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兰容若纳兰性德范文第1篇

对其序跋类散文的研究 

纳兰性德的序跋类散文主要是收录在《通志堂集》卷十至十二中的经解序，以及卷十三、十四中的若干篇序文。学界目前对其序跋类散文取得的研究成果较少，且主要集中在对其经解序的研究上。 

1988年，马遒骝、寇宗基先生出版了《纳兰成德诗集诗论笺注》一书，该书择录了《名家绝句钞序》《渌水亭宴集诗序》二文，并为之笺注。次年，姚崇实先生在承德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发表《<通志堂经解序>简论》一文，解析出经解序不仅表现了纳兰性德对理学的推崇，还表达了纳兰性德的一些哲学、政治、伦理观点，还反映了纳兰性德的学术思想。此后，罗星明先生先后在承德民族师专学报发表多篇论文为《通志堂集·经解序》作注释，为其他学者研究纳兰性德的经解序提供了便利。 

对其杂记类散文的研究 

纳兰性德的杂记类散文即其《渌水亭杂识》，学界对其杂记类散文的研究取得了较大的成果。对其杂记类散文进行研究的专著有李晓明的《纳兰性德诗词美论》，该书的第二章第二节结合《渌水亭杂识》提炼出纳兰性德诗学的四个主要观念。 

对其杂记类散文进行研究的硕士学位论文大致有三篇，分别是罗艳的《论纳兰性德的诗学观》，王丽勇的《纳兰性德的诗作与诗论》和崔双的《纳兰性德文学思想研究》。三者都结合《渌水亭杂识》中的诗词短论及纳兰性德其他作品来总结纳兰性德的诗学观。 

对其杂记类散文进行研究的期刊较多，但大多学者都是研究《渌水亭杂识》中的诗词短论。赵秀亭先生率先对《渌水亭杂识》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研究，既肯定了文中积极进取的部分，如对中外思想和学术的接纳，对西方科学技术的引进，对往古治乱得失的评论等；又指出了其迷信的部分。邓伟、项小玲的《<渌水亭杂识>管窥》一文，从关切政事、重视人才，学精识博、长于考据，文学大家、识见不凡三方面研究该杂识中显现出来的纳兰性德这一青年知识分子形象。2010年11月孙赫然发表《也曾裘马颇轻狂——浅析纳兰性德<渌水亭杂识>中的入世思想》一文，从为君者需具帝王之度、为臣者需备赤子之心、兴国政需为利无穷三个方面分析了纳兰性德在《渌水亭杂识》中的入世思想。 

对其论辩类散文的研究 

纳兰性德的论辩类散文为数不多，主要收录在其《通志堂集》卷十四中，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为其《原诗》《原书》。学界在这一领域取得的研究成果，主要如下： 

1988年，马遒骝、寇宗基先生在《纳兰成德诗集诗论笺注》一书中，笺注了纳兰性德的《原诗》一文。次年，马骥先生发表了《纳兰性德的文艺观》一文，不仅研究了《原诗》中的诗学思想——承袭汉儒诗歌理论“诗言志”的传统观点，批判“临摹仿效之习”；还研究了《原书》中的艺术思想。 

对《原书》进行了较为系统研究的是别廷峰先生的《纳兰性德书法观管窥》一文。该文崇尚自然，主张“不临摹”、反对“仿效”；强调个性，从重视作书时的“兴会”和“意造”、反对“矜持”两个方面研究了纳兰性德的书法理论。对《原诗》进行研究的还有张佳生先生的《纳兰性德诗赋论二评》一文和禹克坤先生的《论纳兰性德的文艺思想》一文。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后者将纳兰性德的《原诗》一文与叶燮的《原诗》一书进行了比较研究。 

对其书说类散文的研究 

纳兰性德的书说类散文主要收录在《词人纳兰容若手简》和《通志堂集》卷十三中。目前为止，有不少学者对此进行了研究，但主要集中在对其作品的笺注。 

陈子彬于1991年发表的《纳兰性德诗翰手卷简介》一文，布尼阿林于1992年发表的《<词人纳兰容若手简>印文简释》一文和铁男于1998年发表的《词人纳兰性德诗翰手卷印文若干问题笺注》一文，分别对纳兰性德的书说类散文进行了简介、简释和笺注。对纳兰性德书说类散文进行了综合研究的是郭明辉的《从纳兰性德书信看其为人》，该文通过纳兰性德的书信窥探其读书生活、日常生活与思想。 

此外，朱鉴珉先生的《纳兰性德与顾梁汾书》一文对《与顾梁汾书》进行了注释。别廷峰先生的《纳兰性德教育观管窥——读<上座主徐健庵先生书>》提炼出了纳兰性德的教育观，并大致予以肯定。张佳生先生的《八旗文论五评》首要研究了纳兰性德的《与韩元少书》一文，并从中总结出纳兰性德论文的最终标准。张弘的《传世纳兰性德致严绳孙手简的年份及有关问题》一文，在勾勒严绳孙与纳兰性德交往情况的前提下，确定了纳兰性德致严绳孙手简的年份。 

对其辞赋理论与创作的研究 

纳兰性德的辞赋理论主要集中在其《赋论》一文中，而其辞赋创作主要收录在《通志堂集》卷首中，也散见于卷十四中。 

对纳兰性德辞赋理论进行研究的，尚有不少。张佳生先生的《纳兰性德诗赋论二评》、马骥先生的《纳兰性德的文艺观》、禹克坤先生的《论纳兰性德的文艺思想》，都结合了纳兰性德《赋论》一文概括其辞赋理论。 

