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政治研究论文范文第1篇

国外学术著作对我国政治学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本文借助《中文社会科学引文 索引》(2000―2007)的数据,利用引文分析法,对政治学学科论文引用的图书进行了统计 处理,推出了我国政治学领域最具学术影响的50种国外学术著作,并对其做了细致的分析, 论证了它们在该学科领域的影响作用。

[关键词] 图书 政治学 CSSCI 引文分析法 学术影响力

中图分类号:D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369(2010)1-0147-13

引言

政治学是一门历史悠久的学科,在整个社会科学体系中具有其不可替代的位置。我国的政治 学科在改革开放之后经历了恢复与发展两大历史阶段,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相对欧美各国 而言,尚未发展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成熟、体系完备的独立学科,因此,挖掘、研读、 学习西方优秀学术著作,汲取其优秀学术研究成果并与中国政治现实相结合,对于繁荣我国 政治学领域、提升政治学研究水平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本文试图挖掘政治学领域内最具学术影响力的国外学术著作,并分析其对我国政治学研究的 重要影响。笔者利用引文分析法,借助于《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对其中200 0―2007年政治学论文引用的图书进行了统计、处理和分析,并依照如下标准:2000―2007 年 间,CSSCI中政治学论文引用80次及以上的图书,或以出版年算起年均被引8次及以上者,遴 选出了我国政治学领域最具学术影响的50种国外学术著作,并在此基础上通过对引用论文的 主题的查询与分析,具体介绍了每本著作的影响领域。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本文所定义的国外学术著作,主要是指在国外出版的外文图书和国外出 版的在国内翻译出版的图书;不包括马列著作、国外历史与政治文献、国外工具书;不包括 国外学者在国内出版的图书,但是包含国内学人在国外出版的图书。另外,本文在统计与处 理CSSCI提供的数据时遵循如下标准:①若书名、作者、出版社都相同,出版年不一致, 在确认是同一本书的情况下,将其合并;②CSSCI中的译著,有的著录的作者是翻译者, 有的是原作者,在确定是同一本书的情况下,合并这两本书并累计被引次数,并把原作者和 译者同作为作者项著录。

国外学术著作对政治学研究的影响概况

本文共遴选出50种国外学术著作,总被引篇次为6373次,篇均被引127-46次。其 中,国际政 治与国际关系类著作共28种,占入选的总数的56%,总计被引篇次3086次,约占总量的48-4 2%;政治学理论类著作共16种,占总数的32%;政治制度类著作共4种,占总数的8%。此外, 图书主题还涉及到经济学、社会学等领域。在50种图书中,外文原著共4种,都是国际政治 类著作,合计被引320次。具体入选图书见表1。

为了便于深入了解这些著作的影响领域,下文将对这些著作进行分类讨论并予以简介。笔者 主要依据图书的主要内容、影响的主要领域并参考中图法相关信息对其进行分类。

政治学理论类著作对我国政治学研究的影响

政治学理论建设,尤其是政治学基础理论的建设是政治学发展的基础和原动力。入选的政治 学理论类著作大多是政治学领域内众人皆知的经典之作。这些经典著作对政治学研究的影响 十分广泛、深刻,每个领域的研究与发展都离不开这些基础理论。该类图书共入选16种,总 计被引2304次,涉及的具体主题包括政治哲学、比较政治学、政治社会学、民主理 论、国家理论及其他政治理论问题等。

《政治学》(被引259次)是亚里士多德关于其政治学理论的一部经典著作,也是古希腊第 一部全面、系统的论述政治问题的著作。它以“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为前提,分析了城邦 的形成及基础,探讨了各种城邦理论、制度,研究了各种政体的种类和变革,并讨论了关于 最好的政体、最好的生活方式和理想城邦的设想。该书被公认为西方传统政治学的开山之作 ,被广泛引用于政治哲学、政治思想与政治制度等各个领域。

《正义论》(被引218次)一书共分“理论”、“制度”和“目的”三编,分别对有关正义 的理论、原则、正义原则怎样应用于社会制度以及正义理论的稳定性和正义的善等问题进行 了详细的解剖与论述。作者罗尔斯继承了西方契约论的传统,进一步提出了“公平的正义” 的理论。该书逻辑严密,思想深奥,对于政治哲学、中外政治制度、行政伦理等研究领域影 响十分深刻。

《社会契约论》(被引215次)一书详细论述了人的自由与社会公约、社会公约与公意、立 法、政府的形式以及巩固国家体制的方法等,探讨了如何在社会状态下实现社会平等的问题 ,提出民主共和国的社会理想,试图创立一种真正合法的社会契约。该书被广泛引用于政治 哲学领域、当代中国政治制度以及行政学的研究论文中。

《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被引198次)对东西方和第三世界24个国家的政治体 制、政治文化和政治决策的特点进行了分析和比较,试图在各种不同类型的国家中找出具有 共同意义的可资比较的概念和标准,进而通过这些概念和标准,运用结构-功能主义体系 方法去分析评价一个国家的政治体系的实际运行过程。该书是比较政治学研究的典范之作, 被许多政治哲学、政治文化、中外政治制度研究方面的论文所引用。

《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被引189次)以1974―1990年期间发生在世界范围内 的民主化运动为研究对象,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描述,并进一步探讨了这波民主化运动的原因 、方式以及后果。该书横跨理论和历史两个领域,可以使读者对发生在这一特定时期的繁杂 的重大的政治事件有一个条理性认识,对诸国家民主化运动有深刻的了解。该书对研究各国 政治制度与政治发展方面的论文有深刻影响。

《论法的精神》(被引179次)是孟德斯鸠最重要的、影响最大的著作。作者在三卷中分别 探讨了法与政体、法与政治权力、法与地理环境和民族风俗的关系,提出了政治自由与三权 分 立的重要思想,对近代以来的资产阶级政治实践和政治思想产生了直接而深远的影响。该书 被政治哲学、当代中国政治制度、行政管理与行政法学方面的论文广泛引用。

《政府论》(被引145次)共上下两篇,洛克在上篇中批驳了罗伯特•菲尔麦的君权神授和 王位继承学说,在下篇中讲述了君主立宪制下的议会理论。洛克用自然法学说和社会契 约论阐述国家的起源和本质,论证了生命、自由和私有财产是人神圣不可侵犯的自然权利, 最早提出了分权的思想。《政府论》为在英国建立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提供了理论依据,对 今天的政治理论与政治制度的研究仍具有非凡的意义。

《民主新论》(被引138次)是一部具有相当学术深度的、完整的民主论著。该书的基本线 索是主流民主理论,它整理了民主理论研究的使用语言和学术规范,梳理了各种概念间的关 系,理顺了当代各种关于民主的争论。该书被较多地引用于民主理论、中外政治制度以及行 政学的研究论文中。

《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被引105次)共分“社会主义之后”、“五种两难 困境”、“国家与公民社会”、“社会投资型国家”、“迈向全球化的时代”五章。作者阐 明了开拓第三条道路在当代政治中的可行性和必要性,引起了广泛争论。引用该著作的论 文主题主要集中于西方社会民主主义与社会的研究。

《自由秩序原理》(被引100次)是自由主义思潮最重要的经典之一。全书共分三部分:自 由的价值、自由和法律、福利国家的自由,并包含一个“为什么我不是一个保守主义者”的 著名后记。作者陈述了自由哲学、法律及政治的基本原则,并揭示古典原则怎样才能被运用 到福利国家的特殊情境。[注:俞可平主编-西方政治学名著提要-江西人民出版社,2 000:360]该书在政治哲学领域以及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的研究中被广泛引用。

《利维坦》(被引100次)是霍布斯的一本有关国家理论的专著。该书共分“论人类”、“ 论国家”、“论基督教体系的国家”、“论黑暗的国家”四大部分,其国家学说充分体现了 “恐惧”和“自由”的意义。引用该书的论文主题主要集中于国家理论研究以及其他政治哲 学与政治制度相关领域。

《法哲学原理》(被引96次)的全称为《法哲学原理或自然法和国家学纲要》。该书以国家 学为主要内容,把国家作为一种理性的东西来理解和叙述。此外,还涉及法、权利、道德、 伦理和社会等内容,系统地反映了黑格尔的国家观、法律观、道德观和伦理观。该书对政治 哲学研究有重要意义,被大量引用于公民社会的研究论文中。

科恩的《论民主》(被引94次)是一部以哲学语言分析民主规范的精深之著。该书主要采用 规范的分析方法,来论证民主价值的合理性、重要性与普遍性。作者把民主定义为高度参与 的社会管理和公民决策的体制,强调民主过程实质不仅在于选择,而在于公民自身的参与和 经历,并臻于全体民主。该书主要从公民的角度来分析民主的含义,在民主理论、政治制度 以及行政学的研究中都被广泛引用。

《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被引94次)是一部以论析民主政治的社会基础为主旨的政治 社会学著作。书中论述了民主秩序的条件、西方民主国家的选举、美国社会的政治行为、民 间社团的政治等内容。作者李普塞特开创了政治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引用该书的政治学论文 主题主要集中于政治哲学领域以及中国政党制度研究。

《政治科学》(被引89次)一书分为政治基础、政治态度、政治互动、政治制度、政治行为 五编。全书采取兼容并包的方法,以科学、客观的态度分析不同的意识形态和政治体系,在 认可美国民主体制的同时,也批判了美国现实政治的弊端。引用该书的论文主要集中于政治 哲学、政治文化、中外政治制度等方面。

《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被引85次)一书运用现代系统论的观点和方法,深入地探讨了政 治体制建构中的结构特征、文化内涵、交往渠道等机制,并研究了支持这些机制运行的诸环 节以及当其出现阻隔时的调节文案。引用该书的政治学论文主题主要包括公共政策、政党制 度、政治学方法论研究等。

国际政治类著作对我国政治学研究的影响

国际政治学(含国际关系和外交学)作为政治学一级学科下属的二级学科,是政治学研究的 一个重要领域和方向。在中国,国际政治学还是一门年轻的学科,大量参考与借鉴国外优秀 研究成果是国内国际政治研究发展的必经之路。此次遴选出的国际政治类著作(含外文原著 和译著)在所有国外著作中占56%的比重,其涉及的主题十分丰富,包括国际政治与国际关 系理论、外交学、美洲政治、欧洲政治、亚洲政治、全球化问题等。

《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被引277次)是一本论述美国当前和长远欧亚 战略的重要著作。作者布热津斯基在综合分析欧亚大陆地缘战略的重要性和存在的问题的同 时,着重分析了美国的霸权或世界首要地位的特征、范围和深度,欧亚各大国的现状和发展 前景,美国如何周旋于各大国之间而处于最有利的地位,以及中国在美国对欧亚的战略中所 处的关键性地位等。[注:宋以敏-评布热津斯基新著“大棋局”-国际问题研究,199 8(1):46-49]该书对于学者研究美国对外战略以及世界战略格局变化具有重要意义 。

《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中译本被引276次)论述了国际政治的四种社会理论、科学实在 论与社会类别、权利与利益的建构、结构施动和文化、国家与团体施动问题、三种无政府文 化等。作者亚历山大•温特借鉴哲学和社会学的理论,以社会学的视角来审视国际关系。该 书是一本全面阐述温特社会建构理论的著作,也是深入研究文化和观念在国际关系中重要意 义的力作。

《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被引251次)以对西方国际关系学说的本源性思考为逻辑出发 点,引出国际关系这一学科发展过程中的各种流派及其哲学的和政治思想的根源,并客观地 介绍了各自的理论范式和研究方法,分析各种理论流派的内在相互关系,展示了该领域非线 性的理论发展图景。 张静-探索西方国际关系“精神的历史”的经典之作――评《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 第五版)-学术论坛,2005(6):5961 该书被誉为探索西方国际关系“精神的历史”的经典教 材,被国际关系研究方面的论文广泛引用。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被引245次)是亨廷顿的一部重要著作,该书对冷战后全球政治的演变作出了解释。亨廷顿认为,在冷战后的 世界,文化和宗教的差异而非意识形态的分歧将导致世界几大文明之间的竞争和冲突。 该 书是冷战后世界影响最大同时引起争议最多的著作之一,主要被引用于“文明冲突论”、文 化视角的国际关系、全球化问题研究中。

