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艺术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语域”理论 人物对话艺术 再现

一、引言

英国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Malinowski）在20世纪30年代将语境分为文化语境和情景语境，分别指讲话者所处的社会文化和语言发生的实际环境。英国语言学家韩礼德（Halliday）指出语言是一整套讲话者可选择的系统，并认为语篇反映文化语境，文化语境是决定语言的环境，语域实现情景语境，而情景语境则是对这一系统所作的某一具体选择的环境，韩礼德（Halliday）将文化语境和情景语境这两个概念同语言系统联系起来。1985年韩礼德构建了一个较为完整的“语域”理论框架，将“语域”理论概括为语场、语旨和语式三个层次，依次分别指语言活动操作的领域、交际场合中关系的作用和交际的方式。“语式”的基本原理在于口头语与书面语之间的区分。韩礼德和哈桑后来用“交际事件”（communicative event）来等同于field。 （Halliday & Hasan，2001） “语场”、“语旨”和“语式”三部分相互作用、相互制约，任何一项的改变都会引起所交流的意义的变化，从而引起语言的变异。

二、《红楼梦》中人物对话艺术及其在译文中的再现

《红楼梦》被誉为一部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曹雪芹把贾府描写成一个小社会，生动地刻画了众多迥然不同的人物形象。在小说里，在特定时间、地点、场合，不同的人物针对某一具体话题展开对话，淋漓尽致地表现出他们的身份、职业、教养、性格等。

将“语域”理论引入到翻译实践和研究中很有必要，因为“语域”理论的研究对象是在具体的文化和情景语境中使用的语言，它有机地结合语言的概念、人际及语篇意义，同时兼顾了语言内部的纯语言与语言的社会意义与功能。因此，本文从“语域”理论出发，赏析《红楼梦》中人物对话艺术，并把汉语原文与杨宪益夫妇的英译版本A Dream of Red Mansions中相应的译文作比较研究，以此判断译文是否在达到“信”这个首要标准和忠实地再现了原文的艺术特色。

为了方便研究，本文将以“语旨”为依据，把对话中人物的社会关系主要分成君臣关系、主仆关系、情敌关系三种，分别评析译者在创作译文时如何对等地描写这些人物在身处不同的“语场”即不同的场合和进行不同的活动时，是如何展开“语式”，即使用何种正式程度语言，从而表现他们各自的人物个性。

（一）君臣关系

君臣关系属于上下级关系，而上下级关系在等级森严的贾府随处存在，这主要体现在人物之间的对话上。在《红楼梦》第十八回元春省亲这一章，表现得尤其明显。元春虽是晚辈，但其贵为皇妃，因此，贾母、贾政夫妇等人在问安时，对其无不毕恭毕敬。曹雪芹在写这章时，用词极其考究。

以下是几例原文词语及相应的译文分析：

一方面，贾政称自己为“臣（Your subject）”、“政夫妇（my wife and myself）”， 称自己家族为“草莽寒门，鸠群鸦属（our flock of common pigeons and crows）”，而且让女儿不要牵挂“政夫妇（your aging parents）” 残年； 但另一方面，以“凤鸾（a phoenix）”、“贵人（Noble Highness）” 、“贵妃（Noble Highness）”等词语称呼自己的女儿，将贵妃省亲视作“天恩（the Imperial favor）”， 称呼女婿，即皇上为“我君（our sovereign）” 、“上（the Emperor， Majesty）”。

此外，贾政表达了要肝脑涂地以报皇恩的决心，他说：“且今上启天地生物之大德，垂古今未有之旷恩，虽肝脑涂地，臣子岂能得报于万一！”（His Majesty， who manifests the great virtue of all creation， has shown us such extraordinary and hitherto unknown favour that even if we dashed out our brains we could not repay one-thousandth part of our debt of gratitude.） 此句原文是感叹句，但译文已经转换为陈述句，遵循了英语的语言表达规范。

最后，贾元春也只是嘱咐自己的父亲以国事为重。这些都体现了封建社会礼教的庄严。原文“贾妃亦嘱只以国事为重，暇时保养，切勿记念等语”被译为：“Then it was Yuanchun’s turn to urge her father to devote himself to affairs of state， look after his health and dismiss all anxiety regarding her.”译文中“urge”一词常用于正式场合中，似乎不能用于表达女儿对父亲的关切之语，但它体现的是封建社会的阶级的差别、皇家的威严。以上几例分析表明，译文的遣词造句都忠实原文，原文的语场和语式等信息得到了很好的传达，都给人以庄重之感。

（二）主仆关系

在贾府这样的封建大家族中，主仆关系是最常见的社会关系之一。主仆关系在《红楼梦》中或亲或疏，或好或坏，而且这主要取决于主人对待仆人的态度。《红楼梦》中迎春、探春和惜春“三春”虽不是主角，但她们的人物形象塑造得十分鲜明。在抄检大观园的时候，迎春的胆小怕事、惜春的冷漠绝情、探春的果敢和担当都通过她们对待各自丫鬟的不同态度得以细致地呈现。例如《红楼梦》第七十四回中探春的一番不卑不亢的对贴身丫鬟保护性的辩解：

原文：

凤姐解释缘由后，探春冷笑道：“我们的丫头自然都是些贼，我就是头一个窝主。既如此，先来搜我的箱柜，他们所有偷了来的，都交给我藏着呢。”说着便命丫头们把箱柜一齐打开，将镜奁、妆盒、衾袱、衣包若大若小之物一齐打开，请凤姐去抄阅。探春道：“我的东西倒许你们搜阅；要想搜我的丫头，这却不能。我原比众人歹毒，凡丫头所有的东西我都知道，都在我这里间收着，一针一线他们也没的收藏，要搜所以只来搜我。你们不依，只管去回太太，只说我违背了太太，该怎么处治，我去自领。

译文：

Tanchun laughed scornfully. “Naturally， all our maids are thieves and I’m their brigand chief. So search my cases first. They’ve given me all their stolen goods for safe-keeping.”

