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收支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财政收支结构，经济增长，多元线性回归

市场可以通过价格机制有效配置资源，可是在市场不完善或有市场但运作低效从而产生市场失灵的时候，就需要政府的干预和调节。这时以政治决策为基础的财政通过预算以税收等形式从各经济主体集中部分资源，然后又以预算支出的形式在市场失灵的领域重新给予安排，这也是资源配置的一种方式。所以国民经济是市场经济与政府经济、私人经济与公共经济的混合体。从国际上的一般情况看，就政府收支占GDP的比重而言，公共经济至少占到了国民经济1/3的份额以上，所以以财政收支为基础的公共经济活动对整个国民经济增长的影响是举足轻重的。

我国自从1978年实行市场化改革以来，财政虽然经历了萎缩和分散的过程，但是财政政策始终是支持改革和经济增长的有力工具之一。在财政政策的实践中所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就是财政收支结构的优化问题：我国的财政收支结构在转轨过程中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财政收支结构僵化且不合理，财政职能越位和缺位并存，削减财政收支常常无从入手。而导致这些困境的根本原因在于不十分清楚哪些税收会对经济产生更大扭曲而导致更多的效率损失，又有哪些财政支出更加能够有效地促进经济增长。这就需要正确分析财政收支结构与经济增长的相互关系。

一、文献回顾

税收与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可以在宏观和微观两个层次上分析。从宏观角度分析主要是研究宏观税负和财政支出规模对经济增长的总体效应；而微观角度则是解析各个不同的税种和支出项目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效果，即分析财政收支结构的问题。本文的论述重点是微观分析，即研究财政收支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这是因为为了促进经济增长，除了适当的财政总量政策，更加重要的是适当的微观财政政策，也就是财政结构政策（马拴友，2003）。

（一）税收与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宏观分析

在不考虑财政支出的情况下，税收对经济具有确定的负效应。早在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中，税收就被认为会影响资本积累、减少资本投资，因此是阻碍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因素；而到了凯恩斯主义（Keynesianism）经济学时代，凯恩斯主义者又通过税收乘数说明了税收对经济的负效应：在三部门经济中，假设代表边际消费倾向，则在总量税情况下税收乘数是，而在在比例税情况下税收乘数是（其中t为税率），不论是总量税还是比例税，税收乘数都是负的，即税收对经济具有紧缩性。因此，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认为税收政策是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运用税收政策有意识地调节国民经济活动。当总需求不足时，为了防止经济的衰退和停滞，就应当采取减税的办法（如免税、退税、降低税率等）以刺激总需求；反之当总需求过旺，出现通货膨胀时，则应该采取增税的办法。这就是所谓的凯恩斯主义“相机抉择”的税收政策。除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外，供给学派（Supply-sideSchool）也提出了自己的税收观点，他们认为较高的边际税率会防碍经济活动的水平和增长率，并通过拉弗曲线（LafferCurve）说明了如何寻求宏观税负的最优点，如图1所示，在较低税率情况下增加税收，政府的税收收入扩大而不影响生产，但到达一定税率（E点）后，进一步增加税收则会导致生产和税收收入都下降，因此供给学派主张通过大力削减边际税率来拉动经济增长。所以从宏观上进行分析，经济学家们普遍得出了税收会抑制经济增长的结论.与税收对经济的负效应相反，一般情况下，财政支出总体而言对经济是起促进作用的[1]。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同样通过财政支出乘数说明了财政支出对经济的正面效应：财政支出乘数主要包括政府购买乘数和转移支付乘数，在三部门经济中，假设代表边际消费倾向，则在总量税情况下，两种乘数分别为和，而在比例税情况下，则分别为和（其中t为税率），不论是总量税还是比例税两种乘数都为正，即财政支出对经济具有扩张性。与税收政策相同，财政支出政策也构成了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相机抉择”需求管理政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二）税收与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微观分析：财政收支结构的经济增长效应

以宏观分析为基础，经济学家更进一步从微观结构上分析不同的税种和支出项目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这也是本文要重点论述的内容。

在税收结构上，经济学家主要通过各种税种对私人投资与储蓄的影响来分析税收的微观经济效应。首先，资本形成是经济增长的核心问题（纳克斯，1966），资本的积累有利于经济增长，而资本的积累又通过投资实现[2]。税收影响投资的机制是影响资本成本和资本边际收益率。一般来说，直接影响资本成本和资本的边际收益率的税种是公司所得税。Jorgenson（1963）、Sandmo（1974）等在研究税收政策与投资行为的关系时，构建了标准的资本成本理论模型。根据这个模型，公司所得税从两个方面来影响投资决策：一是对资本的边际收入征税，这可能使投资的边际收入下降而抑制投资行为；二是允许对某些资本成本项目进行扣除，这降低了资本成本而鼓励了投资行为。因此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任何旨在提高资本成本和降低资本边际收益率的税收措施将通过抑制投资增长而不利于经济发展，而任何旨在降低资本成本和提高资本边际收益率的税收优惠措施（如投资税收抵免）则将通过刺激投资意愿而有利于经济发展。其次，资本的形成又来源于储蓄，从这个角度看，经济增长的问题又是如何动员储蓄的问题（刘普照，2004），假设储蓄都能够被投资需求吸收，那么税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就表现在动员储蓄方面。影响储蓄的税收主要是所得税和流转税（在流转税中又以消费税对储蓄的影响最为重要），而所得税和流转税对储蓄的效应是有区别的，Due（1970）认为在与所得税产生同样多的税收收入情况下，流转税可能更加有利于提高家庭的储蓄比例，这是因为流转税虽然减少个支配收入，但是它的减少主要是用于消费的收入而不是用于储蓄的收入；此外流转税属于比例税而具有累退性，至少比所得税缺乏累进性；而在流转税下由“货币幻觉”导致的储蓄不变也是另外一个原因。所以，流转税比所得税对动员储蓄更有利从而也就相应地更能促进经济增长。

