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经济论文范文第1篇

一、新古典主流经济学批判

笔者认为，新古典主流经济学的“科学”地位主要是靠两大支柱支撑的：经济学的数学形式化和实证主义科学哲学。数学形式化已成为主流经济学的本质特征，正如英国经济学家霍奇逊写到的，“在20世纪20年代以前，在公开发表的论文中，用词语表述的占到90%以上。但到20世纪90年代，在主要的和历史悠久的杂志上90%的文章是由代数、微积分和计量经济学所支配”[②]。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学的数学形式化就遭到了越来越多的批评，但是，这些批评无法阻挡它的蔓延之势，近年它又成为中国经济学西方主流化的重要特征之一。例如，留美经济学博士、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龚六堂的看法就很具有代表性。在接受中国经济学教育科研网记者的在线访谈时，龚六堂指出，“在广泛的引入数学工具以后，经济学已经可以称的上一种科学了。”[③]无疑，对于经济学中数学形式化不遗余力的推行者来说，是否使用数学已成为判断一个学者的研究是否是科学的标志，他们甚至把数学看作是真理的化身。然而，正如美国数学家和数学史家克莱因指出的，数学作为人类的一种知识体系，它显示了人类理性的能力、根源和力量，但正如其它知识体系一样，数学本身同样显示了人类理性的局限性。如果稍微浏览一下数学史，我们就会知道，正如经济学一样，数学的发展过程同样充满着矛盾、混乱和冲突。因此，如果把数学作为判断科学与否的标准，实际上就是把我们人类的智力创造物作为真理的化身了，这确实是在哈耶克意义上的“致命的自负”论文。

笔者并不反对数学在经济学中的应用，但反对它在经济学中的泛滥。经济学是一门社会科学，然而奇怪的是，学经济学的学生无须具备历史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等方面的必备知识，但却必须“精通”数学。数学在经济学中果真是这么重要吗？非也。乔治斯库—罗根金指出[④]，对经济学来说，数学模型在以下两种情况下是有用的。第一，在工程经济学中，已知价格和生产系数，试图求出最优解，这处理的是约束条件，最好的例子是线性规划。第二，对于推理来说只作为一种明喻，但我们首先必须具有某种推理，如果忽视了这个条件，我们就陷入了无用的数学游戏。经济理论的创新总是先于词语或数学的表述，乔治斯库—罗根写到，正如许多著名的数学家认为的，数学的任一分支只是一种逻辑上的同义反复，在数学发展史上精确的新奇是一种“新”定理的发现行为，而不是定理本身。因此，数学在经济学中的应用并不标明理论的创新。霍奇逊也指出，数学是有用的，它的发现是富有创造力的，但它的应用只涉及到逻辑的演绎推理，而不是理论上真正的新奇。在例外的情况下，数学能鼓励理论的变化，如博弈论的发展最终导致了西蒙“有限理性”概念的更广泛的接受，然而，这个概念的创造本身不是来自数学。在大多数情况下，把注意力集中在推理的形式化链条上，而不是隐含的范畴和基本假定上，鼓励了理论上的保守主义而不是创新[⑤]。总而言之，数学在经济学中只能作为一种辅助的论证工具起到作用，经济理论的创新丝毫不会来自数学的应用，经济学特别是理论经济学能否成为一门科学根本与数学无关。

更为重要的是，在我们下面所谈到的批判实在论当中，存在着这样一种极端的观点：数学形式化建模完全不适合对社会经济现象进行真正的科学研究。让我们首先说明数学的应用需要具备的条件，由于数学推理是逻辑上的同义反复，所以它是以如下形式的事件规则性为条件的：“每当有事件x，就会有事件y产生”，这是一种导致数学形式化建模得以应用的封闭系统。因此，对于那些假定科学就意味着使用数学的人来说，经济学可以是并必须是科学的这种断言实际上就是主张，上述事件规则性和封闭系统在经济社会领域上是普遍存在的。198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莫里斯•阿莱就明确地提出了这种主张。他写到，“任何一门科学的基本条件就是可以分析并加以预测的规则性的存在。天体力学就是恰当的例证。但对于许多经济现象来说，这也是真实的。确实，它们精确的分析展示了就像在物理科学中所发现的令人惊异的规则性的存在。这就是为什么经济学是一门科学，为什么这门科学要依赖与物理学同样的一般原理和方法”[⑥]。

但是，在过去20多年间发展起来的批判实在论（criticalrealism）社会科学哲学对上述科学观念提出了强有力的挑战。批判实在论科学哲学最著名的代表人物之一巴斯卡(bhaskar)观察到，自然科学中所得出的事件规则性事实上大部分只发生于实验状态之中，它们不是自发产生的，而是人类干预的结果。事件的规则性只可表述为“在条件e之下，事件x恒常地导致事件y”，而非“事件x恒常地导致事件y”，条件e即代表人类对自然的干预，即实验状态的建立。根据这种观察，自然科学对任何实际事件规则性的认识都离不开人类对自然的干预；巴哈斯卡还观察到，在受控实验活动中所得出的结论或“规律”常常可以成功地应用于实验状态之外，这就是巴斯卡有关自然科学实验的两个著名问题。

为了解释这两个问题，巴斯卡指出，我们必须放弃自然是由事件的规则性构成的这种实证主义自然观，而把世界看作是有结构的，是不及物的，是不可化约为我们所经历的事件的。批判实在论认为，世界不只是由事件和事物状态以及我们对这些实际的经验或感觉所构成的，而且也是由更深层的结构、机制和趋势所构成，虽然我们对其无法进行直接观察，但它却管束着我们经历到的或未经历的实际事件。与实证主义的经验实在论不同，批判实在论认为，实在本身远不是无景深的，而是复杂的、有差别和多层级的。三个重叠但本体上不同的实在领域被区分，即经验的(经历与印象)，实际的(除经验之外包括事件和事物状态)和深层的(除实际事件和经验外包括结构、机制、力量和趋势)。按照批判实在论的看法，实在的这三个领域不仅在本体上是不同的，而且关键性的是它们相互之间经常是“不同时”发生的。因此，当经验与事件不一致并允许对给定事件的经验进行对比和修正时，事件也典型地与管束它们的结构或机制是“不同时的”。例如，就结构与事件的不一致来说，秋叶与重力规律的作用是“不同时的”，因为秋叶是否落地也受制于热力学的、空气动力学的和其他的原因或趋势。

现在，我们就能对巴斯卡有关自然科学实验的两个著名问题做出解释了。按照批判实在论，秋叶落地的实际状态和管束秋叶落地的机制或结构是不一致的，秋叶落地是由重力的、热力学的、空气动力学的、惯性的以及其他各种相互抵消、相互强化的多重机制所决定的。实验活动的作用就在于为了分离出某种机制，通过干预，把所有其它潜在地处于抵消或强化状态的机制隔离开来，建立起一对一的因果关系。因此，实验的作用就是要创造一种特定条件，在这种条件下，非经验性的规律、趋势或某种机制作用的方式在经验上可以被确认。当然，规律本身总是在发挥着作用，只要存在着能引起反应的条件，机制就能被激活，不论是否别的在发生，例如，即使树叶在我手中，它也服从重力趋势。因此，受控实验中所发现的规律为什么常常能成功地应用于实验之外，原因就是人们通过对自然界的作用，激活了规律发挥作用的相关环境。在这些地方，事件的规则性根本不是显而易见的。事件规则性只是在实验控制的条件下才能自发产生，而自然科学通过封闭隔离从而获得事件规则性的实验是科学的一种特殊情况，这种特殊的情况是数学形式化建模得以成功应用的条件。

但是，在人类社会领域中，通过实验控制获得这种事件规则性的可能性是相当有限的，甚至是不可能的。因此，根据批判实在论科学哲学，在经济学和社学科学领域中，数学形式化建模得以应用的条件并不存在，经济学的数学形式化是它盲目地崇拜自然科学成就的产物。批判实在论经济学方法论代表人物劳森指出，新古典主流经济学把适用于物理化学实验的条件搬到经济学的社会领域是错误的，这种错误的根源就来自于实证主义科学哲学把自然科学实践误解为对事件间普遍关联规则性的研究。为了形式化建模的需要，新古典主流经济学在其理论结构中做了两种封闭：内在封闭——一种原因总是产生同样的结果，它意味着现象的结构是稳定的和不变的；外在封闭——一种结果总是有同样的原因，它意味着从给定的约束和行动，只有一种结果是可能的。把这两种封闭条件结合起来，主流经济学就采用了一种封闭系统的思考，通过演绎在事件层次上对经济现象进行决定论的解释，劳森斥之为演绎主义。为了充分达到使用数学的“科学性”，主流经济学做出了如下简化的假定：技术和制度约束（实际上是不变）、均衡结构、给定偏好、代表者、理性最大化，等等，这些与现实毫不相干的假定就是上述封闭性思考的体现，而这种封闭性思考，真正地把经济学限定于了实证主义科学哲学的鼻祖孔德为“科学”所划定的界限之内了。孔德写道，在知识的每一分支上，若要使我们的研究具有实证性，那就必须把它们的范围加以限制，只去研究实际存在的事实，而不必努力去了解这些事实的初始和最终结果。然而，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又如何能理解和解释经济生活历史性变化的过程呢？

