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直接投资论文范文第1篇

影响国际贸易增长的因素有许多，从理论上讲，仅就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的关系而言，直接投资究竟是构成对贸易的替代，还是产生了对贸易的创造，这主要取决于国际直接投资的类型。

按照小岛清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从一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分析，国际直接投资可分为三种类型：（注：［日］小岛清：《对外贸易论》第423页，南开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1)自然资源导向型投资。在东道国寻求某种自然资源既是为了满足母国本国的需要，也可以向其他国家出口。因此，资源导向型的投资不仅扩大了母国自然资源的生产规模，而且也促进了母国与东道国之间的国际贸易发展，甚至还扩大了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国际贸易发展。(2)市场导向型投资。如细分起来还可以分为突破贸易壁垒型投资和占领市场型投资。因此，在这种类型中，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之间的关系比较复杂。如：跨国公司在东道国投资后的初始阶段，因各种需求的存在，贸易是创造性的；当投资和生产形成一定规模时，“就地生产，就地销售”的结果势必会减少贸易的往来，因而具有贸易替代效应。但如果是突破贸易壁垒型投资，也许这种投资对贸易的间接促进会使贸易的规模进一步扩大。但全面地分析，即使是前面所述的替代贸易时，在东道国进行市场导向型投资也可能会带来服务贸易方面新的需求。(3)生产要素导向型投资。这主要是指在东道国寻求低成本劳动力的投资。这种类型的投资，因国家之间比较优势而形成的国际分工，在初始乃至相当长的一个阶段中无疑是加大了贸易的发展，如发达国家在发展中国家投资而进行的加工贸易。但因比较优势是动态而非静态的，这种投资与贸易的关系也要视具体情况而进行具体分析。

在理论上阐述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贸易的替代关系的还有佛农(Vernon.R)，他在其著名的产品周期理论中，通过对新产品、新技术的创新、模仿和扩散的动态分析，阐述了母国的出口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关系。在新产品的第一阶段，产品在技术创新国国内的生产、销售主要以满足国内需要为主（也存在向收入水平和消费结构比较接近的其他国家出口的可能性）；但是，随着技术的成熟化，同时又面对其他国家企业的竞争，降低产品成本成为技术创新企业维持其海外市场占有率的必然要求，这时便出现了技术创新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佛农认为，一般地这种对外直接投资不会产生对母国出口的替代效应。但是，如果这种投资发生得过早，就有可能替代母国的出口。在技术进步日益加快的情况下，随着跨国公司国际化程度的提高，新产品的生命周期不断缩短，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出口贸易的替代影响将越来越明显。（注：Vemon.R:"InternationalInvestmentandInternationalProductionintheProductCycle",

pp255-267,Vol.41,No.4,OxfordBulletinofEconomicsandStatistics(November,1966).）

总之，对外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的关系即存在互补性，也具有相互替代性，这要根据母国（或跨国公司）投资的动机、类型和发展阶段而定。

二、国际直接投资与贸易的实证检验

当我们从实证分析的角度再来看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的关系时，会发现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这方面存在一些异同。因此，在下面的分析中，我们将对这两类国家分别进行研究。

（一）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的关系

国外一些学者将对外直接投资与某些产业的实际出口联系起来进行了实证研究。如，伯格斯坦(Bergsten.C.F.)认为，在美国不同的对外直接投资产业中，那些对外直接投资程度较低的产业，其出口水平也较低；随着对外直接投资水平的提高，出口规模也相应上升；但是当对外直接投资超过一定规模后，追加的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的促进效应就逐渐消失了。因此，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之间既是互补关系也是竞争关系。随着跨国公司国际化程度的提高，其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的竞争（替代）也将不断加剧，因而海外子公司的生产将逐渐替代美国的出口。（注：Bergsten.C.F.,ThomasHorst&Theodore.H.M.:"AmericanMultinationalsandAmerican

Interests",WashingtonD.C.BrookingsInstitute(1978).）同时，学者们也有相反的发现，利普赛(Lipsey.R.E.)和威斯(Weiss.M.Y.)的研究表明：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的市场上，美国的出口与美国海外子公司销售额都是高度正相关的，而且美国海外子公司的生产销售都部分替代了美国出口竞争伙伴中的发达国家企业的出口（注：Lipsey.R.E.&Weiss.M.Y.:"ForeignProductionandExportsinManufacturingIndustries",

pp488-494,Vol.63.No.141,ReviewofEconomicsandStatistics(November,1981).）。

（二）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的关系

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除去个别的现象，较大规模的起步应从20世纪60年代算起，拉丁美洲的阿根廷、巴西、墨西哥和委内瑞拉，亚洲的印度、韩国、新加坡、菲律宾和中国台湾地区都是从那时起陆续向国外或境外进行直接投资的。20世纪70年代后期，中东石油输出国组织一些成员的投资方式也从贷款转向间接投资，再由间接投资转向直接投资。（注：宋亚非：《中国企业跨国直接投资研究》，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虽起步较晚，但发展速度较快，而且由原来主要投资于邻近的国家和地区，逐步转向向发达国家进行直接投资。

伴随着经济实力的提高，发展中国家企业进入世界级大企业的数量也在逐渐增加。1997年，发展中国家企业进入“全球500强”的仅有22家，平均营业收益率为3.6%；而2000年入围企业增加到33家，平均营业收益率提高到5.2%，且高于“全球500强”4.7%的平均收益率（注：张金杰：《国际直接投资形势与跨国公司的战略调整》，王洛林、余永定主编《2001-2002年：世界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

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健康发展对贸易的促进也有其特点。首先，小规模和特殊商品是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优势。由于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大多数属劳动密集型的小规模生产，资本劳动比率比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低许多，发展中国家东道国更愿意接受劳动密集型高的项目投资。即使是进行规模较大的生产性投资项目，与发达国家相比，作为母国的发展中国家也占据劳动力成本低的优势。同时，这种生产性投资也将给母国带来原料、设备的出口增加，因而具有很强的投资与贸易互补性。其次，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一般侧重于扩大出口的市场销售战略。无论是为保护原有的出口市场，或是开辟新的市场，还是避开贸易壁垒，发展中国家多采取各种方式保障出口，在达到一定实力和经验积累后，逐步再向全球经营战略发展。

考察韩国的经济，其迅速发展得益于通过出口把国内产业与国际市场紧密连接的结果，从而使国际市场容量的不断增大，并对国内经济的增长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从1991年韩国全国经济学家联合会的一份《韩国制造业的国外投资经营成果调查表》（注：参见杜玲博士论文：《发展中国家／地区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经验与趋势》，2002年5月。）中，我们看到韩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总的来讲与贸易联系较多，所占比重也较大。如开拓市场与回避进口限制两项都与贸易紧密相连，其之和所占比重在韩国整个对外直接投资动机中达到35.7%。当然，从表中还可以看出，韩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因区域不同而有所差异。在北美洲和欧洲地区，开拓市场的动机比重最高，占到29.3%，比其他动机的比重平均高出10个百分点，这是为适应当地区域化经济和确保新产品市场的结果；在拉丁美洲、大洋州地区，最高比重的动机为回避进口限制，占27.3%，也比其他动机高出10.4个百分点，这说明韩国对外直接投资在此两个地区对贸易壁垒的突破动机占据很重要的地位。

但具体到韩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业，还有更进一步的动因分析。如李宏格（音译）(Lee,Honggue)对韩国电器行业的研究。（注：参见Lee,Honggue:"Globalization,ForeignDirectInvestmentandCompetitiveStrategiesof

KoreanElectronicsCompanies",inNomuraResearchInstitute&InstituteofSoutheast

AsianStudies(ed.),TheNewWaveofForeignDirectInvestmentinAsia,InstituteofSoutheastAsian

Studies(1995).）电器是韩国最重要的制造业部门，在20世纪90年代初韩国就已成为世界第五大电器生产国。李宏格指出，韩国电器行业在1989年的对外直接投资额比1979年增长了85%，显示出韩国在该行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于20世纪80年代末达到了顶峰——尽管与韩国电器产品的出口相比其投资的规模是非常有限的：1976-1992年间电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为5亿美元，而1992年电器产品的出口额却高达161亿美元。李宏格分析，韩国电器行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主要表现为维持和扩大出口的需要，即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提高出口产品的竞争力。那么，这种对外直接投资的压力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韩国本身国内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所造成的压力，迫使电器行业利用对外直接投资，在国外寻求廉价劳动力以降低生产成本（主要是在亚洲地区）；另一方面，则是来自欧美国家贸易保护主义的压力，在韩国扩大对欧美出口的同时，其电器产品也已成为反倾销的对象——这一点对我国在加入WTO之后，重新审视海外投资与贸易的关系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综上所述，尽管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有所不同，但总的趋势是积极的，对外直接投资有利于一国的对外贸易乃至国际贸易；由于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的互补关系和替代关系在不同的发展阶段表现不一，所以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出口的影响具有动态效应；在经济全球化的今日世界，对外直接投资已不仅仅是发达国家的“专利”，它对发展中国家来讲同样是必不可少的经济运作方式。

三、中国海外投资发展与贸易的关系

为了论述的方便与国土概念上的准确，我们把以下涉及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称为“海外投资”。

