是否授权。在这里，领导经济建设的能力成为一种“资格授予”的前提因素，而“民意认同”才是决定因素。在实践上，一来我国刚刚解决温饱问题，二来市场体制刚刚确立，这意味着无论是“领导经济建设的能力”还是“民意认同”，对执政党来说都是现实的需要。就此而言，当前国家系统的合法性取决于两种基本能力：一是把握市场经济的能力，这是建设时期获得执政资格的基本条件；二是建设现代民主政治的能力，这是市场条件下获得执政正当性的基础路径。

如果说上述两种转变反映的是当前我国国情变化的一般性和主体脉络，那么，它们在实践中带来的则是社会发展的多元化和不确定性。这里的多元化，指的是改革打破了原有的利益格局，社会利益主体结构呈多元化趋势；传统阶层的经济利益和政治社会地位受到威胁，新的社会阶层不断出现并提出政治和经济诉求；在经济增长中被边缘化的社会成员面对不平等的分配存在着“相对被剥夺”的离心情绪，等等。无论是10个阶层的划分还是5个阶层的划分，中国社会日趋分层化已是不争的事实，人们的利益需求多元化、诉求表达多元化、思想观念多元化，构成当前社会多元化的基本景观。这里的不确定性，指的是各个阶层之间利益要求的差异性和社会地位的不平等，在一个可预见的时期内得到彻底解决的可能性很小，从而使中国社会存在动荡的风险和可能。另外，在社会阶层分化的同时，各个阶层内部也在不断分化出各不相同的群体，即所谓“碎片化”（孙立平提出）。若没有相应的制度安排与之相适应，这种“碎片化”也有演变成社会冲突的危险。

可见，无论是多元化还是不确定性，其根源和焦点都在于社会的阶层分化和阶层建构。深入看，社会阶层分化及其构建从来都不是一个单纯的社会问题，它还关联着政治架构和经济结构。在这个意义上，当前最让人担忧的，就是目前的社会阶层结构可能孕育着某种现在还无法看清楚的危机。譬如，社会财富分配的不平等，长期发展下去将会导致两极分化，两极分化又会产生各种社会冲突，社会冲突作为导火索又可能引发一系列危机，而最大的社会危机便是一种不认同的危机：不认同这个社会，不认同这个制度，不认同执政者。2003年末，王韶光、胡鞍钢、丁元竹三人发表的研究报告《经济繁荣背后的社会不稳定》指出：“我国居民对生活状况不满者约在1-2亿人，其占全国城镇总人口比例在22%-45%；其中，非常不满意者比例为7%-8%，大约在3200-3600 万人之间。”考虑到抽样调查的有限性，再综合中国社会目前状况及未来一个时期内的发展前景，这些数字变动的余地其实很大。

当然，辩证地看，在现代社会中，社会利益的多元化与风险的不确定性是一件不可避免的事情，具有其合理性和积极价值，我们没有必要过度担忧，当然也不能掉以轻心，需要的是对其消极面和潜在风险进行预先规避。如何规避？对中国来说，中国共产党作为唯一的执政党，担负着促进增长、社会动员、公平分配、国家整合、政治参与等繁重的任务，因而也就承担着相应的多重责任。为化解利益冲突和社会风险，构建完整而合理的利益诉求渠道和健全完善的监督体系，自然是当前中国共产党诸多重任和责任中的首要选项和重要内容。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认为，有效应对当前国情的新变化，尤其需要中国共产党发挥其主心骨和坚强领导核心的作用。

参考文献：

［1］韩庆祥，张健.人性化论析［J］.邓小平理论研究，2008（1）.

新中国的变化范文第2篇

美国战略重点向亚洲转移将会给这里投下什么变数，东南亚与中国的南海争端是否会改变这一地区的和平、合作的主题，来自于周边的压力是否会使中国转向更为激进的外交策略，中国国家主席、军委主席对于中国海军要加快推进现代化的讲话是否会带来中国军队实力又一次快速跃进，这些疑问，本刊约请中国人民海军少将、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原所长杨毅一一给予解答。

美国重返亚洲引发中国周边环境变化

领导文萃：美国高调推出关于亚太地区的新战略，特别是战略中心向亚洲转移，这种亚太新局势对中国会产生什么影响，您对这种局势与影响有何整体评价？

杨毅：美国高调宣布“重返”亚太或者更准确地讲，强化它在亚太的存在和突出它的影响力和主导力，对于中国的国家外部安全环境和发展环境，应该说是带来了新的压力，但也不是什么灭顶之灾。我们一方面看到美国的来势汹汹，同时也要看到它现在已经不可能一手遮天。现在的形势是全球化时代中全球范围内各国利益相互交汇，各种战略力量相互依存、相互借重的大趋势没有变。和平发展这个主流也没有变，美国不能够一手遮天，完全按它的意志办事。另外，美国的全球战线过长但能力不足的基本矛盾也没有改变。所以说，我们既要认真对待，同时要很淡定，这是总的感觉。

首先，我们不要被它这种来势汹汹所吓倒，同时要认真对待，在战略上要藐视、战术上要重视。这个问题处理好了，可以化解压力与危机，继续维护我们的战略机遇期，继续使我们的民族复兴事业能够顺利进行，这就是我对当前由于美国高调加强在亚太的存在的一个总体的评价。

领导文萃：美国加强这个“存在”之后，我们面对的其实就不仅仅只是一个美国的问题了，东南亚的很多国家，甚至可能还包括印度和日本，都会觉得自己的底气更足了一些，那么中国面对的局势会不会更加复杂？

杨毅：从实质上说，所谓美国的高调“重返”以及这些国家的反应，我觉得要看中国周边环境的变化，或者是中国整体的安全和发展的外部环境的变化。这里有两大背景或者说是因素，一个就是中国的快速发展，或者用西方的词汇叫快速崛起，另外一个就是美国的战略调整。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至今已经过了三年了，就全球而言，经济复苏乏力，各大经济体，特别是原来的那些比较发达的西方国家的经济复苏乏力，其他方面的影响力也是相对在下降。而相比之下，中国一直保持着高速增长。中国的整体实力在增长，中国在国际战略格局中的影响力，包括在地区的影响力，甚至在某些领域当中的主导力实际是明显上升的。面对这种情况，确实给外部一种很大冲击，无论是美国也好，其他国家包括周边国家也好，看到中国发展这么快，它们有一种不适应，甚至有一种疑虑，更有甚者可能还有一种恐惧。

另外，为什么说美国的战略调整也是中国外部环境变化的一个重要因素，因为美国是急于结束长达十年的反恐战争的，前年底从伊拉克撤出作战部队，以及即将在2014年全部撤出阿富汗，因为这两场战争确实使美国的力量消耗很大。美国通过这十年来的反恐，无论在地缘政治和其他方面都得到了很多的收获，包括重新对中东的控制、南亚的军事存在等等，但更多的是消耗了很大的战略资源，包括国内经济问题突出。所以美国国内出现了所谓的占领华尔街、占领华盛顿、占领洛杉矶运动。这表达了民众的一种不满情绪，美国在这种情况下进行了战略调整。事实上，美国重返亚洲也好，重返亚太也好，并不是从去年开始，只不过2011年显得更加突出。美国真正的战略调整实际从奥巴马竞选的时候就已经提出了。

2010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提出了一个非常明确的目标，我们可以简称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具体来讲，一个“中心”就是“重振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两个基本点”就是“国内建设”、“海外塑造”。也就是说搞好国内的经济，提高实力，国外就是塑造整个的全球秩序，更加强化或者恢复美国的领导地位，所以，在这个背景下两大因素就促成了美国的重返亚太战略。一些国家对此的反应，有一种迎合，也有一种利用。什么叫迎合，美国要回来，它面对的是什么，面对的是一个朝气蓬勃的亚洲地区经济体，这一经济体是以中国为主的；另外，面对一个强势上升的中国。美国的战略哲学是不允许任何大国对于任何地区拥有主导力，更不用说主导全球了。这样的话，它就把矛头直指中国。在这种情况下，其他的国家也就趁势而为，借力用力，借美国的影响力来平衡中国的影响力。

