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环境保护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 环境保护法；政府环境保护责任 内容提要: 近年来，《环境保护法》的修改已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该法中对政府环境保护责任的原则性规定，已明显不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环境保护的需要。应通过确立政府各部门的内部协调机制和司法机构的监督机制，吸收实践中已行之有效的环境管理政策和制度，以全面强化政府的环境保护责任。 政府作为环境保护的主要责任主体，其履行环境责任情况的优劣，直接关系到环境质量的好坏。1989年颁布的《环境保护法》第十六条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对本辖区的环境质量负责，采取措施改善环境质量。”这是《环境保护法》对政府环境保护责任的原则性的规定。但是，对于政府环境保护责任的具体内容、对政府履行环境保护责任的监督机制、政府怠于履行环境保护责任的法律责任，《环境保护法》并未做出具有可操作性的详实规定。 近年来，随着我国生态环境的日益恶化，人们的生存环境受到越来越严重的威胁。政府担负着社会管理的重任，理应把环境保护作为执政的主要目标之一。在《环境保护法》中强化政府环境保护责任，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一、强化政府环境保护责任的必要性 （一）我国生态环境日趋恶化 最近几年来，我国经济高速发展，GDP总值在短短的几年内进入了世界前六位，但是在这惊人的成就背后是以资源耗竭、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为代价的。目前，我国有1/3的国土被酸雨侵害；被监测的343个城市中，3/4的居民呼吸不到清洁的空气，全球污染最严重的十个城市我国占了七个； 七大河流水系中，劣五类水质占41%，城市河段90%以上遭受严重污染；全国尚有3.6亿农村人口喝不上符合卫生标准的水；中国沙漠和沙化土地总面积为262万km2，已接近国土面积的27.3%，且每年还以3 463km2的速度扩展（相当于一个大县的面积）。 这些数据，只是描述了我国生态环境恶化状况的一个方面，但沉甸甸的数字说明我国的生态环境状况已经濒临危机的边缘。如果政府不采取有力措施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改善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严峻的环境问题必将阻碍我国经济建设的健康、高速、持续发展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实现。 （二）强化政府环境保护责任是国际环境保护大势所趋 1992 年，一百多个国家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了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会议讨论通过了《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和《21世纪议程》两个纲领性重要文件，从而确定了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协调发展、实现可持续发展成为人类共同目标的行动纲领。我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应积极主动地加入到国际社会的环境保护运动当中，担负起保护生态环境的责任，从而树立良好的国际形象。同时，西方发达国家为了保护本国的贸易利益和生态环境，纷纷制定许多“绿色壁垒”，以阻止不符合环保标准的产品进入本国。目前许多国家已采用了ISO14001国际标准。因此，我国政府应顺应世界潮流，担负起保护生态环境的责任，采取措施应对国际贸易的“绿色壁垒”，以保护我国企业在国际贸易竞争中处于不败的境地。 （三）政府环境保护责任履行不力将会产生更为严重的环境问题 从已出台的环境法律规范可以明显地看出，这些法律规范所偏重的是政府对环境的管制，对政府环境职能的强化存在明显的欠缺。而政府在环境保护方面不作为、干预执法及决策失误是造成环境顽疾久治不愈的主要原因。近年来所发生的一系列重大环境违法事件，使我们不得不探究政府是否真正履行了其对辖区环境保护质量负责的责任。从2011年造成近百万群众饮用水中断26天、直接经济损失达3亿多元的那起震惊全国的“沱江重大水污染事件”，到2005年国家环保总局紧急叫停总投资达1179亿元“未环评先上马”的30个大型违规建设项目，以及2005年11月13日发生的吉化爆炸而引起的松花江重大环境污染事件，再到2006年由于政府行政不作为导致的甘肃徽县数百群众血铅超标和湖南岳阳饮用水源砷超标两起重大环境事件，一件件触目惊心的环境违法事件使我们看到，政府的环保职能存在着重大的缺陷，环境法律缺乏明显的承担环境责任的问责机制。政府不履行环境责任以及履行环境责任不到位，已成为制约我国环境保护事业发展的严重障碍。因此，从环境保护法的修改过程中强化政府职能，平衡政府部门间利益，实行严格的环保绩效考核、环境执法 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是实现环保目标、完善环境法制的重点。环境保护法的修改应当对这一重大的环境法制现实需要做出积极的回应。 二、强化政府环境保护责任的理论依据 （一）公共物品理论 公共物品是指那些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不能依靠市场力量实现有效配置的产品。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环境属于“公共物品”。生产者将污染的成本转嫁到社会，转移到环境这样的公共物品上，因此，存在“市场失灵”的现象。而公共物品中又存在“搭便车”的现象，即不需要负担任何的费用就可以享用别人付费的东西。生态环境作为一种公共物品，同样存在着“搭便车”的现象。生态环境领域的“搭便车”是指企业和个人在开采自然资源谋取个人私利的同时却没有人愿意去投资保护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这种掠夺式的开采很容易导致自然资源的严重耗竭，环境的日益污染和生态的高度恶化，进而引起温室效应、洪水、干旱、水土流失、土地沙漠化、地面下沉等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的频繁发生。因此，对环境这种“公共物品”使用的监督管理应当是政府的首要职责，法律应就政府如何监督管理“公共物品”的使用做出具体的规定，作为社会利益总代表的政府，必须严格依法对自然资源和社会利益进行权威性、公正性的分配，以体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精髓——公平、正义。而且，为了弥补“市场失灵”，作为公共事务管理部门的政府应该主动承担保护生态环境的责任，发挥政府“有形的手”的作用。 在环境保护法修改中强化政府环境保护责任，加强环境管理，通过制定一系列的政策措施来约束企业和个人急功近利、竭泽而渔的行为，以遏止生态环境的日益恶化，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二）依法行政理论 随着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进程的不断加快，我国在建立和完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法律体系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行政许可法》、《行政诉讼法》、《行政监察法》、《各级人大常委会监督法》、《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渎职侵权犯罪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等一批规范政府行政行为、强化政府依法行政责任的法律法规相继颁布实施，这一系列重要成果为政府依法行政提供了理论依据，对解决政府不作为、乱作为具有重要意义。 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发展走的是“高生产、高消费、高污染、低产出”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在经济得到快速发展的同时出现了自然资源耗竭、生态恶化、环境污染严重等现象，出现了人与自然不和谐相处的状况，从而破坏了人们的生活环境，给人民的身心健康带来了巨大危害。《环境保护法》修改中强化政府环境保护责任，是我国推进政府部门依法行政历史进程的必然要求，是行政体制改革在环境保护领域的体现和进一步深化。为了给人民一个良好的生活环境，政府理所当然要把环境保护作为自己行政职能的一部分。同时，由于环境工作具有较高的技术性特点，而政府管理社会的任务艰巨而复杂，处理环境工作只有依法行事，才能克服行为上的任意性、盲目性，在保证政府行政权力优先的前提下，通过依法实现政府行政权力的自由裁量权。因此，只有通过法律强化政府环境保护责任，用法律武器给政府环境违法行为以震慑，才能真正改善人民的生活环境，实现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社会目标，真正体现政府“执政为民，以人为本”的亲民执政理念。 三、强化政府环境保护责任的途径 环境保护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要从根本上规范和约束政府行为，必须以立法的形式建立起一套规范和约束政府行为的长效管理机制，使各种政策和措施法律化、制度化和规范化。