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科级转正工作总结范文第1篇

钢铁工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基础产业，作为产业链的前端，带动机械制造、航空、船舶、机车、汽车、建筑等诸多行业发展，在工业化进程中具有战略地位。目前，我国钢铁行业正处于转变发展方式的关键阶段，既面临结构调整、转型升级的发展机遇，又面临资源价格高涨、产能明显过剩、需求增速趋缓、环境压力增大、自主创新能力不足等严峻挑战。技术创新是永恒的主题，虽然我国钢铁企业在技术创新方面取得长足进步，但是仍存在不少挑战和问题，钢铁企业目前的技术创新还很难适应节能减排向深层次推进的要求。

金秋十月，来自全国各地的钢铁行业知名专家、学者、地方科协，以及钢铁上下游产业链的企业精英、科技人员300多人齐聚唐山。10月11～12日，由中国科协常委会促进企业自主创新专门委员会主办的，中国金属学会、河北省科协、唐钢公司承办，中国科技咨询服务中心、河北省科技咨询服务中心、唐山市科协、《科技创新与品牌》杂志社协办的以“打造绿色钢铁，建设生态文明”为主题的“技术创新·企业发展”论坛在河北钢铁集团唐钢举行。对钢铁行业应对环境挑战、发展难题进行深入探讨，为钢铁行业提升创新能力，深入开展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实现可持续发展聚集智慧。

中国科协原书记处书记、专委会副主任、中国科技新闻学会理事长宋南平主持论坛开幕式。中国科协副主席、专委会主任、中国工程院院士刘玠在开幕式上致辞，河北省副省长、唐山市委书记姜德果在开幕式上致辞，河北钢铁集团总经理、唐钢集团公司董事长于勇在开幕式上致欢迎辞。

中国科协副主席、中国工程院院士刘玠，河北省副省长、唐山市委书记姜德果，河北省政协副主席、省科协主席段惠军，中国科协书记处原书记、专委会副主任宋南平，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金属学会名誉理事长殷瑞钰等领导出会。

刘玠转达了第十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金属学会理事长徐匡迪对论坛举行的祝贺。刘玠致辞时说，目前我国钢铁行业正处于转变发展方式的关键阶段，既面临结构调整、转型升级的发展机遇，又面临资源价格高涨、产能过剩明显、需求增速趋缓、环境压力增大、自主创新能力不足等严峻挑战。创新驱动与转型发展，已成为我国当前经济发展中的核心问题。要求我们调整现有生产模式，不再单纯依赖要素投入，而是顺应形势变化和政策导向，以创新为驱动，实现转型发展，降低资源消耗、减轻环境压力，走上以提升质量和效益为核心的内涵式发展道路，这也是钢铁企业面临的新的历史任务。

刘玠指出，唐钢多年来坚持科技进步，大力发展循环经济，致力于创建节能减排和绿色制造的示范企业，探索出一条传统钢铁企业与城市相互依存、融合发展的成功之路，值得推广和借鉴。

刘玠表示，中国科协将进一步发挥网络密集、学科齐全、人才荟萃、与科技工作者联系紧密等优势，积极推动产学研结合和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团结、动员、带领广大科技工作者面向产业转型升级和企业科技需求的核心技术开展科技攻关，为增强创新驱动发展新动力、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姜德果转达了河北省委副书记赵勇对论坛举行的祝贺。姜德果致辞时说，河北是钢铁大省，唐山是钢铁大市。在当前严峻的市场形势下，河北和唐山的钢铁产业如何定位、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是急需解决、给出对策、交出答卷的严峻课题。钢铁产业的发展趋势、目标定位、发展路径和重点突破口，都必须认真研究。各位专家学者对钢铁行业转型升级、绿色循环发展的真知灼见，必将对河北以及唐山地区钢铁行业的发展起到重大的促进作用，解决制约唐山科技创新、结构调整和钢铁产业发展的问题，积极促进科技与经济发展紧密结合，为推动经济转型，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提供科学支撑。真诚希望各位专家学者共同把脉钢铁行业科技创新与循环经济发展，助力唐山钢铁转型升级和绿色发展，促进河北以及唐山钢铁产业的持续发展。

河北钢铁集团总经理、唐钢董事长于勇致辞时说，作为传统意义上高投入、高能耗、高排放的钢铁行业，如何实现绿色转型、促进国家生态文明建设，是摆在所有钢铁企业面前不可回避的课题。环境问题表面上是污染问题，本质上是能源资源高效利用问题。企业绝大多数污染问题是由于能源资源未得到充分利用造成的浪费，完全可以通过高效回收利用予以解决。企业在提高能源资源利用效率、治理污染排放过程中，也能够实现可观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因此，实现绿色转型不仅是社会对工业企业的期待，也是工业企业实现自身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唐钢的绿色转型实践证明，绿色转型蕴藏着巨大的潜力，能够有效激发企业内生动力、焕发企业的生机和活力。