应该说，中国近年来发展经济以及其他多个方面，不但使中国人民受惠，周边国家也受益良多。中国已经成为几乎所有周边国家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实际上给它们带来很多好处。但是这些国家看着中国发展很快，存在一种矛盾心态，既想借重你的经济快速发展，搭你的快车，同时又担心你影响力过大，力量过于强大，可能反过来会让自己感到害怕，担心中国有可能欺负它。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存在着一种新的矛盾现象，即在经济上靠中国，在安全上又靠美国，把美国拉进来。

美国有一种战略战术，成功地把美国对中国的战略防范转移为中国和本地区其他国家的“集体矛盾”，这就是挑拨离间，利用这些国家对中国恐惧、疑虑的心态，挑动中国和其他国家的矛盾，这样就形成中国的外部环境似乎在2011年显得很严峻的表面现象。

化解中国外部环境恶化问题要坚持改革开放政策

领导文萃：出现这样一种新变化之后，对于中国国家利益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杨毅：首先，中国的外部环境存在着某种意义上的恶化。一个国家的发展，特别是一个大国的发展，要有非常好的环境，和别的国家有良好的关系。也就是说，经济变大变强了，能不能赢得尊重，能不能拥有一种魅力，使别人欢迎你。现在情况似乎让别人看到，中国经济做大了，中国的影响力扩大了，不但没有赢得尊重，反而给别人带来恐惧，更不要说很有魅力很吸引人了。硬实力的发展并没有带来相应的软实力的收获，这样对中国的发展，不但从眼前，从长远来讲也是不利的。

第二，给中国处理相关问题增加很大的难度。比如我们跟周边国家在南海的岛屿、海洋权益、领土方面有些争端，恰恰是在中国快速发展或者是快速崛起的背景下，这些国家就利用跟中国的矛盾，高调宣扬中国、中国强硬论，来为他们自己无理的要求做所谓有理的解释，这就使中国和周边国家的关系出现了一些矛盾。

第三，也破坏了相互的好感。包括周边国家的民众对中国就是恐惧，就是不好的感觉。对我们民众来讲，也有这种严重的心理影响。现在我们存在一种叫悖论也好，或者叫奇怪的现象也好，就是中国自己看自己，和外国看中国之间存在一个非常巨大的鸿沟。比如讲，我们自己看自己觉得发展很不平衡，还存在很多问题，包括我们的经济结构、地区差异、环境还有食品安全，以及公共资源分配合理性的问题等等，觉得都还存在很多问题，我们还需要发展，我们还是一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而外部看中国不得了，中国经济总量已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而且中国还以这么快的速度在发展，与此同时，别的国家的增量很小（当然存量来讲，美国是最大的）。在这种情况下觉得往前看就是很害怕，觉得中国不得了，中国很厉害。这是一种认知差距。另外对中国的外交政策，我们的老百姓认为，最近这一两年，我们中国是备受欺负，无论是在领土争端还是海洋权益维护方面，我们都受那些国家，甚至是一些小的国家的欺负，很多老百姓认为我们的外交政策太软不够强硬。而外国无论是炒作也好还是印象也好，觉得中国是实力上升，说中国非常强硬，甚至手法比较粗暴，所以这两大认知的差距，就形成了国民感情的一种朝向负面的恶性循环。所以从这三个因素来讲，确实给我们的发展和安全、国家安全环境带来了负面影响。

领导文萃：在已经带来负面影响的情况下，中国如何去争取自己的最大利益？

杨毅：总的来讲，我个人觉得还是要坚定不移地坚持我们的改革开放战略，坚持推进在国内建设和谐小康社会的目标，在国际上推行我们一直以来就倡导的和谐世界，周边也是奉行和谐周边，推行睦邻、安邻、富邻的周边政策，扎扎实实按照我们这条路走。

坚持和平发展，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排除干扰，按照我们原来既定的方针继续走。面对目前这些外部的嘈杂也好，干扰也好，一定要非常淡定，稳住阵脚，不能随风而动，不能被别人的指挥棒把我们的节奏搞乱。实际上，只要我们中国坚持两手都要硬，就是和平发展与经济建设都要搞好，尽最大努力对地区和全球事务包括和平、安全、稳定和繁荣多做贡献；同时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一切都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与维护中国国家利益为准绳。既要和平，在需要的时候也要勇于斗争，不能别人说我们强硬我们就不敢强硬，对于强硬和不强硬的问题，不能简单地一概而论，一定要理性，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领导文萃：刚才提到中国的国家利益，其实还是有必要再厘清一下我们的国家利益是什么？我们现在最主要的利益是什么？最应该坚持的东西是什么？

杨毅：实质上，对中国目前来讲，最大的利益就是“发展是硬道理”，当然这里的“发展”不单单是经济的发展，而是综合国力的发展，包括经济、政治、军事、文化以及国际影响力的发展壮大。顺利推进我们的社会主义全面小康社会的建设，顺利实现民族复兴是我们最大的利益所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综合实力提高了，所以我们在国际的地位增强了，我们的利益扩大了，我们的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我们的国际影响力也提高了，这就是最大的利益。

中国的核心利益包括国家、领土完整、政治制度的稳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等等，对核心利益的坚守和争取，我们一定要坚定不移，这个态度要坚决，而且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要让全世界各个国家，无论是大国、小国、中等国家都了解，不要侵犯中国的国家利益，中国主张世界各国无论大小强弱一律平等，大国不欺负小国，小国也不能欺负中国。现在的情况是，大国在欺负中国，小国也在挑衅中国，这种现象是不正常的，一定要把这个道理讲清楚，就是规矩要立好，我们中国是守规矩的，大家都得守规矩，谁不守规矩，就得给它立规矩，这个思想我们一定要坚持。我们要理直气壮，我们不能因为别人说你可能强硬，你就该做正确反应的不反应了。我们是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但是和平并不意味着我们害怕对抗，我们对一切尊重我们、友好对待我们的国家，无论是强、弱、大、小，都一律平等对待，对于任何国家想侵犯我们国家利益，我们一定要进行斗争，而且斗争要非常坚决，让对方知道，如果侵犯中国的国家利益，它受到的损失会大于它的收益的，那以后它就不敢再轻易欺负你。

处理南海问题必须采用和平的外交方式

领导文萃：现在民间的舆论认为，中国政府在南海问题上太软弱。那么您认为中国目前对于南海问题所采取的对策有没有改进的空间，如果有的话，又需要如何改进？

杨毅：在南海的问题上，我想不能笼统地讲我们国家的政策太软弱，因为南海的问题太复杂，它牵涉的不单单是中国和个别国家。而且这里面有历史问题、有现实问题，还有个大的国际背景就是美国因素的存在，以及中国崛起和中国发展这个战略背景的影响的问题，这些问题任何一个处理不好都会牵一发而动全身，会使中国在全局中陷入被动。在南海问题上总的原则，我们应该坚持几条，即在领土、完整这个问题上，绝对不能动摇，不能让步。宁失千金不让寸土，、领土方面一定要坚定不移，当然在解决这个问题时，我们原来一直坚持就双边问题进行谈判，这个原则是对的，要继续坚持，因为双方的矛盾只能是通过双方互谅互让，依据最早的历史事实、现实的情况以及发展中的历史、现在和将来这几个方面结合起来进行考虑。第三者来会造成负面影响，使问题更复杂。但是涉及到两方以上都存在争议的，可以在必要的情况下，扩大到两至三方，或相关方慢慢来谈。