目前，我国已经建立了内容丰富的环境法律体系，它包括：环境保护法律28项，环境保护行政法规50余项，环境保护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170余项，国家环境标准546项，此外，还包括我国批准和签署的多边国际环境条约50余项和双边协定30余项。 与西方发达国家环境立法在数量上相比毫不逊色，但法律规定过于抽象和原则。因此，《环境保护法》的修改应当紧紧围绕落实“地方政府对环境质量负总责”的要求，重点解决地方政府干扰环境执法问题，认真落实主要领导是第一责任人、分管领导是直接责任人的要求，突出强化政府环境保护责任，将政府作为法律主要调整对象。 （一）通过修改《环境保护法》，建立政府各部门的内部协调机制，并确立司法机构的监督机制，强化政府在环境保护中的管理责任 由于我国目前环境行政管理体制存在环境执法主体林立、权力和责任分散、部门利益分割等问题，严 重制约了政府环境保护职能的发挥。从部门设置上看，我国的政府环境保护部门建立较晚。1974年国务院环境保护领导小组作为第一个环境保护机构诞生，1979年各级政府建立专门的环境保护机构，1988年作为国家层级的环境保护管理机构国家环保局才宣告成立。 为强化政府在环境保护中的管理责任，在修改的《环境保护法》中，应当明确确立“统一管理，分工负责”的原则，即在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的统一领导下开展工作，一是科学设置环境保护部门，明确内部职责分工。二是通过行政隶属关系加强政府各环境管理机构的内部协调，并处理好政府环境保护部门与土地、水利、林业、农业和矿业等行政主管部门的关系，实现对整个区域环境的保护。对此，国外的一些法律对我国《环境保护法》修改中强化政府环境保护责任具有重要借鉴意义。如：1969年出台的美国《国家环境政策法》，就明确了政府的环境职责，将政府各部门的职能与国家环境政策统一起来，确立了环境影响评价和环境报告两项重要制度，从程序上来规范政府环境保护行为。因此，我国《环境保护法》修改应当充分借鉴美国《国家政策法》的经验，通过确立相关程序和具体管理制度，理顺政府各部门的内部协调机制，规范和约束政府行为，突出强化政府环境保护责任。 行政权力的司法制约在西方法治国家受到了广泛重视。如，美国确立了司法审查制度，法国和德国设有专门独立的行政法院，从而有效发挥司法权对行政权的监督作用。理想的法律制度就是能够达到，“任何个人可以通过起诉来终止任何违犯环境法的政府行为。” 但是在我国，目前政府承担环境法律责任仅限于《环境保护法》第45条规定的环境保护监督管理人员，这远不能有效地矫正政府在环境保护中行使权力的偏轨。在修改的《环境保护法》中，应当确立司法机构监督机制，实现环境法的司法作用。政府作为长期致力于环境保护的公共利益集团，政府行使权力违法，法院不仅要判决其赔偿损害，而且要通过诉讼来促使政府保护公共利益。在政府机构环境违法行为的诉讼纠纷中，应当制订明确的环境损害事实标准，并落实法院审理环境案件的法律补救措施，强化政府在保护环境这一公共利益方面的责任。 （二）通过修改《环境保护法》，吸收实践中已行之有效的环境管理政策和制度，与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协调一致 《环境保护法》的修改应当最大限度地吸纳和借鉴现有的立法成果，对一些经实践证明在规范和约束政府行为方面行之有效的管理政策和制度，通过修改《环境保护法》予以确立，与现行其他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协调一致，改变目前《环境保护法》关于政府环境责任规定过于原则化，缺乏责任追究制度的现状，强化各级政府作为环境保护第一责任人的责任和义务，使我国环境法律体系更加健全和完善。 1、公众参与制度 我国《宪法》第二条规定，人民享有按照法律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权利。《环境保护法》和《水污染防治法》等法律法规中也初步规定有公众参与的条款。但是，我国公众参与环境保护还存在一些问题，如参与活动的形式比较单一，并缺乏有效的参与渠道，而且一般都是事后被动参与的方式等等。 2002年通过的《环境影响评价法》规定“国家鼓励有关单位、专家和公众以适当方式参与环境影响评价”，在2011年实施的《行政许可法》中，也详细规定了公众的听政权利，这对增强政府在环境保护中行为和决策的透明度和公正性，建立与完善我国公众参与的环境保护机制具有积极意义。因此，应将环境保护法的修订尽快提上日程，在修改后的《环境保护法》中，明确确立公众参与制度，对政府的环境监督管理行为进行民主监督。 2、环境质量公告和信息制度 目前我国政府通过正式渠道环境信息以帮助公众了解情况，主要有三项：（1）环境状况公报，（2）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定量考核结果，（3）城市空气质量周报。但这些环境公开制度存在一些问题，如具有浓厚的政策性，公开的内容范围狭窄，公开的方式简单等等。在修改后的《环境保护法》中，以环境信息公开为突破口，政府在此基础上逐步建立和完善环境信息披露制度，以便让公众知晓当前的环境状况，掌握环境保护方面足够的资料，提高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强度和支持力度，与从2008年5月1日起正式施行的《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试行）》保持协调一致，以增强政府在环境保护规划编制、工程建设、突发性环境事件处理等决策和环境保护行为的透明度和公正性。 3、战略环境影响评价制度 我国《环境影响评价法》明确规定，无论是建设项目还是发展规划，都必须纳入环境影响评价的对象范围。全国人大环资委提请审议的《环境影响评价法（草案）》中原先有关于对政策进行环境影响评价的内容，但在正式通过的文本中被删除了。我国的实践证明，政策特别是经济政策对生态环境有重大影响，我国生态环境的恶化，与实行不当政策有直接关系。政策的失误给生态环境带来的危害是难以估量也是难以挽回的。 因此，在修改后的《环境保护法》中，除了规定对各级政府编制的开发和发展规划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对各级政府和部门提出的对环境有重大影响的决策进行环境影响论证外，还应确立对政策特别是对环境有重大影响的经济政策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促使政府正确对待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两方面的利益和目标，改变过去偏重经济指标而轻视环境保护的行政决策方式，以强化政府的环境保护责任。 4、环境目标责任制度 环境目标责任制度是一项重要的行政管理制度，该项制度以行政制约为机制，有利于激发行政领导的责任感，调动其在任期内完成环境保护目标的积极性。《环境保护法》第16条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对本辖区的环境质量负责，采取措施改善环境质量。”但是由于没有同时建立环保目标责任制，对包庇、纵容、放任环境违法行为和决策错误导致辖区环境质量恶化的地方政府领导以及对不履行环保职责的有关部门负责人如何追究责任，缺乏具体规定，加之现行的干部政绩考核体系中没有硬性的环保指标，导致领导为出政绩根本不履行环保职责，甚至成为当地利税大户企业违法排污的“保护伞”。因此，在修改的《环境保护法》中增设环境目标责任制度，将辖区内环境质量的优劣纳入行政主管领导政绩考核的指标体系，明确规定下级政府应向上级政府签订环保目标责任状，确定环境保护的量化指标、实施措施、实施方案，并明确责任追究方式。各级政府主管领导及有关部门负责人由于行政立法失误、决策失误、执法不当造成或间接造成环境污染或破坏，导致辖区或相邻地区环境质量下降的，应追究其相应的行政责任，构成犯罪的，应追究其刑事责任。并重点解决地方政府干扰环境执法问题，认真落实主要领导是第一责任人、分管领导是直接责任人的要求，突出强化政府环境保护责任。 5、生物多样性保护管理制度 生物多样性包括了遗传多样性、物种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多样性。虽然我国已有大量法律法规对生物多样性进行了保护，但大都散见特殊区域保护法中，《环境保护法》中未能作出具体的规定。生物多样性保护管理，是政府的新的职能。对一个生态系统而言，需要政府整体职能的发挥。政府在对生物多样性进行保护管理时，应按主体功能划分生态区和环境功能区，并成立生物多样性保护综合协调机构，在修改后的《环境保护法》中，应当设有专条对生物多样性进行保护管理，将生物多样性保护管理作为政府环境保护的主要职责之一。 注释: 李爱年，周训芳.环境法[M].湖南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胡同泽，文晓波.政府维护生态环境的责任与实现途径[J].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 张邦辉，黄开腾.树立科学发展观，强化政府生态责任[J].生态经济，2006年第5期. 国家环境保护总局政策法规司.环境保护行政执法手册[Z].化学工业出版社，2011年版. 杨朝飞.《环境保护法》修改思路[J].生态环境与保护，2007年第5期. 王三秀，李硕.从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看政府行为的法律重塑[J].湖北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 [美]罗杰·W·芬德利，丹尼尔·A·法伯.环境法概要[M].杨广俊，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 吴真.树立以人为本的生态法理念——从公众参与制度出发考察[J].当代法学，2005年第4期. 曹明德，黄锡生.环境资源法[M].中信出版社，2011年版

