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由现代化走向现代性的过程中，“商品是天生的平等派”。在商品面前，生产者的男女是平等的；启蒙运动揭掉了男女不平等的神权外衣；享用共同的物质生活财富，增强了男女的共同体意识；非人格化的市场经济和以能力为标志的官僚制，为女性争取性别平等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和依据。三个相互联系的发展因素促进了性别平等。第一个因素是市场和交换的发展促使人们借助商品这一概念进行思考。在商品化的过程中，人们把他们自身看做是财产的所有者，能力也是财产的一部分。第二个因素是启蒙运动和理性化进程。受到启蒙运动的影响，人们思考问题的方式更加理性化。逻辑、计算、科学探索以及经验证据被看成是理解自然、理解社会的最重要方法。第三个因素是这样一种思想，即作为同一个物种，人们共享着实质性的财富。在这个意义上，人们也应该是互相平等的个体［2］（pp．4－5）。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官僚制进一步增强了性别平等的观念。市场经济具有非人格化的特征。它不关注人的性别只关注人所达成的经济绩效。经济效益成为判断人们自身优劣的标准。在经济运行规律的约束下，市场经济向所有人开放，为所有人提供竞争、博弈、发财致富的机会。官僚制则在公共行政领域进一步改变了评判的标准。相比于性别，官僚制更注重能力。“能力正日益成为一种有价值的资源，因为它能让人合理地出人头地：它客观上肯定了优点和效能的价值，这两者在专业化时代都很重要。”［3］能力标准标志着公共行政领域由性别偏见向性别平等的转移。

一、女性对经济平等和政治平等的追求

经济条件与政治权利是影响女性社会地位的两个重要因素。经济平等与政治平等体现了社会制度的正义价值。“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4］（p．3）。女性追求经济平等和政治平等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这两方面的目标尚未完全达到。进入劳动力市场是女性获得经济独立的重要途径。机器大生产为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创造了条件。在机器面前，男性所具有的体力优势已经不重要了。持续扩大的再生产对大量廉价劳动力的需求进一步促使资本家雇佣女性。对于女性来说，进入劳动力市场与其说是获得经济独立不如说是一种被迫的选择。在19世纪初，女工比男工受到更残酷的剥削。相比于男性工人，女性工人和童工“干活更好，拿钱更少”。尽管如此，女性终于走出家庭，迈出了经济独立的第一步。伴随着工人运动的不断高涨，在19世纪末出现了第一次女权运动浪潮。女性开始觉醒，她们追求性别平等、追求同工同酬、追求公民权利和政治平等。随着经济地位的提高，女性主义者更加关注政治平等。由获得权利到享有权利，由争取选举权到积极参政，女性在政治领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争取经济平等和政治平等是女性进入公共行政领域的双重动因。

二、公共行政中的男性与女性

（一）以男性为中心的公共行政

公共行政是以男性为中心的。韦伯在指出三种不同的权威统治形式（即个人魅力型权威、传统型权威和法理型权威）时指出，与工业社会最相吻合的是官僚制组织［5］（p．4）。这三种类型的权威统治形式实质上都具有男性主导的特征。男性主导公共行政的依据是男性的性别优越性，而性别崇拜则为男性的优越性进行了辩护。现代性创造了迅疾变迁的社会，它将父权制时代产生的有关劳动性别分工的物质和意识形态遗产，与瓦解这种遗产、创造性别平等秩序的物质与意识形态力量结合在一起，这种迅疾变迁以及由此产生的相互矛盾的力量，不可避免地创造了性别这种崇拜的意识形态［2］（p．4）。性别崇拜的直接后果是男性中心论的产生。男性中心论与西方中心论实质上是基于同样的逻辑。男性中心论以男性的优越性为依据；西方中心论以西方社会的先进性为依据。男性中心论根据性别标准确立了男性的统治，西方中心论根据西方优越性的标准为世界提供了单一的发展模式。男性中心论和西方中心论都具有排斥性。以男性为中心的统治导致了女性在政治领域的边缘化；以西方为模式的发展否定了非西方国家的多样性选择。男性中心论和西方中心论根源都在于二元对立观。这种对立观假设一方是优越的，是好的；另一方则是低劣的，是不好的。因而处于优势的男性应该统治世界，而女性则应该服从于男性的统治。这样的逻辑引申到公共行政就导致了以男性为中心的公共行政。男性不但建构了以男性为中心的统治，还建构了以男性为中心的神话来进一步证明男性统治的合理性。“一个神话总含有一个主体，他把自己的希望与恐惧投射到超越的天空。女人未将自己树为主体，所以也没有创造过反映她们设计的男性神话。她们没有属于自己的宗教或诗歌：她们仍要通过男人的梦想去梦想。男性创造的众神就是她们要崇拜的众神。”［6］（p．167）男性的神话使得女性进一步被边缘化，失去了真实的“自我”。女性参与公共行政的文化基础被“男性神话”掩盖了。