处理问题的方式，一定是要采用和平的、外交的，而不是轻易动用军事力量。我们不用军事力量吓唬别人，那些小的国家也不要利用它们自己所谓不断增强的力量，甚至把美国拉进来试图可以把中国吓住。想要通过军事手段解决是不能够彻底解决问题的。这样讲，不是说别人把刀架到我们的脖子上我们也不做反应，我们在军事上不先发制人，但是一定要防守反击，而且要让侵略者遭受到惨重的损失。

我们在具体操作上有没有可改进的空间，我认为是有的。首先，我们对那些国家，态度一定要更加鲜明。在领土完整、问题上要让对方明白不要做任何幻想，不要以为背靠着美国就能怎样，我们就会作出让步。其次，我们对于遵守“规则”的，要给予“奖励”，违反的要给予“处罚”。现在有的国家的做法就像我们民间一种说法，就是“碰瓷儿”。我们绝不能让“碰瓷儿”者尝到甜头。不论怎样，只要违反了“规则”，违反了国际原则，必然要让他受到惩罚，尝点苦头才行。我们不能光靠给糖吃，给奶喝，让那些会哭的孩子、会闹的孩子尝到甜头。而是一定要立规矩，哭、闹是没有用的，越讲道理越有好处，大家都好办，好解决。我觉得这方面我们软和硬方面都还有空间可以改进。硬就要非常坚定，在领土完整、等核心利益方面，中国绝不会屈服于压力，也不屈服于各种胡闹。但是，对那些愿意跟我们合作的，我们也给它更多利益。包括在东盟内部，实际也有这个问题。现在有个别国家，包括菲律宾、越南，想把这个问题牵扯到中国和整个东盟的矛盾，和美国、日本的矛盾乃至中国和整个国际社会的矛盾。以前我在跟美国人和日本人交谈的时候就说过，这个问题不是中国和国际社会的矛盾，我说你不代表国际社会。什么叫国际社会？国际社会是190多个联合国成员，并不是美国、日本和几个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就是国际社会，也不是一两个跟中国有矛盾的国家就是国际社会。国际社会是个大家庭，而且广义来讲是一种国际关系准则――联合国。所以，中国在南海问题上该硬的要更硬，该软的要更柔一些。总之，要创造一种氛围，制定一种规矩，这个很重要。

领导文萃：可事实上，目前中国在南海问题上坦率地讲是相当被动。中国在培育与东盟以及东盟国家之间的良好关系上的努力以及取得的成果，是否会因为南海问题而功亏一篑？

杨毅：目前中国在南海问题上，处境非常被动。与东盟的关系，倒不至于功亏一篑，但是会受到严重的影响。这也给我们一个教训，就是光靠经济合作，或者单从经济上的让利和经济上的合作来换一个集体的安全利益是无法达成目标的。现在问题是中国输出经济利益，我们做出很多的友好姿态，结果使周边的国家经济上得利，但是在安全方面，他们仍然选择依靠美国。当然，这里我们看到有美国在背后搞小动作的因素。

现在，有个话语权的问题，我们一定要说清楚。现在的南海问题首先要说清楚领土、海洋权益的争端是中国和个别国家的问题，不关别的国家的事，解决的方式是和平外交，我们坚决反对其他的方式。其次，关于南海航行自由的问题。航行安全其实不成问题，是个伪命题。不要打着这个旗号来对中国进行遏制与干扰。实际上，我们对很多国家的发言加以分析的话就会发现，那些国家所谓的谴责中国，并不是谴责中国跟某一方存在领土争端，包括美国现在也不敢公开讲在领土争端问题站在哪一边，它只能说我在领土、海洋争端方面不沾边。但是，我要维护安全、和平、畅通。实际上这个地方的航行对任何国家，无论是商务航行还是军舰的航行，都没有障碍。现在，它们要把这么一个不存在的问题打造成一个问题，那就只能是一个伪命题。

领导文萃：在应对这个伪命题所采取的手段上，我们当前存在哪些不足？

杨毅：在外交上，我们在这一方面缺乏自己明确的信息、响亮的口号，只是被动地接招，而不是主动地点出它的破绽。比如讲，南海问题是航行自由权的问题吗？哪个国家航行自由权受到损害了？哪个航行自由受到阻碍了？大家举举例子。

在新的情况下，我们外交不能像过去那种表态过于简单，就只说这个一直属于我们的，而要讲清楚，把话说得更直白一点。而且要利用综合手段向国际社会讲清楚谁是受害者，谁是捣乱者才行。否则的话，会很被动，有理反而成了被告，没理的反而成了原告，这是很荒唐的事情。

领导文萃：在南海问题上，主要是民间舆论中一直有一种论调在鼓吹动武，您认为这种可能性存在吗？

杨毅：我觉得这种可能性基本上不存在。因为，现在的时代不是一个大国、强国利用炮舰政策来推进自己国家利益的时代。我们中国正处于一个特定发展时期，在发展过程中，受到现存超级大国或者霸权国――美国的监视，它就要对你进行防范，同时周边国家看到你强大起来又害怕，所以，是处于双重压力之下。我们在这方面，特别是在使用武力方面，一定要慎之又慎。

但是，为什么我们不排除使用最后的手段维护国家利益这种选项？因为，如果我们排除这种选项，那任何国家都可以欺负我们。所以，我们不首先攻击别人，在战略上不打第一枪，不先发制人，但不等于我不还击。如果说在南海，有些国家进行挑衅，特别是利用军事力量挑衅，那我们会给予坚决还击。在这种情况下，使用军事力量是不能完全排除的。如果排除这种使用军事力量的可能性，那就是自缚手脚，反而会鼓励那些胆敢和妄图侵害中国国家利益的人使用军事力量，反而会造成不稳定，造成不和平。

中国军队现代化需要继续推进

领导文萃：总书记在会见出席海军第11次党代会全体代表时，提出要加快推进海型建设，拓展深化军事改革。这一说法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您对这件事如何解读？

杨毅：我觉得这不是一个特别新的说法。我这么多年一直在海军服役，事实上海军的转型就一直在推进。现在转型主要是应对两个不适应的问题，也就是我们的军事能力和执行在信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完成局部战争的作战任务的需求之间存在着巨大差距。这是我们整体的作战能力，和我们军队在新世纪、新阶段的新使命之间的差距。这是就全军而言，作为海军也是这个问题。海军要维护国家的海疆，维护国家的海上权益，维护地区和平稳定，这方面能力是明显不足的。另外，现在各种作战平台和信息化条件，包括网络以及信息化的武器装备、训练的作战理论也是不适应的。所以，推行这个转型，实际上等于最近五六年，甚至十来年一直在进行的事情，这没有什么特别新的东西。我觉得外部过于敏感地解读了这个问题。实际上，我们是坚定不移地在推进我们的军队现代化，特别是海军现代化已经在进行和将继续进行。

领导文萃：根据您刚才讲的，它不是一个特别新的问题，但是这次总书记又一次提出这个问题，我是不是可以从反面推论，在这之前推进的效果并不是特别好？

杨毅：应该说我们的海军建设是取得长足的进步，包括我们的大型水面舰艇，像过去我在海军服役时我们的主战舰艇一般都是三千多吨，或者大部分都是一千多吨，甚至还有几百吨的，现在主战舰艇基本上都是5、6千吨以上，甚至8、9千吨。我们还有综合的补给船，两栖作战舰只都是上万吨的。我们现在有了医疗船，和平方舟在全球进行访问，播撒和平、友谊的种子。我们现在正在改建瓦良格号航空母舰。从发展的角度来讲，中国人民海军的进步在近5年、近10年，相当于过去的几十年，应该是翻倍地在发展。

但是同时要看到，我们跟发达国家相比，包括跟一些中等发达国家如日本、英国、法国等相比，在海军装备的先进性、作战理论的先进性、训练的先进性上，我们确实还有很大差距。可能我们船比他们多，人比他们多，但是实际从先进性方面、信息化建设方面还有很大的差距。从这个角度来讲，推动这种转型应该说是追赶或者缩小这个差距。

