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经济地理学范文第1篇

为了增进对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解和研究，近年来，杨开忠教授连续几年邀请作为新经济地理学主要代表人物之一的藤田(fujita)教授在北京大学面向全国举办新经济地理学研讨讲座，北京大学及其他高校的许多青年教师和相关专业的研究生积极参加，密切跟踪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前沿。本文拟对新经济地理学与传统经济地理学进行比较，对一些重大理论假设、研究方法与特点进行简要分析，力求通过讨论廓清对新经济地理学与传统经济地理学之异同的正确认识，并以此为基础阐述新经济地理学与传统经济地理学之间的联系和区别，以期推动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研究与应用以及新经济地理学与传统经济地理学领域的学术交流。

1　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渊源

要理解新经济地理学，首先必须弄清楚它的理论渊源。新经济地理学革命其实是报酬递增理论革命的最新发展及其在经济地理学领域的传播和扩散。将新经济地理学置于报酬递增理论革命的大背景之下，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它与传统经济地理学的联系与区别。

早在1776年，斯密[25] 在其经典的《国富论》中曾经论证，以分工方式从事的生产明显地表现出规模报酬递增的性质。20世纪20年代，扬格[26] 通过对斯密定理“劳动分工受市场范围限制”进行天才性的阐发，提出“分工一般地取决于分工”(即后人所称的扬格定理)，扬格的这句话成为揭示报酬递增内在根本机制的点睛之笔。然而，长期以来，建立在报酬不变技术假定之上的传统新古典经济理论一直处于统治地位，斯密和扬格基于劳动分工的报酬递增思想却几乎被人遗忘。

1977年，迪克西特(dixit)和斯蒂格利茨(stiglitz)以严密的数学逻辑将张伯仑垄断竞争模型形式化，在垄断竞争的框架下研究报酬递增，激发了经济学界报酬递增理论革命的第一波，其后又引发了贸易和增长理论研究领域的革命，导致新贸易和新增长理论的迅速成长。d-s模型以严格的数学逻辑演绎了斯密—扬格定理：导致经济进步的报酬递增源于分工和交换的演进所产生的动态正反馈机制，分工导致效率的提升、收入的增加和市场规模的扩大，而市场规模的扩大又为进一步分工开辟了空间，分工既是经济进步的原因又是其结果。如果说新贸易理论研究的是扬格定理中所隐含的市场结构与规模的演变，新增长理论揭示的是扬格定理中所阐发的增长逻辑，则新经济地理学是沟通扬格定理中的市场演变与增长逻辑的桥梁。新经济地理学模型可以被视为d-s模型的空间版本[15]。“新经济地理学的主要贡献在于它将传统的贸易理论所强调的趋同力量与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发展经济学家所描述的趋异力量融入到一个共同的分析框架内。这样做的好处在于它使得我们可以将趋同力量与趋异力量与微观经济状况结合起来。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与经济一体化过程相关的基本倾向，以及区域政策可以怎样地影响这些倾向”[27]。

2　新经济地理学与传统经济地理学的不同理论假设及其后果

新经济地理学与传统经济地理学的一个最显著的差别，在于前者采用不完全竞争、报酬递增和多样化需求假设，而后者采用完全竞争、报酬不变(或报酬递减)和同质需求的新古典假设。传统经济地理学认为，在区域之间不存在基本差异的情况下，运输成本的存在将导致经济活动沿空间均匀散布，运输成本的变化对厂商区位抉择的影响是线性单调的，这从古典的杜能模型及后来的阿朗索模型可见一斑。然而，传统经济地理学无法清楚地解释现实世界的经济活动集聚现象。20世纪初马歇尔(marshall)[28] 用“外部经济”这一说法笼统地解释经济集聚。这种外部经济表现为厂商层次的规模报酬不变，而社会性的报酬递增。厂商和产业之间存在的前向联系和后向联系与市场规模之间形成“循环累积因果关系”式的互动，从而导致经济活动的积聚。

在规模报酬不变的假设下，用外部经济和产业联系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产业集聚，但是，人们却不清楚这种外部经济源于何方。新经济地理学的长处恰恰在于它能够解释传统经济地理学所不能解释的问题。

