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博士论文范文第1篇

（一）语言文化方面的阻碍很多科学工作者

在进行科技传播时，大多都会使用很多专业术语，导致传播效果很不理想。对于被传播者来说，主要问题来自于农村和少数民族，他们都有着自己的语言和民族文化，而科学信息很少有被翻译成少数语言在少数民族地区传播。再者，民族文化往往都有很强的排他性，科学技术作为一个典型的外来文化，根本不被接受，这也让科技传播大大受阻。

（二）媒介传播方面的阻碍科学工作者

在公布自己的科研成果时并不能得到及时的和社会的承认，传播效率并不好。网络上的科学技术往往会跳过专业机构的鉴定这一环节，可信度非常低，也增加了受众甄别科技信息真假的难度。在几乎与世隔绝的边远山村地区，人们主要是靠电视和校园里的学习来获取科学信息，一些先进的传播媒介以及有关于科学信息的杂志和图书并不能覆盖这些地区。在市场主义经济下，媒体大多热衷于具有很高经济价值的商业广告，并不喜欢、甚至不屑于普及和推广科学技术知识。

（三）传播者方面的阻碍

在传播者这个群体中，大多是文科出身，对科学技术知识了解得比较少，缺乏一定的科学素养，导致最新的科研成果以及科研成果中的亮点很难被他们理解和捕捉，那这些东西就不能被准确的描述出来从而出现在社会大众面前，这也影响了科研成果的有效传播。另一方面，科研成果能否得到有效地传播也有赖于科技传播者的选择，在功利主义价值观的促使下，他们大多会第一考虑那些能给自身带来经济利益的科研成果，而成果本身所存在的学术价值往往不在他们所考虑的范围内，这也导致很多有价值的科研成果只能存在于社会大众所看不到的角落里。

二改进科技传播的对策

（一）采用生动、形象的语言艺术和多样的传播方式

在传统的认识里，科学和枯燥、无聊往往是划等号的，其实科学技术不但要讲清事实说明道道理，还要用美好的语言和文字来进行传播，因此，科技传播者要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来讲述科学技术，把科学拉下神坛，让普通国民理解和接受它，同时要不断地探索出普通国民所喜欢的新的科技传播方式，改善科技供给和需求严重不平衡的状况。积极号召广大的农村地区在村里建设图书馆，并给予补贴、支持和技术帮助，让村民在家门口就可以学到科学技术知识。在少数民族地区增加科教节目，将优秀的科教节目翻译成少数民族语言或者把科学技术知识也翻译成他们的语言，让科学技术以他们的语言的方式融入他们的民族文化，提高他们的科学素养，改善他们的生活。

（二）健全科技传播法律法规，完善科技传播激励机制

依法治国的时代，国家要制定并颁布相关的法律法规，规范科技传播市场，明确规定科学家个体、传播媒介和政府部门在科技传播中的权利和义务。计算机网络的发展，使得信息的传播速度非常快，如果制定了网络在科技传播中的相关运作规则，规范了网络传播市场，那科学技术的大大传播就不是事了。增加科技传播奖励专业奖项，目前，我国的这种奖项真的是太少了，对科技传播者来说也是一种打击。科技传播是一个具有深远意义的工作，完善科技传播激励机制，不仅能提高科技传播者的社会地位，还能激发他们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对科技传播来说，是一项重要的战略措施。

（三）提高传播者的传播效率

在高校开设科技传播专业，对该专业的学生进行相关知识和理论的培训，以提高他们科技传播的能力。同时，继续教育在职的科技传播人员，缩小他们与科学界的鸿沟，提高他们的科技传播素质与技能。聘请科学共同体成员担任最终的文案编辑或者与科学家建立长期的关系，让他们了解科技传播，也让他们把关科技传播，更好地推动科学技术的传播。

三结语

科技博士论文范文第2篇

学术论文是一种具创新性的科学研究成果的记录，是进行成果推广和交流的手段也是考核科技人员业务能力和学术水平的重要指标。它是人类知识宝库的基本单元，或为人类精神财富的一部份，并能为科学界有效地利用，对经济建设和社会进步起推动作用。

一、学术论文的分类

学术论文包括学位论文。学位论文是学位申请者为申请学位而提出的论文。这种论文是考核申请者能否授予学位的重要依据，可分为学士论文、硕士论文及博士论文等三种，其水平由浅而深。学士要求达到具有从事科学研究或担负专业技术工作的初步能力；硕士要求达到具有独立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初步能力；博士则要求达到具有独立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能力和在科学或专门技术上做出创造性的成果。由字数来看，学士论文约一万字，硕士论文约五万字，博士论文则在五万字以上，有时多达十至廿万字。兹分述如下：(一)学士论文大学本科毕业生运用在校期间学得的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进行分析、解决某一不太复杂的科研课题所写的毕业论文，顺利通过签辨者，均可授予学士学位。其条件如下：

1.能够较好地掌握本门学科的基础理论、专门知识和基本技能。

2.具有从事科学研究工作或担负专门技术工作的初步能力。

(二)硕士论文

硕士所提之硕士论文应为指导教授指导下，由研究生本人独立完成者，其论文须有自己的新见解，并在过程中有一定的工作量。一般用于论文工作的时间约一年左右。其基本要求如下：