环境环境保护论文范文第2篇

我国旅游业目前面临很多环境问题，如相当一部分热点旅游区水体污染，空气质量下降，局部生态环境受到破坏，旅游资源受到损害；大批游客拥入，致使基础设施紧张，旅游旺季造成在某一景区的高度集中破坏或影响了该地野生动植物的栖息和生存环境；旅游区环境卫生状况较差，区内垃圾随意抛洒堆积，污水、污物随处可见；旅游开发建设项目与旅游区整体环境不协调等等。造成这些旅游环境破坏、环境质量下降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一）经济发展中的短期行为破坏旅游环境

很多地方以追求高经济指标为第一目的，环境保护被相对忽视了，甚至有些地方以牺牲环境来求得经济发展。上海的黄浦江，广州的珠江，苏州的河港，南京的秦淮河这些“游船云集，鼓瑟相闻”的著名游览区今天都已经变成了令人厌恶的“黑河”、“臭河”，全然没有了昔日的风采；在中国的第一大瀑布——黄果树瀑布的上游河谷地带，近年来兴办了十几家采矿冶炼企业，它们排放的废水使奔腾在这一著名瀑布上的水流不再洁白晶莹，而是泛着黄色泡沫的浊流！再如“奇秀甲东南”的武夷山，是典型的丹霞地貌，再配上独特的九曲溪及两岸苍翠、挺拔的植被，而成为著名的风景旅游区。但在前几年人们却对武夷山上的森林，进行掠夺式的砍伐，使其精华的九曲溪的水位急剧下降，而严重威胁武夷山的旅游景观价值。

（二）旅游者自身的不当旅游行为导致自然环境质量下降

旅游者自身的不当旅游行为主要在于旅游者在旅游过程中所产生的垃圾对景区环境的污染以及旅游活动本身对景区生态平衡和旅游意境的影响。由于旅游区本身设施的不完善和游客素养不高，在旅游的过程当中，大量垃圾随意扔洒堆积，破坏了自然景观，污染了景点水体。周庄景区就是因为伴随着大量游客的到来而产生了很多的垃圾，而本身设施存在着局限性，使得周庄环境卫生得不到保证，水体污染逐渐严重。虽然周庄在南北水系建阀，但是其更新速度远比不上其污染的速度。

（三）旅游区客容量超负荷破坏了旅游区自然生态系统平衡

旅游人数、旅游区客容量与环境质量之间有着一种直接的密切关系，旅游人数大于或等于景区饱和承载量时，旅游对环境的破坏则大些，反之，则小些。以莫高窟为例，在7至9月的旅游最旺季节，在同一时段密集的游人对洞窟壁画本身产生相当严重的影响。敦煌研究院能提供的数字表明，40个人进入洞窟参观半小时，洞窟内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就会升高5倍，空气相对湿度上升10%，空气温度升高4摄氏度。二氧化碳是一种酸性气体，在高湿度条件下会与石青、石绿、氯铜矿、铅丹等颜料发生作用，使这些颜料变色，而人呼出的大量水汽可使存在于壁画中的可溶盐溶解向壁画面移动、累积。当洞窟内干燥时，可溶盐又在壁画颜料层上结晶，这样使颜料受到严重污染和破坏。同时在一定湿度条件下，壁画易产生霉菌，而霉菌生长代谢中的产物及死菌体会严重污染壁画并使颜料变色。所以洞窟不断经受着各种破坏，加之壁画制作材料质地脆弱，许多壁画已经产生了空臌、酥碱、起甲、变色、霉菌等多种病害。我国的许多旅游景区，这种超容量运转现象极为严重，致使景点内植被受到严重破坏，环境也受到严重污染，大大地降低了景点的吸引力，缩短了寿命（四）旅游资源开发和建设破坏旅游区环境

许多地区的政府有关部门在旅游资源开发利用过程中，缺乏深入的调查研究和全面的科学论证、评估与规划，便匆忙开发。有些景区的设施建设与旅游区整体不协调，造成旅游区生态环境、和旅游气氛环境的破坏，主要表现为古迹复原处理不当，新设项目与旅游区景观不协调，改变或破坏了旅游区所有的且应当保留的历史、文化、民族风格和气氛。还有一些新旅游区的开发，开发者急功近利，在缺少必要论证与总体规划的条件下，便盲目地进行探索式，

粗放式的开发。开发中重开发、轻保护，造成许多不可再生的贵重旅游资源的损害与浪费。

二、旅游环境保护的对策

（一）健全旅游环保的法律制度和管理制度

鉴于旅游对环境的特殊影响和破坏，一定要加强环境立法和管理。严格执法和遵守我国的《环境保护法》、《森林法》、《文物保护法》、《野生动植物保护法》等与旅游密切相（下转第40页）（上接第36页）关的环境保护法律和法规，并针对旅游业对环境影响有潜在性、持续性和累计性的特点，增加补充规定。与此同时，更重要的是通过依法守法来保护和治理旅游环境，建立强有力的旅游环境保护管理机构和完整的管理体系来执行有关法律、法规，并监督和管理旅游开发和发展中的环境问题，做到有法必依。

（二）加强旅游环境保护知识的宣传教育，提高游客保护环境的自觉性

游客的一些不文明行为会降低风景区的旅游价值。因此为了创造舒适优美的旅游环境，一方面要加强宣传教育，努力提高游客自觉地爱护景区旅游资源、保护景区旅游环境；另一方面要制定切实可行的景区旅游环境的保护措施。为了保护景区的重点文物和著名景物，可增设钢网护罩加以妥善保护，既使游客能够获得精神上的享受，又确保重点文物和景物不受损坏。

（三）研究环境容量，保证旅游资源得以永续利用

为了顺利地发展我国的旅游业，必须加强对旅游环境容量的研究，根据每个景区的具体情况，提出可容纳游客的最大限量指标，采取提高热点旅游区的门票价格、划定特殊旅游景点并控制其旅游人数等手段；调整旅游区的旅游规模，在保证一定经济效益的同时使旅游区的环境得到保护。并做好旅游指导工作，使游客的不规律的活动，变为比较易于控制的行动，以缓和旅游人群对旅游热点的冲击。

