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兰诗词范文第1篇

关键词：纳兰性德 诗词 满汉交融

中图分类号：I207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7）12-0092-01

一、纳兰性德诗词中满汉交融的背景

努尔哈赤和皇太极时期满族就已开始学习汉文化了，而到康熙朝时，汉文化得到了全面的推广，康熙帝十分推崇汉文化，并尊重和积极地吸收儒家学说，在其大力推动下满汉融合进一步加强，而生活在此时的纳兰无疑会受到满汉文化的影响。此外，纳兰性德满汉思想不得不说也深受其师友的影响。纳兰的老师徐乾学，是清朝初期的博学大儒，纳兰17岁便师从此人，学习“经、史、子、集”等儒家传统著作。据《清史稿》《纳兰性德本传》载：“与严绳孙、顾贞观、陈维崧、姜宸英诸人游。”纳兰性德与这些汉人学者、文士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增进了满汉之间的团结与交融，在文学创作当中受到了他们的影响。

二、纳兰性德诗词中的满汉交融

（一）纳兰性德诗词中的汉文化

1.诗词中的儒释道文化因素

纳兰性德对儒家文化的继承首先表现在他对“仁义礼智信”“修齐治平”“君臣父子”等儒家思想的继承上。他是孝悌之子，为父亲侍疾，“日侍左右，衣不解带，颜色黝黑，及愈乃复” 是谓“孝”。他是良朋益友，“绝塞生还吴季子，算眼前，此外皆闲事”是铿锵的诺言，是谓“义”。在传统儒学陶养下的纳兰性德满怀“兼济天下”积极入世、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 纳兰的佛家思想主要体现在其经历爱妻离世之后的领悟，从“慈云稽首反生香。妙莲花说试推详”即可表现他深刻领悟到了佛家淡泊名利的禅心。道家文化崇尚“自然”，主张无为而治。在纳兰的诗词中也有些许体现。如《瑞鹤仙》：“莽莽乾坤，徒自碌碌无为，所营何事！”可见纳兰鄙薄繁华的归隐心态，这是深受老庄思想和士隐精神影响的结果。

2.对汉文诗词的借鉴

首先纳兰性德与南唐后主李煜在词风上一脉相承，他们诗词的字里行间都充满着浓郁的悲剧色彩 。其次纳兰性德在语言的运用上也多学煜。李煜和纳兰性德的词在表达上都自然流露。如李煜的《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纳兰的《长相思》：“山一程，水一程，身向榆关那畔行，夜深千帐灯。”由于深受汉文化的儒染，纳兰在其诗词中也大量运用了汉族典故，如《木兰花・拟古决绝词》：“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等闲变却故人心，却道故人心易变。骊山语罢清宵半，夜语霖铃终不怨。”画扇被抛弃的命运，恰是班婕妤的遭遇；“骊山语罢清宵半”是唐明皇与杨贵妃的爱情典故。

（二）纳兰性德诗词中的满文化

首先，真实生动地描绘了满族人民的生活。《浣溪沙・小兀喇》中的“桦屋鱼衣柳作城，蛟龙鳞动浪花腥，飞扬应逐海东青”，这是纳兰东巡，行至兀喇（即乌拉）时所作。所描绘的桦木作屋、鱼皮为衣、插柳成城、特产鲤鱼、海东青，真切地反映了当地满族人民生活。其次，塑造了满族人物形象。《点绛唇》中“有个盈盈骑马过，薄妆浅黛亦风流，见人羞怯却回头”，薄妆浅黛的少女，平时行路骑马，见人即微感羞涩，而又敢于回头顾盼，正是初入关时，受汉族传统封建礼教影响较少的满族妇女形象。最后反映了随从出巡的满族军旅生活。《菩萨蛮》：“毡幕绕牛羊，敲冰饮酪浆。山程兼水宿，漏点清征续。”“毡幕绕牛羊，敲冰饮酪浆”，正是蒙、满民族特有的生活习俗，是满族入关前游牧习俗的延续和发展，具有沉郁的民族特色。纳兰作品中既有体现满族特色的一面，也有受汉人及汉族文化影响的一面，其作品所反映的生活也正体现了清初满汉融合的特点。所以说纳兰是清初体现了满汉文化融合这一特点的重要作家。虽然，在纳兰之前的满族作家，上溯金元文学，下至清代的阿什坦、岳端、文昭等人以及康熙皇帝等，都已为满汉文化融合作出了可喜的贡献。但都远远没有达到纳兰这样的高度，他是第一个集满汉文化之大成者，把具有满汉融合特点的满族文学推向第一个高峰，为满族文学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石。

参考文献：

[1]（清）纳兰性德.通志堂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2]纳兰性德.通志堂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3]清实录[M].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86.

