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著名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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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代著名作家范文第1篇

2、王小波 ：出生于1952年，逝世于1997年，中国当代学者、作家。代表作品有《黄金时代》《白银时代》《青铜时代》《黑铁时代》等。

3、史铁生 ：出生于1951年1月4日，逝世于2010年12月31日，中国作家、散文家。代表作品有《我与地坛》 《秋天的怀念》 《我的遥远的清平湾》 《插队的故事》等。

4、周国平：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当代著名学者、作家、哲学研究者，是中国研究哲学家尼采的著名学者之一。代表作品有《安静》《守望的距离》《各自的朝圣路》。

中国当代著名作家范文第2篇

日前，北京大学中文系，人民文学杂志社，上海交通大学人文艺术研究院，清华大学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中国作家杂志社，文艺报社，中国现代文学馆合作共同举办了“当代汉语写作的世界性意义国际研讨会”，来自美国、澳大利亚、新加坡及中国大陆、台湾和香港等地区的近百位学者、批评家、著名作家出席了此次研讨会，探究了如何推进当代汉语文学与世界文学界的对话，拓展阐释当代中国文学的学术视野，打开阐释中国当代文学的话语空间，从而推动中国当代文学在世界的影响力。

当让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呼声越来越强烈的时候，作为中国当代文化中的重要部分――中国当代文学也承担了重要的使命。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之林中处于怎样的位置？当代汉语写作有着怎样的世界性意义？这些成为摆在作家、学者、评论家以及读者面前的重要问题。

铁凝（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当今世界上，我们如何看待和估价中国当代文学，中国人如何在世界背景中认识自己文学的价值，作家如何在世界背景中认识我们写作的意义，确实是一个重要问题。随着中国国际影响的扩大，中国文学也在逐步走向世界。世界渴望了解中国，中国的作家们也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世界各地的读者面前。在今天，一个优秀的中国作家，他的读者不仅在我们这片辽阔的国土之上，通过翻译，他的读者还可能在纽约，在欧洲的某个村庄，在亚洲和非洲的某个城市。我本人是一个写作者，我相信，这样一种情景会或多或少地影响到作家的写作。在写作时你会感到，除了你熟悉的人们，你还可能面对着陌生的人们，面对着文化背景、文学传统、价值理念和生活经验差异极为悬殊的读者，你在面对这样一个广大的和有着巨大差异的世界书写，这时，你就会思考这个问题：当代汉语写作的世界性意义。这个问题摆在作家们面前，同时摆在学者和评论家们面前，甚至摆在中国的和世界各地的读者面前。我们的文学究竟应该怎样站立在世界文学之林，我们又应该如何在这个千差万别的世界中看待自己的文学，这关系到中国文学如何发展，如何塑造和伸张自己的特性。

李敬泽（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人民文学》主编）：进入21世纪，中国经济取得的成就让世界关注，中国如何在文化上为当今世界提供更多的精神资源，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问题。尤其是当代中国文化如何构成当今世界文化中最有活力的部分，当代汉语文学的艺术价值如何评价，汉语文学放在世界文学体系中如何定位，汉语文学是否始终在世界文学体系当中，它的世界面向如何展开？所有这些问题，都成为21世纪初中国文学家必须面临的问题，以及我们必须承担和开始的事业。

张颐武（北京大学教授）：如果说上世纪八十年代我们还急于由世界边缘走向世界中心与欧美并肩，那么现在，中国文学可以说已经成为世界文学的构成部分，并且在内部形成了“‘走向世界’的想象”。我们可以从最近中国最热门的两部电影中看到这种变化，一部是《唐山大地震》，一部是《山楂树之恋》，这两部电影都改编自小说，且都以“”这个最为封闭的时期为背景。但与人们的想象不同的是，两个主人公的出国并不是故事的终结，相反，他们出国后选择再次回归，审视自己的国家，使故事得以公开。据此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当代文学会作为一个全球性文学的跨语言和跨文化阅读的必要构成，给世界文化提供更多的资源。