《大外交》(被引154次) 叙述了从17世纪欧洲的30年战争,到苏联解体、冷战结束的几 百年间纷纭变幻的国际风云。作者以其独到的见解分析了世界各国外交风格的差异,重点提 示了美国外交政策的思想实质。该书对于国际关系史研究具有重要价值。

《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中译本被引147次)借助多方面的理论材料 ,对后霸权时代的合作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分析了世界政治经济中合作得以发生的国际 机制的作用以及随着美国霸权的衰落而发生的变化,回答了霸权衰落后如何通过国际体制的 运转使世界政治经济得以继续合作的问题。该书是迄今为止对国家间合作问题进行研究得最 为全面、最有影响的一部著作,被频繁引用于国际关系理论、美国霸权和对外政策研究论文 中。

《国际政治理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被引144次),主要讨论了 “理论”的定义及国际政治理论的建构过程,阐明了政治结构的产生、无政府状态的特性以 及国家在系统中预期的可能变化,并对国际政治的结构理论进行了检验。该书建构了国际政 治的系统-结构研究框架,提出了著名的“结构现实主义”理论,是当代国际政治领域影 响最大的著作之一,被广泛引用于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论文中。

《大国政治的悲剧》(中译本被引125次)以大量的事实、缜密的逻辑阐述了“进攻性现实 主义”理论。作者以其清晰易懂的文笔,解释了为什么安全竞争与国际体系紧密相关,区分 了大国权力竞争的不同模式。该书堪称“进攻性现实主义”的权威之作,主要被引用于国际 关系的现实主义理论研究中。

《国际纵横策论:争强权,求和平》(被引121次)主要围绕“国际政治即争强权”这一主 题进行论证。汉斯•摩根索提出了现实主义六原则作为论证的根基,透辟地分析了权力均衡 、世界舆论、国际法等因素对权力冲动的制约作用,并结合二战以来的国际政治现实,对新 的权力均衡、世界一体化等重大问题进行了细致考察。该书又名《国家间政治:寻求权力与 和平的斗争》(被引119次),被认为是现实主义的奠基之作,被广泛引用于国际关系理论 研究中。

《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被引111次)所探讨的核心问题是国际政治的稳定与变革。 作者罗伯特•吉尔平力图构建出全新的概念框架,综合运用历史、社会学和经济学方面的理 论来分析世界秩序变革的动力与根源,讨论国际体系的稳定与各个行为主体不平衡的实力增 长之间的关系。该书是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中最有影响的著作之一,被广泛引用于国际关系 理论、各国外交战略、全球化问题研究。

《权力与相互依赖》(被引84次)一书论述了相互依赖的概念、复合相互依赖的理想模式、 权力与相互依赖的关系以及国际制度在相互依赖的国际社会中是如何运作的 。该书既有理论上的深度建构,也有实践上的指导价值,两位作者将全球化、国际机制与相互 依赖概念相整合,对21世纪初的世界政治进行了严肃的理论分析,使得该书成为新自由制度主 义发展的颠峰之作, [注:门洪华-建构新自由制度主义的研究纲领――关于《权力与相互依赖》的一种解读-美国 研究,2002(4):111-122] 被广泛引用于国际关系理论、区域一体化、中美日俄外 交关系与外交战略研究。

《理解国际冲突:理论与历史》(被引81次)运用传统的现实主义方法,以伯罗奔尼撒战争 为引子,用简洁的语言和历史事例来阐述复杂的国际政治现实,利用对国际体系的层次分析 来对重大的历史事件进行剖析,对冷战后的相互依存现象进行思考,并提出新的世界秩序的 构想。引用该书的政治学论文主题主要有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日、中美关系,美国对外政 策,区域合作,中国崛起问题等。

《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被引75次,2001年出版)反映的是20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 初国际关系理论中的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之争,该书涉及的主要是两种流派的研究对象 、研究方法和理论效用等,对于具体的国际政治层面,涉及不多。该书被较多引用于国际关 系理论研究领域的论文中。

《全球化与政治》(被引73次,2000年出版)选录了乌尔里希•贝克主编的学术论文集《全 球化的政治》(美因河畔法兰克福1998年德文版)和《世界政治的前景》(美因河畔法兰克 福1998年德文版)中的部分论文。其主题主要包括全球化时代的民主、工业关系、国际合作 、环境政策、超越民族国家、跨国社会空间、种族归属等问题,对于研究全球化政治具有重 要参考价值。

《全球大变革:全球化时代的政治、经济与文化》(被引70次,2001年出版)对全球化进程 中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移民等问题进行了历史描述和比较分析,在总结了三种全球 化理论的基础上建立了自己的分析模式,并用这个模式对六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不同全球 化维度中的表现进行了分析。该书是研究全球化问题的重要著作,主要被引用于国际关系理 论,全球化视野下的国家、安全、文化、治理、合作问题以及中国对外政略研究论文中。

《无政府社会:世界政治秩序研究》(被引67次,2003年出版)从国家组成国际社会这一基 本观点出发,分析了国际秩序如何得以维持的重大理论问题。作者认为,均势、国际法、外 交、战争和大国等国际社会的制度同国际秩序的维持有着密切的关系。该书是西方国际关系 理论流派中的“英国学派”最负盛名的代表作,主要被引用于国际关系理论特别是“英国学 派”国际政治思想研究、中国对外关系研究等。

《新现实主义及其批判》(被引58次,2002年出版)辑录了国际关系理论史上“第三次论战 ”期间,肯尼思•沃尔兹、罗伯特•基欧汉、约翰•鲁杰、罗伯特•考克斯等著名理论家最 重要的文本,展现了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社会建构主义、后现代主义、西方马克思主 义等理论流派的学术精粹,集中探讨了当代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问题。该书是迄今为止国际 关系理论批评史上最有影晌的作品之一,主要被引用于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论文中。

Paradox of American Power:why the World's Only Power can't go it Alone(被引 57次 ,2002年出版)分析了美国霸权的现状和面临的问题,对美国外交政策中的单边主义、傲慢 自大和鼠目寸光提出了批评意见,回答了美国在21世纪面临什么样的挑战,如何重新界定美 国利益等一系列重要问题。[注:杨牧之主编-中国图书年鉴(2003)-湖北人民出版 社,2004:162]该书被认为是“9•11”事件后美国对其外交政策进行反思的 代表作,主要被引用于美国国家利益与对外战略研究、中国对外政策研究、软实力研究的论 文中。

《新安全论》(被引55次,2003年出版)展示了哥本哈根学派对安全问题的独到思考。该书 的核心概念之一是颇具争议的“安全化”及“非安全化”。作者对“古典复合安全理论”做 出了重要的修改和超越,从宽泛的“领域研究”和明确的“建构主义观点”两大方面对其重 新定义,提出了“超越古典复合安全理论”。[注:高峻-哥本哈根学派复合安全理论 的修正和演进-教学与研究,2005(10):89-96]该书是国际关系研究中社会建构主 义的重 要理论文献,主要被引用于国际安全理论、非传统安全问题、区域安全合作等方面的论文中 。

《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被引43次,2003年出版)从国际政治最微观的分析层次 入手,使用大量国际关系史实,从认知心理学角度分析国际社会中冲突和战争的原因。作者 认为,追寻战争和冲突的原因,不仅要分析国际体系和国家体制,而且要研究决策者个人的 认知心理,探寻决策者知觉形成的原因,分析错误知觉可能产生的后果。引用该书的论文主 题主要有国家安全研究、外交政策研究、国际关系中的心理分析等。

《世界历史中的国际体系:国际关系研究的再构建》(被引34次,2004年出版)以国际体系 为主线,阐释了在过去6万年时间里,人类如何从分散的采猎群演进成今天高度一体化的全 球性国际政治经济体。作者将主流国际关系理论与世界历史研究相结合,对当今以《威斯特 伐利亚条约》签订以来欧洲史的阐释为基础的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提出了质疑和挑战。引 用该 书的论文主题主要有国际体系、国际合作、国家等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以及“英国学派” 的国际政治思想研究等。

《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被引27次,2005年出版)将“文明的冲突”的 视角由国际转向美国国内,论述了美国国家特性所受到的种种挑战。全书从美国的国家利益 出发,阐述了美国在21世纪初所处的国际形势以及在世界上应起的作用。该书被较多的引用 于美国政治与文化、美国对外政策研究的论文中。

《世界政治理论的探索与争鸣》(被引21次,2006年出版)共收录13篇代表性论文。全书围 绕国际政治经济学、国内政治经济与国际政治经济的关系、国际制度的运行及变化方式等进 行了讨论,梳理了国际政治理论30年的发展历程,并指明了未来的发展方向。该书反映了国 际政治学科前沿性研究的整体面貌和发展现状,主要被引用于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论文中。

政治制度及其他类著作对我国政治学研究的影响

1-政治制度类

政治制度的研究始终是政治学研究的核心内容之一。在入选的国外学术著作中,政治制度类 图书共4种,占总数的8%,被引篇次705次,占入选国外学术著作被引总量的11-06%。但是 ,入选的该类图书基本都是政治制度理论类著作,较少涉及对具体政治制度的讨论与分析。

《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北京三联书店1989年版被引295次)研究了第三世界国家在实 现现代化过程中的政治参与和政治稳定问题,审视了发展与稳定的关系,提出了政治秩序论 ,为战后西方兴起的现代化理论增添了新内容。该书是20世纪后期政治学研究的经典著作之 一,被研究政治制度、政治稳定与政治发展等方面的论文频繁引用。

《论美国的民主》(被引168次)分为上下两卷。上卷讲述了美国的政治制度并对美国的民 主进行了社会学的分析;下卷讲述了民主对美国社会智力活动、精神、民情以及政治社会的 影响。该书是研究美国民主最经典的著作,在今天的政治哲学与中外政治制度的研究论文中 被频繁引用。

《联邦党人文集》(被引111次)是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詹姆斯•麦迪逊和约翰•杰伊三 人在美国的制宪会议时期,为争取批准新宪法而以共同笔名在纽约报刊上发表的一系列的论 文文集。它详尽全面地论证了宪法的合理性,并对与人民自治政府有关的最为重要的政治课 题加以探讨。该文集在中外政治制度、民主的研究中被引用频率很高。

2-其他类

《经济与社会》(被引178次)分上下两卷,以现代西方社会为立足点,通过对古今东西方 文明的比较,突出以理论化为方向的现代西方文明的本质和特征。书中对经济、政治、法律 和宗教的社会行动和社会制度进行了详细的比较分析,试图对社会行动的结构进行阐释。引 用该书的论文主题十分丰富,主要有政府行政与公共行政、公共性与公民社会、官僚制、政 治合法性研究等。

《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被引100次)是诺思以西方产权理论、制度变迁理论对经济史 进行解释的一部代表作。诺思在方法论上恢复了理论与历史相结合的经济学优良传统,在该 书中形成了一个包括产权理论、国家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在内的制度变迁理论,其理论一反 传统的经济增长理论,认为对经济增长起决定作用的是制度因素。该书被频繁引用于制度变 迁理论及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的研究论文中。

国际政治研究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 国际政治研究 CSSCI 国际政治论文 关键词分析

中图分类号：D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369（2007）4-0086-10

引 言

中国国际政治学（含国际关系和外交学）是一门年轻的学科，改革开放后进入长足发展时期 ，取得了诸多研究成果。进入21世纪后，中国国际政治学科的现状和发展开始受到专业内外 一些人士的关注，先后形成了一些关于中国国际政治学科的评价报告或文章。［1］ 但迄今为 止，国内各界特别是国际政治研究界对本学科专业及其研究现状的评价，大多借助评价者本 人的学术素养、学术积累和研究经验，以专业数据库为基础的评价或研究尚不多见。［ 2］除 学科队伍、人才培养、基础建设、资金投入等项目以外，著作和论文是评价学科专业的两大 重要标准。本文的旨趣，在于借助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中文社会科学引文 索引》（CSSCI）数据库中的国际政治论文关键词对中国国际政治研究 的对象和内容做出初步评价。