除了对税收的微观经济增长效应进行理论分析外，也有许多文献进行了相关的实证研究。如Devereux和Love（1995）通过在一个两部门内生增长模型对税收实验的模拟说明了增加资本所得税、工资税和消费税都降低了经济的平衡增长率，但是经济对不同税种的动态反应不同，经济对资本税收的反应是导致要素从物质资本产生部门流向人力资本产生部门，对产出影响比较大；而工资税和消费税则减少工作总时间，没有出现要素在部门间的大量流动，对产出影响比较小；另外，Mendoza、Milesi-Ferretti和Asea（1997）则通过研究11个OECD国家26年的有效税率，发现要素所得税对私人投资具有显著负效应，而消费税与私人投资率正相关，在进一步分析后得出了所得税会降低增长率而消费税的增长效应依赖于劳动供给弹性的结论。

对财政支出结构对经济增长的效应也产生了大量的研究。财政支出是由不同种类的各项具体支出构成的，为分析财政支出不同组成部分对经济增长的不同效应，可以将财政支出划分为公共投资支出、公共消费支出、公共事业支出和公共服务支出四类（于长革，2004）[3]。对于公共投资支出和公共消费支出的经济增长效应，主要通过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有效需求理论和IS-LM模型来分析：公共投资支出是一国投资需求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投资支出不足，特别是在存在投资陷阱的条件下，公共投资可弥补私人投资之不足，使投资支出增加，经济增长率提高；而对公共消费支出，无论其来源于增加税收还是增发公债，都将减少私人消费和投资，这是因为公共消费虽然部分弥补了私人消费，但总消费和投资支出必然减少，同时政府增加公共消费必将使更多的公共资源从生产领域转向非生产性领域，从而使公共投资减少，有效需求下降，降低经济增长。另外，对公共事业支出的效应则可以通过内生增长理论，如阿罗（ArrowK，1962）提出的“边干边学”模型、卢卡斯（LucasR，1988）提出的“人力资本投资”模型和罗默(RomerP.M，1990)提出的“知识驱动”模型等来说明。知识和技术进步不仅是推动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因素，而且也是决定经济发展的内生变量。通过知识和技术要素的投人，其产出长期来看表现为边际收益递增的特征。知识和技术投资可以提高其它生产要素（如土地、资本和劳动力等）的生产能力，并能将这些能力转化为新产品和新服务，从而保持长期的经济增长。最后，对于公共服务支出，由于它基本上与生产无关，所以如果增加这方面的支出，必将使更多的资源用于非生产性领域，从而导致公共投资下降；虽然增加转移支付会增加可支配收入，但由于这些转移支付是一次性支付，因此私人边际消费倾向不会上升，消费不会增加，所以公共服务支出总体上不利于经济增长。

对于财政支出结构对经济增长的效应的实证研究主要有：Easterly和Rebelo（1993）全面分析了28个国家1970-1988年的数据，他们得出的结论是经济发展水平和财政支出结构有密切关系，一国的财政政策受政府规模的影响很大，并且某些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水平相一致。就具体财政支出结构而言，公共交通和通讯投资与经济增长正相关，教育投资与经济增长正相关，但总公共投资与经济增长负相关。财政理论通常将财政支出划分为生产性的和非生产性的，在最优状态下，生产性财政支出与非生产性财政支出的比值应该取决于这两项支出对生产的产出弹性之比。Landau（1986）使用了1960-1980年的65个发展中国家的有关样本，发现政府支出，特别是政府消费对经济增长有反向作用。相反的，Devarajan、Swaroop和Zou（1996）的实证分析得出了不同的结论，即认为生产性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是有正效应的。但是，他们进一步提出了，各种财政支出的效应不仅取决于它们在总财政支出中所占的比例，而且取决于生产性支出与非生产性支出的份额比是否等于它们的产出弹性之比。当生产性财政支出所占的比例过高时，它对经济增长的效应在边际上就成了负的，这种现象在发展中国家尤为突出。该文得出的结论揭示了财政支出何以在不同国家、不同时期对经济增长产生截然不同的效应，尤其是为揭示广大发展中国家大量的生产性财政支出何以没有带来预期的经济增长效应，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

二、我国财政收支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模型与数据

在总结前人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拟对我国1986年到2003年财政收支结构与经济增长的长期均衡关系进行回归分析，测算出各类财政收支具体项目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方向和程度，从而为优化我国政府财政收支结构提供决策数据，为财政资源的有效配置提供准确的信息。

为了分析我国财政收支结构对经济增长的效应，首先建立如下所示的财政收支结构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1）

财政收支论文范文第2篇

内容摘要：我国现存的财政支出结构与完善公共财政制度需要之间还有不小的差距，本文梳理回顾了我国“十一五”期间财政支出结构发生的积极变化，并结合我国经济发展实践，提出了我国财政支出结构进一步调整的方向和路径选择。十七大报告提出了“围绕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主体功能区建设，完善公共财政体系”，这意味着我国公共财政体系的改革进程，由此前政府自身的制度建设开始向满足公众对基本公共服务的需求延伸。