[4]刘德鸿.清初第一学人纳兰性德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5]严迪昌.清词史[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

纳兰诗词范文第2篇

一直都很喜欢诗词，近来有幸读到了一部《纳兰容若词传》，读这部书时，不仅仅是感动，不仅仅是咏叹，不仅仅是钦佩，更有一种诗意的心情，一种缠绵的胸怀，一种仰慕的倾心。

我没有很丰富的文学涵养，甚至可以说，纳兰容若的有些词需要仔细的品味，需要反复的推敲才能读懂。但是，读到“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一生一代一双人，争教两处销魂。相思相望不相亲，天为谁春。”“月到西南更断肠。”“纵使倾城还再得，宿昔风流尽矣。”“一种情深，十分心苦，脉脉背斜阳。”“心事如落花，春风吹已散”等等词句时，我好象读到了纳兰容若的非凡人生，读到了纳兰容若的哀感顽艳，读到了纳兰容若缠绵情怀。

一般的传记作品，平铺直叙，不徐不惊，娓娓道来，通俗易懂。然而，却好似进入了一个固定的模式，一个难以走出的围城，没有新意，没有惊喜。《纳兰容若词传》却以一种崭新的面貌展现在我们面前：以纳兰容若的词为主线，以纳兰容若的情为框架，以纳兰容若的爱为血肉，以诗化的语言，戏剧般的场面，将我们带入了纳兰容若的繁华生活、真诚性情、词的颠峰，爱的痴心。这将是一部具有开拓性的传记作品，这将是一部通俗化了的人间词话，这将是一部诗化了的人生传奇。

在《纳兰容若词传》里，我读到了纳兰容若的文学成就。三百多年来，从词坛才子们推崇宠爱其词，痴男怨女们动辄引用其句的情景，我们就可知纳兰容若在词坛的地位了。我们读其词，体其韵，观其行，不得不佩服其才其情其心，其哀感顽艳的词风，其荡气回肠的情真，其诗意一样的人生，让人叹谓再三。可以说，纳兰容若是中国清初第一词人，是继往开来的杰出词者。更何况，纳兰容若不仅仅是自己填词，还主持编辑了《今初词集》这样一部在清代文学上有着一定地位的标杆之作，还主持编辑了《通志堂经解》这样一套在中国思想史研究上有着一定地位的著作。

在《纳兰容若词传》里，我读到了纳兰容若的缠绵情怀。从相识相知表妹情犊初开，到表妹嫁入红墙空留思念与遗憾；从秋水轩唱和填词《贺新凉》，邂逅月白色绣衣裙的少女，引起的一场悸动；从与卢氏成婚“人生若只如初见”，两情相悦尝尽人间春色，以至痴迷卢氏排斥二房颜氏，到为卢氏早逝的大悲大伤大痛；从家人为其选了续弦官氏，到词赋之中对卢氏的相思之句；从仰慕以词为媒神交已久的才女沈宛，到终于走到一起相处的一段难忘时光，到“醒也无聊，醉也无聊”的叹息之声，无不表露出纳兰容若的痴情与深情，相思与缠绵。难怪那时京城少女一见倾心，以得到一睹纳兰容若芳容为荣；难怪今时文学少女仰慕倾情，以吟颂纳兰容若词赋为荣。

在《纳兰容若词传》里，我读到了纳兰容若的真诚性情。在渌水亭里，纳兰容若结识了天下词坛高人，更交到了天下性情中人。从顾贞观、徐乾学、严绳孙、姜宸英、朱彝尊，到吴兆骞。更为难得的是，纳兰容若为搭救当时并未相识的吴兆骞走出宁古塔所做的种种努力，对顾贞观所作出的郑重承诺。这就是纳兰容若，一位富家公子，一代词坛盟主，一个性情中人。

在《纳兰容若词传》里，我读到了纳兰容若的人生无奈。在当时的社会中，在满人的思想里，要想出人头地，只有仕途一路。可是，纳兰容若不喜欢官场，不善于官场，尽管首次科举时因病受挫，尽管后来还是步入了官场，并且当了康熙皇帝的御前侍卫，尽管文才了得，尽管跟随西皇帝下江南、吟诗词，有的是飞黄腾达的机会，有的阿臾奉承的良机，但是纳兰容若厌恶官场，所以总也改变不了纳兰容若心中的惆怅，人生的无奈。

纳兰诗词范文第3篇

忍草庵的历史相当悠久，在清代是江南文人雅集之地。名词人纳兰性德扈从康熙南巡到无锡时，尽管逗留时间很短，还是到那里流连一番，因为他的好友顾贞观曾在忍草庵与陈维崧等人结过诗社，而顾、陈等人都与纳兰性德交好，可见纳兰性德确是重友情的人。

纳、顾的友情佳话，却也带出以讹传讹的纳、顾两人在忍草庵“乘月夜谈”的词坛掌故，道光、光绪时甚至还有人写出当时已去世的陈维崧与纳、顾等人一同聚会的荒唐话，这都是治史者读书不认真，或不全面所致。

目前，所谓的纳、顾两人在忍草庵“乘月夜谈”之事，在无锡仍被奉为圭臬，由无锡市地方史权威部门编纂的《无锡市志》仍记载此事，误导着人们。前不久无锡某内刊还接连有数文以学究姿态乐道津津地提及此事。这些都是很不“文化”的事。现旧话重提，期待不同意见者争鸣，但错的，还是改正了好，与其由外埠史学家来指点评说，还不如无锡人自己来改正自己的错误，无锡并不缺“文化”，缺少的是发现“文化”的眼睛。

康熙二十三年（1684），著名词家纳兰性德以一等侍卫身份扈从康熙帝南巡。这是纳兰性德唯一的一次江南之行，历来备受人们的注意，特别是他在无锡活动的史事，更是广为传述。本文所说的纳兰性德无锡史事是指他与顾贞观曾在惠山忍草庵贯华阁“乘月去梯，中夜对谈”。此事200多年来一直被视为词坛佳话，但自上世纪30年代始，已有史家对之持否定态度。如今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这一史事仍然众说纷纭，真伪莫辨。本文拟就此发表一些看法，并就正于学术界。