对纳兰性德辞赋内容进行研究的，有任嘉禾的《“满蒙联姻”的颂歌——<五色蝴蝶赋>辨析》一文；高民凯的《纳兰性德的<雨霁赋>赏析》一文；别廷峰的《歌颂进步，意寓改革——读纳兰性德的<自鸣钟赋>》一文。不难看出，以上多是对其单篇文学作品内容的解读，尚缺乏对其辞赋作品内容相对宏观的研究。 

纳兰容若纳兰性德范文第2篇

忍草庵的历史相当悠久，在清代是江南文人雅集之地。名词人纳兰性德扈从康熙南巡到无锡时，尽管逗留时间很短，还是到那里流连一番，因为他的好友顾贞观曾在忍草庵与陈维崧等人结过诗社，而顾、陈等人都与纳兰性德交好，可见纳兰性德确是重友情的人。

纳、顾的友情佳话，却也带出以讹传讹的纳、顾两人在忍草庵“乘月夜谈”的词坛掌故，道光、光绪时甚至还有人写出当时已去世的陈维崧与纳、顾等人一同聚会的荒唐话，这都是治史者读书不认真，或不全面所致。

目前，所谓的纳、顾两人在忍草庵“乘月夜谈”之事，在无锡仍被奉为圭臬，由无锡市地方史权威部门编纂的《无锡市志》仍记载此事，误导着人们。前不久无锡某内刊还接连有数文以学究姿态乐道津津地提及此事。这些都是很不“文化”的事。现旧话重提，期待不同意见者争鸣，但错的，还是改正了好，与其由外埠史学家来指点评说，还不如无锡人自己来改正自己的错误，无锡并不缺“文化”，缺少的是发现“文化”的眼睛。

康熙二十三年（1684），著名词家纳兰性德以一等侍卫身份扈从康熙帝南巡。这是纳兰性德唯一的一次江南之行，历来备受人们的注意，特别是他在无锡活动的史事，更是广为传述。本文所说的纳兰性德无锡史事是指他与顾贞观曾在惠山忍草庵贯华阁“乘月去梯，中夜对谈”。此事200多年来一直被视为词坛佳话，但自上世纪30年代始，已有史家对之持否定态度。如今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这一史事仍然众说纷纭，真伪莫辨。本文拟就此发表一些看法，并就正于学术界。

流传200多年的纳兰性德与顾贞观在无锡惠山忍草庵

贯华阁“去梯夜谈”的词坛掌故，其雏形最早起于乾隆年

间无锡一文学家所作诗的注解。

广泛检读这一史事的有关资料，可以发现纳、顾两个人自己的诗文并无涉及他们在无锡惠山忍草庵贯华阁“乘月去梯，中夜对谈”的内容，他俩朋友们的著作以及同时期的无锡地方文献也无类似的记载，此事实际上是后人提出来的。据笔者检索所及，有关此事的记载虽多，但具较大影响、且具传承脉络的有以下三例，其中最早的记载可以追溯到乾隆三十八年（1773）无锡秦瀛一首诗的自注：“贯华高阁倚空潭，满坞松云冷佛龛。名士倾城等销歇，一僧闲坐夕阳庵”，诗后有注“忍草庵在惠山春申涧侧，其最高处为贯华阁，顾贞观尝招纳兰成德、陈维崧、姜宸英至宿于是。成德留一小像而去。”（1）这是史事的雏形，但尚未标定发生时间。秦氏累世为无锡望族，秦瀛本人官至兵部侍郎，且是本埠著名的文学家、方志学家，家世、声望显赫，因此，他关于纳兰性德在无锡活动的说法颇具权威性并易为人们接受。

道光十二年（1832），震泽人赵函撰《纳兰词序》，在继承了秦瀛说法的同时，还作出了自己“贡献”——注明史事发生的年份：“余尝登惠山之阴，有贯华阁者，在群松乱石间，远绝尘轨。容若扈从南来时，尝与迦陵、梁汾、荪友信宿其处。旧藏容若绘像及所书贯华阁额，近毁于火，为可惜也。因序其词，并记于此，以为异日词家掌故云。”此段话中的“扈从南来”即是指康熙二十三年纳兰性德唯一的一次江南之行。赵函此序刊于汪元治所刻《纳兰词》的卷首，流传很广，影响远胜秦瀛的诗，史事为更多的人们熟知。

光绪十三年（1887），无锡刘继增编纂刊行《忍草庵志》，更加渲染此史事。他未作全面、深入、认真的考证，就提出忍草庵即为“桑榆墅”，以便能和顾贞观词中的一个注解印证，进而认定纳兰性德的诗《桑榆墅与梁汾夜坐》写于无锡，然后在这基础上对史事凭空作了大胆的细节描写：“二十三年，性德扈驾南巡抵无锡，访贞观于家，偕严绳孙、陈维崧至庵中。庵右有贯华阁为最胜境，性德尝月夜同贞观登第三层，摒从去梯作竟夕谈。又尝品茗二泉。性德年甫三十，丰采甚都，贞观长性德十八岁，须鬓已苍，两人往来空山霭烟中，携手相羊，人望之，疑为师若弟，而不知忘年交也。”（2）时间、地点、人物具体，细节生动，丝丝入扣，具有很大的感染力，人们读之，仿佛亲眼目睹，往往不由自主信以为真。

至此，内容从简单的“至宿于是”演绎到格调风雅的“月夜竟夕谈”，形式从诗的注解发展到词家掌故再到史籍记载，经过百余年时间，纳兰性德无锡史事终于层累形成。这种看似有根有据的“信史”为历代的各家文章、史料竞相袭用。在无锡，1918年之忍草庵石碑《无锡县政府告示》、1925年之忍草庵贯华阁刻石《重修贯华阁记》等均述此事。这些碑刻至今在惠山忍草庵（无锡市文物保护单位）还可看到。上世纪末最新出版的、权威性的《无锡市志》也对此史事照抄不误。