采用d-s垄断竞争框架的新经济地理学讲述的是一个包含2个部门(农业部门和制造业部门)的具有不完全竞争市场结构的经济的故事。这里，农业部门的特点是完全竞争和报酬不变(或报酬递减)，生产单一、同质的产品；制造业部门的特点为垄断竞争和报酬递增，生产大量的细分产品。作为经济中的需求方的消费者喜好多样化消费，而消费品的生产具有厂商层次上的递增报酬或规模经济。资源的有限性导致多样化消费与专业化生产的报酬递增之间的两难冲突。如果经济规模(人口)或可用资源增加，则有更大的市场空间来平衡上述冲突，专业化生产的报酬递增和多样化消费可以同时兼得。垄断竞争的性质决定了在一个市场中每一品种只由一个厂商专业化生产[29]。

在新经济地理学中，宏观层次的外部经济有其确定的来源或微观基础：厂商层次的报酬递增通过产业联系转化为市场范围的外部经济[30，31]。

前面说到，在报酬不变的条件下，运输成本的存在将导致经济活动沿空间均匀散布，经济体将被分割为分立的市场。而在报酬递增的条件下，运输成本对市场产生的分割效应却是非线性的，运输成本的变化通过影响产业联系所产生的向心力与运输成本或土地租金成本所导致的离心力之间的微妙平衡，导致多样化消费与报酬递增的两难冲突的微妙变化。在运输成本的高端，厂商享有的前向联系和后向联系将随产品或投入品运输距离的增加而迅速衰减。厂商集聚在狭小的地理空间虽可以享受相当强的后向联系，却很难取得远方市场的前向联系，前向联系与后向联系加在一起形成的向心力(或正反馈效应)难以压倒源于空间距离的运输成本所形成的离心力(或负反馈效应)。就地供应市场的需要促使厂商将生产活动分布在不同的市场区域，每个区域只有有限的厂商以报酬递增的方式生产有限的品种，区域专业化和产业积聚无从发生，市场空间格局表现为高度分隔。

随着运输成本下降到中间段，运输成本对市场可达性构成的制约大大减弱。一方面，厂商集聚在狭小的地理空间仍然可以享有相当强的后向联系；另一方面，集聚的厂商享有的前向联系水平显著上升。在运输成本下降到某一临界值时，前向联系与后向联系加在一起形成的向心力(或正反馈效应)足以压倒源于空间距离的运输成本所形成的离心力(或负反馈效应)。每一家厂商在权衡了集聚和非集聚生产情形下的总的经营成本之后，会发现集聚生产情形下的总成本节约高于分散经营情形下的总成本节约，专业化生产和集聚因此发生，高度分隔的市场趋向于一体化。

当运输成本极低时，运输成本对市场可达性的影响极弱，前向联系和后向联系不再显著。远离积聚地可以使厂商避过对不可流动的要素(如土地)的竞争，由此而产生的成本节约甚至可以超额补偿因远离积聚地而导致的采购成本的窄幅上升。因此，在运输成本极低的情况下，产业集聚又再次变得不可持续，经济活动再次趋向于沿地理空间扩散。

3　内生与外生之分

传统经济地理学模型大多是外生性的模型，无论是杜能(von thunen)[32]、克里斯塔勒(christaller)[33] 和廖什(losch)[34]，还是柏克曼(beckmann)[35] 和阿朗索(alonso)[36]，他们在研究城市和经济集聚时都将其视为事先给定；齐夫(zipf)[37] 在研究城市等级体系时同样假定城市及其等级是外生给定的。米尔斯(mills)[38] 和亨德逊(henderson)[39] 的城市经济模型亦事先假定外部经济的存在，哈里斯(harris)[40] 的市场潜能模型和普莱德(pred)[41] 动态化的经济基础系数模型同样如此。总之，传统经济地理学无法解释城市和集聚，也无法说明外部经济由何而来，它只能通过外部基本特征方面的差异来说明城市和生产结构上的差异——它一开始就假定有市场大小不同的城市或区域的存在，但并没有说明为什么会出现这一大小差异，特别是为什么原本非常相似的国家、地区或城市会发展出非常不同的生产结构；它也并没有说明为什么一个部门的厂商趋向于群集在一起，导致区域专业化[42]。