顺应时展的需要，党的十七大又提出了要完善公共财政框架体系的任务，更加体现了财政的目的开始向公共性转移，体现了面向平民纳税人的一种民主化财政的新起点。而要围绕这一任务深化公共财政体制改革，财政支出结构的进一步调整和优化就成为其关键环节。公共财政是指市场经济条件下，由国家来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的一种活动。它的核心是政府对社会财富的再分配，但与原来的财政制度相比，它更注重分配过程中的公共性、市场性和法制化。我国1998年开始进行公共财政建设和公共财政体制创新，经过十余年的发展，已基本形成了公共财政体制的雏形。

我国财政支出结构的积极变化

财政支出政策是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十一五”期间，按照建设公共财政体制的要求，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以人为本，我国财政支出结构不断调整，出现了以下几方面的积极变化：

（一）财政保障范围有进有退

一方面逐步减少非公共服务支出项，压缩经济建设费支出，严格控制并努力节约行政管理费等一般性开支；另一方面，着重保障政府履行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等职能，重点加大“三农”、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医疗卫生、环境保护等公共服务领域的投入。我国财政支出结构正在逐步突破传统的、偏重于经济建设的供给模式，向以公共服务和宏观调控为主要内容的新模式转换。

（二）财政支出的公共性、公益性特征日益明显

2008年，中央财政用于“三农”的支出合计为5955.5亿元，比上年实际增长37.9％；2009年，中央财政用于“三农”方面的支出达到7253亿元，比2008年增长21.8%，主要用于增加对农民的补贴，大力支持农业生产，加快发展农村社会事业；2010年，中央财政用于“三农”方面的支出拟安排8183.4亿元，比上年增加930.4亿元，增长12.8%。同时，2009年中央财政教育支出1981.39亿元，增长23.6%，保障教育优先发展；安排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3296.66亿元，增长20.2%，重点支持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促进就业等；安排医疗卫生支出1277.14亿元，增长49.5%，推进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增强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等民生支出增幅明显高于财政支出平均增幅，表明国家收入分配重点逐渐向城乡居民倾斜，财政在支持改善民生方面投入力度不断加大，取得实质性进展。

（三）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加大

近年来我国财政收入连年大幅超收，为逐步解决中央与地方财权和事权不相匹配的问题，中央政府开始有意识的加大对地方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2008年，中央对地方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22990.76亿元，增长26.8%，占地方财政总支出的比重为38%，其中中西部地区财政支出平均54.4%的资金来源于中央财政转移支付。2009年，中央对地方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28621.3亿元，较2008年增长了24.5%，地方财政支出的39.1%来源于中央财政转移支付。2010年，中央政府进一步将中央财政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提高至30611亿元，增长7%，为更好地实现地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提供了有力的资金保障。

我国财政支出结构存在的问题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公共财政体制建设稳步推进、成效显著，但也应该清醒的认识到，目前的财政支出结构与公共财政的要求还有诸多不适应之处。

中央财政支出规模不断扩大，但公益性支出总量不足、结构不合理。2008年中央财政支出36319.92亿元，增长22.8%；2009年，中央财政支出43901.14亿元，增长24.1%。但在中央财政支出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2009年中央财政用在与人民群众生活直接相关的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保障性住房、文化方面的民生支出合计7426.48亿元，占16.9%；中央财政用于“三农”的支出合计7253.1亿元，占16.5%。相比内地，人口不足800万的香港，2008至2009财政年度预算中，教育、社保分别占特区政府开支的23.8%和17.6%。显然，中央财政支出中公益性支出积累还很薄弱，总量依然不足，而且公益性支出在地区间、各项目间的分配也缺少科学合理的执行标准，重点项目不突出，财政支出分配的随意性加大。

中央财政支出的透明度和公开性较差，缺少公众监督。政府浪费是影响民生投入的一大因素，政府浪费的根源在于从预算的编制到执行基本由政府部门主导，它优先考虑部门需求和利益在所难免。审计部门的审计力度虽然逐年加大，但由于审计缺少严厉的问责制度相配合，相关违规乃至违法行为仍在不断重复出现。加之现行制度下公众无法介入监督，使得各级政府部门更加无所顾忌，公众的利益就无法得到完整体现。

转移支付制度不够规范。目前我国转移支付制度主要包括：税收返还、一般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这其中税收返还所占比重较大，但税收返还额度取决于地方经济发展程度，因此更利于发达地区而不利于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不仅不利于均等化的实现，反而使两者之间公共服务能力的差距更加扩大。我国的一般性转移支付尽管有均等化的功能，但所占比重过低；专项转移支付的比重虽然较高但透明度较差。

公共财政框架下我国财政支出结构优化的原则

在推动公共财政体制改革、完善公共财政体制建设的过程中，财政支出结构进一步调整和优化应掌握以下原则：

有法可依原则。公共财政框架下财政支出结构的优化，必须以法律制度为基础，以程序合法为要求，以规范运作为准则，即要完善各项规章制度，做到有法可依。一是要依法编制年度预算，并强化预算执行和监督；二是要明确中央与地方的责权利关系，推进中央政府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建设，同时对地方在转移支付的投向问题上进行合理的监督和规范。

统筹兼顾原则。统筹兼顾原则是指政府公共支出结构的安排，必须从全局出发，分清主次，适当照顾各个方面的需要，妥善安排和分配财力，以保证政府各项职能的实现和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同时安排公共支出时要做到统筹兼顾与突出重点相结合，应将资金力量集中于政府公共服务职能的实现和社会发展关键领域建设，避免出现资金平均分配的现象。