领导文萃：这种差距，是不是也造成中国的军事力量并没有能够对周边国家形成一种有效的威慑？

杨毅：是的，它们现在有两种心态：一种对中国的发展很到很害怕，中国很快发展起来之后，可能会欺负它、收拾它，甚至报复它，同时又感觉到，目前中国确实还没有足够的力量让它们害怕。比如讲，我们中国现在没有航空母舰，如果我们的舰艇到那边去，我们在那里作战，没有空中掩护，作战能力会大大受到限制。设想如果中国有两个航空母舰编队长期在那里巡逻，那么就谁也不敢动。但是我们的军事力量，特别是海军的军事力量还不足以让那些胆敢损害中国国家利益的人望而却步。

中国需要多角度的立体外交来塑造良好形象

领导文萃：那么中国外交政策中的“韬光养晦”还需要继续坚持吗？或者说是不是其实存在一种可能，就是我们已经在实际操作中突破了“韬光养晦”方针而并未明确宣示？

杨毅：“韬光养晦”和有所作为，是邓小平在1989年，当时中国面临着西方整体压力，苏联解体、东欧剧变，整个国际环境压力很大的情况下提出的“稳住阵脚、冷静观察、韬光养晦、有所作为、决不当头”等一系列的外交方针中的一部分。所以，它是一个整体，并不是孤零零的两句话。从提出的特定的时代背景看，在那个时期需要那样做。现在，我想应该给予它一个新的内涵。“韬光养晦”就是说我们中国现在高速发展，实力快速增长，在这种情况下，不要骄傲自满，不要张扬，不要高调咄咄逼人，而是要继续谦虚、谨慎。我觉得用谦虚、谨慎可能更确切一点。中国是和平发展的，非常谦虚、谨慎，愿意跟别人合作。中国不是凭借自己的经济实力、军事实力、政治影响力、外交影响力强加自己的意志给别人。

要赋予“韬光养晦、有所作为”新的内涵，我感到大概有几句话，一个是不逞强，二是不示弱，三是要示理，“示”就是“表示”的“示”，“理”就是“有理”的理，即要守规矩，还要讲信誉。我觉得在新的情况下，首先，我不逞强，我不胡作非为。其次，我不示弱，别人欺负我我不能够不吭声。第三，我要示理，我做事有理有节，有板有眼，我守规矩，按规矩办事，同时我要有信誉。谁要侵犯我的国家利益，我必然让它尝到苦头。

所以，我觉得应该在新的情况下不断赋予其新的内涵，不要完全固守所谓表面上的东西。似乎一有所作为就不是“韬光养晦”了，或者说中国要有所作为就张牙舞爪了。一定要非常准确地理解，准确地把握。

领导文萃：那么，中国对于当前的亚太新局势应该如何自处和应对？

杨毅：总的来讲，要把握几点。首先，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其次，要牢牢地把握中美总体关系的稳定、健康的发展。因为不论中国承认与否，美国依然是对中国国家利益，包括整个地区、全球地缘格局、战略格局影响力最大的国家，所以，把握好跟美国的全面积极的合作关系是重要的。实际上，中国和美国有很多分歧，甚至有一些利益冲突的地方，但是客观上中国和美国的共同利益在增多，尤其是在维护地区的和平、稳定、繁荣上是有共同利益的。当然，两国具体的目标和手法是不一样的。另外，我们和其他的周边国家，包括俄罗斯、日本、印度都应该维护和平的自主外交，信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大家在共同利益上进行合作。

我觉得这方面中国需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把主要的大国关系理顺。除了继续加强在这个地区的经济合作之外，中国还应该在地区安全合作机制的建造和推进方面发挥更积极的作用。我们过去往往习惯于提供经济援助，但是在安全机制，特别是集体安全机制方面，我们做得比较少，今后应该进一步地推进和加强。比如参加多边的、双边的军事演习，或者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抢险救灾等，多派军舰对周边国家进行友好访问，促进相互合作，既展示我们的力量，同时又体现中国的良好意愿。我觉得，这几方面结合起来，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中国实力的不断增长，随着中国坚定不移地奉行和平发展的战略，我想周边的环境慢慢会越来越好。

领导文萃：中国当前的和平发展战略是否需要进行修正？

杨毅：和平发展战略，我认为应该坚持。但是，就像我刚才所讲的，应该不断地赋予新的内涵。和平发展战略不能变，但具体在不同的时期采取什么手法，在具体问题上采取什么政策和对策，那要根据情况不断地与时俱进。

领导文萃：上面提到的中国看自己和外国看中国得出的结论存在很大的差异，这个鸿沟应该怎么去弥合？

新中国的变化范文第3篇

关键词: 跨国公司 发展中国家 技术战略 新变化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跨国公司凭借其自身的技术垄断优势已经成为新技术最主要的发明者、使用者和传播者。《2007年世界投资报告》显示,美、日、欧跨国公司的技术贸易额占全球技术贸易总额的97%。无庸置疑,跨国公司对华直接投资将面临对东道国技术转移的新阶段。如何克服来自跨国公司的技术流入垄断障碍,如何在新时期与跨国公司的国内合作国际化浪潮中实现有效的技术转移,无疑需要重新思考新阶段跨国公司对发展中东道国技术战略的转变。

    首先,缔结以技术研发为核心的知识联盟。20世纪70年代末,跨国公司之间以产品为核心缔结战略联盟,目的在于实现规模经济、降低产品成本、改进供货质量和提高供货效率。进入90年代后,由于出现了技术进步速度加快、产品寿命周期缩短以及许多高科技产业交汇发展的新趋势,即使是寡头垄断企业也难以在所有技术领域的所有环节均占有优势,更难以承担独立技术研发所需要的巨额投资和高风险,因此,跨国公司之间纷纷缔结以r&d活动为核心的战略联盟。共同投资、联合开发、共担风险、共享成果成为这种战略联盟的基本原则,从战略上保持技术创新的能力和技术领先的地位是联盟各方所追求的首要目标。

    这种基于知识联盟的跨国公司战略联盟对于发展中东道国的并购而言,给出我们以下的政策思考:其一,应该对那些有利于保存并加强本国现有技术能力的外部并购者提供政策鼓励。其二,东道国政府需要从政策上提供技能和技术支持系统以加强当地企业和跨国公司的竞争与合作。其三,面对跨国公司的技术控制局面,东道国政府应该扬长避短,进行多目标综合权衡,通过制定合理的竞争政策和技术转移政策来逐步克服这方面的负面影响。

    其次,广泛建立海外r&d机构。跨国公司传统的以母国为中心设置研发机构的布局,正在随着竞争形势的变化而做相应的调整。这种调整依然遵循着跨国公司一贯坚持的以全球作为活动舞台,优化配置资源、寻求垄断优势、实现利润最大化的原则。美国以其无可比拟的强大的科技实力,成为世界跨国公司建立海外r&d机构最多的国家。近几年来,引人注目的是跨国公司大量的研发机构开始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发展中国家存在大量的低成本科技人才,跨国公司利用不同国家的研发成本差异,获得研发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效益;另一方面是因为国际市场竞争的加剧,迫使跨国公司既要加快从新产品开发到投向市场的速度,又要使产品适应当地市场的需求。

    目前,北京、上海、天津、重庆、西安等知识密集型城市,都已成为跨国公司在华研发中心的积聚地区。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该类r&d机构投资方式从合资为主向控股、独资为主演化,并以控股、独资为重要手段锁定核心技术的技术转移路径。世界上经济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往往瞄准次经济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的不完全竞争市场,通过本土化的研发,达到控制本地技术、主导本地市场,进而改变市场结构和产销供应的目的。

