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率论文范文第1篇

这些问题，对于从旧社会过来的人，以及认真学习过近代史、现代史的中青年人，不成其为问题。因为建国42年，我国已从任随列强欺凌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变成了独立自主、繁荣昌盛，在世界上举足轻重的大国。在美国和欧洲的华人、华侨对此感受最深。过去，他们像美国黑人那样受到种族歧视，一场抗美援朝战争，使美国白人对华人、华侨刮目相看。我国的原子弹、氢弹、一箭三星的成功，使华人、华侨扬眉吐气。环顾神州大地，已经面目一新，可说是改了天，换了地。我们的生活水平逐年改善，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改善的速度超过世人预料。过去梦寐以求的“四大件”(手表、自行车、收音机、缝纫机)早已不在话下，这几年的经济统计公报，连手表、收音机和缝纫机的产量也不再单列了。过去做梦也没有想过的彩色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照相机、录放机，已在城市普及。连拉萨的彩电普及率也达到85％，与法国一样。社会主义道路当然走对了。

但是，随着对外开放、对外交往的扩大，“社会主义道路失败论”却越传越广，成为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主要论点，而且一度使许多人相信了。

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失败论”者，是把中国的经济水平、生活水平与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相比，说今日中美经济差距有六七十倍，所以说社会主义失败了。普通老百姓看到，美国(以及日本、西欧)来华工作、旅游的人，花钱很阔绰，住的是大宾馆，吃饭、坐车、买东西时，大把钞票往外掏，人人都像旧社会上海的大资本家；而中国人去美国则显得很寒碜，一个工程师一月的工资换成美元，还不如美国工人一天的工资高，比美国失业工人领的救济金也差得远。他们难以解释这差距，于是慨叹：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虽然成就巨大，与资本主义相比就显得渺小，所以社会主义道路失败了。

的确，中国(以及第三世界的许多国家)的经济与美国相比，差距是巨大的。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这种差距被夸大了、膨胀了。国外新兴的经济学——“发展经济学”早就作了分析解释，我国那些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既不懂又不学，用一些胡说八道蛊惑群众，还互相吹捧为“著名学者”、“知识精英”。

比较典型的是上海《世界经济导报》1988年组织的关于“球籍”的讨论。钦本立一伙说，改革10年，中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老在300美元上下徘徊，与西方的经济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越拉越大。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在1980年时相当于日本的四分之一，1985年下降到只相当于日本的五分之一，按人口平均计算只有日本的几十分之一。他们由此得出结论：社会主义失败了，改革开放也失败了，中国快要被“开除球籍”了，只有一条路——搞私有化，走资本主义道路。

上海《世界经济导报》依据的是世界银行每年公布的《世界发展报告》。可是，如果不是他们故意断章取义，便是他们没有把世界银行报告读懂。

世界银行每年发表的报告，是一本厚达250页的大书，其后面部分(约80页)全是统计图表和技术注释，是颇具权威的。其中有各国国民生产总值(简称GNP)统计表，其计算方法，被称为“世界银行图表集方法”，又叫“汇率法”，在世界上影响很大。

在《世界银行图表集》中，我国历年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简称“人均GNP”)如下表：

然而，就在同一图表的另一栏里，赫然写着：在1980—1988年间，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实际增长率为9．2％，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年均递增10．3％，是全世界最高的。同期，日本年均实际增长率为4．0％，美国只有3．1％。

多奇怪，同一图表中，在“绝对值”栏里，美国、日本的人均GNP年年上升(其中的日本是跳跃式上升)，1992年已超过2万亿美元，中国的人均GNP却老在300美元上下徘徊；而在：人均GNP年均实际增长率”栏里，中国的增长速度却比美国快2倍，比日本快1．3倍。这不是矛盾的吗?

美国《纽约时报》记者遍游中国采访调查后，从贵阳发出一条电讯，开头就说：“世界对中国最大的误解，就是把中国看作人均GNP只有300美元的国家。”

其实，世界银行的经济专家是很高明的，并末“误解”中国(以及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水平，他们另辟“实际增长率”一栏，就有深意在焉。他们早就发现，他们计算各国GNP的传统方法——“世界银行图表集方法”弊端很大，准备改用另一种方法，只是一时还没改过来。

世界银行报告附的“技术注释”里，年年都说明，它列出的各国人均GNP是估计数，方法是以各国货币与美元的官方汇率的三年平均数为汇率，除各国用本国货币统计的国民生产总值，这样得出来的(所以这种方法又叫“汇率法”)。它一再申明：“按美元计算的人均GNP……并不能代表或作为衡量一国福利或发展成就的尺度。”因为“把官方汇率换算成本国货币对美元的数字这一做法，不能反映与这些货币相应的国内购买力”。

80年代，我国国民生产总值(GNP)以每年9％的速度递增，而按美元计算的人均GNP却老是徘徊于300美元，主要原因是人民币对美元多次贬值。从1980年到l987年，人民币的官方汇率从1．53元换1美元(年末中间价，下同)，依次调为1．75元、1．92元、1．98元、2．80元、3．20元、3．72元换1美元。至U1991年，已贬到5．40元换1美元。U91年我国国民生产总值19580亿元人民币，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实际比上年增长7％。1991年全国有人口115823万人，人均国民生产总值1690元人民币。如果用官方汇率(5。4元换1美元)来除，等于人均313美元，比U82年(310美元)只多3美元。

是不是人民币自身贬值造成的呢?不是。80年代我国的物价上涨幅度的确很大，使人民币在国内的实际购买力下降了。但是在同期里，美元贬值幅度更大，美元在国内的实际购买力下降更多。据统计，从1980年到1987年，中国消费物价指数上升34．8％，美国的消费物价指数上升37．9％。如果按国民生产总值价格指数计算，美元贬值更多。根据美国商业部和中国统计局的材料，以中美两国1978年各自的GNP价格指数为100，到1987年时，中国上升到14l．0，美国上升到161．8。

真正的秘密在于“汇率偏差”，即货币的汇率偏离了货币的币值，没能反映货币的真实价值。

由于许多人(包括那些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著名经济学家”)不了解“汇率偏差”，需要多费些笔墨来做解释与说明。

一国货币的币值与它的汇率，虽有联系，却有差异，有时偏离很远，成为两码事。

货币的币值，过去指货币含金量，即：可在本国中央银行(发行钞票的银行)兑换多少黄金(或白银)。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后，多数国家都因通货膨胀而取消了金本位制，使钞票与黄金脱离关系。到二战结束，只剩下美国一国，还把美元与黄金直接挂钩。当时，美国拥有世界黄金总量的80％，美国宣布，任何人都可以用35美元向美国联邦银行换取l盎司黄金。因此，美元被称为“美金”，美元成为世界货币。后来，美国财政年年亏空，对外贸易逆差增加，黄金储备锐减，美国只好使美元对黄金贬值，并限制“美元兑换黄金”。随后改为，只准外国中央银行用美元向美国兑换黄金。1973年，美国连这也支持不住了，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让黄金价格自由波动。现在世界上没有任何一国的货币实行金本位制，所以，现今所谓货币的币值，指的是它在本国的实际购买力(包括商品与服务)。

货币的汇率，指本国货币能兑换多少外国货币(一般指美元)。汇率是由供求关系、对外贸易状况、国际收支状况来决定的，所以常常偏离币值。在各国货币都与黄金(或白银)[

挂钩时，汇率偏离币值的幅度较小；在各国货币都与黄金(或白银)脱钩的今天，汇率偏离币值的幅度可能很大，如脱缉之马偏离跑道。

用一句通俗易懂但可能不大精确的话说，“现今汇率的升降，主要是看谁求谁。你有求于他，你的钞票就贬值；他有求于你，你的钞票就升值”。具体说，急需外国货币去购买外国商品的国家，急需外币去偿还外债的国家，对外贸易逆差大的国家，国际收支逆差大的国家，本国的钞票就会对美元(因为它是世界货币)贬值。如果上述情况反过来，本国货币就会对美元升值，想挡住也难以挡住。汇率的升降，与本国钞票在国内的实际购买力的升降没有多大关联。