可持续发展的原则。要妥善处理好当前与长远、经济与社会、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关系，科学有效地配置政府财力资源，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公平性、均等化的原则。我国社会事业发展相对滞后，基础比较薄弱，社会保障总体上覆盖范围较窄、标准较低，且农村人口所占比例高，地区间、城乡间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差距较大。要运用财政政策和财政分配手段，调节居民收入差距，调节城乡之间、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之间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受益水平，促进社会公平和城乡、区域协调发展。

公共财政框架下我国财政支出结构调整与优化建议

为适应公共财政框架完善的要求，强化和提高政府社会公共服务职能，要积极发挥财政政策的调节和分配功能，对我国财政支出结构做进一步调整和优化。

（一）存量调整与增量调整相结合以实现结构优化

通过存量调整改变现有项目支出规模，对各项支出有保有压，减少直至退出对一般性、竞争性领域的直接投入，严格控制并努力节约行政管理费等一般性开支，同时保证行政性工资、福利等个人收入增长；通过增量调整，利用未来财政收入的增量部分扩大财政保障范围，以完善政府公共服务职能为目标，继续加大对公共服务领域的投入，向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倾斜，向社会事业发展的薄弱环节倾斜，向中西部困难地区倾斜。

（二）调整目标上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基本要求

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已成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阶段维护社会公平、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内容。财政支出结构的调整中，应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力量，调动全社会的积极性，建立健全公共服务体系，合理配置公共服务资源，公平分配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使城乡及不同地区、不同群体的人们享有大致相等的公共服务水平，以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基本目标。

（三）探索建立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长效机制

一方面，毫不动摇地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积极发挥财政政策的宏观调控作用，并与货币、产业等政策协调配合，促进经济保持平稳较快增长，努力增加财政收入，不断加大对民生领域的投入。另一方面，社会事业的发展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没有相应的制度保障，增加的投入也难以有效发挥作用。要在加大财政投入力度、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的同时，针对体制机制中存在的不适应、不符合科学发展观的问题，着力支持改革创新，完善体制机制，建立健全民生保障的长效机制。

（四）继续优化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结构

从我国目前政府间财政收支责任安排的情况来看，县级基层政府承担了主要的基本公共服务提供责任，但其掌握的财力资源却十分有限，财权与事权严重不匹配。通过一系列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调整，中央政府财政转移支付力度有所加强，基层财政困难局面有所改善，但有些措施的规范性仍然不够，专项转移支付的比重依然偏高且透明度较差，一般性转移支付又无法真正做到完全依据各地区社会、经济和基本公共服务发展的历史差距和客观需求进行资金分配，再加上政府间财政关系制度安排缺乏总体布局，导致很多措施并没有取得良好的预期成果。因此，中央政府应在明确中央与地方责权利的基础上，明确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目标，科学系统地制定方案。

参考文献：

1.宋立根.强化公共财政政策调整和优化财政支出结构[J].中国发展观察，2008（10）

2.谢旭人.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建立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长效机制[N].经济日报，2008.11

3.郭庆旺，贾俊雪.从中央财政转移支付视角看2009年预算报告[J].中国财政，2009（9）

财政收支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财政转移支付； 经济增长；面板数据

一、引言

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是以各级政府之间所存在的财政能力差异为基础，以实现各地公共服务水平的均等化为主要目标，实行的一种财政资金转移或财政平衡制度。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已经成为世界上多数国家财政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国家财政体制的公平性和运行效率有着巨大的影响。一方面，由于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平衡等原因，地方政府在获取地方收入的能力方面存在差异，这就引发了地方政府承担的支出职能和财政收入不匹配的现象出现。另一方面，由于税收方面的原因，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支出责任与财政收入也存在不一致性，地方政府往往要承担一部分的财政缺口。这两方面的财政问题使得财政转移支付成为调节财政收入的必要手段。除此之外，中央政府也将财政转移支付视为实现政策意图、实施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

1994年我国实施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改革，真正意义上的转移支付制度开始确立。1994年中央财政转移支付仅为2296亿元， 2014年达到46787亿元， 占地方财政总支出的比重为36%。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财政转移支付对于平衡财政资金、支持地方财政收入、弥补地方财政资金缺口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财政转移支付是否对经济增长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却没有一致性的结论。本文利用1997～2008年的全国各省份的面板数据，系统的分析了财政转移支付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并提供了分析和相应的政策建议。本文将分以下部分来研究财政分权的背景下，经济增长状况：一、引言；二、相关的文献综述；三、数据说明和计量模型；四、计量结果分析；五、稳健性检验；六、结论和政策建议。

二、文献综述

（一）财政转移支付与地区经济的国外文献综述

Tsui（2005）通过1994～2000年的中国县级财政数据，对中国县级财政差异进行了研究和总结。同时，文章中还通过因素分解法来分析中国分税制改革后政府间的财政差异。文章得出的结论是中国东部、中部、西部三大区域之间的财政差异没有明显的缩小。

Huang、Chen（2012）研究了分税制改革后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财政转移支付对地方财政均等化的作用，运用量化分析的方法得出的结论是财政转移支付扩大了地区间的财政水平差异，没有起到地方财政均等化的效果。

（二）财政转移支付与地区经济的国内文献综述

郭庆旺、贾俊雪（2008）的研究认为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财政转移支付并没有起到均衡地方公共服务发展的作用，究其原因在于中央政府在配置财政转移支付资金时没有充分权衡公平和效率，导致对地方政府的激励出现了偏差。