（四）加强对旅游环境保护的宏观管理，进行旅游开发的环境影响评价

做好旅游开发规划，贯彻资源和环境保护的思想，这不仅是使开发取得成功的保障，也是预防资源和环境遭到破坏的重要措施。

（五）抓住时机、大力发展生态旅游

生态旅游是针对旅游业对环境的影响而产生和倡导的一种新型的旅游形式。随着生态意识的普遍提高，旅游者本人将成为旅游环境保护的重要角色。我国有许多部级乃至世界级的自然保护区，生态旅游资源丰富，适时适地地开展各具特色的生态旅游，有利于旅游环境保护意识的整体提高。

总之，旅游业发展与旅游环境的保护是相辅相成的，环境有效保护是为了更好，更持续地发展旅游业，而旅游业的快速发展也可以促进环境的保护工作。相信在全民环保意识日渐提高的今天，通过有关行政部门和旅游者的共同努力，我们的旅游资源一定能够得以持续利用，旅游业一定会更快、更好、更健康的发展。

环境环境保护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道教戒律尊重生命保护环境

道教大约是东汉时期成长起来的中国宗教，依据先秦时代保护环境的思想对策以及中国传统文化“天人合一”的思想，从“道法自然”的角度出发，对保护环境作了多方面的规定。如《黄老帛书。姓争》说：“顺天者昌，逆天者亡；毋逆天道，则不失所守”。就是说顺应自然规律就会昌盛，违反自然规律就会灭亡，如不违反自然规律，就不会失去所生存的自然环境。天师道出示了禁止春天和夏天杀害生命的规定，《三国志。张鲁传》中载有天师道“又依月令，春夏禁杀”的规定。早期道教不戒肉食，后来受到佛教影响，逐渐改变了饮食结构和祀神斋供的内容，倡导并规定道士须素食，并俱改先前以猪、羊、鸡、鸭、鱼等动物作牺牲供品而为香花、水果、谷物等，后期道教对此不断加以总结，从戒律上形成一整套系统的尊重和保护生态环境的意识和措施。“所谓戒者，解也，止也。能解众恶之缚，能分善恶之界，防止诸恶也。”[i]也即戒乃禁止之意，归真之要。所谓律，指犯戒后的惩罚手段，律文是根据戒条而建立的。戒律对于修道之士来说，犹如渡海的舟辑。道教戒律具有宗教法律的作用，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道德说教，更不是神话故事的宣传，而是实实在在的随时随地就可操作执行的律法，违犯了戒律，就要遭到处罚或者被革除教籍、轰出教门。上自大洞法师、三洞法师，下至清真弟子、俗家弟子，都须遵守。

第一：爱惜、尊重一切动物的生命是道教思想主旨之一。道教戒律中，始终把“戒杀生”作为主要大戒。因为道教认为一切血性之物，皆有灵性，即有道性，由于悟性有早、迟之分，所以修道阶次有快、慢之别。[ii]

六朝时的道经《太上洞玄灵宝智慧定志通微经》中的“十戒”第一戒便是：不杀，当念众生。刘宋道士陆修静在其《洞玄灵宝斋说光烛戒罚灯祝愿仪》中，把“守仁不杀，悯济群生，慈爱广散，润及一切”作为“十戒”的第二戒。其所撰《受持八戒斋文》，更以“不得杀生以自活”作为八戒清斋的第一戒。[iii]《初真十戒》第二戒：不得杀害含生，以充滋味，当行慈惠，以及昆虫。《说十戒》第二戒：不得杀生屠害，割截物命。除此而外，《洞神经》中“五戒”之第一戒说：目不贪五色，誓止杀，学长生。《无上秘要》卷四十九说：勿杀伤含气。《灵宝仙公请问经》中“太上十戒”之第七戒说：不得杀生祠祀六天鬼神。《升玄内教经》卷九所述“升玄九戒”之第四戒说：手不得杀害众生，跂行蠕动含血之属，皆不得杀。[iv]《老君说一百八十戒》中的第四戒规定：不得杀伤一切物命；第九十五戒规定：不得冬天发掘地中蜇藏虫物；第九十七戒规定：不得妄上树探巢破卵；第九十八戒规定：不得笼罩鸟兽。《中极戒》第一百一十二条规定：不得热水泼地致伤虫蚁。[v]《老君说百病》有：探巢破卵是一病。刳胎剖形是一病。不但自己不杀生，即是别人杀生为了自己，自己也有责任不食，《老君说一百八十戒》中第一百七十二戒：若人为己杀鸟兽鱼等，皆不得食。第一百七十三皆：若见杀禽畜命者，不得食。

道教还反对惊吓、虐待动物。《庄子。秋水》一文中说：络马首、穿牛鼻，都是违背自然的东西。《老君说一百八十戒》中第一百三十二条规定：不得惊鸟兽；第一百二十九条规定：不得妄鞭打六畜群众；第四十九条规定：不得以足踏六畜。《中极洞真智慧观身大戒经》中“三百大戒”之第六十四条规定：不得惊散栖伏；第一百七十二戒规定：不得惊惧鸟兽，促致穷地；第三十四戒规定：不得鞭打六畜；第三十五戒规定：不得有心践踏虫蚁；第六十戒规定：不得便溺虫蚁上。

在“不杀生”的基础上，道教还积极呼吁救助动物，并作为戒律规定下来。《太上洞玄灵宝智慧罪根上品六戒经》中第三戒便说：人应当去抚恤死者，保护生命，救死扶伤，使得一切生命能够终其天年，不至于中途受伤或夭折。《六度生戒》第三戒：“含血之类，有急投人，能为开度，济其死厄，见（同”现“）世康强，不遭横恶”。第四戒：“施惠鸟兽有生之类，割口饲之，无所爱惜，世世饱满，常在福地”。即是说人如果能施以鸟类、兽类以恩泽，省下自己的口粮来饲养它们，而没有任何吝惜之意，那么，他的世世代代、子子孙孙就会幸福圆满；第五戒：“度诸蠢动一切众生，咸使成就，无有夭伤，见（同”现“）世兴盛，不履众横。”第六戒：“常行慈心，愍济一切，放生度死，其功甚重，令人见（同”现“）世居危得安，居疾得康，居贫得富，举向从心。”是说人如果能常怀慈爱之心，怜悯救济一切众生，放生度死，那么当他一旦遇到危险、疾病、贫困时就会转向平安、健康、富裕，人们都会向他学习。可见，道教是从一切生命皆有价值，从因果报应的角度劝诱人们救助动物一定会得到永久的福音的。

从“蚕女”的故事可以窥见道教戒律的绝对性，据《神仙传》：

蚕女者，当高辛帝时，蜀地未立君长，无以统摄，其父为邻所掠去，已逾年，唯所乘之马犹在，女念父隔绝，或废饮食。其母抚之，因誓于众曰：“有料父还者，以此女嫁之”。部下之人，唯闻其誓，无能致父归者。马闻其言，惊跃振迅，绝其拘绊而去。数日，父乃乘马归。自此，马嘶鸣不肯饮食，父问其故，母以誓之言白之。父曰：“誓以人而不誓于马，安有人而偶非类乎？”但厚其刍食，马不肯食。每见女出入，辄怒目奋击，如是不一。父怒，射杀之，曝其皮于庭，女行过其侧，马皮蹶然而起，卷女飞去。旬日得皮于桑树之下，女化为蚕，食蚕叶吐丝为茧，以衣被于人间。父母悔恨，念念不已，忽见蚕女乘流云驾此马，侍卫数十人，自天而下，谓父母曰：“太上以我孝能致身，心不忘义，授以九宫仙嫔之任，长生于天矣，无复忆念也！”乃冲虚而去。