流传200多年的纳兰性德与顾贞观在无锡惠山忍草庵

贯华阁“去梯夜谈”的词坛掌故，其雏形最早起于乾隆年

间无锡一文学家所作诗的注解。

广泛检读这一史事的有关资料，可以发现纳、顾两个人自己的诗文并无涉及他们在无锡惠山忍草庵贯华阁“乘月去梯，中夜对谈”的内容，他俩朋友们的著作以及同时期的无锡地方文献也无类似的记载，此事实际上是后人提出来的。据笔者检索所及，有关此事的记载虽多，但具较大影响、且具传承脉络的有以下三例，其中最早的记载可以追溯到乾隆三十八年（1773）无锡秦瀛一首诗的自注：“贯华高阁倚空潭，满坞松云冷佛龛。名士倾城等销歇，一僧闲坐夕阳庵”，诗后有注“忍草庵在惠山春申涧侧，其最高处为贯华阁，顾贞观尝招纳兰成德、陈维崧、姜宸英至宿于是。成德留一小像而去。”（1）这是史事的雏形，但尚未标定发生时间。秦氏累世为无锡望族，秦瀛本人官至兵部侍郎，且是本埠著名的文学家、方志学家，家世、声望显赫，因此，他关于纳兰性德在无锡活动的说法颇具权威性并易为人们接受。

道光十二年（1832），震泽人赵函撰《纳兰词序》，在继承了秦瀛说法的同时，还作出了自己“贡献”——注明史事发生的年份：“余尝登惠山之阴，有贯华阁者，在群松乱石间，远绝尘轨。容若扈从南来时，尝与迦陵、梁汾、荪友信宿其处。旧藏容若绘像及所书贯华阁额，近毁于火，为可惜也。因序其词，并记于此，以为异日词家掌故云。”此段话中的“扈从南来”即是指康熙二十三年纳兰性德唯一的一次江南之行。赵函此序刊于汪元治所刻《纳兰词》的卷首，流传很广，影响远胜秦瀛的诗，史事为更多的人们熟知。

光绪十三年（1887），无锡刘继增编纂刊行《忍草庵志》，更加渲染此史事。他未作全面、深入、认真的考证，就提出忍草庵即为“桑榆墅”，以便能和顾贞观词中的一个注解印证，进而认定纳兰性德的诗《桑榆墅与梁汾夜坐》写于无锡，然后在这基础上对史事凭空作了大胆的细节描写：“二十三年，性德扈驾南巡抵无锡，访贞观于家，偕严绳孙、陈维崧至庵中。庵右有贯华阁为最胜境，性德尝月夜同贞观登第三层，摒从去梯作竟夕谈。又尝品茗二泉。性德年甫三十，丰采甚都，贞观长性德十八岁，须鬓已苍，两人往来空山霭烟中，携手相羊，人望之，疑为师若弟，而不知忘年交也。”（2）时间、地点、人物具体，细节生动，丝丝入扣，具有很大的感染力，人们读之，仿佛亲眼目睹，往往不由自主信以为真。

至此，内容从简单的“至宿于是”演绎到格调风雅的“月夜竟夕谈”，形式从诗的注解发展到词家掌故再到史籍记载，经过百余年时间，纳兰性德无锡史事终于层累形成。这种看似有根有据的“信史”为历代的各家文章、史料竞相袭用。在无锡，1918年之忍草庵石碑《无锡县政府告示》、1925年之忍草庵贯华阁刻石《重修贯华阁记》等均述此事。这些碑刻至今在惠山忍草庵（无锡市文物保护单位）还可看到。上世纪末最新出版的、权威性的《无锡市志》也对此史事照抄不误。

其实，如果能扩大视野，认真读赵函、刘继增两位前人的上述记载，发现其错误并不是很困难的事。对清初词坛稍加涉猎，对陈维崧、顾贞观、纳兰性德等名词家行止稍为熟悉的人都会知道，“二十三年，性德扈驾南巡抵无锡”时，陈维崧已去世两年了，而严绳孙正在北京参与主持“北闱”乡试，他们此时根本不可能与顾贞观或纳兰性德在无锡忍草庵贯华阁有任何活动。然而，笔者认为，这种错误固然荒谬，但也只能说明赵函、刘继增两人治学态度有不够严谨之处，尚不能直接证明纳兰性德无锡史事也是错误的，要否定纳、顾曾在无锡惠山忍草庵贯华阁有过所谓的“去梯玩月”之事，还需要另外拿出充分的、有说服力的证据来，这才是科学的态度，对前人、对历史认真负责的态度，以理服人的态度。

早在1930年代始就有史家对纳、顾在无锡惠山忍草

庵贯华阁“去梯夜谈”之说提出否定意见，但在无锡此

说却被确信无疑，一直流传至今。

1930年，张任政先生的《纳兰性德年谱》发表。（3）该谱率先批驳赵函谬见，否定史事：“按赵函序，谓容若扈从南来时，与迦陵、梁汾、荪友信宿其处，此事不确”，理由是“是年荪友、梁汾俱在京师”，而陈维崧已卒于康熙二十一年。

此后，张裕京等数家纳兰性德年谱并出，虽也都对纳兰性德无锡史事持否定态度，但所用资料都取自张任政的《纳兰性德年谱》，显得论据简略，考证粗疏，因而未能引起人们广泛的关注。1935年无锡县政府所编的《无锡概览》中“贯华阁”条目下照旧称“清纳兰容若尝与顾梁汾月夜登最高层，摒从去梯，清谈竟夕”。（4）