（一）中国海外投资的发展与现状

中国海外投资的发展，比较准确的提法应该从1949年算起。但因那个时期的海外分支机构都是一些贸易企业，规模又非常小，一般不在我们的讨论之内。从1978年的改革开放至今，中国海外投资的步伐越来越大。截至2001年年底，经外经贸部批准的企业就达6610家，中方海外投资总额已达83.5731亿美元，遍布全球153个国家和地区（注：此海外投资的区域数字以《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2001年）为准。）。

1.中国海外投资的区域分布。中国海外投资在全球的区域分布正逐步由集中化向多元化方向发展。但目前从投资的额度来看，集中化的表现还依然存在。截至2001年底，中国海外投资企业数量在全球主要63个国家和地区的分布见表1。从基本格局看，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占28.99%，发达国家（欧洲、大洋州和北美）占27.99%，加上中国港澳地区33.46%的分布，大致呈现出各占1/3的态势，可以说是一个多元化的分布。具体的投资额度和比重见表1。

表1中国海外投资区域分布表（截至2001年底）

附图

资料来源：根据外经贸部《对外经济贸易简要统计》(2001)整理。

通过以国家和地区分布的形式进一步对投资额排序，我们就可以看到中国海外投资分布的集中化：即地缘优势和人缘优势使相邻国家（地区）和海外华侨聚集的国家（地区）成为中国海外投资的集中区域。至于在拉美地区和非洲投资额分布得较高，一般为投资行业的原因所致，这将在下面进一步阐述。

2.中国海外投资的行业分布。中国海外投资是从贸易型企业起步的。这些贸易型企业开始在海外做的商业性工作是为对外贸易企业提供信息、进行市场调查和客户联系服务的。20世纪90年代以后，在中国政府有关政策的引导下，生产加工型企业有所增加。但总的来看，服务贸易型的投资行业特点仍十分突出。根据对外经贸部的统计，截至1999年，中国海外投资中服务贸易型企业，无论从企业数量上还是在投资额度上仍占绝大多数；生产加工型企业虽然在企业数量上增加较快，但在投资额度上还处于较小规模；而资源开发型企业在投资额度上比生产加工型企业还要大些。详见表2。

表2中国海外投资的行业与投资额分布（截至1999年底）

附图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提供的数据整理。参见：外经贸部发展司：《中国的境外投资状况》，《国际贸易论坛》2000年第5期。

一般地，中国海外投资在发达国家的多为服务贸易型和研究开发型，即非生产性项目。服务贸易型企业的运作主要是为了服务于国内企业的出口，以促进中国产品的出口；在海外投资于研究开发型企业则是为了更有利地接近发达国家或地区的先进技术，以提高我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而中国在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则大多为资源开发型和生产加工型，即非贸易性项目。资源开发型的投资，主要是为了获取国外开采条件较好或储量、品位较高的石油、矿产、林业、渔业等资源，以满足国内经济发展的需要；生产加工型投资，主要为转移国内长线产品的生产能力或发挥中国在技术、管理上的比较优势以占领当地的市场，同时带动相关材料、设备、零配件的出口。因此，这也是生产加工型的投资大多集中在亚洲、拉美和东南亚地区的主要原因。

（二）中国海外投资与贸易的互动

1.中国进行海外投资的动因。从外部条件上看，经济全球化使各国经济进入生产、销售、采购的全球体系成为必然。中国既然已经实行了“引进来”的改革开放，也必然要实施“走出去”的对外开放，以充分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和“两种资源”，实现资本、技术和人力等生产要素的双向流动，提升国内的产业结构，促进本国经济的发展。

从中国国内经济发展的需求上看，“走出去”到海外投资不仅是政府的政策号召，更主要的是国内企业自身发展的利益驱动和内在要求。如前所述，一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有许多动因，具体而言，中国海外投资的动因主要有如下五点：(1)寻求资源开发。中国虽地大物博，但人均资源占有率很低。在进入21世纪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资源短缺对中国经济将是一个严重的制约。其中，开发的重点放在对我国经济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对外能源投资，即对石油、天然气的开采；此外，还有一般性资源（如：黑色和有色金属矿产资源、树林资源等）的开发。在海外投资开发资源，主要是为了保障我国资源长期、有效和稳定的供应。(2)扩大出口贸易。无论是从中国政府政策的角度，还是从企业投资的角度，利用对外直接投资带动材料、机器设备、零部件的出口，甚至带动服务业的出口，都是目前进行对外投资最多的动机。在政府制定的有关海外投资政策中，着眼点基本上都是扩大出口，是与对外直接投资有关的贸易措施；综合对中国海外投资企业的动机调查，扩大出口也占了相当大的比重。（注：参见段云程：《中国企业跨国经营与战略》，中国发展出版社1995年版；谢康：《跨国公司与当代中国》，立信会计出版社1997年版；鲁桐：《中国企业海外经营：对英国中资企业的实证研究》，载世界经济学会编《世界经济与中国：2000-2001年》，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3)开拓国外市场。在中国国内需求不足以及同类企业竞争激烈的情况下，积极开拓新的国外市场是企业利益驱动的内在动力所致，也是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动机之一。这与理论上阐述的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之一——寻求市场型是相同的。(4)规避贸易壁垒。从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上讲，规避贸易壁垒或突破贸易壁垒都是寻求市场型的一种动机。由于我国现已加入WTO，关税逐步下调后，规避各种贸易壁垒已成为扩大出口和占领国外市场的一个重要手段。特别是近年来，出口配额限制、对中国出口产品的反倾销等情况越来越严重，因此利用海外投资建厂生产可谓是突破贸易壁垒的一个有效方式，也是对特殊贸易限制的一个反应。(5)获取高新技术。在海外投资是中国企业获取高新技术的一条重要途径。中国的一些航天、航空、电子、生物化学和机械业的大型企业已经开始通过对外直接投资的渠道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少数中国企业还在国外投资建立了研究和开发机构，用最近的距离、最快的时间学习、研发最新、最前沿的技术。当然，这种类型的投资需要雄厚的资金支持，但它将是最具潜力的海外投资。

2.中国海外投资对贸易的影响。如前所述，无论是从理论研究还是实证分析上，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即存在互补关系也不乏替代关系，即存在贸易创造效应也有贸易替代效应。具体到中国的实际，由于投资行业的特点和投资区域的不同，海外投资对中国对外贸易的影响要视具体的投资行业和投资区域而定。首先，服务贸易型企业的投资，动机与目标非常明确，肯定是为扩大出口服务的，因此这类企业的海外投资对中国对外贸易的影响无疑是积极的；其次，资源开发型企业的海外投资，进口的资源都是我国相对成本低或战略的需要，同时还能带动设备、制成品（如钢材）、技术和劳务的出口，虽然会带来一定的进口贸易增长，但从整体上看对我国出口贸易还是起到了促进作用；最后，生产加工型企业的海外投资对我国对外贸易的影响情况较为复杂。我们将对生产加工型企业的海外投资做一个具体分析。(1)机械行业。机械行业中如汽车、摩托车零配件组装，家用电器中的CKD、SCD（注：CKD:CompleteKnock-Down，即全分解装配：将产品全部拆散成零件后提供给买方组装成整机；SKD:SemiKnock-Down，即半分解装配：将产品拆散成部件或部分部件、部分零件后提供给买方组装成整机。）等，由于绝大部分甚至全部都要使用国内的零部件，在初期设备投资之后，后续的零部件就成为组装生产的必备条件。因此，从总体上看，机械行业在海外投资对我国出口的带动作用是持续且长期的。特别是大型家用电器，这是典型的加工组装型产品，根据外经贸部的有关统计，家电行业投资带动出口的系数比其他产品高达20-30倍。金城集团的案例也显示，摩托车产品在海外投资建厂生产后，大幅度地带动了该集团的出口：1997年海外销售收入250万美元，带动出口近150万美元；1998年海外销售收入近600万美元，带动出口达400万美元（注：李钢主编：《“走出去”开放战略与案例研究》，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2000年版。）。实证分析表明，机械行业由于技术与原材料、散件的高度结合，海外投资就可带来明显的贸易创造效应。(2)轻工行业。严格地讲，轻工行业中也有属于机械行业的产品，区分出来的主要是体积较小的机械产品如自行车以及其他轻工产品。这类产品的特点是，体积较小，出口运费没有体积较大的机械产品高，与海外加工的生产成本比，在国内的生产成本更低，因此这类产品的海外投资与出口很可能出现替代关系。也就是说，在国内生产此类产品后出口更经济，就很少会有企业再到海外投资生产；即使在海外投资并形成规模生产，对国家的出口带动作用也不大。(3)纺织服装行业。纺织服装业的投资主要是规避贸易壁垒，由于根据多种纤维协议，在投资国的出口配额已经用尽时，如果东道国尚有未使用的配额，投资国便可以使用。中国在纺织品领域受欧美出口配额的限制非常严重，因此不少的纺织服装企业到海外投资主要动机都是为了突破配额的壁垒，在海外寻求更广阔的市场。这种类型的企业在海外的投资也要视情况而定：一次性投资建厂可以带动国内纺织机械的出口，但对出口贸易没有持续的带动作用；使用国内材料多的，可以促进国内原材料、面料的出口，但有原产地规定比例的国家对此也有一定的限制；在有的国家（地区）可以享有免配额、免关税的优惠，则可以大大提高我国产品出口或向第三国出口。因此，纺织服装行业在海外的投资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影响是扩大还是替代，兼而有之，目前尚未找到实证数据。

