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理论论文范文第1篇

1960年代，随着经济发展的放缓和衰退，联邦德国国内政治冲突频发，社会矛盾集聚，新纳粹主义、极端主义有所抬头，激进政党的影响力日益增强，大学生抗议运动愈演愈烈，这些都使得西德社会经历转型的阵痛。在这一历史背景下，政治教育(从理论与实践两方面)要面对的首要任务，是如何引导国民尤其是青年学生理性、有序、合法地参与国家政治生活。1965年，赫尔曼•基泽克(HermannGiesecke)发表了成名作《政治教育教学法》。作为欧廷格的门生，基泽克创造性地发展了“合作政治教育”理论。他借鉴风靡欧美的社会冲突理论，构建了一套以“政治冲突”为核心概念的政治教育理论及其教学法，并将政治教育的终极目标定为政治参与。“人们的政治意识越强，对民主的理解越深刻，就越能做出正确判断，这就要求政治教育首先涉及思想的主观部分。政治教育应该让青少年加强对政治冲突的学习和理解，以便使得未来的公民能够掌握系统的政治理论知识，提高政治判断力，更理智、更负责任、更积极地参与政治。”［3］(P57)基泽克的“冲突政治教育”理论对60年代及之后的联邦德国政治教育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甚至在较大程度上影响了联邦政府及“联邦政治教育中心”的决策与政治教育实践。联邦政府在1968年的一份政治教育工作报告中，高度肯定并汲取了基泽克“冲突政治教育”思想:“在政治教育领域有一种和谐、明确的民主规划，它强调社会理解、合作的价值，但要使人认识政治的本质，不引入利益、冲突这些概念无疑是危险的”［4］(P288)。在基泽克“冲突政治教育”理论产生巨大影响的同时，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左翼思想界深刻揭露了高度发达的工业社会带来的人的异化以及社会的物化，并进一步对西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了全方位批判。这场发生在文化领域的思想革命，对60年代末席卷全德乃至整个西欧的大学生运动产生了重要影响，也引发了政治教育学术界关于“解放”与“理性”的思想争论。这场思想争论是70年代联邦德国政治教育大讨论的焦点所在。1972年，罗尔夫•施密德尔(RolfSchmiederer)的著作《政治教育批判》独树一帜地将政治教育的功能定位于“民主与解放”。施密德尔受法兰克福学派批判思想的影响颇深，也因其“批判政治教育”而被冠以“激进派政治教育学者”之名。他认为，政治教育不能只着眼于对现行社会关系的维护，更应为全人类的“解放”作贡献。而为了实现这一终极目标，政治教育首先要对政治统治及其终结进行分析，而其教育对象则要参与到对现存制度的斗争之中。针对施密德尔“解放政治教育”思想，伯纳德•苏特(BernhardSutor)提出了所谓“理性政治教育”。在《基本法与政治教育》一书中，苏特从捍卫宪法的逻辑起点出发，阐释了“理性”及其与“民主政治教育”(demokratischerpolitischerBildung)的关系，并以此为基础，将政治教育的基本目标定为“政治理性”。作为一名“主流”学者，苏特十分推崇德意志传统文化中的“秩序观”，认为以颠覆一切秩序的、彻底的解放是绝无实现可能的，因为人类社会永不可能发展到尽善尽美。所以，相对于“解放”，人类更需要的是“理性”。苏特指出，“政治教育的总体目标在于培养人们对社会、政治事件的理性判断能力，特殊目标在于培养个人行为自控能力。让每个人都做出理性的政治判断(与个人或社会的特殊利益无关)就是政治教育存在的合法性和普遍意义”［5］(P258)。政治教育学术界关于“解放”与“理性”的较量，其结果是显而易见的。施密德尔主张的激进批判的、反权威的，并试图“取消现行体制”的“解放政治教育”理论，仅能成为德国政治教育思想长河上的一个支流。而苏特的“理性政治教育”无疑迎合了统治集团对政治教育的价值取向定位，即培养“能合法、有序、理性地参与政治的现代公民”。作为“联邦政治教育中心”顾问委员会委员，苏特本人直接参与了许多重要政治教育文件的起草工作，其“理性”教育思想也对70年代之后的联邦德国政治教育具有重要影响，在联邦政府、“联邦政治教育中心”、政治基金会等社会政治教育机构颁布的文件公告、工作目标及主题内容中都得到体现。1960、70年代，各种政治教育思想的碰撞与交锋，在促进学界围绕政治教育的目的、任务及内容等展开深入思考的同时，也凸显出就政治教育的基本问题达成某种共识的客观必要。为调和各方观点，辨明未来政治教育的方向，1976年，应巴登符腾堡“州政治教育中心”(Landeszentralefürpoli-tischeBildung)之邀，西德的政治教育学者齐聚博特斯巴赫，讨论并确认了政治教育的三项原则:第一，禁止灌输。即为帮助学生形成独立判断，应禁止使用政治教化式的灌输教学。第二，确保多元性。对那些在科学或政治上存在争议的议题，要在教学中必须保持其争议。第三，保持政治参与。要帮助学生学会合理地分析政治形势和自身息息相关的利益格局，并能够根据自身利益诉求，寻求适当的手段来对现实政治施加影响。这就被称作德国政治教育里程碑的《博特斯巴赫共识》(BeutelsbachKonsens)所确立的政治教育最低原则。《博特斯巴赫共识》既凝聚了70年代联邦德国学界在政治教育领域的共同认知，也是政治教育价值取向转型的标志。

二、联邦德国政治教育思想理论的多元发展

1970年代中期以后，经过近30年西方民主制度的施行和持续不断的政治教育，西方民主价值观在联邦德国被普遍接受，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文化基本形成，西德社会的文化多元主义特征也日益显现。国民在生活方式、道德观、价值观等方面的差异日益扩大，加之自由主义文化所标榜的不受任何限制的批判思潮，导致西德社会产生了历史上绝无仅有的意义危机、信仰缺失以及道德滑坡。在此种背景下，政治教育的理论热点和时代主题逐步转向更为宽泛的社会领域，如物质高度繁荣带来的道德问题、现代化工业社会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冷战”带来的世界和平问题等等。针对这些问题，伯纳德•苏特在1980年发表《基本美德:政治教育的目标?》一文，深入阐释了政治与道德的关系，将“公平”、“明智”、“坚强”等德意志传统美德也吸纳至政治教育的目标和内容中。文中指出，科技的发展、社会的转型会引发人的价值观念的转变，政治教育因其在国家民主进程和公民个人塑造方面的特殊功用而愈发重要。但同时，道德是无法替代的，它始终是一个核心因素，缺乏道德标准的政治教育是注定要失败的。因此，“政治课和政治教育是关于‘政治’的共同思考，不能简单等同于政治。如果将美德的成分加入政治课和政治教育中，并以此协助学生形成理性判断，就是对政治文化发展做出的贡献”［6］(P125)。尽管苏特在联邦德国政治教育领域的影响巨大，但对于他所倡导的政治教育“道德化”，也受到学术界的质疑。1984年，西比勒•莱茵哈特(SibylleReinhardt)发表的《价值教育———从右还是左?》一文指出，“政治教育应培养民众这样的认知:政治涉及的不是良心问题，而是利益对比、妥协和生活;形式上的竞争规则是必要的、有帮助的”［7］(P167)。莱茵哈特的这种将“政治”和“道德”划清界限的观点具有一定代表性。许多学者也反对在政治教育中加入过多的道德因素，其根本原因在于，他们认为将利益冲突(政治)上升为秩序和价值(道德)冲突本身就是有违道德规范的。这也表明，在联邦德国，道德教育和政治教育是两个相对独立的学术领域，有各自的价值取向和内在规律。在这一时期，学术界还深入探讨了后工业时代面临的危机及其对政治教育提出的新挑战。1986年，乌尔夫•普罗伊斯•劳齐茨(UlfPreuss-Lausitz)的《90年代政治教育的前景———一个生成的教育概念的基础》提出，“20世纪末，政治教育面临的环境问题有现代化危机、生态危机以及科技进步带来的危机，‘冷战’、战争或核战争的可能性，‘工作的社会’的弊端等”［8］(P13)。彼特•魏因布伦纳(PeterWeinbrenner)在1989年发表的《处在进步与风险矛盾冲突中的工业社会的未来》一文中也指出，随着科技的发展、社会的进步，新技术的层出不穷已持续威胁着未来人类的生存基础，有鉴于此，“未来问题不应再作为简单题材来看待，而是必须通过目的性的政治教育行为来开展相关教育”［9］(P29)。魏因布伦纳文中指出的“未来问题”，除了能造成毁灭性威胁的化学、生物学、原子核等因素外，还包括更广泛意义上的工业社会危机，如环境破坏、资源枯竭、市场饱和、高失业率等等。