1964年，柴德庚先生在香港《大公报》著文，再次批驳赵函谬见，否定史事：“容若随康熙第一次南巡在廿三年九月，时严绳孙正服官京师，梁汾亦到京，容若到无锡后曾寄书京师以告梁汾，何能同宿贯华阁？至陈迦陵已卒于康熙廿一年。赵函既为容若撰词序，而于容若与诸名士往来之迹，舛差若是，岂不可怪？”（5）很明显，柴德庚的批驳说法更为直捷明白，然而他所用材料的范围仍没有超出张任政的《纳兰性德年谱》，缺乏必要的新的论证，要彻底否定史事，尚有份量不足之嫌。

进入上世纪80年代，黄天骥先生“在充分地占有材料的基础上”，著有力作《纳兰性德和他的词》一书出版，书中以附录形式刊有黄先生自己所编的纳兰性德年谱。该谱肯定史事：“在江南期间，纳兰性德曾和顾贞观相聚，写了《桑榆墅同梁汾夜望》一诗。桑榆墅是顾贞观在家乡的房子。按，顾贞观《弹指词》在《大河东去》一词自注云：‘忆桑榆野（墅）在三层小楼，容若与余昔年乘月去梯中夜对谈处也。’”（6）在该书的其他部分，黄先生对史事还有进一步的发挥。（7）

笔者注意到，与黄先生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夏承焘先生主编的“天风阁丛书”之一《饮水词》一书中只全文收录了张任政的《纳兰性德年谱》。

这一时期，史事在无锡还是风靡一时。无锡编印、出版的有关文献、著作、资料、文章都是“一边倒”，对史事沿用不疑，如列为国家档案的《江苏省无锡市地名录》称：“康熙二十三年（1684），满族著名词人纳兰性德随康熙南巡，与顾贞观夜登贯华阁作竟夕谈，成为民族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段佳话。”（8）无锡地方史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印的资料、刊物等也作如是说。

这半个多世纪来，史事时正时反，扑朔迷离，已成为神秘的迷团。

纳、顾在无锡惠山忍草庵贯华阁“去梯夜谈”的证据

“一诗一注解”，说的不是同一件事，后人将之作为“证据”，

是未经严肃考证之举，造成了张冠李戴式的错误。

就史事来说，自秦瀛发端到现在的200多年时间里，不论是肯定或否定论者，都未能发现新鲜材料来作自己见解的佐证。这原因张任政先生已作过确切的说明：“太傅公（指纳兰性德的父亲明珠——笔者注）为郭琇疏劾削官，及先生弟恺功涉拥立皇太子胤禩事，雍正初，夺其谥。又其后和珅与政，藉故籍家产。有此三厄，当时文士均不无贾祸之惧，即有传记文字，而复自删抹者，殆不免焉。”（9）

然而，尽管在史料方面存在着这样的困难情况，笔者还是认为只要全面、深入、认真地运用、分析现有的纳、顾两个人的诗文及其他有关资料，就有可能找出证据，用来辨别史事真伪，解开谜团。

肯定论者认为史事存在的依据是上一节中黄天骥先生所引顾贞观《大河东去》词中的自注和纳兰性德的诗《桑榆墅同梁汾夜望》（该诗在刘继增《忍草庵志》作《桑榆墅同梁汾夜坐》——笔者注），诗是这样写的：“朝市竞初日，幽楼闲夕阳。登楼一纵目，远近青茫茫。众鸟归已尽，烟中下牛羊。不知何年寺，钟梵相低昂。无月见村火，有时闻天香。一花露中堕，始觉单衣裳。置酒当前檐，洒若清露凉。百忧兹暂豁，与君各尽觞。丝竹在东山，怀哉讵能忘！”（10）

纳、顾两个人的诗词大都未注年月日期。纳兰性德的这首《桑榆墅同梁汾夜望》不明写作时间，顾贞观《大河东去》词自注中的“昔年”同样不明具体年份。所以孤立地拿这一注一诗作肯定史事的证据，似乎是非常雄辩的，但在综合其他资料全面分析之后，史事的破绽就显露出来了。

首先看纳兰性德是什么时候到无锡的。据《康熙起居注》载，康熙二十三年康熙首次南巡前往苏州时，中途未曾在无锡停靠。而纳兰性德自己有《病中过锡山》诗二首，记述康熙帝一行船队从镇江而来经过无锡北门外运河时的情景。康熙只是在从苏州北上返京途中才到无锡游览，时间是十月“二十七日己未。……是日，启行往江宁府，驻跸无锡县南门。二十八日庚申。上幸观惠泉山。……是日，上驻跸丹阳县南门。”（11）这说明纳兰性德在无锡停留不过匆匆一夜与翌日游览惠山的个把时辰——至多两三个小时吧，就随驾离锡到了丹阳，并不是黄天骥先生所说“在江南期间”那样较为长久的一段时间。

其次看纳兰性德在无锡逗留时的时间、物候等特征能否与那一注一诗对上号。纳兰性德在无锡住夜的具体日期既然是康熙二十三年十月二十七日（夏历），此时已近月夕，夜间人们几乎看不到月亮，纳兰性德在无锡度过的就是一个无月光的暗夜。而顾贞观在《大河东去》词自注中所说“余昔年乘月去梯中夜对谈”，说的是月色溶溶的月明之夜，当是望日前后夜晚的事情，两者在时间特征上不对号。所以顾贞观的自注说与纳兰性德乘月夜谈的事，决不能与纳兰性德在无锡过夜的事情混为一谈。

