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社会而言，历史的过去可以追溯到无穷远，而历史的明天又可以无限地延伸下去。诚如庄子所慨叹：“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智慧生物”自居的人类，生来便陷入自然、社会的种种矛盾与冲突中，这些矛盾与冲突制约着人追求无限愿望的实现，与人自由的本质相悖。《西游记》中妖魔鬼怪争相抢吃唐僧肉，就反映了国民性格中受道家思想影响长生不老的观念。然而，所谓邪不胜正导致他们被一一收服或打杀。于是欲望和理性的矛盾便成为人性中矛盾之源。

马克思说：“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性是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的统一。”因而超越关于人性定义的种种学术争论，广义的讲，它应是一定的社会制度和历史社会条件下，人区别于动物的共性乃致本性。这种本性应该包括人正常的情感和理性。哲学史和伦理史的“人性论”、“人本主义”都曾在反对封建专制和神权禁欲主义中发挥过积极作用，但它们脱离社会现实去抽象讨论人性，亦被历史证明是局限和不完善的。

新世纪的钟声已经敲响，以助人为宗旨，缓解社会矛盾、增进社会和谐为目标的社会工作，正好迎来专业发展的春天。站在现在和未来的时空点上，社会工作者应当具备“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责任使命感：从社工尊重人性的基本价值理念出发，立足对社会现实的准确认知，以超越传统社会学和医学的独特视野，面对人—这个社会的个体生命对象，去寻求突破人性中弱点的方法，实现自助助人、协调有限人生与超越无限矛盾所派生的种种矛盾冲突与疾病状态，从而促进整个社会的公正与和谐。

*全球化背景下人性的定位

无论赞同还是批评流行一时的现代化理论者，都承认“人的价值观、行为规范和信仰在决定社会类型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因此，价值观的转变是社会变革最重要的前提条件。”（韦伯斯特《发展社会学》华夏出版社1987）

从世界范围看，发展经济是绝大多数国家的共识与当务之急。西方发达国家先进的科学技术，卓有成效的管理方法，严谨灵活的政府机构形式，层次分明的教育制度等，以其现代化成就为模式，被广大发展中国家作为蓝图仿效之。然而，在经历长久的阵痛和难产后，许多人才象智利学者萨拉扎一样体悟到：“落后和不发达不仅仅是一堆能勾勒出的社会经济指数，更是一种心理状态。”

中国社会全面转型时期，国民心态经历的转变同样是动荡和复杂的。“这种复杂体现为文化冲突中价值选择的双重取向：一方面，越来越多的人的人格和社会行为在趋向现代化；另一方面，也有相当多人的心理和行为取向趋向严重的失衡、失范与失控之中。”

（李勇锋·《变革中的文化心态》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

我国社会文化环境经历的封闭到开放、高度专制到相对宽松、意识形态色彩淡化的里程中，国民价值观也经历了从传统的“舍生取义”到市场经济“效益至上”的两难选择。现阶段政府推行的主导文化是“用高尚精神塑造人、用优秀作品鼓舞人”的主旋律，作为社会经济长期发展形成的主体文化是“经济建设为中心任务”，引导社会时尚的主流文化则是鼓励创业、追求成功，作为亚文化的大众休闲文化悄然兴起，并形成对主文化的强力冲击。很明显，市场的诱惑下再大谈无私奉献是不太现实的，但完全可以把它理解为一种对自己、组织的责任感与敬业精神，并以此来寻找个人的恰当位置。

市场经济所追求的效益效率，必然要求严格的规章制度和工作纪律，这又与现代化所鼓吹的个人自由、个性化不可避免地冲突了。这种深刻冲突的直接结果便是传统价值观的没落、家庭观念的解体、个人社会角色的冲突、心理行为的失衡与病变。

人们渴望回归大自然，去放松身心。曾在世纪末中国风行一时的“西藏文化热”、“雪域情结”等，正是这种现实状况的反映：青藏高原以其特殊的地域因素得以保持淳朴的风貌人情，身处五光十色城市环境中的人们内心又深深保留着对这样纯净天空的向往。然而，随着一支又一支旅行队伍的不断光顾，这片也许是最后的净土必将重蹈被污染的覆辙！