She ordered her maids to open up all her chests as well as her mirror-stand， dressing-case， bedding， wrappers and bundles large and small of Xifeng’s inspection.

“I’ll let you search my things， but not my maids，” Tanchun insisted. “As a matter of fact， being meaner than all the others， I know everything they’ve got and I’m keeping it for them here. They haven’t so much as a needle or thread themselves. So if search you must， search me. If you don’t agree， go and report to Her Ladyship that I won’t obey her orders， and I’ll accept any punishment she thinks fit.”

探春虽是庶出，但她并不巴结讨好王夫人、凤姐等人，她痛恨贾府里人心不齐，彼此钩心斗角。她的一番话似乎不符合她的身份和当时的场合，但细想之下，又是合情合理，她维护的不仅是自己的奴仆，更是自家的脸面，是整个贾府的尊严。她的卓越见识和胆识恰恰因为这番痛快的怒骂而表现出来。译文的句式基本与原文一致，大都为短句和祈使句，如原文中那些有下划线的句子和相应的英语译文，都表现了探春的急促的语气和激动情绪，同时order，insist等词的使用又体现她的果敢与坚决，表现出她不屈服的态度。

（三）情敌关系

《红楼梦》中，读者最津津乐道的是贾宝玉、林黛玉和薛宝钗三人之间“剪不断，理还乱”的爱情纠葛。在小说的前半部分，林黛玉和薛宝钗因为宝玉的情感相互留心，彼此较劲，在私下相处中，常常语带讥讽，情似。如第八回中，贾宝玉在薛姨妈家饮酒，他说他只爱吃冷酒，但薛宝钗说冷酒对五脏不利，劝贾宝玉不要喝冷的酒，宝玉觉得有理，便放下冷酒。林黛玉知道后就对他听从薛宝钗的话感到不爽，所以对丫鬟指桑骂槐，实则讥讽贾宝玉。

原文：

可巧这时雪雁与黛玉送小手炉，黛玉问：“谁叫你送来的？难为他费心，那里就冷死了我！”当雪雁说是紫鹃让他送的，黛玉便语意双关地说：“也亏你倒听她的话。我平日和你说的，全当耳旁风；怎么她说了，你就依，比圣旨还快些！”

原文字字句句都是林黛玉在讥讽贾宝玉对薛宝钗的言听计从，尤其最后一句感叹句，一语道破黛玉当时似怒似怨的心态和语气。但其实她对贾宝玉让丫鬟送来小手炉，对她的关心呵护内心感到还是欣喜的，所以她最终是接收了小手炉的。鉴于此，译者在翻译原文时增加了林黛玉说话时的动作信息“Nursing the stove in her arms。”因此，画线句子被译为：“Nursing the stove in her arms Daiyu retorted， “So you do whatever she asks， but let whatever I say go in one ear and out the other. You jump to obey her instructions faster than if they were an Imperial edict.”

此外，第三十回中，宝玉说，有人把宝钗比做杨贵妃，意思是宝钗是个“丰腴”的美人。贾宝玉当着林黛玉的面奚落薛宝钗，而且这时林黛玉也趁势取笑她，薛宝钗听了很是上火。看着情敌林黛玉的得意之态，她巧妙布局言辞，一步步引“大意失荆州”的宝黛入瓮，借机讽刺宝黛因“金玉之说”和提亲之事发生了口角，后来，宝玉又亲自向黛玉赔不是，以此来反击贾宝玉和林黛玉。以下是贾宝玉和薛宝钗唇枪舌剑的原文和相应的英语译文分析：

宝钗便笑道， “我看的是李逵骂了宋江，后来又赔不是。（One was that piece， in which Li Kui abuses Song Jiang and then apologizes.）” 之后，贾宝玉嬉笑地解释说：“姐姐通今博古，都知道，怎么连这一出戏的名儿不知道，就说了这么一串子。 这叫《负荆请罪》。”（Why， cousin， surely you’re sufficiently well versed in ancient and modern literature to know the title of that opera. Why do you have to describe it？ It’s called Abject Apologies. ）最终，薛宝钗又笑道：“原来这叫《负荆请罪》！ 你们通今博古，才知道‘负荆请罪’，我不知什么是‘负荆请罪’。”（Abject Apologies， is it？ You two are the ones well versed in ancient and modern literature， so of course you know all about ‘Abject Apologies’—— that’s something quite beyond me.）

在译文中， 虽然“原来这叫《负荆请罪》！”感叹句被译成了“Abject Apologies， is it？”反问句，但较好地传递了当时的场景和薛宝钗讥讽的语气，尤其是随后的“that’s something quite beyond me”，与原文的“你们通今博古，才知道‘负荆请罪’，我不知什么是‘负荆请罪’”挖苦讥讽的语气一致。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译者通过选用和原文同等正式程度的词汇体现会话的正式程度，使用和原文一致的句式、改变原文的句式或在译文中增加人物会话时的动作信息以传达人物的性格和会话时的语气和情绪。《红楼梦》意蕴无穷。笔者从“语域”的角度赏析《红楼梦》中君臣、主仆、情敌三种关系的人物的对话艺术及其在杨戴夫妇的译文中的再现。总体说来，译文较好地体现了原文人物对话时的语场、语旨、语式，进而突出了人物对话艺术以及人物形象，由此可见，“语域”理论对文学作品中人物对话的研究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1] 张沉香.语域理论对博士研究生英语听说教学的启示[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6（8）：37-39.

[2] Halliday，M.A.K.and Ruqaiya Hasan.Cohesion in En-glish[M].Beijing：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2001.