副科级转正工作总结范文第2篇

“60后”省部级干部是我国政坛冉冉升起的新星，他们年轻、务实、充满个人魅力，一举一动都倍受各界关注。他们是如何成长起来的？他们真的有三分之一出身“团口”吗？调查显示：

他们从大学毕业开始工作到晋升到副部的平均年限为21.3年，晋升到副部级领导干部的最短年限是14年，晋升到正部级领导干部的最短年限为22年。

在他们各不相同的成长路径中，由机关道路成长起来的比例占1/3强，其次是高等院校成长道路，接下来是国有企业路径，此外，还有共青团路径、研究机构道路等路径。

80%的“60后”都有破格提拔的经历。

截至2008年4月，据不完全统计，中央和各省、直辖市、自治区两级政府中共有“60后”省部级领导干部71人。其中，女性7人（均为省部级副职），约占10%；少数民族10人，约占14%；派和无党派人士11人，约占16%；省部级正职5人，约占7%，包括湖南省省长、河北省代省长、新疆自治区主席努尔・白克力、农业部部长孙政才和国防科工委主任张庆伟，最年轻的是同为45岁的和孙政才，张庆伟和努尔・白克力都是47岁，48岁。

“60后”分布体现省部级领导干部年轻化整体布局

“60后”省部级领导干部在中央和省两级政府中分布较为均衡。在71人中，中央政府各部委局中共有15人，省级政府中共有56人。中央政府分布在国防科工委、农业部、建设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司法部、监察部、中国人民银行、环境保护部、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海关总署、体育总局、邮政局和保密局，除国防科工委和环境保护部各有2名“60后”外，其余部门各有1名。

“60后”还广泛地分布在除甘肃省以外的其余30个省份中，分布最多的省级政府是北京市和新疆自治区，都是5人。北京市的5名“60后”皆任副市长，新疆自治区除主席是“60后”外，还有4名“60后”副主席。其次是自治区有4名“60后”副主席。再次是上海市、湖南省、福建省和青海省各有3名“60后”副市长或副省长。另有9个省级政府中（山西、广西、江西、江苏、贵州、辽宁、山东、重庆和内蒙）各有2名“60后”副省长、副市长或副主席。其余14个省级政府各有1名“60后”副省长、副市长或副主席。

这种均衡分布状态，不仅对各地各级领导干部年轻化具有强烈的示范效应，同时也体现了中央对省部级领导干部年轻化整体布局的精密安排。自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邓小平同志高瞻远瞩地提出实现领导干部“四化”和破除领导干部终身制两大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目标要求以来，干部队伍的年轻化步伐就从未停止。中国今天取得的成就，不能不说与领导干部年轻化改革有着密切关系。

传统的“工程师治国”局面正在改变

在71名“60后”省部级领导干部中，100%具有大学专科以上学历。其中，获得博士学位的19人，约占27%；获得硕士学位的36人，约占50%（其中获得党校在职研究生学历的15人，约占36人的42%，说明党校学历教育在省部级领导干部学历教育中的重要作用）；获得学士学位的13人，约占18%；专科学历的3人，约占4%。

学历层次提高（研究生学历约占77%）是“60后”省部级领导干部的突出特点。在获得博士和硕士学位的干部中，逾2/3是通过在职学习获得的，说明“60后”省部级领导干部取得高层次文凭和学位的强烈欲望，同时说明他们是学习型的一代高级领导干部。在68个学士学位中，文科学位获得者31人，约占46%；理工农医学位获得者37人，约占54%。

这两个比例说明传统的“工程师治国”的局面正在改变，将来治国安邦的高级领导人中将会出现更多的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的毕业生。另外需要说明的是，在“60后”省部级领导干部中，已知确切入党时间的49名中共党员的年龄入党平均为22.05岁，这说明他们中的大多数在大学学习阶段就已经加入中国共产党。“60后”在学习知识的同时，比同龄人更早地追求政治上的进步，也间接地说明“60后”从政愿望在青年初期就已经表现出来。