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CSSCI数据库，其来源期刊参照美国《科学引文索引》 （SCI）选用期刊比例和《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CSCD）选用期刊比例，根据北京大学《 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第二版）期刊目录、全国社会科学领域1000名专家的通讯推 荐和 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咨询委员会的认可而确定，具有科学性、代表性、公正 性、可靠性和权威性，得到了教育部的支持、资助和推介。［3］该数据库中的国际 政治类期 刊，涵盖了该学科领域的所有核心和重要期刊，其数据来源可靠可信，完全能够成为评价本 学科研究现状的重要依据。借助CSSCI国际政治论文关键词的数据分析，我们可以对当前中 国国际政治研究的对象、领域、议题以及其中存在的问题和缺陷，形成一个大致的轮廓，从 而为我们克服当前研究的不足，并展望中国国际政治的未来前景，指出一个明确的方向。

中国国际政治研究的热点和重点

1998―2005年CSSCI国际政治论文所标引的关键词共16383个，标引总次数42158次 ，关键词 的平均标引2.57次。标引50次以上的关键词，共67个，为所有关键词的0.41%，标引次数7717次，为所有关键词标引总次数的18.30%，平均标引115.17次。标引10次以上的 关键词，共5 94个，为所有关键词的3.63%，标引总次数17661次，为所有关键词标引总次数的4 1.89%，平 均标引29.7次。标引5次以上的关键词，共1305个，为所有关键词的7.97%，标引 总次数22192次，为所有关键词标引总次数的52.64%，平均标引17次。

这16000多个国际政治关键词，几乎涉及人文社会科学的所有学科和专业，被标引次数 最多的关 键词“国际关系”高达707次，紧随其后的两个关键词“全球化”和“中美关系”的标引次 数均达到297次，如表1所示。这些关键词的性质、分布、标引次数及其年度变化，反映了这 个时期中国国际政治研究内容的变化，特别是研究热点和研究重点的承继和变化。

表1列出了标引50次以上的关键词，共67个，其标引总数和平均标引已如上述。在这67个关 键词中，排除“国际关系”、“国际政治”、“对外政策”、“书评”四个过于宽泛或笼统 的关键词，其余63个关键词，占所有关键词的0.38%，但它们的标引总次数6360次，是 所有 关键词的15%，平均标引超过100次。这些关键词反映了中国国际政治学者的研究重点和热点 ，其中，居于前列的包括全球化、中美关系、美国研究、俄罗斯研究、日本研究、恐怖主义 和国际反恐、国际关系理论、欧洲和欧盟研究、民族主义、地缘政治、国家利益、霸权主义 、国家、联合国研究、等研究领域。这些关键词的标引，均超过80次。其他引 起中国学者关注的重要议题和问题，包括国际合作、中国外交、单边主义、意识形态、中俄 关系、国际安全、国际格局、人权、国际法、全球治理等研究领域、议题和问题。为方便分 析，本文将国际政治关键词分为11个类别，表2列出了标引10次以上关键词分类情况。

中国国际政治研究的特点和问题

根据中国国际政治学科专业的历史和现状，本文将1998―2005年CSSCI国际政治论文标引10 次以上的关键词分为11个类型，按照标引总次数排列，依次为国际政治问题、国别研究、中 国外交、战略与国际安全、全球化和世界经济、大国关系、国际热点问题、地区研究、国际 制度、国际关系理论、人物研究。这些类别的关键词，在分布、标引次数及年度变化上，都 表现出各自的特点，它们表明，我国国际政治研究在对象和内容不仅有稳定性，也有着相当 大的变化。

根据表3所示，这11类关键词又可归纳为四个方向，它们之间的联系、重叠和差异，可以进 一步说明中国学者的研究兴趣、成就、不足和趋势。

第一方向包括三个类别，分别是全球化和世界经济、国际政治问题和国际热点问题。

全球化和世界经济类的关键词共46个，标引总次数1337次，平均标引29次。这个类别的 关键 词，当然明确地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全球化。“全球化”一词是CSSCI国际政治论文中标引 次数最多的关键词，达297次，与“中美关系”并列第一。它以及其他4个相关的关键词“经 济全球化”、“全球治理”、“反全球化”、“反全球化运动”的标引总次数为670次，平 均标引134次。这5个关键词，仅为“全球化和世界经济”类关键词的10%，但其标引次数却 超过50%。这表明，全球化研究是中国国际政治研究的重要分支和最显著的热点，其原因包 括全球化对世界各国的影响越大越大、中国融入世界的进程和速度加快等。二是关于世界经 济的相关问题研究，包括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国际经济、经济合作、贸易合作、金融危机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包括WTO）、环境保护、能源问题以及相关地区和国 家的经济等方面。中国国际政治学者对这些问题的研究，明显落后于世界经济学者，上述各 关键词的较低的标引次数和较低的年平均增长率，就是明显的说明。这个现象，与其说与世 界经济形势或重大国际经济事件有关，毋宁说与大国关系和地区政治形势（一定程度也包括 地区经济形势）更有联系，是国际政治学者对世界经济的本能反映，因为他们大都不熟谙世 界经济事务。

国际政治问题类型的关键词数量之大和标引总次数之多，在本文11项分类中均位列第一，其 平均标引次数为29.8次。这个类型的研究或问题，大致可以分为四个方面：一是笼统的国 际 政治研究，主要涉及“国际关系”、“国际政治”、“外交政策”、“世界政治”、“国际 形势”等15个关键词，为该类关键词总数的7.5%，其标引次数为1597次，为该类关键 词标引 总次数的26.9%。可以看出，这些关键词大都出自国际政治专业的期刊，作者可能是国 际政治专业的学者、初入门者以及跨学科专业的作者，因为专业期刊和专业作者的国际 政治论文的关键词都比较专业；二是关于国际政治若干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的研究，如“民 族主义”、“民族问题”、“国家利益”、“国家”、“意识形态”、“新干涉主义” 、“人权”、“人道主义干涉”、“国际干预”等，它们既涉及我国国际关系学科和理论建 设的总体发展态势，又反映我国学者对国际政治和外交政策的大致倾向；三是关于国际政治 总体趋势的研究，如“单极”、“多极”、“霸权主义”、“单边主义”、“帝国主义”（ “新帝国主义”）、“国际关系民主化”，其标引次数和年平均增长率所反映的现状、问题 和趋势，类似于上一个方面的研究；四是关于国际政治中的一般问题研究，包括政治和政党 问题、社会问题（如社会转型、社会改革、社会稳定、社会保障、社会福利、农民问题、青 年问题、妇女问题）、文化冲突、宗教问题。在以上四个方面中，第四个方面的内容极其广 泛，没有特别集中的主题，说明我国的研究较为分散，也欠深入。

国际热点问题类的关键词的平均标引为32.58次。在本文所有关键词的11个分类中，该类关 键词的数量和标引总数都不高，但年平均增长率最高，为68.05%，说明我国国际政治研究 者 具有敏锐性，能够及时地对国际重大事件及其变化做出反应，抓住最重要的国际热点问题， 并进行相应的研究。这方面的研究有两个特点：一是在时间上对正在发生的重大事件做出反 应，如1999年科索沃危机和战争、2001年“9•11”事件、2003年伊拉克战争和新近爆发的 朝鲜核危机；二是在地理分布上围绕那些同我国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密切相联的事态，如恐 怖主义和国际反恐斗争、朝鲜核危机与半岛局势、伊拉克问题等。在具体的研究议题上，一 是恐怖主义和国际反恐（如“‘9•11’事件”、“恐怖主义”、“伊拉克战争”、“ 伊拉 克”）是当前研究的重中之重，相关关键词的标引次数远远超过其他方面；二是中东问题（ 包括“阿以冲突”、“巴以冲突”、“中东和谈”等）引起学者们的持续关注；三是“科索 沃”、“科索沃战争”、“科索沃问题”、“新干涉主义”等随着相关热点问题的消失而趋 于衰退；四是未能引起充分注意或未深入研究的问题，如伊朗核问题（2005年后随着伊朗核 问题的发展而有所变化）以及非洲、拉美和东南亚其他热点问题，未能引起我国学者的高度 关注和研究。

第二个方向分为大国关系、中国外交、战略与国际安全三个类型。

大国关系类是中国国际政治研究的重中之重，其关键词的平均标引为44.34次。标引次数最 多的是中美关系、中日关系、中俄关系，分别为297次（如果将“美中关系”统计进去则是3 07次）、183次、67次（如果将“中苏关系”33次和“中苏论战”15次统计进去则为115次） ，年度标引次数一般呈增长趋势，并未来出现巨大的波浪型变化，这表明“中美关系”、“ 中日关系”、“中俄关系”始终是学者们关注和研究的重点。然而，学者对这三对双边关系 的研究是不平衡的，“中美关系”的标引次数分别是“中日关系”和“中俄关系”的1.6倍 和4.4倍，表明中美关系不仅是中国外交中的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也是学者最为关注的研究 领域。第二类是逐渐升温的双边关系以及逐渐升温的研究，包括中印关系、美印关系、中欧 关系，如中印关系2001―2005年间的标引次数分别是3次、3次、7次、6次和8次，基本呈现 逐年增长趋势。第三类是呈现出波浪型变化的双边关系，如美欧关系（欧美关系）、美俄关 系（俄美关系），表明它们易于受国际形势或重大国际事件的影响，如“美欧关系”的标引 高峰出现在2003年，这部分是因为伊拉克战争爆发前后美欧分歧所引起的；“美俄关系”以 及“俄美关系”的标引高峰分别出现在2000年和2003年，分别是8次和11次，其原因是两国 总统选举、《反导条约》的存废以及伊拉克战争爆发引起两国关系的波动。第四是略呈下降 趋势的双边关系，如美日关系（日美关系）、俄日关系（日俄关系），学者对其关注的下降 ，说明它们可能成为衰退中的双边关系，其对国际政治的影响可能逐渐趋弱。

关于中国外交类的关键词，其平均标引为35.38次。在这个类别中，一些“重要”而又“特 殊”的关键词说明了相关研究的特点和趋势。其一，“中国崛起”、“和平崛起”、“中国 和平崛起”3个关键词的标引共73次。其中，“和平崛起”在2004年达到28次的标引高峰， “中国崛起”和“中国和平崛起”在2005年分别达到16次和8次的标引高峰，表明中国的崛 起已成为学者们的研究重点和热点，随着中国迅速发展的持续、国际影响和作用逐渐增强， 这个趋势还会进一步发展。“中国”也是如此，其标引次数为37次，2002―2005年分 别是5次、5次、10次和13次，年平均增长率约77%。其二，一些关键词的标引频率，是与中 国外交政策的当前趋势相联系的，“”、“对台政策”、“历史问题”、“和平共 处五项原则”的标引高峰分别是2000年25次、2004年6次、2003年10次，2004年9次，其对应 的重大事件是2000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2004年中国中央政府调整对台政策、2003年中日 政治关系因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参拜靖国神社以及日本国内右翼势力掀起新的否认侵略历史 的浪潮、2004年中国纪念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提出50周年，因而引起学者的关注和宣示。

战略与国际安全类关键词共62个，在标引10次以上的关键词总数中占10.44%，标引总数1 343次，为同类关键词标引总数的7.6%，平均标引21.66次，年平均增长率为22.05 %，仅次 于“ 全球化和世界经济”类，说明该方面的研究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或前景。首先是关于国际安全 的一般研究，如“国家安全”和“国际安全”两个关键词，其标引总次数分别为100次和64 次，标引高峰分别是2001年22次和1999年15次，其变化均呈现波浪型趋势，表明学者们的研 究受到国际局势或重大国际事件的较大影响。其次是关于美国战略研究的关键词，按标引总 次数排列，依次为“美国全球战略”、“美国安全战略”、“美国对外战略”、“美国战略 ”、“美国中东战略”、“美国对华战略”、“美国军事战略”，平均标引11.7次，且其 标 引高峰均出现在2003―2005年，这说明，一方面中国学者对美国战略的关注和研究，远远超 过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所有大国，另一方面他们还在加大加深对美国战略的研究。与此相 关 ，关于北约和美日同盟（日美同盟）方面的研究，“北约”、“北约东扩”、“北约新战略 ”、“美日同盟”、“日美同盟”等5个关键词的标引总次数达130次，平均标引26次，超过 美国战略方面，说明我国学者关于美国战略研究的一个重点，是其联盟战略的现状及其未来 趋势。第三，非传统安全和国际安全合作研究成为中国学者关注的另一个重点，“非传统安 全”、“新安全观”、“合作安全”、“危机管理”、“安全政策”、“集体安全”、“安 全共同体”、“维和行动”等8个关键词的标引总次数达183次，平均标引约23次，而且各单 个关键词的标引高峰均出现在2004年或2005年，呈现出与美国战略研究相同的趋势。第四， 在传统安全研究领域和非传统安全研究领域，均呈现出衰退或研究不足的趋势。前者如核武 器、军备竞赛、军备控制，呈负增长率；后者如国际干预、军事合作等，平均标引仅为10次 ，而且是近几年才开始出现，说明了学者们的兴趣不高和研究缺乏。

