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正义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生态社会主义；生态危机；社会正义

20世纪下半叶，生态危机在全球化进程中正以燎原之势蔓延开来。20世纪下半叶，生态灾害和能源危机直接引发群众性抗议运动（新社会运动－生态运动）。世界各国的学者从不同角度与学科出发，对生态危机的根源与解决对策等进行了多元研究。面对日渐严重的生态问题与生态灾难，有识之士纷纷加以思考并提出各种理论阐释与探究以及相应的实践解决方案。一些学者通过对当今生态危机和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深刻剖析得出如下结论：导致生态灾难的根本原因是资本主义特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资本主义社会面临着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的生态灾难。此次危机一直到现在不仅没缓解反而加重，为解决危机而产生的生态运动经过上世纪70年代、80年代的发展，在90年代初达到鼎盛时期。生态社会主义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应运而生，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生态政治理论流派并成长起来。

生态社会主义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从产生至今像生态运动本身一样已经发生了诸多变化。上世纪70年代是生态社会主义的产生阶段，其代表为鲁道夫•巴罗和亚当•沙夫。鲁道夫•巴罗曾是东德统一社会党党员，倡导生态社会主义生态运动，研究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他要求建立一个新群众联盟组织，而这个组织应该由绿党和生态运动等非暴力社会组织组成。他的代表著作有《从红到绿》《创建绿色运动等》；亚当•沙夫是波兰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是波兰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之一；他也是罗马俱乐部最早的成员之一。以上二人是国际上最早介入生态运动的共产党人之一，与此同时他们也是第一代生态社会主义的主要代表，这个时期他们强烈主张“从红到绿”。上世纪80年代是生态社会主义理论发展的第二个阶段。这个时期的主要代表人物有威廉•莱易斯、本•阿格尔和安德烈•高兹以及苏联的一些学者。威廉•莱易斯在其代表作《对自然的统治》和《满足的极限》中，阐述了他对生态社会主义的基本观点———人控制自然的观念导致生态危机。本•阿格尔在《论幸福和被毁灭的生活》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导论》中着重阐述生态社会主义的基本主张，我国早期较早引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中第一次运用了“生态马克思主义”这个概念。高兹在学术生涯后期把生态学、生态危机和政治生态学理论作为自己的研究领域，期间发表大量著作，包括《作为政治的生态学》《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生态学》《经济理性批判》等，主张解决生态危机要停止经济增长。这一阶段，大多数学者主张红绿交融。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是生态社会主义理论发展的第三个阶段。期间主要代表人物有乔治•拉比卡、瑞尼尔•格伦德曼、詹姆斯•奥康纳、约翰•贝拉米•福斯特、戴维•佩珀等欧洲学者和左翼社会活动家。乔治•拉比卡继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后短期内发表《生态学与阶级斗争》等论文，重点谈论解决全球生态危机与生态社会主义的关系问题，他的主要观点是生态社会主义标志着工人运动进入了文化革命阶段。瑞尼尔•格伦德曼的代表著作是《马克思主义和生态学》，在这本著作里他为马克思思主义的“人类中心主义”正名，捍卫马克思主义关于人化自然理论所代表的哲学理性传统。詹姆斯•奥康纳代表作《自然的理由》从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生态危机关系出发，重点提出了资本主义第二重矛盾，将资本主义危机总结为经济危机与生态危机并存的双重危机，并提出建立生态社会主义的构想。戴维•佩珀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生态社会主义理论的最高水平的重要代表人物，其代表作有《生态环境主义根基》《现代环境主义导论》和《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佩珀自称“马克思主义左派”，他的主要理论贡献在于勾勒出生态运动中的“红色绿党”和“绿色绿党”的轮廓，他认为经济适度增长的同时可以建设生态文明，并且深化社会主义和生态主义之间关系，他认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建设生态文明。约翰•贝拉米•福斯特的代表作《脆弱的行星———环境的经济简史》《马克思的生态学———唯物主义和自然》《反对资本主义的生态学》，福斯特在对马克思及马克思主义中有关环境和生态问题、资本主义制度和历史及现实以及其他绿色理论进行了近十年研究后，指出对社会和自然系统的“彻底生态分析并且要求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立场”，这是对佩珀理论的继承和发展。这一阶段大多数学者主张“绿色红化”。生态社会主义理论从绿党主张经济零增长的乌托邦理论中脱离出来，成为社会主义运动中一股不可小觑的力量。生态社会主义理论从产生到现在经历阶段性的变化，但我认为各阶段理论并没有发生实质性改变。生态社会主义理论一直在社会主义的视角下对生态危机解决之道进行理论探索，并意图在实践中予以解决。国内学者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和生态社会主义思想的研究始于1982年许崇温先生撰写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但研究开始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资料介绍多于理论研究，这种情况在2000年后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代表性著作逐渐被翻译成中文。我国学术界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和生态社会主义研究逐渐形成规模，并且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主要代表人物本•阿格尔、莱斯、奥康纳、福斯特和高兹等人理论研究较多。戴维•佩珀的《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一书的中译本是在2005年出版的。《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于1993年公开出版，作为戴维•佩珀的生态社会主义理论集中体现的一本书引起了学者的广泛关注，它为我们提供了以体现正义的社会主义解决生态危机的视角。在这本书中戴维•佩珀分析马克思主义与包括无政府主义在内的其他政治意识形态关系入手。佩珀通过批判绿色运动提出的无政府主义入手，提出只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才可以实现生态文明。这本书不仅阐发了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生态意蕴，批判了西方绿色理论（生态中心主义）把历史唯物主义同生态学对立起来的做法，并且从生态角度梳理了马克思的以“抽象劳动”理论为核心的政治经济学，社会—自然辩证法与自然异化、人口—资源等思想，而且还系统构建其生态社会主义的理论。戴维•佩珀的生态社会主义理论代表了到目前为止的肇始于20世纪70年代的生态马克思主义这一股西方思潮的最高水平。詹姆斯•奥康纳、福斯特、本•阿格尔和高兹等生态社会主义代表人物都从不同视角正面论述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危机论、生态价值论，但是他们更多的是从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态危机的内在联系这一视角考察问题，并着力系统建构和阐发历史唯物主义的生态学理论，而没有深入地探讨其理论的闪光点问题———社会正义缺失。