“60后”的平均任职年龄及晋升时间间隔

从职务晋升的速度来看，“60后”的仕途可谓是一帆风顺。“60后”担任副部级领导干部时平均任职年龄为43.8岁，其中5位省部级正职领导干部担任副部级职务时平均任职年龄为41岁（比43.8岁降低了2.8岁，说明他们的晋升速度更快），他们担任省部级正职的平均年龄为45.2岁。“60后”从大学毕业开始工作到晋升到副部级领导干部的平均年限为21.3年，其中5位省部级正职领导干部晋升到副部级职务的平均年限为18.2年（比21.3年缩短了3.1年）。晋升到副部级领导干部的最短年限是14年（团中央书记处书记陆昊），晋升到正部级领导干部的最短年限为22年（农业部部长孙政才）。

可见，“60后”大学毕业后仕途坦荡，在官场上活动游刃有余，说明了他们较快地而且很好地适应了中国的政治生态环境。

按照干部职务晋升制度规定，大学本科毕业生初任职务为科员，晋升副科、副处、副厅和副部职务的要求在下一级职务上任职满3年以上，晋升正科、正处和正厅职务的要求在下一级职务上任职满2年以上。根据逐级晋升规定，本科毕业晋升至副部级职务最短时间要求18年以上，年龄最小应在40岁以上。从21位“60后”的详细晋升资料分析，他们由副科晋升到正科平均年限为2.4年，正科到副处为3.4年，副处到正处为2.7年，正处到副厅为3.2年，副厅到正厅为3.7年，正厅到副部为5.1年。这说明在同一层次职务中“副”升“正”时限较短、较易，但由下一职务层次中的“正”升到上一职务层次中的“副”时限较长、较难。不过平均来看，“60后”的各级职务晋升时限大体上与前述职务晋升规定相符，但其中不乏破格（破格规定年限）记录。破格次数占职务晋升次数的24.7%，几乎每位“60后”（占总数的80%）都有破格经历，科、处、厅的六个职务层次上都有不同比例的破格晋升者，说明“60后”在不同时期或者不同工作阶段都有优异的工作表现，并得到组织人事部门或者上级领导的赏识。

“60后”的六大从政路径

“60后”的从政路径各不相同，纷繁复杂，但仍然可以根据不同标准划分不同类型。根据“60后”担任省部级领导干部之前的主要任职经历为标准进行划分，大体上分为以下六类：

第一类是机关路径，即大学毕业后直接进入党政机关工作，由科员逐步晋升至省部级领导干部行列。经由机关路径而晋升的“60后”25人，占35.2%。机关路径又分两种情况，即高层机关路径和基层机关路径。高层机关路径的主要工作经历是在中央政府或者省级政府工作。如原人事部副部长唐军，1983年大学毕业后工作于劳动人事部，历经科级、处级和司级领导干部，一路走来，2007年担任人事部副部长。高层机关路径缺少基层从政经历和基层工作经验，弥补缺陷的组织手段就是挂职锻炼。唐军任人事部副司长期间，曾挂职于银川市副市长一职。基层机关路径指大学毕业后从基层政府工作做起，逐步晋升至省部级领导干部。

第二类是共青团路径，即大学毕业后主要从事共青团工作，后转入党政机关担任省部级要职。经由共青团路径晋升的“60后”7人，约占9.8%。最典型的是新疆自治区任副主席胡伟。胡伟从1984年任浙江省德清县团县委书记开始，主要供职于“团口”，除1986年至1994年的八年担任浙江省安吉县委和县政府领导外，几乎一直任职“团口”，2001升至团中央书记处书记，2005年调任新疆自治区副主席。

第三类是国有企业路径，即大学毕业后主要在国有企业工作，并逐步晋升到高级管理人员行列，后转入党政机关担任省部级要职。经由国有企业（主要是央企）路径晋升“60后”13人，约占18.3%。最典型者就是原国防科工委主任张庆伟。他1982年大学毕业后在国有企业从事飞机设计和企业管理工作，逐步晋升至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总经理和党组书记的位置，后进入中央政府担任国防科工委主任，现任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

第四类是大学路径，即大学毕业后主要在高等院校从事教学科研工作，逐步晋升至大学高层管理人员，后转入党政机关担任省部级要职。经由大学路径晋升的“60后”16人，约占22.5%。最典型的莫过于广西自治区副主席陈章良。陈章良于1987年毕业于美国华盛顿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回国任教于北京大学，1995年升任北大副校长，2002年升任中国农业大学校长，2008年进入党政机关担任广西自治区副主席。

第五类是研究机构路径，即大学毕业后主要在科学研究机构从事科研工作，逐步晋升至科研机构的高层管理职位，后转入党政机关担任省部级要职。经由科研机构路径晋升的“60后”7人，约占9.8%。最典型者是国家保密局局长夏勇。他1982年大学毕业后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做社会科学研究工作，2002年升任法学研究所所长，后于2004年进入党政机关担任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2005年升任国家保密局局长。