二、范式革命与新政治经济学的诞生

对于许多主流经济学家来说，新古典经济学就是经济学，在他们看来，所谓现代经济学就是新古典经济学，异端经济学各流派是视而不见的，这种话语实际上就是新古典经济学霸权地位的写照。正如剑桥大学27名博士生的公开信写道的，这种单一的对经济现象的解释分析方法垄断了经济学，它已经在这个专业中创造了一种社会惯例，那就是：只有符合那种主流方法的经济学的知识成果才是好的研究成果。因此，其他模式下的经济学知识都很容易被当作过于贫乏或者根本不属于经济学而不予考虑。然而，正当主流经济学拒斥异端经济学的各种批评，陶醉在他们自己所营造的“象牙塔”之中时，他们吃惊地发现，法国学生使用了精神病学上的一个术语autism[⑦]对其做出了诊断：自我封闭，缺乏与其他学科的交流和社会交互作用，专注于数学幻想，由于有限的和专门化的词汇所导致的语言损伤，过度迷恋某种东西（假定和模型），这种智力缺陷已使它没有能力解决真实世界中许多重要的问题。正如陈平教授在谈到美国经济学会2000年年会的议程安排时所指出的，（主流）经济学家们目前正面临着类似于19世纪末权威物理学家所受到的历史的嘲弄，下面我们就简要说明为什么主流经济学面临着严重的危机，并概述新的经济学革命所具有的基本特征。

首先，在新古典经济学的“科学”体系中，经济学家们不再对人类创造力所导致的新奇事物充满惊异，换言之，他们已丧失了对复杂经济过程之奥秘充满好奇心的科学精神，这充分体现在它为经济科学所划定的范围上。钱颖一写道，在当今世界上被认可为主流的经济学……是唯一被经济学家们广泛接受的经济学范式。根据这种范式，“经济学家们看问题的出发点通常基于三项基本假定：经济人的偏好、生产技术和制度约束、可供使用的资源禀赋……（研究）人们如何在给定的机制下相互作用，达到某种均衡状态”[⑧]。说的更明白一些，新古典经济学就是在给定偏好、技术和制度不变以及既定资源条件下，研究经济行为者如何最优地对强加给他们的假定条件做出反应，这些假定条件的变化被看作是外生的，或者完全不给予解释，或者把它留给其他学科。很明显，经济行为者的创造性活动在这种理论体系中是没有地位的，因为这种创造性活动必定来自新古典经济学假定条件的变化，即新偏好的形成、技术和制度的创新以及新资源的创造，换言之，它关键性地取决于“新奇的创生”。很明显，如果一种经济学理论无法容纳“新奇的创生”，我们就很难说信奉这种理论的经济学家还会对人类创造力所导致的新奇事物充满惊异，这样的“科学”还会有何种科学精神而言？如果丧失了科学精神，这个学科将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状况呢？正如著名经济思想史家马克•布劳格痛斥的，现代经济学已日益成为一种为自身而所存在的智力游戏。而且，“克莱默和考兰德对美国顶尖大学研究生的一项调查揭示了一种骇人听闻的状况：这些年轻的和未来的经济学家们对经济或者对经济学文献没有兴趣。他们精明地感觉到，在经济学这个专业上的成功主要是取决于数理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的知识”[⑨]。这实在是对经济学家们智力创造力的一种，它是丧失了科学精神的新古典教研制度必然的结果。

其次，在新古典经济学这种貌似“科学”的体系中，经济学家们也丧失了作为社会科学家对弱势群体以及人类自身命运深切关怀的人文精神，从而把经济学改造成了一种冷冰冰的惟利是图的计算技术，以致于许多主流经济学家相信，经济学已经完全摆脱了道德判断和道德说教。更有国内学者以“‘不道德的’经济学”为题对此加以论证：“本文开始指出了经济学分析‘离不开’道德规范，紧接着又指出这种离不开只是把道德规范作为一种外生的条件或约束，而经济学本身作为一门学科不是研究道德规范，其任务也不是道德说教；最后进一步指出，经济学提出的政策建议或制度设计，不依赖于道德水平的高低，而宁可假定人们在道德水平极低的前提下进行工作，反倒更现实、也更‘保险’”[⑩]。这种看法充分体现了目前主流经济学占统治地位的信仰：存在着一种价值中立的实证经济学。正如罗卫东教授指出的，这种“不道德的”经济学包含了三重含义，一是经济学不研究道德问题，二是经济学不做道德判断，三是经济学研究活动本身是不讲道德规范的。在这种情况下，由于排除了性别、阶级、种族、道德伦理和经济行为者的观念等对经济活动产生重大影响的因素，经济学家还能怎样对弱势群体以及人类自身命运怀有深切的关怀？然而，通过经济思想史的考察和深入的理论剖析，罗卫东教授说明了这只不过是一种纯粹经济学的乌托邦。最近，威尔伯教授在《经济理论中的伦理学》[11]一文中也指出，经济学和伦理学是内在相关的，因为经济学家和经济行为者都持有塑造其行为的伦理价值。在第一种情况下，经济学家们必须理解他们自己的价值观如何影响理论和政策；在第二种情况下，这意味着经济分析必须扩大有关人类行为的概念。在笔者对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偏向提出严厉的批评之后，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网站就登载了从《投资杂志》2003年春季号传来的消息：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委员会宣布：“新古典经济学、金融等不是未来的潮流，因为如果没有考虑文化、政治和种族的性质（ethnicity），我们就不能理解个人和团体的人类行为，就不能解释21世纪的复杂性”[12]。评论者指出，这个决定不只是对post-autisticeconomics运动合法性的一个证明，而且也是对其所走道路的证明。

笔者认为，对任何社会科学学科来说，能否充溢新奇惊异和人文关怀的时代精神，是其理论框架具有科学性与否的关键性标准。这也是我们发展一种对新古典主流进行替代的经济学的基本出发点，因此，它必然赞成经济学是一种实在论的科学。与新古典主流封闭系统建模的方法不同，批判实在论科学哲学认为，由于人类具有真正的选择性，社会经济领域在本体论上与自然领域所存在的重大差别就是社会经济结构的存在依赖于人类的能动作用，这种能动作用包括人类的观念与行动。正是因为如此，社会结构只能展现于处于开放系统的人类活动之中。批判实在论科学哲学的社会经济本体论对经济学的实践具有重大意义。首先，在开放系统中，经济学家们所研究的某种现象的环境能够影响这种现象的行为，而且这种现象的形式和结构是可以变化的，因此，替代新古典主流的经济学必定是一种有关经济演化的科学，它是一种在其理论框架中能够使“新奇创生”内生化的经济学，这就是笔者之所以把演化经济学的发展看作是经济学革命策源地的重要原因。其次，在一个开放与结构化的世界上，人类的能动作用依赖于结构与机制，反过来，社会结构的任何方面也依赖于人类的能动性，结构与能动作用互为前提。这是因为，经济社会系统中的“新奇创生”必然是作为异质性个体创造的结果，而观念（或偏好、知识等）的变化是个体创造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经济学必须对经济行为者有关性别、阶级、种族和伦理等方面的观念和意义(meaning)进行阐释，新的经济学将吸收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有关社会存在的观念依赖这种解释学创见，但又避免了它把观念依赖与观念决定混为一谈的错误，因而它首先在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中实现了“意义”的内生化。最后，虽然人类的能动作用与社会结构相互构成，但这两者又是相当不同的事物。使这两种相当不同的事物发生接触的正是(内在的)社会经济关系，只有社会经济关系的概念才能说明个人如何因其自身原因采取行动，同时又对社会结构的再生产做出了贡献。因此，根据批判实在论这种社会经济关系的概念，新的经济学既拒绝方法论个人主义，又拒绝方法论集体主义，而赞成一种方法论的有机主义。

对于一种能使新奇和意义内生化的新型经济学来说，批判实在论科学哲学为其提供了一种不同于实证主义的科学的目的。首先，由于认识到实证主义所谓的事件规律性在经济领域中是极稀少的，因此，经济学的目的不是预测，而是对有关人类实践的识别、理解和解释，即识别、理解和解释这些实践未知的条件、人们的无意识动机、所利用的意会性技能和意外的后果。其次，由此所产生的政策目标主要是通过对管束和便利人类行动的结构性条件有见识的转变而达到人类的解放，即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通过结构转变，为社会各阶层提供更大和更平等的发挥创造潜力的机会。最后，因为社会结构对人们的实践所产生的转变是开放的，而人们实践的转变要依赖于他们对世界所持有的观念和理解。所以，与自然科学相比，经济学一个独一无二的功能就是要通过对人们的观念和理解进行批判性解释，以推动在社会结构与人类能动作用之间所能达致的转变，这是批判实在论这种科学哲学标签中“批判”这个术语所蕴含的意义。因此，根据批判实在论科学哲学，与自然科学家探索大自然奥秘的持久动力一样，新奇惊异也是社会科学的重要特征，但对于作为社会科学的经济学来说，追寻人生的意义同样是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内在的要求，而不是一种额外的附加。