当数字信息化和全球化的浪潮滚滚而来之时，世界更是日新月异：人们被各种信息所包围，被各种制度所规范，被各种角色所负累，为各种竞争而身不由己，为无形但越来越多的压力而焦虑、矛盾、孤独、恐惧┄┄

人们越是追求自由解放，越是感到身心受到束缚：

人们创造财富、追求享受，但是全球每天用于军事开支至少为25亿美元，用于控制生育的开支至少为1200万美元。

人们追求身体健康，但是全球每天至少有800人死于空气污染，15000人因饮水不洁而发的疾病过早死亡，更不用论越来越多的心理疾病。

人们疲惫不堪、战战兢兢：担心世界毁于核爆炸，担心受到恐怖分子袭击，担心北极冰川融化，担心爱滋病范围扩大，担心成为突然出现的金融风暴受害者，担心电脑被黑客袭击，担心忘记了信用卡密码┄┄

现代文明和全球化在带给人们愉悦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带给人们深刻的危机。有学者指出：“现代化最大的问题在于人和天的不和谐，人和人的不和谐。”抛开资源危机、环境危机、复杂的地区与种族、宗教冲突暂且不论，具体到每个人则体现为个人内心深处错综复杂的矛盾与不确定性：人的自然属性被动地出现物质化、世俗化倾向，满足于感官的刺激与放松成为主要休息方式；人的社会属性又被多元文化、过量信息左右。人与人交往的广度在增加，深度却不断降低，于是在寻求理解的同时又自我保护，从而更为孤独，不得不借助信息媒体这些虚拟的社区来找寻自我与蔚籍。

价值观的真空直接导致了信仰的误区，进而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一些新兴带有宗教色彩的组织利用了这一现实，在极端批判社会现代化的同时，标榜自己能解脱人生苦难，进入天堂。这迎合了一些人精神寄托的心理需要，从而使其得以迅猛发展，成为社会不稳定的因素。去年在我国喧嚣一时的“现象”正是典型例子。

·个案、陈进兴、1999年台湾岛轰动一时的“白晓燕绑架撕票案”主犯。据《参考消息》报道：在部分程度上，正是新闻媒体不负社会责任的跟踪采访、密集报导，使得警方解救人质的努力化为乌有。陈进兴在残忍奸辱杀害年仅16岁的白晓燕后最终落入法网，临刑枪决前，他在狱中做了两件大事：一是出版《我的忏悔》一书并被新闻媒体大肆炒作；二是改信仰佛教为基督教。针对其书，受害者家属及有关学者均表示反对出版，担心给社会造成新的负面误导。而陈进兴自言更改信仰的理由是佛教讲轮回因果报应，恐自己罪孽深重，难得解脱，而基督教则宣扬忏悔即可得救。

且不论陈进兴忏悔的真实成分，也不论“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更不论他投身基督教是否能真得解脱。其忏悔举动的本身，就足以证明其自然属性中对生命之留恋，社会属性中良心道德之不安。乐生畏死是人之本能，陈进兴自不例外。不良的价值选择，不法的图财手段，是陈进兴人性中的致命弱点。然而，将他正法以示法律公正、震慑罪犯和慰受害者之灵并大快人心外，本身不能改变既成事实，更不能解决此类问题的根源。从某种意义上，陈进兴既是凶手也是时代的悲剧角色。台湾《联合报》就哀叹“黑金政治”造就“残酷的孤岛”。因陈进兴而饱受误解与心理压力的家人，更是需要社工帮助辅导的受害者。

马克思说：“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人类一直在为解放自己而努力着！面对全球化的现实局面，社会学家在激烈批判社会不合理因素同时，亦深为世风日下而感叹；人文学者在倡导守望精神家园之余，却发现曲高和寡；医学工作者在医治越来越多生理疾病之时，又不得不面对更多心理的不健康状态与困惑。作为一们新兴的应用学科，社会工作应当立足现实，结合社会学理论与医学实践，融合理念、方法、技术于一体，用社工实务去实际改变个人—团体—社会的不合理状态。一点一滴，精卫填海、壮心不已，向促进个体的全面发展，向完满和谐的终极目标努力。

*身心疾病——社会文化矛盾在个体生命的折射

当我们把理性的目光投向这个幸福而苦难的世界时，发现个体的生命被世界作了各种偏性调整，而在很大程度上却忽视了自我的潜能。

人类自古以来就被各种疾病所困扰。即便在这个高度文明发展的现代世界里，人类中相当多的个体也在直接或间接地被疾病所困扰。不是此时有病，就是彼时有病；不是自己有病，就是亲人有病。