佩珀理论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不同，佩珀更加强调的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分析方法、阶级分析方法以及关于社会：自然相互关系的辩证法对于批判生态主义和解决生态问题的指导作用。正如本书所表明的，他们始于使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它总是动态的并随着历史进程而发展）适应一个21世纪全球化世界的环境与条件，包括承认现实世界中物质环境的极端重要性，认可经济适度增长，并且强调社会正义或它在全球范围内的日益缺乏是所有环境问题中最为紧迫的。所以，佩珀主张必须从深生态学转向社会正义，与此同时谨防生态帝国主义，才能实现生态文明社会。本书是在其他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学理论基础上发展自己的思想理论的，由此，佩珀把理论的着眼点放到了分析西方生态中心主义理论的社会正义内在缺失上，他认为生态运动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走有组织的阶级政治，通过社会结构和价值观的双重变革、树立“弱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来解决生态危机这个问题。因此，《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的中译本于2005年出版后，国内学界对佩珀的生态社会主义理论的关注度也逐渐显露升温之势。书中很多观点为我国正在进行的生态化建设、现代化建设提供理论支撑。生态文明建设是我们这样一个正在推进现代化建设的大国不可回避的问题。现代化建设不可避免会破坏环境，要不要进行现代化建设，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同时如何推进现代化建设，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党的十六大以来，党中央始终坚持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坚持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并将建设生态文明作为社会主义建设总布局之一，实现人与社会和谐发展，推动全球共建生态文明地球村。由此可见，在精神实质上，佩珀的生态学社会主义思想与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和实践要求深度契合，其将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不无启发，也有望对全球生态文明转型产生广泛影响。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4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3］列宁选集（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

［4］资本论［M］．曾令先，卞彬，金勇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5］（英）戴维•佩珀．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M］．刘颖译．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12．

生态正义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主体性；生态文明；理论指导

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没有明确提出生态哲学这一概念，但是他们的生态学哲学理念已经产生。资本主义大工业所带来的社会矛盾、阶级矛盾急剧加深；工业发展使人们对土地疯狂掠夺，对森林植被无限破坏，使马克思和恩格斯预见到生态问题对人类产生的严重影响，预示生态哲学的发展。生态学是探讨人、自然、社会三者之间的逻辑关系的学术。这些关系都是阐明人与自然之间如何相处的哲学关系，生态学必然会发展到生态哲学。生态哲学是从生态学发展而来，主要是研究生态问题的哲学理论。生态哲学从人与自然关系出发，着重研究人类社会与自然生态系统的和谐统一，探讨人、社会、技术、工具与自然之间的辩证关系。人与自然关系是否和谐统一是人类在社会实践中不断改变世界、认识世界是否成功的关键。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建设生态文明社会，就要坚持正确的理论指导。马克思生态哲学以人为主体，从人的角度出发以整个物质世界为研究对象，阐明了生态哲学是按照什么样的自然规律运行，揭示了自然和谐发展的重要性。如今，社会发展迅速，生态破坏严重，马克思生态哲学对社会发展具有理论指导作用。

一、马克思生态哲学内容概述

1.人是第一主体

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观里与我国传统的“天人合一”的思想相一致。马克思生态哲学观中人来自于自然，创造出社会，最终人与自然、社会之间是和谐统一才会保持整个生态系统正常运行。人与自然、社会是整体与部分、系统与元素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就是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最高目标，也是实现人类自身的价值目标。马克思与通过人的主体性很好地与我国传统的“天人合一”思想相吻合，被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所接纳。马克思生态哲学“以人为本”，人是第一主体。从人主体利益出发来阐述人与自然界之间的关系。“以人为本”是把人视为改造世界的主体，从人的角度来看自然界。人的利益最终实现，就要处理好人与自然界之间的关系，实现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马克思曾说:“旧唯物主义的立足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足点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1]。以人为主体，就是从人主体利益出发，来协调人、社会、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维护整体利益，不能因私而忘公，要保护生态环境，使自然界与社会都得到持续发展。资本主义社会物质大生产，物质欲望大于一切，对自然界无止境地掠夺，造成水土流失、草地退化、荒漠扩张，严重的自私自利行为给整个自然界带来了巨大伤害。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把双刃剑，它推动人类文明向前发展，但又携带着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挑战自然界生态承载能力。于是，我们不能一味地坚持经济飞速发展，要从人类社会长久发展出发，寻找一条可持续发展道路。

2.科学性是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的主要特点

马克思关于生态危机的描述为“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即使如此，马克思也不是对科学、经济和思维意识形态等社会存在的因素做简单直列式评述，而是运用经得起考验的理论来帮助人们实现对哲学的掌握，要遵循基本理论规律，按照特定的原则如：抽象到具体、个别到一般等原则进行实践。马克思运用这些原则本质地揭露资本主义利润为上的社会经济系统与生态环境系统之间的尖锐矛盾冲突，揭示生态破坏带来的宏观与微观的后果。马克思生态哲学理论是一门科学，具有浓厚的科学性。第一，马克思生态哲学从自然科学理论出发，以自然生态规律为基础，发展生态哲学。第二，马克思生态哲学坚持物质第一性，从唯物主义思想出发，物质决定意识，人只要遵守自然运行规律就可以创造物质，按照自然规律开展实践活动，就可以可持续地从自然界获得物质生产资料。不然就会造成生态资源枯竭，受到自然界的恶性反馈。第三，马克思生态哲学找到了引发生态环境问题的原因所在，也找到了改善生态的方法。马克思以及恩格斯都认为，资本主义掠夺式的生产是造成生态破坏最主要的原因，旧生产方式已经不适应社会发展，只会给社会发展带来阻碍，寻找新生产发展方式迫在眉睫。只有找到一个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产方式，才能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如今，建立生态文明社会是解决生态问题的最佳途经。第四，马克思生态哲学是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有机统一。生态哲学辩证法就是物质世界与主观世界的统一，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也是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基本理论基础。

3.实践性的特征

马克思的“批判的和革命的”思想精神透露着实践观点，与实践观点存在严密的逻辑性。马克思对黑格尔的唯心主义批判和对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直观感性批判做了深刻的批判。马克思认为世界存在的万物都要通过实践去了解掌握，物质生产实践以及其他的社会关系实践才能顺利地开展。实践主体性是为马克思生态哲学理论基本特性。第一，马克思从实践与认识之间的关系出发来研究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旧生态哲学无视实践，忽视人是实践主体性，因而不能正确阐述人与自然界的关系。马克思生态哲学把实践当作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根本活动，人通过实践来掌握世界运行的一般规律，总结经验得出结论从而更好地指导实践。第二，马克思生态哲学认为实践是解决生态问题的根本方法，人通过实践作用于自然界，使自然界产生相应效应。实践是人与自然界互相联系的媒介。实践是人作用于自然界的方式，实践产生生态问题，人也要通过实践来解决生态问题，维护生态平衡，促进人与自然之间和谐相处。总的来说，马克思生态哲学就是以人为根本、以实践为基础、以促进人与自然界和谐发展为目的的哲学理论[2]。体现了辩证法与方法论的有机统一，体现了理论性与实践性的有机统一。