红楼梦艺术论文范文第2篇

李小婉名下公司的外宣负责人王俊在电话里略显疲惫：“我知道你们都拿这个《红楼梦》与87版的比较，但是他们没有可比性，你们为什么一定要这么想呢?”――他们制作的新版电视剧《红楼梦》引发的舆论漩涡让他“这些天一直很焦虑”。

而坐在福州宾馆里的朝鲜《红楼梦》大陆巡演外宣负责人童女士的声音则轻盈了许多，“我们这次真的是非常成功，很少有演出能达到这样的效果。”

北京已经进入夏天，大陆新版《红楼梦》与朝鲜的《红楼梦》几乎在同时集纳了观众的眼球，但是双方的有关负责人却感觉“冰火两重天”。急匆匆的挂掉电话之前，王俊对记者说：“我们有很多的专家在参与这个事情，时代不同，艺术的表现方式不同，我们不想再多说什么。”

在天津，雷鸣的掌声之后，有老人来到后台握住童女士的手：“感谢你们带来这么精彩的演出。”

情天情海幻情身一曲红楼多少梦

5月9日晚，北京BTV剧场，900名观众沉浸在难以言喻的伤感之中，他们从这出朝鲜歌剧中，体会到一个截然不同的《红楼梦》。

初夏时节，北京南城那处被冠名为“大观园”的园子里，移步换景，每一步都踏在了大陆87版电视剧《红楼梦》婉转的音符上。

此时的大观园，平静的湖面上见不到一丝波澜，园子外面就是均价超过两万元一平米的现代化楼宇，恍惚于旧时空与新天地的纠葛中，这个园子以沉默的姿态厮守着一场几百年的梦。

从叙事上讲，还有一场大梦正在上演：一个名叫李少红的女导演以及她手下的团队，此前刚刚通过媒体以盛大的方式宣告――由中影集团投资、北京电视台摄制、李小婉制片、李少红导演的电视剧新版《红楼梦》，还有100天就将走上荧屏，接受十几亿双眼睛的审视，或者挑剔。

李少红们能否为观众奉献崭新的形象、唯美的气质?

――至少，他们自己是这么说的。

北京已经进入夏天，大陆新版《红楼梦》与朝鲜的《红楼梦》几乎在同时集纳了观众的眼球，但是双方的有关负责人却感觉“冰火两重天”。

CCN记者从新版《红楼梦》制片人李小婉名下的影视公司了解到的信息显示：他们接受新版“红楼”运作之后，组织了包括红学、建筑、昆曲、民俗、古典礼仪、民俗等方面庞大的专家团队参与到《红楼梦》的准备与摄制过程中。

新版《红楼梦》试播这些天，针对网上大量观众的指责与不满，电话那端的影视公司有关负责人表示了他的无奈：时代不同，人们对于影视艺术的接受心理不同，艺术发展的水平不同，观众的知识储备也不同，具体的软硬件条件也不同，这个时侯再拿87版的《红楼梦》与当前的新《红楼梦》相比，实在是不具可比性。

那么，《红楼梦》该如何演绎呢?

一曲红楼多少梦?情天情海幻情身。5月的若干个中国城市里，歌舞剧《红楼梦》完成了它生动的诠释与注脚。不过，这场诠释的塑造者，来自于大陆一衣带水的邻邦――朝鲜。

此前，朝鲜版歌舞剧《红楼梦》在北京已经完成了公演，媒体对朝鲜血海歌剧团的演出不吝溢美之词――“真挚的问候，传统的友谊；中国的古典精髓，朝鲜特色的诠释……”、“5月9日晚，北京BTV剧场，900名观众沉浸在难以言喻的伤感之中，他们从这出朝鲜歌剧中。体会到一个截然不同的《红楼梦》。”

大公报记者郭婷观看了血海歌舞团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的演出，她这样为记者描述了她看到的演出：“舞台场景的更换和布置让人震撼，华丽又不繁琐，古朴透着高雅。演员的唱腔非常优美，连续演出还可以保持那样的水准让人佩服。”

6月的北京，已经入夏，两个《红楼梦》，一方在炭火上煎熬，一方在收获清凉的期待。

冰火两重天。

这是曹雪芹们的《红楼梦》，这是李少红们的《红楼梦》，这是平壤的《红楼梦》，正如判词中所述，若说无奇缘，红楼梦究竟还是与那么多的人扯上了千丝万缕的干系。

我的红楼我的梦此梦无关风与月

朝鲜版《红楼梦》，似乎无愧于它所负载的使命。反观大陆与《红楼梦》有关的一切，大陆民众似乎正在进行着一场集体无意识的狂欢。

《人民日报》旗下杂志《环球人物》以亲密而浓烈的姿态，表述了对以及这部歌剧的印象。该刊的标题分别显示为：《革命家庭的艺术天才》，《40年歌剧情缘》，《超级电影“导演”》，《领袖诗人的情怀》，《繁荣了朝鲜文化艺术》。

而大陆的一些学者在回答记者的采访时，或直接或委婉的指出，朝鲜此举(指《红楼梦》歌舞剧来华演出)，很大部分“存在献媚的成分”。朝鲜对于传统的盟友――中国有着不可割舍的利益诉求。而朝鲜处于自身需求向中国谋求经济援助及相关支持，亦早已是公开的秘密。

此次朝鲜版《红楼梦》巡演中方具体运营机构、有大陆文化部背景的中演公司负责外宣的童女士在接受CCN记者采访时表示，应中国总理邀请，血海歌剧团来华演出。并把这个戏作为“2009中朝友好年”的闭幕式。“作为中朝两个国家交流项目，反映的还是中国的《红楼梦》。所以就带有一定政治意义，中方又是以一个市场运作方式的形式来运作，因此可以说是为两国之间的交流开辟了一个新的途径。”

正所谓“开辟鸿蒙”，从这个意义上讲，朝鲜版《红楼梦》，似乎无愧于它所负载的使命。反观大陆与《红楼梦》有关的一切，大陆民众似乎正在进行着一场集体无意识的狂欢。

这样的狂欢，在近期集中体现于新版的电视剧《红楼梦》。早在新版《红楼梦》投拍之初，面对各类指摘，李少红即表示，这样的指摘没有意义。

而《红楼梦》研究人员汪洪华在电话中表示了他对李少红的《红楼梦》的不屑：“她有资本，有利益驱动，现在这个世道你也知道，上不上中央台也没关系，可能地方台花更多的钱买首映权啊。”