第三个方向包括国际关系理论、国际机制和人物研究三个类别。

国际关系理论类的关键词数量不大，但其标引总数的百分比为4.39%，平均标引约41次，仅 次于“大国关系”类关键词的平均标引；它们的年平均增长率也很高，在所有11类关键词中 位列第二，仅次于“国际热点问题”。显然，中国国际政治学者对国际关系理论的关注不断 升温，研究日益广泛而深入，成果逐渐增多。这里大致表现出三个特点：其一，国际关系理 论研究不断升温，“国际关系理论”、“国际政治理论”、“外交思想”等3个关键词的标 引总次数为202次，平均超过67次，前两个关键词的标引高峰均出现在2005年，说明其引起 关注的趋势还在发展。其次，关于各个理论流派的研究较为全面，涉及所有主要的理论流派 ，按标引次数分别为“马克思主义”、“现实主义”、“建构主义”、“女性主义”、“英 国学派”、“进攻性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和“理想主义”，其中，“建构主义 ”和“英国学派”的研究不断升温，其标引次数分别在2004年和2005年达到26次和13次，且 年平均增长率较高，表明它们得到中国学者关注、研究和应用的程度。［4］其三， 国际关系 学科建设和方法论研究并未引起高度关注，“国际关系学”、“国际政治学”、“学科建设 ”、“外交学”等4个关键词的标引总数为68次，平均标引17次，而且，其年平均增长率为 负数；“方法论”的标引次数仅为18次，除2004年标引高峰11次以外，其他各年均为1次或3 次，有的年份甚至没有标引。但值得庆幸的是，作为衡量国际政治学科发展的标准之一的图 书评论（书评），却呈逐年增长之势，两个相关的关键词的标引总次数为125次，平均标引6 2.5次，年增长率也较高，其发展趋势与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前景完全一致。

在国际制度研究领域，其关键词的数量与“国际热点问题”类相同，但标引总数却比之减少 约0.6%，平均标引29.5次，但它们的年平均增长率在所有11类关键词中位列第三，仅次于 “ 国际热点问题”和“国际关系理论”两个类别。这表明，中国学者对国际制度的兴趣不断加 大，研究成果也逐渐增多。从关键词的分布看，中国学者的研究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关于 当前国际体系和未来国际秩序的研究，其相应的概念包括“国际秩序”、“国际新秩序”、 “世界秩序”、“国际格局”、“国际体系”、“世界体系”、“国际社会”等；二是国际 组织研究，涉及对“联合国”及“安理会”、“国际组织”（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上海合作组织”）、“非政府组织”（如“跨国公司”、“国际共运”、“工会运动”）等 方面；三是国际制度理论研究，包括“国际制度”、“国际机制”（“国际体制”、“国际 规范”、“国际规则”的标引次数不到10次而不在此列），两个关键词的平均标引次数为38 次，且其标引基本上呈逐年增长之势，表明它们受到的关注不断增加。

关于人物研究，在标引10次以上的关键词中，其数量最少，只有15个，标引次数也最低，只 有388次，平均标引26.36次，远远比不上某对大国关系或某个国家的关键词的标引。这里 涉 及的人物研究，大致可分为三种情况：一是外国领导人，包括逝世的和健在的，这类人物数 量最多，如俄罗斯（苏联）领导人列宁、斯大林、赫鲁晓夫、叶利钦、普京，美国领导人 肯尼迪、尼克松、克林顿、布什，英国领导人布莱尔，其中，普京受到中国学者们的青睐， 标引次数达到87次；二是外国思想家，被标引10次以上的，只有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标引 12次；三是中国领导人，包括、、邓小平、，其中，的标引次数 最多。但必须指出的是，人物研究是一个衰退中的领域，其年平均增长率为负数，其标引次 数特别是标引高峰，大都是因为纪念活动或纪念事件而拉动起来的。

第四个方向是地区国别研究。

中国的地区研究不发达且不平衡。在标引次数为10次以上的关键词中，地区研究的数量为46 个，与“全球化和世界经济”类并列第四，平均标引次数23.71次，但其标引总次数和年增 长率均不及“全球化和世界经济”，特别是年平均增长率仅18.84%，在11类关键词中位居 第 八。在地区分布上，研究热点和重点依次为欧洲、东亚、中亚和中东，非洲和拉美研究严重 不足。欧洲研究主要包括7个关键词，标引总次数357次，平均标引次数51次；东亚研究11个 关键词，标引总次数245次，平均标引22.2次，其中，东南亚研究4个关键词标引总次数101 次，平均标引25.25次，东北亚研究2个关键词标引总次数27次，平均标引13.5次；中亚研 究 5个关键词标引总次数89次，平均标引约18次；中东研究6个关键词标引总次数81次，平均标 引13.5次。非洲和拉美研究的关键词数量之少和标引次数之低，无法与上述四个地区相比 。 这至少可以说明：一是中国国际政治学者比较重视欧洲经验及其含义，希望以此昭示中国的 建设和东亚一体化进程；二是中东和中亚成为研究重点，大致与该两个地区本身的重要性以 及局势动荡有关；三是我们并未认识到非洲和拉美的重要性，只是给予很少的关注和研究， 另一个可能性是，我们的学者意识到这两个地区的重要性，但缺少人才、资料、语言等研究 主体和手段，故研究成果不多。

国别研究的情况类似于地区研究，即不发达且不平衡。该类关键词的数量仅次于“国际政治 问题”类，为93个，但其标引仅为所有关键词标引总数的13.93%，平均标引26.45次，低 于 “国际政治问题”类的29.8次。其年平均增长率仅为7.38%，在11类关键词中倒数第二， 仅 高出人物研究，反映了我国国际政治学者对国别研究的不高的兴趣。在地区分布上，大国受 到普遍的关注，美国、俄罗斯、日本、印度4个大国，其相应的关键词数量、标引总数以 及平均标引，分别是美国31个、1118次、36次，俄罗斯12个、360次、30次，日本9 个、245 次、27次，印度2个、27次、13.5次。可见，美国是学者们关注的焦点，关于美国的关键词 是国别研究类所有关键词的1/3，远远超过俄罗斯、日本和印度。从关于大国的关键词 的性质出发，我们还可以看出，除美国以外，中国学者对其他大国的研究有着较大的缺陷， 即对相关大国的内政研究严重不足，如关于日本右翼势力和日本军国主义的研究，大都是对 日本政治和社会发展以及外交政策动态的被动反应，缺乏主动的、系统的、深入的研究；再 如印度，作为中国的重要邻邦，作为在规模上仅次中国的发展中国家，这个正试图跳出地区 樊篱的南亚大国，远没有得到中国学者应有的关注和研究。值得指出的是，在俄罗斯研究中 ，苏联模式、苏联体制以及相关议题，一直是我国学者关注的领域。其次，对大国以外的其 他国家，特别是英美以外的西方发达国家和重要的中等国家，相关研究可以分为四种情况： 一是对法国、德国、加拿大三个西方发达国家的研究较为欠缺，在标引10次以上的国家关键 词中，这4个国家远远落后于同一个层次的英国，其他国家如奥地利、意大利、澳大利亚、 瑞典等，根本没有进入关键词的前594名；二是出现频率较多但我国相关研究有欠深入或不 太充分的国家，如伊拉克、伊朗、南联盟，它们出现的频率较多，是与相关年份的热点问题 联系在一起的，但这并不说明我们对这些国家的研究比较先进；三是中国周边较有影响或与 中国联系较为密切的国家，包括印尼、越南、缅甸、新加坡、以色列等，其中印尼方面的关 键词标引43次，远远超过其他中等国家；四是南非、墨西哥、土耳其、乌克兰，其标引均为 10次或稍多，说明我国对其研究颇为不足，这与它们在国际以及地区事务中的所处的地位或 发挥的作用是不对称的。另外，对中国具有重要意义的一些中小国家，如蒙古、哈萨克斯坦 克、泰国，相应关键词的标引不到10次，说明我国学者的研究严重不足，应当予以重视。

中国国际政治研究的发展趋势

相对于英美发展国家，中国国际政治研究还是比较落后的，著名学者王逸舟先生新近总结了 10个方面的问题，十分中肯地指明了我国国际政治研究的努力方向。［5］本文所分 析的标引 10次以上的关键词及其所表现的现状和特点，也反映了这些问题。所以，中国国际政治研究 具有宽广的发展空间和前景。为进一步说明问题，本文作者抽检了1998―2005年CSSCI国际 政治论文标引10次以下的部分关键词，试图指出中国国际政治研究的可能的发展方向或趋 势。

理论研究方面，目前的研究现状是，在理论和问题之间，问题研究多，理论构建少，因而理 论研究是今后的重要研究领域或发展方向。目前，我国关于国际政治理论的研究，仍处于介 绍梳理多、批判借鉴少的局面。在新时期，我国国际政治研究界几乎没有提出新理论、新范 式、新方法，有人提出了一些新概念，但没有人进一步加以系统阐述，因而没有得到认同。 再如“中国学派”、“中国特色”或“中国化”， 我国学者进行了一些探索。经过对标引1 0次以下的国际政治关键词的检索，“中国特色”2002年标引4次，2004年和2005年分别标引 1次和2次；“外交学中国化”2002年和2005年各标引1次；“中国化”2001年和2004年各标 引1次。这方面的研究不足，预示了理论领域的可能发展方向。又如“国际关系方法论”、 “国际关系局部理论”、“国际关系理论学”、“国际关系思想”、“国际关系思想史”、 “国际关系学科史”各标引1次，而且都是2000年以后第一次标引，既说明了学科史、思想 史和方法论研究方面的欠缺，又预示了可能的研究前景。

在问题研究方面，我国学者已经具有敏锐的问题意识，并且提出了一些问题，但还没有形成 较明确而又系统的理论、范式、方法，因此相关的研究会进一步发展。另一方面，传统分析 、传统视角、传统方法仍居于主流，这尤其表现在“国际政治问题”、“国际热点问题”、 “地区研究”和“国别研究”几个方面，比如“国际热点问题”研究仍以历史追溯――现状 叙述――前景展望的“三段论”为主，“国别研究”仍以对主要大国的外交和战略的一般分 析为 主，大都缺乏宏观视角、历史深度、战略高度和理论框架。

