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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保险与城镇老年人幸福感探讨

医疗保险与城镇老年人幸福感探讨

一、文献综述

学术界对幸福感并没有一个准确的定义,大体反映人们对生活的整体主观评价,通常用主观幸福感(SubjectiveWell-bing,SWB)表示。幸福指数最早由诺奖得主萨缪尔森提出,他给出一个方程式,幸福=效用/欲望。幸福感实际上是现实的生活状态与心理期望状态的一种比较,对期望的满足感越大,幸福感就越高。幸福感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领域,一个是幸福感的测度,另一个是幸福感的影响因素。测度主观幸福感一般采取自陈报告测量方法,由受访者自我汇报他对生活的满足感受,以此反映其幸福感。例如,著名的世界价值观调查②(WorldValueSurvey)通过设计这样一个问题来测量受访者的幸福感:“总的来说,您觉得幸福吗?”,有“非常幸福”、“幸福”、“不是很幸福”、“一点也不幸福”四个选项,每个选项赋予不同的数值,“非常幸福”赋值为1,“幸福”赋值为2,“不是很幸福”赋值为3,“一点也不幸福”赋值为4。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也是通过设计这样一个问题来测量个人的幸福感:“总体而言,您对自己所过的生活的感觉是怎么样的呢?您感觉您的生活是:”,有“非常不幸福”、“不幸福”、“一般”、“幸福”、“非常幸福”五个选项,每个选项被赋予不同的数值。这种自陈报告式的测量方式存在一定的缺陷,受访者的回答容易受到当时情境或情绪状态的影响,因此,只是一种主观的近似的测量。幸福感的影响因素研究大多从人口学特征、经济因素(收入、收入不均、失业、通胀)和政治因素(民主、投票参与等)展开(FreyandStutzer)[2]。物质幸福感是大多数人持有的观点,更高的收入可以享受更多的物质财富,从而更为幸福;相对收入也影响居民的幸福感,西方有句俗语叫“跟上琼斯”,杜森贝利把效用函数定义为U(个人消费/社会平均消费,个人收入/社会平均收入)[3]。Easterlin认为,主观幸福感随着自身收入水平的提高而正向变化,但随着他人收入水平的提高而反向变化[4]。然而,Dieneretal.的研究发现,在影响个人快乐的所有变量当中,收入所占的比重不超过2%。苗元江认为年龄、性别、教育、婚姻状况等人口学变量可以解释幸福感变异的15%[6]。黄有光的研究发现,性格较开朗比性格较不开朗的人更加快乐,结过婚的人比没有结过婚的人更加快乐,有稳定职业的人比没有稳定职业的人更加快乐,健康状况好的人比健康状况差的人更加快乐,有信仰的人比没有信仰的人更加快乐,有某种嗜好(如养花、书法、钓鱼)的人通常要比没有嗜好的人更加快乐等③。老年人的健康与幸福感是步入老年化社会比较关注的问题,影响老年人幸福感的因素众多,如经济来源、健康状况、婚姻状况、丧亲、退休状况、社会支持、社会互动等,但是、从医疗保险角度考察老年人幸福感的文献并不多。Hughes&Waite发现,在51岁到61岁的美国中老年人中,养老模式和自评健康、死亡率、忧郁症之间存在明显的依存关系;亓寿伟,周少甫发现公费医疗显著提高农村老年人的幸福感,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和农村合作医疗分别对城镇和农村老年人的幸福感具有积极的作用。

二、理论模型

在理论分析中,幸福感一般用效用函数表示,我们借鉴李涛等的理论模型[9],把医疗保险引入老年人的效用函数。假设老年人的效用函数取决于两个因素:医疗保险消费(I)和其它满足老年人生活需要的消费。考虑到保险的运作,具有跨期平滑风险的功能,效用函数为存在两期的跨期效用函数:U(C1,C2,I)=V(C1)+βV(C2)+W(I)其中C1,C2分别为第一期和第二期的消费,I为医疗保险消费,效用函数可分,β为贴现因子。W(I)衡量了医疗保险对老年人效用的影响,其中包含了各种可能的作用机制,如健康、风险、情绪等等。假设V(•)、W(•)满足效用函数的标准条件,一阶导大于0,二阶导小于0,即V''''(•)>0,V''''''''(•)<0,W''''(•)>0,W''''''''(•)<0,这一假设约定医疗保险消费和其它消费一样,都满足边际效用为正且边际效用递减。医疗保险支出受保险合同约束,因此,医疗保险消费外生给定,老年人的跨期预算约束为:P1*C1+P2*C21+r≤Y1+Y21+r其中P1和P2分别为外生给定的消费价格,Y1和Y2分别为老年人第一期和第二期的收入水平(是扣除了医疗保险支出之外的预算收入),r为外生给定的实际利率水平。此外,假设收入水平外生给定且不存在不确定性,而且不受到流动性约束,可通过自由借贷以平滑消费。这时,老年人的最优化问题为:maxU(C1,C2,I)=V(C1)+βV(C2)+W(I)s.t.P1*C1+P2*C21+r≤Y1+Y21+r其一阶条件为:VC''''1=β(1+r)P1P2VC''''2进一步,我们假设,β(1+r)=1,P1=P2=1,此时VC''''1=VC''''2,即C1=C2=(Y1+Y21+r)/2。在此情形下,老人的总效用为:U(C1,C2,I)=(1+β)V(12Y1+Y22(1+r))+W(I)此时,医疗保险的边际效用为U''''1=W''''1,假设医疗保险的边际效用W''''(I)为正,且边际效用递减,因此,在流动性不受约束的情况下,老年人可以平滑其消费,稳固的医疗保险消费给老年人带来正向的边际效用,由于医疗保险的边际效用递减,因此,最优的医疗保险购买应该满足购买医疗保险的边际效用等于其边际成本。在此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我们提出待验证的理论假说,医疗保险可增进老年人的幸福感。