其实，如果能扩大视野，认真读赵函、刘继增两位前人的上述记载，发现其错误并不是很困难的事。对清初词坛稍加涉猎，对陈维崧、顾贞观、纳兰性德等名词家行止稍为熟悉的人都会知道，“二十三年，性德扈驾南巡抵无锡”时，陈维崧已去世两年了，而严绳孙正在北京参与主持“北闱”乡试，他们此时根本不可能与顾贞观或纳兰性德在无锡忍草庵贯华阁有任何活动。然而，笔者认为，这种错误固然荒谬，但也只能说明赵函、刘继增两人治学态度有不够严谨之处，尚不能直接证明纳兰性德无锡史事也是错误的，要否定纳、顾曾在无锡惠山忍草庵贯华阁有过所谓的“去梯玩月”之事，还需要另外拿出充分的、有说服力的证据来，这才是科学的态度，对前人、对历史认真负责的态度，以理服人的态度。

早在1930年代始就有史家对纳、顾在无锡惠山忍草

庵贯华阁“去梯夜谈”之说提出否定意见，但在无锡此

说却被确信无疑，一直流传至今。

1930年，张任政先生的《纳兰性德年谱》发表。（3）该谱率先批驳赵函谬见，否定史事：“按赵函序，谓容若扈从南来时，与迦陵、梁汾、荪友信宿其处，此事不确”，理由是“是年荪友、梁汾俱在京师”，而陈维崧已卒于康熙二十一年。

此后，张裕京等数家纳兰性德年谱并出，虽也都对纳兰性德无锡史事持否定态度，但所用资料都取自张任政的《纳兰性德年谱》，显得论据简略，考证粗疏，因而未能引起人们广泛的关注。1935年无锡县政府所编的《无锡概览》中“贯华阁”条目下照旧称“清纳兰容若尝与顾梁汾月夜登最高层，摒从去梯，清谈竟夕”。（4）

1964年，柴德庚先生在香港《大公报》著文，再次批驳赵函谬见，否定史事：“容若随康熙第一次南巡在廿三年九月，时严绳孙正服官京师，梁汾亦到京，容若到无锡后曾寄书京师以告梁汾，何能同宿贯华阁？至陈迦陵已卒于康熙廿一年。赵函既为容若撰词序，而于容若与诸名士往来之迹，舛差若是，岂不可怪？”（5）很明显，柴德庚的批驳说法更为直捷明白，然而他所用材料的范围仍没有超出张任政的《纳兰性德年谱》，缺乏必要的新的论证，要彻底否定史事，尚有份量不足之嫌。

进入上世纪80年代，黄天骥先生“在充分地占有材料的基础上”，著有力作《纳兰性德和他的词》一书出版，书中以附录形式刊有黄先生自己所编的纳兰性德年谱。该谱肯定史事：“在江南期间，纳兰性德曾和顾贞观相聚，写了《桑榆墅同梁汾夜望》一诗。桑榆墅是顾贞观在家乡的房子。按，顾贞观《弹指词》在《大河东去》一词自注云：‘忆桑榆野（墅）在三层小楼，容若与余昔年乘月去梯中夜对谈处也。’”（6）在该书的其他部分，黄先生对史事还有进一步的发挥。（7）

笔者注意到，与黄先生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夏承焘先生主编的“天风阁丛书”之一《饮水词》一书中只全文收录了张任政的《纳兰性德年谱》。

这一时期，史事在无锡还是风靡一时。无锡编印、出版的有关文献、著作、资料、文章都是“一边倒”，对史事沿用不疑，如列为国家档案的《江苏省无锡市地名录》称：“康熙二十三年（1684），满族著名词人纳兰性德随康熙南巡，与顾贞观夜登贯华阁作竟夕谈，成为民族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段佳话。”（8）无锡地方史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印的资料、刊物等也作如是说。

这半个多世纪来，史事时正时反，扑朔迷离，已成为神秘的迷团。

纳、顾在无锡惠山忍草庵贯华阁“去梯夜谈”的证据

“一诗一注解”，说的不是同一件事，后人将之作为“证据”，

是未经严肃考证之举，造成了张冠李戴式的错误。

就史事来说，自秦瀛发端到现在的200多年时间里，不论是肯定或否定论者，都未能发现新鲜材料来作自己见解的佐证。这原因张任政先生已作过确切的说明：“太傅公（指纳兰性德的父亲明珠——笔者注）为郭琇疏劾削官，及先生弟恺功涉拥立皇太子胤禩事，雍正初，夺其谥。又其后和珅与政，藉故籍家产。有此三厄，当时文士均不无贾祸之惧，即有传记文字，而复自删抹者，殆不免焉。”（9）

然而，尽管在史料方面存在着这样的困难情况，笔者还是认为只要全面、深入、认真地运用、分析现有的纳、顾两个人的诗文及其他有关资料，就有可能找出证据，用来辨别史事真伪，解开谜团。

肯定论者认为史事存在的依据是上一节中黄天骥先生所引顾贞观《大河东去》词中的自注和纳兰性德的诗《桑榆墅同梁汾夜望》（该诗在刘继增《忍草庵志》作《桑榆墅同梁汾夜坐》——笔者注），诗是这样写的：“朝市竞初日，幽楼闲夕阳。登楼一纵目，远近青茫茫。众鸟归已尽，烟中下牛羊。不知何年寺，钟梵相低昂。无月见村火，有时闻天香。一花露中堕，始觉单衣裳。置酒当前檐，洒若清露凉。百忧兹暂豁，与君各尽觞。丝竹在东山，怀哉讵能忘！”（10）