四、结论

1.综合国际直接投资与贸易关系的理论，回顾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关系中的发展，以及中国海外投资与贸易的现状与特点，论述了中国海外投资对中国对外贸易的影响，我们进一步证实了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既存在互补又存在替代关系、中国的海外投资既有贸易创造效应又有贸易替代效应的理论。有意义的是这些互补和替代关系，或称贸易创造和贸易替代效应，在不同的投资领域、投资行业、不同的投资区域以及不同的发展阶段中是有所差异的。

国际直接投资论文范文第2篇

内容摘要 当今世界国际资本的跨国流动日益活跃，跨国投资中越来越多地采用了外国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简称FDI）的形式。改革开放后，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规模日益扩大，对我国国民经济的影响日益显著，在这种形势下我国经济要寻求进一步的发展，必须利用好外国直接投资。而我国也从今年1月1日起正式履行在入世议定书中作出的各项承诺，如何在符合WTO各项要求的前提下采用合适的对策解决对外商直接投资准入问题就成为了亟待我们解决的问题。关键词 外国直接投资（FDI） 外资准入 国民待遇一、 引言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中出现了两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其一、国际直接投资超越了国际贸易成为国际经济联系中更主要的载体；其二、国际直接投资超过了国际银行间贷款成为发展中国家外资结构中更重要的构成形式，各国政府为了争夺有限的国际资本，纷纷放松对国际直接投资的准入“门槛”，从“原则限制，例外自由”走向“原则自由、例外限制”。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经济在这场国际资本争夺战中获得了长足的进步。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一体化程度的逐步加深，发达国家掀起了投资自由化浪潮，促使发展中国家推行以国际化、自由化和私有化为核心的一系列经济体制改革，逐步开放其国内市场，实行自由化倾向的外国直接投资政策。12009年1月1日起，我国正式开始履行WTO项下的各项义务，我国政府多次强调，将切实履行我国在入世文件中的所有承诺。WTO中诸多与国际直接投资有着直接或间接关系的协议必将对我国的外资法体系产生深远的影响。因此，研究我国入世后应如何对待外国直接投资的准入问题具有其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二、 中国吸收外国直接投资（FDI）的现状（一） 中国吸收FDI的现状自1993年以来，我国吸收外国直接投资已连续八年居发展中国家之首，但是同时也应当认识到，在整个世界的范围内，我国的地位有所下降，2详见下表：世界、发展中国家和中国FDI流入量的情况（FDI流入量 亿美元 占世界百分比）年代世界发展中国家中国（净值）FDI百分比FDI百分比FDI百分比（1）百分比（2）1990203810033716.5434.871.7110.351991157810041326.1743.662.7710.571992168010050429.98110.076.5521.841993207910073135.16275.1513.2337.641994225710087038.55337.6715.0038.811995314910099731.66375.2111.9237.6319963636100138038.00417.2611.4830.2419974680100172036.75510.0410.9029.6519986600100179027.12437.516.6324.4419998650100208024.05404.004.6719.42注：百分比（1）为占世界百分比，百分比（2）为占发展中国家百分比资料选自联合国贸发会议1998、2000年《国际投资报告》出现这样的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我国的投资激励机制比较单一，而软环境不过硬；3进入九十年代后，FDI越来越多地以跨国兼并与收购(M&A)的形式出现，这种导向与我国利用外资的初衷存在距离；4我国相关立法的滞后也影 响了外国直接投资的增长。（二） FDI对我国经济的影响1、 FDI推动了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长期以来，国际贸易一直被认为是推动世界各国经济的主要力量，但是随着国际分工的进一步深化，国际直接投资对经济的推动作用已经引起了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广泛关注。中国改革开放的 20年也是吸引外国直接投资逐步增加的20年，实践也表明，FDI对推动中国经济的作用十分明显。a) 弥补了国内建设资金的不足长期以来，建设资金短缺一直是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主要因素，5因此，除了充分利用好国内的资金以外，还应该积极地利用外国直接投资，以弥补我国国内建设资金的不足。b) 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发展就现代经济理论而言，现代经济增长是宏观经济中一系列推动因素和拉动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在一个经济开放的国家中，国际资本的流动可以成为一国经济增长的推动因素和拉动因素，从我国的情况看，外国直接投资的大规模进入和投入生产领域，其本身构成了我国经济增长的推动因素。6积极吸收外国直接投资，防止FDI的大幅度下降，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需要。7c) 推动了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外国直接投资对一国的国际贸易的作用主要表现为对出口和进口规模及结构的影响上，在全球经济逐步一体化的今天，FDI与贸易更多地体现为一种互动的关系。（1）FDI促进了我国出口的发展：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曾对52个东道国1995年数据进行的一项统计分析（可以把它称为跨国直接投资对东道国出口贡献弹性分析），论证了跨国直接投资流入和其对制造业出口贡献的正相关关系，对发展中国家，吸收跨国直接投资人均1%的增长，制造业出口增长0.45%，高科技产品出口增长0.78%，低技术产品增长0.31%。8（2）FDI促进了我国进口的发展：外国直接投资者在运营的初始阶段由于往往对我国市场和当地投入要素可供性了解有限，其进口可能要比后来阶段为多，从贸易平衡的角度来说，跨国直接投资对出口市场扩大的可能在很大程度上被抵消了，甚至随着进口的增多，可能出现负效应，但是从长期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只要这种进口有利于缓解国内供给的不足，特别是中间产品和资本货物供给的不足，将会增强东道国产品的竞争力，促进其经济发展。9d) 引进了先进的技术设备和管理经验，推动了我国产业结构的升级80年代以来的国际直接投资的实践表明，外国直接投资，特别是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通常表现为资本、技术和管理模式的一揽子转移。投资者在为东道国带来资金的同时，还通过引进生产技术设备等方式为东道国带来其国内所没有的设备和管理模式。现代经济理论认为，跨国公司在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时，受经济利益的驱动，运用新技术在对自身现有的生产经营行为改造、升级的同时，也推动了东道国国内的产业结构的调整。e) FDI是发展中国家最大的外部资金来源，最近几年，特别是在金融危机时期，FDI比那些追逐收益的间接投资和银行贷款更具有稳定性。2、我国吸收FDI的风险分析a) 放松对产品出口的最低限额，形成局部垄断我国修改前的外资法体系中对外国直接投资的企业生产的产品有着明确的产品出口比例规定。90年代以来，随着世界各国吸收 FDI的竞争加剧以及我国入世谈判进程的加快，我国逐渐放松了对产品出口比例的管制。同时，制定了“以市场换资金”、“以市场换技术”的吸引FDI的新战略。各FDI企业大规模扩大其在华的产品销售数量，导致了部分行业如饮料、化妆品、通讯产品等形成了相对垄断的局面。b) 谋求控股地位，致使中方利益受损我国的外资法体系中只规定了外国直接投资者在企业中所占的最低比例，在实践中，各国投资者往往要求能对投资企业拥有控股权，企业被外资控股后，东道国的宏观经济控制能力会随之下降，从而可能导致市场控制的失灵并引发经济动荡。同时中方对自身品牌的无形价值往往认识不足，出于对资金的迫切需求，在引资过程中经常发生评估价值过低的现象。在外资控股后，企业往往着力于对外资品牌或新创品牌进行运作，刻意搁置我国的本土著名品牌。这种合资丢牌的现象时有发生。10c) 外国直接投资的产业和行业结构不合理市场机制的作用往往导致外国直接投资偏离我国的产业政策和经济布局策略。目前， FDI仍然集中在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和一般加工工业，对于国家大力发展的农业、基础设施与基础产业、高新技术产业、新兴产业的直接投资较少。截止1999年，投资于农业的外资占投资总额的1.76%，科研技术服务只占0.31%。11同时绝大部分的投资集中于我国经济较为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和各经济特区，经济相对落后的中西部地区吸引的外资较少，这也加剧了我国经济发展的地区不平衡状况。d) 投机性的外资涌入和撤走，会放大国内资本的流量变化、导致金融动荡、引起经济失控。我国吸收FDI的风险还表现为：引资过程中仍有部分污染产业进入，不利于我国的环境保护以及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引资过程中缺乏全局性意识，造成大量的低水平重复建设，浪费了社会的资源；同时我国的外资法体系仍不健全，使得部分不法投资者转移企业利润，使国有资产流失。三、 中国FDI的市场准入立法资本的国际流动，以有利的投资环境为前提。形成一国的投资环境的因素和条件多种多样，可以概括地分为有形环境和无形环境。自然资源、自然环境、劳动力素质、基础设施等属于有形环境；社会安定、政局稳定、政治和经济体制以及政策的稳定性、法律体系的健全程度、社会意识的开放程度等则属于无形环境。而上述的有形和无形的因素中，又以法律因素占主导地位，因为影响外国直接投资的各种因素，往往都是通过法律的形式表现，并直接对投资者的利益产生作用。在外资立法上，通常把外国投资活动划分为两个阶段，即外资准入阶段(Admission of foreign investment)和外资经营阶段(Operation of foreign investment)。12其中，外资准入阶段是先决条件，历来为各国立法所重视。13所以，要研究规范外国直接投资的法律，首先要研究的就应该是对外国直接投资准入的相关法律。在研究外资准入的过程中，往往也会牵涉到另一个相关的概念——外资待遇。外资准入与外资待遇其实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外资待遇是前提和基础，外资准入则是外资待遇的具体表现。14我国现行外资法纷繁复杂，但从整体上看，对外资的待遇表现为一定范围的国民待遇、优惠待遇和差别待遇三个方面。15改革开放后，我国利用外国直接投资权掌握在政府手中，采用行政审批的方式，通过税收等优惠政策来吸引外资：a) 三资企业的“超国民待遇”。为了吸引更多的外资，长期以来我国对三资企业实行了内外倒歧视的“超国民待遇”，形成了我国企业界特殊的内松外紧的二元体制。16使得国内企业与三资企业处于不平等竞争状态。b) 外资的准入掌握在政府手中，企业自主权小，对外资偏于审批管理，忽视市场手段。“筑巢引凤”成为不少地方政府最时髦的口头禅，“招商引资”成为各级政府工作中的“重中之重”，17这些提法正说明了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还难以替代，另一方面说明企业至今还未能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主动力。在投资措施方面，虽然2000年10月和2001年3月，中国分别对三部外商投资企业法进行了修改，直接废除了为TRIMs协议明确禁止的外汇平衡要求、贸易平衡要求、出口实绩要求和当地采购要求等投资措施，这不仅标志着中国外资法的重大进步，表明中国外资法已经与国际多边规则接轨，而且这些改革措施必将有利于中国的外资准入环境的改善。但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外资法中还存在其他与TRIMs协议精神不符的规定。