我们应该指出，这种新型经济学的发展根植于自亚当•斯密以来的政治经济学传统，从这个角度来看，“范式革命”的概念并不适合，由于它是一种路径依赖的科学演化过程中的突现现象，因此，“范式转变”可能是一个更恰当的概念，正因为如此，笔者就把这种新型经济学命名为“新政治经济学”，相对于丰富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传统，这是一种继承与创新的关系。然而，如果它能把新古典经济学从主流的地位中驱除出去，使政治经济学重归经济科学的心脏地带，那么，这无疑是对新古典经济学的一场革命，让我们从经济思想史的角度对此加以说明。

我们知道，古典经济学家研究的重点是生产和分配，如何创造经济剩余和怎样对其进行分配是其核心问题，但在19世纪的边际革命中，新古典经济学把研究的重点转向了交换问题。凡勃伦在1900年发明了“新古典”这个术语用来说明马歇尔的工作与古典经济学的连续性，但莫里斯•多布却认为，把主流经济学定义为反古典的可能是更好的描述。熊彼特也对这个术语表示异议，他说，“把杰文斯—门格尔—瓦尔拉的理论称为新古典就像把爱因斯坦的理论称为新牛顿一样没有多大意义”。[13]我们知道，一些主流经济学家和异端经济学家都声称继承了亚当•斯密的传统，并对此争论不休。但实际上，亚当•斯密对经济理论的发展提出了两种不同的思路：经济均衡和经济演化，在古典经济学解体后，这两种不同的理论思路就分裂为经济学研究的两大传统：一种是20世纪30年代以后上升为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另一种则是反对新古典但其内部又相互攻讦的异端经济学各流派。

经济学研究的这两大传统具有根本性的不同。新古典经济学摈弃制度、技术、政治、人类心理和文化意识形态等因素，致力于发展一种不受这些因素影响的和给定资源条件下的最优配置的经济学，他们认为，这是一种更一般的和具有普遍意义的真正的科学，而“政治经济学”这个术语中“政治”所代表的因素无法反映这种“客观科学”的性质，因此就用“经济学”作为学科的称谓取代了“政治经济学”这个传统的术语。但是，异端经济学各流派从不同的角度反对把经济学的范围限制的如此狭小，总的来说，他们认为，经济科学应该包括更为重要的资源创造（即如何生产出更多的经济剩余）等问题，因此必须认真对待被前者所摈弃的因素。如果按照笔者的这种归纳，“政治经济学”这个术语作为经济科学的代名词要比“经济学”更适合。但是，经济学这两大研究传统的关键性分歧并不在于经济科学的范围，而是对经济科学的性质存在着对立的认识。在经济思想史中，“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实际上就代表了经济理论研究的两种不同方法。“经济学”坚持理性最大化假说、均衡结构和方法论个人主义，使用一种不受时空限制的和非历史的方法；而“政治经济学”则反对“经济学”的上述方法，具备了或隐含地赞成笔者对新政治经济学方法的概括：满意假说、演化结构、方法论有机主义和社会历史的方法。因此，在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中，所谓古典经济学解体后的政治经济学，主要是指异端经济学各流派，通常并不包括新古典经济学。

值得指出的是，目前在西方经济学界已出现了一种“新政治经济学（newpoliticaleconomy）”。方福前教授最早对这种“新政治经济学”产生的原因、主要内容和研究方法做了评介，他写道，西方新政治经济学试图把理性选择分析和制度分析、历史分析结合起来，把政策评价、规范描述和实证分析融入同一个理论体系，这使得新政治经济学具有与西方主流经济学明显不同的特征[14]。方福前教授的这个评价很恰当，但笔者这里所提出的新政治经济学则完全建基于异端经济学的主要流派，这些流派对理性选择理论都提出了严厉的批评，这使我怀疑西方新政治经济学的这种综合实际上仍是以新古典范式为基础的，它无法充分展示新奇和意义内生这种研究纲领的潜力，因而无法为异端经济学从根本上替代新古典经济学的主流地位提供一个统一的基础。此外，笔者也不同意西方学者对新政治经济学的狭窄定义：主要是研究国家和经济（市场）即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的关系。两者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别，为了体现这种差别，在新政治经济学这个术语的英译中，笔者建议使用前缀“neo-”而不是“new”翻译汉语的“新”字，以表示它与古典和异端经济学的继承和创新关系。

三、异端经济学的创造性综合

相对于丰富的政治经济学传统，笔者所倡导的新政治经济学“新”在何处呢？很明显，现在无法做出比较全面的概括，除了批判实在论这种科学哲学基础外，以下三点可能是最基本的。第一，演化是新政治经济学的核心范式。笔者认为，目前的社会科学正处于向演化的社会科学转变之中，但这个过程才开始不久。就经济学而言，虽然马尔萨斯和斯密等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对达尔命起到了重要作用，当代异端经济学许多流派的开拓者也是演化经济学的先驱，如马克思、凡勃伦和熊彼特等，欧洲老制度主义者更把他们的组织命名为演化政治经济学协会，但只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只有极少数经济学家明确地意识到，政治经济学必须转变成一种演化科学，笔者只不过是把政治经济学这种即将到来的创新命名为“新政治经济学”而已。

第二，新政治经济学是以新奇和意义内生为纲领的。魏特、福斯和霍奇逊曾把新奇创生的内生化定义为演化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在研究纲领上的根本差别，笔者曾据此提出对演化经济学各流派进行创造性的综合[15]。但通过对批判实在论更深入的思考，并受奥地利学派和汪丁丁等人[16]的启发，笔者认识到，对演化经济学来说，这种定义可能是不全面的，因为意义不仅是人类社会新奇创生的内在要素，而且演化经济学还需要它对新奇的价值进行判断，这使我加深了对女性主义经济学等其他异端流派重要价值的认识。异端经济学更广泛的综合可以为新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提供理论素材，而新政治经济学则是演化经济学在我国独特发展的同名词。

第三，新政治经济学是跨学科的。虽然政治经济学已有的传统强调了必须认真对待制度、技术、政治、人类心理和文化意识形态等因素，然而，在异端经济学中，不仅没有一个流派为此提供一种统一的框架，而且也没有明确地和大规模地吸收相关学科的新知识。笔者受中国经济改革实践的启发，曾通过对马克思经济学文本的重新阅读，以系统论为基础，提出了一个由文化认知模式、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技术体系和生态地理系统五个亚系统组成的理论分析框架，这可以被看作是笔者在新政治经济学上的一个早期尝试[17]。无独有偶，弗里曼和卢卡为了解释从工业革命到信息革命的经济史，后来也提出了与笔者极为类似的五个亚系统的理论框架：经济、政治、技术、科学和文化[18]。无疑，新政治经济学的这种理论框架内在地要求它必须是开放的和跨学科的，这与新古典主流的“经济学帝国主义”截然相反。

维特根斯坦曾说，要说新东西，但要使用旧材料。正如演化经济学把新奇创生定义为现有要素的新组合一样，新政治经济学没有必要从头开始，异端经济学更广泛的综合将是其发展的重要途径。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异端经济学各流派之间的交流迅速增加，一个重大的进展就是他们发现相互之间具有许多共同的方面，除了对主流经济学都持批判态度外，他们基本上都赞同实在论的科学哲学。笔者也发现，在经验研究方法上，许多流派都采用了比较的、历史的和制度的方法，而奥地利学派有关解释学方法的独特贡献，可以与前三种方法相综合，从而构成新政治经济学最基本的经验研究方法。特别是劳森在1994年发表《后凯恩斯经济学的性质及其与其他传统的联系：一种实在论的观点》之后，异端经济学各流派围绕着批判实在论展开了对话，许多人都认为，他们可以在批判实在论这个共同的方法论基础上统一起来，但在具体经济理论上可以保持竞争的观点。我们下面就讨论批判实在论与异端经济学创造性综合问题。

批判实在论是超验（或先验）实在论(transcendentialrealism)在社会科学特别是经济学中的特称，其代表人物自称完成了科学哲学的“哥白尼革命”，目前它不仅在西方经济学界已成为经济学方法论的主流学说，而且，它还在社会学、管理学、教育学、人文与经济地理学和法学等社会科学诸领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费利特沃德指出[19]，批判实在论在经济学中的性质、起源和方向上具有两个与众不同的特点，第一，与近20多年发展起来的其它种类的经济学方法论不同，批判实在论在经济学中有其自身的传统，它植根于异端经济学的主要流派之中，如以凡勃伦和康芒斯为首的老制度学派、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奥地利学派、“新熊彼特”学派和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等，批判实在论的产生和发展利用了上述学派的许多见解，特别是这些学派先驱人物的思想。第二，虽然在过去的20多年间，有关经济学方法论的文献急剧增加，但大多数可以被看作是为方法论而方法论，而批判实在论引人注目的特点就是它不大关心方法论自身，而是试图为替代性的经济学开辟道路。因此，批判实在论吸引了许多对主流经济学进行批判和寻求替代的异端经济学家。