相反，新经济地理学模型是内生性的，它们不需要通过外生差异(如山脉、河流、海港等自然条件的利弊)来解释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新经济地理学模型通过报酬递增、运输成本、产业联系及市场外部性之间动态、非线性的相互作用可以内生出经济活动沿地理空间依倒u形轨迹演化的规律，即使是从原本非常相似的国家、地区或城市也可以内生出这样的规律。新经济地理学模型还可以通过劳动生产率的差异和区域之间内生的工资差异来解释产业向不同地区或国家的渐次扩散[9]。

4　外部性、技术外部性与市场外部性 传统经济地理学所使用的马歇尔“外部经济”包括西托夫斯基(scitovsky)所称的“技术外部经济”与“市场外部经济(亦称金钱外部经济)”[43]。马歇尔对外部经济和集聚之间的联系分3种情形做过解释：①产业在地理上的集聚可以支持更多的当地厂商以更低的成本专门化地生产更多种类的面向特定产业的非贸易投入品；②通过将相同产业的厂商集聚在同一个地方，一个产业中心可以实现对面向有专门技能的产业工人的劳动市场的汇聚(pooling)，而劳动市场的汇聚对厂商和工人都有益处；③产业的集聚便于信息的传播，产生技术溢出(technological spillovers)效果[44]。显然，马歇尔论及的情形①和情形②可以归于西托夫斯基所称的“市场外部经济”，情形③即为“技术外部经济”。

新经济地理学特别强调和关心“市场外部经济”，大多数新经济地理学模型都是建立在“市场外部经济”基础上的。作为新经济地理学代表人之一的克鲁格曼[44] 认为，技术创新并非是驱动产业集聚的唯一因素，而受“市场外部经济”推进的产业集聚却相当普遍；此外，技术和知识溢出是无形的，难以量化，任何人都可以就技术状况做出任何外生性的假设。因此，新经济地理学将建模的重点放在“市场外部经济”之上。但并不能据此得出新经济地理学否定技术外部性存在，只将外部经济局限于市场外部经济的狭窄范围的结论。

5　对循环累积因果关系的不同程度的解释力

尽管新经济地理学与传统经济地理学都试图用循环累积因果关系解释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和城市的产生，但二者对循环累积因果关系背后的驱动因素的解释是不同的。在传统经济地理学那里，驱动循环累积因果关系的是所谓的“外部经济”，但产生“外部经济”的“黑箱”里面到底有些什么东西，人们却不得而知。不过，有了容纳“外部经济”的“黑箱”，至少可以将由前向联系与后向联系产生的循环累积因果关系形式化[6]。

新经济地理学则认为，一个下游产业要对上游产业产生后向联系，在它们之间光有买方—卖方关系是不够的，还必须存在这样的情形：即下游产业产出的增加，通过扩大它所使用的中间产品的市场，将导致上游产业以更为有效的规模从事生产。类似地，只有在上游生产部门产出的增加允许下游产业更为有效地生产的情况下，下游产业才会享有前向联系[31]。因此，新经济地理学假定外部性是有单个厂商层次上的规模经济参与的市场交互作用的结果，新经济地理学所关注的外部经济主要是在微观层次报酬递增条件下的市场外部性，单个厂商层次的报酬递增通过市场外部性与产业间联系触发循环累积因果关系[30]：市场规模的扩大促进生产的专业化分工和产品细分，扩大的市场支持更多新的厂商以更低的成本规模专业化生产细分产品，增加的市场外部性对更多的厂商形成吸引，从而激活“市场扩张—生产专业化/产品细分—外部经济加强—分工深化/厂商集聚—市场扩张”的累积循环过程[9]。

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在新经济地理学模型中内生的循环累积因果关系的强度与运输成本之间存在非线性的关系：在中等大小的运输成本下，会产生较强的循环累积因果关系；在较高与较低的运输成本下，循环累积因果关系却都表现得比较弱。