这则故事实质上是教人如何对待动物（“牲口”），如何对待“誓言”。从道教天下生灵皆有灵性，皆可修炼成仙的理论来讲，“马”这个具有血气之性的生灵，它和人一样应该得到尊重，享有承诺，因此兑现“誓言”对马亦有效。既然是人违背“誓言”，那么，马就有权力发出抗议；既然人对马的抗议以诉诸武力来抵赖，那么，马自然也可以复求于武力来讨公平。以往研究道教的学者习惯于将此故事诠释为以忠孝说教，其实是非常片面狭隘的。这则故事的内涵在于教导人树立天地万物皆有灵性、皆有神灵住持的观念，人和万物具有同等的生命价值，人不可唯我独尊，“誓言”之类具有信义、约定、法令性质的承诺适用于宇宙间所有生命，人所发任何“誓言”无论何时何地都必须兑现，不得有违，否则将遭到惩罚。这则故事告诉人们所有动物和人一样的生命尊严和生命价值，并从中凸显出律法的至上性。

道教这一思想以及相应的戒律规定是非常可贵的，一般中国人除了信奉人为万物之灵外，其它则皆不足挂齿。虽然所谓的君子亦讲好生之德的话，但“食不厌精”的圣人在鱼与熊掌之间并不避讳对熊掌的偏爱。没有山珍海味不能称作帝王宴席。“国骂”当中以“畜生”、“禽兽”、“剥皮”、“抽筋”为曝光率最多的字眼，以此比喻卑贱、凶残。动物的价值大概只在可供“食肉寝皮”、“脏腑入药”以兹对人补养，现今又多了“谋皮发财致富”的路子，濒临灭绝的珍稀动物的毛皮堂而皇之地竞相市场。翻看中华美食记载，竟然是猩唇、猴脑、豹胎、熊掌、驼峰、野驴蹄、野驼蹄等等。今人几乎品尝不到这类古人的珍馐了，就以穿山甲、果子狸、猫头鹰、猕猴脑来替代了，还有食马、狗、猫等与人类亲近动物的野蛮习惯。保护环境，提高民族的文明与教养，不能不对这种野蛮的饮食习惯进行改变。

第二：爱惜、尊重植物的生命。道教认为植物和人一样具有生命灵性，在某种特定的环境下，它也能够修炼成仙。如传说中的花仙、树仙、桃仙等，在古代人们将桃木、苇草、荆棘、艾草、薰衣草等植物赋予神秘的力量，认为它们可以辟邪驱瘟，故挂在门窗、墙角。后来对植物的崇拜进一步加深，便出现了掌管农作物的神――社神、稷神、神农氏。其实将植物奉为神的现象很多，如道教十大洞天三十六小洞天七十二福地都有古树、神树、神草，所以在道教戒律中对植物亦加以保护。道教最早的经典《太平经》专门对禁止烧山林作了理论阐述：

天上急禁绝火烧山林丛木之乡，何也？愿闻之。

然，山者，太阳也，土地之钢，是其君也。布根之类，木是其长也，亦是君也，是其阳也。火亦五行之君长也，亦是其阳也。三君三阳，相逢反相衰。是故天上令急禁绝烧山丛木，木不烧则阴中。阴者称母，故倚下也。[vi]《太极真人说二十四门戒经》中的“二十四门戒”第十八戒规定：人不能无故采摘花果，毁坏园林，否则就会下地域，受吞铁丸之苦。《老君说一百八十戒》中的第十四条要求：不得烧野田草；第十八条要求：不得妄伐树木；第十九条要求：不得妄摘草花。《妙林经二十七戒》中也有“不得烧野山林”的规定[vii].《中极洞真智慧观身大戒经》中第六十一条说：不得无故砍伐树木；第六十七条说：不得以火烧田野山林。

不毁坏树木花草的同时，道教还主张培植植物，去植树造林，营养花圃，美化环境，所以道教的洞天福地均为葱葱郁郁，青绿草被，大部分道教宫观均留下了历代高道大德们栽种的古树，古木参天，绿树成荫，花团锦绣。青城山天师洞内的张天师手植银杏，江西南昌西山万寿宫内的许真君手植古柏等，已经成为名迹胜物。对此道教戒律中有明文规定，《太上洞玄灵宝智慧罪根上品六戒经》中的第九戒即说：边道立井，植种国林；教化童蒙，与人为善。

第三：积极保护人类和动植物、微生物及一切生命所赖以生存的生命环境。人类和动植物、微生物及一切生命所赖以生存的环境主要指大气、土地资源、水资源等，这是一切生命的源泉，破坏之就等于断子绝孙、自掘坟墓。道教早就认识到了这一点，早期道教经典《太平经》中已明确反对人们乱凿土地、乱掘河川，伤害大地母亲的恶劣行为。当然，这也是跟道教的神仙信仰分不开。道教的形成与中国古代自然神崇拜、多神崇拜分不开，天地万物皆有神灵是道教的基本信仰，道教所塑造、所信仰的神仙，如后土娘娘，五岳大帝，三官、四渎神真等，均与气、水、土有关，因而竭力维护天地神、土地神、江河湖海神的威严、完整、安全自然是道教徒义不容辞的责任，因而道教戒律尊重和保护水土资源也是理所当然的。《老君说一百八十戒》中的第二十五条说：不得以毒药投渊池江海中；第四十七条说：不得妄凿地毁山川；第五十三条说：不得竭水泽；第一百条说：不得以污秽之物投井中；第一百零一条说：不得塞池井；第一百零六条说：不得便溺生草上及人所食水中；第一百三十四条说：不得妄开决陂湖。《中极洞真智慧观身大戒经》中亦有：不得以毒药投渊池江海中等规定。表明道教对人自己和动植物的生存环境抱以积极保护的态度，十分尊重和珍惜人类和其它一切生命所仅能赖以生存的地球环境。

结语

英国科学家莱奥波尔德（AidoLeopold）在《大地伦理学》一书中提出生态伦理学的主张，他认为：

（1）人类并非自然界的主人、统治者，而是自然界中极普通的一员。

（2）必须树立生态整体思想，只追求经济功利而不关心生态平衡的做法是极端错误的。

（3）要把权利这一观念从人类延伸到自然界的一切实体和过程，花草树木、飞禽走兽都有生存的权利，人类没有权利去践踏它们的这些权利。[viii]

道教在保护环境方面所制定传授的戒律，可资我们在保护环境方面作借鉴。

用终极价值、终极关怀来善待自然界中的一切生命，保护土地、水、空气的良性循环，保护与我们息息相关的任何生命事物，是必须的，但这种保护必须诉诸严格的法律来实施，不给任何人、任何势力集团以法外循私的“例外”。所谓靠启发民智，提高人的素质来唤醒环保意识，无疑是守株待兔、坐以待毙！恰如坐在即将喷发的火山口上的人，怎能将希望寄托在不知何谓火山喷发的愚人的拯救？等到他们观赏了火山喷发，地球已经毁灭。现在必须号召全世界各国政府、人民联合起来，为保护人类唯一的家园而战。也即：扩大联合国的权限，由其出面签订一种世界环保法律条文，由去下属的保护环境署监督实施，并赋予保护环境署以武装警察的权力，必要时，诉求常规武力强迫执行之

[i]见《洞玄灵宝玄门大义》

[ii]见唐。潘师正《道门经法相承次序》

[iii]见《云笈七鉴》卷四。

[iv]见《无上秘要》卷四。

[v]见《云笈七鉴》卷三九。

[vi]《太平经卷之一百一十八――禁烧山林诀第二百九》第六六八页。

[vii]见《云笈七鉴》卷三八。

[viii]参见李春秋、陈春画编者《生态伦理学》第7～8页。科学出版社1994年。

参考书：

〔1〕世界银行。1990年发展报告〔M〕。北京：中国财经出版社，1990.