降低或者提高本国钞票的汇率，是政府调节进出口的一个重要手段。汇率下降了，本国钞票对美元贬值了，可以刺激本国商品出口，抑制外国商品进口。比如：一双鞋在国内卖10元，运到国外卖1美元，如果汇率是10元换1美元，鞋厂把鞋拿到国内卖与拿到国外卖，所得的钱相等，它就不热心于使鞋出口；现在汇率降为12元换1美元了，这种鞋在国内国外市场上的售价都没变，鞋厂把鞋运到国外卖1美元，用这1美元到本国中央银行换得的却是12元。鞋厂出口一双鞋可以多得2元的超额利润，就会积极地把鞋出口外销。同样道理：一部外国机器标价l万美元，在汇率为10元换1美元时，国内厂家用10万元换1万美元，就能买回那部机器；现在汇率降为12元换1美元了，厂家得花12万元换1万美元才能买回那部外国机器，等于那部机器涨价20％。这会迫使厂家考虑，不买外国机器而买本国机器。

近一二十年，美国对日本的贸易，每年都有七八百亿美元逆差；日本一些高技术产品比美国好，甚至是美国生产不了的。所以，美元对日元贬值，日元对美元升值。以前是203日元换1美元，80年代中期升值为130日元就换l美元。在世界银行图表上，按美元计算的日本人均GNP已高于美国，但日本人承认，日本的实际人均GNP只相当于美国的七成左右。联合国调查，日本实际人均GNP为美国的74％，世界银行调查为68％。这就是“汇率偏差”造成的，只不过偏向日元，使日元的汇率大大高于日元的币值(在本国的实际购买力)。日元升值后，西方各国驻日本的外交官和商人叫苦连天，埋怨东京物价太贵，生活费用太高(世界第一)，受不了。道理很简单，过去用1美元可以在东京买203日元的商品，1990年用1美元只能在东京买到130日元的东西，等于工资减掉1／3，怎不叫苦!

我国是发展中国家，急需美元，以便从美、日等西方国家进口先进的机器设备、高技术产品和专利技术；而我国能出口换取美元的，主要是农产品、原料、材料、半成品和低技术产品。我们明知这些初级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被压得很低。为了换取美元，只能忍痛出口。为了鼓励出口，所以人民币连年对美元贬值，1992年贬到5．4元人民币换l美元。这十几年，我国经济高速增长，人民的收入和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而用美元计算的人均GNP老在300美元上下徘徊，原因就在这里。

我第一次听到“汇率偏差”，是在1986年。那一年，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访华，对我国领导人说，以他为首的美国20几名高级专家组织的委员会，仔细研究了中国经济，发现人民币在中国的购买力与美元在美国的购买力是相等的，按实际购买力算，1元人民币等于1美元，中国的经济水平被严重低估了。

还有一件事可以印证。当时我正在采访三峡工程，碰到一个问题：按照我国专家计算，三峡工程(150米低方案)大坝的造价为150亿元人民币，而美国专家算出的造价为150亿美元。于是，反对兴建三峡工程的一些人大嚷，指责我国专家做的预算打了埋伏，故意把造价往低处说，用来“钓鱼”。我去问水利电力部部长钱正英，她正好完成了这项研究。她在中美两国各选了几个规模相同的水利工程，要来了这些工程的预算决算，用电子计算机来研究，发现一个规律：在美国需要10亿美元才能建成的工程，在中国只需要10亿元人民币。钱部长对我说，由此可见，我国专家对三峡工程造价的计算没错，美国专家的计算也没错。她谈得很高兴，我听得也很高兴。我从中悟出一个道理，基辛格他们的算法是对的，．就工程建筑而言，也是1元人民币等于l美元。

1990年亚运会时，有关方面说：北京亚运工程的规模与汉城奥运会工程规模大体相等，韩国花了24亿美元，我国只花了21亿元人民币。我看，这不仅反映了我国工人的聪明才智与奉献精神，也证实了钱正英同志的计算。

1991年，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经济学教授、前美国财政学会会长梅农·戈登，与中国留学生罗飞、王争平合作写成了一个长篇研究报告。他们认为，即使按l978年时人民币的官方汇率(1．68元换1美元)不存在汇率偏差，由于美元在美国的贬值幅度大于人民币在中国的贬值幅度，所以，按国内实际购买力(即币值)计算，l987年时，l元人民币应当等于1．47美元。

有些同志不相信会有这样大的“汇率偏差”。他们说：5．4元人民币换1美元是中国人民银行1992年的官方牌价，黑市上的价格是6元人民币买1美元，最高时达到过8比1。由此可见，人民币的官方汇率定得并不低。

是的，黑市上的美元价格更高。但这只能说明，黑市上的“汇率偏差”更大。

要明白这个道理，不需要特别请教金融专家。把中美两国市场1992年初的价格作一对比，就懂得了。

1992年初，一件中国产的衬衣在中国市场卖20元，在美国市场上至少卖60美元。以衬衣价格算，1元等于3美元。

男子理发，在北京是1．2元，贵的不过2元。在美国同等理发店里，至少要10美元。以理发计，1元等于5美元。

一部美国电影在美国放映，票价是20一30美元。把它买来译制成华语对白，在北京的高级电影院放映，票价不超过2元。以电影票计，1元等于10一15美元。

如果算吃饭、吃菜、坐火车、住房、医病，1元人民币等于一二十美元。

但是，在美国卖300美元一台的录像放映机，在北京市场上至少卖3000元。在美国市场卖250美元一部的18英寸彩色电视机，在北京要卖2500元。以彩电、录像放映机价格计，要10元人民币才等于l美元。(原因是我国的电子工业比美国落后，经营管理差、劳动生产效率低，产品质量不如美国而成本却很高，所以提高进口关税，用以保护本国电子工业)。

如果算进口的洋酒、化妆品，以及外国名牌皮带、皮鞋、牛仔服之类的价格，可能要几十元人民币才相当于1美元。(原因是国家用高税收控制这类奢侈品进口。此外，国营商店高价出售这类商品可以为国家回笼货币，增加收入。)

普通美国人无求于人民币，不会贪图便宜而专程跑到中国来，用美元换人民币去理发、看电影、吃饭、住房、医病、买衬衣，所以这些商品和服务的低价格，不会反映到汇率上。也就是说，不会因此而抬高人民币的汇率。

相反，中国许多人追求美元，以便从国外买回彩电、录像放映机、摄像机等等高技术产品，于是把美元价格抬高了。

倒儿爷们1990年以6比1的价格，在黑市上花1800元人民币买到300美元，若能用走私、套购等法从国外买回一台录像放映机，就能在北京市场卖得3000元人民币，一转手赚1200元。这就是黑市美元价格高的原因。1988年最高时，黑市美元曾暴涨到用8元人民币买1美元仍有钱赚。这些年国产彩电、录音机、照相机、电冰箱、洗衣机的质量过了关，价格也合理，一般人家不需要换美元去国外买，1990年美元的黑市价格回落，连续几年稳定在1比6上下。

我国每年有成千上万大学毕业生报考“托福”，想去美国留学。考“托福”要交40美元报名费。于是每到报考“托福”的季节，黑市美元便上涨。

黑市美元价格上涨太高，就会拉动国家银行的外汇牌价，使人民币汇率降低。

世界银行早就察觉了“汇率偏差”问题，早就发现用“汇率法”(即“世界银行图表集方法”)来衡量各国国民生产总值带来的偏颇。他们准备采用联合国的新方法——“国际比较项目方法(简称ICP方法)”，又叫“购买力平价法”。其方法是：列出各国人民都需要的151类500种商品和服务项目，用加权平均法算出各国货币在本国的实际购买力(真实币值)，然后按币值(而不是汇率)将各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换算成美元数。世界银行已将这种比P方法运用于60多个国家，之所以没有在全部国家运用，一是复杂，技术上有困难；二是一些发展中国家不赞成改用ICP方法。因为在世界银行里，人均GNP400美元以下的国家，可以享受许多优惠。以印度为例，按传统的“汇率法”计算，印度的人均GNP只有246美元，改用ICP方法计算则是872美元，两倍于400美元这条线。日本的人均GNP，若改用ICP方法计算，则大幅度下降。