二、马克思生态哲学理论意义

1.马克思生态哲学有助于我国人民发展理念的转变

马克思生态哲学特点很好地转变了我国人民对生产、生活的发展理念，深刻改变了我国人民处理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旧思维。从传统发展来看生态危机的产生都是人们思想认识上的错误造成的，传统理念的转变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关键。我们要摒弃传统中不良的思想，要将物质生产与环境和谐放在一个整体中考虑，放在一个有机系统中进行分析研究。树立新的经济发展理念，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发展，达到不以损坏未来为代价的可持续发展。实践需要理论指导，在正确理论指导下，实践才会按照正确的方向发展。马克思生态哲学就为我们指明了道路。第一，掌握马克思生态哲学理论，坚持以马克思生态哲学理论指导。熟悉马克思生态哲学，就掌握了以人为主体思想理论，排除了以物为本的错误思想，建立了正确价值观。第二，马克思生态哲学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生态文明建设提供理论指导。马克思生态哲学为人的实践活动提供正确的理论指导。生态学是马克思生态哲学科学基础，从生态学出发把握马克思生态哲学更好地指导我们建立生态文明社会。第三，坚持马克思生态哲学观，树立正确的价值观。马克思生态哲学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只要处理好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就可以建立生态文明社会。人的实践促进了自然发展，就是掌握了正确科学理论；相反阻碍了自然发展，就是被错误的理论所误导。掌握马克思生态哲学，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所以，马克思生态哲学促进生态世界、主观世界、客观世界相互和谐统一的基础，学习和研究马克思生态哲学，有助于实现真、善、美的有机统一[3]。

2.马克思生态哲学提供了建设生态文明社会的方法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强调人与自然和谐统一，批判人与自然界对立起来的观点。他们指出环境创造并影响着人，人也通过实践活动来反作用地改造环境，人在适合于人本性的条件下合理调节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必须以马克思生态哲学为理论指导[4]。第一，马克思生态哲学是实践哲学理论发展的基础。要掌握以人为本的科学理论，就要理解马克思生态哲学理论。马克思生态哲学主体思想就是以人为本，维护主体利益解决生态问题，促进整体利益的发展。掌握好马克思生态哲学为更好地发展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打下基础，促进社会主义社会可持续发展。马克思生态哲学体现了人与自然界辩证统一的关系，它要求我们不能只顾眼前利益，要掌握好全体利益，也为后代子孙利益考虑，维护生态文明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第二，马克思生态哲学要求我们掌握自然基本规律，处理好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生产实践活动越多对自然界认识就越丰富，掌握自然规律的能力越大就更容易创造多样性的生产活动。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也要关注生态文明的建设。马克思生态哲学是辩证的自然观，需要用辩证的眼光看待问题，通过正确的理论指导实践，达到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社会与自然和谐统一发展，完成生态文明社会的建设，促进社会可持续向前发展，马克思生态哲学为我们指明了方向。

3.生态哲学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了理论指导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为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奠定了深厚的理论基础。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经济处于严重落后状态加上传统的经济发展思想，我国较长的一段时间采用了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模式。在追求经济利益的同时忽略了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协同发展，为未来经济的发展带来极大的隐患，激起了人与自然之间的深刻矛盾。因此，我们要立足国情从我国的基本情况出发，结合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正确的生态理论引导下做到经济效益最大化，处理好人与自然生态之间的关系。马克思生态哲学理论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导，指明了前进方向，也提高了广大社会主义建设者的勇气。以现在为代表的科学社会主义发展观就是结合马克思生态哲学，把政治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很好地融合起来，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是指导我国进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最全面的生态理论。当今，经济得到了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快的发展，经济全球化使人类经历着前所未有的生态恶化问题，为了改善生态，人要掌握生态哲学理论，坚持正确理论指导，按照正确方法从事实践，处理好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马克思生态哲学理论是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为解决生态问题提供了很好的指导。

参考文献：

[1]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2]关春玲.生态哲学的重生:论马克思实践观的生态哲学意义[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5）.

[3]王仕国.论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的理论视野与历史使命[J].求实，2010（11）.

生态正义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 生态文明；理论基础；生态危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五大发展理念

[中图分类号] X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8129（2017）08-0026-06

20世纪60年代，现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给西方资本主义带来了严重的生态危机。为了保护生态环境、改善生活质量，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广大群众自发组织了规模宏大的绿色运动。[1] 1作为“绿色浪潮”中的焦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虽然将生态危机问题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试图探寻一条既能解决生态危机问题又能实现人类自身发展的生态社会主义道路，但是仍在理论、制度、实践等方面存在困境。

一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虽然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视角，指出了资本主义制度是生态危机问题产生的根源，同时提出生态社会主义的设想，但是它仍存在制度、实践等方面的缺陷。

（一）统一难题：缺乏理论的一致性

从总体上看，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指出了生态危机问题产生的根源是资本主义制度，并主张建设生态社会主义。但是在实质上，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缺乏内在统一性。

一方面，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不同，有“生态中心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之分。北美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多坚持“生态中心主义”，如将生态危机问题归因于技术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尤其是资本主义的快速发展。莱斯指出，资本主义生态危机问题的根源是人类控制自然的观念。他还分析了控制自然的意识形态存在的三种内在矛盾。他希望通过伦理道德的发展使科学技术不再服务于资本主义制度，从而让人们重新认识并摆脱“控制自然”的观念。欧洲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多从“人类中心主义”出发，如从根本上否定资本主义制度，否定资本主义以利润为目标，主张生产发展要和人类的需要相一致。当然这种“人类中心主义”是一种“弱”人类中心主义，是一种以人为本的人与自然和谐的“人类中心主义”。佩珀认为，人类在反思自身行为对自然的破坏时，不应该放弃人类中心主义，而是应该建立一种以“人类尺度”为主的分析方法来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但是这种人类中心主义是“一种有益于自然的‘弱’人类中心主义，而不是一种把非人世界仅仅作为实现目标的手段的、不可避免的‘强’人类中心主义” [2 ] 48。然而，他们都没有对彻底解决生态危机问题给出合理有效的答案。

另一方面，不同的学者对真正解决生态危机问题的态度也有所不同。高兹的生态思想充满了悲观主义。他认为，在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爆发的当下，唯一的出路就是停止经济增长，这样就可以从根本上解决过度消费问题，保证人们物尽所用。同时要不断开发可再生资源，采用稳态的小型经济以实现环境的最小破坏。这种试图牺牲经济增长来缓解生态危机的方式并不是解决生态危机问题的明智选择。而奥康纳则对资本主义解决生态危机问题持乐观态度，他坚信资本主义社会的自我修复功能。“一次真正的经济萧条可能就是环境的全面恢复规划的一个机遇，这种可能性也是存在的”[3] 296。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都对生态危机问题的解决阐明了自己的观点，但是，他们都不可能从根本上消除生态危机，他们的理论要么处在资本主义的框架内，过度相信资本主义的自我修复能力，要么对生态危机问题抱悲观态度，否定它解决的可能性。这种缺乏内在统一性的理论，严重影响了该学派的发展前景。

（二）制度难题：现实制度的困扰

虽然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进行猛烈的批判，不断探索解决生态危机问题的新途径，但是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仍然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成长的沃土，长期的生存环境导致其对资本主义主要危机把握不够，对社会主义生态危机认识不到位。

1.夸大了生态危机理论的作用。生态危机问题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关注的重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看重人与自然的矛盾，把生态危机问题作为研究的重点，认为生态危机是资本主义的主要危机。