第六类为其他路径，包括从新闻媒体单位、作家协会和军队各晋升1人，约占4.2%。

六大路径：成长道路的客观描述

六条途径涵盖了“60后”的所有从政路径。这些路径既是对“60后”成长道路的客观描述，也是中央多渠道选拔培养高级领导干部制度的真实写照。

机关成长道路虽在比例上占第一位，但也仅占1/3强。通过这条途径成长起来的“60后”，熟悉政府机关决策程序，人脉较好，对政府工作驾轻就熟。

排在第二位是高等院校成长道路，比例上占到近1/4，但若连同科研机构成长道路一起计算，比例上接近机关成长道路，也占1/3（33.4%）强。这个数字说明有大量专家学者进入党和国家高层机关中。这条途径既实现了专业化和知识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要求，也给高层决策带来更多的理论指导，使得公共政策制定的理性程度逐步提高。

国有企业高层管理者进入政府排在第三位，比例上占到近1/4。通过这条途径成长起来的“60后”，他们的经济头脑和市场视野给政府带来的冲击是其他途径无法取代的，在经济导向的政府决策中，这些“60后”一直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副科级转正工作总结范文第3篇

随着S省资源型经济转型的加速推进和产业升级的不断深入，近几年来，经济转型与产业升级逐渐成为S省各市、县政府工作重点。而F县作为部级扶贫开发重点县，位于S省西部， 5 镇 2 乡， 辖 169个行政村，国土总面积 1434.1 平方公里，其中耕地 27 万亩，林地 102 万亩，天然草地 17 万亩。全县林草覆盖率 为 39%。可开采的矿产资源主要有煤、铁、铝矾土、透闪石、 辉绿岩等 20 多种。目前全县总人口 14.2 万，其中贫困人口 10.22 万人， 近年来，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全县以科学发展观和正确的政绩观为指导，大力实施以推进农业产业化、工业规模化、进入“十二五”，如何进一步发挥资源优势，加快经济转型与产业升级，是F县实现科学发展、跨越式发展所面临的重大课题。目前该县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发展不足，只有进行经济转型与产业升级才是根本出路。F县应将经济转型与升级作为当前和今后经济工作的重点，这是十分必要的。

 

一、F县的经济发展与产业结构现状

 

(一)经济发展现状

 

F县地处晋西北高寒山区，农田面积广阔，作为一个地广人稀、经济欠发达地区该县经济总量小，基础经济薄弱，产业结构不够优化，支柱产业为农业，工业化水平较低，县域经济发展缺乏后劲。因为农业长期靠天吃饭，粮食产量较小且比重低，工业发展缓慢;与全市平均水平和其它县差距较大，投资力度不足也是制约其发展的主要因素。2013年该县地区生产总值增幅全市第八，实现8.51亿元，同比增长19.3%;财政收入增幅全市第十，但该县在全市的经济增长竞争中处于弱势水平。

 

(二)产业结构现状

 

F县是一个以农牧业为主的山区小县，主要有以“马铃薯”为主的农业产业和农副产品加工业，以及煤焦产业等。该县第一产业所占比重较低，连续三年平均在27.5%左右，第二产业所占比重平均为17.58%;而第三产业所占比重较高，平均为54.95%，三次产业结构比例不合理。三年来，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虽都有小幅度提升，但第三产业所占比重仍然较高。虽然，第三产业的比重比较高，可是，第三产业对全县经济发展的拉动并不大，该县的经济在全市经济发展中是比较靠后的，经济发展还是不快。产业济结构中存在许多制约经济发展的因素，对经济结构的调整迫在眉睫，针对当地资源和环境对其经济结构作调整。

 

二、经济转型与产业升级面临的困难和挑战

 

(一)产业结构层次不高，支柱产业薄弱

 

F县经济总量偏低，工业化水平不高，产业发展总体上还处于较低阶段。如上面表2-3所示，该县第一产业所占比重较低，连续三年平均在27.5%左右第二产业所占比重平均为17.58%;而第三产业所占比重较高，平均为54.95%，三次产业结构比例不合理。三年来，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虽都有小幅度提升，但第三产业所占比重仍然较高。虽然，第三产业的比重比较高，可是，第三产业对全县经济发展的拉动并不大，该县经济发展还是不快。由于该县经济转型与产业升级带来了相当大的困难和挑战。此外，该县支柱产业发展也比较缓慢，对经济的拉动力较弱;支柱产业的市场影响力也不足，同时缺乏规模效益和产业化经营效益。因此，该县要加快经济转型与产业升级就必须提升产业结构层次，加强支柱产业的发展。