6　内生不对称性

循环累积因果关系的存在决定了新经济地理学模型的内生不对称性，这种不对称性对于运输成本表现出同样的敏感性。以两区域模型为例[6]：假定存在2个外界条件(人口规模、技术、自然环境等)完全相同的区域。在较高的运输成本下，后向联系强但前向联系弱，总的循环累积因果效应弱，区域专业化无从发生，产业将在两区域内平均分布；在运输成本的中间段，后向联系并不明显减弱，而前向联系显著增强，总的循环累积因果效应强，区域专业化和积聚由此发生；当运输成本进一步下降之后，任何区位的后向联系与前向联系都不再表现出显著的差异，循环累积因果效应反倒变弱，积聚变得不可维持，厂商重新选择分散化的区位决策。

在其他以“技术外部性”为基础而建立的模型中，也会出现内生不对称性。但是，由此类模型生出的不对称性并不像在新经济地理学模型中的那样表现出对运输成本的敏感性。

7　历史、预期、路径依赖和锁定

采用报酬不变假设的传统经济地理学预测经济空间是一个线性、和谐、稳定和均衡的系统。但是，现实中的经济却远非如此。新经济地理学向经济系统中加入报酬递增律，可以更好地解释经济活动的空间积聚和扩散机理。但是，报酬递增律的引入导致新经济地理学模型出现多种均衡状态。如在两区域模型中，我们知道，当运输成本降到足够低时，制造业将在2个完全相同的区域中的某个区域形成集聚。由于所讨论的2个区域的一切外部条件都完全相同，因此，集聚具体在哪个区域发生，却不是事先能够确定的。这时候，历史偶然因素将起非常重要的作用。正如亚瑟(arthur)在讨论厂商的区位决策时注意到的，在存在报酬递增和外部经济的情况下，如果第一家厂商纯粹出于地理偏好来选择生产区位，则第二家厂商的区位决策不仅仅是出于同样的考虑，与第一家厂商为邻而获得的益处亦不能从后者的考虑之中排除。以后的厂商关于生产的区位决策过程亦大抵如此。因此，某个区位碰巧在早期比其它区位吸引了更多的厂商，它就有可能吸引更多的厂商。亚瑟的研究表明，产业活动的空间集聚亦遵循路径依赖原理：在报酬递增的条件下，一旦经济活动随机选择一个特定的路径，除非发生大的反方向扰动，这一选择可能将被锁定，经济将继续保持在先前的路径上运行[45]。换言之，一旦有外部冲击在两个完全相同的区域之间造成任何微小差异，这种差异都将因循环累积的正反馈机制而放大。

既然历史偶然因素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经济活动在2个事先完全相同的区域中的分布，因此，即使并不发生实际的外部冲击，单是经济成分的个人预期也足以构成影响经济活动空间分布的“第一驱动力”。换言之，给定累积循环因果效应的存在，众多微观经济分子的共同预期具有自我实现的倾向。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任何短期冲击或预期变化都会有其长期后果。但是，克鲁格曼指出，相对而言，历史事件和预期变化对于大尺度的“核心—周边”演进问题(如美国“阳光带”的演化)至多有一些助长作用，因为资本和劳动在大尺度的空间范围的流动实在比较缓慢；对于较小尺度的空间经济演化(如单个城市或大一点的区域的兴衰)、历史事件和预期变化的确可以对其产生重要影响[44]。

8　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缺陷

新经济地理学理论研究为解释经济活动的集聚和扩散现象提供了新的视角、理论、方法和工具。但是，就像所有新技术与新知识的发展一样，新经济地理学在理论及其应用方面也存在一些不如人意的地方。有关的评论文章对新经济地理学本身的缺陷从多种视角展开了批判，地理学界对它的抨击则尤为激烈。有些观点表现出独立的学术研判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有些观点或流于人云亦云，或表达的主观判断多于客观论证。细心的读者可能会注意到：2002年4月，顾朝林等[23] 在《地理科学》上曾撰写《“新经济地理学”与“地理经济学”》一文，展望“西方经济学与地理学融合的新趋向”；可是，到了2002年8月(仅仅过了4个月)，同样的作者又在《地理学报》上纵论“新经济地理学与经济地理学的分异与对立”[24]。流行的对新经济地理学缺陷的批判概括起来主要有：