“对于我来说它是小学生的水平”――因为“专家已经不说真话了，还是专家么?(专家)都是拿钱请”。汪洪华曾经受邀参加李少红新版《红楼梦》的“专家会”。“现在的电视剧组心态浮躁，为了利润最大化而削减成本，追求短平快。这就是中国特色的电视剧艺术，你就这么理解就好了。”

此前，在接受《新周刊》的采访中，大陆87版《红楼梦》导演王扶林提到“大陆87版《红楼梦》，我的总结是毁誉参半。”

新版《红楼梦》是否也会收到毁誉参半的结果?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红楼梦》，而这样的梦，已经无关风与月。

怀金悼玉红楼梦一帆风雨路三千

新版《红楼梦》，能给新生代演

员一个什么样的江湖呢?

2007年，87版《红楼梦》中饰演林黛玉的陈晓旭出家。此后不久，陈晓旭辞世。“一代经典林妹妹”，就此成为永恒的符号。陈晓旭当年从浩如烟海的自荐信中成为唯一雀屏中选者，后来选择一袭袈裟，洗尽铅华。正所谓“万朵红云连旧府，一轮明月照前川”。一位导演曾经感慨：“二十年内。不会再出现陈晓旭第二!”

此话其实可以适用于观众对于旧版《红楼梦》的回忆以及对新版《红楼梦》的怀疑。李少红的《红楼梦》，在经历了诸多风雨后，不知是否会重塑一个时代经典的传奇?

2008年10月，李少红与王扶林曾在杭州机缘相会，王扶林对于李少红面临的压力表示感同身受，并相信新版一定会超过旧版。

而87版电视剧中的诸多角色，在二十年的风霜雨雪中，也先后完成了人生中最为沉重的转身，陈晓旭“质本洁来还洁去”，陈以及她所代表的87版《红楼梦》，在历经二十余年的风霜雨雪后，还给普罗大众一场现实版的大梦。而今大梦已醒，曾经的大观园人去楼空。

新版《红楼梦》制片人李小婉曾如此阐述：新版红楼的小演员是未来20年娱乐圈的新生力量，是会改变现在娱乐圈格局的。《红楼梦》是他们的敲门砖，之后才是他们真正闯荡江湖的时候。

而新版《红楼梦》，能给新生代演员一个什么样的江湖呢?

从现在开始，他们作为娱乐圈的新人，将会经历这里的光环与梦想，名利与丑闻，流言与绯闻，交易与规则，在同一起跑线的他们，将会走上一条他们自己也不知道的路――制片方如是说。

是文化还是娱乐，就看人怎么去衡量了。当然，学者们更愿意讨论文化，商人更喜欢利润，而艺术家们正在文化的大旗下拍摄一场娱乐的秀场，背后，还有商业化的利益。

20年前拍《红楼梦》，大陆有关方面给了剧组75万元置景费，∞年后新《红楼梦》剧组运营的资金将近1个亿。

蟒袍玉带终化土，江湖落魄自飘零。曹雪芹在《红楼梦》中有判词日：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对于《红楼梦》的争议，无论是文本本身还是各种题材的改编，都无法摆脱最终被化为一场宏大叙事背景下的终极归宿，这个归宿不是白茫茫的大地，而是――娱乐，这个词正被世人当做主题词。既然是娱乐，就无关责任，无关文化，无关历史，无关政治。

政治的艺术艺术的政治

关于政治的艺术，还要去看朝鲜版的《红楼梦》。

相比国内娱乐界对于新版《红楼梦》的争吵，来自朝鲜的《红楼梦》似乎很安静。

据了解，朝鲜《红楼梦》也经过大规模的海选，而饰演贾宝玉的演员亦有祖孙同饰一角的经历，这在大陆官媒的表述中被阐释为两国之间深情厚谊的具体体现。

据有大陆文化部背景的中演公司内部消息，目前，演出运作团队已经接到了很多城市要求前往演出的邀请，而曾经演出的部分城市也将举行加演。

大陆方面相关人士认为，此次来华演出的朝鲜版《红楼梦》可以说开辟了一个新的时空意义上的交流途径。让很多人认为难得的是，这种交流在剥离了附属的政治背景后，仍能就艺术的本体色彩绽放出耀眼的光芒。

针对它所引发的轰动，汪洪华称：从专业的角度讲，舞台剧本身高度集中浓缩的艺术呈现力为它的成功做了有利铺垫，此外，“我相信朝鲜有更多的人没看过《红楼梦》，但我相信朝鲜有一部分专家在做这些事情，他们把事情做成了。不在于做了多少，而在于做事的质量。”

汪洪华觉得，朝鲜的《红楼梦》除了舞台剧艺术效果之外，还有个原因就是“外国人搞艺术的时候要比中国人投入一些。中国很多事情说得太多了，已经成为仪式化的态度，没有什么真情投入进去，更多的是作秀的成分，”汪洪华在电话那端以急促的口气向CCN记者阐述。

中演公司的童女士也表示：“很少有演出能达到这样的效果。因为我们国家演员本身不投入，表演不真实，没有完全投入角色，为什么中国现在没有这样的精品了，就是因为没有那么投入和纯粹。”

任你蟒袍玉带，任你江湖落魄，任你香车宝马，任你蓑衣草履，无论什么遭遇，无论什么境况，普罗大众对于文化艺术的理念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不断趋近于形成永恒印记的过程。