三、“两德统一”与政治教育的新思潮

1990年前后，政治教育研究多集中在时事政治和“未来问题”上，技术发展的政治和社会影响以及生态问题也受到学术界的普遍关注。但是两德统一后的政治、社会一体化问题无疑成为德国政治教育理论家的热点问题，其研究的重心集中在“柏林墙”被拆除后，统一的政治教育应如何为推进两部分德国精神和社会融合做出贡献。1991年，汉斯•米塞维茨(HansMisselwitz)发表《新联邦州的政治教育:为整个德国的民主负责》一文，把民主教育作为新联邦州政治教育的开端，并指出“在德国西部起作用的民主面临着在东部还没发挥作用的危险，加强东部的民主机制是对此唯一可能的回答”。“必须在东部重新建立政治教育，而且把它作为实际的民主活动。”［10］同年，瓦尔特•加格尔(WalterGagel)的论文《联合———共同的政治教育可能吗?》探讨了两德统一后开展共同的“民主政治教育”的可能性。加格尔对统一前两部分德国政治文化在二战结束后演变发展的状况做出了自己的判断。过去的40年中联邦德国抛弃了“特殊道路”或“特殊意识”，及在公民文化中的“臣民文化”。联邦共和国定位于西欧，它的历史就是重回欧洲的历史。从这个意义上讲，西德人变成了欧洲人，而东部的德国人仍是德国人。但在德国传统的美德方面，如勤奋、宽容、责任感以及纪律性方面，两部分德国的青年之间只存在很小的差别。这种共同的历史传统是统一后在新的联邦共和国进行政治教育的一个重要前提和基石［11］。但是，加格尔认为在新联邦州推行西部传统的以“冲突”为核心构建起来的政治教育理论及其教学法将遭遇诸多障碍。因为原东德青年很难适应政治生活的多样性和矛盾性，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都不习惯于充满“矛盾”的课堂讨论，冲突文化在他们那里是不可思议的。而在西部，自60年代以来，政治教育就一直在致力于这样的冲突文化方面的教育。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政治教育理论界进行了深入探索。1992年，贝恩德•卢德科迈尔(BerndLüdkemeier)和米歇尔•西格尔(MichaelSiegel)的论文《新联邦州的政治教育形势》指出，政治教育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应传授多元化社会的基本特征，而不是对某种政治体系(指原东德)的否定。“政治教育要使人们消除与政治之间的隔阂以及对政治责任的恐惧感，要通过消极的或积极的生活经验培养人们的宽容精神，以期作为民主社会的公民参与到多数人的讨论中。”［12］加格尔等人关于“两德统一”后政治教育的探讨，也对“联邦政治教育中心”的工作重心产生了影响。90年代初的一份公告指出，“联邦政治教育中心”的工作目标就是“促进民众对政治实情的认知，增强民众的民主意识，提高政治参与能力，促进以民主、宽容和多元化为基础的政治意识的发展”［13］。

四、结语

思想理论论文范文第2篇

当前中国正处于转型期，社会上的诸多问题和不良之风正向大学校园蔓延，校园不再是一片净土，部分大学生因此出现人格压抑甚至扭曲的倾向，这极大程度地影响了大学生个人成长与成才，还进一步波及社会的稳定与和谐。总的说来，当前大学生在人格发展上存在以下问题：(1)大学生在人际交往过程中会秉持一种利益交换原则，表现出互相猜忌，甚至自私自利，冷漠无情，最后甚至出现极端的行为，如云南的马加爵案；(2)大学生会一味地追求个人享受，重视物质利益，更于此基础上滋生利己主义、拜金主义等腐朽思想，缺乏精神追求和诗意的生活，缺乏正义感，重利轻义；(3)社交能力薄弱，团队合作意识淡薄，没有全局观念，往往一切以自我为中心，肆意破坏学校的各项规章制度，导致一系列问题的发生；(4)诚信意识变得匮乏，各级各类考试舞弊、课后作业抄袭等；(5)学习动力不足，学习热情较低，对于学习的目的和意义认识不够，直接影响了学业及自我的成长成才。事实上，“人格是稳定的，这种稳定性从时间上讲就是始终一贯性，从空间上讲就是前后一致性。”但大学生处在人格可塑阶段，稳定性还在趋向完成中。

目前大学生在人格上发展上出现的问题，既有现实的原因，也有历史的原因。(1)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时代变迁带来市场经济大繁荣，功利盛行的观念直接表现为“一切向钱看”，导致人们过分追逐物质利益，而忽视了对人性的关注和自我人格的修养。现代大学的开放性注定了这种风气要波及大学校园，学生的人格塑造无不受其潜移默化。此外，对外开放也使西方各种文化思潮不断涌入，泥沙俱下，而大学又是接受新思潮、新文化的前沿阵地。在多元文化面前，学生往往辨错了方向，接受了不良的文化影响，误人歧途。(2)大学生正处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时期，而目前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大多以政治理念的灌输和意识形态的说教为主，内容空泛，流于形式。这不仅容易引起学生的逆反心理，导致整体学习兴趣的下降，而且由于在人格教育中缺乏人文主义的关注，使他们缺乏精神上的追求，容易出现重利轻义的倾向。(3)儒家思想能够历经两千多年的传承而不衰，在于其以高尚的理想人格为培养目标。而自20世纪以后，经过了五四时代“打倒孔家店”和时期的“批孔”等政治文化运动，以及改革开放以来西方文化思潮的排挤，儒家思想受到了不正常、不公平的对待，儒家理想人格中所蕴含的价值意义也无法受到重视。在这种大背景下，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也不能幸免，并由此出现了两种极端：对于建构儒家理想人格的忽视和对于政治意识形态教化的固守。这样的结果是学生缺乏传统文化素养，热衷时尚和新潮，没有固定的价值追求，导致了人格力量薄弱，随时都有可能在不断变换的时代中迷失自我，遑论承担对社会和国家的责任。在以上三个原因中，以传统文化传承断裂的影响尤为明显。因为每一个民族的生存和繁衍，不仅要有特定自然地理环境赖以生存，而且还要靠独特的思想文化给予维系。传统儒家所提倡的理想人格，毕竟经过两千多年的沉淀锤炼，并且已深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脊梁，指引并支撑中华儿女历经劫难却始终不屈服不退缩、不畏，激励中华民族奋发向上，以自强自立姿势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就是儒家传统文化的精髓与魅力所在。而自20世纪以后，在传统文化继承上一定程度的断裂，特别是对儒家思想及其人格理想的批评，使得我们顿然失去了母体文化的滋养。而这种情况很大程度上是从学校的德育开始的。“从德育的宏观教育背景上看，当代教育上实现由传统教育转向现代教育，即由应试教育转向素质教育，由知识教育转向行为教育。现代教育是一种不同于传统教育的新型观念与操作，是一种以人为目标的教育，是一种以未来为取向，以学生的人格发展为目标的全新的教育理念与行动。”因此，针对目前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的缺陷，对当代大学生健全人格的培养，既要结合我国的现实国情不断创新，也要继承和发扬儒家理想人格的精髓，着力于矫正学生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