〔2〕徐嵩龄。环境伦理学进展――评论与阐释〔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

〔3〕A.伊曼纽尔。我们的家园〔M〕。北京：中国环境出版社，1993.

〔4〕尚玉昌。生态学及人类未来〔M〕。北京：中国环境出版社，1992.

〔5〕〔英〕艾伦。科特雷尔。环境经济学〔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2.

〔6〕〔美〕白吕钠（j.Brunhes）。人地学原理〔M〕任美锷、李旭丹译。北京：科学出版社。1990.

〔7〕〔美〕阿尔。戈尔。濒临失衡的地球〔M〕北京：中央编译局出版社。1997.

环境环境保护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公民环境权利；环境保护；法律确认

公民的环境权利(或称为公民环境权)是指公民拥有享有良好环境的权利，通常包括环境使用权、知情权、参与权和请求权。它区别于:(1)公民、集体或国家对环境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权;(2)国家在环境保护过程中拥有的立法、行政和司法的权力;(3)私法上与环境保护相关的所有权、人身权和相邻权;(4)传统人权理论中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在当今国际社会，公民的环境权利作为一项新兴的基本人权而受到广泛关注。本文试图说明，我国现行环境保护法律体制存在倚重行政环境权力而轻视公民环境权利的弊端;为实现我国环境的有效保护，我国法律应当具体确认公民的环境权利;法律确认进路应两路并行:与环境保护的公权力结合和与传统私权利融合。

1环境保护中公民环境权利问题的提出

立法出于技术考虑，并不必然在法律规则中既对要素(假定条件、行为模式、法律后果)做出规定又对所要保护的权利内容进行宣称。如我国《民法通则》(文中涉及的法律法规均为简称)第一百一十七条第二款规定，“损坏国家的、集体的财产或者他人财产的，应当恢复原状或者折价赔偿”，该规则就并未对国家、集体和公民享有财产权及其内容进行表述。一般地，这样简洁的表述在司法实践中并不会产生理解上的困难，因为这样的表述不言自明或者是在另外的法律条文中对所要保护的权利及其内容进行了明确的规定，在这些法律规则的背后，存在着一张清晰的权利谱系。然而在权利规定比较模糊的时候，法律规则实现对权利的保护则无疑会受到一定的影响，我国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正面临着这样的问题。

我国从1978年首次在宪法中规定“国家保护环境和自然资源，防止污染和其他公害”以来，经过近30年的发展，我国形成了包括宪法、环境保护基本法、环境资源法、环境保护专项法、环境保护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性规章、环境标准、国际环境保护公约以及刑法、民法相关规定在内的庞大灼环境保护法律法规体系，并从“国家保护环境”出发，衍生出了与环境保护相关的一系列行政权力和义务。在我国实行的是各级政府对当地环境质量负责，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统一监督管理，各有关部门依照法律规定实施监督管理的环境管理体制。环境保护方式呈现出了以政府管制为主的特征。在政府管制的模式下，政府对于环境保护享有广泛的权力，宏观上包括制定和完善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及政策，引导经济结构调整，制定环境保护的规划、目标和计划，制定环境保护的标准并监督执行，进行跨行业、跨部门、跨区域的协调等。微观领域包括环境行政许可权，环境行政处罚权等等。政府通过行使环境权力，对环境违法主体科以相应义务，从而达到保护环境的目的。此外，国家公权力还通过刑事手段介人环境保护，我国97刑法第六章第六节“破坏环境资源罪”的规定就是重要的体现。

在政府控制的模式下，相对于国家的环境权力而言，我国公民环境权利的规定则显得薄弱并且模糊不清。政府权力介人环保领域，并没有明确以保护环境权利为目的。如《环境保护法》的立法目的是“为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与生态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保障人体健康，促进社会主义现代业化建设的发展”(第1条)。这里的“保护环境”和“保护环境权利”虽然密切相关但是并不相同，前者从实用主义出发，以解决实际问题为目的，而后者以价值目标为导向，事实上是环境保护的基础，也是目的和手段。我国从宪法到具体的行政法规，没有专门对环境实体权利做出明确的规定，因此有学者认为我国对于公民环境实体权利的规定是“隐形规定”。对于程序性权利，除了受到环境侵害的诉权以外，我国《环境保护法》还规定有检举控告权，《环境影响评价法》和《水污染防治法》规定在一定条件下享有知情权和建议权④，但都并不完善。此外，尽管有一些权利与环境保护密切相关，并在实践中发挥着保护环境的作用，如所有权、人身权及相邻权等的正面规定，但这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环境权利，因为其主旨并不是保护环境法益。传统民事权利制度对于环境保护力不从心，尽管现代民法理论中的财产权、人格权及侵权理论都在发展，但它们离环境保护的要求相去甚远。如北京市某建筑工程公司在施工中因产生大量噪声、震动和粉尘，严重影响了周边四户村民的正常生活，四户村民向北京市某区人民法院提起了民事诉讼，请求法院判令被告停止侵害，但某区人民法院经审理后，以“不属民事审判范围”为由，驳回了原告要求被告“停止侵害”的诉讼请求。

2公民环境权利对于环境保护的意义

环境权利为人类一直自然地享有，并不随着法律的改变而改变，因此也可称为一项自然权利或基本人权，其正当性是不证自明的。随着工业革命带来了严重的环境污染，人类开发利用环境的财产权与享有良好环境的权利产生冲突，才引起了现代意义上公民环境权利的关注和讨论。即便是在这种冲突中，公民环境权利的正当性也是不容质疑的，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确定这种冲突中各种权利的位阶关系和如何协调冲突。美国当代著名学者彼得·S}温茨(PeterS.Wenz)教授在《环境正义论》一书中写到，“倘若发生冲突，财产权至少在某些时候应该做出让步”，“人权如此重要，不能为了更小的目标而妥协。例如，人们不应该为了他能够拥有更廉价的电力而遭受癌症的痛苦”。

就公民环境权利与环境保护的关系来说，公民环境权利是环境保护的基础，同时也是目的和手段。政府权力对环境保护的广泛介人，有着深刻的合理性，环境外部的不经济性⑤和为避免环境的公地悲剧⑥都需要政府权力的介人才能予以克服。在国家，环境保护的行政权力固然来源于宪法的授权，但最终来源于民众的授权。可以说，权力都是直接或间接源于公民权利。英国早期启蒙思想家托马斯·霍布斯(ThomasHobbes)在论及国家的起源时认为，人类是为了避免“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的自然状态才“把大家所有的权力和力量付托给某一个人或一个能通过多数的意见把大家的意见转化为一个意志的多人组成的集体”，这个个人或集体就是者，即霍布斯所说的“利维坦”。继后的英国政治思想家约翰·洛克(JohnLocke)同样认为，“开始组织并实际组成政治社会的，不过是一些能够服从大多数而进行结合并组成这种社会的自由人的同意。这样，而且只有这样，才会或才能创立世界上任何合法的政府”。这些思想后来为1776年美国《独立宣言》所采纳，《独立宣言》宣称“我们认为以下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们才在他们之间建立政府。而政府之正当权力，是经被统治者的同意而产生的”。时至今日，各国宪法基本都确立了“在民”，这是各国政府及公权力存在的合法性依据。我国宪法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因此，在权利与权力的关系上，权利是权力的来源和基础，权力为保护权利而存在。环境保护的行政权力，同样地来源于公民所具有的环境权利，公民环境权利是环境权力存在的正当性所在。从这个意义上讲，公民环境权利为政府参与环境保护提供合法性的基础，环境保护应以保护公民环境权利为目的。