（二）女性对公共行政的参与

埃莉诺•奥斯罗姆认为：“理解个人如何解决实际场景中的特定问题，要求采用从理论世界到行为世界，又从行为世界到理论世界的策略。没有理论，人们绝不可能理解作用于不同情形中的许多外在现象的一般的基本机制。如果不利用理论来解决经验难题，理论工作只能对理论本身有所创造，很少会对现实世界的状况有所反映。”［7］（p．3）在女性主义的影响下，女性走出家庭领域进入了公共领域。一部分女性积极参与了公共行政。然而公共行政中的女性参与者要么处于较低的地位，要么处于高位却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尴尬。在西方社会，女性进入公共行政领域的部分原因是政府为缓解财政危机而雇佣对薪水要求较低的女性。在公共行政领域女性从事的多是低层次、职位较低的工作。这决定了女性提升自我和职务晋升的机会是有限的。那些处于高位的女性也不得不面临尴尬的处境：在男性建构的公共行政中，女性要具有男性气质才能进入公共行政，以至于女性领导者“看着像个女士，行动像个男人”［8］（p．60）。为了获得合法性，代议制度有时就需要有令人瞩目的个人形象，具有标示威望的外在符号。“显赫的社会地位、能力强、身为楷模、资源丰富、地位优越的外在标志等维度都可能营造出代表的卓尔不群。”［3］这些维度明显具有男性化的特征，使得政治人物形象更加男性化。

（三）女性主导公共行政的诉求

如果个人的就是政治的，那就意味着女性的社会地位是现行政治的结果，因而也要通过政治的途径来解决。对于这条道路的可行性，麦克因斯提出了质疑。因为把个体的等同于政治的为政治干预个体的私人空间提供了理由。最终导致个体内在政治化。男女之间自然性态的差异是客观存在的，也是难以消除的。虽然个人的不能完全等同于政治的，男女的社会性差异问题仍然要通过政治平等来解决。女性追求平等的政治权利必然产生主导公共行政的诉求。民主治理为民主行政开辟了新的道路。传统的公共行政治理模式主要是官僚制。对于未来的政府治理模式，彼得斯提出了四种：市场式政府、参与式国家、弹性化政府和解制型政府。至今还没有人提出过一种女性为主导的公共行政治理模式。女性能否像男性一样主导公共行政？这个问题关系到女性在公共行政中的地位和作用，也关系到公共行政自身的变革。由参与到主导需要一个过程。公共行政的变革为女性参与行政活动提供了可能，但是女性主义者不满足于参与，她们要通过参与逐渐增强女性的政治地位和女性话语权来实现男女政治平等甚至建构以女性为主导的公共行政。相对于推翻男性统治的世界，女性的这一主张似乎并不极端。权力具有垄断性和排他性，女性对于公共行政的主导性诉求难免会受到男性的排斥。然而权力的效力也需要合法性的支持。排斥女性公共行政就面临合法性危机。如果说女性主义的革命性使得女性承担着主导公共行政的艰巨任务，以男性为中心的统治和以男性为主导的公共行政使得这一任务难以完成。这是女性主义的问题所在。

三、公共行政中提升女性地位的战略选择

公共行政中的女性地位问题不是简单的性别问题而是价值选择问题。塞缪尔•谢弗勒主张“平等被理解为包含并超越所有人都拥有平等的道德价值这样一种社会和政治理念时，平等才是最具有竞争力的”［9］。平等者之间的关系不仅仅意味着参与者拥有平等的道德价值，这种关系还要拥有一定的结构和特征。公共领域应该是男女共同管理的公共空间。立足参与，着眼主导是提升女性地位的战略选择。