二、《论语》的理想人格及其批判

儒家的理想人格建构主要集中于《论语》中。《论语》里的理想人格内涵丰富，有些已经随着社会时代的变迁而失去依据，而有些即使到了今天，仍然能够显示出巨大的精神力量，对我们民族人格的引导、建构、提升和保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儒家的仁爱思想，心怀世人，本质上是一种人世人格。在先秦诸子的人格思想中，孔子的观点是最为现实，最为积极的。,,E11221这里我们仅就《论语》中与目前大学生的人格教育有关联的几个重要方面做一番梳理。其一是“仁”。仁是孔子理想人格的核心。它的本质是以“爱人”为中心，以克己复礼为目的。“樊迟问仁。子日：‘爱人。”’，所谓“爱人”，即是“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论语•颜渊》)因此，爱既是仁的起点，也是仁的归宿。孑L子认为，作为君子必须时刻以仁来严格要求自己，时刻以仁行事。“子日：‘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滇沛必于是。”(《论语•里仁》)这就是要求坚持不懈地追求并践行仁，无论处于何种艰难险境都不能放弃对仁的信念和实践。其二是“义”。孔子所说的“义”主要是指道义，他要求君子要有主动行义的人格精神。即“见义不为，无勇也。”“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因此义是一种精神存在，在《论语》中，它常常与利相对应，也就是“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当然孔子并不反对正常物质利益的追求，只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其三是“礼”。礼也是理想人格的一项重要内容，在《论语》里，它主要指的是人应该本分、有秩序地处事。孔子重礼，认为“不学《礼》，无以立也”。季孙氏曾经违规而使用周天子的礼仪来演奏，表现舞蹈，这让孔子相当愤慨，孔子说“是可忍，孰不可忍也”。(《论语•季氏》)在《论语》里，礼常与仁爱相提并论。“子日‘人而不仁，如礼何”’(《论语•八佾》)；“林放问礼之本。子日：‘大哉问!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可见礼以仁为本，没有仁爱之心，就无法做到礼。此三方面，“仁”为核心，“义”与“礼”为行为规范和准则。若当前大学生能深谙其理，以“仁”来完善自己的人格，以“义”与“礼”来规范自己的求知与为人，那不仅是传统文化经典得以传承之幸，更是大学生自我修养得以提升之幸。为此，大学生还要善于从《论语》的深邃思想中，挖掘出更多有利于自我修养提升的内涵精神，比如“信”和“学”。“信”，首先是诚信、守信，说到做到，言行一致，“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论语•子路》)也是值得信赖、能够被信赖，“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君子人与?君子人也。”孔子认为君子必信，“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论语•为政》)认为君子无信就无法成事。而“学”，自然是指好学，孔子教育门人弟子应当勤奋好学。“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论语•学而》)孔子直接表明，学习不仅能够增长知识，还有助于修身养性。同时，学习还要尽量博学多才。“子日：‘君子不器”’，指出了君子不能像只是具备某些特定用途的器具一般，那是狭隘的，而必须是具有多种才艺的，“博学于文”。最后，孔子还要求要成其为君子，应当谦虚求学，做到“敏而好学，不耻下问”，并坚持“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论语•述而》)的原则。从孔子对理想人格的设计上来看，它既涉及了个体在言、行、知、思的自我修养，又强调个人对社会的义务，内涵丰富、层次分明，具有强大的人格精神力量。而目前高校学生的人格结构单一，人格力量较为弱小，难以承担起社会的重任。因此，在目前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中，若能以《论语》中的理想人格为标本，对学生的人格精神有目的、有步骤地进行塑造，将不失为一种可行的人格教育理念。“人格是一种具有动力性的组织。换言之，个体发出某个行为或从事某种活动需要人格的推动作用。”当然，孔子所建构的儒家理想人格中，也存在着一些消极因素。例如，孔子谈及“己欲”、“己所不欲”、“克己”时，都片面地强调应该如何对待别人，即“利他”，而极少申明个人感望满足的合理性，其仁道原则缺乏人格独立和人道主义的内涵，因而往往被封建专制统治者利用，作为压抑独立人格和桎梏思想的工具。再如“安贫乐道”的品格要求，也容易产生负面效应，成为一些消极避世、安于现状、不图进取、缺乏竞争冒险精神的人的托词。这些需要我们在教育过程中给以甄别、扬弃。“从儒家思想中，我们可以深刻地感受到一种人格的力量和做人的尊严。正是这种人格的尊严和崇高的气节，造就了中华民族傲然于世的民族性格。儒家认为，一个人有什么样的志向，才会有什么样的举止、什么样的气节。因此，对于《论语》中的理想人格，我们应该有批判地继承，善用其中的精华部分来帮助解决目前大学生人格教育中出现的问题。大学生是未来社会的主要担当者，给予正确的人格教育尤为重要，而这需要我们拿出实际行动和具体的解决方案。

三、《论语》理想人格教育的介入

思想理论论文范文第3篇

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飞跃的理论成果，这就意味着它具有相对独立于第一次飞跃理论成果的理论和实践价值。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指引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断胜利前进。邓小平德育思想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德育即政治、思想和品德教育，它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教育的本质特征。邓小平德育思想内容丰富、系统、深刻，构成了一个适合中国经济和社会全面发展，具有时代特征的比较完整的德育思想体系。邓小平紧密结合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阐明了现阶段重要的德育理论和德育实践问题，为继承、丰富和发展德育思想做出了突出贡献。邓小平德育思想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是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的有力保证，奠定了培养跨世纪接班人，全面提高人才素质的坚实基础。邓小平德育思想来自实践，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对于我们认识新时期德育工作的战略地位，坚持正确的德育工作指导方针，发挥德育工作的服务、导向和保证作用，培养社会主义事业合格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是新时期做好德育工作的根本指导思想。