这里仅提出两个可能值得我国学者高度关注的问题领域。一是那些具有理论深度和重要意义 的问题，目前的研究成果尚为数不多，一些涉足者满足于泛泛而论，一些人则避重就轻，更 有甚者视而不见，如国际正义、国际伦理、族际研究等问题。经过对标引10次以下的国际政 治关键词的检索，“国际正义”标引4次，排名第1408位，1999年第一次标引，在此后6 年中 ，只出现过3次，平均每年0.5次；“国际伦理”标引3次，排名第1934位，2002年第一 次标 引，2004年和2005年各标引一次，表明我国的研究极少；族际研究的相应关键词包括“民族 冲突”、“阿以民族冲突”、“北爱民族冲突”、“族际冲突”、“族际政治”、“民族平 等”、“族裔问题”，标引分别为22次、1 次、1次、4次、4次、5次，标引总次数37次，甚 至不及某一个外国领导人的标引次数。在英美国际政治研究界，以上三个问题的研究已相当 成熟，其理论、方法及案例方面的成果非常充分，完全可能成为我国相关研究的基础。二是 具有应用价值和实践意义的战略研究或安全研究，我国目前的研究大都仍以“纸上谈兵”为 主，相关的政策或对策研究缺少可操作性，如危机处理、威慑、谈判战略、冲突解决等研究 领域。经过对本文数据库的检索，“危机处理”及其相关的关键词的标引共13次，其中，“ 危机处理”4次，“危机处理机制”、“危机防范意识”、“危机管理机制”、“危机管理 体制”、“危机管理战略”、“危机决策”、“危机理论”、“危机应对机制”、“危机预 期”各1次；“威慑”及相关的关键词的标引共18次，其中“核威慑”9次、“军事威慑”2 次、“霸权威慑”1次、“遏制威慑”1次、“核威慑政策”1次、“南亚核威慑”1次、“威 慑理论”1次、“威慑战略”1次、“威力威慑”1次，其中，“遏制威慑”和“霸权威慑” 是我国学者分别在2002年和2004年提出的新概念，但并未出现进一步的系统论述，也无人提 出具体的行动路径（如博弈论的行动模式或赫尔曼•卡恩的冲突升级阶梯）；“谈判战略” 标引1次，其他相关的关键词均为案例研究，几乎没有任何理论或模式探讨；“冲突解决”2 003年标引1次，“冲突分析”、“冲突治理”也各标引1次，其他关键词亦均为案例研究或 一般性说明，如“国际战略冲突”、“局部冲突”、“军事冲突全球化”、“跨国冲突”、 “国际战争冲突”、“国际武装冲突”。如同前一个问题领域，危机处理、威慑、谈判战略 、冲突解决也是国外较为成熟的研究领域，我们不仅可以在理论、范式和方法上借鉴其丰富 的成果，而且可以在应用和实践层面采用“拿来主义”，提出适切于解决我国战略和安全问 题的“实战”方案。

注释：

［1］王逸舟主编.中国国际关系研究（1995―2005）.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2］门洪华.关于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现状的评估报告.欧洲，2002（3）；何忠义 .从国 际关系期刊看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基于近年来《世界经济与政治》杂志的分析.世界 经 济与政治.2004（11）；薛力.中国的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研究――成就与不足（1998―2004 ）； 秦亚青主编.文化与国际社会――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16 6.200

［3］苏新宁.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影响力研究报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前言

国际政治研究论文范文第3篇

中国政治学的学术支撑从何而来？首先是在研究的学术定位上超越传统，即超越在中国延续几千年的不将政治作为一种学术来研究的传统。这个传统的形成，从深层次上讲，是中国文化的理性结构和中国社会生活与政治生活方式所决定的；从浅层次上讲，是中国传统的政治统治方式所决定的。深层次的决定，使得中国的学人缺乏把对政治思考发展为一种学术的思想和文化基础；而浅层次的决定，使得中国的学人，缺乏把对政治的思考发展为一种学术的政治环境和社会基础。因此，中国历史上能产生丰富的政治思想，但不能建立政治学说体系的事实，是中国社会、历史和文化所决定的。应该肯定的是，尽管中国历史上的思想家，没有像亚里士多德那样，建立起比较完整的政治学学说体系，但他们对中国政治的思考和所提出的思想，还是为中国传统社会形成一套历史上比较完善的政治制度和比较有效的政治治理方式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这种历史的合理性决定了它现实的局限性。进入近代社会，传统政治被现代政治所代替，在新的政治生活条件下，政治的发展在对政治思想和政治理论提出要求的背后，实际上就是系统、全面地对政治进行研究的政治学本身的要求。如果参考现代政治是从西方社会中发展出来的背景，那我们就会认识到现代政治对政治学的要求，是现代政治所具有的内在规定性。同时，就中国社会与政治来说，现代政治的确立，实际上为中国的政治研究者超越这种传统提供了重要基础和条件。因此，在现代政治下，我们必须而且也有条件超越中国的历史和政治文化传统，把政治真正作为一种学术来研究。新中国政治发展的历史表明，政治学的发展是政治发展的重要基础。邓小平同志从“”的教训中，深深地体会到了这一点，所以，他在1979年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在强调了经济理论研究的重要性后指出说：“不过我不认为政治方面已经没有问题需要研究，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也需要赶快补课。”[10]这就为新中国政治学的完全确立和在这十几年有效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其次是在研究的价值关怀上超越政治。政治学是一门科学，有其特定的研究对象、范畴和体系。虽然在政治学范畴中，各种政治问题都可以上升为学术问题来研究，但政治学的研究对象的政治性决定了不论我们如何把政治问题上升为学术问题，我们都无法使政治学的研究完全脱离开政治。事实上，如果我们完全脱离了政治，政治学研究也就失去了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但是，政治学研究不能脱离政治并不意味着政治学研究也不能超越政治。超越政治，不是从政治学的具体研究而言的，而是从政治学研究所追求的价值而言的。在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中，学术研究的生命力，与该学科所追求的终极价值密切相关。关于这个问题，在二千多年前，亚里士多德就已说得非常明确：“世上一切学问（知识）和技术，其终极（目的）各有一善；政治学术本来是一切学术中最重要的学术，其终极（目的）正是为大家所最重视的善德，也就是人间的至善。”[11]那么，在现代社会，政治学研究所追求的人间至善是什么呢？亚里士多德在创立政治学时，给出了一个十分基本的命题，即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马克思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这个命题。从人类发展的角度来看，这个命题实际上表明了人类生活和发展的一个基本道理：人的存在决定了政治存在，政治是人的内在要求，政治发展最终是基于人的发展。政治与人的这一基本关系，决定了我们的政治研究的最终目标不是政治本身，而是人的发展和社会进步。只有基于这样的终极关怀，政治学研究才能始终保持崇高的理想和强烈的历史责任感与社会责任感，从而能真正有效地推动政治的发展与进步；同时，也只有在这种终极关怀下，政治学研究才能在不脱离政治的同时，超越政治，从而获得应有的生命力。

再次是在研究的学术体系上超越西方。中国政治学是在引进西方政治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虽然我们现在有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但是从整个学术体系来说，我们的基础还是西方政治学。因此，中国政治学天生具有两大特性：一是在有意无意中，总是跟在西方政治学后面跑；二是在有意无意中，总是习惯性地以西方政治学理论作为中国政治学研究的理论背景。在一定条件下，这两大特性对中国政治学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首先使中国的政治学在近现代得到确立和发展；其次使中国政治学在推动中国政治文明形态从传统走向现代中起到应有的作用。但是，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特别是随着中国现代政治实践的逐渐成熟，中国政治学天生具有的这两个特性就会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中国政治学的发展：首先是一定程度上使中国政治学对中国政治的研究脱离中国实际，在西方的概念或理论下，把复杂的中国政治发展概念化、公式化；其次是使中国政治学本身无法十分自觉、有效地发展自己的理论、思想体系和研究方法。西方政治学在世界上的地位，决定了非西方国家政治学发展都普遍跟在西方政治学后面，并深受其影响。发端于古希腊的西方政治学发展已有上千年的历史，对人类政治文明的发展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所以，不论从哪个角度讲，西方政治学中有很多东西是值得我们学习、参考和借鉴的。但是，西方政治学毕竟是随西方政治的发展而发展的，而西方的政治发展有其自身特殊的逻辑和过程，因而，西方政治学发展的历史和社会基础决定了西方政治学在世界政治学发展中处于领先地位，但其思想、观念、结论和方法，由于有比较强的西方文化和价值背景，并非都具有普遍意义，因而，也并非都适用于非西方国家。美国在60年代搞的向发展中国家输出民主的政治试验的失败已充分说明了这一事实。因此，中国政治学的发展就有一个如何对待西方政治学的问题。从中国政治学的发展来看，首先是努力学习、参考和借鉴西方政治学，其次就是要超越西方政治学。中国引进、学习、参考和借鉴西方政治学的基本目的，就是要发展中国的政治学，推动中国政治发展，因而，对于中国政治学发展来说，学习、参考和借鉴西方政治学，只是一种发展的手段，而不是发展的目的。如果真正认识到这一点，那么我们从推动中国政治学发展的目的出发，就能在学习、参考和借鉴西方政治学的同时超越西方政治学。中国独特而漫长的政治文明发展史和丰富的政治思想和政治实践，为中国政治学进行这种超越，并实现自身独立发展和独特研究体系的创立提供了厚实的基础。中国政治本身为中国政治学发展所提供的丰富的思想资源和经验对象，决定了中国政治学完全能够在学习西方的同时，以对中国社会和政治全面、深入的研究为基础，超越西方政治学，实现自身的独立发展，从而最终发展出能表达中国价值、体现中国文化精神以及揭示中国社会和政治发展内在逻辑的中国政治学。

最后是在研究的学术水准上超越中国。在当今世界，任何国家的任何一种学术所具有的地位和生命力，不是从国家的范围来评价的，而是从国际的范围来评价的。因而，学术本身是否具有国际性，对当今的学术发展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在我国各学科中，政治学在这方面面临的问题比较大。这一方面与我们政治学发展水平相对落后有关，同时与政治学研究对象（即政治问题有诸多的敏感性）有关。学术的国际性，并不在于学术思想和观点的国际性，重要的在于学术本身研究价值的国际性，具体讲，就是在于学术研究本身所达到的水准是否具有国际水准。中国政治学要超越中国，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讲的。学术研究本身的水准，主要取决于研究领域、研究思想、研究态度和研究方法，而这其中，研究者的研究思想、态度和方法最为重要。因为，有什么样的研究思想、态度和方法，不仅决定我们对政治学研究领域的确定和开拓，而且决定中国政治学研究的科学性、先进性和国际性。新中国的政治学是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下发展的，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所以，在一定程度上说，中国的政治学发展已经基本确立了自己比较成熟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于中国政治学发展来说，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所提供的是一种分析政治现象，思考和判断政治问题的哲学背景和思维方法。这种哲学背景和思维方法，对我们在从事具体的政治学问题研究时所持的研究思想、态度和方法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它高于后者，但不能完全包含后者。实际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术研究在创立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同时，也确立了可供我们学习和借鉴的科学的研究思想、态度和方法。遗憾的是，我们长期以来把研究的思想、态度和方法与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简单地等同起来，忽视了研究思想、态度和方法本身的发展与创新，把许多问题简单化、形而上学化，从而限制了政治学研究的科学性和学术水准。因此，中国政治学要超越中国，具体来讲，就是中国的政治学研究应充分应用国际上先进的研究思想、研究方法，并以科学精神为统帅，从而实实在在地提高中国政治学研究的整体水平。

为中国政治学寻求学术支撑是中国政治学者的共同责任和奋斗目标，为此，正如上面所分析的，我们应通过自身脚踏实地的学术努力，使中国政治学在研究的学术定位上超越传统，在研究的价值关怀上超越政治，在研究的目标追求上超越西方，以及在研究的思想、态度和方法上超越中国。中国的文明与历史、现实和未来，都要求中国有一门成熟的政治学学科在推动中国社会全面发展中起积极的作用。

注释：

[1]阿尔蒙德：《比较政治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24页。

[2]《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76页。

[3]《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125—126页。

[4]同上书，第140页。

[5]同上书，第281—282页。

[6]《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78页。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06页。

[8]阿尔蒙德：《比较政治学》，第418页。

[9]《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293页。

[10]《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80—181页。

国际政治研究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 女权主义 建构主义 学科发展 国际政治社会学

中图分类号:D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812（2007）01000108

女权主义国际关系理论[1]（下文简称女权主义）是研究妇女在国际关系的地位及其相关解放旨趣的学问，它在中国学界的兴起体现了理论借鉴的深入、全面，反映了中国改革开放与融入世界过程中问题生成领域的扩大与理论需求领域的拓展，总体上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我们既需要积极推进与大力支持，也需要以适当的理论引导，保持必要的学术清醒，使之向着理论化、系统化和建设性的方向发展，为国际关系理论的繁荣、和平发展与和谐世界思想体系建设，以及中国的民间外交发展提供理论和思想上的参考。