纳兰性德诗中“无月见村火”之句，倒是颇有暗夜氛围的，但他同时还说到了夜里露水的事“一花露中堕”，这就与他在无锡时的时令节气产生了矛盾。夏历十月二十七日，按公历算已进入12月上旬，在时令上讲已进入冬季，在节气上讲“霜降”已过一个多月，“大雪”即将来临，天气已经很寒冷了，此时无锡夜间寒气袭人，看到的恐怕只是结冰挂霜的情景，根本不可能出现露水，更不会出现露珠堕落的现象，而且此时在无锡花卉中只有菊花尚能凌寒吐艳，而菊花一般只会枯萎，不会“露中堕”的。所以纳兰性德诗《桑榆墅同梁汾夜望》说的决不是他在无锡的事。

第三看“桑榆墅”是否就是忍草庵。刘继增称忍草庵就是“桑榆墅”，而黄天骥先生则认为“桑榆墅是顾贞观在家乡的房子”，这两位史事肯定论者在这个问题上互相矛盾了。同时他们关于忍草庵就是“桑榆墅”，或“桑榆墅是顾贞观在家乡的房子”的说法，都不见于纳、顾两个人的诗文以及无锡的各种县志和其他著作，且清代甚至直至现在的忍草庵，乃至无锡惠山一带并无名为“桑榆墅”的别业书斋之类的建筑，既无资料佐证又无事实根据，显然纯系他们个人“想当然式”的附会臆断，是不能成立的。

综上所述，人们已可以初步论断，纳、顾两个人的这一诗一注与无锡无关，以它们作证据证明“去梯玩月”纳兰性德无锡史事的存在，完全经不起推敲，这只是史事肯定论者张冠李戴、以讹传讹的错误结果。

那么对这“桑榆墅”该怎么解说呢？笔者认为“桑榆墅”既然能够不约而同地出现在纳、顾两个人的诗词中，而且说的还不是同一时间的事，足见那个地方是他俩常去的所在。笔者在浏览了纳兰性德的全部诗文，并结合考察顾贞观在北京的全部行止之后，觉得这“桑榆墅”不在无锡，应在北京，很可能是明珠家在北京西郊的别业。纳兰性德有《偕梁汾过西郊别墅》诗云：“迟日三眠伴夕阳，一湾流水梦魂凉。制成天海风涛曲，弹向东风忽断肠。”纳、顾亦友亦师，趣味相投，顾贞观又长期逗留北京，他俩有充裕的时间常去那些风景幽雅的地方流连，因而写下《偕梁汾过西郊别墅》诸如此类的诗文。

纳、顾自己的诗文及无锡地方文献中的相关记载从多

个方面证明了并不存在他俩在无锡见面之事，更毋论所谓

的“去梯夜谈”！

张任政先生批驳赵函谬见的理由是康熙二十三年顾贞观在京师。这是正确的，但又说得不够全面，因为这年顾贞观确曾回无锡并停留过一段时间，这一点张先生未在《纳兰性德年谱》中提及。另外，顾贞观这年既在无锡停留过，那么他又是何时离锡赴京师的，在纳兰性德到锡之前还是之后？在这个决定纳、顾能否在无锡夜谈的关键问题上，张先生未作出说明。柴德庚先生在这个问题上有所进步，说是“九月”梁汾已到京，却未能够举证。

为了解决这个关键性的问题，笔者又检读了顾贞观的全部诗文及大量相关史料，发现顾贞观本人曾记下自己康熙二十三年的一系列活动：“甲子（即康熙二十三年——笔者注）秋，余即先端文公山祠，构‘积书岩’于芙蓉亭遗址之侧，为堂三楹，累石疏泉，颇得幽居之乐。因忆山中故事，遂仿旧制作两炉，炉成，赋近体一章，邑人闻者，竞赓原韵。会余入京师，携其一以行，拟乞题于辇下文章之士。一日坐成侍中容若通志堂，出书画共赏，得一卷，则王、李风流依然合璧，而吴文定、谢文正诸公赠冰壑先生诗记附焉。余因乞此卷归置岩居，即颜其堂曰：‘新咏’。容若欣然许为余书之。”（13）

顾贞观的学生邹升恒作《顾先生传》，也有“甲子（即康熙二十三年——笔者注）夏，旋里，奉庸庵公主崇祀乡贤，复修端文公专祠之在惠麓者，祠旁构精庐数楹，颜曰：‘积书岩’”之说。

这两方面记载说明，康熙二十三年夏秋顾贞观确曾回到无锡，并大忙了一番：将亡父牌位入祀乡贤祠，修葺惠山顾宪成祠堂，并在其旁建书屋“积书岩”，仿照竹炉山房明代图式制作两只竹炉，炉成后又与邑人就竹炉唱和。这一系列五个活动记得清清楚楚，就是没有记下所谓的与纳兰性德在惠山忍草庵贯华阁“去梯玩月”的事，为什么？这说明纳、顾两个人根本未在无锡相聚见面，更谈不上到贯华阁夜谈了，没有发生的事，顾贞观以及他的学生当然不会凭空乱写。上述所引的这些资料可补张、柴两先生举证的不足。至此，人们完全可以断定“去梯玩月”的纳兰性德无锡史事纯属子虚乌有。