一邓小平德育思想是对德育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无产阶级革命导师们历来重视德育工作，马克思、列宁、的德育思想为邓小平德育思想的形成、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马克思、恩格斯从他们早期的革命活动开始，就倾心于工人运动的宣传鼓动工作，十分重视对青年的关心教育。马克思指出：“最先进的工人完全了解，他们阶级的未来，从而也是人类的未来，完全取决于正在成长的工人一代的教育。”[1]马克思、恩格斯关于道德的起源、道德的历史性和阶级性、道德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共产主义道德原则的论述，关于人的社会本质、社会道德在个体思想品德形成中的作用以及培养青年的共产主义道德品质的论述，关于根据未来社会的要求努力把青年一代培养成为一种全新的人和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等，都是马克思、恩格斯重要的德育思想。列宁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德育思想，强调青年学生要把培养共产主义世界观当做首要任务，指出：“为巩固和完成共产主义事业而斗争，这就是共产主义道德的基础。这就是共产主义教育、训练和学习的基础。”[2]列宁从建设共产主义的高度，论述了培养一代新人的任务、内容和途径，阐明了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在青年成长中的地位作用，开创了无产阶级执政党德育工作的实践。在中国革命和建设时期都有关于德育的论述，诸如青年应该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政治教育是中心环节；希望寄托在青年一代身上，要培养和造就千百万革命事业接班人；青年要防止和抵制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要警惕西方敌对势力的“和平演变”；要引导青年知识分子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在实际斗争中锻炼成长，德智体全面发展等等。对德育理论和实践的许多精辟论述，成为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强烈的党性和实践性。

邓小平是我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主要成员，邓小平德育思想的产生、形成和发展是同中国革命和建设战略全局的历史进程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具有全局性和战略性的基本特征。在革命战争年代，邓小平是党的军事战略家，他是从革命战争和战略全局的高度来考虑德育工作的。收入《邓小平文选》的开卷之作《动员新兵及新兵政治工作》一文，提出了政治工作、思想教育在部队建设中的意义和作用，以及部队政治工作、思想教育所应遵循的原则和方法，具有普遍指导意义。新中国成立后，邓小平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战略家，他是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战略全局的高度来看待德育工作的。50—60年代，邓小平多次强调共青团的任务就是在党的领导下，用共产主义的精神教育青年一代。“”后期到拨乱反正期间，邓小平始终站在斗争第一线，在整个国家处于百废待举的关键时刻，高瞻远瞩，自告奋勇抓科技教育方面的工作，打开了科技教育工作的崭新局面。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在实现伟大的历史性转折中，邓小平对德育工作的探索进入了新阶段。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作为我们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是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战略全局的高度来抓德育工作的。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后，我国面临着改革开放的新形势，面临着前苏联和东欧的巨变，面临着国内坚持还是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严峻考验。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教育好下一代，如何培养好接班人，就成了摆在全党面前的十分重大而紧迫的德育课题。邓小平紧紧抓住这一事关大局的关键问题，以极大的理论创新勇气，根据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的新形势，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和长远目标出发，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阐明现阶段重要的德育理论和德育实践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新时期德育理论观点和重大决策，其内容涉及新时期德育的地位、作用、培养目标、原则内容、途径方法、领导管理等各个方面，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德育科学体系的基本框架和理论基础。邓小平明确地提出了新时期德育工作要服从、服务于党的基本路线的德育工作的基本指导方针，为德育工作排除“左”和右的干扰，沿着正确方向前进打下了良好的基础。邓小平正确处理了现阶段讲理想、讲纪律和执行改革开放政策之间相互依存、协调发展的辩证关系，揭示了搞好德育工作对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本质意义和功能。邓小平及时准确地把握社会各方面呈现出的复杂态势，充分肯定了德育工作的重要作用。邓小平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的思想；关于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培养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思想；关于特别要教育好青年，教育好后代，青年人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做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的思想；关于新时期要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学习马列主义、思想要精，要管用的思想；关于要继承和发扬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和党的优良传统，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反对封建主义残余影响，抵制资产阶级腐朽思想侵蚀的思想；关于人才优势和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可能使我国到下个世纪中叶接近发达国家水平的思想等等，都为德育思想增添了新的内容。邓小平新时期德育思想是对德育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也使马克思主义德育思想在当代中国进入了新的境界，达到了新的高度。

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是《邓小平文选》的压卷之作。这些谈话直接涉及我国十多年来改革发展关键时期的重大问题，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健康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邓小平指出，“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我们搞社会主义才几十年，还处在初级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决不能掉以轻心”[3]。邓小平的谆谆告诫寄托了他对我国德育工作者的殷切希望，他丰富、深刻的德育思想是值得我们永远珍惜的宝贵的精神财富。

二邓小平德育思想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亿万中国人民正在从事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伟大事业。邓小平作为中国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总设计师，其思想的深刻性在于，它紧紧把握了现时中国社会的脉搏，为中国未来现代化竖起了一个结构合理、功能协调的总体理论构架，使中国的现代化真正成为社会整体的现代化。邓小平在规划中国现代化建设宏伟蓝图时，除了强调生产力标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外，特别注意到了经济与社会文化的协调发展，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共同建设。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根据邓小平理论，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定不移地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并且使这几个方面紧密配合、互相促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这次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指出，所谓精神文明，就是“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人们的主观世界也得到改造，社会的精神生产和精神生活也得到发展，这方面的成果就是精神文明，它表现为教育、科学、文化知识的发达和人们思想、政治、道德水平的提高”[4]。这里对精神文明的科学解释，展示了精神文明的广阔领域。人们主观世界的改造，包括思想意识的改造，也包括人们认识及其能力的发展和改造，人们情操、意志、美感的发展和改造。精神文明既包括知识文化和思想道德两大方面，又包括从个人的文化修养、科学修养、道德修养、审美修养、精神境界到社会的精神生产、精神生活和习俗风尚两大范围，是人类整个精神世界的发展和改造。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人类文明历史的高度发展，它的产生有着丰富的思想资料、深刻的阶级根源和坚实的社会基础。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按照社会发展的规律和精神文明自身发展的规律去建设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精神文明。它与社会主义制度相适应，通过社会的教育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和进步，通过人们思想道德素质的提高，促进社会物质文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与过去一切精神文明不同，它特别强调社会的主体——人的建设，把提高人的素质，特别是培养一代又一代的社会主义新人作为根本内容和根本目标。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根据邓小平理论对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论述，不但明确规定了我国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任务，同时也高度概括了德育工作的重点所在，体现了德育在社会主义现代化总体布局中所具有的特殊地位和重要作用。

首先，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核心问题的德育工作，解决的是整个民族的精神支柱和精神动力问题。精神是人的意识、思维活动和自觉的心理状态。良好的精神能表现出巨大的活力、能量和高尚的品德，能变为强大的不可战胜的物质力量，对个人、集体和民族都十分重要。德育工作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力量，引导人们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不断提高思想道德修养水平，特别是把中华民族的爱国热情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融化和渗透到人民群众中去，使之成为全国人民的共同行为准则和精神支柱，成为凝聚亿万人民的强大精神力量。

第二，对全国人民特别是青少年加强思想品德教育，是精神文明建设中的基础工程。精神文明建设，说到底就是提高人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思想道德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直接反映社会主义的性质，规定着精神文明的性质和发展方向，对社会的全面发展具有巨大的能动作用。青年是祖国的未来，人民的希望，是承担跨世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在他们成长的重要时期，加强德育工作，帮助他们树立远大的理想，培养良好的思想品德，将对其一生产生重要的影响，也将促进全体人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的提高，为搞好全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打下坚实的基础。

第三，充分发挥党的德育工作的政治优势，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客观需要。邓小平规划的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归根到底，是物的发展和人的发展，以及物的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的有机结合，并将现代化和社会发展的目标最终落实到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人的全面发展之上。德育工作以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依靠真理和人格的力量，动员和团结人民群众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在实现中国整体现代化，推进人的全面发展中，德育既是核心内容，又进直接动因和重要保障。现阶段充分发挥党的德育工作的政治优势，就能保证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有团结稳定的社会环境，有统一的意志和行动，保证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顺利推进。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不加强精神文明的建设，物质文明的建设也要受到破坏，走弯路。光靠物质条件，我们的革命和建设也不可能取得胜利。中国革命离不开这个政治优势，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离不开这个政治优势。