阿格尔认为，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已经过时，他认为，“危机的趋势已转移到消费领域，即生态危机取代了经济危机”[4] 486。正是阿格尔的这一观点引领了与传统马克思主义不同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这一新的理论形态。奥康纳经历了资本主义的滞涨时期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重新爆发，因而他又将马克思的生态危机理论重新引入自身理论范畴。虽然奥康纳恢复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对分析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理论作用，比上世纪90年代之前的莱斯和阿格尔前进了一大步，但其实质与90年之前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基本一致，就是坚持生态危机才是资本主义的最大危机，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危机理论已经过时，忽视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分析。佩珀也认为，生态危机是资本主义社会最主要的危机。他从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带来的自然异化和生态危机入手，着重分析资本主义发展的现实，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危机理论已经过时，试图用他们的生态危机理论去代替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危机理。

2.对社会主义生态危机的把握不准。高兹认为，前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其增长模式和资本主义增长模式没有本质的区别。他指出，苏联模式依然以经济发展为其根本目标，奉行的是经济理性，而非生态理性，把社会经济发展与生态建设相对立，忽视了社会主义生态危机和资本主义生态危机原因的质的区别 [1]178。奥康纳认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技术、生产系统和劳动控制等都是从西方引进的。同时，在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发展是首位的，因而造成生态危机的原因和后果与资本主义国家是相似的。他指出，社会主义国家由于要与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方面相抗衡，不得不将重心放在经济建设上，这样就忽视了生态建设。

3.实践难题：绿色乌托邦。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为解决生态危机问题，积极探索未来社会的方案――生态社会主义。生态马克思主义虽然在社会变革途径和未来社会的领导权、生产方式等方面提出了自己的对策，但是它提出的生态社会主义仍然很薄弱，带有乌托邦的色彩。第一，在领导力量方面，生态马克思主义认为工人阶级由于其自身生活条件的改善以及由此产生的思想变化，已经不再拥有改革的决心和毅力，不能再作为实现社会主义的领导力量。而将关注生态危机问题的中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等看成改革的主导力量。然而，事实并非像他们想象的那么完美，他们心中的主导力量并没有真正起到领导作用，在实际运动中出现了很多问题。第二，在经济发展模式方面，生态马克思主义主张建立稳态的、绿色的、小规模的经济模式。如今看来，小规模的生态模式似乎是生产力水平较低的条件下实行的生产方式，小规模的生产模式并不一定会减少环境污染和破坏。生产规模的大小和对生态环境问题的影响并没有直接的关系，关键在于是否采取符合社会发展的生产方式。第三，在社会变革的途径和策略方面，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和其他很多国外思潮一样，主张采取非暴力的手段。虽然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同意将罢工等形式的斗争作为其他政治斗争方式的补充，但是在本质上与其他流派一样，仅用和平方式实现社会形态的转变。

二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在理论、制度、实践方面的困境，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重要的借鉴。吸取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经验教训，促进我国生态文明建设，需要加强生态文明理论建设、增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不断推动生态文明实践。

1.坚持五大发展理念，创新中国特色生态理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继承和发展了法兰克福学派的技术理性批判等理论，在借鉴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对社会主义社会的设想等原理的基础上，坚持以生态问题为核心，不断探寻新的社会形态。然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内部存在理论分歧，难以形成统一的理论，这不利于其研究的深入和理论的发展。在解决生态危机问题时，我们可以学习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突破传统理论的勇气，不断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态理论。我国既要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寻找理论支撑，又可以借鉴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等国外社会思潮对解决生态危机问题的合理主张。更重要的是，我国既要寻找支撑，又必须在我国的具体国情下形成统一理论，探寻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态理论。

五大发展理念为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指明了前进方向。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必须牢固树立并切实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创新发展理念是解决我国生态危机问题必须坚持的方向。生态危机问题的解决需要理论、制度、科技等各个方面的创新，需要新产业体系的构建，需要新体制的建设。协调发展理念是解决我国生态问题的重要保证。生态危机问题的解决需要实现多个方面的协调发展，既要协调各个区域经济的发展，又需要实现经济与社会的和谐统一，还要促进经济与生态的共同发展。我国生态危机问题的解决必须要坚持绿色发展理念。生态危机问题的解决需要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现代化建设新格局，需要坚持可持续发展，需要坚定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开放发展理念是解决我国生态危机问题的必然要求。生态危机问题的解决需要坚持互利共赢的原则，需要借鉴国外的相关理论和措施，需要用开放的眼光看待生态世界的建设。共享发展理念是解决我国生态危机问题的必然选择。解决生态危机问题首先要把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放在首位，通过人民群众的共同努力来克服这一问题，最终让人民群众共享生态文明的重要成果。

2.树立制度自信。虽然前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出现了生态危机，但是这与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有着本质的区别。资本主义生态危机问题是由它的制度根源造成的，而社会主义制度及其生产方式是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并不会造成生态危机问题。社会主义的生态危机问题主要是在其追求快速工业化的进程中，忽视人口的增长、资源的运用等问题而造成的。同时，不能仅仅把苏联模式作为社会主义的唯一代表，因为所谓苏联模式仅仅是社会主义的一种模板，而不是全部，不能因苏联模式无法解决生态危机问题就否定社会主义在解决生态危机方面的能力，把现实社会主义与生态保护对立起来。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首先要树立制度自信。社会主义制度作为一种新型的社会制度，有其自身的优越性。社会主义关注社会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吸取资本主义掠夺式发展后果的经验教训，对人与自然的关系有着全新的观点和态度。我国作为新型的社会主义国家，需要为生态危机问题的解决贡献自己应有的力量。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是我们应该吸收和借鉴的重要理论。我们应当充分把握我国的具体国情，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坚持树立“生态红线”观念，不断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新途径，建设美丽中国。

3.坚持走生态道路。解决生态危机问题，不仅需要制度和理论的指导，更重要的是坚持生态发展道路。只有彻底抛弃资本主义经济理性及其增长模式，在实践中坚持生态发展，才能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真正走上生态道路。

坚持走生态道路需要遵循自然、经济、社会和人自身等的发展规律，通过自然、人和社会的统一来不断推动其和谐共生、良性循环、全面l展、持续繁荣。在经济生活中，我国需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坚持建设符合生态利益的绿色发展模式。真正解决生态危机问题，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首先要转变自身观念。转变环保产业发展理念，把自然资源的价值纳入生产成本之中，把生产废弃物和污染物再次利用，生产出需要的产品。其次，要正确处理社会生产中的环境污染与资源浪费问题，保证人类的物质利益与生态环境的和谐发展[5]。在政治生活中，需要加强生态法制建设。把人和自然和谐统一的生态思想作为生态政治的最终目标，协调环境保护中人与自然的关系，为生态文明立法，坚决贯彻科学发展观，从法律上保证生态文明的有序进行[5]。在消费行为中，要树立新型的消费观，倡导绿色消费。按照当前自然资源的丰沛程度和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来重新衡量人的需求，把人类生存发展的需求同生态的健康发展联系起来，鼓励有益的、真正满足人类需求的消费，使人与自然能够健康和谐发展[6]。在日常生活中，注重提高公众的环保意识，加强生态文明道德教育，保证人们在生态环境保护的良好氛围中形成正确的生态观、科技观，营造保护生态环境、建设生态文明的社会大环境。

[参考文献]

[1]曾文婷，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比较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