1.在本门学科上掌握坚实的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门知识。

2.具有从事科学研究工作或独立担负专门技术工作能力。

(三)博士论文

博士论文对本学科的发展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对本学科水平提高有重要的突破。其基本要求如下：

1.在本门学科上掌握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

2.具有独立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能力，

3.在学科或专门技术上做出创造性的成果。

(四)一般学术论文

学术论文是论述创新性研究工作成果的书面文件，是某些实验性、或理论性、或观测性的新知识的科学记录，或是某种已知原理应用于实际中取得新进展的科学总结。

学术论文的内容应该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进步，而不是简单重复、纯属模仿或全盘抄袭前人的成果。学术论文应具有新的信息。

学术论文通常在学术会议上宣读、交流、或在学术报刊上发表等。它反映学科最新的前瞻科学技术水准及其发展动向，体现了科技工作者拥有的成果。

为进一步探讨学术论文写作特点和规律，应从内容性质和结构形式的差别方面将学术论文分为理论型、实验型、描述型和设计型等四大类。理论型论文的重点在于理论证明和分析。依研究对象可分两种：一种以抽象的理论问题为研究对象，其研究方法重于理论推导和运算；另一种则以客观事物和现象的观测数据以及有关的文献数据为对象，其研究方法是对有关数据进行分析、综合、概括及抽象化，并通过归纳、演绎、模拟等过程，提出某种新的理论和见解。一般说来，理论型论文正文结构型式灵活，没有固定格式，可将研究的对象或结果划分为若干有联系的层面，按一定逻辑逐层进行论述。

实验型论文的重点在于设计实验以及对实验结果的观察和分析。它也可分两种：一种是介绍实验本身为目的，重在说明实验装置、方法和内容；另一种是通过对实验结果的分析和讨论，从而认识客观规律。实验型论文的正文结构与理论型论者不同，主要是由实验报告的结构演化而来，并已形成一定约定俗成的格式，一般有『材料和方法』、『结果』和『讨论』等三部份。此三部份仍可做适当调整，其重点内容则必须对实验作说明和分析。

科技博士论文范文第3篇

科研研究

（一）培养理念和目标

“诚信、正直、责任、尊敬、同情、自律”这一教育理念贯穿着美国教育的各个阶段，美国高校也不例外。无论是教授还是学生，做学问最讲究的是“诚信”，极少有人会为了而为之，更不用说去伪造数据、抄袭论文，当然相关机构对学术欺骗的惩罚是相当严厉的。美国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的培养目标不同，硕士研究生的培养较为关注学生职业能力和素质的培养，学生毕业后可以直接从事与所学专业相关的实际工作；博士研究生的培养则更关注哲学方法、探索能力、独立科研能力的培养，学生毕业后一般进入高校、研究机构和政府智囊团等学术研究机构，从事高层次的研究和教学工作。

（二）科研训练

科研注重基础研究和学科交叉，鉴于一些大公司和科研机构雄厚的实力，美国高校基本上不承担工程类课题研究，而是注重本学科理论创新和学科交叉研究，鼓励申请专利和发表高水平的论文。学生的选题紧跟相关领域的前沿，文献资料的阅读基本上是最近2年发表的高水平论文。博士生研究生一入学便在导师指导下开展科研工作，注重培养科研能力和动手能力，往往与学科带头人、博士后研究人员和其他教师一起参与具体的科研项目，逐步掌握正确的科研方法，促进创新能力的提高。

（三）学术交流

美国各高校之间、高校与研究机构之间的学术交流是非常频繁的。在一个研究小组里，往往每周至少有一次Seminar，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介绍其研究组的最新研究成果，每次的主题都不同，大大开阔了相关领域的研究视野，有利于促进新的科学研究再选题及学术成果的推陈出新。在美国学术界，更多的学者喜欢“炫耀”自己的成功，希望得到同行的批评和建议，这一点很值得我们学习和思考。

（四）资格考查与淘汰

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每名博士生一般是在学习两年左右后进行综合考试，考察基础知识和实验能力，可以参加两次，不通过则直接被淘汰，合格则进入博士论文阶段，之后还要通过学校的英语考试，并通过博士论文答辩后方可获得博士学位。整个博士研究生阶段，总的淘汰率超过30%，除了上述综合考试不合格，还有一部分是导师直接劝退的和学位论文答辩未通过的。

（五）论文撰写与答辩

导师真正跟踪每个学生的研究进度，学生撰写论文前首先要得到导师准许，必须有足够的创新；论文在投稿前往往要经过约半年的反复修改，在此过程中导师会提出若干问题和建议。学位论文的撰写导师全程负责，完稿后由导师请2~3个评阅人（往往也是答辩委员）进行评阅和修改。答辩委员会由导师指定相关领域的5名左右专家组成，学生答辩过程中主要汇报自己的研究成果，并得到专家委员们的中肯建议，答辩过程与课程教学、学术交流相似，答辩委员及其他与会者可以随时提出异议。