批判实在论的出现为异端经济学的创造性综合展示了广阔的前景，但是，后者没有必要教条地遵循批判实在论已有的结论，这是因为批判实在论仍处于发展之中，异端经济学的创造性综合可以为之做出贡献。首先，批判实在论可以被恰当地看作是异端经济学各流派相互交流和对话的媒介，他们对批判实在论提出了不同的见解，如霍奇逊和女性主义经济学代表人物纳尔询（nelson,j.a.）等提出了与劳森不同的看法，更有甚者把批判实在论看作是与他们一样的一种异端流派，因此，创造性综合必须考虑各流派所提出的不同见解。其次，在政治经济学中，存在着批判实在论的两种观点，一种主要是受到巴斯卡著作的影响，另一种特别受到劳森的影响。巴斯卡与成熟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具有特殊的关系，关注经典马克思主义的主题；而劳森在经济学中具有更宽广的异端态度，明确地集中在当代经济问题上。尼尔森(nielsen,p.)[20]认为，在这两种观点的核心方面，批判性的建设和发展的和谐既是可能的又是需要的。最后，同样也是尼尔森指出的，目前的批判实在论集中在抽象的哲学推理上，忽视具体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很容易造成这样一种倾向：粗糙的和超越历史的政治经济学阻碍了经验的和理论的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因此，他希望大家像马克思一样处理好抽象和具体的关系。异端经济学的创造性综合可以避免尼尔森所提出的这个问题，特别是这种综合要以当代经济问题为核心，利用异端经济学提供的理论素材，创造性发展新政治经济学，同时它也丰富和发展了批判实在论科学哲学。

在异端经济学的创造性综合上，非马克思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综合是最困难的问题，而非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流派的综合则相对容易，因此我们这里只对最困难的问题加以讨论。相对于异端经济学的其他流派，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上的创新无疑是独特的，但在不忽视这种差别的情况下，正如批判实在论的发展一样，一个共同的基础是可能的。实际上，相对于主流和异端的分裂，前两者的分歧就成为第二位的问题了，他们之间应该加强相互学习和对话。众所周知，古典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来源。同时，正如尼尔森指出的，非马克思的异端流派在某种程度上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连续和发展，许多流派之间较早的存在着相互参照和交流，但对于这种动态的和不断发展的传统的积极的方面，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没有经常地对其加以吸收。然而，这种状况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有了很大改变，2000年，奥哈诺的著作介绍了西方经济学界马克思与非马克思异端流派之间日益加强的联系[21]，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谢尔曼和老制度主义者（或激进制度主义者）达格尔就演化主题展开了对话。[22]我们应该对此加以注意，因为在我国许多有关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比较研究中，人们并没注意到异端经济学其他流派的重要价值，因为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实际上也把西方经济学等同于主流经济学了，但与主流经济学的比较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实际上远不如与异端经济学其他流派的比较价值大。

由于篇幅所限，有关异端经济学的创造性综合就无法继续讨论了。最后，笔者需要指出的是，新政治经济学在我国的发展无法单独通过异端经济学的创造性综合而实现，这是因为，异端经济学的发展主要是以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和文化为背景的，对于我国在21世纪的经济复兴来说，它存在着许多不适应的地方，这就需要我们紧紧抓住我国重大的实际经济问题，并通过中国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对新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做出许多独特和原创性的贡献。

[①]贾根良：《中国经济学发展的西方主流化遭遇重大质疑》，南开经济研究，2003年第2期。后，post-autisticeconomicmovement网站（）为此专门设立“中国方面”，并与载有该文的《经济学家网站》（）建立链接。

[②]hodgson,g.m.,evolutionandinstitution:onevolutionaryeconomicsandtheevolutionofeconomics,edwardelgar,1999,p.2.

[③]见《龚六堂副教授在线访谈实录》，中国经济学教育科研网刊2003年第3期。

[④]georgescu-roegen,n.,methodsineconomicscience,journalofeconomicissues,vol.ⅹⅲno.2june1979.乔治斯库—罗根，一位富有创造力的学者，20世纪30年代数理经济学的开拓者之一，但在其事业生涯的后半生，他转变成了对经济学数学化最严厉的批评者。

[⑤]hodgson,g.m.,economicsandevolution,politypress,1993,p.16.

[⑥]转引自lawson,t.,backtoreality,infullbrook,e.(ed)thecrisisineconomics,2003,routledge,p.129.

[⑦]在英文辞典中，autism是指儿童的一种精神病学上的失调，其特征是在交流和社会交互作用方面显著的缺陷：耽于幻想、失语和诸如重复行为和过度迷恋某种东西的反常行为。

[⑧]钱颖一:《理解现代经济学》,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2年第2期，第2页。

[⑨]马克•布劳格：《现代经济学已露游戏人生之病象》，经济学消息报，2003年6月20日，no.546.

[⑩]转引自罗卫东：《经济学与道德——对经济学某些倾向的反思》，浙江学刊，2001年第5期。

[11]post-autisticeconomicreview,no.20,no.21,2003,.

[12]转引自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网站：.

[13]williamk.tabb,reconstructingpoliticaleconomy:thegreatdivideineconomicthought,routledge,1999,p.92.

[14]方福前：《西方新政治经济学述评》，教学与研究，1999年第4期。

[15]贾根良：《演化经济学：现代流派与创造性综合》，《学术月刊》，2002年第12期。

[16]汪丁丁、罗卫东、叶航对话录：《新政治经济学的可能依据——行为和意义的综合视角》，浙江社会科学，2003年第6期。

[17]贾根良：《马克思经济学研究传统与“中国经济学”的研究纲领》，天津社会科学，2000年第4期。

[18]freeman,c.andlouca,f.,astimegoesby:fromtheindustrialrevolutionstotheinformationrevolution,oxforduniversitypress,2001,p.125.

[19]fleetwood,s.(ed)criticalrealismineconomics:developmentanddebate,routledge,1999.

[20]nielsen,p.,reflectionsoncriticalrealisminpoliticaleconomy,cambridgeofeconomics,2002,26,pp.727-738.

新经济论文范文第2篇

一、理论体系比较

(一)逻辑起点和起始范畴

任何经济学理论体系都有其逻辑起点和相应的起始范畴或概念。

1《资本论》体系的逻辑起点

《资本论》体系的逻辑起点是商品理论，其起始范畴既不是资本，也不是产权，而是“商品”。当然，这个“商品”是资本主义的商品，不是前资本主义社会存在过的商品。马克思认为，“商品”是整个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最一般的形式，“商品”范畴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最一般的范畴，在其中包含了能够发展成为资本主义矛盾的各种矛盾或矛盾的萌芽。

这一逻辑起点是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历史演变顺序一致的。商品既是马克思资本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也是资本关系发展、演变的现实起点。资本并非一开始就表现为资本，它经过劳动力的购买并实现了货币的增殖，才转化为资本。资本主义的占有规律也是由商品所有权规律演变而来的。所以，商品关系是资本关系的历史演变的现实起点。

马克思分析了商品的二重性和决定商品二重性的劳动二重性，揭示了蕴涵在商品中的矛盾：使用价值与价值的矛盾、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的矛盾、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的矛盾。从而建立了科学的劳动价值论，而资本的一切矛盾，也在商品分析中得到初步的揭示。这些矛盾正是资本内在矛盾的胚芽，是资本矛盾最抽象和最一般的形式。

2制度经济学的逻辑起点

制度经济学的逻辑起点，是对企业性质和存在原因的分析，“企业”是其起始范畴。

“企业”是一种组织，是市场经济中的主要的微观主体或经济细胞。正统微观经济学对企业的研究构成了其厂商理论，但它把企业视为一个既定的主体，一个既定的存在，一个与其他个体一样的追求利益最大化者来看待，它所分析的是企业如何运行以达到利润最大化。至于企业的本质是什么?为什么会产生?企业内部的组织结构如何?正统经济学没有回答。科斯的理论构建，则从探讨企业的本质及产生原因开始。

制度经济学的核心是交易费用理论，“交易”是其对经济活动分析的基本单元，又是现实经济活动中最普遍、最一般的活动。科斯从企业分析开始切入，对企业本质、产生及规模变动原因的逻辑追问，直接引出了“交易费用”的存在，从而修正或否定了正统经济学的“零交易费用假设”，也开始了交易费用理论的构建。“交易费用”理论是整个制度经济学的基础，后面的分析都是围绕着各种各样的交易及其成本展开的。科斯认为，市场交易不一定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最优的或最有效的。因为市场交易本身是有代价的，即存在交易费用。然而，为什么不能把所有交易都纳入企业内部呢?因为企业内部交易也是有成本的。于是，在二者之间就有选择的必要，企业规模与市场交易就有一个边际均衡点。这样就进入了交易方式或交易规则的选择问题，也就是制度选择问题了。

科斯在分析“企业本质”、“企业存在及规模变动原因”等问题时，已经将“交易费用理论”的基本框架建立起来了，后继的其他产权经济学家无非做了两个方面的工作，要么补充和完善交易费用理论，要么是将这一理论作为分析工具，运用到其他具体领域。

(二)核心范畴

马克思经济学的核心范畴是“资本”与“剩余价值”。它们本质上是一个范畴。因为“资本”是“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剩余价值体现的关系就是资本关系。而对“资本”和“剩余价值”的分析也就是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即对资本产权制度的分析。