四、 WTO协定中对外资准入问题的相关规定作为“经济联合国”的WTO中，直接和间接涉及投资规则的各协议都处于不断的发展和完善的过程中，投资问题越来越多地受到WTO体制的调整，而且，投资规则的自由化倾向也会越来越明显，同时，我们也不能轻易排除WTO演变成全面调节国际投资问题的场所的可能性。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历经几年努力未能达成一个全球性综合性多边条约的背景下，已经有学者建议在WTO体制内谈判缔结综合性投资条约，试图将WTO演变成国际投资的国际组织。18从总体上看，WTO法律规则都是围绕着开放市场和减少政府对市场的人为干预的主题，目的是促进货物、服务和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从WTO协定中具体的多边协议的角度看，《与货物有关的投资措施协议》（TRIMs）和《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无疑都是对外资准入自由提出了更高要求。TRIMs协议首次在 多边贸易体制中对各国采取的投资措施进行了规范和约束。通过两种立法方法，TRIMs协议事实上对外资准入的自由化提出了要求。首先，TRIMs协议中的概括性立法对准入规则提出了要求。TRIMs协议第2条规定“在不妨碍1994年关贸总协定中其他权利和义务的情况下，各成员国不应适用与1994年关贸总协定第3条规定不相符的任何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同时第2条还规定“在不妨碍关贸总协定中其他权利和义务的情况下，各成员国不应适用与1994年关贸总协定第11条第1款规定不相符的任何投资措施”。19TRIMs协议第2条对投资措施的概括性禁止，事实上可以约束各国随意将投资措施用作外资准入的条件或障碍做法的，从而，TRIMs协议第2条也可以是一种外资准入自由化规则。其次，TRIMs协议附录的解释性清单中，明确列举了为TRIMs协议禁止的5种投资措施，20值得注意的是，TRIMs协议目前只对5种投资措施进行了明确禁止，但这并不意味着今后TRIMs协议的调整范围不会有所拓宽，事实上，早在TRIMs协议谈判过程中，不少西方国家就主张宽泛地明确禁止各种履行要求。21而且西方学者普遍认为，投资措施包括投资鼓励和投资限制，只要是政府的行为造成了扭曲贸易的效果，都应当受TRIMs协议的约束，因为TRIMs协议约束的是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并未限制于与贸易有关的投资限制措施，22因此，有西方学者认为，TRIMs协议可以和乌拉圭回合达成的反倾销反补贴协议相互配合，共同对东道国实施的一系列投资鼓励措施进行约束。23如果说TRIMs协议只是间接涉及投资准入问题的话，那么，GATS则是以更加明确的方式对国际服务贸易的市场准入问题进行了规定。GATS第三部分为“承担特定义务”，包括市场准入、国民待遇和附加承担义务。GATS的市场准入从性质上看，正是一种逐步自由化的市场准入，即在WTO框架下，各成员方只能分轻重缓急对各种服务贸易进行谈判，以制定逐步减少直至最后消除对服务贸易市场准入产生不利影响的规章、制度和措施。强制性的服务贸易自由化可能会影响有关国家的宏观经济和发展政策的自主权，若外资对本国服务业市场并无积极作用，东道国可能不愿意让其进入服务市场。五、 中国对外国直接投资准入立法的基本立场及改革对策（一）我国对外国直接投资准入的基本立场综观各层面的投资立法，外资准入自由化都受到了或多或少的限制，从单边立法层面看，即使是发达国家也在不少行业部门禁止或限制外资准入；在双边立法层面上，所有的双边投资协定（BIT），包括美式的BIT在内，都不敢否认东道国对外资的管辖权。在多边立法层面上，TRIMs协议和GATS等WTO框架下的投资协议都带有GATT体制长期以来形成的特色——“有规则必有例外”。24 WTO框架下的投资协议的准入自由化是有限度的，而且，协议中有不少条款对发展中国家的利益需求给予了适当考虑，在经济发展水平不一的世界里，各国外资自由化的程度和范围是受到限制的，不可能立即出现各国一致认可和接受的统一的高度准入自由化规则。发展中国家只要还没追赶上发达国家，就有不同于发达国家的需要，需要不同的理论和政策空间。251、 国民待遇并不意味着禁止对外国直接投资的准入领域给予“低国民待遇”。尽管外资待遇发展的趋势是实行国民待遇，但这并不意味着内资和外资的绝对平等，或者说任何主权国家都不是对外资实行绝对的国民待遇，而是可以根据国家安全、社会公共利益、传统民族产业、特殊自然资源等需要，保留国民待遇的合理例外，这并不违背国民待遇的义务。在外资准入领域内，不存在纯粹的国民待遇，每个国家都会划定一些部门作为外资的禁区。即使是号称对外资最开放的美国，其在国内航运、原子能、水电等行业中同样禁止外资进入；在通讯与航空、矿业等领域则只允许外资拥有少数股权参与。26从总体上来看，发展中国家在外资准入领域方面限制要严，且传统上各国禁止或限制外资进入的部门多属服务性产业。272、国民待遇并不意味着禁止对外国直接投资在准入条件上给予“超国民待遇”。对外国投资者实行国民待遇，其关键是给予外国投资者以不低于本国投资者的待遇，但并不等于不能给予外国投资者某些优惠待遇，毕竟相比发达国家，我国在机制、市场、基础设施等方面的不足，需要优惠政策加以弥补。28但应逐步从以税收激励机制为主的优惠政策转向以公平竞争机制为主的优惠政策，即由基于激励型的FDI政策转向规则性的FDI政策 。（二）我国对外国直接投资准入的改革对策外资准入自由化是一种趋势，中国应冷静地看待和适应这种趋势，并找出相应的对策。一方面，减少投资障碍，加强投资保护、放松投资管制、减少政府干预的确是中国引进外资和对外投资所需，另一方面，对外资的非市场经济性质过多的要求和过滥的刺激、鼓励应予以废除。应结合考虑以下各项对策：1、 进一步废除明显违背WTO各与投资有关的协议的相关条款的国内立法或国内立法中的相关条款和规定。清理过多过滥的FDI“超国民待遇”和“低国民待遇”，实行“国民待遇”。并根据WTO的公平透明度原则加强投资软环境的建设。2、 在不违背WTO协定要求下，通过合理的市场准入限制来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市场准入限制是范围最广、数量最多的“与投资有关的贸易措施”，29这其中包括原产地规则、国家技术标准、特定产业部门的贸易限制、反倾销反补贴措施等。30这些措施一般限制或通过其他方式阻碍竞争，从而增加直接投资取得市场准入的吸引力。3、 立法改革要具有长远眼光，要密切关注世界立法的动态。WTO将使中国经济真正进入全球市场，市场经济法则将成为最重要的竞争规则，因此，中国今后的外资法改革应当着重贯彻和推行的原则是政策法规的透明度原则、国民待遇原则和减少政府干预推动公平竞争原则；4、 认真调查研究新形势下中国经济实力和各部门、各领域接受外资竞争的承受能力，分阶段、分部门、分层次地开放市场，科学、透明地立法，不能搞一刀切，立法要减少不必要的“模糊”条款，贯彻WTO制度下的透明度原则，当然出于特殊的利益，我国也可以援引WTO有关协定的例外条款，暂时背离国民待遇的义务，依法维护自己的权益。当然，如果暂时背离国民待遇义务是为了扶持国内幼稚产业，则对幼稚产业的保护要适度。31 对能够开放的领域和部门，要痛下决心，将企业真正推向市场，让它们彻底摆脱对政府的依赖。5、 简化采用国际通行的并购方式进行外国直接投资的手续。在过去的20多年中，跨国并购发生额大约以年均42%的速度递增，现已成为国际直接投资的主导方式。而我国作为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大国，20多年来引资方式却没有大的变化，仍然以合资、合作和独资形式为主。随着我国日益同WTO联系加深，应转变我国吸引FDI的思路、与时具进，顺应国际直接投资的主导方式，大胆采用跨国并购方式吸引跨国公司投资，提高参与国际竞争的能力，促进我国产业结构的提升。32六、 结语我国入世将给我国利用外国直接投资带来新的契机，但同时也会给国内带来巨大的压力和挑战。我们要抓住机遇，按照我国在入世议定书中做出的各项承诺，修改并完善我国对于外国直接投资准入的相关立法，给予外国直接投资真正意义上的国民待遇，我国利用外国直接投资一定会上一个新的台阶，也必将为中国经济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1 都毫：“论国际投资法的发展”，《当代法学》2001年第6期，第67页。2 唐以今：“外国直接投资的新特点和我国引资环境的重整”，《国际论坛》2001年第5期，第51页。3 王国安、杨小华、林龙泽：“中国入世与外商直接投资”，《决策借鉴》2001年2月号（第14卷第1期），第29页。4 前引唐以今：“外国直接投资的新特点和我国引资环境的重整”，第55页。5 卢进勇编著：《入世与中国利用外资和海外投资》，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9页。6 腾家国著：《外商对华直接投资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9页。7 张宏：“跨国并购和我国利用外国直接投资”，《山东财政学院学报》2001年第5期，第17页。8 吴国生：“跨国直接投资对东道国贸易的影响”，《商业研究》2001年第7期（总第231期），第133页。9 前引吴国生：“跨国直接投资对东道国贸易的影响”，第135页。10 如广东省岭南饼干厂1999年将60%的国有资产作价3000万元与香港远东公司合资时，广东著名商标“岭南”牌却是无偿地让给合资企业使用；乐凯公司与外资合作时，“柯达”这一洋名牌作价116亿美元，而“乐凯”仅作价6.3亿人民币。 11 易雪玲：“引用外商直接投资的风险防范”，《财经理论与实践》2001年3月号（第22卷，第110期），第70页。12 徐崇利：“外资准入的晚近发展趋势与我国的立法实践”，《中国法学》1996年第5期，第67页。13 杨鹏慧：“世贸组织法框架下我国外资准入制度研究”，《投资研究》2000年10月号，第43页。14 徐箐：“加入WTO与我国外资法的完善”，《法学》2001年第1期，第67页。15 邹立刚：“TRIMs协定与我国对外资的待遇标准”，《法商研究》1999年第1期，第59-60页。16 前引易雪玲：“引用外商直接投资的风险防范”，第69页。17 同上注。18 Thomas L. Brewer,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Dispute Settlement Procedures: The Evolving Regime for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Law &Polic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Vol.26, 1995, pp.658-662.19 外经贸部国际经贸关系司与关贸总协定上海研究中心编：《乌拉圭回合多边贸易谈判结果最后文件》，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第108页。20 前引刘笋：“外资准如法律管制的放松及其影响——结合WTO和中国入世进行研究”，第578页。21 David MAC Dougall&Peter Cameron, "Trade In Energy and National Resources, Trade-Related Investment Measures, Focus on Eastern Europe," Journal of World Trade 1994,Vol. 28, p.174.22 刘笋：“论如何正确认识TRIMs协议”，《现代法学》1999年第6期，第97页。23 前引刘笋：“外资准如法律管制的放松及其影响——结合WTO和中国入世进行研究”，第579页，转引自Pierre Sauve, "Qs and As on Trade, Investment and the WTO," Journal of World Trade, Vol.31, p.56-63.24 曾令良著：《世界贸易组织法》，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年12月第1版，第15页，转引自J. H. Jackson, World Trade and the law of GATT, 1969, p.533-534.25 前引瞿宛文：“自由开放有利于经济发展——如何看待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第40页。26 参见姚梅镇著：《国际投资法》，武汉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修订版，第43-57页。27 前引杨鹏慧：“世贸组织法框架下我国外资准入制度研究”，第44页。28 卢进勇编著：《入世与中国利用外资和海外投资》，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08页。29 余劲松：“论‘与投资有关的贸易措施’”，《中国法 学》2001年第6页，第115页。30 前引余劲松：“论‘与投资有关的贸易措施’”，第123-125页。31 张向展著：《发展中国家与WTO的政策经济关系》，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168页。32 前引张宏：“跨国并购与我国利用外国直接投资”，第18页。