红楼梦艺术论文范文第3篇

李希凡也已87岁高龄，这位当年因一句话而红极一时的“小人物”，是过去60年贯穿中国红学史的关键人物之一。

当天的座谈会云集了近百位学者，不少满头白发，他们中的很多人终其一生只与一部《红楼梦》有关。

2013年11月，中国红学会曾在河北廊坊举行了纪念曹雪芹逝世250周年纪念大会，来自的200多位红学家聚集一堂。

几十年前，类似的红学聚会并不少见。1979年5月，由时任文化部副部长贺敬之出面，召集茅盾、林默涵、俞平伯、顾颉刚、周汝昌、冯其庸、李希凡等学者集会，庆贺中国红学会和《红楼梦学刊》的成立。那是1954年的那场席卷全国的思想批判运动之后，慑于政治风向而曾生死论战的红学名家们的首次大聚会。

这或许是世界文学史、思想史上绝无仅有的现象。自1921年胡适发表《红楼梦考证》而开创“新红学”以来，《红楼梦》不仅养活了无数的人，也使红学成为观察中国学术思潮的风向标之一。

“这是方法论的变革”

这一切的根源是喜欢《红楼梦》。他曾说，“中国对世界有三大贡献，第一是中医，第二是曹雪芹的《红楼梦》，第三是麻将”，并始终坚持将《红楼梦》当做社会政治小说来读。

1954年5月，刚刚大学毕业的李希凡、蓝翎合写了《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文，批评《红楼梦简论》的作者俞平伯“未能从现实主义的原则去探讨《红楼梦》鲜明的反封建倾向”，“不但否认《红楼梦》鲜明的政治倾向性，同时也否认它是一部现实主义作品”。

文章引起了的重视，他借此向党内发出《关于红楼梦问题研究的信》：“这个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由此掀起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社会主义文化、思想改造高潮。

在信中赞许了李希凡、蓝翎这两个“小人物”。自此两人被卷入一波又一波的政治风潮。

对于他这个刚毕业的山东大学学生而言，“很快就傻眼了。”60年后，李希凡向《望东方周刊》忆及当年时说。

自那以后，在学术研究中是否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是否以社会分析阶级论作为理论工具，成为评判文艺作品的关键标准。

“我一生信仰马克思主义、思想，从未动摇。”李希凡坚定地表示，他对红楼梦研究的看法从未改变，依然认为俞平伯“看不到红楼梦的思想艺术价值”。

在6月21日的座谈会上，坐着轮椅赶到会场的冯其庸赞誉李希凡开辟出新中国文艺批评的新天地。“用唯物主义的研究取代唯心主义的研究，这是方法论的变革。”

政治激荡年代的红学

李希凡晚年被糖尿病困扰，但身体仍很康健。此次座谈会前几天，本刊记者应约赴其在北京青年路的家中探访，一套七卷、400余万字的《李希凡全集》刚刚摆进客厅书柜。

对于突然卷入60年前的那场思想批判运动，李希凡说是“偶然”。他认为自己不过是一个搞文艺评论的，远远称不上红学家。

李希凡坐在客厅的一把靠背椅上，边摇折扇边感叹：“回顾这60年，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不能搞运动。当年我的文章不过是个由头，实质是要发起一场针对胡适的思想批判运动。对《红楼梦》的深入研究并没有太多的影响。”

此前，李希凡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自己一贯的态度是：对“”深恶痛绝，对“”深恶痛绝，对“”结束以来出现的“反毛”、“非毛”言论更是深恶痛绝。

由于那场运动，《红楼梦》在政治激荡的年代持续被关注。

1963年，一场名为“曹雪芹逝世200周年纪念展览会”的大型展览在故宫文华殿举行。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退休研究员刘世德是那场展览的组织者之一，他向本刊记者回忆，展览持续了3个月，观者如潮，不少人甚至数十次参观，边看边记。

刘世德介绍，那次展览会是为举办“伟大作家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纪念大会”做准备的。虽然《红楼梦》自1954年后就受到空前关注，但关于《红楼梦》本身的研究却没有什么推进，除去对思想艺术的阶级分析外，红学界所能依赖的仅是胡适、蔡元培以及俞平伯、周汝昌等人的考证文章。

为筹备这一系列纪念活动，在林默涵、邵荃麟、何其芳等人的领导下，先是通过《光明日报》《文汇报》等媒体掀起有关曹雪芹生卒年讨论的学术热潮，又通过《北京晚报》等媒体发动寻找曹雪芹墓地的全民运动。

至此，曾长期政治挂帅的红学研究多少得以回归学术范畴。

热闹背后是否远离学术研究

过去30年被红学界称为红学研究新时期，但能拿得出手、足以和前辈大师媲美的研究乏善可陈。

2012年5月，红学大家周汝昌先生生前接受《望东方周刊》采访时，也曾感慨：“红学到目前为止到底解决了什么问题？我自己都怀疑这个命题。红学近年没有什么突破、创新。”

然而，社会对《红楼梦》的热情，尤其是地方政府、商业力量对《红楼梦》价值的开发却从未停歇。近年来，刘心武的“红楼解密”，“红楼梦中人”大型选秀，重拍电视剧《红楼梦》，以及多地争当曹雪芹祖籍、故居和大观园“原型”，热闹背后已远离学术研究。

北京曹雪芹学会会长胡德平表示，如今研究《红楼梦》、曹雪芹的学术中坚力量还能守住阵地，但社会乱象越来越多，毫无根据、信口开河、否定一切的思想在蔓延。

作为“红学正统”的中国红楼梦学会和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这些年也陷入了冯其庸与周汝昌的激烈论争之中。一度倾力打造的《红楼梦学刊》每年出刊6辑，但发行量只有几千册。

中国红学会会长张庆善对《望东方周刊》表示，新时期红学成就的重要标志是红学研究机构的建立、学刊的创办；最重要的是观念认知的革新，有了更开放的视野，能突破以往的禁锢进行多元化的研究。

2013年底，中国红学会牵头举办了曹雪芹逝世250周年纪念大会。从台湾自掏机票专门赶来的新竹清华大学教授、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黄一农，和来自全国各地的近百位学者一起出席。