除了“汇率偏差”，还有产业结构不同、统计口径不同，也影响国民生产总值的计算。

所谓“国民生产总值”(GNP)，是指一国居民在国内和国外的生产与服务的总和。

西方国家都输出资本，在国外(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有大量投资，赚取利息和利润；加大了本国的GNP。比如，日本在国外的投资高达3500亿美元，1988年所得利息和利润为811亿美元，比我国全部出口产品卖得的钱(1990年620亿美元)还多。我国在国外的投资极少，劳务输出的增长虽快，所得工资不多。

我国的第三产业(服务业)至今仍很不发达。1987年，美国的GNP中，第一产业占2．1％(中国占到28．2％)，第二产业占34．6％(中国46．2％)，第三产业占63．3％(中国只占到25．6％)。

农民出售粮食、肉类的价格，我国高于美国(按1元人民币等于1美元算)。加工成食品，尤其是端上饭馆餐桌，美国价格就远高于中国。美国人买制成的食品来吃的多(这反映他们的生活服务水平比我们高)，食品工业发达，加大了美国的GNP。

住房开支是美国的一个大项，占美国家庭收入的20—30％。这是要计入GNP的。我国的房租很低，只占家庭收入的1％左有。我有一个学生，小两口在北京新建的高层公寓里住一室一厅带厨房、卫生间和阳台的套房，1991年时每月付房租5元。她到美国留学写信来说，她与一位女同学合住一间12平方米的小房，每人每月交房租210美元，俩人共交420美元。也就是说，北京这套住房每年给中国创造60元GNP，美国那间小房每年给美国创造5040美元GNP。

第三产业包括很广。商业、金融、教育、科研、医疗、诉讼、咨询等等都算服务业。连国家财政支付的(我国叫“吃皇粮的”)议员、政府官员、雇员、军队、警察人员都算服务业。计算方法是，政府给了他们多少工资，就算他们提供了价值多少钱的服务，给国家创造了多少GNP。

越是经济发达的国家，“吃皇粮的”越多。美国等24个发达国家，平均占总人口的7．1％。他们的工资高，计入GNP的也多。我国“吃皇粮”的人数少(约占总人口的2．8％)，工资又低(但其他收入和福利多)，计入GNP的也少。

医生看病的诊费是计入GNP的。我国的诊费极低，北京协和医院的诊费(挂号费)长期是3角，1992年才提高到5角，根本不在话下。在美国，医生给病人看病，动辄几十美元，生病是家庭一大灾难。来的朋友给我讲，拉萨发生过这样一件事。一对美国夫妇是中学教师，去拉萨旅游，住、吃、用、玩、买东西都很阔绰。一天，由于高山反应和劳累，妻子突然休克，倒在八廓街。当地居民立即抬她去医院。医生急救后要她住院治疗一周。夫妻俩坚持不肯，硬要立即出院，后来才亮底：付不起住院费和医疗费。医生拿价目表给他们看，他们不相信会那样便宜，以为是哄骗他们的。最后，医院院长亲笔写下书面保证，那位美国妇女才留下住院治疗。一周后出院，果然只花了很少一点钱，折成美元简直微不足道。这对美国夫妇千恩万谢，感叹不已。

律师收律师费，咨询公司收咨询费，都要计入GNP。我国的律师收费很低，全国加起来也不足挂齿。美国的律师收费很高，与律师谈话按时间收费，一小时要几十上百美元。如果是财产官司，律师帮你争得的财产，他要取30％。这也加大了美国的GNP。

学生交学费，计入GNP。美国大学收的学费很高，最便宜的州立大学一年要6000美元，名牌大学一年高达6万美元，全国的学费总数颇为可观。1992年前，我国大学生基本不交学费，GNP里没有这一项。

教育、科研也属服务业、第三产业，其GNP的计算方法是，花了多少教育费、科研经费，就算创造了多少GNP。美国在这两方面的数额都比我国大许多倍。(顺便说说，1986年时，方励之在一些高等学校大讲：不是政府拨给学校多少教育经费，而是学校给政府上交了很多钱。他那套“理论”就是从这里来的。他只知道美国的教育事业计入了国家的GNP，不知道那是帐面上的数字，并非“上交”数)

那么，中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人均GNP)究竟是多少呢?与美国的差距有多大呢?我国没有专门机构研究，这里只引国外权威机构、权威学者的意见。

l984年，世界银行派经济考察团来我国考察，他们所写的主报告《中国：长期发展的问题和方案》认为：“发达国家的实际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约比中国高10倍。”据他们估算，中国1984年的人均GNP为1100一1600美元。中国与美国(1984年人均GNP为15540美元)的差距为1比9到1比14之间。(见1991年1月2日《经济日报》)。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两位经济学家用“购买力平价”计算，得出结论：以美国为100，则中国为19，联邦德国为84，法国为79，日本为77，英国为66，意大利为54，印度为7。中国与美国的差距为1比5．3。(美国《幸福》杂志1987年9月14日号)。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教授梅农·戈登与中国留学生罗飞、汪争平台著的长篇报告《中国国民生产总值的国际比较》，详细分析了我国的三大产业，计算了我国商品和服务的总量与价格(对我国第三产业的劳动生产率打了很大折扣)，得出结论：1987年中国人均GNP应为1707．7美元，与美国的差距为1比10．7。他们认为，中国的主要问题是农民太多，耕地等农业资源太少，因而农民的劳动生产率太低(农民人均GNP为400美元)。如果只算非农人口，中国的人均GNP为7804美元，高于台湾省和韩国。

联合国国际开发署1990年的人文发展报告，公布了用购买力平价法测算的130个国家的人均GNP，报告认为：1987年中国人均GNP为2124美元。中国与美国(17615美元)的差距为1比8．3，与日本(13135美元)的差距为1：6．2。

1991年12月17日《纽约时报》把中国人均收入定为1000一2500美元。美国《幸福》杂志“精确计算出”1990年中国人均收入为2472美元。香港《镜报》月刊1992年第二期文章，列举了西方经济学家的许多研究报告后说：“由此推断，中国人均收入在2000美元以上之说，绝不为过。”(喻按：他们说的是“人均收入”，换算成“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将更大)。

世界银行1992年报告，第一次公布了该行用购买力平价法计算的1990年各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中国是1950美元，与美国的差距为1：11，与日本的差距为1：8．7，与意大利的差距为1：7．5。

综合国外专家们的分析研究，以实际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计算。中国与美国1990年的经济差距不会超过1比11。美国大约是中国的11倍。

由于美国的军火工业、航天工业比重很大；美国又是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的国家，而人均GNP是把亿万富翁与穷光蛋拉在一起计算，所以，中美两国普通老百姓的实际生活差距，小于1比11。有人估计为1比8。

为什么美国等西方国家来华旅游的人显得那么富，而我们去西方显得那么穷呢?现在可以回答这个问题了。

—、美国1990年的人均GNP是我国的11倍，人均收入也是我们的好几倍。这是根本原因。

二、美国等西方国家来华工作、旅游的人，多属“中产阶层”或“白领阶层”，穷人是来不了的，“蓝领阶层”来的也很少。我国能出国访问、工作的人[。多数也是知识分子、干部和技术工人，应为“白领阶层”或“中等收入阶层”，但我国分配中的平均主义严重，“脑体收入倒挂”或“脑体收入一样”的问题至今没有解决，“白领”与“蓝领”的收入差不多。拿着中国“蓝领”的工资去与西方的“白领”打交道，差了一大截。

三、“汇率偏差”问题。保守地估计，1990年时，按实际购买力算，人民币与美元至少是l比o．8，而汇率却是5．4比l。美国等西方人来中国，占了汇率上的便宜，等于手上的钞票突然膨胀了四五倍，所以显得很富(我国一些宾馆客房、飞机票、火车票实行双重价格，对外宾收高价，就是要抵销一部分汇率偏差)；我们中国人去西方国家，在汇率上要吃大亏，等于手上的10元钞票突然缩小，变成了l元或2元，怎能不穷?