    再次,跨国公司技术转移的内部化。跨国公司在国际技术转移过程中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跨国公司在产权和控制权范围内对海外分支机构的内部化技术转移;二是向其它企业的外部化技术转移。内部化技术转移主要通过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内部化技术转移主要通过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加以实现。外部化技术转移有许多方式,如技术出售、许可证、资本品销售、技术援助、合作研究与开发等。就跨国公司而言,内部化是实现r&d 投资利润最大化的最佳方式。通过技术转移的内部化,跨国公司可以凭借其技术领先的优势建立或增强其市场垄断地位,利用垄断差价政策实现世界范围内垄断利润的最大化。按跨国公司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及技术转移梯度规律,跨国公司为了保持技术垄断优势,对外转让的技术一般都是处于成熟期或标准化的技术。在向合资企业转让一般性常规技术的同时,也常采取增资扩股的方式提高股权比例,控制技术及合资企业,以达到其获取垄断价值,占领东道国市场的目的。

    最后,借助国际产业转移实现核心技术的沉淀与次级技术的外溢。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产业跨国调整,既是一次传统产业的整体转移,更是一次新兴产业的转移,尤为重要的是新兴产业整体价值链在全球的重新布局。这次产业转移除了表现为发达国家跨国

公司之间的相互交叉投资、并购、战略整合的强强联合之外,引人注目的是发达国家把不同产业均向发展中国家的转移,包括高技术产业中的某些生产环节向发展中国家的转移,如发达国家计算机制造环节向中国的转移,软件开发向印度的外包等。今天高新技术条件下的产业结构调整,最为重要的特点是产业在拉长过程中,不同独立生产环节的跨国转移,输出国家在经营中侧重于产品标准的制定,关键技术、核心业务的掌握,产品最终价值的全球实现,而将其他环节,即部分生产和服务环节,以委托加工等方式转移出去,产生新型的外包加工,形成了新的世界生产体系。需要注意的是,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后发国家和地区可以通过承接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提高本国产业发展水平,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但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和拉美国家的沉重教训同样表明,只有在创新中承接国际产业转移才能真正获得产业转移国际化的利益,达到自身产业升级的目的。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必须技术引进与创新并重,在提高产业转移的承接能力的同时,增强产业升级的主动性。单纯依靠承接产业转移来实现产业升级既无先例,亦十分幼稚。

    [1]e.d.domar.the effect of foreign investment on the balance of payments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 new york , 1997

    [2]《w0rld investment report 2007》,united nations new york and geneva,2007

新中国的变化范文第4篇

[关键词]

制度的阶层性；制度的互补性；新自由主义结构改革；新J型劳资关系；资本主义多样性

[摘要]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在劳资关系方面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即对派遣制度的管制放松，非正规雇佣劳动者的人数增加，并由此导致了失业率上升、贫富差距扩大。本文基于法国调节学派的制度理论对日本劳资关系变化的原因、过程及其影响进行了考察。首先，为了凸显日本20世纪90年代以来劳资关系新变化的特征，从制度的阶层性和制度的互补性理论出发，对传统的日本型劳资关系的特征进行了概括；其次，从国际国内背景两个方面，对新变化发生的主要原因进行了梳理和分析，认为其国际背景是全球化、新自由主义学说和资本主义收敛理论的盛行，国内背景的宏观方面是日本政府进行了新自由主义结构改革，微观方面是日本企业的雇佣战略发生了转变，最终导致日本“削足适履”地引进和模仿了美国型劳资关系模式；最后，对日本劳资关系新变化及其影响进行理论上的批判，认为日本劳资关系的新变化是日本经济一蹶不振和长期萧条的一个重要原因，以期为中国劳动人事制度的调整及其政策制定提供可资借鉴的思想资源。

[中图分类号]F2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26(2011)11-0046-09

一、引言

自1991年日本泡沫经济崩溃以来，“平成不况”、“失去的十年”、“失去的二十年”似乎成了日本经济的写照。但是，这二十年来，日本经济并非一成未变，尤其在制度方面，经历了诸多的重大变革。其中，在劳资关系方面发生的深刻变化，引起了理论界的高度关注。

一般而言，战后日本经济的发展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时期，即高度增长时期(1955-1973年)、稳定增长时期(1974-1990年)和长期萧条时期(1991年至今)。日本学者久本宪夫(2010)把日本高度增长时期形成的、在后来时期有所变化的雇佣体制称为“日本型雇佣体制”。Ⅲ矶谷明德(2008)、植村博恭(2008)等把20世纪90年代以来采用新的雇佣制度的日本企业称之为“新J型企业”。与此相对应，本文把日本高度增长时期(1955-1973年)、稳定增长时期(1974-1990年)的劳资关系称为“传统的日本型劳资关系”，把长期萧条时期(1991年至今)的日本劳资关系称为“新J型劳资关系”。

综观国内学术界对于日本劳资关系的研究，可以说具有两种倾向：第一种倾向，研究内容大多停留在对“传统的日本型劳资关系”的考察，而对于“新J型劳资关系”缺乏关注，不利于对日本最新状况的把握。第二种倾向，少数学者对“新J型劳资关系”进行了考察，例如，平力群(2009)通过对日本《劳务派遣法》沿革历史的梳理，对日本劳动派遣制度的变化进行了考察，许琼等(2010)通过对日本“春斗”发展脉络的梳理，对日本劳资关系的调整途径进行了考察。嘲这些论文为我们掌握“新J型劳资关系”提供了帮助，但是都是从一个侧面进行的考察，尚待更加全面和系统的分析。

相比较而言，日本学者在这个领域的研究水准居于世界前列。从作者掌握的资料来看，20世纪90年代末期，橘木俊诏(1998)、大竹文雄(1999，2003)在对日本“格差社会”的研究中，最早对“新J型劳资关系”进行了分析，具有开创性意义。近年来，日本理论界对该问题的研究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展开：第一个方面，基于制度分析的方法，对“新J型劳资关系”进行理论上的探讨。例如，芳贺健一(2007)通过制度的“延续”和“变化”的理论，对日本企业雇佣战略的变化进行了考察。矶谷明德(2008)通过对“有阶层的市场一企业纽带关系(Hierarchical Market-FirmNexus)”的制度分析框架的扩展，得出了“新J型劳资关系”是一个既体现资本主义收敛性又体现资本主义多样性的“混合物”的结论。嘲第二个方面，结合日本国内国际背景，对“新J型劳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例如，木下武男(2009)通过对日本规制缓和历史的理论和实证分析，认为对劳动市场的规制缓和是“新J型劳资关系”产生的重要原因。海因兹(2011)通过对全球化、经济危机对日本和美国雇佣结构影响的考察，指出新自由主义政策是造成“新J型劳资关系”产生和失业率上升的重要原因。

另外，自法国调节学派20世纪70年代产生以来，通过“制度的阶层性”理论，并吸收和使用比较制度分析(青木昌彦)“制度的互补性”理论，对“泰勒主义”、“福特主义”、“后福特主义”、“丰田主义”等资本积累体制以及与此相对应的劳资关系的历史变化进行了深入考察，为资本主义国家劳资关系的考察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也为日本劳资关系新变化的分析提供了新思路。

本文将基于法国调节学派的制度理论，结合上述两个方面的研究，既重视制度上的理论分析，又重视对日本国内外背景的实证考察，力求全面深入地分析日本劳资关系的新变化。

二、日本劳资关系的新变化

(一)“传统的日本型劳资关系”的主要特征

“传统的日本型劳资关系”是指日本在“高度增长时期”和“稳定增长时期”发展起来的，以“终身雇佣制”、“年功序列制”、“通过企业内工会实现工资集体协商的制度”为主要内容的劳资关系。