产权经济学的核心范畴是“交易”与“交易费用”。不过，与“资本”和“剩余价值”的关系不一样，“交易费用”并非是“交易”的本质，“交易”是人们从事的活动，“交易费用”是人们在活动中消耗的资源或代价。“交易费用”只是揭示了“交易”中有成本这一事实而已。

(三)理论主线

所谓理论主线是指贯穿一个理论体系的逻辑主线，它将各个理论构件或组成部分串成一个整体。

《资本论》的逻辑主线是对剩余价值或资本增殖的分析，剩余价值理论是贯穿整个体系的主线。整个《资本论》，从头到尾，都以剩余价值的分析为核心。从总体框架看，《资本论》第一卷研究资本如何增殖或剩余价值如何产生；第二卷研究剩余价值如何通过流通，使其增殖部分得以实现；第三卷研究剩余价值如何在不同的资本家阶层之间分配；第四卷研究剩余价值理论的发展史。其不同卷、篇、章、节中的具体理论，也都贯穿这一主线。

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主线是产权的交易费用分析，交易费用理论贯穿在其理论体系中任何一个组成部分。

两条主线各自在其理论体系中发生作用的方式或把理论构件联系起来的方式是有差异的。

剩余价值理论是作为马克思经济学一切理论构件的内核而存在的，它是任何一个理论组成部分的实质。例如，劳动价值论是为剩余价值理论奠基的，揭示商品价值的源泉，其真正目的和作用在于揭示剩余价值的源泉；对资本生产过程的考察，实际上是研究剩余价值生产的理论；对资本循环、周转，对资本再生产的分析，是为了研究剩余价值实现的规律；对利息、利润、地租等的分析，是研究剩余价值在资本家阶层分享的转化形式。

“交易费用”并非每个理论构件的实际内容，而是其中的方法或工具。用它分析企业内部治理结构，构建企业产权理论；分析制度变迁，构建制度变迁理论，等等。

(四)主要理论组成部分

马克思经济学体系的组成有两种划分意见：一是按《资本论》四卷的逻辑顺序，分成剩余价值生产理论、剩余价值流通或实现理论、剩余价值分配或分割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史；另一种则超越四卷的先后顺序，将其划分为劳动价值理论、剩余价值理论、再生产理论、资本积累理论、经济周期和经济危机理论、资本主义发展趋势理论等。两种划分都能成立，而且不矛盾。

制度经济学的理论构件是松散的。“交易费用理论”是其核心部分。以交易费用理论作为工具分析的理论，包括：(1)企业性质理论；(2)企业产权结构理论；(3)制度变迁理论；(4)法律经济学等。

二、方法论比较

从整体上看，两种理论范式建立在不同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基础上，有着不同的分析方法、概念和理论逻辑。

马克思经济学的基本方法论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其含义和内容一般概括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上层建筑也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变化都是由客观规律决定的，具有必然性，最终的决定因素是生产力，人类社会的不同历史时期，生产力发展状况不同，生产关系和支配分配、交换关系的规律也不同。这是一种唯物主义的和整体主义的分析方法。

新制度经济学的基本哲学基础是个人主义、功利主义和自由主义。三者合一，本质是自由地追求个人功利。它遵循的是古典主义的个体分析方法。这种方法认为，一切社会现象都应追索到它们的个人行为基础，都必须从个人的角度来分析阐发；个人的目的或偏好是经济学分析的出发点和基石，必须把个人的有目的性放在首位。因为，个人根据他们自己的利益采取行动，个人的有目的性乃是一切社会行为的起因。三、产权理论比较

马克思经济学的产权与新制度经济学定义的产权有许多共同之处。(1)它们都认为产权是财产权，不是单一的权利，而是一系列权利的组合体；(2)它们都认为产权可以分解；(3)它们都认为产权是一种法权。尽管如此，通过比较，我们还会发现二者有许多不同之处。

(一)产权的本质

马克思经济学认为生产资料的归属是所有制的本质规定，财产权利是所有制的法律形式，经济上的所有制关系决定法律上的财产权利。而诺斯则认为“产权的本质是一种排他性的权利”，是一种私有权。产权是其制度理论的核心范畴，并认为法权(产权)关系决定经济关系。

(二)产权的形成

马克思经济学认为所有制及所有权(产权)的形成与发展同社会生产力水平及变化相联系。而诺斯则认为“产权的出现是国家统治者的欲望与交换当事人努力降低交易费用的企图彼此合作的结果”。

(三)产权的功能

马克思经济学强调所有制对社会制度的性质以及社会公平的影响。而新制度经济学则强调产权的激励功能与效率功能。

四、制度变迁理论比较

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理论仍然是建立在经济人假设基础上的。(1)经济人是制度变迁理论的基点，只有个人才进行选择和行动，集体是无法选择和行动的；(2)与经济人相联系的成本一收益法是“标准经济学方法”，也是制度变迁理论的核心分析方法；(3)制度变迁取决于制度需求与制度供给的平衡，是制度非均衡走向均衡的过程，是经济人在成本约束下追求收益最大化的趋利过程；(4)国家拥有利用暴力“规定和强制实施所有权的地位”，它以提供“保护”和“公正”的服务换取统治者的收益，一旦制度创新会使统治者私人收益超过私人成本，制度调整就势必发生；(5)意识形态是个人与其环境达成协议的一种节约费用的工具，它有利于克服搭便车问题，并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资源的非市场配置及降低社会经济运转的费用。

马克思经济学认为：(1)人类的生产活动是“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因此，人类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变迁，主要应由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方式的变迁来解释；(2)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引起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与激化，从而引起社会经济制度乃至社会经济形态的变革与革命；(3)人类社会的两大基本矛盾，在社会经济关系中，主要体现在不同社会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或不同阶级之间的矛盾，不同的社会生产方式决定了不同社会制度变革的性质、方式和程度；(4)制度变迁的主体是代表生产力的社会集团或阶级，阶级斗争在制度变迁中起着杠杆作用；(5)制度变迁的动力源泉在于现有的各种法权关系或社会制度不能适应潜在生产力的实现和发展，致使掌握新的生产力的社会集团为获取自己所能控制的、潜在的、新的收益而推动制度的变革；(6)由于社会基本矛盾和不同社会利益集团矛盾的性质不同，决定了制度变迁的方式是不同的；(7)尽管国家、社会意识形态对制度变迁有一定的推动作用，并且不同的民族文化差异会影响到制度变迁的模式与方式，但起决定性作用的仍是社会生产方式，生产方式的差异是世界各民族文化差别与制度变迁模式差别的客观根据与决定因素。

五、几点结论

1马克思经济学从人类社会历史变迁的宽广角度，研究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生、发展与灭亡的规律，着重分析资本与雇佣劳动、资本家与工人阶级的对立，指明社会制度变迁的方向，为无产阶级的解放提供思想武器；而新制度经济学则是在肯定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上，研究如何修补、完善私有产权制度，以减少制度的磨擦，提高经济绩效。前者是宏观的、整体的、深刻的，对人类社会基本经济制度的变迁具有很强的解释力；后者是微观的、个体的、精细的，对调整企业、个人和政府之间的关系，提高经济效益，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2马克思经济学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历史唯物主义出发，引入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范畴，分析了人们在历史形成的生产方式中所处的不同地位及其相互关系，分析了由这种关系所决定的不同的利益集团或阶级，揭示这些集团和阶级在生产力发展过程中相互关系的变化，从而较好地解释了人类历史上重大社会制度的变动。

但由于它把研究的重点放在揭示资本主义制度的内部矛盾、发展规律和发展趋势上，而对资本家之间、资本家的企业与企业之间以及像个人的心理活动、行为选择等微观个体的行动特征的揭示，没有列入自己的分析框架内，或者没有作为自己研究的重点，因而，它对基本经济制度相对稳定条件下的、日常的、微观的企业制度变迁缺少针对性较强的分析。

3新制度经济学以个体主义的分析方法来解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解释制度变迁的原因与机制，强调个人理性与个人选择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把制度变迁归结为个人之间相互博弈与相互交易的结果；但它没有分析决定个人理性与个人选择的社会经济条件，以为个人可以随意地进行选择，这就难免陷入唯心主义泥坑，无法解释社会经济制度变迁的内在动因与实现条件。