纳、顾两个人的诗词大都未注年月日期。纳兰性德的这首《桑榆墅同梁汾夜望》不明写作时间，顾贞观《大河东去》词自注中的“昔年”同样不明具体年份。所以孤立地拿这一注一诗作肯定史事的证据，似乎是非常雄辩的，但在综合其他资料全面分析之后，史事的破绽就显露出来了。

首先看纳兰性德是什么时候到无锡的。据《康熙起居注》载，康熙二十三年康熙首次南巡前往苏州时，中途未曾在无锡停靠。而纳兰性德自己有《病中过锡山》诗二首，记述康熙帝一行船队从镇江而来经过无锡北门外运河时的情景。康熙只是在从苏州北上返京途中才到无锡游览，时间是十月“二十七日己未。……是日，启行往江宁府，驻跸无锡县南门。二十八日庚申。上幸观惠泉山。……是日，上驻跸丹阳县南门。”（11）这说明纳兰性德在无锡停留不过匆匆一夜与翌日游览惠山的个把时辰——至多两三个小时吧，就随驾离锡到了丹阳，并不是黄天骥先生所说“在江南期间”那样较为长久的一段时间。

其次看纳兰性德在无锡逗留时的时间、物候等特征能否与那一注一诗对上号。纳兰性德在无锡住夜的具体日期既然是康熙二十三年十月二十七日（夏历），此时已近月夕，夜间人们几乎看不到月亮，纳兰性德在无锡度过的就是一个无月光的暗夜。而顾贞观在《大河东去》词自注中所说“余昔年乘月去梯中夜对谈”，说的是月色溶溶的月明之夜，当是望日前后夜晚的事情，两者在时间特征上不对号。所以顾贞观的自注说与纳兰性德乘月夜谈的事，决不能与纳兰性德在无锡过夜的事情混为一谈。

纳兰性德诗中“无月见村火”之句，倒是颇有暗夜氛围的，但他同时还说到了夜里露水的事“一花露中堕”，这就与他在无锡时的时令节气产生了矛盾。夏历十月二十七日，按公历算已进入12月上旬，在时令上讲已进入冬季，在节气上讲“霜降”已过一个多月，“大雪”即将来临，天气已经很寒冷了，此时无锡夜间寒气袭人，看到的恐怕只是结冰挂霜的情景，根本不可能出现露水，更不会出现露珠堕落的现象，而且此时在无锡花卉中只有菊花尚能凌寒吐艳，而菊花一般只会枯萎，不会“露中堕”的。所以纳兰性德诗《桑榆墅同梁汾夜望》说的决不是他在无锡的事。

第三看“桑榆墅”是否就是忍草庵。刘继增称忍草庵就是“桑榆墅”，而黄天骥先生则认为“桑榆墅是顾贞观在家乡的房子”，这两位史事肯定论者在这个问题上互相矛盾了。同时他们关于忍草庵就是“桑榆墅”，或“桑榆墅是顾贞观在家乡的房子”的说法，都不见于纳、顾两个人的诗文以及无锡的各种县志和其他著作，且清代甚至直至现在的忍草庵，乃至无锡惠山一带并无名为“桑榆墅”的别业书斋之类的建筑，既无资料佐证又无事实根据，显然纯系他们个人“想当然式”的附会臆断，是不能成立的。

综上所述，人们已可以初步论断，纳、顾两个人的这一诗一注与无锡无关，以它们作证据证明“去梯玩月”纳兰性德无锡史事的存在，完全经不起推敲，这只是史事肯定论者张冠李戴、以讹传讹的错误结果。

那么对这“桑榆墅”该怎么解说呢？笔者认为“桑榆墅”既然能够不约而同地出现在纳、顾两个人的诗词中，而且说的还不是同一时间的事，足见那个地方是他俩常去的所在。笔者在浏览了纳兰性德的全部诗文，并结合考察顾贞观在北京的全部行止之后，觉得这“桑榆墅”不在无锡，应在北京，很可能是明珠家在北京西郊的别业。纳兰性德有《偕梁汾过西郊别墅》诗云：“迟日三眠伴夕阳，一湾流水梦魂凉。制成天海风涛曲，弹向东风忽断肠。”纳、顾亦友亦师，趣味相投，顾贞观又长期逗留北京，他俩有充裕的时间常去那些风景幽雅的地方流连，因而写下《偕梁汾过西郊别墅》诸如此类的诗文。

纳、顾自己的诗文及无锡地方文献中的相关记载从多

个方面证明了并不存在他俩在无锡见面之事，更毋论所谓

的“去梯夜谈”！

张任政先生批驳赵函谬见的理由是康熙二十三年顾贞观在京师。这是正确的，但又说得不够全面，因为这年顾贞观确曾回无锡并停留过一段时间，这一点张先生未在《纳兰性德年谱》中提及。另外，顾贞观这年既在无锡停留过，那么他又是何时离锡赴京师的，在纳兰性德到锡之前还是之后？在这个决定纳、顾能否在无锡夜谈的关键问题上，张先生未作出说明。柴德庚先生在这个问题上有所进步，说是“九月”梁汾已到京，却未能够举证。

为了解决这个关键性的问题，笔者又检读了顾贞观的全部诗文及大量相关史料，发现顾贞观本人曾记下自己康熙二十三年的一系列活动：“甲子（即康熙二十三年——笔者注）秋，余即先端文公山祠，构‘积书岩’于芙蓉亭遗址之侧，为堂三楹，累石疏泉，颇得幽居之乐。因忆山中故事，遂仿旧制作两炉，炉成，赋近体一章，邑人闻者，竞赓原韵。会余入京师，携其一以行，拟乞题于辇下文章之士。一日坐成侍中容若通志堂，出书画共赏，得一卷，则王、李风流依然合璧，而吴文定、谢文正诸公赠冰壑先生诗记附焉。余因乞此卷归置岩居，即颜其堂曰：‘新咏’。容若欣然许为余书之。”（13）