红楼梦艺术论文范文第4篇

《红楼梦》的电视剧改编历程,翻开历史长河的画卷，早在1975年，出现了首部以中国四大名著一一《红楼梦》为改编对象的电视连续剧。此剧由香港无线电视台摄制，这部电视剧的主办方包括由香港无线电视台承制，其中林黛玉的扮演者是著名演员汪明荃，而伍卫国则在剧中饰演贾宝玉一角。在这部电视连续剧播映两年之后，香港佳视紧随其后也拍摄了77年版电视连续剧《红楼梦》。虽然香港地区较早的将《红楼梦》搬上电视荧屏，但其主题始终围绕着宝黛爱情展开，纠结于爱情悲剧的展现使其相较于以往《红楼梦》的戏曲改编和电影改编而言，并没有创新和突破之处。

对于名著本身所蕴含的深刻思想、文化精髓和强烈的反封建精神却没能得到展现，终究使其难以成为一部高质量并发人深省的艺术作品。并且对于以电视艺术这种长篇幅大容量的艺术展现媒介而言，既然动用了电视剧长篇叙事的影视特征，却只局限于名著中关于爱情故事的展现，未免使全剧显得太过拖沓和松散，一定程度上也削弱了电视艺术的感染力和表现力。

1987年，大陆第一部《红楼梦》电视连续剧由中央电视台摄制并播出，此片一经问世便获得了巨大的反响，在其后相当长的时间里，87版《红楼梦》所奠定的大陆最具影响力的红楼影视作品的地位之牢固，使其没有受到任何改编作品的威胁和影响。此剧由王扶林任导演一职，周蕾、周岭、刘耕路担当编剧。剧本改编的基本原则是忠于原著，80回以后的情节更是摒弃了高鹦续书的内容，结合红学研究、前80回中埋下的伏笔以及脂砚斋对红楼梦的批注等内容，对《红楼梦》的故事结局进行了重新的论释和剧本创作。该电视剧的播出使《红楼梦》得到了盛况空前的关注度，不夸张的说，许多当代观众是从这部电视剧才开始真正了解《红楼梦》。该电视剧不再局限于宝黛爱情的主题，而是将其与贾府兴衰一起作为两条主线齐头并进，更进一步的体现了小说蕴涵的反封建精神。

该电视剧成为红楼影视改编史上的经典之作，其所取得的艺术成就之高至今鲜有任何一部红楼梦影视作品可以与之媲美。剧中描述的红楼情节、塑造的人物形象一直为大家所津津乐道，其中由陈晓旭饰演的林黛玉和邓婕饰演的王熙凤，更在互联网上被网名评选为中国影视艺术史上无法超越的银幕形象，可见其带来的影响力不容小觑。在87版上映十载后的1996年，一部长达73集篇幅的《红楼梦》电视剧的诞生，使其至今依旧保持着《红楼梦》影视作品篇幅之最的头衔。台湾华视为观众呈现的这篇巨幅之作，相比较36集版《红楼梦》，不难发现73集版的主创人员力图更全面的将《红楼梦》的全景展现在观众面前，其对原著的内容和细节交待的也更为具体，对于即使没有看过原著的观众而言也会更易接受和理解。

第二章《红楼梦》的影视表现

《红楼梦》从筹划拍摄开始，话题不断，声势浩大的演员选秀，胡玫导演退出李少红接棒，经费一度告缺几欲停拍，可谓一波三折热点十足。而剧中人物套用戏曲的额妆造型一经问世，更是引起了轩然大波。该剧更是邀请曾获奥斯卡奖的叶锦添担任总造型师，然而实际取得的效果，似乎与大多数人心目中的期望相去甚远。导演李少红曾表示:这些造型的确与我们当初希望赋予新版电视剧《红楼梦》以新意，做到曹雪芹原著亦真亦幻、在电视剧这种大众文化中创造艺术化氛围这一初衷是吻合的。

从导演和造型设计师的阐述中我们不难发现，创作者的最终目的，是想借额妆这一造型来突出剧中人物的虚幻色彩和朦胧美感。额妆的灵感大部分来自于昆曲，导演和造型师也是想借昆曲华美的东风吹起《红楼梦》的虚幻之气。

但昆曲的梦幻不是靠额妆一个元素完成的，戏曲的唯美境界要靠舞台、布景、曲调、演员等元素的共同结合才能得以展现。可能正如叶锦添所言:我拉了昆曲最浮面的那一层皮，那一层美感，来做红楼。他是拉了一层皮，但他也只拉到了一层皮，那薄薄的一层皮掩盖不了皮下灵魂的血肉，效果却是适得其反的。《红楼梦》的梦和幻，是由太虚幻境、通灵宝玉、女蜗补天、黛玉葬花、，是远非一个额妆就能展现的。相反的，额妆不仅不能美化剧中的人物形象，还对刻画人物个性起到了模糊的作用。

小说中曹雪芹对笔下的每一个人物都塑造了独特的形象和鲜明的个性，这也是《红楼梦》最摄人心扉之处。试问，谁会由纤细瘦弱、敏感心尖联想到薛宝钗?谁会认为剔透丰腆、藏拙守愚的是林黛玉?刁钻狠毒、机灵泼辣更是除了王熙凤还会有哪个第二人选?所有的人物都是独一无二的，每个人都只有这一个，认真欣赏《红楼梦》的人绝不会混淆其中的任何一个人物形象。而额妆却将这份独一无二性大大的削弱了。额妆在戏曲中的运用主要是修饰人物脸型，特别在男性旦角不足的情况下可以得到很好的弥补作用。

现在人人头上都顶了几片铜钱装，让人挑花了眼看晕了头，纵然演员的表演再到位，个性的独特还是被模糊了几分。人物的个性塑造是否成功的评判关键，不在于她穿了什么衣服化了什么妆，最重要的是演员的表演是否神形兼备。当然令人悦目的外在形象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些许掩盖表演的不足，但新版《红楼梦》中部分演员的演技本己惹来不少质疑的声音，创作者还给每个人贴上程式化的额妆，无疑是抹煞人物的个性化设计。与其费尽周章搞一些外在的累赘物，还不如在演员的表演功力上多下点苦功。