思考与建议

（一）教学

在教学方面，我国高校里目前普遍存在以下问题：1.博士研究生集中学习一年左右的课程学习、修满规定的学分（10左右）后，直接进入实验室从事导师指定的科研工作，之后就不再踏足教室，课程学习与科研严重脱节，不利于学生科研能力的提高。2.课程学习太容易通过，特别是专业课程的学习，有些课程没有作业、没有课程设计，学生最后提交个“读书报告”即得到学分，有的硕士研究生一学期可以修满20个学分。3.授课教师的水平良莠不齐，在教学上投入的精力不够，人情关系在教学的各个环节有所体现。针对上述问题，建议如下：1.进一步规范教学制度，使学生做到课程学习与科研并重，博士研究生在资格考查前修满规定的学分，资格考查通过后再规定相应的学分要求，每个学期所选课程不能超过5门。2.加大教学投入力度和教学监督，配备一定数量的专职研究生教学队伍，并从待遇上使得教师做到专心教学和教学改革，提高课程教学质量、保证优质课程数量，特别是一些理论基础课程的教学，真正使研究生“愿意”走进教室。3.完善教学大纲和成绩考核机制，加大专业课程教学中作业、课程设计在成绩评定中的比重，约束研究生教学考试制度。

科技博士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新闻传播;博士生教育;目标定位;教育模式;高等教育

博士生教育是当代国际上公认的正规高等教育的最高层次。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和数量是衡量一个国家高等教育发达程度和文化科学发展水平及其潜力的一个重要标志;它不仅关涉一个国家人才培养的整体质量,而且影响到一个国家科学创新能力的储备与民族文化的传承,以及与之相关的学术声誉与民族形象。

我国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生教育始于1985年。该年,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开始招收第一批新闻学博士生。直到上个世纪末,我国先后有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传媒大学、武汉大学等四所高校和中国社科院拥有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学位授予权,共设置了新闻学博士学位授予点5个、传播学博士学位授予点3个。在这15年间,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一直在稳步发展,培养了一批活跃在新闻传播学术界的出色人才,产生了一批优秀的学术成果,同时也积累了一定的新闻传播顶尖人才的培养经验。进入新世纪后,在全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快速发展、且重点建设研究型新闻传播学教育体系的要求在许多高校日益高涨的形势下,经过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新闻传播学科评议组的两次评审,又先后有清华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北京大学、四川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暨南大学、浙江大学、上海大学、厦门大学和解放军政治学院等十所高校获得了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学位授予权,新增设新闻学博士学位授予点6个,传播学博士学位授予点7个。应该说,经过这两次评审,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有了一次整体规模的推进,打造了一个更宽广的高层次新闻传播人才的培养平台,形成了竞争与合作的整体态势;对于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来说,这可谓是一次大的“跃进”。

然而,毋庸置疑的是,量的增长、规模的扩大并不必然带来新闻传播博士生教育质的提升。尤其是在今天全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整体规模迅速扩张的背景下,更应该冷静地对其最高阶段博士生教育进行审慎规划、科学布局和系统建构,将其作为一个关系新闻传播学长远发展的大计,进行具有战略性和基于科学发展观的探讨。

一、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20来年历史与其他学科相比时间并不长,因此,一直是处于摸索和尝试阶段;加之近些年来,随着教育环境的急剧变化以及教育目标及体系的不断调整,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在发展的同时,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首先,对博士生教育的目标定位不够明确。如前所述,博士生教育是正规高校教育的最高层次。这一层次的教育是将一个学科的知识体系与学科方法进行综合性地传授和深入地积淀,并培养学生站在学科前沿和尖端,通过具有创新性和开拓性的研究以产生具有学术性和实践性的成果的过程。这一具有普遍性的指导原则,应用于不同学科,就需要针对本学科发展的要求和现状,对自身的目标定位作出准确而清晰的界定。众所周知,相对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新闻传播学科有着自身的“独特性”;它深深植根于人类对新闻传播业的需要和理解之中[1];它既融合其他学科的知识和理论,又与实践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也正因为这一“独特性”,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在开创时,还曾一度被认为没有必要,也被质疑到底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这正说明了中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面临的定位问题。传统上认为,博士学位是精英性、研究性学位,是为从事学术工作或一些领域的应用研究工作做准备的。然而多年来,有为数不少的新闻传播学博士实际上主要从事一般的教学工作和新闻传播实务工作,而在自己的专业方面做的研究工作并不多。特别是近些年来,随着众多业界人士纷纷攻读博士学位,博士学位的传统目的(为研究进行训练)和实际用途日渐分离,已是不争的事实。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究竟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才?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专业化究竟如何体现?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社会美誉度怎样?如何将博士生教育与新闻传播界的整体发展相联系?对这些问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理应作出系统的、建制化的回答。