新经济论文范文第3篇

本文作者：王晓菊工作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

1923年春，大部分省份的农民将注意力集中在田间劳动和多少令人期待的收成上，对苏维埃政权态度友好。各地富农虽然敌视苏维埃政权，但多数情况下并不公开表露。在边疆地区，尤其是伊斯兰居民较集中的地区，富农和神职人员具有一定的影响。然而，农民与苏维埃政权之间的关系并不稳固。由于税赋沉重、工农业产品剪刀差扩大及对农民的不公正待遇等原因，农民对党和政府的态度有出现逆转的迹象。为了巩固苏维埃政权，苏联中央和地方政府对农村居民的消极情绪迅速做出反应，主要措施是修正农村税收政策，减轻农民税收负担。1923年5月10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苏联人民委员部颁布法令，实行统一农业税。统一农业税是每年根据农户的耕地数量和收成情况向农户征收的单一税赋，以取代先前名目繁多的税种。该法令规定，凡从事农业生产的居民均须纳税，统一农业税以实物、货币或两者并用的形式征收。在粮食生产仅能满足当地消费的北方和东西伯利亚等地区，统一农业税以货币形式征收。次年6月，苏联政府颁布法令，因缴纳统一农业税而致贫的农民可享受一定的优惠政策。日益尖锐的城乡关系问题使国家最高领导层焦虑不安。1923年沃罗涅什省瓦卢伊斯科县的价格关系反映了中央黑土地区的价格剪刀差情况：1俄磅③糖兑换35普特④黑麦、1.5俄磅鲱鱼——1普特黑麦、1.5俄尺⑤印花布——1普特黑麦、1升煤油——12～13普特黑麦。不合理的工农业产品剪刀差使农民蒙受巨大损失，1923年农民损失约一半的收入⑥！由于工业品价格的过度上涨和因粮食丰收而造成的农产品价格的急剧下跌，1923年10月苏联爆发了剧烈的工业品销售危机。1923～1924年，政府被迫采取紧急措施，将工业品价格下调23.3%。但实际上，工农业产品剪刀差始终是新经济政策时期难以克服的严重问题。1923年秋，苏联相当多的省份经济状况不佳，加之已开始征收统一农业税，农民的经济状况有些恶化。许多省份上年收获的粮食已无剩余，许多农民的生活每况愈下。这种情况出现在31个省份，其中包括西伯利亚的阿尔泰省和远东的4个省份。这些省份的农民因害怕歉收而卖掉牲畜，以储备粮食。西伯利亚与远东的贫困农民希望迁移到其他地区居住。北德维纳省和沃洛格达省的农民也向外迁移。维亚特卡省的农民渴望移居西伯利亚。由于工农业产品价格失衡，农民的经济状况难以改善，中农和贫农进一步贫困化，富农加紧对他们的奴役。到1923年年底，大多数省份的农民怀有不满情绪，捷列克省、阿穆尔河沿岸省和外贝加尔省的个别乡村甚至发生起义，正在消退的土匪活动也有卷土重来之势。城乡脱节对农民的社会情绪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农民们在党外群众会议上抱怨说：城市生活恢复到一战前水平是以农村的严重贫困为代价的；苏维埃政权更关心城市，对农村只是一味地征税，等等。农民的政治诉求明显增强，建立“农会”的意识日益强烈。1924年5～6月，广大贫农因濒临破产而骚动不安。萨拉托夫省的贫农说，“除了贫穷之外，苏维埃政权什么都不会给”。西北省份的贫农说，“苏维埃政权对殷实农民来说是好的”①。在土地规划过程中，农民们采取了一系列行动。受富农分子的宣传鼓动，农民们对地方当局进行抵抗，甚至殴打警察。奥廖尔省的农民说，苏维埃政权的政策同斯托雷平的政策没什么两样，只不过是赎买土地变成了高额税收。在新粮收获前，没有存粮的贫农只能向富农借粮食和饲料，往往要受富农的奴役。有些村子甚至将全部土地交给邻村的居民耕种，条件是对半分成。另外，歉收的威胁引发一股狂热的宗教情绪，各地农民纷纷邀请牧师做祈祷。许多省份的俄共（布）基层组织和乡执委会对此类活动进行了干预，不允许举行宗教游行（如坦波夫省、顿河州等）。神职人员利用农村的情绪，以“神灵显圣”的形式吸引成群结队的朝拜者。科斯特罗马省出现大规模朝拜活动，因为人们传说“圣帕霍米耶”（СвятоеПахомие）掘出的水井能神奇般地治愈残疾者②。1924年秋，在俄罗斯许多产粮区出现歉收的情况下，因过多征税、不合理的价格政策而诱发的不满情绪进一步升温。农村地区到处在传言，列宁的逝世导致国家领导人之间的矛盾和摩擦，这成为政治骚动的强力催化剂。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的秘密报告指出，农民中间的激进情绪在全面、迅猛地增长，各地农民普遍表现出在各级政府中选派代表的政治意识。在当时进行的苏维埃选举中，农民们提出了“自下而上地改选”、“平等、直接和无记名投票”、“苏维埃的农民代表和工人代表平均比例”、“享有与工人平等的选举权”等要求。农村居民对苏维埃政权的歧视性政策无比愤慨。与此同时，“宗教热”几乎遍及农村的每一个角落，这在粮食歉收的地区表现得尤为突出。神职人员充分利用这种情绪和歉收的形势，组织大型宗教游行，加强反苏维埃的宣传鼓动。特别是在乌克兰，宗教运动广泛展开，教派和东正教团体越来越多。宗教界的宣传鼓动往往充满政治色彩，如反对共产党员，反对（乌克兰）贫农委员会，反对犹太人等。农村的社会情绪引起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1924年秋，俄共（布）提出“面向农村”的著名口号，号召国家机关及一般单位和个人更多地关注农村和农民的需求，并着手在农村实行一系列相应措施。农民们对“面向农村”的口号产生浓厚兴趣，尽管他们对其真正含义有着不同的理解。“重建苏维埃”（Оживлениесоветов）成为农业改革的中心思想，旨在加强党外农民在地方苏维埃机关中的作用及在一定程度上扩大地方苏维埃的权限。但是，在“面向农村”框架内对农民的让步并没有触动苏维埃机关的形成机制。显然，对于理顺城乡关系、缓和农民情绪来说，“面向农村”的口号实际上无济于事。仅仅过了一年，“面向农村”的路线就不再实行。1925年1月，苏联中央情报机构向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及组织部提交了《关于农民与工人阶级之间对立的表现》的报告，其中指出：最近几个月一些省委和农民寄来的材料都强调，农村居民对工人和共产党怀有敌意。农民们说，城市居民拥有良好的物质条件，拿着高工资，每天工作8小时，享受社会保险、医疗、学校教育和城市文化资源。农民们特别气愤地表示，许多领导干部拿着丰厚的薪水。他们认为，“城市资源的所有外部表现（汽车、剧院、城里人的贵重衣服）均为共产党员所享用，并以此为根据，明确地谈论党的官僚腐败、党从诚实的共产主义革命者群体变成了靠农民养活的最高特权阶层”③。20世纪20年代中期，农民各阶层的不满情绪不仅表现在经济方面（要求减少税收、降低工业品价格等），而且表现在政治方面（要求改变国家的农业政策、创建农会、建立农民党、取消选举权的限制、社会革命党等其他党派的活动合法化）。1925年1月，斯大林在莫斯科省党员会议上指出，苏维埃政权面临着失去同盟者的危险，农民可能转变成苏维埃制度的积极反对者，可能导致“苏维埃政权的彻底失败”①。