首先，从制度的阶层性来看，“传统的日本型劳资关系”的内部结构表现为公司内部的正规劳动者之间、正规雇佣劳动者与非正规雇佣劳动者之间、母公司和子公司的劳动者之间，在工资待遇和福利方面形成了金字塔形的等级结构，这一结构具有促进劳资妥协、稳定劳动力市场、稳定企业经营的作用。第一，在公司内部，劳动者主要由正规雇佣劳动者组成，而“年功序列制”使工龄长和工龄短的劳动者在工资待遇和福利方面形成了较为严格的等级制度，同时“工资待遇因为劳动者性别不同而不同”的制度使男性劳动者和女性劳动者在工资福利和职位方面形成了严格的等级制度。另外，企业内工会通过“春斗”等形式确保了劳动者的工资福利在逐年提高的同时，加强了

这一等级制度。第二，以女性兼职为主要形式的非正规雇佣劳动者与正规雇佣劳动者之间，形成了金字塔形的等级制度。第三，在企业之间，母公司和子公司的劳动者之间通过层层分包的关系，在工资待遇和福利上形成了金字塔形的等级制度。

其次，从制度的互补性理论来看，“传统的日本型劳资关系”的外部结构表现为它与日本的企业间制度(企业集团和系列制度)、企业与银行之间的制度(主银行制度)、银行与政府之间的制度(护航制度)存在着相互支撑、相互强化和相互补充的关系，这一结构具有促进劳资妥协、维持“传统的日本型劳资关系”长期存在的功能。例如，从终身雇佣制度和“主银行制度”之间的“制度的互补性”关系来看，“主银行制度”为企业集团内的企业提供长期稳定的贷款，维持了企业的稳定增长，从而保证了企业能够对劳动者“终身雇佣”；反过来，终身雇佣制度维持了企业生产经营的稳定，确保了银行可以从企业获得稳定的租金。而且“企业集团和系列制度”、“主银行制度”和“护航制度”具有避免企业之间相互竞争、稳定金融秩序、稳定企业生产经营的功能，因此也具有促进劳资妥协的功能。

从“传统的日本型劳资关系”的影响来看，确实促进了日本经济的发展。由于“终身雇佣制”和“年功序列制”是一种给予“跳槽者”以惩罚的制度，企业一旦倒闭，劳动者很难再找到工作，即使能够找到工作，其工资待遇也很难比原来的高，因此企业经营状况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劳动者的切身利益，这提高了劳动者对于企业的忠诚度，并出现了劳动者“视企业为家”甚至“过劳死”的现象。山田(1999、2000)指出，战后日本劳资妥协的焦点并不是为了维持工资水平而是为了维持稳定的雇佣关系，而这种雇佣关系表现为劳动者向公司献身以确保被企业并且是被同一个企业终身雇佣；反过来，在“终身雇佣制”下，劳动者的素质决定了企业能否可持续发展，因此企业愿意在提高劳动者素质和技能方面投入大量的资金，而且资金投入量越大，企业就越希望雇佣该劳动者终身，这就促进了劳资关系的长期妥协。因此，在“传统的日本型劳资关系”的作用下，日本经济在微观层面上表现出企业“创新能力极强”、“产品质量高”的特征，“丰田模式”也被看做是取代“福特模式”的具有强大竞争力的生产经营模式，成为各国竞相学习的对象；在宏观层面上，日本经济进入到充分就业、经济稳定增长、国际贸易顺差持续增加、贫富差距小、以“中产阶级”为主流的社会。总之，“传统的日本型劳资关系”为实现日本经济的良性循环立下了汗马功劳。

(二)“新J型劳资关系”产生的原因

“新J型劳资关系”是指日本在长期萧条时期产生并发展起来的，以大量雇佣非正规劳动者、采用成果主义工资制度为主要内容的劳资关系。需要强调的是，“传统的日本型劳资关系”也雇佣非正规劳动者，但是数量非常少，以女性为主。而“新J型劳资关系”雇佣的非正规劳动者占全体劳动者的比例达到了20％左右甚至更高，并且有大量的男性劳动者。1991年日本泡沫经济崩溃后，“传统的日本型劳资关系”被逐步地瓦解，并产生了“新J型劳资关系”。究其原因，主要有国际和国内两个方面。

首先，从国际背景来看，“传统的日本型劳资关系”与全球化、新自由主义学说和资本主义收敛理论格格不入，从而面临着巨大的外部压力。第一，全球化要求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而“传统的日本型劳资关系”尤其是“终身雇佣制”、“年功序列制”虽然在稳定企业劳动者队伍、稳定企业经营、促进劳资妥协方面功不可没，却因为具有阻碍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功能而与全球化的要求相左，从而被人所诟病。第二，新自由主义学说反对政府干预，认为市场万能，倡导自由竞争，而“传统的日本型劳资关系”和“企业集团和系列制度”、“主银行制度”、“护航制度”虽然具有稳定金融秩序、稳定企业经营的作用，却因为具有避免企业之间相互竞争的功能(尤其是“护航制度”强烈地表现出政府干预企业经营的特征)而与新自由主义所倡导的市场原教旨主义和自由竞争的理念相违背，从而成为改革的众矢之的。第三，冷战结束后，新古典经济学派提出的“资本主义收敛理论”认为，“社会主义在向资本主义收敛、资本主义正在向美国型资本主义收敛”，这无疑忽视了“传统的日本型劳资关系”的合理内核。口。]众所周知，“传统的日本型劳资关系”与“美国型劳资关系”大相径庭。例如，日本企业倾向于签订长期的雇佣合同尤其是“终身雇佣”，而美国企业倾向于签订短期的雇佣合同；日本企业的创新主要是依靠企业内部对劳动者知识和技能的培训实现的，而美国企业的创新主要是通过劳动者“跳槽”和企业“挖人”来实现的；日本企业劳动者的工资和福利待遇提高主要是在“年功序列制”的基础上实现的，收入差距比较小，而美国企业劳动者的工资待遇提高主要依据个人能力“量身订制”，收入差距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几近最大。因此，可以清楚地看到，虽然“资本主义收敛理论”并不合理，但是由于美国霸权国家地位的存在，该理论也殃及了“传统的日本型劳资关系”的存在。

从国内背景来看，在经济稳定发展时期，日本对于实现“Japart as Number One"的美梦过于自信，“传统的日本型劳资关系”也被看做是完美无缺的。但是，在泡沫经济崩溃之后，日本政府和企业开始变得过于悲观，甚至对“传统的日本型劳资关系”进行怀疑和否定，从而在没有对美国型资本主义进行深入研究的情况下，“削足适履”地学习和引进了美国型劳资关系模式。这主要表现在在宏观层面上，日本政府推行了新自由主义的结构改革，在微观层面上，日本企业进行了雇佣战略的调整，最终导致“新J型劳资关系”的产生。

从宏观层面来看，日本的新自由主义结构改革类似于一种强制性的制度变迁，摧毁了作为“传统的日本型劳资关系”的三个核心内容。综观日本新自由主义改革的过程，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结构调整”①向“结构改革”过渡的时期(1986-1995年)。1986年中曾根内阁确立了通过新自由主义的“市场原理”扩大内需的政策。1993年成立的细川内阁对94个项目放松管制，拉开了新自由主义“结构改革”的序幕。第二个阶段，新自由主义结构改革框架形成时期(1996-2000年)。1996年成立的桥本内阁继续把放松管制作为核心政策，并制定了新自由主义结构改革的基本框架。从基本框架的内容来看，主要有促进国内劳动力自由流动、促进企业竞争、缩小行政干预经济的范围、减少政府对社会福利的负担比例等。第三个阶段，新自由主义结构改革激进时期(2001-2006年)。2001年成立的小泉内阁进行了大规模的结构调整，除了鼓励企业兼并和重组之外，对公共部门(道路公团和邮政事业等)进行了民营化，改组、合并了政策性金融机构。上述改革对“传统的日本型劳资关系”造成