三邓小平德育思想是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的有力保证

近二十年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使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我们党制定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是唯一正确的马克思主义路线，是动员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共同理想的根本保证。在邓小平德育思想中，包含了丰富的加强理想、信念教育的内容，能使全体人民特别是广大青年牢固树立起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牢固树立起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的坚定信念，从而团结一心为夺取现代化事业的更大胜利而努力奋斗。

首先，明确了新时期德育工作的基本指导方针。实事求是是邓小平一贯倡导的我们党的思想路线，邓小平把实事求是的思想运用于新时期具有中国特色的德育实践之中，在德育工作的基本指导方针上正本清源，拨乱反正。新时期德育工作基本指导方针是什么？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决议把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基本指导方针规定为“三个必须”，即：我们的精神文明建设必须是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精神文明建设，必须是促进全面改革和实行对外开放的精神文明建设，必须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精神文明建设。这也是邓小平所始终坚持的新时期德育工作的基本指导方针。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党全部工作的中心。邓小平曾尖锐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最本质体现就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德育必须服从、服务于这个中心，紧紧围绕这个中心开展工作；改革开放是我国的强国之路，德育工作必须支持改革开放，为适应改革开放促进人们思想观念的根本转变，保证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和健康发展；四项基本原则是我国的立国之本，新时期保证德育工作的正确方向，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德育只有紧密围绕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开展工作，才能保证我们要实现的现代化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这一基本指导方针，规定了德育要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并且要通过德育工作，充分发挥德育的政治导向作用，保证现代化建设的社会主义性质，动员和团结全体人民积极投身改革开放。这一基本指导方针，摆正了德育在全部党的工作中的正确位置。我们既不能搞德育高于一切，大于一切，又不能忽视德育，淡化、取消德育。坚持这一基本指导方针，就能使我们在德育工作中更坚定地同“左”和右的错误思想干扰作斗争。实践证明，这是建立在唯物论基础上的科学的指导方针。

其次，始终强调把握德育工作的重大原则问题。面对新形势下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邓小平始终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这也是新时期德育工作的重大原则问题。邓小平早在1978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就提出，要把青少年培养成为忠于社会主义祖国、忠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和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优秀人才。他强调，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个根本立场上决不允许有丝毫动摇。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在此之后，根据国内出现的和国际风云的急剧变幻，邓小复强调，青年教育“应该永远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要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教育作为基本内容，加强爱国主义、社会主义和集体主义教育。要努力克服软弱涣散的状态，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对青年一代的侵蚀。

邓小平还始终强调要把抵御西方敌对势力“西化”和“分化”的图谋作为德育工作的重要任务，这一任务是长期的、艰巨的和复杂的。邓小平认为，在改革开放条件下，不让青年人接触西方的东西，不仅不可能，也不必要，关键在于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强调我们培养出来的人才要适应开放的形势，既能学到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的科学技术文化，又能经得起风浪，不作资本主义思想的俘虏。青年学生由于对中国的国情和工农大众缺乏了解，缺乏实践锻炼，世界观和人生观还在形成之中，容易为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和非马克思主义思潮所影响。因此，一定要从政治上、思想上多关心和帮助青年，增强他们抵制错误思潮和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等腐朽思想侵蚀的能力。

四邓小平德育思想奠定了培养跨世纪接班人、全面提高人才素质的坚实基础

当前，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不是一代人的事业，是需要几代人继承、接力和发展，并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才能实现的百年大业。培养接班人的问题，是我党一贯重视的问题，在我国第二代党和国家领导人谋划跨世纪的宏伟目标，谋划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百年大计宏观思维中，培养接班人的问题被摆在极为重要的地位。邓小平站在关系到党、国家和民族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作为观察和思考问题的根本出发点，明确指出：“培养社会主义新人就是政治”[5]，“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这条中国的发展路线，是否能够坚持得住，要靠大家努力，特别是要教育后代”[6]。邓小平紧紧抓住要把当代青年培养成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可靠接班人这个主旨，特别关心青年一代的茁壮成长。他认为，未来无论是哪个层次、行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都应该具有德才兼备的共同品质，都应该是热爱社会主义祖国并愿意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奉献聪明才智的人，对他们一定要打好坚实可靠的思想政治基础，引导青年从国情的实际出发去思考国家的发展问题，真正弄清楚“中国现在干的究竟是什么事情”，树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的大局观，“要把是非讲清楚，要把利害讲清楚。是非是涉及我国根本利益的是非，利害是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发展能不能达到本世纪目标和下个世纪目标的重大利害。这才是对青年的爱护，对青年的真诚引导”[7]。

全新的事业需要全新的人才。邓小平鼓励当代中国青年珍惜跨世纪的历史机遇，肩负起跨世纪的历史责任，争做跨世纪的合格人才，增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充分发挥在现代化建设中的生力军作用。邓小平还清楚地看到，国际间的经济竞争依靠的是科技和人才，对人才的全面素质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跨世纪人才对于推动新世纪的社会全面发展是责无旁贷的。面对世界经济的激烈竞争和新技术革命的挑战，青年不仅要提高自己的思想道德素质，还要培养坚强的意志品质、积极进取的观念意识、健康的心理素质和审美情趣、良好的人际关系和协作能力。在全面提高人才素质中，德育的根本任务是提高青年的政治、思想、道德和心理素质。德育对于引导青年一代树立崇高的理想，追求高尚的道德情操，倡导开拓进取的思想观念和确立正确的生活方式，都有着不可低估的重要作用。

全新的事业需要拓展德育工作思路。邓小平为景山学校题词中指出：“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这里的教育，除了指文化知识教育，也包括思想政治教育。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我们要面向的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我们要面向的世界是各种不同社会制度并存的世界，我们要面向的未来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共同发展的未来。人的德育素质是人诸种素质中最根本的素质，决定着人才的政治方向，是智育和体育素质发展的内在动力。邓小平的教育要三个面向的思想，不仅为智育和体育提出了新的任务、内容和方向，而且蕴含了丰富、深刻的德育思想。邓小平把德育放在一个更为广阔的历史背景下来认识，对德育工作提出了新的任务、内容和方法，也对德育工作者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德育工作者要找准自己的工作立足点，不断增强工作责任感。我国现代化建设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条件下进行的，任务十分艰巨。我们面对的国际国内环境是纷繁复杂的，必须以高度的工作责任感，加倍关注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年一代的思想道德建设，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那样，“作为灵魂工程师，应当高举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的旗帜，用自己的文章、作品、教学、讲演、表演，教育和引导人民正确地对待历史、认识现实，坚信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鼓舞人民奋发努力，积极向上，真正做到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为伟大壮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而英勇奋斗”[8]。德育工作者还要不断拓展自己的工作思路，充分认识在改革开放环境下成长的青年特点，深入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地分析研究问题。要尊重、关心、理解青年，贴近青年思想，进行充分的说理教育，还要勇于继承、借鉴和发展，改进德育方法，讲究德育艺术，探索德育新路，不断提高德育的质量和水平。

五邓小平德育思想是新时期德育工作实践的根本指导思想

伟大的实践是产生伟大理论的沃土。邓小平德育思想的一系列基本原理，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德育实践的科学总结，是从德育实践中提炼出来的科学理论。邓小平德育思想之所以具有旺盛的生命力，是由于它是新时期德育工作实践的根本指导思想。