新经济地理学用高深数学所建立的模型，不过是地理学家多年前就已有意识地抛弃了的分析方法，它所得出的结论并无特别的新意，经验应用更是奇缺[22]。

“新经济地理学”在经验上的洞察力是有限的，它不可能做出比十几年前就出现的经济地理学更详细和全面的工作；同时，支撑“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及认识论基础不足。这表现在：①就区域集聚而言，经济学家很难做出超过地理学家的研究成就；②就报酬递增与空间集聚而言，“新经济地理学”没有意识到技术对经济过程的重要性；③就“新经济地理学”空间集聚的方法而言，也存在认识论上的局限性；④从主流经济学的角度看，“新经济地理学”模糊了许多经济学、地理学概念；⑤就“新经济地理学”本身而言，区域的概念也存在着问题[23]。

上述批判是否全都切中了新经济地理学的“要脉”，尚有待实践检验。不过，在未见石祖葆[22] 和顾朝林等[24] 对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渊源、根本假设及其方法论做深入解剖的情况下，听到“新经济地理学结论并无特别的新意”和“就区域集聚而言，经济学家很难做出超过地理学家的研究成就”的断言，不免让人感到有失严肃和严谨。新经济地理学的新意并不在于它对集聚现象的描述，而在于它在新的假设下对现象背后的内在机理的深度揭示。揭示集聚经济源于报酬递增以及产业集聚随运输成本非线性变化乃是新经济地理学的根本创新之所在，它突破了以往的“集聚经济导致集聚”的循环论证。此外，对经济地理问题的科学探索并不非得要求在经济学家与地理学家之间分一个上下高低；而说“新经济地理学家的视野狭窄，与传统经济地理学家之间缺乏交流”[22] 就更是脱不去主观偏颇之嫌了。至于新经济地理学为何不将技术创新和扩散因素纳入研究范围，克鲁格曼其实早有解释。“新经济地理学”在成型之初，已经预见到需要就实证检验做大量的研究。一些著名的经济地理学家如蒲格(puga)[46]、戴维斯(davis)、魏恩斯坦(weinstein)[47]、亨德森(henderson)[48]、汉森(hanson)[49～51] 等其实早就进行过大量的实证，而且越来越多的人对实证表现出极大的兴趣，有关理论与实证研究成果被联合国、世界银行、wto以及各国政府广泛用于指导贸易和发展政策与实践。因此，说新经济地理学“过于偏重数学模型”、“缺乏经验研究的证实”以及“理论与政策实践相关性弱”[22]，无异于对新经济地理学领域的研究现状视而不见。

不过，我们注意到，经济活动在空间的集聚和扩散是一个时断时续、时快时慢且时间跨度相当长的过程。对新经济地理学的动态数学模型本身的严密逻辑自然毋庸置疑，其中的每一个参数都可以设置得恰到好处，演算和模拟结果在理论上也许无懈可击。但是，一个突出的问题是，模型中的不变参数在现实世界中却是可变的，如果研究的时间跨度有10年、20年、50年乃至1个世纪的话，有关参数的变化可能会相当大。比方说，“核心—周边”模型中的制造业工人的份额，国际专业化模型中的制成品在消费中所占的份额和中间投入在cobb-douglas生产函数中所占的份额，区域专业化模型涉及的投入产出矩阵中的相关参数以及消费者对制成品的偏好强度(或制成品之间的替代弹性)等，在长期之内并非固定不变，而由模型计算出的对称结构的破坏点和集聚状态的支持点的临界值对这些参数的变化极为敏感。因此，如何实现数学模型的严密逻辑与现实世界的演变路径之间的和谐，的确是新经济地理学必须正视的一项挑战。