三、实证检验

1.数据本文数据来自中国老年人健康长寿影响因素调查数据库(CLHLS),该调查项目由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曾毅教授主持,调查于1998年启动,随后的跟踪调查分别在2000年、2002年、2005年、2008年以及2011年进行,调查涵盖了中国31个省中的23个,涵盖区域总人口约占全国总人口的85%,调查时,随机选择大约一半的市/县作为调研点进行调查。本文使用2005-2008年的两期面板数据,2005年共有15638位老年人接受问卷调查,其中5209人在2008年接受调查时已去世,另有2957人在2008年调查时失去联系。由于城乡之间在老年人收入结构、医疗保险等方面存在差异,本文只考察城镇人口,所以剔除了来自农村的老年人样本7433人,为了排除极端值的影响,我们剔除了百岁以上的老年人样本(713人),为了消除缺失值对回归结果的影响,在变量处理过程中我们剔除变量信息缺失的老年人样本,本文最终使用的样本包括3662位受访者。2.变量本文的因变量是幸福感,我们参照现有文献对幸福感的测度方法,中国老年人健康长寿影响因素调查中有这么一个问题:“您觉得您现在的生活怎么样?”,有“很好”、“好”、“一般”、“不好”、“很不好”几个选项,考虑到老年人样本在两期间存在一定的死亡比例,我们把死亡看作是老年人健康和幸福状况的最差情况,因此,我们把老年人的幸福感分成6个等级,从1到6分别表示“死亡”、“很不好”、“不好”、“一般”、“好”、“很好”,分值越高意味着幸福度越高。医疗保险是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由于问卷中关于医疗保险的调查,形式繁杂,难以清晰定义老年人是否拥有医疗保险,因此,我们以医疗费用的支付方式来表示老年人医疗保险的差异,若医疗费用的支出主要由社会医疗保障支付,在我们定义的医疗保险虚拟变量中取值为1,若老人的医疗费用主要由自己、配偶和子女等家庭内部成员承担,则取值为0。考虑到老人的幸福感还受到其它因素的影响,我们控制了婚姻、健康、嗜好、年龄、性别等人口学变量。除此之外,物质生活水平会影响人们的幸福感,CLHLS通过询问以下问题来了解受访者的生活水平:“您的生活在当地比较起来,属于:”,有“很富裕”、“比较富裕”、“一般”、“比较困难”、“很困难”几个选项。CLHLS调查问卷中有洗澡、穿衣、室内活动、上厕所、吃饭、控制大小便等六个方面问题,可以衡量老年人的生活自理能力,我们设置一个反映自理能力的变量ADL,变量值最大为6,表示每一项都能自理,变量值最小为0,表示所有六个项目均需别人帮助。老年人的初始健康状况会影响其幸福感,我们采用调查员对受访老人的健康评价,1-4分别代表很不健康到健康。考虑到住房与居民幸福感之间的关系,住房变量取1代表老人对住房拥有产权,取0则意味着老人对住房没有产权。社区的条件会影响到老年人的幸福感,问卷中有问题询问:“您所在社区有哪些为老年人提供的社会服务”,我们选择“出诊”和“保健知识”作为虚拟变量,代表老年人所在社区的条件,取值1表示提供这种服务,取值0表示没有提供。婚姻状态会影响到老年人的幸福感,因为陪伴、互相照顾是老年人之生活所需,我们设置婚姻虚拟变量,老人结婚且与老伴同住取值为1,其它情况都取值为0。另外,老年人若有一定的生活爱好,也可提高其幸福感,因此,我们引入两个变量表示老年人的生活爱好,一是锻炼,二是看电视听广播,前者是二元虚拟变量,后者是频次选项变量,如几乎每天、每周至少一次、每月至少一次等等。变量名称及定义如表2所示:3.计量分析估计医疗保险对老年人幸福感的影响,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一是可能互为因果,二是可能遗漏掉一些重要变量,三是可能存在测量误差。内生性的解决是个普遍难题,因为从数据库中寻找工具变量比较困难,我们参考类似文献的处理方法,采用两期数据(2005,2008),为了更清晰地体现因果关系,因变量使用2008年的数据,自变量使用2005年的数据,这可以一定程度上减小内生性,但仍然没有完全解决这一问题。本文采用两期微观数据,检验第t期到第t+1期间老年人的医疗保险对第t+1期的生活幸福程度的影响。具体计量模型设计如下:Happinessi,t+1=β1medinsurancei,t+nj=2ΣβjXi,t,j+εi,t+1因变量是幸福感,自变量是医疗保险,控制变量包括生活水平、年龄、性别、婚姻、教育、健康、锻炼、住房、生活自理能力、社区条件、喜爱电视广播程度等等。关于估计方法,由于幸福感是有序离散变量,适合使用有序离散因变量概率模型(Orderedlogit或Orderedprobit)进行回归估计,其中,Orderedlogit假设随机变量服从逻辑概率分布,而Orderedprobit假设随机变量服从正态分布。我们同时采用OLS,Or-deredlogit和Orderedprobit模型对参数进行估计,这样做的好处是,既能获得计量结果,也能比较结果的稳健性。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回归结果显示,医疗保险对老年人的幸福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拥有医疗保险的老年人比没有医疗保险的老年人幸福感更高。生活水平对老年人的幸福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说明经济层面对老年人的晚年幸福影响显著;受教育年限对老年人幸福感的影响显著为正,这可能与教育程度影响老年人的社会文化活动有关;良好的健康状况、良好的自理能力会显著提高老年人的幸福感,因为这与老年人的生存质量息息相关;拥有房屋产权的老年人的幸福感,显著高于没有房屋产权的老年人,老人的房产是其安身立命之所,至少能从房产的继承人那得到较好的照顾。其它方面,男性老年人的幸福感要显著低于女性,这和性别与幸福感的普遍结论相同。年龄二次方的系数显著为负,说明在老年人群体中,年纪居中的老年人幸福感最强,而年纪过大的老年人和或许刚刚退休的老年人幸福感较差,年纪过大时,生存质量下降,刚刚退休的老年人可能有些失落感或不适应。已有研究发现嗜好有利于提高人们的幸福感,这里也一样,经常锻炼身体的老年人幸福感显著提高,喜欢看电视和听广播的老年人幸福感更高。从本文的回归结果来看,婚姻状况对老年人的幸福感影响不显著,反映社区条件的两个指标(医生出诊和提供保健知识)的系数也不显著。