 

(二)城镇化进程缓慢，农业投入力度不强

 

F县有5个镇、2个乡，扶贫开发重点县， 辖 169个行政村，国土总面积 1434.1 平方公里，其中耕地 27 万亩，林地 102 万亩，非农业人口只有2.3万，仅占全县总人口的25.6%。F县城镇化水平为31.25%。尽管它高于平均水平，但他远低于山西省的城镇化水平(47%)。该县有城镇人口30648，有总人口82750，城镇化人口占总人口的31.25%。这对经济的发展有一定的阻碍作用，也制约了该县经济转型与产业升级的进程。

 

(三)自主创新能力弱，创新动力不足

 

F县的科技水平较低，科技人才匮乏。目前，该县大部分企业是依托当地农牧资源而兴建的本土企业，大部分企业的生产能力低下、工艺技术水平落后、产品质量不高，拥有自主创新能力的企业更少，多数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不强，缺乏核心技术和品牌，大部分企业尚未真正走上依靠科技进步的发展之路。自主创新能力弱严重影响着该县的经济转型与产业升级。

 

三、经济转型与产业升级的建议

 

加快经济转型与产业升级是F县破解经济缓慢发展的难题、实现经济平稳快速发展的根本途径。对于加快该县经济转型与产业升级提出以下几条建议。

 

(一) 加快支柱产业结构层次，加强支柱产业发展

 

一是改善农业内部结构，提高农业产业化水平。该县要立足本地资源优势，推进以马铃薯为主的农业的产业化进程，努力构建具有F特色的加工产业集群，进一步完善以“马铃薯”为主F县的农副业;二是推动工业产业升级，增强工业可持续发展能力，大力发展循环经济;三是大力发展服务业，拓宽服务业的发展空间，提高服务业的整体产业化水平。

 

(二)加快城镇化进程，加大农业投入力度

 

该县要加大在城镇化建设方面的投资力度，扩大城镇规模，提高全县城镇化水平。一是要加快城镇化建设进程，完善城镇基础设施功能，加快产业升级;二是要完善农村农民生产和生活的基础设施，建设具有城镇功能的新农村。同时，该县要加强第一产业的基础地位，加大农业科技投入和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加快现代生态农业的产业化进程。表现在要发展以“马铃薯”为主的农业特色产业和农副产品加工业，强化各种农副产品的品牌经营，创新经营方式，走特色现代化农业发展之路。

 

(三)增度强自主创新能力和创新意识

 

一是强化创新意识，树立自主创新的新观念;二是政府要加大对科技创新的扶持力度，加强对科技经费的合理配置和监管，走出一条具有F县自身特色的自主创新道路;三是该县要从自己的实际出发，创新经济发展模式，从模仿向创新转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不强是该县经济转型与产业升级最致命的弱点。因此，该县在制定产业升级政策过程中，要鼓励支持企业在技术和产品等方面自主创新。

副科级转正工作总结范文第4篇

这亦堪称罗志军自去年底新任江苏省“一把手”以来，组织的声势最为浩大的一次外省市学习考察。汇丰银行全球研究中心此前的一份报告称，江苏省预计最早将在2012年超越广东省成为中国所有省市自治_区中最大的经济体。而对于这位出身共青团、后在江苏经营10余年的高官而言，如何推动江苏的转型升级，是一场不小的压力。

搭上仕途再上层楼的“末班车”

现年60岁的罗志军，是在2010年12月6日接替已年满65岁退休年龄的梁保华，由江苏省省长升任省委书记的。

他以不到3年的省长经历，即获任“一把手”，被外界普遍认为升迁较快。在罗志军接任江苏省委书记后，有海外媒体甚至评论说，其自此终于搭上了在2012年十时仕途再上层楼的“末班车”。

在罗志军之前，曾任江苏省委书记的回良玉、李源潮都得以晋升党和国家领导人，回良玉现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李源潮现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组部部长。

与此同时，科技部原党组书记李学勇调任江苏省委副书记，并被提名江苏省省长候选人。而在外界看来，罗志军的转正当是意料之中，李学勇的空降补缺则属意料之外。

江苏组织系统内部官员对媒体透露，江苏这些年以来，省长基本是由江苏省内产生，不过，最有可能接任省长的两个人选――常务副省长赵克志和专职副书记王国生――先后调到外省任职省长，这为从中央部委空降干部提供了空间。