第二,博士生教育模式尚不够清晰和稳定。与博士生培养目标定位的不确定相应的是,新闻传播学的博士生的培养模式还缺乏科学和深入的界定。目前一些新闻传播院校的博士生培养方案基本上沿袭其他学科的模式,缺少对新闻传播学科特点,以及学科需要掌握的知识及方法的全面探讨,因此难以制定出针对自己学科特点的人才培养方案。如博士生的入学门槛应该如何设定,是重在考察其学识和科研能力,还是重在考察其一般专业知识和外语水准?博士生学习期间应该掌握什么样的知识体系和方法论,应该开设哪些必需的课程?博士生的课程学习与学位论文怎样衔接?博士生教育应该采取欧洲式的教授与学生一对一式的传授方式,还是采取像美国博士生培养中的集体培养方式,或者采取其他科学有效的方式?博士生要不要实行淘汰制,如何淘汰?在明晰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模式时,对这些问题必须作出科学的回应。但遗憾的是,由于经验的不足,认识上的错位,加之我国教育制度安排上的原因,致使一些高校的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模式存在着比较严重的随意性和不规范的现象。比如,一些很有科研素养和潜质的考生,仅仅因为“英语差分”便被拒之博士候选人门外。再如,有的院校对博士生教育规定课程的学习重视不够,课程如何设置、教师如何教、学生如何学,都无“一定之规”,结果课程学习往往未能达到帮助学生获得从事研究工作、准备学位论文所必需的宽广深厚的学科知识基础的效果。还有,博士学位论文开题之前的资格考试或综合性考试应该如何“把好关”,有的院校也无明确的要求和规则,结果造成在培养过程中对博士生的学习效果和质量缺乏“刚性”的制约和监督机制,博士生只要进了“门”一般都能拿到博士学位。

第三,一定程度的浮躁之风对博士生教育造成不良影响。这一方面表现在近些年随着招生规模急剧扩张,师生比例失调,师少生多,导师投入到每个学生身上的时间和精力减少,学术互动和交流受到影响,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呈现出下滑之趋。另一方面表现在培养目标上,不是注重鼓励博士生具有扎实深厚的理论功底、宽广的学术视野和熟练到位的研究方法,而是以数量等硬指标为指针,使得学生在学习期间将凑足文章的发表数当作主要学习内容。再一方面还表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把关上不严,由于每年毕业生数量增加,在开题、答辩等环节,对博士学位论文的要求有所下降;加之学风不正,道德失范,致使弄虚作假,剽窃等现象在博士学位论文中也时有发生。

第四,博士生教育缺乏学术创新性和创造性。博士生教育的价值在于培养具有创造性的人才,产生具有创造性的智力成果。因此,检验博士生教育成效的主要标准,应该体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水平上。学位论文是博士生教育计划的核心要素,必须是进行创造性的研究,以对学科的建设与发展有独特的贡献。然而,实事求是地说,目前有些高校对此还缺乏足够的认识和高度的重视。其具体表现是:一些博士论文的选题或过于陈旧,或过于空泛,或流于琐碎,或流于炒作,而不能把握当前学术前沿,参与学术对话;一些博士论文的前期资料积累不够扎实,因此不能针对最具价值的切入点进行广泛而深入地探讨,论述流于粗放;一些博士生对所需了解的相关领域的知识涉猎不广,基础不牢,因此在论文撰写过程中常常捉襟见肘,理论和方法运用不能做到娴熟有秩;一些博士生在批判性、创造性等方面的训练不够,造成思想的力度和对相关问题的挖掘和解决不力。这些都造成了一些论文成为资料的简单梳理,即使有的选题具有新意,但由于研究功力不足,无法创造出具有创新性和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

二、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几点建议

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上述问题,有的是由于新闻传播学科发展历史较短,对学科规律和博士生教育规律相结合的一些根本性问题缺乏系统深入地全面整合和思考所致,有的是教育制度设计上的欠缺造成的,也有的是由于社会和教育所面临的大环境的冲击所导致。因此,笔者认为,要解决这些问题,要使得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得以可持续发展,为社会输送真正优秀的高层次人才,新闻传播学教育自身应积极借鉴国内外博士生教育的经验,针对新闻传播学的学科特点和中国新闻传播学教育的特殊规律,结合人才需求与社会实际,整合教育资源,走出一条真正合乎科学的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之路。

第一,科学界定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内涵。大学的“教育理念是人们对大学精神、性质、功能和使命的基本认识,是对大学与外部世界诸元素之间关系的规定;它是大学内容管理及运转的理性认识基础”。[2]大学的新闻传播教育作为一项专业性的教育,理应如台湾著名新闻传播教育家郑贞铭所言,“在技术学习之外,更要探讨理论、从事研究,以期建立一套严谨的理论体系,才能在高等学术殿堂中树立起应有的地位”。[3]为此,对于新闻传播学科高层次人才的培养,既要注重对其学术视野宽广度的拓展,又要使其具有较强的专业性;既要使其具有较深厚的学养造诣,又要让其关注学科前沿和现实的新闻传播实践,注意研究解决理论与实践问题,具有很强的科学研究能力。这种人才应是其他学科培养不出来的,在学术素养和科研上有自己的特色和专长。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目标与方向,理应琐定在培养这样的专业人才上,即着力为高校和科研机构造就优秀学者。

为了提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学术素养与科研能力,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必须科学规划博士生的课程学习,并加强对其在阅读、读书笔记、专题讨论、研究方法等方面的训练和提高。近些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博士生教育上,十分注重专业基础课程的学习。该院的博士生课程一般分为两类,即知识类课程与研究类课程。前者以专业知识的系统掌握和融会贯通为目的,既有广度,又有深度,并有相关研究成果的最新信息;课上还提供详细的阅读书目,要求博士生写读书报告,培养其欣赏和批判专业学术著作的能力。后者的目的是通过边学边做(研究),以培养和训练博士生从事研究和写作的综合能力;在课上,博士生们围绕一个专题进行思考、讨论、做研究。这样,不仅训练、提高博士生的研究和写作能力,更重要的是营造了一个现实的专业研究者的工作环境,教会博士生如何进行批判性的思考,如何遵循学术规范,如何使用各种研究资源,如何设计研究题目,如何解读原始资料,如何回应他人的批评和建议。这种训练实际上是一个铸造学术文化或学术习性的过程。