四、稳健性检验

为了检验结论的稳健性,我们对样本进行划分,按年龄分离出80岁以上和80岁以下的两个子样本,同理,按性别分离出男性和女性两个子样本,如表5所示:针对不同的子样本,我们以老年人幸福感为因变量,以医疗保险为自变量,再控制其它变量进行回归,模型设计和控制变量与第四部分相同,回归结果如表6所示,由于篇幅有限,本处只汇报医疗保险这一核心自变量的系数和显著性,结果显示,对不同的子样本,医疗保险对老年人幸福感的影响都显著为正,说明这一结论稳健可靠。六、结论与启示本文利用中国老年人健康长寿影响因素调查(CLHLS)2005年、2008年两期数据,分析医疗保险对老年人幸福感的影响,结论指出,医疗保险对老年人幸福感的影响都显著为正。另外,本文也得出一些其它有意思的结论,经济生活水平对老年人的幸福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受教育程度对老年人幸福感的影响显著为正,良好的健康状况、良好的自理能力会显著提高老年人的幸福感,拥有房屋产权的老年人的幸福感,显著高于没有房屋产权的老年人,男性老年人的幸福感要显著低于女性,经常锻炼身体的老年人幸福感显著提高,喜欢看电视和听广播的老年人幸福感更高。我国长期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现在或将步入老年化社会,如何让庞大的老年人群体拥有一个幸福的晚年,是政府和社会必须关注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老年人步入年老多病的阶段,老有所养,老有所医是文明社会一个特征,因此,要建立和完善老年人的医疗保险制度,建设医疗保障体系让老年人老有所医,这是增进老年人幸福感的重要手段。另外,老年人也可从文化社会活动、身体锻炼以及个人嗜好等方面获得幸福和快乐。(本文来自于《消费经济》杂志。《消费经济》杂志简介详见)

作者:冯诗杰李宪袁正单位: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