日元与美元是另一种“汇率偏差”，日元的汇率大大高于日元的币值。日本人用日元换成美元，到中国后用美元换成人民币，等于手上的钞票突然膨胀7倍，所以显得比美国人更加财大气粗。中国人到日本，吃一碗普通面条，折合人民币15元以上。靠中国的收入在日本生活，简直活不下去。

我与科技界朋友交谈时，常讲一个“如果”。我说：如果我国的科技和工艺能超过美国、日本、德国，我们有一系列高新技术产品是他们非花钱来买不可的，不是我们急需美元而是他们急需人民币，致使“汇率偏差”倒转过来，1元人民币换5．4美元；那么，我们取出2000元人民币存款(这是许多人能办到的)，就能兑换11000美元。用这笔钱去美国旅游一圈，也会是风风光光的。

汇率论文范文第2篇

自从日本副财长黑田东彦和与其副手河合正弘2002年1.2月4在英国《金融时报》发表文章，掀起人民币汇率被低估，鼓吹人民币应该升值以来，国内外关于人民币汇率的研究报告和文章可以用铺天盖地来形容。本文不想对已经发表的观点进行重复论证，也无法对所有的观点进行总结。本文的写作目的是试图对前一阶段讨论中涉及的一些焦点问题作一个梳理，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一些理论思索，提供一些新的分析思路。

一、均衡汇率水平和市场汇率水平

在人民币汇率的讨论中，人民币均衡汇率水平一直是焦点话题之一。它是人民币汇率水平被高估还是低估，低估多少的论证基础，也是支持升值和反对升值论的论证基础。国内不少学者试图运用多种方法建立实证模型，来建立人民币均衡汇率和实际汇率的判断基础。张斌认为均衡汇率水平是同时满足了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时的汇率水平。他用非贸易品供给和需求均衡的方程以及中长期自主性国际收支均衡作为外部均衡，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人民币均衡汇率模型。他的研究结果支持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自2002年以来被低估，并认为中长期内人民币升值在所难免（张斌2003）。秦宛顺等人运用中国贸易条件、贸易差额和外汇储备变化等因素验证了中国人民币实际汇率有升值压力。他们建议，在保持名义汇率基本稳定的前提下，应允许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有一定幅度升值（秦宛顺等，2004）。但是也有学者持人民币不存在被低估的结论，认为东南亚金融危机以来，人民币实际上升值，中国出口主要依靠退税维持增长，到2002年，这一数额已高达2000多亿元，成为沉重的财政负担。这实际上意味着，如果没有这些出口退税，中国相当一部分出口企业早已处于严重亏损甚至倒闭境地，据此，人民币就应当贬值（王国刚，2003）。

在探索人民币均衡汇率水平的讨论中，也有人试图通过购买力平价来判断名义人民币汇率的低估。由于简单的购买力平价模型直接比较两国的物价水平，而物价水平受该国人均收入水平及物价体系的影响颇大，难以简单用来作为均衡汇率的依据。“有人试图建立多国模型（张晓朴，2003），也有人试图将其他因素作为修正系数用来修正购买力平价模型，如用货币需求模型加以修正，并以此作为理论上人民币的均衡汇率水平（惠晓峰等，1999）。不过，也有学者认为发达国家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汇率理论，多数对人民币用不上。由于中国与美国的经济发展程度、经济结构和消费结构差异甚大，无法找到适合两国篮子的商品，从而按一价定律计算出平价。加上两国的税收、价格、福利、补贴政策差异很大，因此，计算人民币对美元的绝对购买力平价，会有许多数值，从1美元等于0.5元人民币到5元，难以令人信服，不能作为衡量人民币汇率的依据。中国与美国的物价指数可比性不强，各有大量”非贸易品“对汇率无直接影响。因此，相对购买力平价也不能作为汇率中、短期调整的依据。（陈建梁，2000）

笔者认为，在缺乏一个有效率的外汇市场的条件下，我们无法准确评估由所谓均衡汇率所决定的名义汇率的高或低。尽管理论模型有其指导价值，但我国目前存在的外汇市场是在资本项目未开放条件下建立的市场，甚至经常项目的外汇收支也仍然存在较多的限制条件，因此，这些理论模型的运用存在着先天的不足。在资本流动对汇率影响越来越大的今天，仅靠经常项目的收支状况来判断一国货币汇率水平是否低估显然是非常片面的。而根据外汇储备的增减状况来判断汇率水平的高低，也同样存在明显的偏差。比如，外汇储备第一大国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日元对美元大幅度升值后，国际收支仍然长期保持顺差，外汇储备仍然不断增加。日元由]美元兑换260日元升至110日元，很难再认为日元仍然继续被低估。（o因此，依据国际收支状况和外汇储备的增减来判断货币汇率的高低，说服力也不够。所以，在目前的市场条件下，笔者只赞成现行人民币汇率水平是否对我国经济发展有利的判断标准，而不赞成高估低估之说。

二、两极化和中间汇率之争

在人民币汇率的讨论中，国际汇率体系的发展趋势也是人民币汇率是否应该继续维持钉住美元的国际宏观背景，常常被一些分析所引证。—些国外学者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对国际汇率进行了考察，尤其是对危机国家汇率制度的改变考察后认为，各国的汇率制度有向两极发展的趋势，即要么实行货币局一类的固定汇率制，要么放弃钉住而改为浮动汇率制。持这一观点的主要代表人物有艾肯格林等（EichengreenandHausmann，1999）、费雪（Fischer，2001）和爱德华兹（Edwards，2001）等人。国内学者在论证人民币应该放弃僵滞型的钉住美元，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时，或多或少都受汇率制度“两极化”的影响。如王学武（2000）丁建平（2002）等人都认为人民币汇率的改革应考虑这一国际汇率制度发展趋势。

但是，国际学术界对汇率两极论远非持该观点的人所宜称的那样是一个共识，对两极论表示怀疑的也大有人在。威廉姆森（Williamson，2000）的研究就证明两极论缺乏实证根据。据卡沃等人（CalvoandReinhart，2002）的研究，很多名义上实行了浮动或管理浮动的国家，实际上并未真正实行浮动，它们仍然在不同程度上钉住美元或欧元，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具有“害怕浮动”的倾向。最近罗高夫等人（Rogoff等，2003）的研究也证明汇率两极化判断并无根据，处于中间的汇率制度，即保持稳定又有一定弹性的汇率制度仍有很强的生命力，而且对发展中国家有利。国内认为两极汇率不适合中国学者也不在少数。张斌认为，中国汇率制度选择的多重目标决定了中国经济在转轨时期采取相对灵活的中间汇率制度。同时，客观的经济条件也不允许中国采取完全浮动或者是严格固定汇率制度（张斌，1999）。张静等人的研究也认为世界上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实行的是中间汇率制度，在中国目前的经济条件下，选择一种适宜的中间汇率制度是最符合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张静、汪寿阳，2004）。

笔者认为，汇率制度选择两极化即便曾在东南亚金融危机后出现过，也是一种暂时的现象，它并不是一种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一些发展中国家在受金融危机冲击之后实行了有管理的浮动并不能证明两极化的观点，因为他们当中有很多又在金融形势稳定后回归到事实上的钉住汇率制或爬行钉住。固定汇率制国家增多是参加区域货币联盟的国家增加了，他们由于无法单独维持汇率稳定才加入了区域货币联盟。根据IMF的最新统计，在187个成员中，实行独立浮动为40个，有管理浮动的为43个，参加货币联盟为40个、实行货币局制度为8个，传统钉住汇率制的为40个，实行水平区间钉住、爬行钉住、爬行区间的各为5个。也就是说，如果将独立浮动和货币联盟以及货币局看作是两极的话，那么多数国家仍处于中间地带。另据罗高夫等人（Rogoff，2003）的研究，在实践中真正实行钉住或有限弹性汇率制度的国家约占成员国总数60%，实行管理浮动或浮动的只有40%.在发达国家中，由于欧元区国家被算作实行固定汇率制，实行浮动汇率的比重只有40%.发展中国家中实行浮动汇率制的只有30%，约70%实行的是钉住或有限的弹性汇率制度。只有新兴工业化国家相反，约60%选择了浮动或管理浮动制。而且，近两年有不少经历危机冲击后实行了浮动汇率制的发展中国家又回归到了相对稳定的钉住汇率制。因此，两极化汇率制度并不能作为国际汇率制度发展的新特征，笔者倒是认为兼顾汇率稳定和灵活性才是全球汇率体系发展的新特征。不同程度稳定性和灵活性相结合的中间汇率制度，如水平区间钉住、爬行钉住、爬行区间等仍将具有生命力。人民币汇率制度的改革也应该是在保持稳定的同时，逐渐增加灵活性，而不是简单地向浮动汇率过渡。