在我党的历史上，以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思想政治教育作为党领导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取得胜利的保证。早在1934年红军第一次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即提出了“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的科学论断。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我们党始终重视结合党的中心任务，开展形式多样、生动有力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党把在革命战争年代积累起来的思想政治教育的丰富经验运用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在理论和实践上继续向前发展。50年代末60年代初，针对当时国民经济发生严重困难和政治生活方面发生的复杂情况，党在全国人民特别是青少年中，加强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宣传，加强艰苦奋斗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宣传以雷锋、焦裕禄为代表的英雄模范人物的光辉事迹，对青年一代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的形成，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与此同时，由于党的工作在指导方针上有过严重失误，在德育工作指导思想上也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在“”十年间，党的德育工作无论是在指导原则上，还是在工作方针方法上，都存在着许多违背科学规律的东西，诸如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往往把思想认识上的问题说成是政治立场问题，在思想教育中随意上纲上线；思想教育完全违背自身的特点和规律，搞大轰大嗡，一刀切，形式主义等。特别是在、“”鼓吹的“精神万能”、“政治可以冲击一切”、“大批判开路”等许多违反科学的思想和口号鼓动下，党的德育工作的优良传统被破坏，德育工作者的声誉被败坏，造成了十分恶劣的影响。这些曲折给我们留下的教训是深刻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领导我们集中力量批判了“左”的东西，特别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思想，德育工作摒弃了过火的思想批判，取消了“冲击一切”不讲实效的政治运动，纠正了“急用先学、立竿见影”等简单化、庸俗化的形式主义倾向，打破了“左”的思想枷锁，同时又坚决地维护和继承了过去我们在德育理论和实践中所取得的一切积极成果，德育工作从不间断的政治运动转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正常的思想政治教育上来。广大德育工作者在认真总结过去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把德育作为一门学科进行积极的研究探索，并遵循德育工作对象的思想特点和教育规律，简明扼要、通俗易懂、生动活泼地开展各项德育工作。可以说，没有反对“左”的干扰，就没有今天的德育工作的大好形势。另一方面，新时期德育工作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改革开放给社会带来的巨大变化必然引起人们思想上的强烈反响，尤其是青年人在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道德观上产生了种种思想困惑。为排除右的干扰，邓小平多次强调，在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思想政治工作绝不能削弱，而是应当加强和改进。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重申了“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这个思想的基本观点，要求在广大人民特别是青少年中开展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的教育，加强爱国主义、社会主义、集体主义教育。特别是1989年那场之后，加强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为中心内容的思想政治教育，着力澄清青年学生的混乱思想，解决青年学生思想中深层次的问题，引导他们坚定社会主义信念，坚定不移地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收到了良好的效果。总之，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由于以邓小平德育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党的中心工作，坚持正确的工作方针，德育工作在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树立献身祖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大业的崇高理想和坚定信念，树立良好的道德品质、遵纪守法和团结协作的观念，大力宏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和艰苦创业精神，在全社会形成讲理想、讲奉献、讲责任、讲道德、讲文明的良好风气等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德育工作出现了崭新的局面，并为德育工作沿着正确方向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我国近十多年的德育实践证明，邓小平德育思想是促进个人和社会的全面发展，促进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最直接、最现实、最富成果的科学指南。

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在党的十四大之后已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以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非常重视德育工作，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做出了《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指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集中体现着精神文明建设的性质和方向，对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具有巨大的能动作用，强调加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必须把加强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设作为一项基础工程认真抓好。党的十五大进一步明确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指出坚持用邓小平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在全社会形成共同理想和精神支柱，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根本。在这期间，中共中央还先后印发了《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学校德育工作的若干意见》等德育工作的纲领性文件，这些都是在邓小平德育思想指导下取得的新成果，是党的德育工作的新发展。我们相信，在全党和全国人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的伟大实践中，通过进一步深入学习理解邓小平德育思想，通过认真务实的工作，新时期德育工作一定会更加卓有成效的开展，邓小平德育思想的理论和实践价值一定会得到更加充分的展现。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217页。

[2]《列宁选集》第4卷，355页。

[3][6][7][8]《邓小平文选》第3卷，379—380页、381页、199页、40页。

思想理论论文范文第4篇

【论文摘要】所谓统计思想，就是在统计实际工作、统计学理论的应用研究中，必须遵循的基本理念和指导思想。统计思想主要包括均值思想、变异思想、估计思想、相关思想、拟合思想、检验思想等思想。文章通过对统计思想的阐释，提出关于统计思想认识的三点思考。

【论文关键词】统计学；统计思想；认识

1关于统计学

统计学是一门实质性的社会科学，既研究社会生活的客观规律，也研究统计方法。统计学是继承和发展基础统计的理论成果，坚持统计学的社会科学性质，使统计理论研究更接近统计工作实际，在国家和社会得到广泛发展。

2统计学中的几种统计思想

2.1统计思想的形成

统计思想不是天然形成的，需要经历统计观念、统计意识、统计理念等阶段。统计思想是根据人类社会需求的变化而开展各种统计实践、统计理论研究与概括，才能逐步形成系统的统计思想。

2.2比较常用的几种统计思想

所谓统计思想，就是统计实际工作、统计学理论及应用研究中必须遵循的基本理念和指导思想。统计思想主要包括:均值思想、变异思想、估计思想、相关思想、拟合思想、检验思想。现分述如下：

2.2.1均值思想

均值是对所要研究对象的简明而重要的代表。均值概念几乎涉及所有统计学理论，是统计学的基本思想。均值思想也要求从总体上看问题，但要求观察其一般发展趋势，避免个别偶然现象的干扰，故也体现了总体观。

2.2.2变异思想

统计研究同类现象的总体特征，它的前提则是总体各单位的特征存在着差异。统计方法就是要认识事物数量方面的差异。统计学反映变异情况较基本的概念是方差，是表示“变异”的“一般水平”的概念。平均与变异都是对同类事物特征的抽象和宏观度量。

2.2.3估计思想

估计以样本推测总体，是对同类事物的由此及彼式的认识方法。使用估计方法有一个预设：样本与总体具有相同的性质。样本才能代表总体。但样本的代表性受偶然因素影响，在估计理论对置信程度的测量就是保持逻辑严谨的必要步骤。

2.2.4相关思想

事物是普遍联系的，在变化中，经常出现一些事物相随共变或相随共现的情况，总体又是由许多个别事务所组成，这些个别事物是相互关联的，而我们所研究的事物总体又是在同质性的基础上形成。因而，总体中的个体之间、这一总体与另一总体之间总是相互关联的。

2.2.5拟合思想

拟合是对不同类型事物之间关系之表象的抽象。任何一个单一的关系必须依赖其他关系而存在，所有实际事物的关系都表现得非常复杂，这种方法就是对规律或趋势的拟合。拟合的成果是模型，反映一般趋势。趋势表达的是“事物和关系的变化过程在数量上所体现的模式和基于此而预示的可能性”。

2.2.6检验思想

统计方法总是归纳性的，其结论永远带有一定的或然性，基于局部特征和规律所推广出来的判断不可能完全可信，检验过程就是利用样本的实际资料来检验事先对总体某些数量特征的假设是否可信。

2.3统计思想的特点

作为一门应用统计学，它从数理统计学派汲取新的营养，并且越来越广泛的应用数学方法，联系也越来越密切，但在统计思想的体现上与通用学派相比，还有着自己的特别之处。其基本特点能从以下四个方面体现出：