[2]戴维・佩珀.生态社会主义：从生态学到社会主义[M].刘颖，译.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

[3]詹姆斯・奥康纳.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

[4]本・阿格尔.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M].慎之，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

生态正义论文范文第4篇

关于马克思是不是一位生态学的思想家,不外三种观点:约翰?克拉克(JohnClark)和某些“褐色马克思主义者”认为马克思是反生态学的;詹森?W?莫尔(Jason?W?Moore) 和海伦娜?西汉(Helena Sheehan)等另一派观点认为,马克思对环境问题有一些令人感兴趣的观察,但这些观察只是作为辅助工具,而不是作为他思想的本质特征;迈克尔?皮尔曼(Michael Perelman)和约翰?福斯特(John Foster)强调马克思思想中的生态纬度(ecological dimension)是占主要地位的。

一、什么是生态唯物主义

福斯特创立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从清理唯物主义概念入手的。根据英国哲学家罗伊?布哈斯卡(Roy Bhaskar)在《唯物主义》中的观点,他把唯物主义概念分为三类:本体论的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唯物主义、实践的唯物主义。这三种唯物主义研究的问题和观点是不同的:本体论的唯物主义强调社会存在对生物存在(更为普遍的是物理存在)的单方面依赖,强调前者源于后者;也就是外在的物理世界相对于思维的独立存在,这就反对了终极目的论。认识论的唯物主义强调科学研究对象的独立存在和超越事实(即因果关系和自然规律)的活动――至少是某些研究对象;实践唯物主义强调人类的变革力量在社会形态变革和社会形态再生产中的本质作用。①在这三种唯物主义中,本体论的和认识论的唯物主义都属于自然唯物主义,实践唯物主义属于历史唯物主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不仅应该在本体论和认识论的意义上加以探讨,而且应该在实践(感性活动)的基础上构建。

福斯特用“生态唯物主义”来表达他对马克思的哲学唯物主义的重构,表明了他对生态唯物主义的现代内涵的理解。生态唯物主义的现代内涵主要表现为巴里?康芒纳(Barry Commoner)的生态学四条“非正式规则”来论述唯物主义对生态学思想的意义。这四条规则是:第一,万物皆相互联系;第二,万物皆有归属之地;第三,自然知晓最多;第四,“无”无以产生“有”。② 生态唯物主义的现代内涵意味着新的历史观,它要求考察的不只是自然的进化或社会的进化,而是自然和社会的协同进化。因为从生态唯物主义看来,自然和社会处在斗争与和谐辩证统一的、进化的同一个历史过程中。

二、生态唯物主义的自然、生态基础

福斯特强调,马克思在将唯物主义转变成实践的唯物主义的过程中,从来没有放弃他对唯物主义自然观――属于本体论和认识论范畴的唯物主义――的总体责任。福斯特认为马克思的思想在这方面的关键作用――在于它发展并改造了伊壁鸠鲁关于唯物主义和自由思想的原有传统,而这些思想对于现代科学和自由是必不可少的。

第一,伊壁鸠鲁与现代科学与理性革命。从笛卡尔、弗兰西斯?培根、霍布斯、牛顿都受到伊壁鸠鲁哲学的影响,特别是机械唯物主义更是明显地带有伊壁鸠鲁原子论的痕迹。康德把伊壁鸠鲁学派的学者们称为“古希腊思想家中最杰出的自然哲学家。”③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中说:“伊壁鸠鲁是经验自然科学、经验心理学的创始人。”青年黑格尔派坚持认为伊壁鸠鲁学派从特殊意义上已经预示了欧洲17世纪、18世纪、19世纪的启蒙运动。正如马克思所完全认识到的那样,这些思想家的唯物主义的共同基础都是伊壁鸠鲁的哲学。

第二,伊壁鸠鲁与宗教神学。“伊璧鸠鲁一般地否认概念和普遍的东西是本质。一切产生都是偶然的结合,这些结合又都偶然地分解。因为那被分割开的东西是第一性的、真实地存在的东西;而偶然性则是这种结合的法则。而偶然既是支配一切的东西,因此一切目的性以至世界的整个最终目的也就一起消失了。”④由于伊壁鸠鲁唯物主义强调世界的有限性、暂时性,一切目的论的观点――根据终极原因、根据神的意图解释自然的观点――受到沉重打击。(对目的论的致命打击来自于达尔文的自然进化论,因为伊壁鸠鲁唯物主义是直观的唯物主义,不足以彻底摧毁目的论的根基。)正是在反目的论这点上,唯物主义与科学取得了一致。马克思高度赞扬伊壁鸠鲁对宗教和启蒙哲学的贡献。马克思在《博士论文》里声明:“只要哲学还有一滴血在自己那颗要征服世界的、绝对自由的心脏里跳动着,他就将永远用伊壁鸠鲁的话向他的反对者宣称:‘渎神的并不是那抛弃众人所崇拜的众神的人,而是把众神的意见强加于众神的人。’”

第三,伊壁鸠鲁哲学的生态基础。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把“守恒原则”――“从虚无中决不能产生万象,也没有什么东西会归于乌有。”①――作为其出发点,把自然的存在作为人的自由存在的基础,因此具有生态世界观的倾向。这一点,在卢克莱修――伊壁鸠鲁哲学的最佳诠释者――的著作中表象的相当明显。卢克莱修提到了空气污染是因为采矿,提到收成的减产是由于土壤的退化,还提到森林的消失;同时他也论述到人类和动物之间并没有绝对的界限。福斯特认为巴里?康芒纳(Barry Commoner)的生态学四条“非正式规则”中的前两条和最后一条是伊壁鸠鲁物理学的主要原则,卢克莱修在《物性论》――以诗歌的形式表现伊壁鸠鲁的哲学思想――第一卷中已经强调过这些原则。根据康芒纳的解释,“自然知晓最多”更好的理解应为“进化知晓最多”。也就是,通过进化过程――包含着无数偶然性的过程――所有物种,包括人类,都经过亿万年各种先天变异的自然选择过程而逐渐适应了环境。②

综上所述,福斯特认为是伊壁鸠鲁哲学激发了马克思对唯物主义的深刻理解并以此构造了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传统。在伊壁鸠鲁的哲学中包含着许多为马克思后来所发展和确定下来的生态思想萌芽,其中,最主要的是伊壁鸠鲁哲学中反目的论的思想及对偶然性、人类自由的强调和人与自然共同进化的思想。这样,福斯特从认识论的和本体论的纬度建构了马克思的生态唯物主义的自然生态基础。