此外,为了提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学术素养与科研能力,还应制定相应的培养模式,对思想道德教育、课程设置、综合考试内容和方式、论文开题时间和形式、博士论文的学术规范等,制定出切实可行的、符合自身特点的方案,并严格实施。

第二,控制规模,严进严出,打造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品牌效应。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平台随着多家高校新闻传播院系的加入而变得更加宽广了,这同时也意味着博士生的数量和规模必将比以前有较大的增加。在这种情况下,更应该注重维护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共同为提高教育成效、培养顶尖人才而努力。针对目前社会上对新闻传播学博士生还缺乏广泛的认可和美誉,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整体效应发挥尚未达到理想的程度,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博士生的招生、培养、资格考核、学位论文答辩以及学位授予上,比较注意通过制度建设,严把质量关。一是控制招生规模。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现有博士生导师15人,每年报考博士生人数达到三四百人之多,但招生人数一直控制在30人左右,平均每位博导招收2人。二是提高博士候选人门槛。这主要是借助资格考核(综合考试)和学位论文的开题报告两个环节,实施筛选、淘汰,以保证德才兼备的合格人才进入到博士候选人行列。三是严格规范学位论文的答辩和学位授予。

这主要通过学位论文双盲评审、校内外专家的集体评审以及学位公示等举措,保证每个博士学位获得者都是符合标准的优秀人才。近些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每年只有不到十位博士生获得博士学位,占当年招生人数的三分之一左右。

第三,重视博士生导师及指导团队的综合素质要求和能力考核,确保博士生教育师资队伍的素质及其指导教育真正发挥应有的作用。博士生导师及其指导团队在招生、培养学生及博士论文答辩等方面较其他层次的教育具有更大的权限,因此要重视博士生导师人选的遴选,重视其“人格”塑造和“师德垂范”;同时要引导、促进博士生导师在博士生课程教学、科学研究、论文把关等方面加大指导力度,鼓励导师与学生经常交流、沟通。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对博士生导师所进行的遴选和考核,就包括着学术水平、道德素养、敬业态度、组织能力以及待人处事等方面的内容。与此同时,还十分注重将学生的成才与导师的责任感、信誉、综合素养联系起来,注重维护导师职责的神圣性和荣誉感。

第四,实行差异化竞争与合作,实现博士生教育的多元化。在博大精深且具备批判精神、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的整体素质要求下,各院校新闻传播学博士学位授权点应彰显自己的特色,根据自己的学科优势和特色侧重培养博士生,使其成为该领域和方向的顶尖人才,从而促进人才与学科前沿接轨。这不仅要体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和创新性上,而且应系统地体现在博士生培养的各个环节上。目前与其他人文社会学科相比,新闻传播学的整体发展水平并不高,高质量学术研究成果、学养深厚的优秀人才并不充裕,因此博士生教育更应成为促进新闻传播学科发展和高层次专业化人才辈出的舞台。超级秘书网

第五,确保博士生教育的经费投入,开拓多元化经费筹措渠道。要发展就要有投入,博士生教育要加大经费投入,尤其是在学术研究上以及优秀人才与成果的奖励上,更应有足够的经费支撑。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实现,高等教育的资助渠道必将越来越多样化,对此,我们要注意积极争取,大力开拓、吸纳。近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除了通过课题申报,争取政府和学校拨款外,还十分注意与相关传媒、产业合作,拓展经费来源。目前,全院博导的科研经费年均人平在8万元以上。

总之,在今天新的人文社会科学革命和大众化高等教育的时代,为了使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发展成为一种培养有创造力的优秀学者的有效途径,应着力注重完善其基本结构,扩展其必需的学科知识,力求教学质量优秀和研究设施、成果先进,从而便于其在规模增加的基础上尽快建立并完善有自身特色的多样化、高质量的学术体系。

参考文献:

[1]单波.反思新闻教育[J].新闻与传播研究,1998(4).

科技博士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大学制度；制度改革；改革模式

大学制度改革是近年来高等教育改革中最为核心的部分。纵观纷繁复杂的大学制度改革，有哪些一般性的东西值得我们注意呢?又有哪些发展趋势值得我们关注呢?