关于此史事纯属虚假，实际上人们还可以找到更多的佐证。

柴德庚先生批驳赵函谬见时，曾提到纳兰性德“到无锡后曾寄书京师以告梁汾”事。纳兰性德的这封信现在人们还看得到——这信一方面报告自己扈驾南下途中的观感，初至江南的欣喜之情洋溢于字里行间，另一方面又有“惟是登封大典，旷代希逢，趣马微劳，臣职已定，老父艾年尚勤于役，予小子敢惮前驱”（14）等语，向好友剖白自己身不由己例行官差的苦衷。纳兰性德的许多江南朋友常向他介绍江南的旖旎风光，无锡是顾贞观的家乡，他更是神往已久，但这次他到了无锡，却因顾贞观北上赴京未能相聚，所以信中纳兰性德还发出了“启跸遄征，远离知己，君留北阙，仆遂南方”（15）的感叹。

从纳兰性德的这封无锡之函分析，当时的实际情况是顾贞观忙完无锡的一系列活动后即离锡赴京，时间是在九月，此时正好纳兰性德扈从出巡，两位好友一南下一北上，失之交臂，终于未能在无锡相聚见面。也正因为未能在好友故乡见面，纳兰性德才会有在无锡给顾贞观写信之举。

此外，顾贞观仿竹炉山房图制竹炉，是风雅轰动之举，“邑人闻者，竞赓原韵”。如纳兰性德真在无锡与顾贞观见面，遇上此等韵事，必会写下热情的诗词吟咏赞美之，但纳兰性德却没有任何关于他在无锡参与竹炉诗会的诗文，他只是说：“惠山听松庵竹炉岁久损坏，甲子（即康熙二十三年——笔者注）秋，梁汾仿旧制复为之，置‘积书岩’中，诸名士作诗以纪其事。是冬，余适得一卷题曰：‘竹炉新咏’，则明时王舍人孟端、李相国西涯诗画并在，实听松故物也。喜以归梁汾，即名其岩居曰：‘新咏堂’，因次原韵。”（16）此语再次证明纳兰性德未在无锡与顾贞观见面，他还是在回到京师之后听了顾贞观介绍此事才写了相关诗文，对竹炉韵事作出回应。

上述事例说明，治学切忌有先入之见，更不能胡乱猜测。只有经过全面、客观地分析资料，才能得出正确结论，避免或纠正所谓纳、顾“去梯玩月”无锡史事这样的错误，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始作俑者改正了自己的错误，后人却无知地仍然以讹传讹，

纳、顾在无锡惠山忍草庵贯华阁“去梯夜谈”之谬说在光绪年间

最后“定型”的过程，可为后世治史者戒。

柴德庚先生对于“赵函既为容若撰词序，而于容若与诸名士往来之迹，舛差若是”的情况，很感困惑，不禁发出“岂不可怪”的疑问与惊讶。笔者认为在学养颇好的赵函身上发生这种情况确是少见，不过，若是能够了解到赵函的师承关系，也许就可以较为合理地解释这个问题，而不感到惊讶了。

赵函父亲赵基，乾隆中官金匮县学训导。赵函随父寓居无锡，并从学无锡著名文学家杨芳灿。（17）杨芳灿很喜爱纳兰性德的词，有纳兰词钞本行世。同时杨芳灿与秦瀛也是好友，时常诗文相酬。

秦瀛是纳兰性德无锡史事的始作俑者。他的《咏梁溪杂事一百首》卷首有序：“癸巳（即乾隆三十八年——笔者注）夏五月，余之津门，舟中无俚，系怀乡土，偶有所记，辄成断句，诗成共得一百首，语无诠次，聊以志一时托与云尔。”本文第一章开头所引那首有注的贯华阁诗就是这百首之一。

据记载，无锡惠山忍草庵在清初确是颇有名气并具有文化色彩的伽蓝。当时顾贞观、陈维崧、严绳孙等人确曾在庵中进行过诗社活动，如陈维崧《迦陵词》集中就有一首词名《寒夜登惠山草庵（即忍草庵——笔者注）贯华阁》，足见那个地方是这些名士常去雅集的场所。至于纳兰性德扈驾到了无锡，逗留时间虽很短，抽出时间去距离二泉不远的忍草庵游览，探望朋友们早年诗会活动之地，符合纳兰性德的诗人气质，也是纳、顾友情真挚的体现，符合情理。秦瀛在旅途中凭记忆和想象写作，一时把这两方面的事混淆在一起，就开了纳、顾两个人在无锡夜宿贯华阁错误记述的先河。赵函因杨芳灿的关系读到秦瀛的一些诗，并对诗中所说纳、顾在惠山忍草庵雅集一事留下深刻印象，也是非常自然的事。

秦瀛毕竟是文学家、方志学家，他后来发觉了自己几十年前的这个错误，并悄悄地作了改正。嘉庆十五年（1810），他总纂的《无锡金匮县志》对忍草庵发生的事是这样说的：“国初，顾典籍贞观尝邀陈维崧、姜宸英、严绳孙辈结诗会于庵中之贯华阁。纳兰成德尝过焉，留小像而去。”（18）此段文字写得很清楚，顾贞观等结诗会是一件事，纳兰性德“尝过焉”又是一件事，两者明确分开，这是正确的记载。秦瀛实际已否定了自己早先关于纳、顾等人在忍草庵“至宿于是”的错误说法了。

令人遗憾的是，秦瀛的这个更正，未被赵函注意到。至道光十二年赵函作《纳兰词序》时，仍然不忘自己早年读秦瀛诗中关于纳、顾等人在忍草庵“至宿于是”的说法，还自作聪明地加上了事情发生的具体年份，并将之作为“词坛掌故”写进自己的文章中，结果以讹传讹，使错误史事更加扩展，为以后百多年的学者作了错误的导向。也许，赵函终其生都不知道他引用了秦瀛的错误的诗注，这是可叹惜的事！