国际直接投资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国际直接投资；贸易效应；动机差异；行业差异

中图分类号：FF83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2674(2012)03－070－05

一、国际直接投资中贸易的替代论与促进论

最早研究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关系的是Robert A.Mundell，他从传统的赫克歇尔一俄林理论的两国家、两要素、两商品的分析框架出发，并假定：有两国家A和B，分别生产终端产品棉花和钢，相对于B国来说A国是劳动力丰富的国家，但是缺乏资金，而B国则情况相反；相对于钢来说棉花属于劳动密集型产品；A国的生产条件和要素禀赋无法对B国商品的价格产生影响。当A国和B国之间不存在要素流动和贸易壁垒时，会出现两国的商品和要素价格相平衡，这时A国会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一棉花来交换B国的钢。即使假设一些外部因素消除了跨国资本流动的障碍，也不会发生跨国资本的流动，因为很明显，资本的边际收益在两个国家之间是相同的。但是，如果假设A国对钢征收高额关税，开始的时候A国钢的价格相对于棉花来说将会提高，由于高的资本收益率的吸引，资本会大量从棉花产业流向钢产业。所以，在自由贸易情况下，各种生产要素可以在两国间自由流动，因此不存在资本跨国流动的必要。然而，当两国存在关税壁垒、产业壁垒等障碍时，两国的资本要素价格就会不同进而导致两国的资本回报率不同，一国的资本势必会通过投资到另外一个资本回报率较高的国家，从而扩大该国的生产规模。由此，Mundell得到的结论就是，当不存在贸易壁垒的情况下，跨国投资会取代国际贸易，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体现的是替代关系。

Mundell提出的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替代论的理论推理很完美，但却必须在满足一系列假设条件下才能成立，在实际情况下，虽然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也会表现出替代的关系，但是替代程度距离Mundell的模型却相差甚远，并非Mundell所描述的那样完全替代，所以有许多学者对Mundell的理论提出了质疑。除此之外，Mundell对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的关系研究是作为两种独立的行为进行研究的，而如今的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行为都是以跨国公司为载体进行的，研究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的关系应该以贸易投资一体化为前提进行研究。因此，Mundell对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关系的研究结论不是在以跨国公司为研究对象的情况下得出的，不适合跨国公司蓬勃发展的今天。但是，他提出的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之间的替代论为研究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的关系开辟了先河，也为以后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首先对Mundell提出挑战的是日本一桥大学的小岛清教授，他在比较优势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两国进行贸易前先进行投资的观点，从而发现了比较优势理论不仅适用于研究贸易也同样适合研究投资的问题，而且他认为目前的国际化分工现象也要归功于贸易前的投资机制。贸易前的投资机制是一种从进口到进口完整的循环：进口一国内加工生产一出口一海外直接投资一进口，贸易和投资在整个循环中表现出促进的关系。而且，他在所提出的边际产业扩张理论中也表示到，一国应该对该国已经处于或即将处于比较劣势的产业进行海外直接投资，并且按照比较成本的顺序依次进行。这种对外直接投资不会对本国的贸易产生矛盾，相反对自由贸易是一种补充，有利于扩大对外贸易量，应给予提倡。小岛清教授对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的关系的研究主要分为两个阶段。首先对两者的关系提出了互补理论，然后对其理论进行了一系列的实证研究。他把国际直接投资分为两种类型，日本型和美国型。两种投资的特点有很大的不同，导致投资与贸易的关系也不同。他认为，美国的FDI是贸易阻碍型的，对国际贸易的作用是替代的，而日本的FDI属于贸易促进型，对贸易的关系是互补的，即日本的FDI促进贸易的发展。

小岛清教授的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互相促进的理论，对Mundell的投资与贸易替代论是一种挑战，但同时也是一种补充，是对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关系研究的进一步深入。他指出Mundell没有明确的说明，在资本流动后的新的均衡条件下两国间是否还会存在关税，而且也不同意Mundell所阐述的在资本流动后关税就没必要存在的观点。他认为，Mundell的理论是要证明自由贸易和资本流动的关系是完全的替代或不相关，但是证明二者的这种关系的时候却有太多假设的前提条件，那么二者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完全替代或不相关的关系。虽然，小岛清教授的理论对Mundell替代论进行了补充和延伸，但是他的投资与贸易互补模型是从传统的分析框架上衍生出来的，并没有经过大量的实证检验，而且，小岛清的研究主要是针对日本的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并没有普遍的说服力，与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全球范围内的国际直接投资的实践也，相去甚远。

二、国际直接投资贸易效应理论的新发展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的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与Mundell理论和小岛清理论最大的不同是，传统的理论是以国家为基本分析单位进行的，而随着跨国公司的蓬勃发展，80年代后期出现的关于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的理论分析是建立在跨国公司的基础之上进行的。许多学者以跨国公司为基本的分析单位对二者的关系进行了大量的实证分析，得到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既存在替代关系又存在互补与促进的关系。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蓬勃发展，许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的关系进行了多方面的有益探索。Markuson和Svensson是比较早运用计量手段对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的学者，并得到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两者关系不确定的结论。