20世纪20年代后半期，各地农民对政府的价格政策更是怨声载道。沃罗涅什省的农民说：“从前买1件衬衫只需1普特粮食，如今却要4～5普特，买1双长筒靴甚至要15～20普特粮食。”②托木斯克区的一位中农说：“苏维埃政权搞投机活动：1副手套就要4普特粮食，沙皇时代1副手套只卖25戈比。”③农产品价格过低无疑给苏联的粮食收购带来巨大隐患。1927年夏，粮食收购再次出现危机的端倪。1927年年末至1928年年初，苏联历史上有名的“粮食罢工”运动终于爆发。农民们决定把粮食先存放起来，待粮价上涨时卖出。下伏尔加边区巴拉绍夫地区新波克罗夫斯克村的一名富农拥有2000普特粮食（仅交给粮食收购站50普特），做粮食投机生意。他在农民中间说：“只有傻瓜才把粮食白白地交给国家，你们这些男子汉，要把粮食磨成面粉再拿到市场上出售，那样会更好……”这句话反映了当时农民的普遍心态。一些富农和富裕农民散布有关政府将采取非常措施、饥荒和战争不可避免等言论，号召农民们把粮食藏起来④。“粮食罢工”运动造成极其严重的后果，苏联一些大城市出现了食品脱销断档的情况。政府部门紧急采取凭票证供应食品的办法。1928年许多地区启用粮食供应卡；1929年2月14日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对粮食实行凭票供应；1928～1929年度，对食油、肉、糖等其他商品也实行了凭票供应。斯大林将粮食收购危机仅仅归咎于富农的囤积居奇、投机倒把等行为及小农经济的先天弱点。1928年年初，斯大林亲临西伯利亚产粮区进行农业考察。其间，他建议以“非常措施”解决粮食收购危机，也就是运用俄罗斯联邦刑法第107条，将拒不缴纳余粮的富农绳之以法，强行夺走农民手中的粮食。4月6日至11日，联共（布）召开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主要议题之一是粮食收购问题。6月1日至5日召开全苏集体农庄庄员代表大会也是为了解决粮食问题。此时，苏联的行政命令体制已基本确立，并被不断地加以运用。在实行“非常措施”的过程中，各地出现了许多过火行为，这一方面严厉打击了富农阶层，另一方面也严重侵犯了广大中农的利益。农民们纷纷抱怨说，“新经济政策正在被废除”，“余粮收集制正在恢复”⑤，等等。强制性粮食收购标志着新经济政策已接近尾声。1929年1月，粮食收购行动基本结束。从这时起，苏联对有存粮的农民展开清洗。这一行动只是取得了短时间的效果。农民交了粮食，但他们的自我保障来源和本地商品流通也随之减少。粮食定量卡的实行意味着农民们难以从城里购买粮食。同年春，广大农村地区的贫困居民忍受着饥饿的煎熬。“粮食困境”笼罩着列宁格勒州、中央地区的不少省份、斯摩棱斯克省、乌克兰南部一些地区和远东的许多地区。食品中使用粮食代用品，面粉中添加捣成粉的三叶草根和干的桦树皮、麸子、油粕、燕麦、野豌豆。无数人患上胃病，身体开始肿胀。饿死人现象时有发生，斑疹伤寒四处蔓延。农村的社会形势异常紧张。贫农和贫困化的中农对苏维埃政权所偏爱的城市工人充满怨愤。中农和贫农对那些靠粮食危机发财、到处收购牲畜、签订奴役性借粮契约的殷实农民颇为不满。农民们聚集在区执委会那里，要求分给他们粮食、准许自由买卖、允许派人到粮食多的地方采购粮食。痛打基层苏维埃机关公职人员和粮食分配委员会委员、火烧粮仓、盗窃粮食的事件屡见不鲜⑥。早在1927年，大多数农民已将工农联盟的口号看成“虚伪的、欺骗性的宣传”。此前，农民主要对职员表示不满，如他们说“职员不穿带补丁的裤子”、“应取消所有职员的薪水”等等。后来，不少农民开始对工人也表示不满，说“他们得到的很多”、“他们吃的是面包和肉，但每天只干8小时活儿”等等①。农民认为，工人的劳动强度较小，受教育机会较多，农民与工人平起平坐的希望只是泡影。工人阶级及其政党已蜕化为特权阶层，农民则是二等公民②。农民写给中央和地方党政机关、苏维埃机关及报纸杂志社的信件表明，农民认为政府的农村政策不公正。他们说：“政权是我们的，权力是你们的。”“让国家把我们的土地拿走，我们像雇佣工人那样工作8小时，只要供我们吃穿，不给工资都行。”③农民们的上述看法不难理解。新经济政策时期，免费教育、免费医疗及社会保险、退休保障只惠及城里的工人和职员，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村居民被排除在外。当时，农村地区的医疗机构、儿童机构和其他服务设施极其匮乏。为了弥补这方面的不足，苏联政府在农村地区经常举办“清洁周”、“洗澡周”等活动。再者，广大农民的经济负担较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时期虽明显减轻，他们多方面利益却缺乏保障，尤其是政治利益没有得到保障。苏联在宣布实行工农联盟的路线之后，没有真正地扩大农村居民的政治权利，如消除苏维埃机关选举中的权利不平等现象等。20世纪20年代末，喀琅施塔得水兵起义时出现的口号——“没有布尔什维克参加的苏维埃”在农村再度流行。农村民众对政府强制征收粮食、对工农业产品剪刀差以及对当地共产党员、贫农委员会和民警机关的专横、酗酒和受贿行为甚为不满，他们在相当程度上汇聚成一股强大的反对力量。特别是在一些不保护群众利益的地方，农民的对抗情绪十分强烈。中央工业区、商品性农业省份、西伯利亚成为政治不稳定的地区。

新经济论文范文第4篇

一、新世纪新阶段的奋斗目标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关于新世纪新阶段即21世纪头20年，中国的奋斗目标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还是加快现代化，曾有不同的认识。不少省市特别是东部一些省市，都提出加快和率先实现现代化的目标。因此有的同志主张用加快现代化作为奋斗目标。但是，许多同志认为，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现在达到的小康还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2000年，我国人均GDP854美元，不仅同当年高收入国家人均GDP27443美元有很大距离，而且同当年中等收入国家人均GDP2039美元和下中等收入国家人均GDP1153美元也有较大距离。我国生产力和科技教育还比较落后，工业化还没有完成，实现现代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还没有改变，地区差距扩大的趋势尚未扭转，很大一部分地区农民收入没有达到小康收入水平，贫困人口还为数不少（农村有2800万人尚未脱贫，城市有近2000万人领取最低生活补助金）。根据这样的国情，比较切合实际的选择是，在本世纪头20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这是实现现代化建设第三步战略目标必经的承上启下的发展阶段，也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扩大对外开放的关键阶段。经过这个阶段的建设，再继续奋斗几十年，到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

应当看到，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作为新世纪新阶段的奋斗目标，是一个令人鼓舞、催人奋进的目标，符合中国国情，符合我国现代化建设实际，符合邓小平提出的关于分阶段、有步骤地实现现代化的战略思想，不仅易于为人民理解，而且目标不那么张扬，不会给外国人以咄咄逼人的感觉，有利于在国际上树立良好的形象。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就全国整体水平而言的。有条件的地方，如东部一些省市，可以发展得更快一点，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基础上，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主要经济任务是，用20年时间，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动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基本实现工业化，大力推进信息化，加快建设现代化，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同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涵义是有所不同的，因为基本实现现代化要求更高，要到21世纪中叶才能做到。

二、一个主题——新世纪头20年经济继续保持快速健康发展

十六大报告指出必须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这里讲的发展，最主要的是经济发展。对中国来说，发展还不是一般的发展，而是要快速发展。因此，新世纪头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其主题就是经济继续保持快速健康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1978—2000年，我国GDP年均增长9.52％，是建国以来经济发展最快最好的一个时期，也是全世界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2000年，我国GDP达8.94万亿元人民币，按当年汇率计算超过1万亿美元。根据世界银行资料，2000年我国GDP总量排在美、日、德、英、法之后，超过意大利，居世界第6位。如果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世界银行认为，我国2000年GDP已达到4万亿美元。由于综合国力迅速提高，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已经由低收入国家进入中下收入国家行列。根据世界银行的计算和划分标准，1999年全世界中下收入国家为人均GNP756美元以上，我国当年人均GNP已达到780美元。2000年，我国人均GDP（由于我们利用不少外资，因而人均GDP，略大于人均GNP）为840美元，有了进一步提高。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基础上，我国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上了一个台阶，总体上达到了小康水平。

从新世纪开始，我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心就是要用大约20年时间基本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而其基础和主题，则是要在这20年继续保持经济的快速发展，即做到每10年翻一番，20年翻两番，平均每年经济增长7.18％。这个速度虽然比前22年低一些，但是仍属高速或快速发展范畴。分析各方面的条件说明，实现上述快速发展是完全可能的，工作做得好还有可能超过。

中国具有并将继续保持高储蓄率和投资率，有世界上最富裕的劳动力资源，正在迅速推进工业化、现代化建设。同时中国人民迫切要求提高生活水平和质量，中国有世界上最广阔的市场。改革开放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改善生产力的组织，能够把各种生产潜力组织起来发挥出来。因此，许多经济学家都认为，中国经济尽管已经持续高速增长了20多年，今后20年仍然具有较高的自然经济增长率，能保持7％—8％的平均增长水平，超过日本、韩国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持续高速增长的时间。2001年和2002年前三个季度在世界经济低迷的不利条件下，中国经济增势不减，仍实现7.3％和7.9％的高速增长，这说明中国经济具有相当强的活力和发展势头。

据有关部门测算，中国经济2001—2020年年均GDP增长7.18％，同期世界上中等收入国家年均GDP增长3％，则中国人均GDP到2010年为1592美元，2020年为3027美元，同期中等收入国家人均GDP为2513美元和3097美元。可见，到2020年，中国人均GDP将达到中等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到那时，中国的经济总量可能跃升到世界第3位，从占世界经济总量的3.4％上升到占8.4％。

为在新世纪头20年经济继续保持快速健康发展，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

第一，制订和实施恰当的经济发展战略。邓小平同志已经为我国制订了三步走和第三步发展战略的目标，即到21世纪上半叶基本实现现代化，达到世界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党的十五大以来和十六大，又进一步将第三步发展战略再分为三个阶段，即第一阶段从2001年到2010年，经济总量翻一番；第二阶段从2011年到2020年，经济总量力争再翻一番，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第三阶段从2021年到2050年，经济总量大体再翻两番，基本实现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第二，完善发展思路，实施恰当的宏观经济政策和其它重大方针政策。首先，适应经济全球化和世界新科技革命的趋势，发展要有新的思路。概括来说，一是要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注重依靠科技进步和加强管理，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二是注重资源的永续利用和生态保护，更好地实现可持续发展。三是注重地区城乡协调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其次，要根据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实施恰当的宏观经济政策和其它重大方针政策。比如，中国经济是大国经济，扩大国内市场应是我国经济发展长期的立足点。当前要继续实施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相当长时期实行扩大内需的方针；更积极地推进可持续发展战略、科教兴国战略、人才战略等。

第三，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到2000年底，我们已经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经济发展的体制仍到处可见，严重影响经济潜力的发挥。进入新世纪，改革还要求有新的突破，即要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继续推进市场取向改革，从根本上消除束缚生产力发展的体制；在调整所有制结构、深化企业改革、健全市场体系、完善宏观经济调控、理顺分配关系和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等方面取得新的重大进展，为经济发展不断注入新的活力。改革是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改革的不断深化和取得成功，将最有力地推进经济的快速发展。与此同时，开放也要有新局面，即要适应我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新形势，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经济技术合作与竞争，拓展经济发展空间，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