三、生态唯物主义的历史基础

马克思的历史基础来自于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思想。达尔文的基本理论是:所有的生物都具有“超级繁殖能力”,或者说,具有生产出超过能够生存数量的后代的倾向。这些后代相互之间并不尽相同,它们并不仅仅是简单的复制原始的形态,这种变化部分的传给了未来几代......既然不是所有的后代都能存活,那末,在大量的后代当中必然存在着生存竞争。据统计,那些通过内在的变异机制使之最能够适应他们所生活于其中的、有限的当地环境条件的后代,总是具有一个较高的存活率,因而把这些变化(至少是在某种程度上)传给它们的后代。这些有利的变异经过漫长的地质年代的积累可以导致物种的进化――或者说是有所修正的演化。这一理论的重要意义在于这样一个事实:人类与地球在整个物质进化过程中的相互依存关系,人类不再占据统治地位,上帝也不复存在。“这是唯物主义,达尔文知道这一点;这是一种自然主义,它将自然的每一点都人性化,就像将人自然化一样。”马克思接受了这一观点,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马克思阐述道:“人(和动物一样)靠无机界生活......自然界,就它本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至死亡而必须与之不断交往的、人的身体”。达尔文的自然进化论代表了“目的论的终结”(正如马克思所强调)和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批判;但是自然进化论的唯物主义基础――达尔文深知这一点――却令达尔文深深苦恼,以至于他把《物种起源》推迟20年发表,原因在于达尔文不像伊壁鸠鲁,他不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这是由他的自然神学理论背景所决定的。③(福斯特由此进一步论证了马克思唯物主义的基础更多来自于伊壁鸠鲁)但瑕不掩瑜,达尔文的自然进化思想构成了现代生态学的基础。今天,很少有人会否认进化论的观点。蕾切尔?卡逊告诫我们:必须与其它生物共同分享我们的地球,“控制自然”是生物学和哲学还处于低级幼稚阶段的产物。生态中心主义依据进化论更是提出“所有物种一律平等”的激进思想。

福斯特通过考察后得出结论:对马克思来说,达尔文的“划时代的著作”(马克思语)导致马克思形成了关于人类劳动与人类进化之间关系的确切理论――劳动进化论。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的两个脚注中简明而系统的阐述了达尔文的理论与他自己通过不断变化的生产和技术而对人类历史发展所进行的分析之间的关系。正如恩格斯所说:“狭义的动物也有工具,然而,这只是他们躯体的四肢。”而人类工具是通过社会生产而产生的,它是人在社会中的生产器官,是人类的外部延伸,即人的无机的身体。这就是说,人类历史是我们自己创造的,自然史是长期进化的结果。马克思认为制造工具只是属于人类的“特征”,抓住了劳动工具就抓住了人类进化和发展的实质。由此可以看出: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的自然、历史基础与达尔文相关联。

福斯特通过大量的研究文献得出结论:马克思和恩格斯用共同进化的观点来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揭示了人类进化和发展的本质,即劳动规定了人类所拥有的特殊生态地位。这点对生态认识理性非常重要,因为它使我们意识到:人类在改变环境的同时,必然受到环境条件的制约。只有在达尔文的基础上,马克思才能够在《资本论》中运用唯物主义和进化论的术语来定义劳动过程和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最终形成了生态学意义上的新陈代谢理论。

四、生态唯物主义的社会基础

生态正义论文范文第5篇

与会专家和学者围绕传统生态思想文化、环境哲学理论、生态文明建设及对策三方面主题进行了研讨。

一、传统生态思想文化

本次会议的主题是“传统思想文化与生态文明建设”，对传统思想文化中蕴含的生态资源的诠释与论述是本次研讨会的亮点，相关论文30篇。

卢风、盖光、余泽娜等学者探讨了传统生态思想的一般原则和基本理念。卢风认为，在当前传统思想文化合理复兴的背景下，传统思想文化能否为环境哲学研究和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思想文化资源，能否帮助解决中国环境问题，是值得研究的论题。对于什么是“天人合一”，有多种不同的解释，卢风援引《中庸》、《易经》、《论语》、《大学》等文献关于“人性”、“终极关怀”的相关论述，指出“天人合一”是人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是君子的最高追求或“终极关怀”。对于什么是“内向超越”，卢风将人们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而做的不懈努力称为人的超越性，并对“内向超越”、“外向超越”做了对比和区分，认为改变自我就是内向超越，而改变外部生活条件就是外向超越。“天人合一”是儒家追求的最高境界。在人之超越性追求上，儒家将内向超越即德行、境界和智慧的超越放在优先地位。但儒家的内向超越又并没有封闭于自我，而是注重向自然学习，追求天人合一境界。儒家天人合一及内向超越的追求，与现代西方主客二元的世界观以及将工商、技术放在优先位置的外向超越迥然不同，因而对于反思、超越现代性具有启迪意义。

盖光认为“道生”极具“生态”智慧，这不仅是老子及道家思想的基础，也是成就中国智慧中“生态”蕴含的主要条件。他认为，“道生”是中国生态智慧的哲性基础，“道生”禀天地阴阳之气，其节奏及韵律性的生成与转换旨在促生万物生命的生态共荣。人由天地自然道化而成，人的发展，人的社会运行机制及精神文化存在，既是生态转换及“道法”的延伸，也积聚着“道生”的生态智慧。关于“道生”与“太一”的智慧逻辑，他认为“道生”与“太一”、“太极”之生相互联系，这些作为智慧性表达，内在一致且同一，区别主要在于话语表达及述者的不同。对于“道生”智慧的释解，不仅需生命肌体活动的整体参与，更含蕴精神体验性，或本身即表征精神生态特性。

余泽娜认为中国传统社会存在一个生态伦理的实质性传统。这个传统包含道与术两个层面。以天人合一为核心的生态伦理思想道统，在术的层面渗透于人们的生产生活安排和生活技艺之中，渗透于法制建设、民间信仰之中，形成道、术相济的完整体系，在中国传统社会的长期发展中产生了规范有效的影响。而造成当前中国生态环境困境的重要原因恰是道统传承萎缩、道与术相分离。因此，她认为，要走出困境，推进当前生态文明建设，必须借鉴传统的经验：既要好于道，也要进于术。

乔清举、刘魁、陈红兵、张连国、姚洪越等学者对儒家、道家、佛教思想的生态意义进行了诠释与论述。乔清举介绍了儒家生态哲学思想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生态哲学思想史”的情况。他认为儒家哲学本质上是生态哲学，其基本原则是天人合一。其所谓天的规定性“生生”，是自然的“合目的性”，儒家生态哲学要求人主动地实现与天地相贯通的本体，做到“为天地立心”，使万物尽性。对于动植物、土地、河流、山脉，儒家都有其生态哲学层面上的表述。儒家把道德共同体推及整个自然界，并从宗教、道德、政治三个层次展开对于自然的生态性认识和保护，具有整体主义的特点。在宗教层面上，儒家保留着自然之魅的观念，认为一些动植物具有神性，要求祭祀它们，祭祀土地山川，“报本反始”。在道德层面上，儒家把“仁”理解为“爱人以及物”，提出“德至禽兽”、“泽及草木”、“恩及于土”、“恩至于水”、“恩及于金石”等说法。在政治层面上，历代政权都设立官职、颁布政令、法律保护自然。通过对儒家生态哲学的论述，乔清举认为人类如果还要在这个星球上生存下去，其生存必须是生态性的;生态地存在是人类根本的存在方式。在历史上，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够贞下起元，历久弥新，保持较高的水平，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儒家生态意识维持了中华民族生存地区的自然环境。发掘传统生态智慧，贡献于当今中国和世界的生态文明建设，是研究儒家生态哲学的意义所在。