第三章结语

红楼梦艺术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 2005年 红学研究 研究综述

2005年是红学研究极为热闹的一年,但从学术成果来看,却鲜有真正有重大价值的著述、论文、观点。在文献研究方面出现“草根红学”的新见解,但更多的是一些满足大众猎奇心理、追求轰动效应的奇谈怪论;在文本研究方面大多是对以往观点的重复,缺乏创新;对红学研究及红学史的反观与思考,是该年度红学研究最重要的成果。

一、文献研究

1.索隐派

索隐派研究是本年度的红学热点,其中最重要的是刘心武的“秦学”研究。

随着“刘心武揭秘《红楼梦》”于2005年4月份在央视《百家讲坛》的播出,刘心武的“草根红学”――“秦学”在红学界掀起轩然大波,也为本年度的社会上的红学热揭开了序幕。此后,刘心武出版《画梁春尽落香尘――刘心武解读〈红楼梦〉》(东方出版社2005年10月第2版)、《刘心武揭秘〈红楼梦〉》(东方出版社2005年10月第1版)、《红楼望月――从秦可卿解读〈红楼梦〉》(书海出版社2005年4月第1版)三部著作。其主要观点有:①从养生堂抱回来的秦可卿实则是废太子家族的公主;②贾元春揭发了家族藏匿秦可卿,并类似《长生殿》的情节,在逼宫的情况下,皇帝不得不以牺牲她来换取暂时的休战,贾元春成为两派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并很可能被别人用绸巾、玉帛绞死;③脂砚斋与曹雪芹的关系十分密切,倾向于二人是夫妻关系。

针对刘心武的观点,出现了两种对立的意见。

一种是以主流红学家为代表的学者对其观点的批判,指出刘心武的研究是对周汝昌的研究的发挥,认为刘心武在小说中寻证历史的研究方法是错误的,反对将学术研究戏说化、娱乐化。《艺术评论》第10期以“红学界反诘刘心武”为题,数位中国清史和红学方面的权威专家接受采访或撰文,对刘氏的“红学”和“秦学”进行驳斥。如《平心而论刘心武――访中国红楼梦学会秘书长孙玉明》(贾舒颖)、《请告刘心武先生:新索隐派之路走不通――访红学家蔡义江先生》(陈晓红)、《史学需要“证”而不是“悟”――访清史专家张书才》(刘晓真)、《是谁把红学引入不归路?》(吴祚来)。《温州师范学院学报》第6期也集中发表了一系列对刘心武的探佚研究的批判文章。主要有:《娱乐氛围下的红学论争――刘心武现象之文化探析》(李虹)、《面对“秦学”,我们该思考些什么?》(吴祚来)、《红学的歧路与出路――刘心武“秦学”的理论困境与当代红学方向的选择》(赵建忠)、《与刘心武争鸣的态度、原则和意义》(郑铁生)。《红楼梦学刊》第6期刊登了《冯其庸、李希凡、张庆善访谈录――关于刘心武“秦学”的谈话》(胡晴),文中三位红学家也不约而同地对刘心武“秦学”进行了严厉批评。

另有一些学者肯定刘心武的“秦学”研究,认为刘心武找到了研究《红楼梦》的突破口,或是维护其研究的话语权。如《红学研究:究竟谁在误导公众》(陈林,《江淮时报》11月9日第10版)、《红学及“×学家”的终结》(朱大可,《中国新闻周刊》11月28日)。

2.考证派

(1)对曹雪芹生平、家世、著作的研究。陈林在其红学论文《破译红楼时间之谜》(2005年发表于网络,2006年出版)及《“一芹一脂大快遂心于九泉”――就〈破译红楼时间之谜〉回应读者驳难》(《中华读书报》,2005年04月20日)中提出:“现存百二回本《红楼梦》为一个有机整体,作者为曹雪芹之父曹\”,并就自己论文源起、“清白动机”、论证及写作思路、方法论的运用进行了详细交待。陈林的研究引起学界的广泛注意。周思源出面反驳,陈林随后推出答驳难书,这次论争被全文收录于第17期《新华文摘》。

(2)版本研究。本年度在《红楼梦》版本的细节研究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如刘世德的《〈红楼梦〉戬本,一个“新”发现的抄本》(《红楼梦学刊》第6期),通过对戬本的研究,认为戬本的底本的成书或抄缮在程甲本问世的乾隆五十六年之前,程高二人扮演的角色只是整理者、编辑者,而不是续作者。王薇的《〈红楼梦〉德文译本的底本考证》(《红楼梦学刊》第3期)通过对《红楼梦》德文译本的仔细考证,得出德文译本《红楼梦》的底本为程甲本和三家评本的结论。胡文彬的《一部鲜为人知的清代抄本〈红楼梦〉――试魁手抄〈红楼梦诗词选〉的特别报告》(《红楼梦学刊》第3期)通过对试魁手抄《红楼梦诗词选》的研究,从中发现一部鲜为人知的清代抄本《红楼梦》的流传过程,而这部抄本不同于其它已发现的十余种早期脂评抄本和近人抄本《红楼梦》,这部抄本证明了脂评抄本《红楼梦》的存在年代和流传的范围。

(3)脂评和评点研究。吴晓龙《“狱神庙”脂评新探》(《红楼梦学刊》第4期)通过对大量材料的考证,认为:脂评中提到的狱神庙建筑在监狱之内,狱神为囚犯、狱卒和狱官共同信仰的公正之神。据此,《红楼梦》已佚的后半部有关“狱神庙”的情节中,宝玉和王熙凤在狱中最合理的身份应是未决犯,其获救或减罪的情节则有很多可能性,不能下绝对的结论。胡晴《〈红楼梦〉评点中人物塑造理论的考察与研究之一》及《之二》《之三》(分别刊登在《红楼梦学刊》第2、3、5期)对《红楼梦》评点中有关人物塑造问题的论述进行考察与梳理,呈现出《红楼梦》评点中人物塑造理论的基本面貌。刘继保《〈红楼梦〉评点的阅读模式》(《红楼梦学刊》第2期)则对《红楼梦》评点的阅读模式进行了考察。