顾贞观的学生邹升恒作《顾先生传》，也有“甲子（即康熙二十三年——笔者注）夏，旋里，奉庸庵公主崇祀乡贤，复修端文公专祠之在惠麓者，祠旁构精庐数楹，颜曰：‘积书岩’”之说。

这两方面记载说明，康熙二十三年夏秋顾贞观确曾回到无锡，并大忙了一番：将亡父牌位入祀乡贤祠，修葺惠山顾宪成祠堂，并在其旁建书屋“积书岩”，仿照竹炉山房明代图式制作两只竹炉，炉成后又与邑人就竹炉唱和。这一系列五个活动记得清清楚楚，就是没有记下所谓的与纳兰性德在惠山忍草庵贯华阁“去梯玩月”的事，为什么？这说明纳、顾两个人根本未在无锡相聚见面，更谈不上到贯华阁夜谈了，没有发生的事，顾贞观以及他的学生当然不会凭空乱写。上述所引的这些资料可补张、柴两先生举证的不足。至此，人们完全可以断定“去梯玩月”的纳兰性德无锡史事纯属子虚乌有。

关于此史事纯属虚假，实际上人们还可以找到更多的佐证。

柴德庚先生批驳赵函谬见时，曾提到纳兰性德“到无锡后曾寄书京师以告梁汾”事。纳兰性德的这封信现在人们还看得到——这信一方面报告自己扈驾南下途中的观感，初至江南的欣喜之情洋溢于字里行间，另一方面又有“惟是登封大典，旷代希逢，趣马微劳，臣职已定，老父艾年尚勤于役，予小子敢惮前驱”（14）等语，向好友剖白自己身不由己例行官差的苦衷。纳兰性德的许多江南朋友常向他介绍江南的旖旎风光，无锡是顾贞观的家乡，他更是神往已久，但这次他到了无锡，却因顾贞观北上赴京未能相聚，所以信中纳兰性德还发出了“启跸遄征，远离知己，君留北阙，仆遂南方”（15）的感叹。

从纳兰性德的这封无锡之函分析，当时的实际情况是顾贞观忙完无锡的一系列活动后即离锡赴京，时间是在九月，此时正好纳兰性德扈从出巡，两位好友一南下一北上，失之交臂，终于未能在无锡相聚见面。也正因为未能在好友故乡见面，纳兰性德才会有在无锡给顾贞观写信之举。

此外，顾贞观仿竹炉山房图制竹炉，是风雅轰动之举，“邑人闻者，竞赓原韵”。如纳兰性德真在无锡与顾贞观见面，遇上此等韵事，必会写下热情的诗词吟咏赞美之，但纳兰性德却没有任何关于他在无锡参与竹炉诗会的诗文，他只是说：“惠山听松庵竹炉岁久损坏，甲子（即康熙二十三年——笔者注）秋，梁汾仿旧制复为之，置‘积书岩’中，诸名士作诗以纪其事。是冬，余适得一卷题曰：‘竹炉新咏’，则明时王舍人孟端、李相国西涯诗画并在，实听松故物也。喜以归梁汾，即名其岩居曰：‘新咏堂’，因次原韵。”（16）此语再次证明纳兰性德未在无锡与顾贞观见面，他还是在回到京师之后听了顾贞观介绍此事才写了相关诗文，对竹炉韵事作出回应。

上述事例说明，治学切忌有先入之见，更不能胡乱猜测。只有经过全面、客观地分析资料，才能得出正确结论，避免或纠正所谓纳、顾“去梯玩月”无锡史事这样的错误，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始作俑者改正了自己的错误，后人却无知地仍然以讹传讹，

纳、顾在无锡惠山忍草庵贯华阁“去梯夜谈”之谬说在光绪年间

最后“定型”的过程，可为后世治史者戒。

柴德庚先生对于“赵函既为容若撰词序，而于容若与诸名士往来之迹，舛差若是”的情况，很感困惑，不禁发出“岂不可怪”的疑问与惊讶。笔者认为在学养颇好的赵函身上发生这种情况确是少见，不过，若是能够了解到赵函的师承关系，也许就可以较为合理地解释这个问题，而不感到惊讶了。

赵函父亲赵基，乾隆中官金匮县学训导。赵函随父寓居无锡，并从学无锡著名文学家杨芳灿。（17）杨芳灿很喜爱纳兰性德的词，有纳兰词钞本行世。同时杨芳灿与秦瀛也是好友，时常诗文相酬。

秦瀛是纳兰性德无锡史事的始作俑者。他的《咏梁溪杂事一百首》卷首有序：“癸巳（即乾隆三十八年——笔者注）夏五月，余之津门，舟中无俚，系怀乡土，偶有所记，辄成断句，诗成共得一百首，语无诠次，聊以志一时托与云尔。”本文第一章开头所引那首有注的贯华阁诗就是这百首之一。

据记载，无锡惠山忍草庵在清初确是颇有名气并具有文化色彩的伽蓝。当时顾贞观、陈维崧、严绳孙等人确曾在庵中进行过诗社活动，如陈维崧《迦陵词》集中就有一首词名《寒夜登惠山草庵（即忍草庵——笔者注）贯华阁》，足见那个地方是这些名士常去雅集的场所。至于纳兰性德扈驾到了无锡，逗留时间虽很短，抽出时间去距离二泉不远的忍草庵游览，探望朋友们早年诗会活动之地，符合纳兰性德的诗人气质，也是纳、顾友情真挚的体现，符合情理。秦瀛在旅途中凭记忆和想象写作，一时把这两方面的事混淆在一起，就开了纳、顾两个人在无锡夜宿贯华阁错误记述的先河。赵函因杨芳灿的关系读到秦瀛的一些诗，并对诗中所说纳、顾在惠山忍草庵雅集一事留下深刻印象，也是非常自然的事。