这里所说的广义疾病，不仅仅指生理上头疼脑热、血液器官的疾病；还指过度焦虑、恐惧、变态等心理方面；更指极端的不平衡、滥用药物、犯罪等社会适应方面问题。

疾病是大自然对人的作用，是文化对人的作用，是社会对人的作用，是遗传的作用，是作用的积累：

疾病是对人的教训，因贪图急燥、拿得起放不下，利欲熏心、苦恼不已，自我折磨。

疾病又可能是对不堪重负的解脱，疾病可以免除很多的责任，可以推卸很多义务，可以在最困难、最紧张时合理遁逃。

疾病还是人类社会的罪恶基因，社会中所有不合理的现象、文化、结构、制度、生活、伦理、道德种种，都将化为某些人的某些病。

疾病还是一个图画。它是人们所有被压抑潜意识的显露，是所有罪恶感、惭愧感的显露，是所有梦的显露。同时，疾病还是一种艺术。这种艺术对潜意识的显露，是那么的婉转、曲折、那么令人惆怅，那么令人同情、感叹和关心；它令人安慰地述说着自己的故事、痛苦、不平衡，诉说着自己从小到大的遭遇，诉说着自己现在的种种心理情结。

当一个人在世界上不能用语言表达内在心理时，不能用其它方式讲述自己的故事时，最后一种艺术登台了，那就是疾病。它是人类一个巨大的、曲折的梦。正如弗洛伊德《梦的解析》所揭示那样：“人在梦中可以诉说清醒时不能诉说的语言，实现清醒时不能实现的幻想，释放清醒时不能释放的能量，解决在白昼时不能解决的现实矛盾。”人们用疾病解决家庭矛盾，解决自己面临的社交环境矛盾，解决种种情感冲突矛盾；人们用疾病折磨别人、困扰别人、报复并战胜别人，用疾病战胜环境，发出最强音。

从这些意义上，疾病记录着天灾人祸，记录者贫困、腐败，记录着人和大自然相斗争、相磨合的状态与历史；记录着社会的全部扭曲与不合理因素，记录着文化的全部罪恶方面。

从另一种意义上，疾病记录着一个人先天的身世和命运对他的安排，记录着他在这个世界上不公平的处境、不公平的待遇；同时，疾病还记录着一个人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记录着他与命运、与疾病相抗争的全过程。所以，疾病是对一个人心灵的缺陷与弱点非常公正的评价，又是人类社会一个巨大事实的存在。

*疾病治疗——传统医学的危机与误区

在20世纪，人类与疾病斗争所取得的辉煌成就远超过任何一个历史时期。重视公共卫生，推行预防接种，改善饮食和营养，加之新药和新诊断、医疗方法与技术的不断发明和推广，使人类的预期寿命明显增长，生活质量不断改善，互联网上千里会诊、挽救生命，不再是神话而被传为佳话。联合国卫生组织更是把生理、心理与社会适应三方面的完美状态列为健康的新标准。

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变动，医院内环境污染、营养不平衡、临床分科太细、临床医生思维退化等一系列令人担忧的严重问题也摆在面前。据中国卫生部药物不良反应监测中心报告：“近几年来，我国住院病人中，每年有19、2万人死于药物不良反应；其中滥用抗生素造成中毒性耳聋的儿童逾百万，并以每年2至4万的速度递增。”有关专家认为：“以上问题的原因一在于患者无知，小病吃重药、无病也吃药；二是许多人吃大锅药，不吃白不吃；三是医院缺乏对药物的监控，假药泛滥；四是一些医生知识老化，对新药不熟悉又草菅人命；比这些更为严重的是整个人类面临抗药性增强、免疫力下降的现实威胁。

当医学成为世界上最大一种商业、产业与行业时，有关医学方面的经济利益又在不同程度上制造着人类新的疾病。所谓医源性疾病、药源性疾病，正是医药不当使用、医学不良宣传、不良医学文化和不良心理暗示的恶果。从这个角度，疾病也记录着医学的弊端与不合理。当人类的身心疾病越治越多时，就更昭示着传统医学的危机。