三、走新型工业化道路

中国新世纪新阶段的最主要任务是实现工业化。工业化一般指制造业和第二产业占GDP的比重上升，从事制造业和第二产业的劳动力增加而从事第一产业的劳动力不断减少的过程。我国目前已处于工业化的中期阶段，尚未实现工业化，这是大多数经济学家的共识。由于世界科技革命迅猛发展，信息化浪潮席卷全球，发达国家都已进入后工业化阶段，在这种条件下，我们已不能再走传统工业化的道路，而要用信息化带动工业化，走新型工业化的道路。新型工业化的特点，一是科技含量高，二是经济效益好，三是资源消耗低，四是环境污染少，五是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前四条是根据我国人均资源短缺（注：根据国家统计局材料，人均耕地面积2000年世界平均为0.24公顷，而中国只有0.1公顷。人均淡水资源，2000年世界平均为8241立方米，而我国只有2257立方米。人均探明可开采石油储量，2000年美国为13.6吨，巴西为6.7吨，而我国只有4.2吨。）和适应世界科技进步日新月异发展的要求，第五条则是根据中国人力资源特别丰富的国情提出来的。

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就要大力推进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在政务、商务和国民经济其他领域广泛应用信息技术；在着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同时，用信息技术和其它高新技术、先进适用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形成以高新技术产业为先导、基础产业和制造业为支撑、服务业全面发展的产业格局，处理好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传统产业、资金密集型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关系。信息化和现代服务业的迅速发展，使工业化的标志已不再主要体现在工业和第二产业增加值在GDP总量中占优势，而应是工业和现代服务业增加值在GDP总量中占较大优势，同时农业增加值在GDP总量中的比重，特别是农村劳动力在全部劳动力中的比重大大下降；建成独立完整的在国际市场上有竞争力的制造业体系，工业制成品在出口产品中取代初级产品占越来越大比重；制造业和第二产业的发展不是以拼资源、拼能源、环境恶化和生态破坏为代价，而是处处要考虑可持续发展，保护资源和环境，提倡循环使用，回收再用，重复利用，采用新技术特别是清洁生产技术，提高生产过程和产品的绿色化程度，等等。

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是一个很大的课题，有待进一步研究。特别是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如何同重视发展科技教育和坚持可持续发展结合起来，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有很多问题要研究。

四、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提高城镇化水平

十六大报告对三农问题特别重视，在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部分单列一题叙述，这是过去党代表大会报告中没有过的。报告指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建设现代农业，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任务。

十六大报告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既论述农业发展的方针政策，又跳出农业寻找解决三农问题的出路，明确提出要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报告肯定，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是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然趋势。要逐步提高城镇化水平，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走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发展小城市要以现有的县城和有条件的建制镇为基础，科学规划，合理布局，同发展乡镇企业和农村服务业结合起来。十六大报告还提出，要消除不利于城镇化发展的体制和政策障碍，引导农村劳动力合理有序流动。这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有重要意义。中国只有走出二元经济结构状态，将成亿的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才能使农民的收入水平有较大幅度的提高，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才能实现全面的小康，这已成为经济学家的共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化（城镇化）进程加速，至2001年已达37％，但是还不够快，至今仍有占63％的人口在农村，有占近50％的劳动力从事农业，而创造的国内生产总值只占15％。所以，今后在深化农村改革、加强农业基础地位、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保护和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增强农业的市场竞争力的同时，要更有力地推进城市化进程，促进城乡经济的协调发展。加快城市化或城镇化可说是发展新思路的一个重要方面，需认真研究诸如用城市化概念好还是城镇化概念好、城市化道路如何走、发展小城镇的地位与作用等问题。

五、继续调整产业结构和地区结构

中央十五计划建议把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作为主线，这是适应新阶段新形势（如经济全球化趋势在曲折中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一般商品买方市场格局形成以及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作出的正确选择。调整经济结构，除了上面已论述的调整城乡结构外，主要是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调整产业结构，一是要积极发展对经济增长有突破性重大带动作用的高新技术产业，包括信息、生物、航天航空、新材料、新能源产业，在政务、商务、公共服务和国民经济的其他领域广泛应用信息技术。二是用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大力振兴装备制造业，包括加快老工业基地的调整和改造。三是继续加强水利、能源、交通、通信和环保等基础设施建设，重点建设和改造一批关系全局的重大项目。四是加快发展金融、物流、旅游和咨询等现代服务业，提高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未来大规模增加就业岗位主要靠发展第三产业。做到了以上几点，我们就能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

新经济论文范文第5篇

目前对知识经济的内涵存在很多不同的理解。我们综合当前的一些观点，来解析知识经济的含义。理解知识经济，应该以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统一为依据和标准，知识经济描述的是一种社会经济形态，对技术和生产力的发展变化更为侧重，却不是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矛盾运动的直接反映。

二、知识经济对企业内涵的影响

知识经济时代，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企业的内涵。第一，在企业创办之初，需要先考虑技术和知识的，而不再和过去一样是资本。对于企业来说，知识已经成为了关键性的资源，甚至是超越了传统劳动力和资本生产要素，企业发展也依赖这一新动力。知识资产也成为了企业的关键资产，这些资产的表现主要有：(1)商标、服务和信誉等帮助公司占据一定市场竞争力的资产；(2)版权和专利等资产，主要是体现出了智力劳动；(3)管理经营方式、企业文化等资产，主要是体现出了企业的潜力等。第二，在企业里，那些专业人才，尤其是拥有特殊专门知识和技术的人，将在企业获得重要的地位。此外，企业要想取得成功，最关键的就是既要引进优秀人才又要有科学的知识和先进的技术。这三方面的内容将会使原有企业的所有权基础发生动摇，并且使企业的内涵发生深刻变化。

三、知识经济影响下的企业知识创新研究

1.企业知识创新过程。

目前，在跨国大型企业之间进行的关于知识创新的合作普遍是关于技术创新领域的合作。技术创新的过程通常是：新思想、设计、试验、再设计、生产直到市场销售（见图1）。然而企业的知识创新过程却不单单是如此。通过对国内外相关文献的研究，以及对企业知识创新功能概念的分析，从而将企业知识创新过程模型绘制出来。企业知识创新过程是以企业的价值创造为最终的方向目标，主要有企业知识的学习编码、应用和创造过程等过程。为了实现企业知识创新的循环和延长循环周期，就需要建立知识的反馈机制以及与外界勾通的学习机制。企业知识创新过程对这一过程中知识的地位和作用更为突出，并对企业知识的变化规律以及对企业产生的价值意义进行重点考察；技术创新过程则更为重视的新产品的研发以及相关的整体性过程，侧重点仅仅放在技术类知识上面。

2.创新过程主要特征分析。

第一，不确定性。我们无法预测哪里可以进行创新，也不可能规划创新成功的准确时间安排。可以说创新具有很高的失败率，创新能否最终获益也是不确定的。有时的结果会是令人惊喜的收益，有时尽管成功了却收益不佳，甚至低于成本。第二，知识密集性。新知识的创造还需要人类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企业的创新学习曲线是非线性的，实现的是跨越式的成长，这就需要密切联系起每个知识节点上的个体，实现良好的信息交流。第三，充满了各种冲突。主要有创新主体之间产生的利益冲突，另外还有创新方案的竞争等。所以，企业知识创新过程一定要做到面向未来和面向市场，否则知识创新也就失去了自身的价值。

3.知识创新的价值功能体现。

企业知识创新作为一种企业活动是以一定的社会经济目标为导向的，有意义知识的创造是其终极目标。企业知识创新的价值功能主要包括以下两方面的体现：

3.1通过对企业经营效率的进一步提升来创造当期利润。

企业要想取得竞争优势，就一定要采用先进的经营模式，取得一定的技术进步才能使产品成本得以降低。而先进经营模式的产生是以创新工艺为前提的，这样才可以拥有先进的生产力。在特定时期内，若是创新投入比成本节约少，那么企业就能取得成本上的优势。所以，最主要的工作就是要进行工艺方面的创新。然而，企业进行产品的创新却远远比进行工艺的创新所具有的经济意义更大。一旦创新成功了新产品，那么企业既能提升自己的竞争地位，还能在新的市场上进行开发并抢占先机，通过获得一定的垄断地位，来收获大的利润。

3.2对于企业竞争力的增强主要是通过企业知识的创造以及企业能力的培养。

企业知识创新作为企业获得新知识一大来源，不但可以使企业内部的知识储量和价值大大增加。企业只有在知识创新上下足功夫，才能增加自身的知识存量，保证知识资产的价值。企业知识创新还能促使企业综合竞争力大大增强。在知识经济时代，企业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便是知识，知识同时也是企业核心能力中最核心的内容。企业知识创新可以提高企业的核心能力，促使使企业在未来拥有超强的竞争力和竞争优势。可以说，企业主要借助创新这一手段来取得一定的竞争优势，也正是由于激烈的市场竞争才促成了企业的知识创新。

四、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