郭庆旺等（2009）在两部门模型下分析了财政转移支付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计算出最优的中央财政转移支付规模，并说明了最优规模主要受财政分权水平的影响。

刘群（2011）通过协整检验和格兰杰因果检验，分析的结果表明西部地区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可以显著的促进地区经济增长，文章还提出应当扩大对落后地区财政转移支付的规模，以促进地区经济的发展，缩小地区间经济发展的差距。

三、数据说明和计量模型

模型数据主要来源于《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年鉴》，《中国财政年鉴》和各省统计公报。重庆市在1997年成为直辖市，1997年以后四川的数据不再包含重庆市，分离后，四川省的数据收到较大影响，为了保持数据的一致性，本文剔除了重庆市和四川省的数据。地区由于各种原因数据缺失比较严重，也将省的数据剔除样本之外。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中央政府推出了4万亿投资计划，致使2008年以后，中央对各省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突然加大，造成了财政转移支付数据的不平稳性。为了客观反映财政转移支付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本文建立计量模型时，舍去了2008年以后的数据，在时间段选择上，本文选择1997～2008年的数据，力图全面、客观地显示财政转移支付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参照现有的研究财政转移支付和经济增长的文献，本文回归检验的基本方程为如下形式：

yit=tranit+capit+labit+openit+FDit+taxit+μit

面板数据回归模型中，i表示省份，t（t=1997，…，2008）表示年份。yit表示经济发展水平，用实际人均GDP增长率作为指标。tranit表示财政转移支付程度，是本文的主要解释变量，tranit=中央对某省的财政转移支付/（某省本级财政收入+中央对某省的财政转移支付）。capit表示投资增长率，本文用全社会固定投资增长率来衡量。labit表示劳动增长率，本文用全社会从业人员的增长率来度量。openit表示各省份的对外开放程度，用各省年度进出口总额/当年本省份GDP加上各省份年度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当年本省GDP之和表示。FDit表示财政分权程度用各省的财政收入/中央的收入来表示。taxit表示各省的实际税负水平，本文用各省份的财政收入占各省份当年GDP的比重来衡量。

四、计量结果分析

由于数据为面板数据，首先进行Hausman检验，拒绝了随机效应（random effect）模型，本文确定使用固体效应（fix effect）模型进行回归。全样本回归时，加权后各变量的系数更加显著，表2列出的是加权后的回归结果。

yit=0.00543+0.08636tranit***+0.105capit***

+0.02751labit***+0.03201openit***+1.03983Fit***

-0.01799taxit

R2=0.69 DW=1.24

从的计量结果中我们可以看出，以中央对某省的财政转移支付/（某省本级财政收入+中央对某省的财政转移支付）比率衡量的财政转移支付的系数均为正且显著，这说明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这里得到的结论与许多文献的结论相同。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首先，财政转移支付是中央对地方的财政支持，根据委托理论，地方政府相对于中央政府，更能了解当地居民的偏好和当地经济发展的需要，将一部分财政资金以转移支付的手段给予地方政府，可以提高资金的利用效率，从而加快经济增长。其次，中央在向地方进行转移支付时，着重向中西部地区提供更多地资金，帮助中西部地区更快发展。由于我国经济发展存在地域性，东部地区相对于中西部地区，经济建设情况更好，自主财政收入更多，财政转移支付作为一种财政补贴，本身就应该考虑其公平性和补贴效果，对于中西部地区更多的补贴，可以使得中西部的省份财政资金更加充裕，更好地进行经济建设。最后，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财政补贴还与当地政府的绩效挂钩，经济建设较好的省份需要更多的资金来进行经济建设，在转移支付中也就可以获得更多的效益，因此财政转移支付可以有效地提高地方政府进行经济建设的积极性，鼓励地方政府加快经济发展。

另外，从计量结果中还可以看出，投资cap的系数为正且显著，说明投资对经济增长有非常明显的促进作用，这与近些年，大量投资拉动增长这一实际情况相符。lab变量系数为正但并不显著，说明在本文的回归模型中，劳动力增长虽然对经济增长有正相关关系，但是显著性不够，并没有体现出劳动力增长是经济增长主要推动力这一普遍规律，究其原因，可能是模型建立过程中的数据分析和计量方法使用不恰当，需要进一步地改进。经济开放程度open变量的系数为正且显著，说明了经济开放程度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这与改革开放以来的实际情况是相符合的。分权指标FD为正且显著，表明我国现行的财政分权体系对经济增长有促进的作用。tax对经济的作用是负向的，但是并不显著，一定程度上可以表明我国各省的税收负担对经济增长有明显的抑制作用。

五、稳健性检验

为了更好地测度结果的稳定性，本文使用的方法是将不同的控制变量分类逐个加入，观察各个变量的系数是否有较大变动的方法。下表的回归结果表明，在控制变量逐个加入的过程中，财政转移支付的各个指标始终为正且显著，系数的大小保持很好的稳定性，其他指标的系数也保持平稳和显著，没有很大的变动。

六、结论和政策建议

本文利用1997～2008年的中国省级数据，对财政转移支付和中国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验证，同时进行了稳健性检验。经过细致的研究分析，得出以下结论：1.1997～2008年，财政转移支付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存在这种正相关关系的原因主要是财政转移支付给予了地方政府更多的财力，可以更好地推动地方经济进行建设，同时也提高了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加大地方经济建设的力度。2.投资增长仍是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高速的投资增长可以有效地拉动需求，提高经济增长。3.劳动力增长对经济增长有正向的推动作用但是并不显著，这与模型本身的不足和数据完整度不高有关。3.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对中国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这与现实中的情况相符，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可以吸引外资，增加贸易，拉动经济增长。4.我国现行的财政分权体系有利于经济的增长，应该继续坚持，不断完善。5.税收负担对中国经济增长存在负效应，适当情况下应该减小地方的税收负担。