（1）统计思想强调方法性与应用性的统一；

（2）统计思想强调科学性与艺术性的统一；

（3）统计思想强调客观性与主观性的统一；

（4）统计思想强调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的统一。

3对统计思想的一些思考

3.1要更正当前存在的一些不正确的思想认识

英国著名生物学家、统计学家高尔顿曾经说过：“统计学具有处理复杂问题的非凡能力，当科学的探索者在前进的过程中荆棘载途时，唯有统计学可以帮助他们打开一条通道”。但事实并非这么简单，因为我们所面临的现实问题可能要比想象的复杂得多。此外，有些人认为方法越复杂越科学，在实际的分析研究中，喜欢简单问题复杂化，似乎这样才能显示其科学含量。其实，真正的科学是使复杂的问题简单化而不是追求复杂化。与此相关联的是，有些人认为只有推断统计才是科学，描述统计不是科学，并延伸扩大到只有数理统计是科学、社会经济统计不是科学这样的认识。这种认识是极其错误的，至少是对社会经济统计的无知。比利时数学家凯特勒不仅研究概率论，并且注重于把统计学应用于人类事物，试图把统计学创建成改良社会的一种工具。经济学和人口统计学中的某些近代概念，如GNP、人口增长率等等，均是凯特勒及其弟子们的遗产。

3.2要不断拓展统计思维方式

统计学是以归纳推理或归纳思维为主要的逻辑方式的。众所周知，逻辑推理方式主要有两种：归纳推理和演绎推理。归纳推理是基于观测到的数据信息(尤其是不完全甚至劣质的信息)去产生新的知识或去验证一个假设，即以所掌握的数据信息为依据，归纳得出具有一般特征的结论。归纳推理是要在数据信息的基础上透过偶然性去发现必然性。演绎推理是对统计认识能力的深化，尤其是在根据必然性去研究和认识偶然性方面，具有很大的作用。

3.3深化对数据分析的认识

任何统计研究都离不开数据分析。因为这是得到统计研究结论的必要环节。虽然统计分析的形式随时代的推移而变化着，但是“从数据中提取一切信息”或者“归纳和揭示”作为统计分析的目的却一直没有改变。对统计数据分析的原因有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基于同样的数据会得出不同、甚至相反的分析结论；二是我们所面对的分析数据有时是缺损的或存在不真实性；三是我们所面对的分析数据有时则又是海量的，让人无从下手。虽然统计数据分析已经经历了描述性数据分析(DDA)、推断性数据分析(IDA)和探索性数据分析(EDA)等阶段，分析的方法技术已经有了质的飞跃，但与人类不断提高的要求相比，存在的问题似乎也越来越多。所以，我们必须深化对数据分析的认识，围绕“准确解答特定问题并且从数据中获取一切有效信息”这一目的，不断拓展研究思路，继续开展数据分析方法技术的研究。

参考文献:

[1]陈福贵.统计思想雏议[J]北京统计,2004,(05).

[2]庞有贵.统计工作及统计思想[J]科技情报开发与经济,2004,(03).

思想理论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 中国文艺伦理思想 生活伦理 生命伦理 后现代主义

中国古代的文艺作品都追求“尽善尽美”的神韵境界。好的文学艺术作品具有感人至深的力量，我们在创作和欣赏好的文学作品的时候，不自觉地在潜移默化中净化了心灵，得到了艺术和道德的满足。纵观整个中国历史，历代志士贤能，罕有不精于诗词、音乐、文学、书画等一项或多方面才能的。近年来兴起了探讨艺术和道德关系的文艺伦理学。然而就有关资料来看，系统论述文艺伦理的，只有谢建明的《艺术伦理学论纲》和赵红梅、戴茂堂的《文艺伦理学论纲》，就是这两本论著，也多侧重于西方的文艺伦理思想，而没有对中国文艺伦理思想作出论述。

一

要确立一门学科，首先就要确定它的研究对象。迄今为止，文艺伦理学仍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顾名思义，文艺伦理学研究的是文学艺术与伦理道德的关系问题。在古希腊，伦理（Ethika）表示风尚、习俗的意思。亚里士多德第一次提出了“伦理学”的概念，主要是指研究人们在社会生活中所必须遵循的习俗和惯例的学问。而在古代中国，“伦理”的意思基本上是儒家所提倡的调整人们之间关系的准则。在我国伦理还包括道德与规范的意思。本文所探讨的文艺伦理观念不仅包括儒家，而且包括道家和佛教，后两者在某种程度上对中国文学艺术的影响更甚于儒家。由于文艺伦理学是以道德和艺术的关系为研究对象的，因此它与美学、文艺哲学在很多领域是重合的，但是它又不等同于美学和文艺哲学。文艺伦理学的重点在于探索文学艺术背后的伦理精神，而美学则主要是研究审美领域，文艺哲学则是研究各种哲学对文艺的影响。我们希望通过对善和美在人心灵深层次耦合的研究，能树立一种人生艺术化的理念，对心灵荒芜、伦理观丧失的现代社会起到某种精神疗治的效果。

现代学科把真、善、美划分在三个互相独立的领域，并独立进行研究。这种方法本身就值得商榷。任何事物、知识和观念，都必须通过我们心灵的认识才具有意义。一切事物没有与我们的大脑认识进行综合，那就没有多大意义。文艺和伦理也都是我们心灵对于外在事物的一种感受而已。善和美是心灵深处的一种愉悦状态。古人常常把它们当作是一种素朴的浑沌状态。随着文明的不断发展，人们产生了各种价值判断，有了善恶、美丑的区分，就需要进行抽象分析。赵红梅、戴茂堂通过对西方美学史的考证认为道德与文艺的契合点是情感，［1］也有学者认为是感受，还有人认为是欲望，但是这些都不能说明中国文艺伦理的实质。中国文艺伦理更为强调的是“明心见性”，“文以载道”。“性”和“道”是什么？就是个人人格与道德修养的最高境界。而感情和欲望中那些只满足人的低级欲望的，在儒、释、道三家那里都是坚决摒弃的。中国文艺创作讲究“澄怀味象、体道观物”，讲究的是个人的心性修养。徐复观说道家体现了纯艺术的精神，庄子的“虚、静、明”的心，实际上就是一个艺术心灵，艺术价值之根源，即在于虚、静、明的心。达到这种境界的方法就是“心斋”和“坐忘”，不仅要消解由生理带来的欲望，而且与物相接时还不能让心对物作知识的活动。［2］中国的文艺创作实际上是一种心性修养的学问，作品的层次就反映了作者内在精神修养的深度。

二

以往的学者在谈到文艺伦理的时候，都基本上局限于儒家的伦理美学，没有研究过道家和佛家的相关理论。对于佛道文艺作品中体现出来的超越境界，他们没有把其当作文艺伦理研究的对象，而仅仅限于哲学的范畴。张世英先生就指出：“审美意识的天人合一，其核心在于感情的真挚，真正的诗人都是最真挚的人，其活动不是出于应该，而是出于自然的真挚，故有许多诗哲不言道德而自然合乎道德。”［3］在这里，我觉得应该把这种境界称为生命伦理境界。法国哲学家柏格森认为道德由两种成分构成：一种是作为义务的道德。社会是一个有机组织，为了维持和形成社会，乃是离不开种种规则的，而道德义务就是用来维持社会团结一致的一种手段，表现为一种非人格的、专断的压力。一种是抱负的道德，它不是出自社会所必须的压力而是来自自我，超越了只关心个人和团体的狭隘利益的现实道德而把自己投向全人类，甚至还拥抱动物、植物和自然界的道德。［4］联系到冯友兰的人生境界，也应把天地境界看成是更高层次的道德境界。审美状态下的天人合一应该是超越了一般世俗的道德境界而达到了生命本质的道德境界。为了区别二者，我们暂且用生活伦理与生命伦理来区分这两种文艺伦理。儒家所探讨的文艺伦理更为注重生活伦理方面，强调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而佛、道两家则更强调体悟了生命本质和宇宙真理后的生命伦理状态，超越了人类中心主义。