公民环境权利不仅为政府参与环境保护提供合法性的基础，也是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合法性基础。近年来，我国因环境问题引发的以年均29%的速度递增，人民群众改善环境的迫切性与环境治理长期性的矛盾突出，环境问题已成为引发社会矛盾的“焦点”问题。这种非制度化公众参与环境保护属于公众参与的非常态，由于非常态的公众参与表现为组织的非程序性，动机的多层次性，性质的复杂性，行为的非理性以及后果的消极性，对国家的稳定和社会发展有诸多的消极影响。公民有了法律上确认的环境权利，就可以依据环境保护的权利实施相关行为，可以要求义务主体为或不为一定的环境行为，在受到侵害时可以获得法律上的救济，同时也明确了公众环境保护行为正当性的边界。因此，公民环境权利的确立对于公众参与环境保护具有重要的意义。

公民环境权利不仅是主体参与环境保护的合法性基础，而且在实际运行中起着对公权力的制约作用。在公共选择理论看来，政府在提供大多数(包括清洁环境在内的)共用品和服务方面是低效的，表现为浪费、冗员和低生产率，在行政权力介人市场的时候，可能还存在权力寻租的问题。政府低效的原因在于，政府是有自身利益的社会主体。在公共选择中，实际上并不存在“根据公共利益进行选择”的过程，而只存在各种特殊利益之间的“缔约”过程，社会上并不存在所谓的政府所追求的公共利益。从公共选择理论上讲，权力需要制约。从政治文明的发展来看，权力的制约问题可分为三个阶段，即以权力制约权利阶段、以权力制约权力阶段和以权利制约权力阶段。以权利制约权力，是指公民用自己的法律权利制约政府权力，以防止政府权力的变异和滥用，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和社会整体利益!。环境保护是利益冲突比较集中的领域，政府可能会为了地方经济发展而不顾环境保护，也可能会为利益集团的利益而牺牲环境利益，加上政府行为的低效性，公众参与环境保护以权利制约权力就显得尤为重要。

3域外公民环境权利考察

公民环境权利主要是由各类国际会议和文献倡导的。1970年国际社会科学评议会在东京发表的《东京宣言》提出，“我们请求:把每个人享有其健康和福利等要素不受侵害的环境的权利和当代传给后代的遗产应是一种有富自然美的自然资源的权利，作为一项基本人权，在法律体系中确定下来”。1972年6月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的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通过了《人类环境宣言》，该宣言表达了这样一种信念:人类有在一种能够过尊严和福利的生活的环境中，享有自由、平等和充足的生活条件的基本权利。1973年在维也纳欧洲环境部长会议上制定的《欧洲自然资源人权草案》中，环境权被认为是新的人权并将其作为《世界人权宣言》的补充。1986年作为地区性人权文件的《人类与人民权利非洲》第24条规定，所有人民应该享有能够适合他们发展的一般的令人满意的环境权利。1987年2月国际环境法专家组拟订的《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法律原则建议》指出:全人类对能满足其健康和福利的环境拥有基本的权利。1989年《哥斯达黎加促进和平与可持续发展的人类责任宣言》在序言中写到:认识到国际社会确认人类有在保障尊严和福利的环境中生活的基本权利。1991年《关于国际环境法的海牙建议》确立了这样一个原则:国家应该承认对于确保健康、安全和可持续生存与精神福利的个体与集体的基本环境人权。1992年《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宣称，人类享有以与自然相和谐的方式过健康而富有生产成果的生活的权利。1995年国际自然保护同盟起草的《环境与发展国际公约草案》第十二条规定:缔约方努力逐渐全部实现任何人对环境的权利以及为了其健康、福利和尊严的足够的发展水平。

在全球化的对环境权的呼吁中，部分国家以宪法的形式确立了公民的环境权利。如1980年《智利共和国宪法》第3章第19条规定:“所有的人都有权生活在一个无污染的环境中”。1980年《秘鲁政治宪法》第2章第123条规定:“公民有保护环境的义务，有生活在一个有利于健康、生态平衡、生命繁衍的环境的权利”。1987年《菲律宾宪法》规定:

“国家保障和促进人民根据自然规律及和谐的要求，享有平衡的健康的环境的权利”。1993年《俄罗斯联邦宪法》第42条规定:“每个人都有享受良好的环境和获得关于环境状况的信息的权利，都有要求因生态破坏导致其健康或财产受到损失而要求赔偿的权利”。1993年《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宪法》第12条规定:“共和国公民有享受有益于生活和健康的环境的权利”。据统计，全球有四十多个国家即全球五分之一的国家通过的宪法或法律中都规定了环境权。其中，20世纪70年代以后通过的宪法和宪法修正案都没有忽视这一权利。

除了宪法的规定外，部分国家还在环境保护的法律或法规中确立了公民环境权。如1979年美国《国家环境政策法》规定:“国会认为，每个人都应当享受健康的环境，同时每个人也有责任参与对环境的改善和保护”。1998年《法国环境法典》规定:“有关的法律和法规明确规定每位公民均有权拥有一个有益于健康的良好环境，并且由他们确保城市和乡村地区之间的平衡与协调发展”。2002年《俄罗斯联邦环境保护法》第11条第1款规定:“每个公民都有享受良好环境的权利，有保护环境免受经济活动和其他活动、自然的和生产性的紧急状态引起的不良影响的权利，有获得可靠的环境状况信息和得到环境损害赔偿的权利”。

综观国外公民环境权利的文献，我们可以发现:(1)非官方领域对于公民权利的呼吁或宣称对于公民环境权利在法律上的确立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这既反映了现代工业社会环境问题的严峻态势，也反映出了公众对于环境保护所蕴含着的巨大热情和力量。(2)公民环境权利是一项基本权利，这一过去自然就获得和享有的利益在受到侵害过后，开始寻求法律的保护，在传统的人权内容不能涵盖环境权利内容的情况下，不少国家直接将公民的环境权利明确写人了宪法当中，丰富了基本权利的内容。公民环境权利也主要是被规范在宪法当中，是作为一项基础性权利而存在的。(3)环境权的表述上各个界定并不相同，反映出了内涵的丰富性，但其权利主体上并不包括国家，权利内容并不包括主体对环境的开发和利用。因为国家对于环境保护具有的是权力和职责，与环境权利相去甚远，而对环境的开发和利用属于传统财产权规定的范围，环境权利是与环境保护的需要相联系的。

4我国公民环境权利的法律确认进路

环境权利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这一权利在现实地受到威胁和侵害的时候，需要法律的确认和保护。我国面临的环境保护的形势是严峻的，“主要污染物排放量超过环境承载能力，流经城市的河段普遍受到污染，许多城市空气污染严重，酸雨污染加重，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危害开始显现，土壤污染面积扩大，近岸海域污染加剧，核与辐射环境安全存在隐患。生态破坏严重，水土流失量大面广，石漠化、草原退化加剧，生物多样性减少，生态系统功能退化。发达国家上百年工业化过程中分阶段出现的环境问题，在我国近20多年来集中出现，呈现结构型、复合型、压缩型的特点”。环境保护面临的严峻形势与制度层面公民环境权利的缺失有关，公民环境权利是环境保护的基础、目的和手段。在相对单一的环境行政管制方式下，公民的环境权利诉求未能充分实现，环境保护组织不发达，司法权力保护环境的成效不明显(环境公益诉讼难以得到支持)。因此，我国确立公民环境权利，既是正本清源明确环境保护的真谛，也是环境保护的现实需求。