三、浮动和钉住，孰优孰劣

在有关人民币汇率的讨论中，除了人民币需要不需要升值的争论外，人民币是否应该浮动恐怕是争论得的最多的问题之一。教科书上对浮动汇率和固定汇率制的优缺点有着全面的分析论证，但汇率制度的选择归根到底是在灵活性和稳定性之间作选择，浮动汇率提供了宏观调节上的灵活性，可以使货币当局调节外部经济失衡的成本降低，享有较大的国内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固定汇率则提供了稳定的微观国际金融环境，使企业等经济主体从事国际经济活动的成本降低，有利于开展国际经济活动。各类教科书上关于浮动汇率和固定汇率优缺点的分析都可以归结到上述这个根本性的孰优孰劣的判断上。这样，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只有少数发达国家实行的是浮动汇率制，而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选择了钉住或爬行钉住等变相的固定汇率制。

发展中国家为什么倾向于实行稳定的汇率制度？笔者认为，根本的原因在于其微观经济主体通常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力不强，缺乏应对汇率风险的能力；发展中国家政府为了保证国际贸易和投资的顺利发展，就有必要通过固定汇率制为企业提供稳定的金融环境，降低他们的交易成本。当然，这样做也有成本，即当外部经济活动失衡时，实行固定汇率制的国家要付出比较高的调节成本，如果调节不当或严重滞后，可能会引发危机。但是，只要汇率稳定所产生的收益足够大，这种调节成本和风险并不能让其放弃稳定的钉住汇率制。另外，多数发展中国家宏观经济状况都不够稳定，浮动汇率制使它们的货币对外价值处于不断的波动之中，这比较容易引起货币替换，严重的还会出现事实上的美元化现象。这也是多数国家在政治上难以接受的。

虽然中国的宏观经济环境与很多发展中国家不一样，但企业缺乏应对汇率波动的意识和能力是一种客观存在。当然浮动汇率论会争论说，如果不创造客观环境来培育企业的这种意识和能力，情况永远也不会改变。所以，笔者认为应该逐渐地改变汇率干预的僵滞状况，但过渡到浮动汇率制需要有一个比较长的过程。

基于这样的前提，人民币汇率制度不宜迅速地过渡到管理浮动，而是应该选择爬行钉住或区间内的爬行钉住。从目前世界上各国所实行的汇率种类看，爬行钉住是仅次于传统钉住的稳定型汇率制度，但灵活性又比传统钉住制要高。管理浮动是仅次于单独浮动的浮动汇率制，属于非稳定性的汇率制度。当然，管理力度可以因管理当局的选择而变化，但这一制度一般不对市场上发生的主要动荡进行干预，这显然与人民币需要保持基本稳定的目标不符。

也有不少学者提议人民币实行一揽子货币钉住（卜永祥，2003），这在理论上应该是正确的，它能够满足人民币汇率保持基本稳定的要求。但是，在实践中，钉住的货币篮子的确定和权重的选择都会使钉住的水平发生很大的波动，而这种波动对经济的影响并不能保证都是积极的。另外，钉住一揽子货币的汇率制度，人民币汇率的波动是被动的，受篮子内货币汇率波动的影响。当篮子内货币之间汇率发生较大幅度变动时，人民币钉住一揽子货币的汇率波动幅度要大于爬行波动的幅度，这在人民币由刚性钉住向有一定弹性钉住的制度过渡时，也不是一种较理想的状态。笔者认为，钉住一揽子货币制度应该成为爬行钉住制实行了一段时间以后的第二过渡阶段。

也有学者建议人民币实行汇率目标区制度（李扬，2003），这与爬行钉住的建议比较接近。但是，如果目标区确定的不合适，在短期内汇率有可能一下子就达到目标区的上下限，并在以后的较长时间内在这个新的上限或下限上形成事实上的新钉住汇率，除非过了不久，又得重新确定新的目标区。所以笔者认为，在汇率变动的压力积聚了较长的时间或比较大以后，由钉住汇率制过渡到稍有弹性的爬行钉住比较合适。如果在爬行的基础上再确定一个爬行的区间，应该也是比较好的选择，但它与一般所说的汇率目标区已经有了较大的区别。一般意义上的汇率目标区是让汇率在目标区内浮动，达到上下限后再干预，它在短期内浮动的幅度比爬行浮动要大的多。

爬行钉住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它可以使货币管理当局比较灵活地确定爬行的幅度和干预的力度，保持人民币汇率的基本稳定，同时也向经济主体传递可接受的汇率变动信息，使经济主体逐渐树立汇率波动的风险意识，并采取措施来管理汇率风险，为今后逐步扩大汇率的市场程度奠定基础。考虑到我国利率市场化的改革还在进行中，伴随着资本市场开放程度的扩大，利率平价机制对汇率的影响会逐渐显现，爬行钉住也可以比较好地适应这一转轨所带来的影响。因为市场化程度不高的利率水平难免会与国际利率水平发生差异，资本市场的逐渐放松管制会使套利行为逐渐增加，如果汇率刚性钉住，套利的风险极低，爬行钉住可以增加套利的成本，对套利产生一定的抑制作用，而同时又会避免因套利产生的汇率大幅度波动。

当然，对爬行的区间应该设定多大，每日、每周、以及月度年度可以波动的幅度以多大为宜，这都需要根据一定的宏观经济环境和经济发展目标采调整和确定，以不引起经济震荡和不影响对外经济活动为宜。

有不少赞成浮动汇率的观点都会提到汇率僵滞会导致投机者的冲击，进而引发金融危机，而浮动汇率可以有效地避免由投机冲击引发的货币危机。笔者认为，发展中国家货币汇率的稳定对其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汇率稳定作为政策目标并无过错。一些国家之所以发生金融危机，是在汇率稳定的机制上出了问题。但这并不证明浮动汇率制是发展中国家的必然选择，因为汇率的频繁波动对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而言同样要付出高昂的代价，如进出口受抑、经济活动受干扰、乃至出现货币替代现象等。伴随着资本市场的开放，发展中国家稳定汇率的机制需要改善，外汇市场干预必须与整个货币政策更紧密地相联系，利率和通货膨胀率将变得更敏感，需与外部保持相对的均衡。正是基于这样的一种分析，笔者建议，货币当局在选择汇率制度以及调整汇率水平时，必须注意汇率政策与其他政策的协调，注意国内经济均衡与外部均衡的关系。

四、“三元悖论”与汇率稳定

赞成人民币迅速过度到浮动汇率的一个理论根据是西方经济学理论所推导的在汇率稳定、资本自由流动和独立自主的货币政策大三角之间只能选取两者的结论。由于克鲁格曼在蒙代尔—弗莱明模型基础上比较系统地论述过三者之间的关系，并提出了“Trilemma”概念，故也被成为“蒙代尔—克鲁格曼三元悖论”。它使得不少学者相信资本项目开放以后，只能放弃汇率稳定而采取浮动汇率制。因为人民币的自由兑换和资本项目的开放已经被明确地定为我国金融开放目标之一。就目前而言，人民币汇率的稳定是建立在我国资本项目尚未开放的基础上的。