至于清光绪时无锡刘继增作《忍草庵志》，完全有机会对这一错误史事作出订正，但他缺乏综合性阅读，视野不够开阔，如陈维崧，这位清代大词家是宜兴人，又为词坛“阳羡派”领袖，文学地位还高于纳、顾，而刘继增对之却是若明若暗，又疏于考证，以讹传讹，闹出当时已去世的陈维崧还与活着的纳、严等人同游忍草庵的笑话。更离谱的是凭空渲染，使得并不存在的纳、顾忍草庵“去梯玩月”之事成为无锡地方上的“信史”，谬见流传至今，还广为传诵，这是更可叹惜的事！

注：

（1）秦瀛：《咏梁溪杂事一百首》。

（2）刘继增：《忍草庵志》卷一《总志》。

（3）原载国立北京大学一九三零年《国学季刊》第二卷第四号。

（4）民国二十四年无锡县政府编：《无锡概览》第5页。

（5）柴德庚：《史学丛考》，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20-322页。

（6）（7）黄天骥：《纳兰性德和他的词》，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第227-228页，第83页。

（8）1983年无锡市地名委员会编：《江苏省无锡市地名录》，第193页。

（9）张任政：《纳兰性德年谱·自序》。

（10）（12）（14）（15）（16）纳兰性德：《通志堂集》卷三，卷五，卷十三，卷四。

（11）《康熙起居注》，中华书局版，第1244页。

（13）顾贞观：《竹炉新咏卷诗序》。

纳兰诗词范文第4篇

――题记

自打我懂事起至今，可以自诩阅过不少词人，如庭坚、东坡、清照一干人等，皆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颗颗闪耀的明星。他们或豪放粗犷，或温柔婉约……但我最欣赏的，还是“佳公子”容若――他是开在我心中的一朵花。

纳兰容若，叶赫那拉氏，字容若，满洲正黄旗人，原名成德，避太子保成讳改名为性德，一年后太子更名胤，于是纳兰又恢复本名纳兰成德。号楞伽山人。清朝著名词人。父亲是康熙朝武英殿大学士、一代权臣纳兰明珠。母亲爱新觉罗氏是英亲王阿济格第五女，一品诰命夫人。有如此显赫的身世，为什么他却吟出“我是人间惆怅客”这种哀怨忧愁的诗句？就是这个问题，把我引入了纳兰的世界。

纳兰是一个美丽的诗人，尽管他身为一介男子，但他的词作之中却处处流露出宛如女子般的细腻与温柔。“谁翻乐府凄凉曲，风也萧萧，雨也萧萧。”“凝血残辉冷画屏，落梅横笛已三更。更无人处月胧明。”“紫玉钗斜灯影背，红绵粉冷枕函偏。”……一句句旷古的诗词，仿佛穿越了一段曲折的历史，在我面前缓缓回放着，一下一下，撞击着我的心魂。

在一片浊世之中，他“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又有谁能读懂他的心？他的父亲身居高位，却丝毫不体谅儿子的感受，竟想令一个满心扑在文学诗词中的年轻人，走上阴暗浊秽的官场之路！最懂他的人却是一个无丝毫血缘关系、年龄相差大半的生死之交顾贞观。这等悲凉之境，怎能不令他慨叹“我是人间惆怅客”？

……

我缓缓浏览着纳兰的一切，心中突然悸动起来，家人不解、世人不解的痛苦，纳兰一个人独自承受着，承受着这一切，自己却仍然坚强而独立，挥笔写下惆怅的诗句。“家家争唱饮水词，纳兰心事几人知？”

纳兰，“不是人间富贵花”，生性淡泊的他一心只为了文学，那些优雅的、令他“人生若只如初见”的文字，让他无比着迷。他对文学的迷恋，使他不屑在官场上跋山涉水。也正是他对文学、文字的这种爱恋，这种执着，令他在我心中，生根发芽，蓬勃绽放。

纳兰诗词范文第5篇

关键词：纳兰性德；豪情与柔情；凄婉；用典

中图分类号：G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132（2017）02-0199-02

DOI：10.16657/ki.issn1673-9132.2017.02.126

有清一代，是词的中兴时代，出现了词的许多流派，也出现了许多词作大家和词作鉴赏家。“清词三大家”陈维崧p朱彝尊和纳兰性德三人中纳兰成就最高，鉴赏者队伍最众。《人间词话》云：“主观之词人，不必多阅世。阅世愈浅，则性情愈真，李后主是也。”纳兰词的风格最近于南唐后主李煜的词，其词自然p真切，以最平常的语言达到感人至深的艺术，“北宋以来，一人而已”。

中学课本选有他的一首词《长相思》：

山一程，水一程，身向榆关那畔行，夜深千帐灯。风一更，雪一更，聒碎乡心梦不成，故园无此声。

这是一首描写边塞军旅的词，却与自唐以来的边塞诗词风格迥异。以王昌龄p高适p岑参为代表的唐代边塞诗，意境雄浑p悲壮，主导特征是壮美，有着积极向上的生命力，这与唐帝国雄浑的民族精神一脉相连。纳兰的《长相思》“山一程，水一程”“风一更，雪一更”“夜深千帐灯”，描写疏远p荒寒的塞外，描写皇帝出行队伍的壮阔，意境壮美，和自唐以来的边塞诗词风格类似，表现在语言上更显朴素。下片一改传统的表达建功立业的豪迈，“聒碎乡心梦不成，故园无此声”寄寓了思乡的情怀。对于多情的纳兰p谨慎的纳兰p厌倦军旅的纳兰来说，由描写塞外军旅转写思乡之情最自然不过了，用语自然而真切。