刘魁对《周易》中盛德价值观进行了论述。其所说的盛德价值观，是指奉宇宙万物的生生不息、生灵昌盛、生命永续为最高价值与最高道德的一种宇宙观与价值观，是对《周易》强调宇宙万物“生生不息”、“万物化生”、生命永续的一种概括。他认为当代人类要摆脱生态危机，建立健康的生态文明，并不在于空洞、盲目地主张保护生态环境、维护生态平衡，而是要端正人在自然中的地位，明确人类行为的最高价值与行为准则。

陈红兵从四个方面系统论述了道家“无为而治”思想的可持续发展意义：其一，“无为而治”是建立在“道法自然”思想基础上的。“法道”思想对于我们今天批判人类中心主义观念，遵循自然、社会生态系统自组织演化规律，充分发挥自然、社会生态系统自组织演化作用，具有现实意义;其二，从社会治理角度言，“虚无为本”体现为统治者观照自然、社会及其变化发展，制定相应法令制度的整体性思维。它要求我们今天，社会治理应改变片面的物质主义导向，从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整体的可持续发展出发;其三，“因循为用”包含因时、因物、因民三方面内涵。其中，“因物”主要是指尊重和顺应事物自然本性，它要求我们今天慎用科学技术及人为手段改变事物的自然存在状态及自然本性。“因民”包括顺应百姓的自然本性、自然需求和民俗等方面。它启发我们今天不应过分强调百姓对物质利欲的追求，而应将社会安定、百姓身心的和谐放在重要位置。“因俗”则要求尊重各地民俗的可持续发展意义，对改变各地传统生产生活方式持慎重态度;其四，“名正法备”是黄老道家无为而治思想的重要方面。其可持续发展意义体现在环境法建设上，要求从协调经济――社会――自然生态整体利益出发，注重落实各级官员的环境职责。

张连国认为《庄子》的生态存在论是若有真宰、不得其朕的内在关系存在论，是万物云云、各复其根的生态系统论与自然价值论。人存在方式具有芒乎与本真的二重性。人的本真性是由现象学还原的知的本真性决定的。存在是一个以道为本根，出于道、返于道的反复循环的生态巨系统，具有无目的而潜在合目的内在生态价值。人在既以自然的方式又以人的方式原发共生中成为自然与社会关系的总和，而不仅仅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的本真自然存在方式不是动物般的生存方式，而是无目的而合目的、合于自然生态系统缘构共生真意天机的天人合一的生态审美存在方式。真人生态生存论是与自然和谐，与世混处。

姚洪越将佛教自然观与基督教的自然观进行了比较，认为佛教和基督教面临大自然时，根据自身的基本教义，对自然的产生、自然的属性、自然与人的关系等领域进行了各自的阐述，这些内容构成佛教和基督教自然观的基础部分;同时佛教与基督教之间还存在修炼身心与探索、改造自然，有所顾忌与勇于探索，感应论与拣选论等方面的不同，因此佛教自然观与基督教自然观指导下的人类实践效果在目的、动力、方式和途径等方面具有根本的不同。最后提出在充分吸收和借鉴二者成败得失的基础上，结合实际不断探索、丰富和完善关于自然的理论和实践体系，为创造更加幸福的生活、更加美好的未来而积极探索，不懈努力。

此外，还有学者从传统农耕文化的生态价值、中医生态思想、回族生态文化、草原文化的生态维度等不同方面，对传统生态思想文化进行了论述。

二、环境哲学理论

环境哲学理论一直是历届环境哲学、环境伦理学年会的重要主题。本次学术研讨会提交的相关论文有35篇。这方面论文主要围绕两方面主题，一是对西方相关环境哲学理论的述评;二是对环境哲学相关论题的探讨。

郇庆治、包庆德、陈爱华、张卫等学者对西方相关环境哲学理论进行了述评。郇庆治通过对“深生态学”（deep ecology）的创立者阿恩・奈斯的深生态学相关理论和布赖恩・托卡激进的“绿色运动”、“绿色政治”的相关理论和主张，以及艾克斯利、罗伯特・古丁等相关学者的理论的阐述性分析，对于什么是生态自治主义，以及它为什么是一种生态文化理论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生态自治主义更接近于一种社会政治理论，生态自治主义的任何实践层面上的实质性进展，都离不开理论基础阐释上的深入与广为传播，但作为一种社会政治性变革，终归是关涉人类关系及其利益的艰难调整，而不简单是一个理论可信性与说服力的问题。

包庆德认为莱斯作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他以独特的认识论维度阐述造成全球生态危机最深刻的社会意识根源――控制自然观念。控制自然观念在客观上造成人性扭曲，同时也在现实社会中破坏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控制自然其实质是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控制，在时空维度上影响人的全面发展，制约社会进步。消除控制自然观念是建立一个较易于生存的社会，并从伦理和道德维度对人类使用科学技术的行为进行生态约束、规范和引领。当今的生态环境问题特别需要对控制自然观念进行深度生态解读。莱斯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控制自然理论对于我们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建设美丽中国，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和借鉴价值。

陈爱华认为，在《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一书中，福斯特通过“维护生态正义能否超越阶级倾向”的道德哲学辨识，凸显了其中蕴涵的人（环保主义者）与人（林业工人）――环境（原始森林）――资本主义（政府与企业）伦理关系的“生态伦理形态”应然与实然的生态伦理悖论和生态伦理与资本主义伦理关系的道德范式之间的冲突;通过对马尔萨斯人口论的道德哲学反思，揭示了马尔萨斯人口论反生态正义的伦理本质。在福斯特看来，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的新马尔萨斯主义都是在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阶级利益及其道德观（和种族与性别道德观），因而无益于人口――生态问题真正解决。

张卫介绍了美国的“田野哲学”。他认为，“田野哲学”是在“新自由主义”的时代语境下关于如何进行哲学研究的元哲学层面的思考。田野哲学主张对哲学进行“去学科化”，提倡“跨学科”的研究模式和“自下而上”的研究进路，增进哲学的社会参与度。其主张和理念对于我们今天如何从事哲学研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曹孟勤、郑慧子、肖显静、曹顺仙等学者对环境哲学相关论题进行了探讨。曹孟勤教授认为，每个人在社会生活当中都拥有一个或多个社会身份，而任何一个社会身份都内在地蕴含着社会责任，承担某种社会身份就意味着担当某种社会责任。人的社会身份不仅表现在他人面前，同样也呈现于自然世界面前。人类面对大自然为自身所确认的身份不同，对自然所采取的态度和行为就不一样，所承担的责任就会有差异。生态文明建设的一个关键问题是：为进行生态文明建设的主体确认一种合理的身份，身份的合理性担保着改造自然界的实践活动的正当性。