新经济地理学范文第2篇

一、新经济地理学产生的理论背景和理论基础

1．新经济地理学产生的理论背景。按照传统的新古典经济理论，在一个规模报酬不变的世界，比较利益决定国际贸易模式，而人口增长等外部因素则决定经济的增长水平。然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国际贸易和长期经济增长的现实表现展示出一个与新古典理论所预测的相当不同的经济图景。以不完全竞争和报酬递增理念为基础的新的方法开始表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特别是在迪克西特(Dixit)和斯蒂格利茨(Stiglitz)将张伯伦垄断竞争形式化之后。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新贸易和新增长理论在解释行业内贸易、专业化和无限增长方面获得长足进展，对传统贸易与增长理论做出了具有重大意义的补充。新贸易理论所揭示的专业化与贸易机制及新增长理论所阐明的“无限增长”原理与传统经济地理研究中的集聚现象的相似性，一下子拉近了这三方面理论之间的距离。

新贸易和新增长理论所采用的报酬递增假设及赖之而建立的分析框架为解释经济活动的集聚现象提供了新的可能途径。但是，新贸易和新增长理论中依然存在着一些在各，自的框架内不能完全解释的问题。比方说，新增长理论虽然对投资促进长期增长的时间动态机制——循环累积因果关系的时间版本——做出了一定的解释，但它却缺少空间维度，并不涉及要素流动，不能对集聚现象——循环累积因果关系的空间版本——提供解释，亦不能预测经济发展的空间演化规律。新贸易理论(Krugman，1980)虽然聚焦于市场结构，但它与传统理论有一个相似之处，即通过基本特征方面的差异来说明生产结构上的差异——它一开始就假定有市场大小不同的国家存在，但并没有说明为什么会出现这一大小差异，特别是为什么原本非常相似的国家会发展出非常不同的生产结构；它也并没有说明为什么一个部门的厂商趋向于群集在一起，导致区域专业化。此外，它将工业发展描述成是在所有发展中国家逐渐且同时发生的，而事实上工业化常常采取快速的波浪形式，在工业化的波浪中产业从一个国家依次向另一个国家扩散。

上述问题的研究往往涉及报酬递增、运输费用、要素流动性以及这三者之间通过市场而传导的错综复杂的相互作用，这与传统经济地理学的研究范围有许多相重合的地方。这类复杂而棘手的问题对新增长与新贸易理论构成相当的挑战。

由于新增长与新贸易理论不能将运输成本内生，主流派经济学家不得不将研究的触角进一步扩展到经济地理学领域，以期从新的视角得出一些新的启示。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及由此引发的一些投资、贸易、要素流动和区域政策问题也对经济地理学的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在这样的背景下，自20世纪 90年代以来，新经济地理学借助迪克西特—斯蒂格利茨(Dixit—Stiglitz)垄断竞争模型 (简称D—S模型)和新贸易、新增长理论研究的三次波涛的强大推动，作为经济学领域报酬递增理论革命的第四波迅速成长。如果说，赫尔普曼(Helpman)与克鲁格曼(1985)关于不完全竞争和国际贸易的著作《市场结构和对外贸易》和格罗斯曼(Grossman)与赫尔普曼(1991)关于内生增长的著作《世界经济中的创新和增长》促成了这一新的研究领域的形成并为其发展指明了方向，那么，克鲁格曼(1991)在《政治经济学杂志》上发表的《报酬递增和经济地理》和藤田(Fujita，1988)在《区域科学和城市经济学》上发表的《空间集聚的垄断竞争模型：细分产品方法》，则完成了对D—S模型空间意义的解释，可被视为新经济地理学研究的开山之作。

2．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基础。和采用报酬不变与完全竞争假设的传统经济理论和经济地理研究不同，新经济地理学研究以报酬递增和不完全竞争理论假设为基础。按照规模报酬不变和完全竞争的假设，传统经济地理学理论预测，在区域之间不存在基本差异的情况下，经济活动最终将沿空间均匀分布。产品和市场的竞争为厂商舍近求远的区位抉择提供了解释。但是，不同层次的经济活动在空间上的高度集聚，在现实世界却屡见不鲜，甚至连20世纪初的马歇尔也不曾回避这厂现象。由于规模报酬不变是马歇尔新古典经济学说的基本假设之一，他只好用“外部经济”一词来笼统地解释各种生产活动的集聚。这种外部经济表现为公司水平的规模报酬不变，而社会性的报酬递增。在规模报酬不变的假设下，用外部经济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产业集聚，但是，人们却仍不清楚这种外部经济来源于何方。而且，问题并不仅仅在于用外部经济解释产业集聚本身，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感到，对规模报酬不变和完全竞争假设的有效性其实大有进行一番反思的必要。