他们利用要素比例模型阐述了要素流动与商品贸易流动之间的相互关系，指出它们之间不仅表现为替代性还具有互补性，依赖于贸易和非贸易要素之间关系是合作的还是非合作的。如果贸易和非贸易要素之间是合作的，那么商品贸易和生产要素的流动就相互促进；如果两者之间是非合作的，则商品贸易和非贸易要素的流动就会表现为一种替代关系。而Neary的研究也发现，贸易与资本流动的关系是不确定的，在不同国家它们之间的关系表现不同。Neary运用3x2特定要素模型，得出FDI与贸易之间是不确定的关系，而FDI与贸易究竟是替代还是互补要取决于引入的因素和理论假设。而且Neary认为，大多数的FDI是水平型的，而不是垂直型的。而一般的FDI理论认为当贸易成本下降时，水平型的FDI会减少，这就说明FDI与

贸易是替代的关系。但这种理论分析与20世纪90年代所经历的实际情况有些矛盾。贸易自由化和科技的进步促进了国际贸易的发展，但FDI发展的也很快，这体现出FDI与国际贸易的互相促进的关系。Markuson&Svensson、Neary等学者都是从不同的角度对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得到相似的结论，那就是贸易与资本流动的关系是不确定的，在不同国家它们之间的关系表现不同。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的关系在不同国家表现不同，主要是因为许多因素可以影响国际直接投资和国际贸易的关系，而在不同的国家这些因素会发生变化。虽然影响二者的因素很多，但是从投资的角度对二者的关系进行研究，投资的不同时期、不同动机和不同行业是影响二者的主要因素，也是影响二者关系的内在因素，而其他因素属于影响二者关系的外在因素，例如：东道国的投资政策、人口因素等。因此，从国际直接投资的角度来分析投资与贸易的关系，就会发现在不同的投资阶段、动机和行业下，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体现出不同的替代或促进关系。

(一)国际直接投资的动机差异

美国经济学家Patrie对不同投资动机下的投资与贸易的关系进行分析并发现，激发直接投资的动机不同，贸易与投资的关系也不同，他根据投资的不同动机，把国际直接投资分成三大类：市场导向型直接投资、生产导向型直接投资和贸易促进型直接投资。其中，市场导向型的国际直接投资是指跨国企业为了逃避严厉的贸易保护壁垒，或者出于侵占当地市场的需要，通过对东道国的直接投资，在当地生产，在当地销售；生产导向型直接投资是指跨国公司受到低成本生产区位的吸引，出于降低生产成本的需要而进行的直接投资；贸易促进型直接投资是指跨国企业出于更好的配合本身的出口贸易活动，为企业的出口提供各种服务而进行的直接投资。按照上述分类，Patrie认为，只有市场导向型的国际直接投资才会对贸易产生替代的作用，而其他两种类型的投资都会促进贸易的发展。所以，Patrie认为，在分析贸易与投资的关系时，首先要分析投资的动机，动机的差异会导致投资与贸易的关系不同。Patrie对国际直接投资的动机分类为分析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Dunning将国际直接投资的动机分为四类：寻求资源动机、寻求市场动机、寻求效率动机和全球战略动机。他认为前两种动机多数为跨国公司在初步发展阶段的动机战略，而当跨国公司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就会采用后两种战略。经济学家们一直试图对直接投资的动机作出合乎逻辑的解释，但是由于分析的角度不同，侧重点不一，得出的结论自然会有所差异。

显而易见，Patrie对国际直接投资的动机划分更适合于分析不同动机下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的替代或促进关系，但随着跨国公司的迅猛发展，其海外直接投资的战略也在发生变化，鉴于此，本文对于Patrie对国际直接投资动机的划分进行一些修改和补充，把国际直接投资的动机主要分成以下几种：第一种是市场导向型。市场导向型的直接投资主要是跨国公司为了巩固、扩大和开发国外市场，即通过对国外投资生产，以满足东道国市场的需求，或者向第三国出口，具体又可分为几类不同的情况：第一类是，投资企业本来是出口型企业，它原在本国对商品进行加工然后出口到目标市场，但是由于目标市场实行贸易保护措施，给企业的出口制造了很大的阻碍，企业不得不采取对外直接投资绕过贸易壁垒，通过就地生产就地销售维持原有的市场或开辟新的市场；第二类，跨国公司本身在海外已经占有部分市场，为了给其顾客提供更方便的服务，巩固其市场地位，因此对海外进行投资，以便就地供应，以免失去顾客；第三类，一些餐饮服务行业，为了开辟新的市场只能对其进行海外直接投资进行。比如一些食品的保质期很短，无法进行长途运输，还有一些无形商品根本无法运输，只能通过在海外设立企业，边生产边消费。所以市场导向型的对外直接投资替代了投资母国本来应该通过出口对东道国的产品。第二种是生产导向型。生产导向型的直接投资主要是跨国公司为了利用投资东道国的相对廉价的原材料和各种生产要素等，从而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了生产效益，提升了企业的竞争力。生产导向型的FDI一般出于以下几类原因考虑：第一类，生产所需要的原料来自于国外，最终产品有部分销往原料来源国，出于节省运输费用，或是出于该地原材料、劳动力或土地资源比较丰富或廉价，一些企业会在该地建立分公司，利用当地原材料、劳动力或土地资源，地产地销，从而降低生产成本，很显然，这种动机下的对外直接投资会通过返销扩大东道国对母国的贸易规模；第二类，在劳动密集型的行业中，FDI主要发生在劳动力密集的国家，跨国公司会从投资母国出口原材料或半成品到投资东道国，并利用当地的相对低廉的劳动力从而降低生产成本，之后的成品会返销回东道国或出口到第三方国家，所以这种动机下的国际直接投资很难确定是替代还是促进了国际贸易；第三类，有些国家对特定的产业收取高额的关税，为了进入当地市场，最好的办法就是进行直接投资从而绕过高额的关税壁垒，从而降低生产成本，很显然，这种动机下的国际直接投资会替资东道国对投资母国的出口。第三种是技术与管理导向型和分散投资风险导向型。技术与管理导向型的直接投资是为了获取和利用国外的先进技术、管理经验等。许多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很难进行购买，而只能通过设立合营或并购当地的企业来获取，从而促进投资企业的发展，提高其竞争力。这类投资一般都是发生在发达国家和地区。除此之外，还有分散投资风险导向型的国际直接投资，一般该类跨国公司的投资是为了分散和减少各种风险，包括政治风险、经济风险、自然风险和社会文化方面的风险。分散风险动机下的直接投资不仅可以起到规避风险的作用而且还可以起到扩大销售的积极作用，从而使企业不受国内条件的限制。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国际直接投资的根本动机就是利润最大化，而各种类型的国际直接投资动机都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不同途径和方式。除此之外，国际直接投资的动机一般都是相互交叉的，一项对外直接投资一般都有同时存在两种或三种动机，因为，动机越多对投资的企业的好处就越多。

(二)国际直接投资的发展阶段

不同的发展阶段下的国际直接投资对国际贸易的影响是不同的，正确划分外商直接投资的发展阶段对于分析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之间的关系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无论是邓宁的国际直接投资发展周期理论还是国内学者对外商直接投资发展阶段的划分，都是按照对国际直接投资在东道国的投资金额的变化以及一些具有重大影响事件进行的。然而，笔者认为，如果分析投资与贸易在不同发展阶段下的关系，更应该结合母国与东道国的双边贸易发展阶段为依据。由于FDI对投资东道国的贸易会有滞后的效应，在由投资规模作为依据进行划分的不同投资阶段，投资流入国的对外贸易可能没有明显的变化。所以，结合FDI东道国的对外贸易发展的不同阶段作为划分依据来分析FDI的贸易效应，可以更明显看到在不同的阶段下，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关系的变化。

跨国公司在海外的不同发展阶段会有不同的发展战略，会影响跨国公司的海外直接投资与贸易的关系。

根据跨国公司海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的不同，跨国公司的FDI一般可以分为两个阶段：跨国公司的进入阶段和跨国公司的经营阶段。跨国公司的进入阶段，即直接投资发生的初期，在此阶段，跨国公司会对东道国出口机器设备等资本货物和中间投入物，为下一阶段的生产以及运营做准备，这时跨国公司的FDI会明显地产生利于母国出口贸易的效应，扩大了对投资东道国的出口规模。随着跨国公司成功的进入东道国并开始生产运营时，便进入了跨国公司的经营阶段。在此期间，通过产品返销回国，会不断地扩大东道国对母国的制成品出口，与此同时，为了追求高额利润，跨国公司不仅会扩大在东道国的市场份额，还会增加对其他国家的制成品出口，从而增加了当地的对外贸易额。随着海外基地或国际生产网络的形成，为了获得更多的消费者，跨国公司会提供相应的售后服务给新贸易创造了机会，从而扩大了东道国的对外进出口贸易。所以，在跨国公司海外直接投资的不同发展阶段下，FDI的贸易效应也会随之发生变化。