二、文本研究

1.运用传统方法的研究

对文本的传统研究主要有两个特点:一是体现了一种越来越细化和精化的倾向;二是缺乏新意,多为对前人研究成果的继续和深化,甚至重复前人观点。

人物研究方面:对次要人物的研究则成为一个热点。如《〈金陵十二钗〉副册、又副册人物读解》(宋子俊,《红楼梦学刊》第1期)、《论〈红楼梦〉中的乳母形象――兼谈古代小说中乳母形象的发展与演变》(刘相雨,《红楼梦学刊》第4期)等。

思想内涵方面:本年度出版了众多“名家”解读《红楼梦》的书籍,但在内容上大多是对其以往论述的重复,很少有新颖的观点出现(有人统计,周汝昌的《红楼十二层》一书收文75则,最少有64则见于作者先前著作)。

在《红楼梦》对传统诗词曲的吸收与借鉴的研究,艺术性研究,以及鉴赏性的研究方面,大多是对前人研究的承袭,基本没有出现可喜的成果。

2.运用西方新理论的研究。

运用西方理论到红学的研究中是一个越来越普遍的现象。本年度对《红楼梦》的研究,已涉及了各种西方理论的运用:比较研究,如《自古红颜多薄命――林黛玉与玛格丽特形象比较》(杨茜,《红楼梦学刊》第1期);美学研究,如《论〈红楼梦〉的后现代美学价值》(周芷汀,《中国文学研究》第1期)等。其他还有运用心理学、叙事学、性别学、文化学等方法来研究《红楼梦》,都为红学研究提供了一些新的视角。但从整体来看,这种研究还是琐碎的、零散的,尚未形成系统性的体系。

3.对红学史的研究

部分学者开始了对红学研究及红学史的反观、总结与思考,这是本年度一个突出的现象。

(1)对研究成果的总结。陈维昭的《红学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9月)细述了红学自诞生以来至2003年的研究历程,并对红学研究的不少问题进行了盘点和思考。《索隐派述评》(李虹,《红楼梦学刊》第6期)从索隐派发展历史入手,以小说的文学功能随时代变迁、社会环境之不同为基线,对索隐派作了整理性的述评。其他重要文章有:《王国维〈红楼梦〉研究的评价与反思综述》(高淮生,《红楼梦学刊》第6期)、《大观园研究综述》(王慧,《红楼梦学刊》第2期)、《25年来俞平伯〈红楼梦〉研究评述》(刘相雨,《红楼梦学刊》第1期)、《伊藤漱平的红学成果》(孙玉明,《红楼梦学刊》第1期)。《河南教育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刊登了一系列的红学综述性文章:《20世纪秦可卿研究综述》(崔莹,第6期)、《贾政、王夫人研究综述》(霍彤彤,第4期)、《〈红楼梦〉诗词研究综述》(李萍,第4期)、《〈石头记〉甲戌本研究综述――20世纪〈红楼梦〉版本研究综述之一》(胥惠民,第4期)、《20世纪曹雪芹家世研究综述》(徐军华,第3期)、《20世纪袭人研究综述》(赵静娴,第3期)、《〈红楼梦〉版本及相关问题研究述评》(段江丽,第3期)。

(2)对红学研究的反观和思考。由“草根红学”与主流红学的论争引起的这一层面的文章最多,百家争鸣,切入角度繁多,给红学研究展开了一个更为复杂和广阔的天地。(前文中对于“草根红学”与主流红学论争的研究在此不复赘述。)《红学研究中一般方法与特殊方法之间的关系》(孙伟科,《红楼梦学刊》第3期)认为:考证(特殊方法)和文学批评(一般方法)的关系需要辨析,但这两种方法的使用都必须有助于人们理解《红楼梦》的艺术性;“二书合成论”的观点否定了《红楼梦》是一部结构精严的小说,犯了将小说当作是科学考证对象的错误。《是“繁荣”,还是“泛滥”?――近两年“红学”论著出版一瞥》(任勇胜,《中国图书评论》第12期)从出版学的角度,对近期的红学研究热和红学书籍出版热进行分析,认为当前的出版“盛宴”只是“炒冷饭”,红学书籍出版热的根源在于当代媒体形态的巨变使图书逐渐承载了娱乐和即时性报道的功能,图书的商品属性凸显,出版者更多地考虑经济效益。这一定程度上破坏了出版的合理结构和秩序。其他主要文章有:《论红学中的“假问题”与“真问题”》(詹丹,《艺术理论研究》第5期)、《索隐、考证与“新红学”的本质――答王平兄兼论红学史诸问题》(陈维昭,《洛阳师范学院学报》第3期)、《〈红楼梦〉文化研究的定性、定量和定位问题》(郑铁生,《河南教育学院学报》社科版第4期)、《从“自传说”、“典型论”向新批评范式的转换看当代红学发展――百年红学若干个案的考察与反思》(赵建忠,《河南教育学院学报》社科版第4期)、《从“言以足志,文以足言”的传统语言观角度审视红学界“文献、文本、文化”研究融通的学术倡议》(薛海燕,《红楼梦学刊》第5期)、《红学:从盐古温到鲁迅》(钟扬,《红楼梦学刊》第4期)、《胡适评红的百年反思》(白盾,《红楼梦学刊》第4期)、《从新、旧红学的论争看红学突破问题――五四时期古典文学研究的反思之一》(苏芸,《广州大学学报》社科版第1期)、《1954年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运动的回顾与反思》(杜敏,中共中央党校硕士论文)。

4.《红楼梦》的翻译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