然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报酬递增和不完全竞争对经济学家们来说都是难以驾驭的。直到1977年狄克斯特和斯蒂格利茨将张伯伦的垄断竞争概念用数学模型形式化之后，关于报酬递增的研究才真正在经济学界掀起一场实质性的革命。按照D—S模型的假设，消费种类和生产分工程度内生于市场规模。一方面，一个经济中的消费者喜好多样化消费，因而，消费品种类越多，效用水平越高；另一方面，消费品的生产具有厂商层次上的规模经济，而资源的有限性导致规模经济和多样化消费之间的两难冲突。如果人口规模或可用资源增加，则有更大酌市场空间来平衡上述冲突，厂商为满足消费需求实行进一步分工既能实现规模经济，消费者又能有更多的品种选择，效用亦随之上升。D—S模型也为解决复杂的经济地理问题提供了一个不可多得的分析框架。在一个引入了报酬递增和不完全竞争的世界，经济活动的演化不再是线性的，而是由非线性动态所支配的。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所呈现出的循环累积因果关系，不就是一幅活生生的非线性的蛛网图吗?假定存在足够强的规模经济，任何厂商都会选择一个单个的区位来为一国的市场提供服务。为使运输成本最小，他无疑会选择一个有大的当地需求的区位。然而，恰恰只有大多数厂商都在那儿选址经营的某个区位才会有大的当地需求。因此，一个产业带一旦建立，在没有外部扰动的情况下，这一循环将会长期持续下去，这就是布赖恩·亚瑟所谓的集聚的路径依赖(path—dependent)特性。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产业集聚很可能始于一种历史偶然。如果专业化生产和贸易是由报酬递增而非比较利益所驱动，则什么样的产业在什么样的区位形成集聚一般来说是不确定的，而是“历史依赖(history—dependent)”的。但是，不管属于什么样的原因，某种专业化生产与贸易格局一旦建立，从贸易获得的好处将累积循环，从而使得这一格局因进一步强化而被锁定(locked—in)。因此，在新经济地理学研究中采用报酬递增和不完全竞争假设乃是最自然不过的事情。

二、主要新经济地理学动态模型及其理论含义

1．两区域模型：核心——周边模型。新经济地理学理论中最有代表性的“核心——周边”模型最先见于克鲁格曼(1991)的研究。该模型展示外部条件原本相同的两个区域是如何在报酬递增、人口流动与运输成本交互作用的情况下最终演变出完全不同的生产结构的。模型假设世界经济中仅存在两个区域和两个部门——报酬不变的农业部门和报酬递增的制造业部门。农业工人在这两个区域均匀分布，农业工资处处相同；制造业工资的名义值和实际值则存在地区差异，因而制造业工人视实际工资的高低从低工资区域向高工资区域流动。它通过将报酬递增条件下的制造业份额与流动工人的份额加以内生，得出区域生产结构随运输成本变化而呈现出非线性关系的规律。模型显示，在中等水平的运输成本下前向与后向联系的效应最强：一个区域的制造业份额越大，价格指数越低，厂商能够支付的工资越高，越能吸引更多的制造业工人。在这种情况下，经济的对称结构变得不可持续，从制造业原本均匀分布的经济中将逐渐演化出一种核心一周边结构。核心占世界产业的份额大于其占世界要素禀赋的份额，由于制造业报酬递增的缘故，它将成为制成品的净出口者。由于在这里区域 (或国家)的大小及其演变都是内生的，由这一模型得出的结论比一开始就假定国家大小是外生给定的新贸易模型大大前进了一步，也更加具有说服力。