有观察人士认为，一直在科研系统任职的李学勇到沿海经济强省担任省长，显示中央对“十二五”期间经济转型，尤其是利用科技创新推动下一轮经济发展的重视。中央希望借此推动江苏为全国树立典范。“李学勇对科技创新领域极为熟悉。这对江苏下一轮经济成长极为关键。”

值得一提的还有，罗志军、李学勇的党政新组合也暂时性形成一种现象：“一把手”是中央候补委员，“二把手”是中央委员。

团系统资深人物

公开资料显示，罗志军，1951年生，辽宁凌源人。早年参军入伍，曾在北海舰队服役。

有未经证实的说法称，他系少将罗文之子。罗文上世纪30年代参加革命，后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1964年晋为少将，曾任总后勤部检查局局长等职，被称为“总后四大才子”之一，1996年10月在北京逝世。这一背景，或为罗志军的早期仕途起步提供了常人难以企及的优越条件。

1978年罗志业后，被分配至北京医用射线机厂工作，任厂团委书记。他被外媒视为共青团系统的资深人物，其与团系统的渊源肇始甚至比李源潮还要早。当时，李源潮还在上海市卢湾区业余工专担任一名普通教师。

罗志军进入团中央的时间也比李源潮早。1980年，罗志军进入团中央机关报――中国青年报社工作，而李源潮当时在复旦大学数学系数学专业学习，担任系团总支副书记、书记，是名学生干部。

不过，1983年李源潮开始超过罗志军，一年内先后任共青团上海市委副书记、书记，书记处书记，而罗志军当时还在副处级的位置上挣扎。1990年，罗志任团中央另一下属机构――中日青年交流中心副总经理，1993年2月，升任团中央常委兼实业发展部部长。同时，进入中国政法大学进修，于1995年获得法学硕士学位。

在共青团系统打下基础的罗志军，于1995年获得“外放”机会，出任江苏省南京市副市长。在那里，他与团中央的老同事李源潮很快又开始了另一段“交集”。2001年10月，罗志军升任南京市委副书记、代市长，次年1月正式任市长。他的扶正，恰与李源潮到任江苏省委副书记、南京市委书记的时间几乎同步。

外媒称，二人在南京搭档期间，罗志军在各种场合处处留意，维护李源潮的权威，深为李所赏识。此后，他的仕途更与李亦步亦趋，急速攀升：2002年李源潮出任江苏省委书记，罗志军于次年4月接任江苏省委常委、南京市委书记；2007年李源潮晋升中央政治局委员后，2008年1月，罗志军升任江苏省委副书记，江苏省副省长、代省长，同年1月当选为江苏省省长。直至去年底，最终顺利跻身江苏“一把手”之职。

江苏的第三次转型

据统计，2010年江苏省实现GDP(国内生产总值)40903亿元，仅次于广东省的45473亿元，后者已感到被超越的危机。汇丰银行研究报告亦指，江苏或在2012年就将超越广东成为中国经济最强的省份。但江苏的更大目标在于，转型升级已成为其未来发展的核心思路。

今年3月全国“两会”期间，罗志军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将江苏改革开放30年的历史归纳为“三次转型”：第一次是上世纪80年代，以发展乡镇企业为标志，加快推进工业化进程，江苏实现了由农业大省到工业大省的转型；第二次是上世纪90年代，以扩大开放为动力，大力发展开放型经济，实现了由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对外开放的转型；如今，江苏正进行由经济大省到经济强省的第三次转型，其核心是大力推进科技创新，提高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推动更多的“江苏制造”向“江苏创造”提升。

为此，江苏提出把科教与人才强省作为基础战略、把创新驱动作为核心战略，其所关注的不仅仅是经济增长指标，更是创新指标。

在江苏省的“十二五”规划中，“创新”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对创新能力更有明确的目标：研发投入占GDP比重要达到2.5％，科技进步贡献率要提高到60％以上。

事实上，对创新和转型的重视，也是罗志军一直以来的施政理念。2008年1月，他就任江苏省省长，当年下半年，恰逢全球金融海啸，在其主政下，江苏成为全国率先实现经济回暖的省份。2009年江苏全省经济工作会议期间，科技部发出报告，确认“江苏区域科技创新能力”全国第一，“对抵抗金融危机有重要意义”。

官媒报道称，罗志军上任省长之初就反复强调，经济结构要优化，富民要优先，发展方式要转变。而更早前，其历任南京市市长和市委书记，曾连续5年，南京市委1号文件年年都与“富民”有关。