一、目前世界范围内制度改革已经成为大学改革的主旋律

检阅现有高等教育文献，可以发现，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学制度”开始成为高等教育研究中出现频率最高的关键词之一。在大学发展的漫长历史进程中，大学制度问题并非一直是大学发展中的重点。相反，相当长的时期内，大学制度本身并不成其为问题。早期对于大学的研究甚至很难上升到组织层面，而是更多地局限于“机构”内部一些细枝末节的问题。当然，这种现象的存在并非高等教育研究所独有。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界对于制度的关注也只是晚近的事情。以今天人文社会科学中的显学——经济学为例，其早期的研究通常以为土地、能源等是经济发展的根本决定因素，其后人力资本的盛行，使人们开始重视教育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直到1973年诺斯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才郑重指出：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在西欧的发展是西方世界兴起的真正原因所在。此后，经济学研究才开始重视制度对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诺斯之后，以科斯、德姆塞兹等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得到了快速发展。目前“制度分析”已成为整个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重要分析框架。以至于在今天“制度”本身已经成为一种“主义”，即所谓新制度主义。

众所周知，世界范围内大规模的高等教育研究兴起于二战以后，至今不过半个多世纪。在这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伴随着高等教育的大发展，高等教育研究也获得了快速的发展，并迅速地成长为一个新兴的多学科研究领域。回顾这几十年来的高等教育研究史，可以发现高等教育的改革实践与高等教育研究的关注点之间存在着惊人的一致性。首先以国内为例，在我国，高等教育研究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随着学科“草创”的结束，高等教育研究中问题意识日益明显。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新制度主义思潮的盛行，高等教育研究中关于制度的讨论开始逐渐成为一种不可阻挡的风气。通过中国期刊网进行检索可以发现，从1994年起(部分刊物回溯至创刊)截止到2005年底，以“大学制度”为检索词检索“篇名”可得相关文献607篇，以“现代大学制度”进行检索可得138篇，以“教育制度”进行检索可得相关文献2146篇，以“高等教育制度”进行检索可得327篇，以学校制度进行检索可得635篇，以“现代学校制度”进行检索可得86篇。如果不以“篇名”而以“关键词”进行相关检索，相关文献还会更多。除此之外，这一时期尤其是近几年里还产生了大量与此相关的硕博士论文与专著。仅博士论文就有很多。如高桂娟的博士论文《现代大学制度演进的文化逻辑》(华中科技大学，2003)，张俊宗的博士论文《现代大学制度：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制度回应》(华中科技大学，2003)，马廷奇的博士论文《大学的组织变革与制度创新》(华中科技大学，2004)，胡赤弟的博士论文《教育产权与现代大学制度构造的相关性》(厦门大学，2004)，崔玉平的博士论文《高等教育制度创新的经济学分析》(北京师范大学，1997)，王建华的博士论文《第三部门视野中的现代大学制度》(厦门大学，2005)等。与这种研究的热潮相对应，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实践也始终是围绕着大学制度改革在进行。从早期高等教育与市场经济关系的讨论到后来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初步完成；从条块分割的取消到高校大合并的启动；从《高等教育法》的出台到《民办教育促进法》的诞生；从早期的“211工程”到今天的“985计划”等等，可以说大学制度改革一直是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主旋律。

如果将研究的视野放宽，可以发现在世界范围内大学制度改革同样是目前大学改革中的主旋律。这方面的案例很多，从早期英国的撒切尔主义所推动的公立大学“私营化”到美国里根总统新联邦主义所引发的高等教育商业化；从早期高等教育的市场化、产业化到今天的第三部门化；从WTO体制下英语国家高等教育的“服务贸易化”到日本国立大学独立行政法人化；从拉丁美洲公立大学的衰退到欧洲传统福利国家私立大学的兴起；从以美国凤凰大学为代表的营利性大学的公开上市到英国政府关于无边界高等教育概念的提出；从以信息技术为平台的虚拟大学的出现到伯顿·克拉克对于欧洲创新型大学的研究等等。可以说，这一系列的变革甚至于“革命”无不是围绕着大学制度而展开。在这种背景下，可以说大学制度的变革已经成为整个大学改革中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那么，为何在今天大学制度的改革会显现如此重要，会变得如此突出呢?

笔者以为，这种情况的出现，一方面体现了新制度主义的影响，反映了社会转型时期社会变革对于大学变革的牵引作用，另一方面，它可能更为深刻地体现了大学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换言之，大学发展到今天，其制度已经出现了某种潜在的“瓶颈”，对大学的进一步发展产生了强有力的约束。尤其是目前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的公立大学制度甚至于可以说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在这种情况下，随着政治、经济条件的成熟以及科技手段的不断更新，大学制度需要变革的外部动力已基本具备。除此之外，面对外部要求变革的压力，大学本身对于制度危机的反思，也对于大学制度改革产生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与历史上的历次大学制度变革相比，近年来的以制度改革为核心的大学改革很少遇到来自大学本身的激烈反抗就是一个明证。当然，就目前而言，兴起于上世纪80年代的这一波大学制度改革的浪潮何时才会结束，将以什么样的方式结束，现在还很难判断。但可以肯定的是，大学制度改革的趋势已经日趋明朗，即以柏林大学为代表的近代大学制度在今天已经面临日益严峻的挑战，现代大学制度的建立已经成为一个不容回避的选择。在这历史的转折关头，哪一个国家最先发展出独特的现代大学制度，哪一个国家就将赢得学术发展的主动权，就有可能成为下一个世界“学术中心”。