王宁（清华大学比较文学中心主任）：1827年，歌德在接受艾克曼访谈之后提到，“民族文学已经成为过去，世界文学的时代已经到来。”这是文学的世界性概念的首次提出。如果说这在当时还是一个乌托邦的话，在今天无疑已经成为一种现实。我们在使用世界文学这个术语时，实际上已经赋予它以下三种含义。首先，世界文学是东西方各国优秀文学的经典之汇总。第二，世界文学是我们的文学研究、评价和批评所依据的全球性和跨文化视角和比较的视野。也就是说，我们只有把民族文学放在广阔的世界文学的语境下来研究和考察，我们才能得出客观的国际性的理论标准。第三，世界文学是通过不同语言的文学的生产、流通、翻译以及批评性选择的一种文学历史的演化。在这种意义下，在今天，当中国成为一个经济和政治大国的时候，我们应重塑中国文化和文学大国的形象，促使中国文学有效走向世界。

中国文学正逐步走向世界，这种意识正影响着作家的写作，作家必须要考虑对写作资源的重新占有和最为独特、个性地对写作资源的文学利用。不过，在很多作家看来，无论属于哪个民族哪个国家，立足于“个人性”、“本土性”是首要的。

莫言（著名作家）：关于作品的世界性，包括多个层面。一是知识层面，外国人读中国作家的作品，可以了解他所不了解的经验，他可以了解到他所不了解的中国一些独特的知识；另外，人性层面更为重要，如果是成为世界性的作品，进入世界文学之林，必定具有一种普遍性，这种普遍性就是人的共同性的反应，托尔斯泰的作品为什么让中国的读者落泪，中国的《红楼梦》也能够感动外国的读者，这都是因为它们传达了一种共性。中国文学的当下性，应该强调个性化写作，中国当代文学的世界性，则还是应该强调作家重在挖掘人的普遍性，当然也不要放弃语言、结构以及其他方面的艺术技术的探索。

刘震云（著名作家）： 作为一个作者，意大利传教士和中国杀猪匠是我的榜样，我如果能把思想传给我的读者和我喜欢的人，我觉得就很有意义。

阎连科（著名作家）：世界文学也好，中国文学也好，对我都不重要。不论时代如何变化，这一代作家必须意识到，自己是一个来自乡村的作家，家人和土地是我们几代作家最根本的写作资源。然而今天居住和生活在都市，离早已变化的乡村和农人越来越远，越来越难以真正了解土地和那些血肉相连的农人。而失去他们，就意味着我们――尤其是我，对写作资源的彻底失去。写作到今天，作家必须要考虑对写作资源的重新占有和最为独特、个性的对写作资源的文学利用。

铁凝：文学的根本精神是让人们的心灵能够相通，我们要敞开胸怀与世界各国人民对话，我们要吸收和借鉴世界上一切优秀的、富于创造性的文化成果，我们要在与世界各国的作家和学者的交流中丰富对文学的认识。但同时作为一个作家，我也经常地意识到，我的写作牢牢地扎根于“吾土吾民”。当我坐在书桌前时，我的书写首先是也根本上是面对着那些和我分享着共同的语言、历史和经验的同胞们。如果我的感受、想象和思考首先能够在他们那里得到呼应，那么，我愿意相信自己就能够自信地面对世界其他地方的读者；如果我们能够经受住来自我们的语言、历史和经验的文学传统和文学标准的考验，那么，我们就能够坦然地带着我们的作品加入到世界文学的行列。

王家新（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文学创作，无论是哪一个国家或民族的作家，都必得首先立足于“个人性”，即从一个作家个人的独特、具体的存在开始。在我看来，写作无非是进入个人自身存在的一种努力。脱离了这种“个人性”，脱离了个人经验的具体血肉，任何对“本土性”的张扬都是可疑的。现在有人大谈“中国经验”，作为写作者，我们谁也不能代表。我们无非只是一些被代表者。真正有价值的文学，就是这张“个人的牌”。文学从来就是个人的，把一个作家和诗人简单地视为某个民族或文化的化身，这其实是对文学的简化和取消。

汉语文学写作无疑是中国当代文化中富有活力的部分，然而在一段时期内，汉语写作一直未能在国际上获得充分重视，一直被区隔于当代世界文学视野之外。相比较西方文学在中国的重大影响，当代中国文学在世界上的影响相当有限，而且因为信息的不对称，遭致不恰当的评价。当代中国文学向全球文化中心挺进中有着怎样的短板，如何更好地让汉语写作走向世界是不少学者关注的话题。