公民环境权利的确认是一项系统工程，要达到有效调动社会力量以及司法权力参与到环境保护中来，切实实现公民环境权利的有效保护，我们认为，在宪法确认以公民享有良好环境为内容的公民环境权后，可沿着两条进路对公民环境权利进行细化。一是与环境保护的公权力相结合，在以权力保护环境的立法中注人公民环境权利的内容。这些权利主要包括:(1)环境知情权。即公民对环境状况、国家的环境管理状况以及自身的环境状况等有关信息获得的权利。(2)环境参与权。即公民拥有参与国家环境管理的预测和决策过程，组成环保的团体，实施公益性环境保护行为等权利。(3)环境行政请求权。即公民的环境权益受到侵害后可以向环境行政部门请求保护的权利。对公民环境权利进行细化的另一进路是与传统私权相融合，将公民环境权利在私法上进行规定。这一类公民环境权利主要包括:清洁空气权、清洁水权、清洁产品权、环境审美权、环境文化权、户外休闲权、避免噪声污染权等。

环境环境保护论文范文第5篇

论文摘要：环境权是人作为人所应该享有的一种舒适生存的自然环境的基本人权，将环境权纳入宪法的保护范围实为必要，理由为:将环境权纳入宪法保护是人权发展的本质要求;将环境权纳入宪法保护是宪法权利义务发展的客观要求;将环境权纳入宪法保护是经济全球化和人权保护国际化的客观要求. 论文关键词：环境权 基本人权 宪法保护 环境权是一项在20世纪60年代才为世人所关注的权利。对于环境权的定义，目前尚无统一的观点。但定义基本有两种方式。一种方式是借用传统的权利概念即生命权对环境权进行定义，并对其内涵界定在一个较小的范围内。另一种方式则认为环境权是一种独立的人权，但还是用传统的权利对其内涵进行较宽泛的解释，如认为包括参与权、知情权等。笔者认为，定义过宽或过窄都不利于环境权的保护。1972年联合国《人类环境宣言》第1条规定:人类有权利在一种能够过尊严和福利的生活的环境中享有自由、平等和充足的生活条件的基本权利。 笔者认为，目前理论界之所以对该问题还存在争议，是由于环境权属于一项新为世人所关注的人权，它的出现给传统的法学理论尤其是传统的宪法理论提出了一些难题，使一些宪法权利义务需要重新设定，于是遇到了一些传统观点的抵触。但我们不能因为环境权在理论上尚存在缺陷而否定其作为一项宪法权利保护的必要性。 一、将环境权纳入宪法保护是人权发展的本质要求 关于人权的一些基本问题，人们还存在较大分歧。如人权的效力来源，是来自社会契约、习惯还是直觉?如关于人权的性质，人权是法定的权利、道德的权利、神定的权利还是其他?虽然在这些基本问题上尚存在争论，但在下列问题上还是达成了共识:人权具有自然性和社会性;人权具有应然性和实然性;人权具有平等性和共同性;人权具有国内性和国际性;人权具有历史性和时代性等等。如果将环境权和上述的人权的各项基本属性相比，不难发现环境权同时具备上述人权所有的基本属性。 有学者以环境权在时间上出现较短为由，否定环境权作为基本人权的属性。理由是环境权“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我们不仅找不到环境权这个基本词汇，而且绝少看到哪怕是疑似的概念、观点或事物。”笔者认为这个理由难以成立。从人权的本质属性来看，人权具有历史性和时代性，在今天世界上所有国家所公认的每一项基本人权，几乎都经历过产生、逐渐为人所关注到每个人都认可的时间过程。如财产权。 环境权是人作为人而舒适生存所拥有的和谐健康的自然环境条件，该项权利自人的出生就已经客观存在。关注是一种主观认识活动，而存在则是一种客观状态，不能以主观上尚未认识来否定客观存在。否则易犯唯心主义的错误。生命权是一种最低层次的基本人权。而环境权与生命权相比，是一种更为高级的基本人权。 二、将环境权纳入宪法保护是宪法权利义务发展的客观要求 将环境权纳入宪法保护后，环境权的权利义务主体便都得以明朗。权利主体就是一国所有的公民。国家或社会组织在某些特定情况下也是权利主体。但对环境权的存在持质疑态度的学者认为环境权由于在享有主体上集体和个体不明，难以划分而干脆以此作为否定环境权存在的一个理由。笔者认为这种质疑理由是难以成立的。对于权利主体，存在个体与集体，抽象主体与具体主体等复合情况是极为普遍的。例如财产权，既有个体的财产权又有集体的财产权，既有具体主体的财产权，又有抽象主体的财产权，如国家财产权。 对于环境权的义务主体，和其他基本权利一样，与其权利主体是重合的。如果用一句话来表述，就是每个权利主 体都享有舒适生活的环境权，但亦负有不破坏环境即不侵害他人环境权的义务。这与传统的权利义务理论是完全吻合的。 三、将环境权纳入宪法保护是经济全球化和人权保护国际化的客观要求 环境权相对于其他基本权利而言有其特点，其中之一就体现在客体的区别上。环境权的客体是地球。而所有国家国土都在地球上相互接壤，一国环境的严重破坏最终必会累及其他国家，这样就决定了环境权比其它人权更具国际性。所以环境权在国际上也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认可。例如，1972年6月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通过《人类环境宣言》，其中加以明确确认:“人类有权在一种能够过尊严和福利的生活环境中，享有自由、平等和充足的生活条件的基本权利，并且负有保证和改善这一代和世世代代的环境的庄严责任。”“按照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原则，各国有按照自己的环境政策开发资源的主权，并有责任保证在各自管辖或控制之内的行动，不致损害其他国家的环境或本国管辖范围以外地区的环境。”这样，环境权在国际上得到了首次承认.1973年在维也纳召开的欧洲环境部长会议上制定的《欧洲自然资源人权草案》，将环境权作为一项新的人权加以肯定，同时还认为应将其作为《世界人权宣言》的补充。1982年召开的《内罗毕宣言》和《里约宣言》等也反复重申了上述《人类环境宣言》关于环境权的观点。就我国而言，我国作为国际政治经济上的一个重要大国，主动向国际靠拢不但是我们为自身提供更大更好的国际平台所必须的，而且也是我国在国际上建立良好的国际形象的客观要求. 另外，在世界上的很多国家中，环境权也已经得到宪法或法律的确认。例如，土耳其宪法第56条规定:“每个人都有在健康和谐的环境中生活的权利。改善环境、防治污染是国家的责任和公民的义务。”西班牙宪法第朽条第1款规定:“所有人都有权利享受适于人发展的环境，并有义务保护环境。”韩国宪法第35条第1款规定:“所有公民有在健康、舒适的环境中生活的权利，国家以及公民应当努力保护环境。”据了解，现在已有60多个国家宪法都有与环境保护有关的条款。约有20个左右国家在宪法中明确规定环境权。 就我国的情况来说，以牺牲环保换取经济效益的情况十分突出，环境污染程度日益严重。环境权不同于其他基本权利，其被损害后几乎不具有恢复性，只有补偿性。所以，应及早将环境权纳入我国的宪法保护权利之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