上述结论对今后宏观政策的制定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可以从中提出几条政策上的建议：1.确定具体的财政转移支付目标。财政转移支付的目标应该是保证全国各地都能享受到最低标准的公共服务，重点用于经济欠发达地区和能源、交通、通讯、环境保护等基础产业以及教育科技、医疗保健、就业培训等公益事业和社会保障事业。2.合理确定财政转移支付规模。各级政府向下级政府实施财政转移支付时，应在明确各级政府职能、责任、收益的基础上，合理确定财政转移支付规模，使得财政转移支付可以发挥最大的效用，更好的平衡地区间的发展。3.建立财政转移支付的评价、反馈监督机制。一方面，政府应该设计一套科学的评价体系，评价财政转移支付的使用情况和实际效果。另一方面，政府应该设计一套反馈监督机制，对财政转移支付资金的使用情况进行实施反馈和有效监督，确保资金使用效益的最大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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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Bihong Huang，Kang Chen. Are in

财政收支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财政收支结构，经济增长，多元线性回归

 

 

    市场可以通过价格机制有效配置资源，可是在市场不完善或有市场但运作低效从而产生市场失灵的时候，就需要政府的干预和调节。这时以政治决策为基础的财政通过预算以税收等形式从各经济主体集中部分资源，然后又以预算支出的形式在市场失灵的领域重新给予安排，这也是资源配置的一种方式。所以国民经济是市场经济与政府经济、私人经济与公共经济的混合体。从国际上的一般情况看，就政府收支占gdp的比重而言，公共经济至少占到了国民经济1/3的份额以上，所以以财政收支为基础的公共经济活动对整个国民经济增长的影响是举足轻重的。

    我国自从1978年实行市场化改革以来，财政虽然经历了萎缩和分散的过程，但是财政政策始终是支持改革和经济增长的有力工具之一。在财政政策的实践中所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就是财政收支结构的优化问题：我国的财政收支结构在转轨过程中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财政收支结构僵化且不合理，财政职能越位和缺位并存，削减财政收支常常无从入手。而导致这些困境的根本原因在于不十分清楚哪些税收会对经济产生更大扭曲而导致更多的效率损失，又有哪些财政支出更加能够有效地促进经济增长。这就需要正确分析财政收支结构与经济增长的相互关系。

 

 一、文献回顾

 

    税收与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可以在宏观和微观两个层次上分析。从宏观角度分析主要是研究宏观税负和财政支出规模对经济增长的总体效应；而微观角度则是解析各个不同的税种和支出项目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效果，即分析财政收支结构的问题。本文的论述重点是微观分析，即研究财政收支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这是因为为了促进经济增长，除了适当的财政总量政策，更加重要的是适当的微观财政政策，也就是财政结构政策（马拴友，2003）。

（一）税收与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宏观分析

    在不考虑财政支出的情况下，税收对经济具有确定的负效应。早在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中，税收就被认为会影响资本积累、减少资本投资，因此是阻碍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因素；而到了凯恩斯主义（keynesianism）经济学时代，凯恩斯主义者又通过税收乘数说明了税收对经济的负效应：在三部门经济中，假设 代表边际消费倾向，则在总量税情况下税收乘数是 ，而在在比例税情况下税收乘数是 （其中t为税率），不论是总量税还是比例税，税收乘数都是负的，即税收对经济具有紧缩性。因此，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认为税收政策是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运用税收政策有意识地调节国民经济活动。当总需求不足时，为了防止经济的衰退和停滞，就应当采取减税的办法（如免税、退税、降低税率等）以刺激总需求；反之当总需求过旺，出现通货膨胀时，则应该采取增税的办法。这就是所谓的凯恩斯主义“相机抉择”的税收政策。除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外，供给学派（supply-side school）也提出了自己的税收观点，他们认为较高的边际税率会防碍经济活动的水平和增长率，并通过拉弗曲线（laffer curve）说明了如何寻求宏观税负的最优点，如图1所示，在较低税率情况下增加税收，政府的税收收入扩大而不影响生产，但到达一定税率（e点）后，进一步增加税收则会导致生产和税收收入都下降，因此供给学派主张通过大力削减边际税率来拉动经济增长。所以从宏观上进行分析，经济学家们普遍得出了税收会抑制经济增长的结论.与税收对经济的负效应相反，一般情况下，财政支出总体而言对经济是起促进作用的 [1]。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同样通过财政支出乘数说明了财政支出对经济的正面效应：财政支出乘数主要包括政府购买乘数和转移支付乘数，在三部门经济中，假设 代表边际消费倾向，则在总量税情况下，两种乘数分别为 和 ，而在比例税情况下，则分别为 和 （其中t为税率），不论是总量税还是比例税两种乘数都为正，即财政支出对经济具有扩张性。与税收政策相同，财政支出政策也构成了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相机抉择”需求管理政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二）税收与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微观分析：财政收支结构的经济增长效应

    以宏观分析为基础，经济学家更进一步从微观结构上分析不同的税种和支出项目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这也是本文要重点论述的内容。