2011年江苏省实施居民收入7年倍增计划，相当于每年上涨10％左右。以往居民收入增长一直慢于GDP增长的现象将得到改善，经济增长带来的利好将更多体现到城乡民众身上。“创新是过程，富民是目的，不能把过程当成目的。最终要把创新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罗志军说。

去年，江苏新能源、新材料、生物技术和新医药、节能环保、软件和服务外包、物联网产业的销售额已高达2万亿元，增长35.8％。江苏还制定了新兴产业倍增计划，计划力争到2012年六大新兴产业销售收

入达到3万亿元左右，成为其经济新的重要增长点。一旦完成该目标，这将是目前为止全国各省市区所规划目标最大的新兴产业发展规划。而到“十二五”期末，江苏新兴产业计划达到5万亿元的整体规模。

作为人口大省和资源小省，江苏正试图走出一条新路：破解人口红利，破解资源困境，破解固定资产投资不可持续的困境。

不过，与全国其他多数地方类似，面对尤其在金融危机后对投资拉动的过分依赖，消费长期不彰导致的经济结构失衡，土地财政下的房产泡沫风险，乃至江苏自身南北差距的历史性问题(苏北人均GDP多年来只有苏南的1／3左右，但近年差距拉大的趋势已有所扭转)等，横亘在罗志军所谓江苏转型攻坚战面前的不乏诸多难关。

人事布局支撑

在中国的现实语境下，转型升级不仅需要战略规划和政策支持，某种程度上更依赖于人事支撑。

如果说，近30年改革开放浪潮中成长起来的发展经济能手构成了江苏官员主流，使得江苏在没有广东的额外政策，缺少山东的丰厚资源情况下，与这两省不相上下，在全国GDP排行榜中名列前三甲。苏州更成为省级领导干部的摇篮，形成大陆政坛特有的“苏州现象”。那么，如何为当前的转型升级寻找新的合适的官员梯队，则成当务之急。

此前，据知情人士透露，中央最终敲定罗志军与李学勇的组合，担当人事工作的李源潮是重要的征求意见对象之一。

祖籍江苏涟水、并在江苏工作多年的李源潮对家乡情有独钟，在中组部的支持下，江苏人事制度改革表现突出。

2011年4月下旬，毛小平、缪瑞林、丁大卫分别转任无锡、宿迁和南通的市委书记。这三人成为江苏首次通过公推票决产生的省辖市市委书记。其间，打破中共上级“研究决定”既定程序，实行“提名海推”和“全程差额”，颇受外界瞩目。

公推票决三市市委书记是江苏人事制度改革的继续延伸，只不过这次岗位更重要、民主推荐范围更广。

其实，早在2004年，宿迁市就试点直接选举了镇党委书记。随后，这项试点逐渐扩大了范围。

去年春天，权威部门统计了从2000年至2010年10年间，江苏全省通过竞争性选拔方式产生的干部已达10万人以上。其中，8840人通过公开选拔走上各级领导岗位，包括140多位市厅级和340多位正处级干部。在江苏省委送达中组部的汇报材料上，李源潮批示“推广江苏经验”。

分析表示，上世纪90年代，时任江苏省委书记陈焕友提出“江苏省要力争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倾力打造了苏南地区的高速发展模式。继任者回良玉继承了这一发展思路。这一时期，江苏既出成绩，又出经验，同时也出高干，但人事制度改革上中规中矩。

进入新世纪，李源潮主政江苏期间，“公推公选”形成模式，自成一例，提拔重用了一批锐意改革的干部，成为新时期的干部梯队。而眼下罗志军在推动江苏人事制度改革继续前行上的努力，同样值得外界期许。

罗志军简历

1951年11月生，辽宁凌源人，1969年4月入党，1968年2月参加工作，在职研究生学历，硕士学位。

1968年2月海军北海舰队战士、文书、技师；

1978年9月北京医用射线机厂团委书记；

1980年12月中国青年报社干部，发行处副处长，报社副秘书长，秘书长；

1990年7月中日青年交流中心管委会委员、副总经理；

1993年2月常委、实业发展部部长，团中央常委、实业发展部部长、中国青年实业发展总公司董事长(其间：1994.01-1995.09，中国政法大学政治学与行政管理系政治学专业在职硕士研究生学习)；

1995年9月南京市副市长，市委常委、副市长；

2001年9月南京市委副书记、副市长；

2001年10月南京市委副书记、代市长；

2002年1月南京市委副书记、市长；

2003年4月江苏省委常委、南京市委书记；

2008年1月4日江苏省委副书记，江苏省副省长、省长；

2008年1月31日当选江苏省省长；

副科级转正工作总结范文第5篇

通过完善城市管理工作机制，进一步明确市区两级城管职责，进一步建立城市管理责任制度，进一步推进管理重心下移和管理领域延伸，形成“责任明确、分级负责，责权对等、高效运转”的工作格局，促进城市管理工作上水平、上台阶。