笔者认为，上述理论的前提是资本项目开放后资本完全自由流动，不再受政府控制。但是资本市场的开放不等于资本流动的完全自由化，有管理和有规则的开放，抑制投机资本的流动，适当管制居民的外汇资本交易可以与人民币资本项目的自由兑换并行不悖。拉美和东亚国家的实践已经证明，缺乏有效的监管和失当的自由化，会给国际投机者提供兴风作浪的机会，放大金融体系内原有的风险，而外部投机者所引发的羊群效应扩展至国内投资者，将会使资本市场出现严重扭曲并导致难以控制的金融危机。因此对国际投机性资本流动进行控制并不意味着否定资本市场开放，适当管制居民的外汇资本交易也不影响资本市场开放所带来的积极效应。资本市场开放后仍然可以而且应该进行适当的资本流动管理，而且，如果独立的货币政策并不意味着脱离世界经济周期和国际市场的行情去设立政策目标，那么在这个大三角之间寻求一种新的均衡就不是不可能的。

事实上，对多数发展中国家而言，在金融市场越来越一体化的今天，即使资本市场不开放，国内的货币政策的制定也必须考虑国际金融市场的影响。如果国内利率水平长期过分偏离国际水平，隐型的套利资本流动同样会对国内货币政策的产生冲击，使政策效率下降。现实生活中，一个开放型的发展中国家的货币政策也只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当大规模短期资金在一国流进流出时，即使实行浮动汇率制，该国的货币政策效率也会因受到冲击而下降。比如，当该国提高利率以抑制经济过热，防止通过膨胀时，国际短期资金会因为利率的差异而大量流人，虽然利率平价的作用会使该国货币的即期汇率上升，远期汇率下降，从而抑制套利资金的过分流人，但是流人的外资将会大大降低该国货币政策效率是勿庸置疑的。因此，绝对意义上的货币独立性实际上已经不存在。

笔者的观点是伴随着资本市场的开放，发展中国家稳定汇率的机制需要改善，政府的外汇市场干预必须与整个货币政策更紧密地相联系，利率和通货膨胀率将变得更敏感，需与外部保持相对的均衡。这样，在三角之间，根据一国经济发展需要，不寻求完全的自由和传统意义上的货币政策完全独立，也不完全僵滯地选择固定汇率，可以在一个新的框架下获得三角之间的兼顾之效果。

汇率论文范文第3篇

汇率，汇率又称汇价，是一个国家的货币折算成另一个国家货币的比率。即在两国货币之间，用一国货币所表示的另一国货币的比率。作为开放经济中影响广泛的宏观经济信号汇率，其变动将对国家整个国民经济产生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影响，因而成为世界各国政府以及金融市场共同关注的焦点。

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到今，我国的汇率制度主要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1．1949年－1952年建国初期的汇率制度。其特点是实行外汇集中管理制度，通过扶植出口、沟通侨汇、以收定支等方式积聚外汇，支持国家经济恢复和发展。

2．1979年－1993年经济转型时期外汇管理体制。其主要特点是由买卖双方根据外汇供求状况议定，中国人民银行适度进行市场干预。

3．1953－1978年计划经济体制的外汇管理体制。其特点是对外贸易由国营对外贸易公司专管，外汇业务由中国银行统一经营，逐步形成了高度集中、计划控制的外汇管理体制。

4．1994年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的外汇管理体制。其特点是人民币官方汇率与市场汇率并轨，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

然而，长期以来我国虽然名义上是管理浮动汇率制度，但其实质上却近似固定汇率制度。由于汇率形成机制、金融体制改革与市场等方面存在的种种不足，目前的汇率水映的是一种扭曲的外汇供求关系，外汇资源得不到有效合理的配置，无法形成均衡、合理的汇率水平。

从一般经济理论来理解，衡量货币汇率是否合理主要有两个角度：一是国内是否存在通货膨胀；二是外汇储备。我国当前没有发生通胀，货币政策上不存在汇率升值的条件；但另一方面，在近几年来，我国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双顺差持续扩大，加剧了国际收支失衡。至2005年6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达到创记录的7l1O亿美元．比年初增加1011亿美元，且仍有增长的可能，预测到2005年末国家外汇储备将可能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一储备国，这势必将被推到国际经济金融错综复杂矛盾的第一线，各种贸易摩擦将进一步加剧。持续增高的外汇储备，给当前金融调控带来了很大的难度。外汇巨额占款压力越来越大。这是客观事实。不得不慎重思考与研究。货币理论认为，外汇储备并非越多越好。这是因为：(1)外汇储备增加，要相应扩大货币供给量。如果外汇储备量过大，则会增加对货币流通和市场的压力。(2)外汇储备表现为持有一种以外币表示的金融债权，相应资金存在国外，并未投入国内生产使用。外汇储备过大，等于相应的资金“溢出”，对于资金短缺的我国来说是不利的。（3）外汇储备还可能由于外币汇率贬低而在一夜之间蒙受巨大损失。

正是鉴于上述内在因素，中国提出了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这对于缓解对外贸易不平衡、扩大内需以及提升企业国际竞争力，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是非常有必要的。

这次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的内容是，人民币汇率不再盯住单一美元。而是按照我国对外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选择若干种主要货币，赋予相应的权重。组成一个货币篮子。同时，根据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计算人民币多边汇率指数的变化，对人民币汇率进行管理和调节，维护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参考一篮子表明外币之间的汇率变化会影响人民币汇率。但参考一篮子不等于盯住一篮子货币。它还需要将市场供求关系作为另一重要依据，据此形成有管理的浮动汇率。

二、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与人民币升值

根据对汇率合理均衡水平的测算，此次人民币汇率改革体现为人民币汇率被主动重估为1美元兑8．11元人民币，即人民币体现为升值2％。这一调整幅度主要是根据我国贸易顺差程度和结构调整的需要来确定的，同时也考虑到了国内企业进行结构调整的适应能力。在总体上，确保了人民币汇率不会因改革而出现大幅波动，否则，对我国经济金融稳定会造成较大的冲击，不符合我国的根本利益。

但是，我们应该清楚地认识到，今后人民币汇率水平的变化，将取决于实体经济的变化，取决于国内外经济的发展水平，而不是理论模型的高估或低估。这也预示着今后的人民币汇率水平可能会有向上或向下的浮动，并非人民币仅是升值。

目前阶段，新的汇率机制必然导致人民币一定程度的升值，其主要原因在于高贸易顺差以及外资对国内投资的增加带来的大量资金涌入。由于人民币与美元汇率挂钩，使得人民币相对于世界主要货币实际上也间接地贬值，虽然这样增强了中国商品在国际市场的价格优势，但也加剧了与主要贸易国家间的贸易摩擦，引发了人民币升值的压力。

但是，目前人民币升值幅度不宜过大，其主要原因在于：（1）国有银行体制改革尚未全部完成。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境外上市工作正在进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制改革已进入全面实施阶段。如果这时允许人民币升值过大，将对银行境外上市产生不利影响，且上述银行均持有较大规模美元资产净头寸，如果人民币升值将使银行现较大的汇兑亏损，影响银行的利润和所有者权益。（2）引发“热钱”大规模进出会影响我国金融的稳定。2002年以来，人民币升值的投机活动一直非常活跃。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经验表明，境外投机性资金大规模注入和集中流出一国，会对经济和金融稳定造成大冲击。（3）不利于我国引进境外直接投资，加大国内就业压力。如果人民币升值幅度过大，对即将前来我同投资的外商产生不利影响，因为这会使他们投资成本上升。人民币升值对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企业和境外投资的影响降低了经济增长率，最终体现在同内就业问题上，加大国内就业的压力。（4）巨额外汇储备面临缩水的威胁。目前我同外汇储备已高达7000多亿美元，且60％以美元资产形式存在。如果人民币大幅升值，我国外汇储备会大幅度缩水，这也要求有一定时间采用一篮子货币储备形式。

三、人民币升值的影响

一些专家认为，本次人民币小幅升值，在短期内会对经济增长和就业产生一定的影响，但总体上利大于弊。

1、人民币升值的积极影响

（1）人民币小幅升值，在一定程度上会平衡国内物价，方便百姓生活，购买进口商品可能也会便宜。尤其是对出国旅游人员，购买起物品来可能显得更为低廉，更加方便，显现出其国际购买力，也有利于人才出国学习和培训。