秦瀛毕竟是文学家、方志学家，他后来发觉了自己几十年前的这个错误，并悄悄地作了改正。嘉庆十五年（1810），他总纂的《无锡金匮县志》对忍草庵发生的事是这样说的：“国初，顾典籍贞观尝邀陈维崧、姜宸英、严绳孙辈结诗会于庵中之贯华阁。纳兰成德尝过焉，留小像而去。”（18）此段文字写得很清楚，顾贞观等结诗会是一件事，纳兰性德“尝过焉”又是一件事，两者明确分开，这是正确的记载。秦瀛实际已否定了自己早先关于纳、顾等人在忍草庵“至宿于是”的错误说法了。

令人遗憾的是，秦瀛的这个更正，未被赵函注意到。至道光十二年赵函作《纳兰词序》时，仍然不忘自己早年读秦瀛诗中关于纳、顾等人在忍草庵“至宿于是”的说法，还自作聪明地加上了事情发生的具体年份，并将之作为“词坛掌故”写进自己的文章中，结果以讹传讹，使错误史事更加扩展，为以后百多年的学者作了错误的导向。也许，赵函终其生都不知道他引用了秦瀛的错误的诗注，这是可叹惜的事！

至于清光绪时无锡刘继增作《忍草庵志》，完全有机会对这一错误史事作出订正，但他缺乏综合性阅读，视野不够开阔，如陈维崧，这位清代大词家是宜兴人，又为词坛“阳羡派”领袖，文学地位还高于纳、顾，而刘继增对之却是若明若暗，又疏于考证，以讹传讹，闹出当时已去世的陈维崧还与活着的纳、严等人同游忍草庵的笑话。更离谱的是凭空渲染，使得并不存在的纳、顾忍草庵“去梯玩月”之事成为无锡地方上的“信史”，谬见流传至今，还广为传诵，这是更可叹惜的事！

注：

（1）秦瀛：《咏梁溪杂事一百首》。

（2）刘继增：《忍草庵志》卷一《总志》。

（3）原载国立北京大学一九三零年《国学季刊》第二卷第四号。

（4）民国二十四年无锡县政府编：《无锡概览》第5页。

（5）柴德庚：《史学丛考》，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20-322页。

（6）（7）黄天骥：《纳兰性德和他的词》，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第227-228页，第83页。

（8）1983年无锡市地名委员会编：《江苏省无锡市地名录》，第193页。

（9）张任政：《纳兰性德年谱·自序》。

（10）（12）（14）（15）（16）纳兰性德：《通志堂集》卷三，卷五，卷十三，卷四。

（11）《康熙起居注》，中华书局版，第1244页。

（13）顾贞观：《竹炉新咏卷诗序》。

纳兰容若纳兰性德范文第3篇

关键词：纳兰 赠梁汾 情义

一、“知音尽词客，方见交情难”――梁汾其人

梁汾是顾贞观的号,他是明代东林党人顾宪成的曾孙。曾任秘书院中书舍人,康熙十年，因受同僚排挤去职回乡，此后一直郁郁不得志。梁汾工诗善文，尤擅填词，著有《弹指词》。他与朱彝尊、陈维嵩并称清开国之初“词家三绝”。很多人知道顾贞观都是因为纳兰容若，因纳兰词中有15首题为“赠梁汾”、“简梁汾”的作品，很是醒目。其实，在当时顾贞观无论才气名望都不逊于容若。冯金伯《词苑萃编》言：“金粟顾梁汾舍人，风神俊朗，大似过江人物”,可见顾在当时的影响。梁汾与文坛精英朱彝尊、严绳孙、陈维崧等经常在纳兰的渌水亭聚会唱和，清初词坛的新气象和他们的活跃是分不开的。

纳兰身为权相之子、皇帝宠臣，却喜结交梁汾等江南布衣才子，一时传为佳话。下面以纳兰赠梁汾的部分词作为例来看纳兰其人。

二、“揽草结同心，将以遗知音”――初识梁汾，倾盖如故

康熙十五年，明珠慕顾贞观才名，经人介绍延请顾为其子纳兰性德授课。纳兰与梁汾一见如故，性情相投，遂成忘年之交。其时，梁汾四十岁，他的《弹指词》记载：“岁丙辰，容若年二十有二，乃一见即恨识余之晚。阅数日，填此曲，为予题照”，此曲即为《通志堂集》的压卷之作《金缕曲・赠梁汾》。词云：

“德也狂生耳！偶然间、淄尘京国，乌衣门第。有酒惟浇赵州土，谁会成生此意？不信道、遂成知己。青眼高歌俱未老，向尊前、拭尽英雄泪。君不见，月如水” [1]

词中，纳兰用一连串的典故来表达自己的情怀。引谢“谁能久京洛，缁尘染素衣”诉说自己虽生于华阀，但并不以高贵出身为意，希望出身寒素的朋友不要把他看成是一般的纨绔公子。借“有酒惟浇赵州土”表达对赏识贤士者的敬意，并发出“谁会成生此意”的叹息，在这落寞的叹息中捧出自己的一片交友赤诚。词中表达了幸得知己的强烈喜悦，对顾贞观怀才不遇的深切共鸣，结句更是热烈地期望，“一日心期千劫在”，表达永结同心的愿望，并郑重地叮嘱“然诺重，君须记”。词句率真无饰，至诚而缠绵。