    在税收结构上，经济学家主要通过各种税种对私人投资与储蓄的影响来分析税收的微观经济效应。首先，资本形成是经济增长的核心问题（纳克斯，1966），资本的积累有利于经济增长，而资本的积累又通过投资实现 [2]。税收影响投资的机制是影响资本成本和资本边际收益率。一般来说，直接影响资本成本和资本的边际收益率的税种是公司所得税。jorgenson（1963）、sandmo（1974）等在研究税收政策与投资行为的关系时，构建了标准的资本成本理论模型。根据这个模型，公司所得税从两个方面来影响投资决策：一是对资本的边际收入征税，这可能使投资的边际收入下降而抑制投资行为；二是允许对某些资本成本项目进行扣除，这降低了资本成本而鼓励了投资行为。因此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任何旨在提高资本成本和降低资本边际收益率的税收措施将通过抑制投资增长而不利于经济发展，而任何旨在降低资本成本和提高资本边际收益率的税收优惠措施（如投资税收抵免）则将通过刺激投资意愿而有利于经济发展。其次，资本的形成又来源于储蓄，从这个角度看，经济增长的问题又是如何动员储蓄的问题（刘普照，2004），假设储蓄都能够被投资需求吸收，那么税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就表现在动员储蓄方面。影响储蓄的税收主要是所得税和流转税（在流转税中又以消费税对储蓄的影响最为重要），而所得税和流转税对储蓄的效应是有区别的，due（1970）认为在与所得税产生同样多的税收收入情况下，流转税可能更加有利于提高家庭的储蓄比例，这是因为流转税虽然减少个支配收入，但是它的减少主要是用于消费的收入而不是用于储蓄的收入；此外流转税属于比例税而具有累退性，至少比所得税缺乏累进性；而在流转税下由“货币幻觉”导致的储蓄不变也是另外一个原因。所以，流转税比所得税对动员储蓄更有利从而也就相应地更能促进经济增长。

    除了对税收的微观经济增长效应进行理论分析外，也有许多文献进行了相关的实证研究。如devereux和love（1995）通过在一个两部门内生增长模型对税收实验的模拟说明了增加资本所得税、工资税和消费税都降低了经济的平衡增长率，但是经济对不同税种的动态反应不同，经济对资本税收的反应是导致要素从物质资本产生部门流向人力资本产生部门，对产出影响比较大；而工资税和消费税则减少工作总时间，没有出现要素在部门间的大量流动，对产出影响比较小；另外，mendoza、milesi-ferretti和asea（1997）则通过研究11个oecd国家26年的有效税率，发现要素所得税对私人投资具有显著负效应，而消费税与私人投资率正相关，在进一步分析后得出了所得税会降低增长率而消费税的增长效应依赖于劳动供给弹性的结论。

    对财政支出结构对经济增长的效应也产生了大量的研究。财政支出是由不同种类的各项具体支出构成的，为分析财政支出不同组成部分对经济增长的不同效应，可以将财政支出划分为公共投资支出、公共消费支出、公共事业支出和公共服务支出四类（于长革，2004） [3]。对于公共投资支出和公共消费支出的经济增长效应，主要通过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有效需求理论和is-lm模型来分析：公共投资支出是一国投资需求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投资支出不足，特别是在存在投资陷阱的条件下，公共投资可弥补私人投资之不足，使投资支出增加，经济增长率提高；而对公共消费支出，无论其来源于增加税收还是增发公债，都将减少私人消费和投资，这是因为公共消费虽然部分弥补了私人消费，但总消费和投资支出必然减少，同时政府增加公共消费必将使更多的公共资源从生产领域转向非生产性领域，从而使公共投资减少，有效需求下降，降低经济增长。另外，对公共事业支出的效应则可以通过内生增长理论，如阿罗（arrow k，1962）提出的“边干边学”模型、卢卡斯（lucas r，1988）提出的“人力资本投资”模型和罗默(romer p.m，1990)提出的“知识驱动”模型等来说明。知识和技术进步不仅是推动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因素，而且也是决定经济发展的内生变量。通过知识和技术要素的投人，其产出长期来看表现为边际收益递增的特征。知识和技术投资可以提高其它生产要素（如土地、资本和劳动力等）的生产能力，并能将这些能力转化为新产品和新服务，从而保持长期的经济增长。最后，对于公共服务支出，由于它基本上与生产无关，所以如果增加这方面的支出，必将使更多的资源用于非生产性领域，从而导致公共投资下降；虽然增加转移支付会增加可支配收入，但由于这些转移支付是一次性支付，因此私人边际消费倾向不会上升，消费不会增加，所以公共服务支出总体上不利于经济增长。

    对于财政支出结构对经济增长的效应的实证研究主要有：easterly和rebelo（1993）全面分析了28个国家1970-1988年的数据，他们得出的结论是经济发展水平和财政支出结构有密切关系，一国的财政政策受政府规模的影响很大，并且某些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水平相一致。就具体财政支出结构而言，公共交通和通讯投资与经济增长正相关，教育投资与经济增长正相关，但总公共投资与经济增长负相关。财政理论通常将财政支出划分为生产性的和非生产性的，在最优状态下，生产性财政支出与非生产性财政支出的比值应该取决于这两项支出对生产的产出弹性之比。landau（1986）使用了1960-1980年的65个发展中国家的有关样本，发现政府支出，特别是政府消费对经济增长有反向作用。相反的，devarajan、swaroop和zou（1996）的实证分析得出了不同的结论，即认为生产性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是有正效应的。但是，他们进一步提出了，各种财政支出的效应不仅取决于它们在总财政支出中所占的比例，而且取决于生产性支出与非生产性支出的份额比是否等于它们的产出弹性之比。当生产性财政支出所占的比例过高时，它对经济增长的效应在边际上就成了负的，这种现象在发展中国家尤为突出。该文得出的结论揭示了财政支出何以在不同国家、不同时期对经济增长产生截然不同的效应，尤其是为揭示广大发展中国家大量的生产性财政支出何以没有带来预期的经济增长效应，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