（2）人民币小幅升值，有利于进口贸易，尤其对原材料进口依赖型厂商成本下降，对工业化所需的石油、矿石、钢材等关键性原材料进口起到平衡作用．减轻价格压力。这也是应对资源涨价的重要手段。

(3)人民币小幅升值，可以减少外汇占款，外债还本付息压力减轻，有利于偿还外债。同时，随着我国GDP国际地位提高，国内企业对外投资能力增强；资产出卖更合算，人民币可以直接交易面扩大，包括用人民币购买境外股票，变相的举债功能等，这相当于人民币将成为国际上不付利息的债券，增强了本国经济抵御风险的能力。

(4)人民币小幅升值，能有效解决国家对外经济政策的压力。近几年来，我国进出口贸易总额一直处于顺差状态。长期的贸易顺差不利于经济的发展，也不利于改变中国对外经济、对外均衡的问题。所以，人民币小幅升值，不仅可以改变对外均衡的问题，而且还能降低贸易纠纷、高额成本、征税等方面的成本，更加注重国外对我国产品附加值的提高，改变以低廉价格水平参与竞争的局面，不独立地脱离世界，而是更好地融入全球一体化。

2．人民币升值的负面影响

(1)人民币小幅升值，会抑制出口，增加进口。因为人民币升值后，我国出口企业成本相应提高，会削弱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不利于出口的持续扩大，从而降低国内大量劳动密集型出口产品的国际市场价格竞争力，这对我国的外贸出口将造成伤害。由于人民币的升值直接抑制或打击出口．则会导致不可贸易品(诸如土地、劳动等生产要素价格的上升)，从而减弱国内需求，进而对就业市场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另一方面，人民币的升值，也会导致进口增加．从而可能出现贸易逆差，影响国内企业竞争力。

(2)人民币小幅升值，会影响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和金融市场的稳定。每一个国家的外汇汇率在通常情况下是基本稳定的，但一旦遇到升值压力，就迫使央行在外汇市场上大量买进外汇，从而使以外汇占款形式投放的基础货币相应增加，造成资金使用效率低下，影响货币政策的有效性财政赤字将由于人民币汇率的升值而增加。同时影响货币政策的稳定。另外，人民币的升值，会影响金融市场的稳定，尤其是对金融市场发展相对滞后的国家，大量短期资本通过各种渠道流人资本市场的逐利行为。容易引发货币和金融危机，会给经济持续健康发展造成不利影响，这对于依赖外国资本而繁荣的中国来说，其可能造成的打击不该忽视。

(3)人民币小幅升值，不利于引进外资，并加速资本外流。人民币汇率升值将导致对外资吸引力的下降，减少外商对中国的直接投资，加速资本外流。

(4)人民币小幅升值，对股市的影响。从理论上讲，外汇汇率的变动与股票价格有着密切的联系。一般来说，如果一国的货币是实行升值的基本方针．股价便会上涨，一旦其货币贬值，股价随之下跌。所以，汇率的变动会给股市带来影响。

综上所述，在未来的几年内，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会越来越大，人民币继续升值是一个必然趋势。此次2％的升值幅度更多的是一个信号和姿态，是人民币升值预期的开始。中国政府应该坚定不移地保持汇率基本稳定，并采取一些积极的措施来调节人民币的供求，释放升值压力，同时要加快推进汇率制度的改革，并且制定和实施具有可操作性的应对措施。

参考文献

1．罗永昌.浅论人民币升值问题.资料通讯，2005，（10）：25

2．陈钥，任超.人民币汇率变动趋势及影响分析.重庆三峡学院学报，21（5）：77－79

3．陈宁，李旭辉，孙兴全．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特色、利弊、前景．财政监督，2005，9：39－41

4．李晓鹏．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的背景及展望．金融论坛，2005，8：3－8

5．易宪容．人民币汇率改革的智慧信号．名家商学院，2005，8：84

摘要：汇率是一个国家的货币折算成另一个国家货币的比率，是我国作为开放经济中影响广泛的宏观经济信号。2005年7月我国进行了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实现了从单一汇率制度到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本文就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与人民币升值及其影响进行了全面的综述。

关键词：汇率制度；人民币汇率；人民币升值

汇率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汇率波动企业对策

中国汇改走过三年，很多企业学着如何对自己的风险进行规避，但最基本的还是要改变汇改前中国企业的心态与经营作风，这就有必要深入了解汇率波动率的意义。

假设企业可以自由选择是否出口，以及出口数量为多少时，出口与否即可以看做企业的期权。汇率的随机波动越大，便会增加这一期权的价值。可见，汇率波动会对国际贸易产生影响，但出现正面影响还是负面影响，取决于企业所处的特定条件和对风险的认识。

假设企业的目标是使以本币标价的预期收益最大化。对于一个公司的一定的生产量（y），由于汇率的变动，导致以本币计价的收入随机变动，即等于px+eq(y-x)，p是国内产品价格，q是国外价格，y是总的生产量，x是决定在国内销售的数量，在国外销售的数量就是y-x，e表示直接标价法下的汇率，会随时间变化而变化。

生产决策在汇率变化之前就作出了，即在当前时间0，公司根据当前汇率作出生产量的最优化决策y。这时生产成本为C(y),C是一个以产量为自变量增函数，并且C(0)=0。在时刻1，当汇率已确定，企业根据汇率变动来决定自己的产品在国内外市场上的分配，这时利润为P1=px+eq(y-x)-C(y).销售最优化决策取决于在此时的汇率e。从理论上讲，如果只考虑利润最大化，当汇率向不利于企业出口的方向变化时，即本币升值时，eq〈p，企业决策y=x,出口量为零,反之亦反。现实中，一个理性的决策者不会仅根据汇率变动做出这样极端的决策，因为企业同样关心市场份额，转换成本等因素。所以在实务中，企业决策的变化并没有这么显著。但这种在国内外市场之间的选择仍然是一个价值正相关于波动率的期权。在时刻0，企业只做生产决策，在这时不考虑销售于国外或是国内市场，企业预测的最低收益是将产品全部销售于国内市场时能够取得的收益。出售单个商品，企业的收益为max(eq-p,0)，等价于一个看涨期权，具体来讲，企业即拥有了一个以敲定价格p来购买一个资产的权力，如果该资产的现价eq大于了敲定价格，企业便可以通过执行期权获利。

在时刻0，可以通过Black-Scholes期权定价公式计算出该出口期权的价格（根据该公式，波动率和期权价格也是正向变动的关系），然后用VaR模型来计算汇率风险。通过两者的对比，可得出波动率对企业的总的影响究竟是正面还是负面的。

本文得出，大的汇率波动率可能会增大该类企业的出口，而非传统上认为的抑制出口。汇率波动率会增大企业获利的可能性，使得出口期权价值变大。但对于跨国企业，多变的汇率也暗含着更大的汇率风险，包括交易风险，会计风险和经济风险。这些风险因素就是反向作用于企业的出口愿望，从而降低其出口量。汇率波动率在两种方向上影响相对的大小决定了企业最后决策，这种影响又取决于企业对风险厌恶的相对程度。

中国企业应该消除对汇率波动的恐慌，因为它还可以带来更高的预期收益，关键在于企业是否会利用这一隐藏的机遇----期权。另一方面，企业可以根据能拥有出口期权的这类企业所具有的特质来进行战略规划。这样就能增大国内企业抗风险的能力和盈利能力。

一是要能够自由灵活地安排自己的产品在不同市场上的销售量，即要建立一个在本国及别国完善的销售渠道。二是企业的产品在国内外应该有需求，使企业生产的产品能以确定的市场价格销售出去。三是企业的产品需要具有一定的独特性，当汇率向不利于出口的方向变化时，企业的产品大量进入本国市场的时候，不会造成本国价格大的波动，反之亦然。四是生产结束后，企业能够在汇率确定的情况下，根据该时刻汇率作出相应的销售决策。