(三)国际直接投资的行业差异

国际直接投资的发展经验表明，不同行业下的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之间的关系是不同的。在制造业，母国的企业在从事跨国投资之前，一般都是从国内的生产与销售开始，然后通过出口、签发许可证和其他合同安排以及在海外设立分支机构等方式，实现公司生产、经营的国际化。跨国公司的这种从贸易到投资的线性先后顺序，使从事制造业的跨国公司的国际直接投资往往也和国际贸易之间发生的是替代关系。在自然资源部门，跨国公司一般先从事进口贸易，然后在纵向的国际整合过程中对东道国进行直接投资，促进东道国更多的出口；或者顺序相反。因此，从事自然资源的国际直接投资往往会促进东道国的出口。而在其他的一些行业，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并不仅仅是这种单纯的替代或促进的线性关系。例如在服务行业，跨国公司的许多服务都无法用出口来实现，只能通过对东道国的直接投资来实现，这种国际直接投资不会对服务的出口造成太大的冲击，所以从事服务行业的国际直接投资对国际贸易往往没有产生明显的替代或促进作用。所以，在某些行业的国际直接投资对国际贸易的影响不是很明显或者二者之间没有关系。

以上关于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关系的研究，无论是Mundell或是小岛清还是后来热衷于实证分析的学者，都是研究二者之间的相互影响，学者们过多的关注二者的相互关系，并没有把太多的精力集中在一方对另一方影响的单向研究。事实上，关于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的关系研究应该有四种组合：FDI的贸易替代效应；FDI的贸易促进效应；国际贸易的投资替代效应；国际贸易的投资促进效应。这四种组合包括了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的所有关系。

国际直接投资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国际贸易，国际直接投资，市场结构

国际贸易理论与市场结构理论分析框架的产生

国际贸易是商品资本在国际间的流动和交换，国际直接投资则表现为货币资本在国际间的流动和循环。按照蒙代尔的理论，商品资本的国际流动可以完全替代货币资本的国际流动，国际投资就不会发生。按照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观点，产业资本的循环依次经过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的形式，并且三种资本形式还要保持时间上的连续性和空间上的并存性。单个产业资本循环的特点也体现在社会总资本的循环中，从世界经济的范围分析，产业资本循环经过上述三种形式才能保持经济活动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市场结构理论来自于产业组织经济学，按照该理论市场可以分为完全竞争和不完全竞争市场两大类型，不完全竞争市场又分为垄断竞争、寡头垄断和完全垄断三种类型。完全竞争市场和不完全竞争市场的差别主要体现为产品差异性、进入和退出壁垒以及卖方集中度。完全竞争市场的特点是产品具有同质性，进入和退出壁垒小以及卖方集中度低，而不完全竞争市场则相反。不完全竞争市场上厂商提供的产品有差异、行业的进入壁垒较大，具有规模经济及由此产生的卖方集中度。古典贸易理论和现代贸易理论都建立在完全竞争市场上，新贸易理论则建立在不完全竞争市场上。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产生之初就建立在不完全竞争市场上，随着世界经济活动的发展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有融合趋势。

从历史上看国际贸易理论的产生先于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早期的国际贸易理论从发源于15世纪欧洲原始积累时期的重商主义开始，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以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垄断优势理论为标志。这两种理论有各自的分析框架，国际贸易理论的逻辑起点建立在完全竞争市场上，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则建立在不完全竞争市场上。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世界范围内统一的贸易市场和资本市场逐步结合，商品、资本、技术和服务的流动日益密切，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呈现相互融合的趋势，但是统一的理论框架还没有建立起来。本文从市场结构的角度分析国际贸易理论和直接投资理论，并指出新贸易理论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融合的基础在于不完全竞争市场。不完全竞争市场下的新贸易理论解释了产业内贸易产生的原因和福利影响，不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递增使得垄断竞争厂商都具有向国外出口产品的动机，加之这些厂商生产的是有差异的同种产品，产业内贸易形成。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产生于不完全竞争市场，如果具备贸易壁垒和资本自由流动，国际直接投资厂商进行跨国直接投资就能够实现对国际贸易的完全替代。

完全竞争市场与国际贸易理论

国际贸易理论经历了从古典贸易理论、新古典贸易理论、现代贸易理论和新贸易理论的发展过程。按照市场结构划分前三种可以归纳为一类，它们的理论基础都建立在完全竞争市场基础上。古典贸易理论包括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李嘉图的相对优势理论，新古典贸易理论包括一般均衡理论、相互需求理论和对偶理论，这些理论都建立在完全竞争的假设下。现代贸易理论则以要素禀赋论为代表，该理论体系阐述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在于产品的价格差异，价格差异源自于成本差异，成本差异产生于生产要素的丰裕度。主要理论包括要素禀赋论、要素价格均等化原理、萨缪尔森—斯托尔帕定理和罗伯津斯基定理等。

古典贸易理论和新古典贸易理论分析都假定市场是完全竞争的，这些前提假定包括：生产要素在各国内部是自由移动的，而在国家间是不能移动的；国家之间实行自由贸易，不存在政府对贸易的干预或管制；生产和交换是在完全竞争的条件下进行的；资源得到充分利用，要素处于“充分就业”状态；贸易双方的出口价值等于进口价值，国际收支平衡；运输费用和其他交易费用为零；没有要素密集度转变的情况，生产同一商品时各国的生产技术一样，生产函数相同；没有规模经济的利益，不存在规模经济递增。从上述的前提条件可以看出该理论体系将国际直接投资排除在外，首先国家之间没有多余的资金可以投资；其次国家之间没有要素流动的可能性。总之古典贸易理论和新古典贸易理论没有给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留下任何成长空间。

要素禀赋论创立后成为最重要的国际贸易理论，该理论认为如果掌握了一国的资源禀赋情况就可以推断出该国的对外贸易走向。然而里昂惕夫的实证分析却得出了相反的结论。学者们提出了各种解释用于修正要素禀赋论的前提条件，如贸易壁垒说、自然资源稀缺说、生产要素异质说以及人力资本说等等。前提中完全竞争的假设在现实中难以满足，完全竞争市场中企业只能作为产品价格的接受者，他们提供的产品是同质的。国际贸易活动中的许多现象无法用完全竞争的市场来解释，不完全竞争市场中的新贸易理论应运而生。

不完全竞争市场与新贸易理论

新贸易理论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期，它的创建是建立在两个相关学术领域的发展之上：即产业内贸易理论和产业组织理论。该理论认为资源差异和规模经济均是国家进行专业化和贸易的原因，前者是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不变条件下的产业间贸易，而后者是不完全竞争和规模收益递增的产业内贸易，它更强调的是非比较贸易优势。同时为强调规模经济作为贸易的原因作了三个基本创新：将产业组织引入贸易理论，将贸易理论从完全竞争模式的不现实中解脱出来；摒弃了传统的二维假定和凸性生产可能性曲线，新贸易理论发展了一种“层级结构”的方法来解释贸易和要素流向，即产业间贸易仍由要素禀赋的差异来决定，而某产业内部具有类似要素比例的产品之间却相互分工和贸易，后者在产业间贸易的格局中表现为净贸易量；区分了技术溢出的外部经济和市场规模作用的外部经济。

把新贸易理论看作和古典贸易理论完全对立是不确切的，新贸易理论只是补充了后者在自身假设框架下所难以解释的现象。新贸易理论建立在不完全竞争市场基础上，而古典贸易理论建立在完全竞争市场基础上。

不完全竞争市场与国际直接投资理论

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垄断优势理论，它由美国学者海默于1960年在他的博士论文《国内企业的国际经营：关于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中首次提出。传统的国际投资理论都假定市场是完全竞争的。海默则认为，要解释战后对外直接投资现象，必须摒弃传统理论中关于完全竞争的假定，对不完全竞争进行研究。在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下，企业不具有支配市场的力量，它们生产同类产品，拥有获得所有生产要素的平等权利，这样就不会有对外直接投资发生，因为它不会使企业拥有高于当地对手的优势。只有在不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下，企业才能获取垄断优势，并通过直接投资在国外予以利用。

金德尔伯格将垄断优势分为四类：来自于产品市场不完全的优势；来自生产要素市场不完全的优势；企业拥有的内外部规模经济；由于政府干预，特别是对进入市场以及产量的限制所造成的企业优势。后来学者在海默的理论框架下进一步发展了垄断优势理论，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论述跨国公司垄断优势的来源；二是跨国公司在出口、直接投资与许可证交易三种方式中选择直接投资的根据与条件。其中最有代表性的理论就是邓宁的国际生产折中理论。

国际生产折中理论认为，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是由企业特定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特定优势三者共同作用的结果。企业特定优势类似于海默提出的垄断优势，即一国企业拥有的高于其他国家企业的优势，并且这种优势只是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必要条件非充分条件。内部化优势是指企业为避免市场不完全而通过内部化将企业的优势保持在企业内部。市场不完全的含义近似于不完全竞争，邓宁认为市场不完全可以分为两类：结构性市场不完全和知识性市场不完全。企业利用市场不完全通过内部化建立垄断优势，内部化优势越大，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倾向性越明显。内部化优势还不能充分解释对外直接投资，利用出口照样可以发挥优势。区位优势可以更充分地解释对外直接投资的原因，因为区位优势属东道国所有，企业无法自行支配，只能予以适应和利用。只有国外区位相对国内区位具有更大优势时企业才可能进行对外直接投资。