一、女权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学术地位

女权主义理论形成于20世纪80年代，最早出现在有关发展政治、战争与和平等议题的研究中，形成了自由女权主义、社会主义（或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后现代主义女权主义以及立场女权主义等分支，其基本考虑是提高女性在世界政治中的地位与角色，阶级压迫和家庭压迫，实施“去性别化”的社会建构与政治参与，以及从女性的视角重新解读人类知识体系。[2]为此，女权主义运用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后现代主义等理论与方法对于居于主流地位的政治学、国际政治学特别是政治现实主义、结构现实主义等理论进行了猛烈的批评，提出了许多有意义、有启发性的重要命题，对后来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发挥了独特的推动作用，究竟起来，大概有几个方面的作用值得肯定。

1．以新兴的多元视角批判政治现实主义

女权主义者曾经与批判理论一起对于以现实主义为核心的主流国际关系理论进行了批判。不同的是，后现代主义、新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以及自由制度主义的斗争矛头是新现实主义，而女权主义则重点指向了政治现实主义。女权主义对于现实主义的批判是多方面的。安娜・梯克纳教授对于摩根索所提出的政治现实主义六项原则进行了的女权主义解读，提供了关于国际政治科学基本原则的另一种范本，很有代表性，这里以此对比。

从上表可以看出，女权主义挑战政治现实主义的过程中主要几个方向是:一是反对政治学背后的西方政治文化，尤其是反映了男人统治利益的政治文化，这有点后现代主义的味道；二是强调了道德对于国际关系的本体论意义，这是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基本分歧之一；三是把低级政治、相互依赖、社会再生产以及集体安全等领域的关注纳入国际政治研究的重要议程，而这正是新自由制度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基本分歧；四是强调世界政治的社会建构性，这又是建构主义的基本立场。可见，女权主义综合了各种方法批判政治现实主义，但总的来说是一种理想主义的理论取向，因而女权主义与现实主义的政治斗争，正如新自由制度主义、社会建构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学理论战一样，都属于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古老争执在当代条件下的多种形式的发展。

2．解构“国际关系学”的基本概念

国际关系学（或者国际政治学）是由政治现实主义和新现实主义的基本理论为核心建立起来的社会科学，女权主义批评摩根索的政治现实主义的过程，也就是解构国际关系学及其概念体系的过程。然而，这种解构的努力还有另外的一些方面，包括关于自然状态、国家、、战争与和平等核心概念。自然状态本是18、19世纪欧洲的法学家们为了论证现代国家与现代民主的起源而进行的一种理论假定，实际上成了现代政治学的基础概念，被认为指代国家形成之前的人与人为战的、无政府管理的、前公民社会状态。而女权主义认为，霍布斯的自然状态暗含了男女性别差异及其造成的一切权力归男人的状态，“女性在自然状态下是无踪无影的和微不足道的”（格兰特语），从而被从政治命题中排斥出去。男权思维就是男人对女人的绝对领导与绝对控制，男女之间存在着绝对值的二元对立。要求对内的至高无上权威，对外要求平等权。也就是说，国际政治是男人之间的交往领域，但在国内政治中，像男人对妇女的绝对控制一样，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由于根本上反映了男人的而忽视了女性的权利，因此并不能代表全民的利益，正如它只是代表了剥削阶级的利益而忽视了被剥削阶级的利益而不能代表全民的利益一样，是应该纳入重新界定的范围的。战争与和平是国际关系学的基础问题，涉及理论的终极关怀。女权主义企图修正关于和平（战争）的内涵。一种思路把男性与尚武、暴力、父权、专制联系起来，后者是战争的同义语，暗含了压迫女性的因素，而女人的本性是和平，女权的兴起则是和平的福音；另一种思路则认为女性也是战争的制造者和有力参与者，也是定义战争的基本力量。[4]总之，国际关系学的概念体系是政治学基本理论的某种延伸，而政治学的基本概念则是以男人的视角和男人对女人的压迫为明确或暗含的前提的。要建立更加科学与公正的国际关系学，必须将自然状态、国家、以和平重新赋予女权主义的内涵。

3.为建构主义和国际政治社会学起到了独特的推动作用

女权主义对政治现实主义乃至整个国际关系学科的解构，成为80年代“批判风暴”的一部分，自然对于长期受到现实主义压迫的理论界的自身解放起到了独特的推动作用。[5]具体地讲，它对于建构主义的发端以及更大范围的国际政治社会学发展提出了几个有益的命题。首先，女权主义强调国际政治的社会本体论，认为国际政治既是客观的又是主观的，本质是社会建构的结果，男人与女人是一种典型的构成性关系，男人统治为核心内容的世界是以女人的被压迫为前提的，这就是国际政治的又一秘密。其次，女权主义的认同政治取向丰富了国际政治认同研究的内容。性别认同是社会认同的重要方面，它与阶级认同、国家认同以及集体认同都应该成为社会建构主义研究的基本内容，但是，以温特为代表的主流建构主义却未意识到这一点。第三，女权主义者较早地从语言建构主义的角度研究国际政治的社会性。建构主义是差不多从语言哲学开始的，而女权主义者很早地意识到了这一点，埃尔丝塔在1981年就从语言实践的重要性，认为“我们对语言的使用……是构成人……的基础”，“语言、意义和知识都是社会行为”，因此，她通过分析意识形态、语境或语言游戏来探索语言在政治社会学中的作用，以揭示国际政治及其学科中“可能为其他学者所无视或忽视的潜在的意义、细微差别以及解释性概念”。她的这种学术研究显然是一种社会建构主义的方法，对于国际政治社会学研究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6]第四，女权主义在国际关系研究中，以一种批判的、情绪化的语言来追求妇女地位的提高，从性别压迫和国际政治压迫的双重角度提出了在国际关系范畴人类解放的话题，让人们在忙碌于政治操作研究的同时得以喘息，仰望一下道德与理想的星空，关注一番人类解放在国际政治领域的实现方式。其实，这是一个充满了希望的学术处女地，在全球社会不断生成的新时代，国际妇女解放这个伟大任务可能首先在国际民间社会这个由女性较为擅长的国际公共领域得以部分实现，而这正是国际政治社会学的研究方向之一。

二、建构主义研究对于女权主义的两方面启示

上文肯定了女权主义在解构政治现实主义及其主导的国际政治学科过程中，对于社会建构主义（当然也包括了语言建构主义）之发端的积极作用，现在需要反观建构主义发展对于女权主义的启示。从中国的语境下，这种启示至少是两方面的。

1．建构主义与女权主义的元理论联系

由于建构主义有主流建构主义与激进建构主义之分，而女权主义在广义的分类可以算作激进建构主义的内容，这方面，西方学者如温特早有论述。[7]从近些年的发展情况看，多数女权主义者还是从原来的批判社会理论与后现代主义理论的角度来解读国际政治的，这也许是因为国际政治中的性别差异所建构而成的压迫秩序是如此的牢固，理论批判的任务远远没有完成，也许是因为女权主义的概念体系与理论工具中有着太多的后现代主义的遗产，还可能因为女权主义并未充分意识到全球化与全球社会生成过程中女性实现自我解放的新机会。既然，女权主义总体上是激进建构主义的一支，那么，我们比较它与建构主义的元理论联系，不如比较它与主流建构主义的元理论联系。

从本体论上讲，女权主义与主流建构主义如出一辙，承认国际政治的社会建构性质。在埃尔丝塔等女权主义者看来，男人与女人、内与外、公有领域与私有领域、战争与和平都是互为建构的关系，从社会建构主义的本体论出发，可以颠覆现有的知识体系。以和平与战争的关系为例，“问题是这样的：和平是一个从本体论上讲颇为可疑的概念。和平如果没有潜伏在阴影中的暴力对应物（战争）也就不可能存在……战争是不和谐的产物，和平则是和谐的产物。如果我们将和平视为本体论框架的一个支撑点，这一对立统一的复合体可以被几乎无限制地扩展开来。”[8]显然，女权主义与主流建构主义并不存在实质的本体论立场差异。从认识论上讲，女权主义与主流建构主义之间的关系就不像在本体论上那么一致了。多数女权主义坚持国际政治的社会建构本质，却不认为这种本质能够外化为国际关系的客观实在，否定世界政治中存在统一的客观规律性，坚持了一种较为彻底的反实证主义的认识论，而主流建构主义者则在认识论上实现了与主流社会科学的妥协。女权主义的这种反实证主义认识论直接影响了它的方法论态度，它反对运用“价值中立的”科学方法进行研究，倾向于采取批判的、建构的、人类学的、后现代哲学的，特别是伦理学的方法来研究国际关系。尽管以桑德拉・惠特沃斯、凯瑟琳・穆恩、克里斯蒂娜・陈以及雅基・特鲁等人为代表的国外“第二代”女权主义者以社会性别为中心分析范畴，在对国际计划生育等国际组织的作用、美驻韩军事基地问题、马来西亚外国女佣问题、剧变后捷克妇女地位变迁等研究中，进行了有益的个案分析，[9]但只是小量的初步的尝试，对于是否称得上实证主义的转向尚待观察。总之，女权主义在元理论方面坚持了较彻底的社会本体论及其相关的反实证主义认识论与方法论，基本上没有向主流社会科学做出让步，这一点，主流建构主义似乎相去甚远。

2．建构主义发展道路对于女权主义的可能的有益启示

建构主义之所以能够在美国居于重要的学术地位，在中国甚至被认为是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其中一个基本的原因是建构主义实现了结构主义化、国家主义化、科学主义化以及中国化。这四个方面似乎都可以为女权主义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可能的有益的启示。建构主义实现结构主义化的一个方面，就是把文化定义为结构，文化结构影响身份认同与国家行动，文化成为国际体系的组成部分，实现了建构主义与国际体系理论的对接，也使得建构主义不仅仅是研究国际认同的学问，更是研究文化体系化了的国际论调或者非物质性国际体系的学问。由于新现实主义甚至新自由制度主义都是以接受结构主义起家的，因此，建构主义结构主义化是它融入主流科学的重要方面。女权主义是否可以研究国际结构（包括国际性别结构及其变化，国际社会结构及其变化）对于女权的影响是值得讨论的。建构主义接受了国家中心主义的假定，认为国际关系的基本行为体还是国家，研究国家对外行为是研究国际关系的基本点，定义国家利益仍然有着关键的理论意义，离开国家谈世界是不现实的。

既然曾经有“妇女无祖国”的国际主义，为何就不会有“妇女回归祖国”的爱国主义或民族主义呢？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轨迹是否对于女权主义有所启示呢？[10]奥德勒等主流建构主义学者呼吁进行科学化的建构主义研究，这已是不争的事实。一个女权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阵营中已有少部分学者正在尝试实证的研究，但是，仅仅简单的、以叙事为主的个案研究是不够的。构主义比较成功地渡过了中国化的初级阶段。这固然与建构主义本身较为宽广的研究视域、中国社会本身的文化道德主义基础有关，也与中国建构主义研究者较早地意识到其中国化的任务有关。从2001年中国研究建构主义的第一部专著出版起，中国学者们就在自己的著作中明确地提出它的中国化任务，也就是说，正是由于中国学者研究国外的建构主义时，一开始就在译介与本土化两个方向同时推进,因而能够迅速地向理论创新、政策研究方面转化，形成了国内学界的建构主义热潮。

3．建构主义中国化的不足应引起女权主义警惕

建构主义在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界取得一席之地有着多方面的原因，除了学界的努力之外，根本的原因是冷战结束以来国际社会问题增多、出现了原有理论范式不能合理解释的重大政治现象，同时大国成长中的理想主义冲动有了国际合法性研究的需求，从国际关系民主化到和平发展、和谐世界，为建构主义研究提供了实践背景。然而，学术研究需要保持清醒的反思精神，在一阵热浪之后，也许是到了理性反思建构主义的时候了。