 

 二、我国财政收支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模型与数据

 

    在总结前人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拟对我国1986年到2003年财政收支结构与经济增长的长期均衡关系进行回归分析，测算出各类财政收支具体项目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方向和程度，从而为优化我国政府财政收支结构提供决策数据，为财政资源的有效配置提供准确的信息。

    为了分析我国财政收支结构对经济增长的效应，首先建立如下所示的财政收支结构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1）

财政收支论文范文第5篇

摘要：公共支出是政府为市场提供公共服务所安排的公共财政支出，不仅可以确保国家职能的履行，政府经济作用的发挥，而且能支持市场经济的形成和壮大。本文立足于1978-2013年我国公共支出和财政收入的基本数据分析，并通过瓦格纳法则和收入增长引致论对其进行实证检验，探讨未来我国公共支出的变动趋势和特点。

关键词：公共支出；瓦格纳法则；收入增长引致论

一、瓦格纳法则对我国公共支出的实证检验

（一）瓦格纳法则概述

19世纪80年代，德国著名经济学家阿道夫・瓦格纳（Adolf Wagner）通过对19世纪许多欧洲国家和日本、美国的公共支出增长情况的考察，在实证分析基础上提出了“公共支出不断增长法则”，即当国民收入增长时，财政支出会以更快的速度增长。这就是“瓦格纳法则[1]”。下面就瓦格纳法则是否适用于我国的经济发展进行探讨。

（二）基于财政收支变动趋势实证检验瓦格纳法则

在对瓦格纳法则进行了一个简要的概述后，现在通过分析1978-2013年我国公共支出和财政收入的基本数据来论证瓦格纳法则。

通过表2-1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从1978-2013年，我国的财政收入和支出均呈快速增长的趋势，而且我们也可以发现财政支出的速度是大于财政收入的，呈更快的速度增长，也就是说，政府经常处于财政赤字中。从宏观上来看，公共支出增长的因素可以归结为政治因素和经济因素两个方面。政治因素主要表现为：随着经济的一体化和全球化化，市场关系也愈加错综复杂，出于维护正常市场秩序保证交易公平的需要，要求建立司法组织，这样就需要增加政府公共支出把更多的资源用于提供维护治安和法律的设施。经济因素表现为：工业发展带来城市化、人口密集化，由此将产生污染拥挤等“外部性”问题，衍生出外部成本，需要增加公共部门进行规范管理，进而会使公共支出增加。此外，科学、教育、文化、卫生事业、娱乐等支出的增长会以超过国民生产总值上升的比率而增长这也是导致公共支出扩张的重要原因。

（三）基于公共支出占GNP的比例验证瓦格纳法则

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政府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GNP）的比重将会随之提高，这就是财政支出的相对增长理论，又称“政府活动扩张法则”。为了对公共支出的变化趋势有一个客观直面的认识，下面我们通过图2-2来实证检验：

通过图2-2的数据参考，我们可以看出1978-1996年，公共支出占GNP的比重是逐年下降的，这并不符合瓦格纳法则。但是从1997年-至今公共支出占GNP的比重逐年提升，这是符合瓦格纳法则的。之所以在1978年到1996年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那个时候改革开放刚刚开始，我国将工作的重心全部转移到了经济建设上，因此，全国经济增长速度很快，以至于很大程度上超出特定的比例，从而出现了不符合瓦格纳法则的特殊情况。

综上，从瓦格纳法则的概述以及我国1978-2013年期间财政收支的数据和财政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等内容来看，我国财政支出的变化趋势基本符合瓦格纳法则（改革开放初期的特殊情况除外）。因此，瓦格纳的公共支出扩张理论也得到了实证检验。

二、收入增长引致论对我国公共支出变动趋势的验证

（一）收入增长引致论的模型解释

英国经济学家皮考克（A.T.Peacock）和魏茨曼（J.Wiseman）于1961年出版的《联合王国公共支出的增长》中，在对英国1890-1955年的财政支出考察之后认为，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财政支出的增长并不是直线型的，而是呈现出阶梯性增长的特点，这被称为“梯度渐进增长论[4]。”

（二）基于财政支出变动趋势实证检验收入增长引致论

我国财政收入在不断增长，而财政支出会以更大比例增长。同样，财政支出占GNP的比重也会提高，这就是财政支出的相对增长，显然是符合收入增长引致论的。结合图2-1，可看出财政支出增长的主要原因是财政收入的不断增加。

综上通过瓦格纳法则和收入增长引致论对我国公共支出的变动趋势进行了验证，最后我们得出结论瓦格纳法则和收入增长引致论是适用于我国经济发展的客观情况的，这样我们也可以对未来我国公共支出的趋势及其特点窥见一二。

三、未来我国公共支出的趋势及其特点

（一）公共支出总量占 GNP 的比重逐年上升

（二）长期的政府预算赤字

（三）公共支出规模滞后于实际居民收入增长

（四）城乡居民公共产品需求的收入弹性不一致

（五）政府采购能力有待进一步优化（作者单位：贵州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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