杜博妮（悉尼大学教授）：翻译应当是中国当代文学传播于世界的最重要的手段，但中国目前的文学翻译工作无论是在质量上还是学者的关注度上都远无法与其重要性相称，这或许是中国文学走向世界过程中一个不容忽视的短板。

刘康（美国杜克大学教授）：中国的现代化与世界的全球化有很大的时间错位，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曾经出现过思想、艺术、审美等方面的先锋思潮。而随着九十年代思想先锋的告终，中国意识形态与写作的关系形成“多重幻象”。

施战军（鲁迅文学院副院长）：对新海外华人作品的评价需要一点谨慎和客观。因为第一，这些作家大部分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期出国，他们作品依托的场景、情境、气氛大多都是限于“”前后的一些时空，在历史和人性方面，确实展现出了一种有所积淀的省思和有所把握的想象。第二，他们对于周围的认知基本上局限于当时的印象，对中国现代的印象，没有融入，在语言技法方面也没有新意。第三，他们的有些作品与我们期待中的世界认知无关，我们国内可以同步和国外的文学状况产生交流，但海外作家则在悬隔地带。

艾克拜尔・米吉提（《中国作家》主编）：从现今的世界来看，我们拥有最佳发展机遇期，那种固执的冷战及后冷战思维已经渐行渐远，发达国家受众的眼光与欣赏品味也在发生新的变化，他们更想看到的是今天的中国，今天中国人真实的心境和生活。而这一点，对中文写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可回避的是，在以往的作品中，我们广泛深入挖掘了民族劣根性，展示了我们民族群体的人性之恶，以期追求和抵达主题的某种深刻。但是，缺乏展示我们民族群体中的人性美的力作。我们高兴地看到，现在有一部分作家开始关注这一点，正在试图用自己的创作实践去体现。我们期待着更多这样的精美之作问世。

陆建德（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所长）：回顾历史，我们需要检视。一百年前一些激进知识分子怀疑中国文字存在的合理性，甚至提出汉字应该废除并以世界语取而代之；在上世纪五十年代，这种呼声甚至来自文化界和出版界的核心。语言是一个民族世界观、价值观的体现，对语言的否定就是对文化的否定。我们要注重汉语写作的重要性。另外当今汉语写作得到了认可，但我们不可仅把它作为社会记载来读，而应充分意识到其文学价值。

南帆（福建社会科学院院长）：当代文学的经验不在于恢复古老的民族传统文化，而在于具有当下性的“本土”。 我们现在的民族是世界视野中的民族，当代文学应该放在世界文学的坐标中进行衡量。

中国当代著名作家范文第3篇

莫言，原名管谟业，出生于1955年2月17日，山东高密人，中国当代著名作家，他以乡土作品崛起，充满着“怀乡”以及“怨乡”的复杂情感，被称为“寻根文学”作家。代表作品有《生死疲劳》、《蛙》、《红高粱》等。2012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在莫言童年的记忆中，母亲坐在一棵白花盛开的梨树下，用一根洗衣用的紫红色棒槌，在一块白色的石头上，捶打着野菜……

那根棒槌，从来没有击打到莫言身上，尽管小莫言调皮贪玩。在饥饿的年代里，为了让全家人填饱肚皮，母亲在给生产队里拉磨时，趁人不注意，快速抓一把粮食囫囵吞到肚里，回家后再想方设法吐出来。母亲近乎自残的行为却像一根棒槌，时时击打着他的心。

有一次，母亲带着莫言到田里挖野菜，他看到母亲把地上的野草拔起来往嘴里塞，一边咀嚼一边流眼泪。母亲痛苦无奈的表情，坚定了他要当一名作家的梦想。幼小的他认为，只有当上作家，拿到稿费，才能让自己和母亲不再挨饿，不再屈辱，过上幸福的生活。

母亲的爱是宽广的。莫言4岁时，曾提着一个珍贵的热水瓶到大兰村的公共食堂打开水，可是热水瓶一不小心“啪”的掉在了地上，打碎了，他吓得钻进一个草垛里，一下午不敢出来。一直到了晚上，听到母亲焦急地喊着他的乳名，才从草垛里钻出来，母亲又惊又喜地紧紧抱住他，没有责怪他，莫言又感动又委屈。