词中，一个既坦诚又高傲，既狂狷又热诚的贵公子形象真实感人。此词一出，一时“都下竞相传写，于是教坊歌曲间，无不知有《侧帽词》者（见于徐《词苑丛谭》）”。

三、“衷肠事，托何人？若有知音见采，不辞遍唱《阳春》”――倾心相待，生馆死殡

纳兰信赖梁汾的为人，仰慕他的才华学识，放心地委托梁汾为自己编订词集，故有“凭君料理花间课，莫负当初我”（见《虞美人・为梁汾赋》）的词句。对文人而言，文字就是自己心爱的孩子，非至交知己不能托；故容若这一托付委实郑重其事，是二人志趣相投，在词学上持论一致的最有力见证。顾贞观对此知遇之情深深感激，他在纳兰去世后为之写的祭文中说道：“君赏余弹指之词，我服君饮水之句。歌与哭总不能自言，而旁观者更莫解其何故。……吾哥既引我为一人，我亦望吾哥以千古。”[2]这样的腹心相结，相知相悦，可谓真知己者矣！

纳兰对朋友的一往情深还不止于此。最感人的莫过于他对朋友的朋友亦是倾尽全力，生馆死殡。梁汾的好友吴兆骞，是“江左三凤”之一，因恃才傲物得罪朝廷，被发配黑龙江宁古塔充军，二十年不得赦归。梁汾曾做《金缕曲》二首寄吴，被纳兰看到，为泣下数行曰：“河阳生别之诗，山阳死友之传（指西汉李陵《与苏武诗》和西晋向秀悼稽康《思旧赋》），得此而三。” [3]。纳兰在《金缕曲・简梁汾》中慨然许诺“绝塞生还吴季子，算眼前、此外皆闲事”，明确表示，其他事情都可以弃置不顾，当前最重要的事是营救吴兆骞。经过纳兰诸人五年的努力，吴兆骞二十三年的流放终于结束。为解决吴兆骞在京的生活问题，纳兰又将其聘为相府馆师。三年后，吴因病客死京城，纳兰亲自为吴兆骞料理丧事，并出资护送其灵柩回其家乡吴江安葬。

前人叹道：“嗟乎！今之人，总角之友，长大忘之。贫贱之友，富贵忘之。相勖以道义，而相失以世情，相怜以文章，而相妒以功利。吾友吾且负之矣，能爱友人之友如容若哉！”（见 谢章铤《赌棋山庄词话》）。一个人爱屋及乌，为朋友的朋友不惜屈尊纡贵开口求人，且为之照顾周到，生馆死殡。这，当真是剖肺腑以相待。纳兰之义，尽在其中，笔者数百年后读来仍唏嘘不已。

四、 幸以知音顾，千载有奇声―― 知我者，梁汾耳

纳兰性德出身显赫，功名轻取，曾有过满腔政治热情和强烈的建功立业思想，“竞须将、银河亲挽,普天一洗”就是他少年壮志的反映。但理想与现实的矛盾总是难以调和，因他文武兼备，大得康熙赏识，以致“天子用嘉”，让纳兰充当了殿前侍卫.直到纳兰去世，也未给他施展政治抱负的机会。尽管一等侍卫三品武官的荣耀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但对纳兰，枯燥而“惴惴有临履之忧”的宿卫生涯只令他郁郁终生，绝少开怀。纳兰的怀才无所用与梁汾等江南士人怀才不遇如出一辙，故纳兰常常以词代简向朋友倾诉这一郁闷：“高才自古难通显。枉教他、堵墙落笔，凌云书扁”。对职业的厌倦使他常生归隐之心，“ 茅屋新成，却赋问我何心？却构此、三楹茅屋。可学得、海鸥无事，闲飞闲宿。百感都随流水去，一身还被浮名束。”[5]

家家争唱饮水词，纳兰心事几曾知？

在祭奠纳兰的文章中梁汾说：“吾哥所欲试之才，百不一展；所欲建之业，百不一副；所欲随之愿，百不一酬；所欲言之情，百不一吐”，[4]观此言始知纳兰所言不谬：知我者，梁汾耳！

参考文献：

[1][5] 纳兰性德著.纳兰词[M].万卷出版公司,2008年版

纳兰容若纳兰性德范文第4篇

关键词：纳兰性德 赠别词 真 善 美

纳兰性德（1655-1685），原名成德，字容若，号楞伽山人，满洲正黄旗。他天赋异禀，二十岁中进士，后官至一等侍卫。据史料记载，纳兰性德于康熙二十四年（1685）因病去世，年仅三十一岁。

纳兰性德尤善填词且自有风格。他与当时词坛的两大名家阳羡派祖师陈维崧和浙西派掌门朱彝尊被尊为“清词三大家”。陈廷焯《白雨斋词话》评：“容若《饮水词》，在国初亦推作手，较《东白堂词》似更闲雅。”王国维《人间词话》认为纳兰性德以纯自然性情作词，“北宋以来，一人而已”。纳兰性德虽然英年早逝，但他本人可称得上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一朵奇葩。他的赠别词虽然只有20余首（其中包括几首感怀友人的词，以《纳兰词笺注》为底本），但是其中所折射出的艺术手法及思想情感能够让我们更全面地了解他的创作风格和个人品性。