二、大学制度改革模式是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大学制度改革模式与大学制度改革的动因之间存在着密切关系。不同的动因可以决定不同的模式选择；不同的模式选择背后往往隐藏着不同的动因。但这样讲，绝不意味着每一种动因都必然对应着一种大学制度改革的模式。相反，大学制度改革的模式往往是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不过，尽管如此，这种综合作用并不排除在大学制度改革历史过程中，某一因素尤其是外部因素可能占据主导地位，甚至于决定某一大学制度改革的模式类型。比如在国家主导型改革中，改革通常伴随着重大的历史转变，或者“通常由重大危机所激发，并且由正规学校决策系统之外的力量实施”。这种概念曾被北村(Kita-mura)和卡明斯(Cummings)称为大学改革的“猛击”(BigBang)理论。在这种激进的改革模式背后往往就隐藏着政治或经济的主导动因，这种动因的存在直接决定了这种模式的特点。而在大学主导型的制度改革模式中，往往并不存在重大危机或文化传统的全面动摇。这种改革的动因一般主要在于大学系统内部，往往是大学为了适应外界环境变化，逐步积累新的机能而摒弃旧的机能。其改革的动因往往是内部的学科、教授或校长等综合作用的结果。如19世纪后半期美国工农业迅速发展，急需大批专业技术人才，为了适应这一需要，当时的哈佛大学校长艾略特就率先在哈佛大学实行了选修制。实践证明，选修制的实施既满足了学生的多种需要，又适应了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

就目前而言，大学制度变革的模式选择通常情况下都是多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一项改革方案的推行如果具备了各方面的主客观条件(诸如改革者和改革所涉及的人员的积极性和心理准备、资金的充足、社会各界的支持等)，那么这项改革就不妨采取相对的突进的方式，使之一气呵成或一步到位。如果这些条件不具备或不完全具备，则需以渐进方式推进，在改革过程中逐步创造条件以达到最终目的”。基于大学制度变革的这种多因素的复杂作用，塞里奇认为：在高等教育领域，政策实施的难度因系统的内在复杂性和“底部沉重”性质而加剧；诸如“大学是保守的”、“学术界阻止变革”、“适当的财政资源是成功的主要条件”、“高等教育的改革只能渐进地、缓慢地进行”之类的简单答案，不能阐明学术变革的动力学，特别是不能说明改革的有限成功。复杂的系统要求提供多种多样的和复杂的答案，从而有助于形成政策的观点，有助于探索改革和变化的各种维度之间的相互作用。不过，客观而言，即使在理论上我们对于大学制度变革的复杂性有了充分认识，对于影响大学制度改革模式的内外部动因有了清楚的了解，但在实践中，在具体的政策制定上，仍然难免出现简单化倾向。问题的根源一方面在于，影响大学制度变革动因的复杂性，动因之间相互作用机制的模糊性；另一方面则在于政策本身关于操作性与可执行性的要求。

三、大学制度改革模式发展的一般趋势

在关于教育改革模式的相关研究中，已有学者指出，目前教育改革模式呈现出以下几种值得注意的发展趋势，即从单一化改革模式向多样化改革模式发展；从归纳性改革模式向演绎性改革模式发展；吸收新成果，促进模式现代化。那么，大学制度改革模式的发展趋势如何呢?笔者以为，大学制度改革模式在发展趋势方面有与教育改革模式发展趋势一致的地方，也有其特殊之处。未来时期大学制度改革模式的发展趋势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1．大学制度改革模式从单一化走向多样化

作为整个教育改革的一部分，大学制度改革模式呈现出与整个教育改革模式发展相一致的地方，即改革模式开始从单一化走向多样化。在大学早期的历史上，往往一种改革模式可以主导大学制度变革几百年，但在今天新的改革模式开始层出不穷。不同国家、不同大学在大学制度改革中都一直在不断地推陈出新，今天的大学已经在面临着“从未要求它进行过的变革与革新”。比如近代以来在大学制度的变革中政治或行政因素一直居于主导地位，在这种情况下政府主导型的大学制度变革为世界各国普遍接受。但在今天，由于受到经济、文化等其他多种因素的影响，大学的制度改革已经表现出了强烈的“去政治化”倾向。在改革模式的选择上，政府主导也开始被多元化的变革模式所取代。作为这种发展趋势的一种体现，昔日风行于世界各国由政府出面组建的各种“改革指导委员会”或“规划委员会”等已逐渐被以民间方式组成的各种高等教育中介组织所替代。总之，在大学制度改革模式的发展趋势上，运用不同的改革模式，进行不同的改革，在今天已经逐渐成为人们的一个共识。今后随着教育改革的深入发展，大学制度改革的模式也将更加多样化、综合化。

2．大学制度改革模式从依附走向自主

历史上，大学的命运、大学制度的变革经常受到两股力量，即政治与经济的左右。其结果，大学制度改革的逻辑经常打上政府改革或企业改革的烙印。这方面，公立大学制度与福利国家、新管理主义与大学企业化等都是很好的案例。在福利国家制度下，政府通过财政手段，几乎完全控制了大学；而在新管理主义的影响下，大学制度改革则几乎完全被企业的逻辑所俘获。但大学与政府、企业之间有着本质的不同，运作的过程中，它们也理应遵循不同的制度逻辑与治理系统。既便在最终的目的上，政府、企业与大学都要服务于国家的利益，但服务的方式、服务的途径也有显著不同。