了以下三个方面的影响。(1)对于派遣制度管制的放松，在一定范围内瓦解了“终身雇佣制度”。日本于1986年出台的《劳动者派遣法》允许13类职业采用劳动派遣制度，1994年进一步把派遣范围扩大到26类职业。1995年之后，对《劳动者派遣法》进行了数次修订，尤其是2003年把劳动派遣的期限由1年延长到3年，并于2004年规定制造业也可以使用派遣工。该政策出台的当年，日本的非正规雇佣劳动者占全体劳动者的比例上升到了23.7％。引进的成果主义工资制度在一定程度上瓦解了“年功序列制”。20世纪90年代，在结构改革的背景下，代表垄断资产阶级利益的日本经营者团体联盟(以下简称为“日经联”)提出了“让工资制度带有激发劳动者潜能作用”的建议，并通过串联游说废除了企业定期增加基本工资的制度，引进了具有抑制工资上涨作用的“成果主义工资制度”。所谓“成果主义工资制度”是指通过目标管理制度、自己申告制度和工资面谈制度等，把个人业绩和工资高度地联系在一起的工资制度，该制度的引进意味着“年功序列制”的彻底瓦解。新自由主义结构改革使“春斗”徒具形式化，削弱了“企业内工会在工资待遇方面集体谈判的作用”。1995年，在结构改革的支持下，日经联提出了“企业在决定工资时更应该注重本企业内的劳资关系而不是同行业的劳资关系”的建议，使企业在决定工资是否上涨之际不再注重同行业之间的横向比较。同时，在1995年的“春斗”中，一方面由于受到结构改革中民营化和放松管制政策这一“人祸”的影响，公共企业的规模逐渐缩小、业绩不断下降，使公共企业的工人开始担心被解雇或者被降低工资而放弃罢工；另一方面由于受到1995年阪神大地震这一“天灾”的影响，公共企业的经营陷入困境，导致工人放弃增加工资的要求。最终在1995年的“春斗”中日本私铁劳动组合总联合会率先放弃了罢工的计划。1995年之后，工会再也没有组织过工人“罢工”。可想而知，放弃了罢工这种激烈的斗争形式，工会在工资交涉时不可能拥有与资本家平等对话的权利。21世纪初期，小泉内阁进一步提出“打破工会既得权利”的口号，使工会在工资交涉中彻底地失去了应有的作用。

从微观层面来看，日本泡沫经济崩溃之后，日本国内总需求急剧下降，日本企业开始将经营目标从重视市场占有率转向重视利润率，并采取了“提高生产率”、“商品差别化”和“降低产品价格”的经营战略。但是，经历了“提高生产率”和“商品差别化”战略的失败之后，日本企业只能依赖“降低产品价格”来提高竞争力。但是，为了“降低产品价格”，很多企业采取了“减少或停止采用新人”、“奖励提前退休”、“促使劳动者从正规雇佣劳动者向非正规雇佣劳动者转变”、“签订短期的雇佣合同”、“压缩人员开支”、“减少对劳动者教育与技能培训的投资”、“冻结工资上涨”的雇佣战略，从而对“新J型劳资关系”的产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另外，与“传统的日本型劳资关系”具有制度互补性的“主银行制度”和“护航制度”的终结也促使了“新J型劳资关系”的产生。一方面，20世纪七八十年代，随着日本经营业绩好的企业自我积累能力的增强，以及可以到欧洲金融市场以较低成本发行债券，日本企业减少了对银行的依附，导致银行租金的减少。另一方面，日本银行对新技术缺乏必要的技能准备，最后不得不卷入高风险和高收益的贷款业务，并把赌注压在不动产的预期升值上，同时又通过“护航制度”把风险转嫁给政府。1997年秋季，日本一家主要的城市银行和一家证券行、两家长期信贷银行被宣布破产，从而宣告了“护航制度”和“主银行制度”寿终正寝。这无疑削弱了“传统的日本型劳资关系”的存在基础。

在这里，需要强调的是，1991年以来，并不是所有的日本产业或企业都在向“新J型劳资关系”收敛。其实，时至今日，日本依然有很多产业或企业保持着“传统的日本型劳资关系”，表现出日本劳资关系在传统与新变化之间的多样性特征。例如，在电机产业，一些企业仍然把重点集中在传统的零部件生产上，较少使用非正规雇佣劳动者，并在提高工人技能方面积极投入。尤其在2008年金融危机时期，很多企业停止采用新人并大量解雇劳动者，但是一些企业仍给予新雇佣劳动者以“终身雇佣”的待遇。因此，有学者认为“新J型劳资关系”是一个既体现了资本主义收敛性又体现了资本主义多样性的“混合物”。作者想强调的是，“新J型劳资关系”虽然已经表现出一些明显的特征，但仍然是一个动态的、不断演化的、具有多样性特征的制度。

三、批判与示

毋庸置疑，“新J型劳资关系”产生的初衷是为了摆脱经济萧条，促进日本经济复苏，但是从其效果来看，除了带来短暂的经济复苏迹象之外，更多的是造成了失业率上升、收入差距扩大、国内总需求下降、劳动者对企业的忠诚度下降，企业的创新能力、产品质量和国际竞争力下降，并成为日本一蹶不振和长期萧条的一个重要原因。

首先，从失业率和贫富差距扩大的状况来看，日本进入21世纪之后，失业率基本上都在4％以上，2010年甚至高达5.1％。如果按照年龄段把劳动者划分为"15-24岁”、“25-34岁”、“35-44岁”、“45-54岁”、“55-64岁”、“65岁以上”六个组的话，不难发现“15-24岁”、“25-34岁”、“55-64岁”的劳动者的失业率明显高于各个年龄段的平均失业率(参见图1)，这主要是因为日本企业采取了减少甚至停止雇佣新劳动者、“鼓励”提前退休的雇佣战略导致的，并造成了日本“年轻贫困层”和“老年贫困层”的出现。从就业者的收入状况来看，造成了正规雇佣劳动者和非正规雇佣劳动者之间的收入差距扩大。从日本总务省《劳动力调查》的统计来看，2011年3月底，日本的正规雇佣劳动者人数下降到了3354万人，非正规雇佣劳动者的人数增加到了1798万人，这表明日本非正规雇佣劳动者达到了就业人口的34.9％。由于两者之间“同工不同酬”，造成了大量非正规雇佣劳动者沦落为“212作贫民(workingpoor)”。另外，随着非正规雇佣劳动者人数的增加，企业解雇劳动者变得越来越容易，而这些被解雇者很容易陷入贫困，尤其在经济危机时期更是如此。例如，从2008年10月到2009年6月，由于受到经济危机的影响，3536家企业终止了对非正规雇佣劳动者的雇佣，这导致了216 408人失去了工作，其中62.4％是派遣工，21.8％为有期限的合同工，而且制造业的失业人数为199 684人，占全部失业人数的92.3％。众所周知，失业率上升会导致国民总收入下降，而国民总收入下降会导致国内总需求下降。而个人消费不足、国内总需求持续下降正是日本经济目前面临的最大问题，其产生的原因与“新J型劳资关系”的产生密切相关。

其次，由于“终身雇佣制”和“年功序列制”的

瓦解，“成果主义工资制度”的引进，企业大幅度削减人员经费，使劳动者即使在同一个企业内工作终身也未必比“跳槽”的劳动者的工资和职位高，这大大降低了劳动者对于企业的忠诚度，并严重地侵蚀了企业的创新能力，导致产品质量和企业竞争力的下降。例如，素来以创新能力强和产品质量高著称的日本丰田汽车公司，近年来因为产品质量问题引发的召回事件越来越多。其表面原因是由于设计上有错误和产品质量不合格导致的，而根本原因恰恰是企业为了降低生产成本而削减了劳动者数量，并大量使用非正规雇佣劳动者和非熟练工导致的。