建构主义中国化或者本土化过程中出现了若干值得认真注意的问题。一个就是自我封闭，建构主义本来像女权主义一样是一个开放的学问，是批判理论、语言哲学、后现代主义等诸种理论合成的结果，到了主流建构主义那里，特别是到了中国之后，逐渐变成了一个封闭的体系，不能以更加开放的胸怀将自身融入到更为宏大的理论中去。虽然不少学者为之做出了很大努力，希望将它与现实主义、自由主义相互借鉴与融合，不断超越自己，但是收效不大。另一个是知识重复。建构主义的基本知识体系发展到温特那里应该说基本系统化了，国内对建构主义的梳理也基本完成了。然而，不少有关建构主义的阐述文章仍然在重复过去，甚至造成了概念的混乱。第三，概念洋化。建构主义是舶来品，受到西学形而上学的影响，比较富有哲理，在国内一段时间内沿用原有的知识体系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如果假以时日，仍然不能将之与本土语言进行结合，恐怕其影响力不能持久，即使持久也不能深入到纯理论之外的国际问题研究领域。比如，“建构主义”这个用语本身就需要进一步中国化。主流建构主义在中国化的过程中，如果对这些问题有所注意，不去与已经中国化了的学说或理论进一步结合，不去研究一些深入中国外交中的战略性问题，就有可能面临被庸俗化或被历史淡化的危险。

女权主义在中国发展的目前条件可能不及主流建构主义，但是它无疑有着光明的前途。改革开放的发展、社会转型的加快以及国际公共领域在民间外交方面的拓展，都为中国女权主义提供了实践的机遇，但是，女权主义中国化的方向是什么？它在中国土壤能够扎多深的根？它是否愿意不断超越自我？它在概念体系上如何重建？它与中国伟大外交实践如何结合？这都需要认真考虑。

三、女权主义的前途与国际政治社会学

女权主义固然与主流建构主义有着诸多的不同，与其他激进建构主义也不完全一致。其中一个显著的方面是，女权主义与社会性和社会学有着紧密的联系。女权主义之所以令人瞩目，也是与国际社会的变迁有着直接的联系。这种与国际社会的本质联系，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它的广泛的发展前景。

1．女权主义研究领域本质上是社会生成的

无论是女权主义、女性主义，还是社会性别差异研究，本源上是社会问题研究。首先，如上文所言，女权主义坚持一种社会实践本体论，把国际政治认为是社会建构的结果。女权主义的一位代表人物也承认，几乎所有的女权主义国际关系学者都是在社会建构主义的意义上使用社会性别概念的。[11]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女权主义者不可能像现实主义者那样以研究硬实力为突出特征，也不可能像新自由主义那样重视经济学因素与物质交换关系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而不能不把社会结构及其变异作为一种基本的研究对象。其次，女性压迫的最初来源是父权统治以及社会分工。父权统治是家庭生活的中心话题，而家庭正是社会的细胞，在中国研究社会学不能离开对于家族与家庭的研究，它是中国化的传统共同体的主要模式之一；而近代的性别压迫也源于中世纪甚至更早的男女自然分工的异化。女权主义研究社会分工的异化及其路径依赖所造成的后果，就不能不研究阶段压迫以及社会变迁，因而对政治的社会学研究就是题中应有之义了。第三，在国际关系领域研究女权主义，不会研究物质力量的对立，而是把国际社会互动作为主要对象，因为正是国际社会互动，才能突破国家主义的控制，才能彰显女权在国际交往领域的优长，才能突出国际道德与规范等文化因素的作用。因此，正如一位男性学者所言，“女权主义者像多数理想主义者一样，更多地是基于社会互动而非获得权力和运用权力来观察世界的。”[12]第四，女权主义理论与实践的未来系于全球民间社会的拓展与强大。全球民间社会，又称全球市民社会，是指相对独立于由国家控制的国际组织之外的、由各国民间社会外溢而形成的国际联合，这属于国际政治中的低级政治领域，与战争、安全、外交等高级政治领域相对。全球民间社会主要涉及卫生、福利、环境保护、教育科学文化等领域，是女权主义能够发挥重要影响的领域。只有全球民间社会的日益强大，才有女权主义者的光明未来。正如18、19世纪欧洲皇家宫廷和贵妇人沙龙中的文学批评形成了最初的公共领域一样，[13]20、21世纪的国际公共批评领域进一步向国际层面上的扩展，也或许会催生国际民间社会的更强劲成长，并随着国际社会相互依赖的发展、全球性危机的增多、世界妇女大会等国际非政府组织对于政府间国际组织的挑战以及女政治家群体与女批评家群体的相互呼应，而有可能推动国际公共领域的结构性转型和全球民间社会的实质发展，它对于全球化时代的女权主义将具有革命性意义。

2．女权主义的兴盛源于社会理论与社会领域的变化

女权主义本质上是一种社会运动的说法，虽然并不全面，却也抓住了它的本质，即女权主义是世界性的社会转型过程中弱势群体追求政治民主与社会公正的全球行动的一部分，其目的是实现长期被压抑了的性别平等要求与自我解放的价值，它在国际关系领域的兴盛，很大程度上源于社会理论与社会领域的变化。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社会理论以及其他的社会主义或马克思主义理论都曾经是，现在也是部分女权主义者挑战政治现实主义和新现实主义的重要理论工具。也就是说，在“批判风暴”的时代，女权主义与批判社会理论有着密切的联系。国际社会领域的变化，也为女权主义的兴起提供了三个方面的基本背景：第一，全球化的发展，推动了国际政治社会化的持续深入全面进行，国际社会基本价值和政治文化从欧洲美洲向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扩展，女权主义最初赖以成长的社会环境也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扩张，这使得女权主义成为一种世界性的思潮；第二，全球化对原有政治经济社会结构持续摧毁，要求重估一切价值，世界妇女大会等全球民间社会的生成则是全球化条件下社会性别压迫的基本组织依托。第三，国际社会公有领域与私有领域的分离日益模糊化，政府间国际组织与非政府间国际组织在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方面的功能出现了相互依赖的局面，国际政治中的基本关注点从高级政治向低级政治转化，国际安全的基本关注点从传统安全向非传统安全转化，以平等、公正、合理为基本追求的世界秩序和国际合法性重建，都赋予了女权主义以历史发展的机遇。女权主义正是抓住20世纪70、80年代的国际公共性猛烈增生的历史机遇，利用冷战结束以后国际政治研究的社会学转向对于国际道德、文化、认同与伦理的青睐，在社会沟通、国际公关、民间外交、文化扩展甚至政治参与诸方面，不仅从女权主义理论上，而且从实践上贯彻性别平等的各种政治主张。换言之，批判社会理论是女权主义理论的主要理论源泉，国际社会的变化是女权主义兴盛的主要现实源泉。

3．女权主义与国际政治社会学的理论互动

女权主义的中国化与建构主义的中国化一样，需要逐渐结束其“长袖善舞、飘忽不定”的西学东渐阶段，进而落实到一种相对非西方文本化的理论框架上来。这是一个狭隘学术自主性失落的过程，也是获得新型学术自主性的过程，它无疑是困难和痛苦的，却是有意义的。由于女权主义与社会建构主义总体上都是用社会学方法来研究国际政治的，拥有社会实践本体论的基本立场，其目的都是实现国际政治的合法性与人类的社会解放，因此，国际政治社会学似乎是它们共同的前途。

女权主义实际上一直在推动国际政治社会学的发展，女权主义在发展初期从社会建构主义的意义上对政治现实主义所做的批判丰富了国际政治社会学的本体论知识；女权主义对环境保护、国际公共卫生等领域的关注丰富了国际政治社会学关于全球民间社会的知识；最重要的是，女权主义关注社会分工的歧视性，把性别压迫作为国际社会不公正的基本方面，它至少从两个方面对国际政治社会学研究有较大的启示：一方面，国际政治社会学是研究国际政治与国际社会的互动关系，社会不公正对于世界政治发展不平衡的影响应是其研究的基本点，另一方面，国际范围的政治解放与社会解放的关系也应是国际政治社会学的着眼点，因为从世界历史上讲，人类自身解放运动从神权解放、阶级解放、民族解放，一次转向社会解放，而性别压迫的改变是社会解放的最后的内容。

当然，国际政治社会学研究的发展，同样对于女权主义的发展有推动作用。女权主义的元理论方面有着先天的缺陷（这方面与建构主义特别是激进建构主义的其他学派相类似），国际政治社会学通过对于实证主义的有限肯定来补充其认识论和方法论的不足。女权主义提出的社会性别平等的伦理主张也可以纳入国际政治社会学的核心概念――国际政治文化中去，后者则是国际社会化的基本价值主体。国际政治社会学在注重国际社会对于国际政治作用的同时强调国际政治对于国际社会的反作用，主张合法性权力对于国际平等的正面推动意义，这样可以纠正女权主义对于权力或政治过分批判的“单向度”认识。国际政治社会学的研究领域不仅包括社会性别领域的冲突与合作，还涉及国际社会相对平衡发展与不平衡发展及其矛盾运动，国际阶级斗争与合作、民族斗争与融合、种族斗争与发展等矛盾范畴和大国关系、国际政治格局、世界秩序之间的矛盾运动，国际权力型公共领域与国际民间社会型公共领域之间的矛盾运动等等，这些研究领域可能会拓展女权主义研究的视野，为其在今后的知识体系构建与发展定位方面提供有益的理论参考。

目前，中国大国成长进入了关键时期，和谐社会、和平发展、和谐世界等一系列战略方针，追求国内社会的公正与和谐，强调和平与发展的理想主张，把实现国际社会的平等、民主与多样性作为中国融入国际社会的基本环境与战略目标，既体现了中国政府的战略意志、理论自觉与政治自信，也反映了中国领导人对于国际社会变迁与世界政治文明发展大势的正确把握。在古老的东方大国重新崛起的今天，“三和”战略方针的提出及其贯彻为国际政治社会学的学术研究，也给了女权主义和建构主义理论的进一步中国化提供了难得的实践载体。这是机遇，更是挑战。

注释：

［1］ 以经典现实主义与科学主义为代表的不少资深学者认为，女权主义不是国际关系理论，只是一种国际关系研究的视角，但李英桃、胡传荣等人认为，女权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正在形成。本文理解前一种分类的严谨性，但从霍克海默的定义出发，采取后一种分类。

［2］ 李少军：《国际政治学概论》（第二版），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81、82页。

［3］ J. Ann Tickner, “A Critique of Morgenthau’s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Realism,” in Robert J. Art and Robert Jervis, International Politics: Enduring Concepts and Contemporary Issues, Seventh Edition, Pearson Education, Inc. 2005, pp.17-24.

［4］ 王逸舟：《西方国际政治学：历史与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623633页。

［5］ 关于20世纪80年代的“批判风暴”，请参见郭树勇：《建构主义与国际政治》，长征出版社，2001年，第5253页。

［6］ 关于埃尔丝塔对于国际关系语言研究对社会建构主义的意义，可见［挪威］伊弗・诺伊曼、奥勒・韦弗尔：《未来国际思想大师》，肖锋、石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407442页。

［7］ 关于女权主义的学术定位的讨论，请参见郭树勇：《建构主义与国际政治》，第16、87页。

［8］ ［挪威］伊弗・诺伊曼、奥勒・韦弗尔，前引书，第419页。

［9］ 自李英桃：“社会性别理论在中国国际关系研究领域的发展现状与国内同行的评价”，载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外交事务研究院：《“社会性别与国际关系”论文集》，2006年11月19日，第3页。

［10］ 关于马克思主义国际主义的发展轨迹与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关系，可参考郭树勇：《从国际主义到新国际主义》，时事出版社，2006年。

［11］ J. Ann Tickner, “You Just Don’t Understand: Troubled Engagements between Feminist and IR Theorist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41, 1997, p.620. 转引自胡传荣：“冲突、张力与有关合作的期待――女性主义与国际关系学三大主流学说”，载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外交事务研究院：《“社会性别与国际关系”论文集》，2006年11月19日，第29页。

［12］ John T. Rourke, International Politics on the World Stage, fourth edition, The Dushkin Publishing Group, Inc., 1993, p.152.