健康应当是生命的自然状态！生命站在意识的彼岸，决不能用解决自然、社会问题的方法手段机械地去解决生命的问题。但是，人们每时每刻接触社会，便很自然地用商品经济的思维去花钱买健康，这样生命变成社会的交易，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生命的主动性与潜能，这便是传统医学的最大误区！

在这里，有必要将中医、西医这两种主要的医疗体系作以简要对比：

曾被称为国粹的中医，从整体观着眼，以阴阳、五行、脏腑的辨证施治及独特的经络学说为结构，从传统文化“天人合一”观点出发，讲究养生之道，医食同宗、防重于治，在治疗中以中草药为主、辅之以针灸等手段。中医注意到疾病与生活方式的密切关系，讲究“三分药补、七分食补”和“是药三分毒”因而中医治疗对人体毒副作用小，但疗程长、见效慢。

西医从对人体器官功能的运动、神经、内分泌、呼吸、消化、循环六大系统的生理解剖入手，治疗上以服用化学药物和手术、器械为主。疗程短、见效快。后来又发展出精神治疗、心理医疗等。

随着现代化的节奏加快、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虚实辨证的中医不再为来去匆匆的现代人所钟爱。而服药、打针与动手术的立竿见影西医成为主流医疗方式，中医迅速退化为其附庸。然而，人们对健康质量越来越高的要求，西药越来越明显的副作用，特别是治疗一些慢性疾病进展的艰难，迫使西医不得不开始注重以往被忽略的脏腑器官相互影响作用，中医也开始借助现代化的精密仪器检测治疗效果。这样，中西医结合，由治疗型向“生理—心理—社会”预防型模式转化的“未病医学”成为大势所趋。

中西医都有着很好的理论和治疗法则，只是在社会的熔炉中被歪曲了。来自病人、社会、经济方面的需要都在迫使医学考虑自身的存在和发展问题，从而使他们理论与治疗法则中所欠缺的一面迅速膨胀起来。正如中国一句格言：“针尖大的洞，斗大的风。”

中西医两种医疗模式的对比正好从某钟角度深刻反映出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其实中医也是在遭受列强凌辱和“洋务运动”的民族落后历史背景下开始被冷落的！他们的结合又在预示着两种文化的交融乃至现代化过程中我国国民性格的新塑。对于我们来说更重要的是一种社会工作专业方法本土化的珍贵启示。

*精神分析——架起尊重、了解每个人的桥梁

弗洛伊德创立了精神分析技术，并透过这一特殊的治疗方法，应用其临床资料，建立了许多许多学说。这些学说不仅促进了精神医学界的新发展，并且为通往“人了解人”的道路上开启了一扇大门，还打破了“理性支配人类行为”的一贯信念。精神分析对人类思想和生活影响之大，竟与哥白尼、达尔文并列为划时代的杰出人物。精神分析揭示了人们心理上“潜意识”的存在，在之后的心理学家荣格又创立了“集体无意识”理论。你的过去影响着你的今天，你的今天又影响着你的将来，因而你是连续的。潜意识指个人，而集体无意识指民族。美国心理学之父詹姆士认为：“一个可称为心灵仓库和人类所有体验的东西存在着，一位心灵敏感者能把他挖掘出来获得过去及未来的信息。”荣格发展了上述见解并试图描绘出集体无意识的结构，他认为：“在个人潜意识的心灵深层，存在着一个融合。”虽然生活在各个民族、社区的人的文化背景不同，但在每个人内心深处，平等与尊严、安全与归属的基本需要是相通的。按弗洛伊德的说法：“一个人一生中较迟发生的事不论他们看来多幺重大，都不能抹杀那些早期的影响力量。”正如诗人威廉·爱滋华斯所写道：“孩子是成人的父亲！”社会工作者正好可以做上文中提到的这样一个“心灵敏感者”，以真诚为前提，以工作对象性情中弱点为入口，进入其心灵仓库去探本溯源，从而寻求解决问题的“钥匙”，并帮助他重塑健康、完整的意识结构与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乃至人格。

*社会工作互动——塑造完整、健康的人性

“如果你送人一条鱼，

你只能使他果腹一餐；

如果你能教他如何捕鱼，

他将会终生不饥。”