二、基本原则

在学习借鉴外地城市管理工作成功做法的基础上，结合我市实际，我市完善城市管理工作机制的基本原则是：完善分局功能，执法重心下移，管理全面覆盖，市区齐抓共管。

（一）市城管执法局是市政府专司城市管理的工作部门，承担着城市管理的职责，是责任主体单位。负责行政执法队伍的教育管理、综合协调、执法保障和行政执法的督促、指导、考核、行政审批等。

（二）为了充分发挥街道、社区的优势，借鉴外地的做法，将环卫清扫、保洁作业权下放到琅琊区、南谯区和*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市城管执法局负责垃圾的中转、运输、处理和环卫基础设施建设、维护及市容环境卫生的宏观管理等工作，同时负责对三个区环卫清扫保洁工作的督查与考评。

（三）保留分局建制，增设开发区分局，充实三个区城管执法分局力量，全面推进“7＋*”模式的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工作，执法范围做到辖区内“全面覆盖、不留死角、长效管理”，三个分局管理范围覆盖*市城市规划区的全部（面积95平方公里）。

（四）市城管执法局将执法人员分配到三个区分局，具体执法活动和行政处罚权由三个区分局行使。

（五）全面推进城市“棋盘式”管理，做到定岗、定人、定责、定奖罚。三个区分局按照街道办事处的行政区划，下设城市管理执法大队，对辖区内的占道经营、占道堆放、乱贴乱画、绿化美化等行使行政执法权，并对各街道、社区的清扫保洁工作行使监督权。

（六）区行政执法分局服从区委、区政府的领导，接受区委、区政府的工作部署和安排。分局执法人员的考核工作由市行政执法局和区委、区政府共同负责。分局领导班子的任命应当征求区委、区政府和开发区工委、管委会的意见。

三、具体方案

按照上述原则，市城管执法局下设机构保留环卫处、渣土管理处、城管公安支队、公园广场管理处和琅琊城管执法分局、南谯城管执法分局，撤销一、二、三、四支队，成立城管执法督查支队、开发区城管执法分局。环卫所及垃圾中转站（不含中转站）以下的清扫保洁作业按属地管理原则分别移交各区。

（一）成立*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督查支队，为市城管执法局的直属机构，副处级建制，领导职数一正两副。定编20名，督查支队下设两个大队（正科级），每个大队设大队长1名。其主要职能是对全市的城管行政执法、市容管理进行检查、督查、考核。

（二）成立*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副处级建制，定编45名，设局长1名，副局长2名。内设办公室（法制宣传科）、综合执法科（均为正科级），下设三个大队（正科级），每个大队设大队长1名。

（三）*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琅琊分局的编制由原来的40名增至110名，设局长1名，副局长3名。内设办公室（法制宣传科）、综合执法科（均为副科级），下设七个大队（副科级），每个大队设大队长1名。派驻各办事处大队的大队长兼任各办事处的副主任。

（四）*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南谯分局定编50名不变，设局长1名，副局长2名。内设办公室（法制宣传科）、综合执法科（均为副科级）。下设五个大队（副科级），每个大队设大队长1名。

（五）城市管理公安支队由原来的两个大队增设为三个大队，分别派驻三区执法分局。三个大队的大队长分别兼任三个区城管执法分局的副局长。

（六）将环卫处所属的负责清扫保洁的环卫所，按照人随事走的原则，按管理区域划入各区。下划人员级别工资、环卫清扫保洁临时用工人员的待遇维持不变。

（七）市环卫处增设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填埋场管理办公室、*市生活垃圾处理费征收中心，均为全额拨款事业单位，正科级建制。填埋场管理办公室定编25名，征收中心定编15名，人员从市环卫处内部调剂。

四、其它

（一）琅琊、南谯两区城管执法分局（支队）成立时分别从两区选调的人，本着自愿的原则决定去留，留下的人员按事业编制参公对待，回区里的人员，按原身份对待，由区里接受安排，不再留任市城管执法局及其分局。

（二）滁城95平方公里范围内市城管执法局现有保洁范围内，清扫保洁费用（中转站以下），按实下划三个区，同时给予适当补助，由市财政一并直接列入三个区财政支出基数，以后建成区扩大所增加清扫保洁费用经费标准提高，由区里确定和承担。开发区原承担的道路清扫保洁经费仍然由开发区自行承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