相同题材的词作还有《蝶恋花 出塞》：

今古河山无定据，画角声中，牧马频来去。满目荒凉谁可语？西风吹老丹枫树。

从来幽怨应无数，铁马金戈，青冢黄昏路。以往情深深几许？深山夕照深秋雨。

上下片前三句皆写壮志豪迈，“今古河山无定据”有上下几千年，纵横几万里的感慨，“画角声中，牧马频来去”描绘出一幅有声有色p充满动感的边塞图景。词的下片抒情，“以往情深深几许，深山夕照深秋雨”化用南唐词人冯延巳“庭院深深深几许”词句，回顾历史，面对塞外古战场，词人对自己的祖国一往情深，这深情如夕阳余晖下深山老林中的绵绵秋雨，用语婉约，意境凄伤。全词把豪情与柔情无缝契合，再一次彰显了纳兰边塞词的独特风格。

由于词人特殊的人生经历――爱妻卢氏的早逝，再加上他柔软而多情的性情，词人纳兰为卢氏写下了大量的悼亡词，抒写他无以缓解的哀伤，这也是他英年早逝的重要原因之一。宋词里词人的爱情多表现在歌女身上，绵绵爱情都是写给歌女的。而纳兰真正以纯粹的爱情爱着他的妻子卢氏，这份爱真诚、真挚、浓烈，如《蝶恋花》：

辛苦最怜天上月。一昔如环，昔昔都成i。若似月轮终皎洁，不辞冰雪为卿热。

无那尘缘容易绝。燕子依然，软踏帘钩说。唱罢秋坟愁未歇，春丛认取双栖蝶。

纳兰对卢氏有着深沉的爱，也有着深沉的痛。上片前三句以月亮为喻，写爱情的欢乐，恨多乐少。如果爱情能像月光那般皎洁，付出多大也在所不辞，即“不辞冰雪为卿热”，表达了词人对爱情的依依不舍之情。下片写伤逝中的悲痛，把永恒的爱寄托于化蝶中。“唱罢秋坟愁未歇，春丛认取双栖蝶”，这是化蝶的故事。史书记载，宋康王夺走了韩朋的妻子，并害死了韩朋，妻子自尽身亡，衣服化作片片蝴蝶，后来夫妻分葬，坟墓上长出来两棵大树，枝条缠绕一起，即为连理枝。词人幻想着与爱妻卢氏成为故事里的韩朋夫妇，幻想着化蝶式的重逢。深情人作深情语，《蝶恋花》语言清丽，风格凄婉，是纳兰悼亡词代表作之一。

更凄楚的表述体现在他的《菩萨蛮》里：

萧萧几叶风兼雨，离人偏识长更苦。欹枕数秋天，蟾蜍下早弦。夜寒惊被薄，泪与灯花落。无处不伤心，轻尘在玉琴。

这首词选取几片孤零的荷叶、一轮残缺的月亮、一朵燃尽的灯花三个意象，这个无眠之夜漫长、凄冷，我的爱妻，我的卢氏，你在哪里呀？你曾为我抚过的玉琴已蒙上了尘土，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莫过于生与死，一在天之涯，一在地之角，我怜惜这玉琴，又有谁怜惜我这个断肠人呢？

纳兰的悼亡词还常常用平淡的语言道出深切的真理，比如《浣溪沙》：

谁家西风独自凉，萧萧黄叶闭疏窗。沉思往事立残阳， 被酒莫惊春睡重。赌书消得泼茶香，当时只道是寻常。

我们常说宋诗富有理趣，“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纳兰的这首词明白如话，往事已矣，于秋风里独自品尝孤独，回想与爱妻卢氏生活的点点滴滴曾是那般快乐，那样值得珍惜，纳兰却道“当时只道是寻常”，读来让人潸然而泪下。纳兰正是以傲人的天资将最寻常不过的语言点化为感人至深的艺术。

纳兰词也常常恰如其分地用典。纳兰词用典不多，却每一首都有用典的印迹，这和南渡词人辛弃疾的大量用典不同，辛词甚至句句用典，因而落下“掉书袋”的讥讽。纳兰也用典，只是他的每首词里或用一处，或用两处，用以委婉地表情达意，如前面的《蝶恋花》，上片末句“不辞冰雪为卿热”就是用典。《世说新语 惑溺》记载，荀粲的妻子一个冬天高烧不退，全身高热难耐，荀粲为了给妻子降温，衣服站立雪中，等身体冰冷时回屋给妻子降温。这里词人写他日夜思念的爱妻，化用该典故表达了物在人亡的沉痛。结语“唱罢秋坟愁未歇，春丛认取双栖蝶”化用“双栖蝶”的典故，表达了他与亡妻的爱情生死不渝，把无尽的爱寄托于化蝶的理想中。《浣溪沙》里“赌书消得泼茶香”借用了赵明诚p李清照夫妇“赌书泼茶”的典故。《金石录后序》记载，赵李二人每每饭后煮茶，指着堆积的书卷，对考卷目p页码p行数，以胜负确定饮茶次序，答中的人常常举杯大笑，把茶倒于怀中。这当然是文学史上的佳话，意趣盎然。纳兰以赵明诚p李清照夫妇作比自己与卢氏，表达了对亡妻卢氏的深深爱恋，以及对失去爱妻的幽幽哀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