这是一则东方寓言故事，它典型地说明了关于治标治本的道理。

面对生理机能性疾病之时，仅仅从表面肤浅地予以“头痛医头”的治疗，而不去试图改变造成这种疾病的不良思维方式、生活习惯等深层次原因。迟早也会旧病复发的。

面对心理的疾病或障碍时，仅仅满足于一时的放松、倾诉，而不去触及巨大冰山的底部，又怎能放下诸如悲观、消极、失望、骄傲、狂妄自大、嫉妒或过分的羡慕、过分的追求或过度的忧虑等等思想包袱呢？从“文化相对论”的观点，行为变态者就是那些“其行为没有得到他们文化制度所支持的人”（本尼迪克特《文化模式》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况且，现代医学发现证明，许多生理的疾病就源于心理的因素或两者相互影响。

正如面对社会中一些弱势群体时，也许比给他们一箪食、一豆羹或一丝怜悯同情更为重要的，便是对其人格的尊重。对他们一句简单的鼓励，也许会激发出想象不到的潜能与戏剧性结果。所谓扶贫不如扶志，正是被许多扶贫实践经验所证明了的。

肆虐全球令许多人闻之色变的，固然有着各方面复杂的原因。但在戒毒“生理脱毒——心理脱毒——后续社会监督”三阶段中，最关键也最艰难的便是心理脱毒的第二阶段。与之相比，依赖于简单的强制方法或药物替代就能轻易地实现第一阶段的生理脱毒目标，但问题在于单纯这样复吸率极高，治标不治本。

通过对一些戒毒工作相对于强制方法较为成功的、带有社工色彩的“社区模式”诸如：“金碧模式”、“戴托普（DAYTOP）模式”、“PS33模式”等直接或间接的观察，我们发现：虽然具体的方法不同，但他们共同的原则，同时也是与强制戒毒最大不同之处在于平等地对待这里每一个戒毒者。通过对每个戒毒者人格价值的尊重与信任，动员各种社会力量、应用各种辅导方法，以真心换取他们的信心、良知与爱心，鼓励帮助他们恢复健康、积极的心态、人格，从而回归主流社会。笔者分析，这里的戒毒治疗之所以成功率相对较高，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工作人员突破了戒毒者社会属性中渴求平等、尊严和正常生活的“弱点”并与之形成了互动。在此之前他们也许体验过不止一次的强制戒毒，处于种种原因加上逆反心理以及内心深处对深深的依赖感并未切断，又因复吸而自觉不自觉地来到这里做最后的尝试。这里平等的环境让他们体会到久违的温馨，小组家庭式参与方式让他们体会到了自我的价值与责任，关于生存心态与技能的培训又打消了他们的后顾之忧，于是“奇迹”得以出现！当然，这些正在实践探索中的模式也有他们这样那样的缺陷，有待进一步的专业化。但他们毕竟为戒毒社会工作、康复社会工作开辟了一条值得深思的新路。谁能因天空没有翅膀的痕迹，而否定鸟儿曾优美地飞过呢？

在突破人性弱点进行治疗矫正时，社会工作者的介入好比催化剂的作用，真正发生有意义变化的却是工作对象本人。当然在这种把握得与失、刚与柔、进与退的艺术过程中，社工自身的心灵体验更为丰富，理解能力与责任感进一步增强，工作修养方法技巧得以不断提高，自身一些不良意识行为甚至思维方式也可得以返观内照与修正完善，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工作互动。

中华传统医学兼哲学伟大宝典《黄帝内经》指出：“上医医国、中医医人、下医医病”从这个角度，完全可以给社会工作一个较为准确的定位了：论上医，我们不是治国平天下的政治家；论下医，我们更不是悬壶济世的杏林医生；既然“社会工作是一们融合理念、方法、技术于一体的临床学科”新世纪的社会工作者只能本着对全球化背景下现实状况的准确了解，借鉴其它学科最新的研究成果，正如只有从医学、生命科学等角度彻底破解性在生命中的秘密和规律，才能真正促进道德与法律的开化和进步。我们应该促成社会学理论的实际应用即医学实践化——康复社会工作务实，促成医学的社会系统化——尊重人性及生命的潜能，帮助生命的个体认识、接纳自我，塑造健康的思维与生活方式乃至人性，进而协调并着手解决社会制度中不合理与不和谐的方方面面，最终促成整个社会的良性运行。

世界上越是艰难而富有挑战性的事物，也许从事起来也就越有价值与意义。新世纪的社会工作者正是这样的探索者、实践者和挑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