郑慧子指出，生态学与环境哲学之间存在着内在的逻辑关系，生态学不仅是环境哲学赖以发展的思想源泉，而且还是环境哲学是否具有合理性的科学基础和根据。然而，生态学的科学性质直到目前在科学共同体中还依然处在悬疑之中，这种状况并未被环境哲学所察觉，相反，环境哲学直截了当地把这种存疑的现成性的生态学作为自己的合理性的基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生态学的这种不确定性的科学图景使环境哲学研究不得不面对着一个自身合理性问题的重大挑战。因此，加强生态学的这一基础性问题的研究，应当被视为环境哲学研究的一个新任务和新方向。

肖显静认为对于转基因技术生物完整性损害的伦理评价，基因（型）完整性的损害是核心，转基因技术损害了生物个体基因型的完整性，改变了生物个体的表现型，引起了生物个体肉体的和精神的破坏，是伦理地可拒斥的。生物物种的完整性不同于生物个体基因（型）的完整性，它是同一物种中的所有成员所共有的基因组（DNA条形码）的完整性，代表着物种的真正本质。因此，人类对物种有直接的责任，有责任维护物种的完整性，以保持物种的特异性。转基因技术之异源转基因，违背了生物物种的完整性，在道义上是伦理地应拒斥的;转基因技术之同源转基因以及基因内修饰，基本没有损害生物物种的完整性，是伦理地可接受的。转基因技术生物完整性损害的伦理评价还要结合转基因技术应用的目的。一般而言，单纯出于人类眼前的、狭隘的、非根本的利益，而应用转基因技术，从而造成生物完整性的损害，理应受到更多的伦理拒斥。这些方面能够为政府和公众基于生物完整性概念伦理地评价转基因技术提供理论指导。

曹顺仙指出，当前学术界对马克思、恩格斯生态哲学思想的研究可谓多维度、多视野，并以不同于西方环境哲学的面貌呈现出丰富而独特的理论内涵和品格。她认为，从认识论维度而言，整体主义思维、对象性实践思维和辩证思维的“单向度”运用或综合运用都难以完整、准确地诠释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哲学，主张从自然――人――社会构成的“三维化”思维完整准确地诠释马克思、恩格斯生态哲学。马克思、恩格斯是用“三维化”思维认识所处时代的生态环境问题，把时代性的生态环境问题界定为社会的、人文的特别是与资本主义内在逻辑密切相关的复合性社会问题。论文认为，生态环境问题的解决也应围绕自然――人――社会的“三维化”角度进行，其终极追求是实现“自然主义――人道主义――共产主义”有机统一的和谐世界。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生态环境问题理论的“三维化”的历史观是自然、人和社会“三位一体”、协同进化的生态历史观。人、社会、自然进化遵守六大规律，即自然进化规律、人进化规律和社会进化规律，以及自然、人和社会相互之间协同共进的“间性规律”即人与自然间关系演进的规律、人与社会间关系演进的规律、自然与社会间关系演进的规律。

三、现实生态文明建设

国家自十七大以来对生态文明建设越来越关注，生态文明建设实践及对策也是本次研讨会的重要主题。国家环保部宣教司刘友宾巡视员也应邀出席了研讨会并作了发言。会议提交相关论文32篇。

关于现实生态文明建设，研讨涉及的内容很广泛，有宏观方面的论述，如叶平论述了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时代特点及其理论前提，解保军论述了环境悬崖危机为当前生态文明建设提供的新契机，丁宪浩、周兰珍突出了公众参与对于生态文明建设的意义，朱伯玉、白洋关于当前环保法相关议题的探讨等等;研讨内容还涉及环境宣传教育、企业绿色发展等一般话题;比较专门的议题还有民间环保组织发展现状、汽车消费及道路交通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关系、居民低碳生活的现状、影响因素等;曹水群、董军的论文则涉到当前备受关注的邻避抗争话题。

刘友宾巡视员从文化建设维度，梳理了我国环境保护的历程，重点对“环境保护是一项基本国策”、生态文明、新修订的环保法、生态文化等进行了解读。他指出，环境保护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文化建设是促进环保事业发展的重要力量。十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地位，《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提出，积极培育生态文化、生态道德，使生态文明成为社会主流价值观，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要内容，充分体现了党和国家对生态文化建设的重视。深入挖掘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的生态文化思想资源，加强生态文化理论研究，推出生态文化精品力作，是繁荣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方面。

叶平认为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是“生态时代”。在生态时代，人类将生活在一个广泛的与生命共同体相互促进的关系中。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是环境革命，目的是要解决人类如何生存和社会如何发展的问题。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要求和部署，顺应了生态时代科技――经济发展观、时代哲学观和文化观等观念的变革趋势。他认为要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应树立“与时俱进”的发展的观点，应树立“自然界最懂自然”的信念，学习“生物利益的自保护性”智慧，吸取大自然报复的教训;应树立有机整体论的思维方式。

解保军认为，中国生态环境问题面临的“环境悬崖”状况，将促使经济与环境关系发生“哥白尼革命”式的新变化，人们将转变思维方式，倡导“环境优先”的发展范式，这样可能会比以往更好地解决经济和环境之间的矛盾。它将把人们从唯GDP崇拜的疯魔中唤醒，对GDP的“生态启蒙”有了新认识，“生态启蒙”是人类生态意识觉醒、确立生态理性的思想解放运动。最后，它将促使人们发展观产生新变化，促使人们对环境保护的期待和诉求有新提高，人们从“求温饱”、“求生存”转向“求环保”、“求生态”，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

丁宪浩认为美丽中国建设目标的提出，为我国环保产业的发展勾勒出前所未有的广阔前景，环保产业的顺利发展、可持续发展，离不开社会公众的积极参与。但我国的公众参与尚处“初级阶段”，环保产业的公众参与主要有监督性参与、消费性参与、投入性参与等形式，近年来社会公众三种参与形式都有所发展，给环保产业发展增添了动力。但与大力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新形势新要求相比，公众参与还显得相对滞后，其制约因素为公众参与意识淡薄、参与成本偏高和参与氛围不浓。针对这些制约因素，他提出注重提升全民生态环保意识、建立完善公众参与激励机制、加强公众参与的组织引导的对策。

周兰珍认为当下公众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处于边缘化的地位，在很多方面处于缺位状态，就全社会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力来看，起绝对主导作用的还是政府，而公众自身素质是导致公众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缺位的基础性原因，只有把生态文明内化于公众的内心，多渠道依靠特定的组织机构来引导公众的行为是最为直接有效的途径，借助政府的力量来推进公众的组织建设是最佳的选择。

朱伯玉对于环境法哲学视野下的环境诉权进行了探讨，认为环境法哲学视野下环境诉权有其实体法根基，并对环境诉权进行了重新界定并分析了其类型化。通过论述环境法哲学视野下的环境公益诉权与环境生态诉权，他认为环境法哲学转换了我们审视环境诉权及其根基的视角。环境诉权是“环境诉讼”的诉权，而不是“有关环境的诉讼”的诉权。确定环境诉权基本内容必须正确处理环境诉权与实体环境权之间的关系。随着环境公益诉讼立法司法实践的拓展，以及环境生态权诉权理论的突破，环境诉权理论之基不断得到夯实。白洋从“依法治国”的背景下分析了我国环境法治存在的机遇和挑战，指出其实施现状存在的问题，并针对这些问题从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层面提出了具体的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