一、“真”境界

关于境界，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有云：“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故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依王国维的观点，词有高下之分，而境界则是裁判之标准；境界又二分为景物与感情，真、假又是裁判境界有无之标准。王国维所说的“真景物”是指现实生活中真实存在的景物，而非幻想出来的虚无缥缈之物；“真感情”是指发自内心的真实情感，而非无病的“为文矫情”。纳兰性德虽贵为豪门公子，但在他的词中，我们看到的却是他对朋友的一种少年老成的真情关怀。如《水龙吟・再送荪友南还》，词中所提到的“烟波”、“帆”、“残月”、 “黄昏风雨”等都是实景，烘托了词人在目送友人离去后的那种伤感与失落，从而发出了“浮生如此，别多会少，不如莫遇”的感叹。这里也表达了词人的一种矛盾心理，正是这种矛盾的心境反映出了他那种与生俱来的纯真性灵。此词真景、真情俱在，境界自现。

此外还有《金缕曲・寄梁汾》等，皆可佐证。“纳兰以初入中原的正黄旗一俊少年，竟一往无前臻于此等抒情高境界，不能不说是奇迹，也不必讳言天挺其才的。”关于“真”的论述，明代李贽的“童心说”倡导以真情为文的创作态度，反对无病。其后“公安三袁”所主张的“真”以及清初大诗人袁枚所提出的“性灵说”都强调“真情”再现。我们不怀疑纳兰性德受到过前人的影响，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他不是“为文造情”，而是“情到深处人孤独”，因情为文，情因景生，这完全符合王国维的“境界论”，故谓之有境界，且是“真”境界。

二、“善”性情

有关人性善恶的问题，孟子的“性善论”是最具有代表性且为人们所普遍接受的观点。孟子认为人性是本善的，“仁”、“义”、“礼”、“智”这“四德”就是之后在社会中为人处世的道德准则。纳兰性德虽出身豪门，但他性情温和谦逊，完全没有一般贵族公子的那些陋习，相反他待人接物都表现出一种超乎寻常的尊重和真诚，这或许与他那种与生俱来的善良和纯真性情有直接的关系。

如《金缕曲・赠梁汾》。顾贞观比性德年长将近二十岁，性德却以一种极其成熟的同辈人甚至长辈的口吻为友人宽解忧愁，劝其将“身世悠悠”且“冷笑置之”。他虽然阅世不深，但是他知道人生在世，命途多舛，得志之时与人为善。“一日心期千劫在，后身缘、恐结他生里”是这首词的点睛之笔，也是纳兰性德一生秉持的交友理念――人生苦短，知己难求，既有缘相逢，则必肝胆相照，倍加珍惜。这也正是他以“真情”为原则的处世哲学。

三、“美”意象

在中国古代的文学作品中有很多具有普遍意义的象征性意象，如“柳”象征离别，“鸳鸯”象征纯美的爱情，“明月”象征着乡思，“梧桐”是哀伤之木，“猿鸣”是断肠之音，如此等等。审美意象的主要作用在于使作品达到“言有尽而意无穷”的审美效果。

纳兰性德在审美意象的选择上并没有超出前人的地方，但是他将这些“古已有之”的意象随手拈来却能准确地传达自己复杂的内心活动。如《木兰花慢》中的“疏窗”、“梧桐”、“残烛”都在烘托着词人在朋友离去之后那种孤独伤感之情。词的最后用“啼”结尾，我们可以看出词人那种“羁愁万叠”的情状，鸣蝉声声催入梦，不知已是断肠声。纳兰性德在词中所用的这些意象暗合了他那种很难为人所理解的似乎与生俱来的对于人生的悲愁之感。

纳兰容若纳兰性德范文第5篇

久仰纳兰大名，记得母亲曾很认真地对我说：“此生只爱纳兰词。”一千人的心里，有一千个纳兰容若，从此纳兰容若那不羁、洒脱的形象便在我的心中根深蒂固。当然，这只是纳兰表面的风华，他带给我更多的感受，是属于他的另一种完美：彗星般的人生，可以短暂，但绝不黯淡或沉沦。拨开时光的尘埃，欣赏纳兰词之华丽，品味纳兰心之忧伤，见他在月下，摘一朵情花，呷一口词香，一首首小词信手拈来，牵动着寻花之蝶内心深处的弦。

花开花落，短短三十一个春秋，纳兰容若是如何创造生命的奇迹与他一生奇迹的呢？所作之词，况周颐在《蕙风词话》中评论：“容若短调，清新婉丽，诚如其自道所云”，并称纳兰为“国初第一词手”。被王国维评为：“北宋以来，一人而已。”作为才子，容若的爱情生活一直是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这千古难见的情种，却是受尽造化捉弄的失意之人。行走于仕途，一生却为情所累。除了对爱情的执著外，容若对友情也十分执著。他的朋友不论出身，也不论功名，只要是有才气、志同道合之人，均为纳兰之友。因此当时无数的名士才子都追随在他身边，而他所居住的渌水亭也因文人骚客而著名，更促进了康乾盛世的文化繁荣。

纳兰本不属于那个虚伪、功利的贵族圈，他向往凡夫俗子们不屑一顾的那份自由。自始至终，纳兰坚守着那份清雅和柔肠，一生都没能挣开禁锢着他的枷锁。他优雅，他重情，他不羁，可他终是宿命的囚徒，被囚禁在金雕玉砌的囹圄里，一个人，几乎把牢底坐穿，却还在牢中，活在自己的想象之中。从这点上说，他固执得像个孩子。

一个几乎拥有世间一切的惆怅男子，一段三百年来倾倒无数后人的传奇。他生于温柔富贵，却满篇哀感顽艳；身处花柳繁华，心却游离于喧闹之外；风华正茂之时，却匆匆离世……有一种哀伤，穿透街角，穿透喧杂，穿透心与心的隔膜，在沉睡的岁月里，在凉薄的流年中，浸染华贵的悲哀，抒写优美的感伤，低声吟唱……

纳兰容若，那个长不大的孩子，那个从未年轻的智者，在自酿的苦酒中，在琉璃心中，自醉了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