针对大学制度变革过程中所体现出的这种强烈的依附性，目前已有许多学者进行了深刻反思。2001年著名学者德里达教授访问中国时便提到了所谓“无条件大学”的重要性。德里达认为：“大学不仅仅是研究场所，不仅仅是谈论工业、商业和由国家确定的场所。大学与所有类型的研究机构不同，它原则上(当然实际上不完全是)是真理、人的本质、人类、人的形态的历史等等问题应该独立、无条件被提出的地方，即应该无条件反抗和提出不同意见的地方”，“大学不光相对于国家是独立的。而且相对于市场、公民社会、国家的或国际的市场也是独立的”，“大学必须有一个调节的理念。这就是不惜一切代价、无条件地追求真理”，“大学有义务象建立权力那样建立独立性”。应该说，德里达关于“无条件大学”的论述极为深刻，某种意义上，它为未来时期大学制度改革模式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未来时期大学制度的改革，一方面必须“超越一味的经济考虑”，绝不能以企业制度为模板来“克隆”大学制度。真正的大学制度必须“注重深层次的道德和精神问题”，而与“利润”无关，更不是一个简单的时间概念。另一方面，大学制度必须摆脱政府制度的消极影响。正如“公共企业即是‘公共的’(政府部门)又是‘企业的’(营利部门)；其结果，由于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内在冲突，从而导致了公共企业的效率低下和普遍存在的责任问题”。传统上的大学，尤其是公立大学也一样，往往既是“公共的”(政府部门)又是“大学的”(第三部门)。也正是由于“政府制度”与“大学制度”之间的内在冲突，才导致了今天大学制度改革过程中面临的诸多问题。因此，正如公共企业通过私有化回归“企业”一样；今天的大学也必须通过“第三部门化”回归“大学”。一句话，未来时期大学制度改革模式的发展趋势就是要逐渐摆脱政府与企业制度的消极影响，在制度建设上逐渐从依附走向自主。

3．大学制度改革模式从“消极”走向“积极”

在自由主义的思想史上，伊赛亚·伯林首先提出了两种自由的概念，即消极的自由和积极的自由。所谓“积极自由”(freeto或libertyto)，是一种“内在的精神实在”，是人类应该渴求的自由；所谓“消极自由”(freefrom或libertyform)，意为“免于什么的自由”，属于简单地逃避外界对人的行为限制的自由。历史上，以大学自治与学术自由为核心的大学制度基本上是一种消极的制度安排。具体表现在大学自治与学术自由本身总是一种消极的自治与自由，即一种免于干预的自治和自由。在这种消极自治与自由观念的影响下，人们往往认为，大学会滥用积极的自治与自由。但事实上，“‘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均有其价值，‘消极自由’为学术活动划定一块不受外界干预的领域，是学术自由的‘底线’；‘积极自由’强调利用自己的权利来实现内在意志，这是学术自由实现的真正标示”。

目前这种“消极”的大学理念已经阻碍了大学制度的进一步创新，其负面的影响已引起有关学者的关注。在对创业型大学的研究中，伯顿·克拉克教授就郑重提出：“新的自治不同于老的自治”，“由赞助者授予大学形式上的自治，并不能保证大学主动自决；自治的大学也许是一些被动的机构。它们可能为过去生活，而不是面向未来。它们也许满足于过去的成就，而不愿有所前进。它们可能通过非正式的协议，决定和它们地区或国家的同类院校亦步亦趋，一起沉没或者一起游泳。于是它们偏向停滞不前。自治的大学，当它们决心改革，决定对它们如何组成和如何对内部和外部的需求作出反应进行探索和实验时，才能成为主动的大学。它们意识到，在这飞速发展的时代，精明的行动方针是走在前面，对它们所面临的需求的冲击，策划驾驭它们而不是随波逐流”。大学应拥有消极的自治(自由)没有错，这是大学自治(自由)的基石，但并不是最终的目标。未来时期，大学制度的建设可能更需要一种积极的自治(自由)，即独立自主地去做什么的自由。“没有‘积极自由’的填充，‘消极自由’是‘空’的，故学术自由不能仅停留在消极自由之上”，“积极自由是一个比消极自由更崇高的概念，因为只有当积极自由出现的时候，‘消极自由’才有条件处于良好状态，在这种状态下，自由是复合的性质，是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的组合”。

从长远来看，随着大学在与政府、企业及其他社会组织相互博弈过程中，谈判能力的增强，合作伙伴关系的建立；随着大学法人地位的进一步确立以及非营利组织法人治理结构的完善，大学必将拥有积极的自治，即作为一个独立的法人，自主地决定自己的事务，而不仅仅是免于政府、企业或其他社会组织的干预。这时候，大学不但是自治(自由)的而且是自律的。人们无需担心，拥有积极自治(自由)的大学会自我封闭、自甘堕落，“自绝”于国家、“自绝”于社会；相反，这时的大学会更为积极自主地献身于学术事业，服务于国家利益。因为这时的大学已成为公民社会的重镇，成为指引国家与社会健康发展的“智者”，而不再是与事无涉、退居山林的“隐者”。与此同时，随着大学自治从消极自治向积极自治的转变，学术自由也将获得新的内涵，从消极走向积极。传统上，影响学术自由的意识形态、学术堡垒等因素将被逐渐克服，生命伦理将成为学术研究中的唯一底线。在此背景下，全球知识共同体的建立将成为所有大学的努力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