（一）解构社会性别差异和男性统治合理性之间的关系

政治与性别之间没有直接的关系。尽管这个世界可以分成男人和女人，对世界的治理却不可以简单分为男人的治理和女人的治理。因为在社会实践过程中，男性和女性并没有完全分开，处于公共领域的公共行政和处于私人领域的家庭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所谓的男女性别差异是社会建构的。以性别差异为基础建立的秩序是一种有效但内含不公的秩序，以性别差异为基础策划创造的文明是一种带有偏见的文明。这关系到公共行政的价值导向也影响着对女性地位的判断标准。男性和女性之间存在的社会性别的差异是一种男女二元对立观的产物。二元对立观的出发点是男女自然性态不同，通过社会化，男性和女性便有了社会性别差异。性别社会化的最终结果就是男性具有了男性气质，女性具有了女性气质。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之间的差异使得男性更适合于公共领域，因而在公共行政中男性居于主导地位。女性气质则决定了女性更适合于在家庭等私人领域活动。女性进入公共领域存在着无形的障碍，公共行政中的女性更多居于从属地位。在职位晋升过程中，女性会遭遇“玻璃天花板”。从逻辑上讲，如果能够消除限制女性能力发挥的社会经济因素，女性的表现会和男性一样出色。男性垄断权力主导公共行政的行为缺乏坚实的理论基础支撑。因为产生于共同体基础之上的权力不为特定的人所拥有。凡是因偏私而建构的都将被解构，凡是已僵化的都将被变革。男女的自然差异与生俱来，但在公共行政中不能把性别差异作为理由阻止女性的参与。

（二）重新界定关于公共行政的语境

公共行政的语境决定了公共行政话语的意义。索绪尔的语言学观点认为：“任何行动或事物的意义也许看起来是自然的，但总是建立在共享惯例的基础之上。”［10］（p．64）重新界定关于公共行政的语境首先要关注公共行政中的语言。因为在本质上，当前这种语言是男性化的语言。公共行政中的女性要有自己的语言，即一种中性的不带性别歧视的语言。重新界定关于公共行政的语境要关注女性的话语。不同话语背景下的女性，不同范畴下的女性会有不同的含义。处于历史过程中的女性是一个追求经济独立、政治权利和性别平等的“女性”；文化中的女性是一个身份和思维方式深受传统风俗习惯制约的“女性”；政治中的女性是一个处于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之间，面临尴尬处境的“女性”。所有这些不同话语背景下的女性概念都导向同一个问题———性别不等。值得注意的是21世纪的女性已经不是原来传统社会中的女性了。女性的话语很可能会导致性别观念的重塑。重新界定关于公共行政的语境还要关注受二元论影响的思维方式。在二元论的影响下，自然与文化是对立的；人类与非人类是对立的。以此推之，男性和女性也是对立的。这种二元对立观对于公共行政具有重要的影响。“有关行政管理和公民关系的二元主义假定，连同公共行政强调行政管理取向的工具性、功能性和理性以实现有效的管理控制特征，使得公共行政步入歧途，忽视了公共行政与公众之间的辩证关系，也忘却了公共领域中建构社会性选择方案的可能性。”［1］（p．30）可以说，男性和女性的对立是受二元论影响的思维方式的产物。

（三）由二选一的对立走向二合一的辩证统一

理性主义和二元对立观深刻影响着人们建构的世界。理性主义主导了西方世界的思维方向。极端的理性主义给人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灾难。理性主张的是确定性。确定性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必然会压制或排斥那些不确定的东西和不适合的东西。二元对立观把社会现实分成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把人类分成男性和女性；男性又把女性看作他者。理性对于他者是冷漠的、排斥的。这造成了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隔离；造成了男性和女性的人为对立；造成了政治领域中女性的从属地位。事实上对立的二者之间总是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二元对立观忽略了事物之间关系的辩证性。公共行政要实现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统一、男性和女性的统一以及自我和他者的统一，才能应对环境和社会结构变迁所带来的挑战，而女性在公共行政中的地位也才能得到相应提升和保障。因为“无论是对社会再生产而言，还是对经济基础而言，当个体、家庭、国家、市民社会被人们认为都具有同等重要性的时候，女性主义理论就释放了空间———看来就是———摆脱了次要和从属的地位”［11］（p．42）。

四、结语

根据后现代主义的理论，过去的一切会受到质疑，现在的一切都将面临挑战。公共行政也不例外。女性主义通过性别视角质疑了公共行政的合法性，通过对性别不平等的批判表达了女性寻求政治平等、参与甚至主导公共行政的愿望。对于公共行政来说，女性的参与作用和影响将是一个长远的话题。女性参与公共行政是必然的趋势，想要主导公共行政却困难重重。从参与地位到主导地位预示着女性在公共行政中地位的提升，也意味着公共行政自身的持续变革。

作者：赵林栋单位：厦门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