儒家极为重视现实生活的伦理，并提倡文学艺术要贯彻道德精神。孔子崇尚西周以来礼乐教化传统，用“六艺”教育弟子。孔子提出君子为学，当“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在上海博物馆收藏的楚简《孔子诗论》中，孔子也一再强调了诗、乐、文所表达的内容都是要合符仁义的无邪之志、无淫之情、无私之言，才能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5］教育要“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其教育的终点和起点都是艺术，并将“成于乐”作为君子修养的最高境界。孔子之所以将德、艺并举，并且高度重视，是因为他认为道德和艺术是相通的，都是本于人的性情。《礼记・乐记》对此有比较集中的概括：“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声相应，故生变。变成方，谓之音。比音而乐之，及干戚羽旄，谓之乐。”文艺是根源于人的本心，但是又不仅仅局限于人的感情上的愉悦之感，儒家更注重强调的是建立在艺术审美之上而又超越艺术审美的政治、伦理乃至宇宙论层次上的“乐”，有严格的政治、道德和艺术标准。所以《史记・乐书》指出：“夫上古明王举乐者，非以娱心自乐、快意恣欲，将欲为治也。正教者皆始于音，音正而行正。”儒家的文学艺术实际上是一种比德的文艺伦理。尽管如此，孔子并没有要以善来消融、取代美的意思，而是追求一种“尽善尽美”的状态，所以《论语・雍也》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高度重视形式上的审美，明确提出文质不可相胜，只有朴质和文采并重，才算得上是个君子。这种“尽善尽美”的状态，后来学者称之为“孔颜乐处”。

在儒家看来，中和是天地万物的“大德”，“天命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礼记・中庸》）。圣人体会了天命的中和之性，才能制定出雅和正的礼、乐来，才能产生高雅的艺术。儒家文艺伦理思想的终极追求就是中和之道。至高的道德和艺术都是中和心态而来，都是这种深层次生命意识的自然流露。在儒家那里，文艺在道德伦理层面至少有三个方面的功能与作用。首先是与政治伦理相通，“审乐以知政，而治道备矣”（《礼记・乐记》），“声音之道，与政通焉”，“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乐记・乐本》），不同的政治状况反映在声音之中。儒家特别强调用诗歌舞的文艺教育来达到教化民心、实现理想政治。其次是在人格修养方面，可以移人性情。儒家提倡乐教，乃是因为“德音之谓乐”（《乐记・魏文侯》），“乐者，通伦理者也”。在上古时代，国家的治理是真正实行内圣外王之道。《尚书・舜典》就明确将乐教的目的确定为培养“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的“中和”人格。最后，大乐具有终极的宇宙论的本体意义。一方面，制礼作乐必须明了天地之道，“乐由天作，礼以地制”（《乐记・乐论》），另一方面，制礼作乐可以昭明天地之道。“是故大人举礼乐，则天地将为昭焉”（《乐记・乐情》），文艺作品也要了解宇宙生生不息、厚德载物的道理。后世往往忽略了儒家文艺伦理中的生命伦理境界，往往把文艺变成纯粹宣扬统治阶级伦理道德的政治工具，出现了严重异化。

道家似乎只关注生命伦理领域。老子说：“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矣。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老子第二章》）尽力嘲笑孔子的仁、义、礼、乐是“道”的堕落（《老子第三十八章》），甚至认为包括“五音”、“五色”、“五味”、田猎等都是在戕害人的本性。庄子的思想可以和老子相互发明，在《庄子・外物》中，庄子说：“去小知而大知明，去小善而自善矣。”也是极力反对人有“机心”和“小知”，认为其犯了所知障，没有达于大道，而“至乐无乐”，只有心性修养到了虚、静、明的状态，唯道集虚，才能获得道德的完美和艺术上的极致。但是道家为什么要极力反对世俗的道德和礼乐呢？最关键的还是他们认为这些东西都是人为造作，容易对人的心灵造成蒙蔽，妨碍求道的进程，甚至招来杀身之祸。为此老子提出要“为道日损”，把一切的欲望和知性都排离出去之后，才能获得大道。对宇宙和自己的生命有了根本的认识，才可以处理好一切事务。徐复观指出：“庄子所追求的，一切伟大艺术家所追求的，正是可以完全把自己安放进去的世界，因而使自己的人生、精神上的负担，得到解放。”［6］在这种获得了生命伦理的境界里，确实是不言道德却又合乎道德，因为达到这种境界的途径就是要澄汰嗜欲、杂欲，以得到精神的纯洁性与超越性，这种过程就是个人人格修养的过程，就是道德修养的过程，当然是合乎伦理的。

佛教的缘起性空及平等原则、慈悲救济观念、戒杀护生理念、中道圆融等佛教伦理观念，强化了中土道德教化的信仰力量，增强了世俗伦理的约束力。其中禅宗即心即佛、明心见性的思想对中国文艺的影响尤为巨大。它不同于道家对现世伦理作深刻的批判，而是承认现世的伦理的合理性，但是又认为现世伦理所作的价值判断是有限的、间断的，必须进入到外化内不化的本体境界，排除人的贪、嗔、痴、慢、疑等习性，去除分别心，才能证悟宇宙和生命的本质，才是真正成就了至善至美的最高人格，文艺作品也因此体现出一种超凡脱俗的境界。如王维的“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体现般若智慧的魅力，表现出悠闲飘逸、心泰神灵的意境。整个东方的文艺，都因为佛教的理论而变得深刻和洒脱。弘一法师晚年从事书法不复有相可得，实际都来源于佛学的修养，已经进入了中道实相的生命伦理境界。到了这一阶段，整个心灵都已进入了“无分别智”的洒脱状态，艺术创作的过程乃是作者之无意识去唤醒对象、进而与对象合二为一的过程，不用刻意追求技法，不用刻意追求道德，作品自然达到善美结合的境界。

三

按照河清的说法［7］，受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影响，西方当代艺术完全丧失了艺术作品应该具有的道德精神，已经走上了邪路。当代艺术实际上已经成为美国文化霸权的一种工具，而国人却常常将那些粗俗和搞怪的后现代艺术奉若神明，文艺作品也因此走向了轻狂与放纵，不能不让人感到忧虑，尤其是此般文艺作品会败坏年轻一代，进而影响到民族的未来。很多学者发出了“艺术家要补道德课程”的呼声。当今社会已是德波所说的景观时代，文学和艺术与每个人的现实生活密切相关，文艺作品必须坚持善美结合的创作原则。

参考文献：

［1］赵红梅，戴茂堂.文艺伦理学论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4，（第1版）：225.

［2］徐复观著.李唯武编.中国艺术精神.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435.

［3］张世英.天人之际――中西哲学的困惑与选择.人民出版社，1995：241.

［4］柏格森著.王作虹，成琼译.道德与宗教的两个来源.贵州人民出版社，2000：1-90.

［5］方铭.孔子诗论.第一简“隐”字及与《诗序》的关系.湖北大学学报，2006，（1）：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