莫言从小酷爱看书，8岁就开始看《三国演义》《水浒传》等文学名著。一天下午，他从老师手里借到《青春之歌》，他明明知道如果不去割草，羊就要饿肚子，但还是挡不住书的诱惑，一头钻到草垛读《青春之歌》。等从草垛后晕头涨脑地钻出来，已是红日西沉，他的身上被蚂蚁、蚊虫咬出了一片片的红疙瘩。听到羊在圈里饿得狂叫，他心里忐忑不安，害怕大人打骂，但母亲看到儿子身上的红疙瘩，宽容地叹息一声，没骂他也没打他，只是让他赶快出去弄点草喂羊，莫言飞快地蹿出家院，心情好得要命。

无疆的母爱，加之辍学后放牧牛羊，既孤独又自由，使莫言有了一个可以任意想象、自由表达的空间，他的创造才华得以尽情舒展。他把高密的东北乡演绎成了自己的“自由王国”，在这个亦真亦幻的世界里，尽情地想象和创造，让平原隆为高山，让绿洲化为沙漠，让牛羊变成老虎、狮子，思想横贯历史长河，自由洒脱，大胆创新。

中国当代著名作家范文第4篇

近几年，张培合接连出版了《慧思集》《静思集》《微思集》等著作。另外，张培合的新著《广思集》也即将出版。其四部著作的面世，极大地丰富了张培合的思想理论体系，使之名副其实地成为“复兴传统文化”的倡导者和践行者。

张培合作品引热议

在张培合作品《微思集》研讨会上，名流云集。周明、红孩、李炳银、何西来等著名陕籍作家、评论家专程从北京赶来，蒋惠莉、贾平凹、雷涛、李星、冯积岐、孟西安、李勇、吴克敬、雷珍民等文艺界知名人士，以及来自张培合家乡甘肃的专家学者参加了研讨会。会上，与会专家高度评价了张培合的创作成就，认为他的散文作品以生活哲学和社会现象为主题，诠释了人文历史、政治经济、社会现象、企业管理、人生哲理等多个方面，用传统文化解读当代社会现象，用质朴文字传递人生真谛。

中国散文学会名誉会长周明评价张培合的3部著作《慧思集》《静思集》《微思集》文风质朴自然，直至心灵，时而像一个故友在坦陈心迹，时而像一个哲人在谈古论今，时而像一个浪漫诗人在低吟浅唱、时而像一个思想者在痛斥时弊……张培合的文字带给读者愉悦、启迪和思想的冲击。

“从培合的三思集中，我联想到法国雕塑家罗丹著名的雕塑《思想者》，一个中年男子坐在那里，一只攥紧的拳头，支着下颌做深邃的深思。在我看来《慧思集》是多想出智慧的意思，即是思想家主体的一种品格，一种素养，也是思考的结果和目的。《静思集》则是思索的一种方式和状态。”著名文学评论家何西来在《传统与现代的对比》的发言中如此说。

陕西省政协常委、文教委主任雷涛说，张培合近年来的散文作品以古都长安为中心，提出了种种文化的叩问，将人文情怀升华，将文化思考上升。

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常务副会长李炳银则对张培合奉行“修齐治平”胸怀天下的精神高度称赞，他认为张培合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为其核心思想。

而中国散文学会常务副会长红孩作为冰心散文奖的负责人之一，认为张培合的作品给他很多想象，他的随笔确定性很强，它接地气，是真正的生活哲学。他的《微思集》荣获第六届冰心散文奖堪称实至名归。

另外，来自张培合老家甘肃省宁县政协主席刘政则说：“从散文狭义的观念来说，培合这个散文是靠边的，但是从陕西大散文的观念，按照现代散文的观念，培合的散文则是很好的散文，前面有人评价说是语录体散文，有些老师评价是企业文化性质的散文，有些说是演讲性质的散文，这个用传统的观念来定，可能不属于传统散文，但是以现在观念来看，有突破、有思考、有社会价值，有教育意义，有美感，我认为就是很好的散文。”

人民日报社驻陕西记者站原站长孟西安评价张培合有理想、有梦想，是“商界大儒、文学大家、人生大将”。

而著名作家冯积岐则认为与其说张培合是独立文化学者，不如说他是一个思想者：“他的思考深邃、博大；有力度，有气魄。他的思考纯粹而有力量。”

语录体散文《微思集》

评论家刘宁在研讨会中首次提出张培合作品《微思集》的最大特点是语录体散文，是直接用一种日常白话的口语写作而形成了一种文体形式，充满了对日常生活的感悟和思考，由于是采用了这种语录体，在我看来这种文体简约凝练，意在言外。