必须承认，这些调整，并不是一天两天可以做出的，比如产品产业的转变，国外多个市场的开拓；有些也不是仅仅企业可以改变的，比如内需的刺激。但是，企业需要从思想上不畏惧这种改变，要认识到汇率的波动不仅仅是风险，更是机遇。参考文献：

[1]ExchangeRateVolatilityandInternationalTradeUdoBrollandBernhardEckwertSouthernEconomicJournal66no1178-85Jl1999

[2]ExchangeRateRiskMeasurementandManagement:IssuesandApproachesforFirmsMichaelPapaioannouIMFworkingpaperWP/06/255

汇率论文范文第5篇

一、汇率的内稳定机制及其偏差

汇率内稳定机制是指通过影响决定汇率的内在因素及市场供求规律以保持汇率稳定的系统安排。这种安排可以是自然演进的结果，也可以是人为设计的结果，或是两者兼而有之。随着国际货币制度的变革，汇率的内稳定机制经历了两大阶段：（1）从1816年开始，长达116年的金本位制度。在这—制度下，汇率由铸币平价和外汇供求决定。铸币平价是决定汇率的基础，汇率受外汇供求的影响而上下波动，但由于黄金输送点的限制，其波动幅度很小（±5‰—7‰），因而这一阶段的汇率内稳定机制的基础是黄金；在1944—1971午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美元与黄金直接挂钩，规定1盎司黄金兑换35美元，其他国家货币与美元挂钩，并允许上下1％的波动幅度，汇率内稳定机制的基础是黄金和美元。（2）由于“特里芬难题”无法解决，人们对美元的信心不足，1973年后牙买加体系替代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即大部分发达国家采取浮动汇率制，政府对汇率不加以固定，也不规定上下波动的界限，而是听任外汇市场外汇供求变化决定本国货币的汇率，而许多发展国家采用的是钉住汇率制，即本网货币与美元或一篮子货币保持固定比价关系，并允许汇率在较小的幅度内波动。特别是1978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正式取消黄金条款后，各国纸币发行不再规定含金量，此时汇率的内稳定机制从中长期来看是山购买力平价以及经济增长状况所决定的。而从短期来看，应反映国际收支状况、利率水平以及外汇的供求状况等因素的变化。在这一过程中，决定汇率内稳定机制的既不是黄金，山不是美元，而是各国货币所代表的实际购买力。当然，这种汇率的内稳定机制有时也会受到其他因素的扰动，诸如外汇投机、人们的预期以及突发的新闻等。

牙买加体系后，很多发展中国家因经济规模较小，开放程度较高，进出口集中在某几种商品或某一个国家，因而倾向于实行钉住汇率制。虽然钉住汇率制有利于降低汇率风险、扼制通货膨胀和维持国家信誉，但它也有明显的弊端，会对一国的经济发展与稳定产生消极影响。

1.本币严重高估。发展中国家采取钉住汇率制，将本币同与其经济联系密切国家的货币或“一篮子货币”保持固定的比价关系，并通过这个比价换算水币，与其它外币之间的汇率。这样，不管汇率的内稳定机制如何运作，汇率必然高度稳定。当名义汇率超过本币的实际价值或国际通货膨胀差异对，就会出现本币高估现象。例如，1988年开始墨西哥政府实行以美元为“锚”的钉住汇率制，这对墨西哥的涉外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到20世纪90年代初，墨西哥经济不仅洗刷了拉美债务危机的耻辱，而且成了拉美经济发展的典范，通货膨胀率也由1987年的160％下降到1994年危机前夕的6.9％。但是，同期美国的通货膨胀率只有3％左右，加之美国1994年接连6次提高利率，进而使比索对美元高估了30％，严重威胁了墨西哥的汇率内稳定机制。不久，在国际投机力量的攻击下，银行倒闭，资本外逃，钉住汇率制度崩溃，金融危机爆发。

2.经常项目逆差加大。由于许多新兴的发展中国家满足马歇尔一勒纳条件，即进出口商品的需求价格弹性之和大于1，因而汇率高估会影响该国的外贸出口，同时刺激进口，促使贸易收支的恶化。贸易收支是构成经常项目的主要细目，因采取钉住汇率制而出现本币的严重高估，使发展中国家经常项目收支恶化，甚至出现长期的、大额的经常项目的逆差。例如，在墨西哥金融危机中，本币高估对墨西哥的外贸出口造成了致命打击，90年代以来墨西哥经常项目一直处于逆差状态，到1994年经常项目逆差额达280多亿美元，占GDP比重的8％左右，大大超过5％的国际警戒线。

3.短期外债压力增强。发展中国家为了缓解经常项目的长期、大额逆差，常常会通过提高利率，以吸引大量的外资流入，形成其资本和金融项目的收支顺差，进而弥补经常项日的逆差。同时，发展小国家还经常以直接举借外债的办法来弥补经常项目的逆差。世纪之交的数次金融危机表明，这种用资本和金融项目的顺差来弥补经常项目逆差的做法，容易加大发展中国家的外债压力。如在墨西哥金融危机前夕，墨西哥政府为了缓解经常项目的逆差，一方面对外发行大量以美元计值的短期债券；另一方面则开放本国证券市场，允许国际游资进入，这些举措为此后的金融危机埋下了重大隐患。

4.短期资本抽逃引起金融恐慌。在钉住汇率制下，如果实际汇率长期偏离内稳定机制所要求的汇率水平是很危险的，它不仅造成经济关系的扭曲，而且会在政府被迫调整汇率水平（宣布本币贬值，或放弃钉住汇率制）时，打击市场信心，引起资本抽逃，以及本币大幅度的贬值，直至爆发金融危机。例如，2002年初，当阿根廷政府被迫放弃1美元兑换1阿根廷比索的货币局汇率制度时，比索曾一路下跌至1美元兑换4阿根廷比索，这使市场信心顿挫，居民疯狂挤兑银行，汇市和股市严重下挫，金融机构大量倒闭，资本大量抽逃，金融恐慌使阿根廷经济陷入困境，引发大规模的社会骚乱，并且引发巴西、乌拉圭等地的金融动荡。

二、汇率的外稳定机制及其偏差

汇率的外稳定机制是指通过影响汇率决定的内在因素以外的其他因素，而将汇率稳定在一定水平上的一系列安排。其中，政府以外汇储备干预外汇市场是直接的外稳定机制，而政府以其他措施调节汇率则是间接的外稳定机制。

从实行钉住汇率制的发展中国家来看，危机前夕政府大多采取直接的外稳定机制——动用外汇储备直接人市干预，这样做也许能够取得局部、暂时的效果，但就总体、长远而言，其效果不尽如人意、甚至会带来惨烈的后果。

首先，动用外汇储备干预的机会成本巨大。外汇储备作为政府可以随时动用的外币资产，从量上看，其储备规模一般应相当于3—4个月的进口额或40％的外债余额，此外还应考虑国民经济的发展规模、经济的开放程度、国家对外借款的能力、持有外汇储备的机会成本，以及国际经济形势和国际合作状况等因素。从质上看，外汇储备的币种选择则取决于软硬货币的利差，当软硬货币之间的利差大于软币贬值程度时则选择软币；当软硬货币之间的利差小于硬币升值程度时则选择硬币。但是，由于1973年浮动汇率制后，各国汇率波动无常，特别是人们的心理预期和一些突发事件（如9·11事件）对汇率变动的影响越来越大，这必然会给软硬货币的判断带来很大困难。另外，目前各国外汇储备的投资方式过于单一，尽管英格兰银行、日本银行和芬兰银行等把部分外汇储备交给国际著名的投资基金代管，但绝大部分国家还是把外汇储备存放在该货币的发行国或购买发行国的债券，那么外汇的投资收益率与利息收益率之差便成了外汇储备的成本。由于外汇储备机会成本的存在，过多的外汇储备无疑是一种外汇资产的闲置和浪费，而且储备过多可能引发的通货膨胀又会使其潜在的机会成本增大。

其次，境外对冲基金的杠杆效应显著。尽管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