国际政治研究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 跨学科研究；学科壁垒；成果整合；中国重心

中图分类号G20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674-6708（2012）78-0011-03

冷战的结束，国际格局发生重大变化，卫星电视和国际互联网的大发展，与此相伴的是传播学与国际关系学科的“大繁荣”，传播媒介与国际关系中的种种变量融合的越来越紧密，跨越传播学和国际关系的跨学科问题领域不断涌现，但在跨学科研究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本文就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论述。

1 跨学科问题的名称和研究范畴出现了一些交叉和界定不清的现象

传播学与国际关系的跨学科研究的尝试早已开始，事实上， 已经有不少学者已经提出并发展了跨学科研究的新领域与命题。比如说，国际传播、传媒外交、软实力、国家形象等问题领域有了大批的研究成果。但是，在跨学科研究中，有一些问题领域在界定上出现交叉混乱的现象，很难形成统一的学术语境。

举例说明，国际传播与国际政治传播是否是等同的研究范畴，对于国际传播的主体一直存在着国家主体说，和多元主体说，目前，中国学术界比较统一的“国家主体说”，正因如此， 国际传播被认为是一种带有很强的国家意志力和政治敏感性的传播活动①。“国际传播的首要特征， 是它与政治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它是一种由政治所规定的跨国界传播”②在国际传播学专家罗伯特·福特纳（ Robert Fortner） 看来， 从某种意义上说， 所有的国际传播都具有政治性， 都带有政治色彩， 政治因素是其本质固有的， 区别只在于， 有的是公开的政治传播， 有的是隐含的政治传播③。是否可以理解为国际政治传播中的“政治”是显性的，而国际传播的“政治”或“显性”或“隐性”。 那么在学术范畴里， 国际政治传播与国际传播是等同的关系，还是子集的关系。

将国际政治传播（对外）向上扩展一个领域就是政治传播，政治传播可分为国际政治传播（对外）和国内政治传播（对内），当国内（对内）政治传播的传播议题涉及到国家关系、外交议题以及外交政策出台与实施的时候，就出现了传播学与国际关系学（外交学）的跨学科研究领域。

2 跨学科问题领域重心各异、话题多元，缺少自身的学科倚重

尽管跨学科研究要以问题为出发点，不能被禁锢在学科边界内，但跨学科的问题领域仍然要有自己的学科倚重，也就是说，要以学科为依托进行的跨学科研究，基于自身学科的基础上，导向一种新的知识的综合，否则，没有学科倚重，研究问题会有一种“飘”在空中的感觉。上文论述的跨学科问题的名称和研究范畴界定不清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学科倚重不清楚造成的。

有学者认为，在现有的研究成果中， 学者们大多是就国际传播领域中自己熟悉并感兴趣的问题进行探讨……国际传播研究呈现出涉猎面广、重心各异、话题多元的特点，整体上缺乏相对统一的理论架构和话语体系。这不但不利于国际传播学科的良性发展，也容易使这方面的教学陷入混乱。指出国际传播学是传播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它以大众传播中跨越国界的信息传播活动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尽管有自己独特的机理、机制、规律及特征，但研究内容上应该是在传播学基本研究范畴的基础上发展而来，比如说，即主体研究、控制研究、手段研究、内容研究、受众研究和效果研究④。从严格意义上的学科倚重来讲，国际传播属于传播学的研究范畴，属于政治传播中的对外部分。

对于传媒外交的研究同样如此，上文提到学者们将传媒外交等同于国际政治传播，或者是国际传播的一种表现形式，那么究竟传媒外交⑤研究倚重的学科是什么？ “外交的主要特征是沟通”⑥，这里的沟通就是传媒可以发挥作用的地方。传媒外交的学科倚重应在外交学领域，外交学是国际关系学的重要分支之一⑦。外交学的研究领域是以外交行为及其一般规律作为外交学的研究对象⑧。因此，媒介外交作为学术研究领域的研究内容是：在大众传媒（报纸 电视 互联网等）的影响下或者提供的大环境中， 外交的行为及其规律是什么，限定在大众传媒作为影响外交的重要变量。关于政治传播的学科倚重的问题，有学者在其文章中将“政治传播”看为政治与传播作为一种要素内在融合， 形成一个具有完整内涵的新的独立范畴，若从理论逻辑的“ 种属”关系上论， 作为范畴的政治传播， 其中的“政治”与“传播”要素的地位是不相等的。将“政治”看作是基础，将“传播”作为着力点，来生成“政治传播”。⑨这也在表明了“政治传播”的学科倚重。

上面跨学科问题领域是有较为明显的学科倚重的，还有一些问题领域是模糊的，比如，“传媒与外交政策制定”或“传媒与外交决策”，“传媒”和“外交决策”在语言逻辑上是并列的关系，“传媒”是传播学科的一个核心概念，“外交决策”研究的是国家外交政策的制定过程，隶属于外交学（国际关系学科）中，当然从大的范畴来讲，属于政治学学科的一个分支。对于这类跨学科问题领域进行研究，就要从不同的问题角度来确定不同的学科倚重。如果探讨的是传媒在外交政策制定过程中的表现、路径、传播内容和传播规律，那就是站在传播学的学科立场上；如果探讨在传媒的背景下，外交政策制定过程（外交决策）的特点、变化、规律，那就是倚重国际关系（外交学）的学科。 再比如，“国家形象”也是传播学者和国际关系学者都比较关心的问题领域，同样也是从不同问题的角度确定学科倚重，如果从建构“国家形象”的效果、内容和传媒途径的方面进行研究，那么这类问题的学科倚重在传播学，如果从“国家形象”国家对外战略中的作用，建构“国家形象”的外交行为等方面的研究，那么这类问题就倚重在国际关系学。因此，将跨学科的问题领域研究放在学科融合的大背景下，根据不同的问题找到其学科倚重，其目的是避免在研究中的“就事论事”，没有自身研究的理论、逻辑和研究范式。

3 跨学科研究的壁垒仍然存在，跨学科问题研究成果整合不够

经过长时期的各自发展，中国传播学与国际关系学两个学科已形成较为封闭的学术圈子，并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关门主义”的倾向，这成为跨学科对话的重大障碍。此外，现有的学科体系在制度和学术资源的分配上，均构成对跨学科研究的束缚，使跨学科研究置身于某一学科之中，或者分裂于不同学科之中。

首先，在学术机构的设置上，尽管跨学科教学和研究已较为普遍，但“学院”和“系”仍然是大学的主要组织形式，“系”“院”“所”的设置直接影响着跨学科研究的开放度与交融度，尽管现在越来越多的跨学科研究所出现，但在机构设置和资源配置方面，也是差强人意的。比如说，北京大学的国际关系学院中的国际传播系于2001年独立出来，建立了新闻与传播学院， 这本是学科建设的需要， 但分家之后，在跨学科领域里的学术交流逐渐减少，学科壁垒开始加固。再比如， 1999年，中国传媒大学的前身北京广播学院就已经建立了国际传播学院，并在2001年建立了国际关系研究所，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尝试，将国际关系与大众传播的研究紧密地联系起来， 但由于学科设置和学校规划的变动，中国传媒大学国际传播学院于2008年解散。目前，中国传媒大学政治与法律学院的国际关系研究所，政治传播研究所、电视与新闻学院、传播研究院，新媒体研究院等研究机构中的跨学科的研究问题领域非常多，学术资源和问题领域重复且学者间交流较少。因此，突破系所壁垒，通过课题研究⑩、学术会议等方式进行学术资源整合变得十分重要。

其次，学者本身知识结构的局限，也使得传播学与国际关系学科结合迟缓。一方面，通过不同的学术训练及社会化活动，传播学与国际关系两个学科的研究人员实际上分属于“不同的语言共同体”。面对两个学科庞大的知识体系，对于试图用传播学与国际关系学进行跨学科问题领域分析的学者们，无疑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不仅需要具备对本学科知识理解的深度，也需要对另一个学科知识的熟悉。 因此，学者们的主动学习的意识和恒心非常关键。此外，传播学与国际关系学的教学体系，课程的设置、期刊发表和学术会议等学术交流平台上，也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隔离。

4 跨学科研究的“中国重心”和“本土意识”不够

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的传播学以及国际关系学在中国的都经历了迅猛的发展，其研究机构和教学单位迅速增加，不论是传播学还是国际关系学都迅速成为一个几乎所有综合大学乃至相当部分专业类院校都设有的“常规”学科，与此相伴的是其教学点及相应地硕士、博士点也急剧增多。这两门学科越来越成为一种“显学”。两个学科都在努力探求有中国特色的研究路径，新闻传播学者们开始摈弃单纯地介绍、引进西方新闻传播学的新闻理论以及七八十年代以来所走的“西方理论，中国经验”的老路子，开始探究一条中国本土化的新闻传播学之路。同样，国际关系学者们也开始意识到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被介绍到中国以后，出现了“水土不服”现象，“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的努力一直在进行，但仍没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存在着大量理论与实证研究相脱节的现象?。学界也一直为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学科而努力。因此， 一方面， 中国传播学与国际关系学科的跨学科研究仍然停留在主观认证（ 或传统主义） 阶段， 缺乏严格的科学性； 另一方面，就研究的精度、分析的深度和广度、提出和思考问题的学问方式而言，“中国重心”和“本土意识”远远不够，限制了传播学与国际关系学科之间跨学科研究的创新性和实用性。我们倡导回归中国重心，并不是完全以自我为中心，而是在继续确保开放、理性且不乏人文精神之心态的同时，将中国面临的重大问题作为传播学与国际关系学跨研究研究的中心议题，结合中国实践，寻求有别于西方特质的中国特质的理论突破，为传播学与国际关系学跨研究研究贡献中国案例、中国观点、中国理论。

5 结论

在跨学科的研究过程中，从事跨学科研究的人员会不可避免地受到自身学科背景和本学科特有文化的影响，克服差异，建立相互信任、相互合作的跨学科研究特有的文化环境尤为重要。 从体制层面上，建立一个高产出、高效率的跨学科研究系统还要得到大学中央管理系统大力支持，与院系学术组织系统建立起良好的管理模式，关键是跨学科研究机构或研究中心的内部立的研究块块要有彼此的衔接性和逻辑性的，整合学科范式，进行合作型知识生产，避免再次自说自话，资源重复，产生学科壁垒。

注释：

①程曼丽：《国际传播学学科体系建立的理论前提》，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43卷第6期，第117页.

②自郭庆光：《传播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年，第238页.

③罗伯特·福特纳：《国际传播——“地球都市”的历史、冲突与控制》，华夏出版社2000 年版，第8-9页.

④程曼丽：《国际传播学学科体系建立的理论前提》，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43卷第6期，第119页.

⑤关于“传媒外交”的定义，请参见Abbas Malek（ed1），New s M edia andForeign Relations： A Mult ifaceled Perspect ive，New Jersey： Ablex Publishing Corporat ion，1997，p144；赵可金：《媒体外交及其运作机制》，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年第4期，第21-22页.

⑥布鲁斯·拉西特等：《世界政治》，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第135页。

⑦对于这一观点，学者们也有异议.贝里奇（ Berridge） 认为，外交的狭义研究对象即是行为（conduct），外交显然不是国际关系学的一个分支，参见将它定义为政治学的一个子领域更有说服力.G.R.Berridge，AlanJames，A Dictionary of Diplomacy，PALGRAVE MACMILLAN，2003；在中国教育部学科序列中也将外交学与国际关系列为了平等的二级学科.但现有国内学术惯例仍将学外交学归为国际关系学科.

⑧与国际关系、国际政治研究对体系的重视相较而言， 外交学在研究对象方面主要关注的是行为.参见金正昆：《对外交学研究若干范畴所进行的思考》《教学与研究》 2003 年第3期.

⑨荆学民，施惠玲：《政治与传播的视界融合： 政治传播研究五个基本理论问题辨析》，现代传播双月刊2009年第4期，第18页。

⑩由荆学民教授主持的2011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课题“中国特色政治传播理论与策略体系研究”就吸纳了政治学、传播学、社会学、哲学、历史学等很多学科的学者们共同参与。

?王缉思，孙璐：从《“战争与革命”到“和平与发展”：中国外交与国际关系研究60年》，载于《北大视野：新中国60年学术流变记》北京大学出版社，第310页.

参考文献

[1]郭庆光.传播学教程[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2]布鲁斯·拉西特，等.世界政治[M].华夏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