对此，贾平凹给予肯定：“刘宁讲的好，她里面谈到语录体散文，这个在别的会上还没有人说过这个话，把培合的特点也抓的很准，这个观念我觉得也是极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冰心散文奖是与茅盾文学奖（长篇小说类）、鲁迅文学奖（中、短篇小说）并列的我国文学界散文类最高奖项。贾平凹、吴克敬、陈长吟等陕西作家曾先后获此殊荣。该奖是根据中国散文学会名誉会长、作家冰心先生生前遗愿并捐资，于2000年设立的，每三年评选一次，旨在表彰和提携中青年散文作家以及对中国散文事业作出突出贡献的作家、理论家、散文编辑和社会相关人士。

第六届冰心散文奖评奖征稿范围为2012年到2013年在中国大陆正式公开出版发表的散文单篇作品、散文集、散文理论作品。奖项设单篇散文奖15篇，提名5篇；散文集15部，提名5部；散文理论5部（篇）。

中国当代著名作家范文第5篇

曾经像卡夫卡一样受到绝望与虚无之蛇啮咬的鲁迅, 也曾对把自己的人生体验传达给他人,有着一种道义上的担忧。这是一个写作伦理问题。它要求作家在把自己的作品交给公众时,应当考虑可能带来的后果。“作家”是一个令绝大多数人肃然起敬的称谓。人们有理由追问:作家享有崇高社会地位的理由是什么?如果我们的作家没有对他人的深切同情,而仅仅关注自身的审美情趣,追求自我的表达,甚至仅仅关注自身的世俗利益,把文坛一域当作名利争夺的战场,那么,作家以及文学,还配享有社会给予的那份荣誉与尊敬吗?

谈到写作伦理,我不由自主地想起了巴金。一直到晚年,巴金都对“著名作家”的称谓诚惶诚恐。在他看来,作家不过是一种职业,一个工作岗位。正如农民必须耕种,工人必须做工一样,提供文学作品被他看作作家的一种义务。在一生当中,巴金看到过太多的人把文学当成灾难到来时的自我保护,灾难过去后沽名钓誉的手段与工具,他为这些人亵渎了公众对文学的神圣感情而深感不安。于是,以真实的自我面对读者,对自己写下的每一个文字负责,便成了巴金晚年对读者最庄重的道德承诺。虽然大师们的时代已经过去,但他们对作家职业的参悟与理解,却给后人留下无尽的启示。

最近20来年,中国当代文学无奈地面对了文学与作家日渐被边缘化的局面。在谈到这一局面产生的原因时,文学界的人往往强调商品大潮的冲击、影视文化的冲击等等外在原因;或者一味地抱怨读者欣赏趣味的降低,甚至指责大众精神的堕落。其实,原因可能还包含另一个方面,那就是这些年来,大众之所以越来越远离文学,是因为文学越来越远离了他们。

纵观近一二十年来的中国文学,我们发现:在作家创作的自由度越来越高,自主性越来越强,外来的干涉越来越少的情况下,像巴金那样一心为读者而写作的人却越来越少,对普通人生存的艰难抱有深切同情的文学家越来越少,在一般民众受到不公正对待时挺身而出,奔走呼号的文学家越来越少。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中,充斥了太多作家本人自恋的话语,太多的“中产阶级趣味”,太多、偷窥、阴谋、仇杀等极端叙事,太多技术性的实验与文字游戏。

实际上,在这个时代,越来越多的作家开始把写作当作自己在这个竞争日渐激烈的社会上,赢取足够生存空间的一种手段。正如有评论者一针见血所指出的,我们这个时代的作家们太过“聪明”,太过“爱惜”自己,“他们认为自己有责任让‘纤弱的心灵’和切身的利益免受来自真实的惊吓、磨砺与轰击”,却“没有多余的爱分给那些‘毫不相干的陌路人’”( 李静《“三无”小说在流行》,《南方周末》2002 年1月21日)。而当作家心中没有“大爱”时,他们写出来的作品也将缺乏一种怀,大视野,大境界,缺乏一种内在的道德力量。创造了这些作品的作家,当然也就很难像文学史上许多公认的文学大师那样,在读者心目中树立起道义的伟大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