不完全竞争市场下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的融合

在世界经济活动中，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的融合体现在以下方面：在地理区域上呈现高度的一致性，在贸易和投资领域还是以发达国家为主导，发展中国家的规模在逐步扩大；国际直接投资的产业流向与贸易商品结构的变化一致，二战前以发达国家的制成品和发展中国家的初级品为主，二战后传统的工业品贸易下降，高科技含量的工业品贸易量上升，究其原因在资本的跨国界流动，战后国际资本更多地流入制造业和新兴工业部门，加快了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国际直接投资改变了国际贸易的模式与格局，最初国际贸易更多表现为产业间贸易，随着跨国公司的发展产业内贸易和企业内贸易在增加。国际直接投资对贸易的促进作用主要是通过跨国公司内部贸易实现的，母公司与子公司、子公司与子公司之间的企业贸易量在不断扩大。第四，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的融合协调机制统一在世界贸易组织的框架内实现。

国际直接投资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国际贸易，国际直接投资，市场结构

国际贸易理论与市场结构理论分析框架的产生

国际贸易是商品资本在国际间的流动和交换，国际直接投资则表现为货币资本在国际间的流动和循环。按照蒙代尔的理论，商品资本的国际流动可以完全替代货币资本的国际流动，国际投资就不会发生。按照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观点，产业资本的循环依次经过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的形式，并且三种资本形式还要保持时间上的连续性和空间上的并存性。单个产业资本循环的特点也体现在社会总资本的循环中，从世界经济的范围分析，产业资本循环经过上述三种形式才能保持经济活动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市场结构理论来自于产业组织经济学，按照该理论市场可以分为完全竞争和不完全竞争市场两大类型，不完全竞争市场又分为垄断竞争、寡头垄断和完全垄断三种类型。完全竞争市场和不完全竞争市场的差别主要体现为产品差异性、进入和退出壁垒以及卖方集中度。完全竞争市场的特点是产品具有同质性，进入和退出壁垒小以及卖方集中度低，而不完全竞争市场则相反。不完全竞争市场上厂商提供的产品有差异、行业的进入壁垒较大，具有规模经济及由此产生的卖方集中度。古典贸易理论和现代贸易理论都建立在完全竞争市场上，新贸易理论则建立在不完全竞争市场上。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产生之初就建立在不完全竞争市场上，随着世界经济活动的发展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有融合趋势。

从历史上看国际贸易理论的产生先于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早期的国际贸易理论从发源于15世纪欧洲原始积累时期的重商主义开始，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以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垄断优势理论为标志。这两种理论有各自的分析框架，国际贸易理论的逻辑起点建立在完全竞争市场上，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则建立在不完全竞争市场上。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世界范围内统一的贸易市场和资本市场逐步结合，商品、资本、技术和服务的流动日益密切，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呈现相互融合的趋势，但是统一的理论框架还没有建立起来。本文从市场结构的角度分析国际贸易理论和直接投资理论，并指出新贸易理论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融合的基础在于不完全竞争市场。不完全竞争市场下的新贸易理论解释了产业内贸易产生的原因和福利影响，不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递增使得垄断竞争厂商都具有向国外出口产品的动机，加之这些厂商生产的是有差异的同种产品，产业内贸易形成。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产生于不完全竞争市场，如果具备贸易壁垒和资本自由流动，国际直接投资厂商进行跨国直接投资就能够实现对国际贸易的完全替代。

完全竞争市场与国际贸易理论

国际贸易理论经历了从古典贸易理论、新古典贸易理论、现代贸易理论和新贸易理论的发展过程。按照市场结构划分前三种可以归纳为一类，它们的理论基础都建立在完全竞争市场基础上。古典贸易理论包括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李嘉图的相对优势理论，新古典贸易理论包括一般均衡理论、相互需求理论和对偶理论，这些理论都建立在完全竞争的假设下。现代贸易理论则以要素禀赋论为代表，该理论体系阐述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在于产品的价格差异，价格差异源自于成本差异，成本差异产生于生产要素的丰裕度。主要理论包括要素禀赋论、要素价格均等化原理、萨缪尔森—斯托尔帕定理和罗伯津斯基定理等。

古典贸易理论和新古典贸易理论分析都假定市场是完全竞争的，这些前提假定包括：生产要素在各国内部是自由移动的，而在国家间是不能移动的；国家之间实行自由贸易，不存在政府对贸易的干预或管制；生产和交换是在完全竞争的条件下进行的；资源得到充分利用，要素处于“充分就业”状态；贸易双方的出口价值等于进口价值，国际收支平衡；运输费用和其他交易费用为零；没有要素密集度转变的情况，生产同一商品时各国的生产技术一样，生产函数相同；没有规模经济的利益，不存在规模经济递增。从上述的前提条件可以看出该理论体系将国际直接投资排除在外，首先国家之间没有多余的资金可以投资；其次国家之间没有要素流动的可能性。总之古典贸易理论和新古典贸易理论没有给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留下任何成长空间。

要素禀赋论创立后成为最重要的国际贸易理论，该理论认为如果掌握了一国的资源禀赋情况就可以推断出该国的对外贸易走向。然而里昂惕夫的实证分析却得出了相反的结论。学者们提出了各种解释用于修正要素禀赋论的前提条件，如贸易壁垒说、自然资源稀缺说、生产要素异质说以及人力资本说等等。前提中完全竞争的假设在现实中难以满足，完全竞争市场中企业只能作为产品价格的接受者，他们提供的产品是同质的。国际贸易活动中的许多现象无法用完全竞争的市场来解释，不完全竞争市场中的新贸易理论应运而生。

不完全竞争市场与新贸易理论

新贸易理论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期，它的创建是建立在两个相关学术领域的发展之上：即产业内贸易理论和产业组织理论。该理论认为资源差异和规模经济均是国家进行专业化和贸易的原因，前者是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不变条件下的产业间贸易，而后者是不完全竞争和规模收益递增的产业内贸易，它更强调的是非比较贸易优势。同时为强调规模经济作为贸易的原因作了三个基本创新：将产业组织引入贸易理论，将贸易理论从完全竞争模式的不现实中解脱出来；摒弃了传统的二维假定和凸性生产可能性曲线，新贸易理论发展了一种“层级结构”的方法来解释贸易和要素流向，即产业间贸易仍由要素禀赋的差异来决定，而某产业内部具有类似要素比例的产品之间却相互分工和贸易，后者在产业间贸易的格局中表现为净贸易量；区分了技术溢出的外部经济和市场规模作用的外部经济。

把新贸易理论看作和古典贸易理论完全对立是不确切的，新贸易理论只是补充了后者在自身假设框架下所难以解释的现象。新贸易理论建立在不完全竞争市场基础上，而古典贸易理论建立在完全竞争市场基础上。

不完全竞争市场与国际直接投资理论

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垄断优势理论，它由美国学者海默于1960年在他的博士论文《国内企业的国际经营：关于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中首次提出。传统的国际投资理论都假定市场是完全竞争的。海默则认为，要解释战后对外直接投资现象，必须摒弃传统理论中关于完全竞争的假定，对不完全竞争进行研究。在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下，企业不具有支配市场的力量，它们生产同类产品，拥有获得所有生产要素的平等权利，这样就不会有对外直接投资发生，因为它不会使企业拥有高于当地对手的优势。只有在不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下，企业才能获取垄断优势，并通过直接投资在国外予以利用。

金德尔伯格将垄断优势分为四类：来自于产品市场不完全的优势；来自生产要素市场不完全的优势；企业拥有的内外部规模经济；由于政府干预，特别是对进入市场以及产量的限制所造成的企业优势。后来学者在海默的理论框架下进一步发展了垄断优势理论，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论述跨国公司垄断优势的来源；二是跨国公司在出口、直接投资与许可证交易三种方式中选择直接投资的根据与条件。其中最有代表性的理论就是邓宁的国际生产折中理论。

国际生产折中理论认为，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是由企业特定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特定优势三者共同作用的结果。企业特定优势类似于海默提出的垄断优势，即一国企业拥有的高于其他国家企业的优势，并且这种优势只是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必要条件非充分条件。内部化优势是指企业为避免市场不完全而通过内部化将企业的优势保持在企业内部。市场不完全的含义近似于不完全竞争，邓宁认为市场不完全可以分为两类：结构性市场不完全和知识性市场不完全。企业利用市场不完全通过内部化建立垄断优势，内部化优势越大，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倾向性越明显。内部化优势还不能充分解释对外直接投资，利用出口照样可以发挥优势。区位优势可以更充分地解释对外直接投资的原因，因为区位优势属东道国所有，企业无法自行支配，只能予以适应和利用。只有国外区位相对国内区位具有更大优势时企业才可能进行对外直接投资。

不完全竞争市场下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的融合

在世界经济活动中，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的融合体现在以下方面：在地理区域上呈现高度的一致性，在贸易和投资领域还是以发达国家为主导，发展中国家的规模在逐步扩大；国际直接投资的产业流向与贸易商品结构的变化一致，二战前以发达国家的制成品和发展中国家的初级品为主，二战后传统的工业品贸易下降，高科技含量的工业品贸易量上升，究其原因在资本的跨国界流动，战后国际资本更多地流入制造业和新兴工业部门，加快了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国际直接投资改变了国际贸易的模式与格局，最初国际贸易更多表现为产业间贸易，随着跨国公司的发展产业内贸易和企业内贸易在增加。国际直接投资对贸易的促进作用主要是通过跨国公司内部贸易实现的，母公司与子公司、子公司与子公司之间的企业贸易量在不断扩大。第四，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的融合协调机制统一在世界贸易组织的框架内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