总之，日本“新J型劳资关系”的产生已经成为日本经济一蹶不振和长期萧条的一个重要原因。就中国的现状而言，中国的劳动人事制度改革与日本“新J型劳资关系”产生的背景虽然不同，但有相似之处。一方面，中国的经济改革也受到了全球化、新自由主义学说和资本主义收敛理论的国际环境的影响；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劳动人事制度改革也越来越重视发挥市场的作用。因此，研究日本劳资关系的新变化，并结合我国的实际，吸取其失败教训，避免其问题，相信会对制定适合我国国情的合理有效的劳资关系政策提供一些有益的示。作者认为，在吸取日本“新J型劳资关系”的失败教训中，至少有以下两点值得注意。

新中国的变化范文第5篇

2003年,在“未来世界学会”年会上,“21世纪新闻学”成为讨论的话题。未来学家对2021年新闻媒体做出了自己的预测。大多数未来学家都预期新闻业将发生巨大的技术变革,但是他们坚信新闻业的基本价值观将继续保持下去。82%的被调查者认为,未来新闻业的变化主要体现在内容传送和选择的多样化上。将近五成的人认为,采用新闻纸的媒体将会很少。这些未来学家们的预测,在8年后的今天,部分已经被“基本证实”。因此,有理由按照传播的逻辑以及发展惯性,对未来的新闻业进行进一步的描述。

当下关于媒介融合的讨论方兴未艾,从技术层面上展望,不少人对纸质媒体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隐忧。十年后的纸媒还能够继续存在并发展壮大吗?这是一个最具焦点意义的话题。博客、微博的勃兴,使得公民记者一度成为热词,这些普通人身份的公民或平民记者,真的能够与职业记者“平权”吗?人们对搜索引擎的依赖,能够取代专业人员在收集、传播和加工新闻方面的作用吗?这些话题,既是未来学家们热衷探讨的话题,也是传播业界为之孤疑的问题,以十年之限,对这些问题,做一番大胆的展望,不失为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传播业的发展日新月异,新媒体势头迅猛,不时地听说一个又一个老牌报纸倒闭破产,传统媒体的压力越来越大,新媒体对传统媒体的挤压和渗透气势日甚。传统媒体真的日薄西山了吗?世界传媒巨子鲁珀特・默多克这样告诉我们:一些报纸和新闻机构不会适应数字化现实――它们将会破产。我们不应该把它们的破产归咎于技术,新闻业的未来属于勇者,能够繁荣兴旺的媒体将是那些找到更好办法满足读者需求的公司。他断言:新闻业的未来比任何时候都有希望!

十年后,中国经济总量将会更加巨大,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更高,中国的新闻业也更加发达。可以预见的变化是,一些二三线城市,将会出现一些强势媒体,而一些媒体在海外的“发行”和传播将不仅成为可能,更会是现实。媒介融合的程度大为提高,公民记者的水平也与今天不可同日而语,考虑到这些因素,我认为十年后的中国新闻人与今天相比,将会有一些新的特点和变化。

专业素养更高

十年后,中国的传媒教育将更加务实,中国人随着中国在国际上地位的提升,民族自豪感与日俱增。随着国际交往的便捷与频繁,留学回来的新闻人,甚至有更多的外国新闻人加盟中国知名媒体,新闻业的国际惯例更多地在中国新闻人中扎根。除了新闻意识更强、新闻技能更加娴熟之外,新闻专业主义精神将会出现全新的变化。相比较一些公民记者和业余记者,新闻人无论是在新闻的判断、新闻价值的开掘、新闻素材的再加工、对事实真相的追寻和调查、对新闻信息的取舍和传播等方面,都将更加专业。尤其值得一说的是,随着新闻生态的全面好转,收“红包”的记者将大为减少,甚至可以乐观地判断,新闻人的自律将会更加严格:因为媒体对记者的新闻道德管制、社会对记者的监督会更严格,因此,记者的社会地位虽然略有下降,但记者的职业形象将会更加鲜明。

装备更加全面

科技的发达,往往首先体现在传媒业。十年后,科技将会让人更为晕炫,传媒业态也将出现巨大变化。新闻教育已经着眼于媒介融合,虽然文字、摄影和摄像还有专业上的侧重和分工,但在记者的装备上,已经打通。除了一般的掌上电脑、数码摄录装备,还有无线传输装备、个人资讯机、便携式扫描器等,甚至卫星电话也是装备之一。驾驶汽车成为必备的基本技能。因此,一部汽车加上一个装满设备的箱子,就是一个小型的流动编辑部,远程工作是一种常态,因为从技术上讲,十年后的记者在任何地方,只要有信号,就可以迅速和编辑部融为一体。

流动更加频繁

这里所说的流动,不仅是跨行业、跨媒体的流动,甚至还包括跨国流动。此外,因为对专业新闻人的要求更高,新闻人尤其是专业记者,将更多的是“在路上”的姿态。他可能在媒体的时间很少,更多的是在采访的路上。还有一点值得注意:随着二三线城市的崛起以及大城市就业压力的增加,一些名牌学校毕业的新闻人,不再谋求在京、沪、广等大城市工作,一些主流媒体的外派、外驻中西部二三线城市的记者将大量出现,中西部二三线城市与京、沪、广的新闻对流更为普遍,这也是流动的一种表现。

跨媒体成为常态

如上所述,记者的要求更高,需要是多面手,具有多种复合素质和能力,同时,一个记者服务本集团的几个媒体将成为常态。他可能是报社的记者,同时是网站的专栏作者,也会不时地在电视上充当主持人。随着媒体集中和融合的加快,十年后的新闻人将会更多地活跃在多种传媒上。因为跨媒体,所以一些记者的工作地点不再固定,甚至没有固定的办公室,远程记者、特约记者将大批出现。

全媒体记者成为普遍的现实。记者在教育之初,就受到全面的训练,不仅会采写新闻,还会摄影、摄像,制作网页、编辑专题。十年后,文字、摄影、摄像的记者分工依然会存在,但那更多的是侧重,而不是壁垒分明。全媒体记者对于报纸、杂志、广播、电视、音像等载体样样能玩得起来,还需会操弄4G等技术。一个记者可能承担的任务更加多样化,一方面要为报纸供稿、供图,也要为本集团的网站提供视频、音频等。这就需要新闻人具有更加全面的素质和能力。因为跨国采访、越洋采访更加频繁,熟练运用一至两门外语的人将会更多。

受众意识更强

新闻营销是常态,新闻人的受众意识更强。因为媒体的服务性要求更高,受众的主动性大为加强,受众不再是被动的接受者,而是挑剔的接受主体。在竞争激烈的新闻市场上,如果写不出受众喜欢的作品,一些网友就会写给你看,教你写新闻,他们用嘴来嘲笑,还用脚来投票。所以,新闻人必须是更为敏锐的信息雷达,不仅能捕捉变动不居的信息,还要洞悉受众的需求和心理,适时提供他们需要的产品。

视野更加开阔

在未来的微博3.0时代,一个优秀的记者,不仅要能够玩转微博,善于进行新闻营销,还要在一定范围、一定领域内是一个舆论领袖。他的微博、博客一定是他的另一个活动平台,不仅借此和网友交流,同时也可以收集信息、信息。这就要求他具有更为开阔的视野。行业分工可能会越来越细,他跑的口子也越来越小,但绝不能囿于口子的限制,在专业更细、分工更明确的前提下,视野一定会更加开阔,因为如果没有宏阔的视野,他就不能胜任竞争激烈的新闻工作。

此外,将会有更多的专家型记者大量涌现,一方面是记者更加专业,另一方面是一些专家更活跃于媒体,媒介知识分子更多。这些知识分子熟悉新闻操作手法,既是媒体的采访对象,又是媒体内容的供给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