2．国际专业化模型。由于国界以及语言和文化等方面的差异对人口流动构成相当大的障碍，上述以要素流动性假设为基础的人口集中意义上的集聚模型一般只适用于国内范围的空间集聚研究。为研究国际层次的经济活动的分布，维纳布斯(1996)凭借产业间的直接“投入—产出”联系假设建立起国际专业化模型。按照他的假设，在由国家组成的世界中，国家之间虽然不存在劳动力的流动，但是可以进行贸易。假设各个国家具有相同的禀赋和生产技术，拥有农业和制造业两个生产部门，劳动力可以在国内部门间流动。农业部门为完全竞争型，农业产出为单一投入—劳动的增凹函数。制造业部门为不完全竞争型，使用劳动和中间产品的组合作为投入，厂商之间存在直接的“投入—产出”联系，每一厂商的产出既作为提供给消费者的最终产品，又作为所有其它厂商所需要的中间投入品。制造业作为中间商品的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双重身份使得与传统集聚有相近逻辑的国际专业化过程得以发生。

拥有较大制造业部门的区域通常能够提供较多种类的中间产品，而中间产品种类较多的区域有较低的价格指数，使得使用中间产品的厂商可以以较低的成本生产，这就构成一种前向联系——既有的产业集聚构成对外部厂商的吸引，中间品投入较大的厂商将倾向于在拥有较大制造业部门的区域选址生产；反过来，厂商生产成本中的中间投入品采购部分构成厂商之间后向联系的来源：在一个区域生产的厂商越多，对中间品的需求越大；在其它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该区域在制成品上的总支出也越大，这就为中间产品提供了一个巨大的当地市场。由于国与国之间不存在劳动力的流动，前、后向联系的结果不可能是人口在特定的国家的集中，但是，它们却能够导致制造业(或特定产业)在有限几个国家集聚的专业化过程。另一方面，正是由于劳动力不能在国家间流动，特定国家的制造业集聚也会因劳动供给的趋紧而使得该国制造业与农业工资同时上升，在农业生产函数为严格凹的假设下，农业边际产出上升，制造业对农业劳动力的吸引减弱。

国际专业化模型所表明的一体化与集聚之间非线性的倒U形关系揭示了厂商对经济一体化可能做出的区位响应。在较高的贸易成本下，厂商将分布于禀赋相同的区域以满足最终需求。在居中的贸易成本下，随着某些区域比其它区域吸引更多的产业，区域差异将开始形成——但并不会达到完全专业化的程度。在低贸易成本下，集聚随着低工资区域的产业份额逐渐上升而溃散。相对于更为工业化的区域来说，早期进入低工资区域厂商的动机是出于对非流动要素的较低的价格的考虑；然后，随着在某些部门建立起临界厂商群落，更多的厂商将搬迁过来以充分利用前向和后向联系。这一模型表明，全球化背景下的经济增长需要实行高度的对外开放，不仅需要商品领域的自由贸易，而且需要各国在投资和服务(尤其是生产者服务)贸易领域表现出更大的灵活性和自由度。

3．全球化和产业扩散模型。全球性的产业扩散及其规律对于新贸易和新增长理论来说一直是一个难以把握的问题。以上述国际专业化模型为基础，蒲格和维纳布斯(1996)在模型中进一步引入技术进步作为外生变量，用L表示由技术所决定的效率水平，假设技术进步使所有基本要素稳定地递增，并用效率单位测度各基本要素，建立起全球化和产业扩散模型：假设存在这样一个世界，其中某个区域因为偶然的技术进步在制造业率先建立起一种自我强化的优势，这一优势允许它支付比其它国家更高的工资。随着时间的发展，世界对制成品的需求上升。这将使得制造业区域的生产水平上升，强化制造业在该区域的集聚，并使得该区域工资上升。随着这一过程的进一步发展，区域间的工资差异将越来越大，并最终不可持续，制造业厂商将寻求迁入第二个区域，在那里他们更为有利可图。这样，第二个区域又开始了建立制造业自我强化优势、提升区域工资的新的轮回，并最终引发第三个区域的制造业成长，如此循环往复。在运输成本很高或很低的情况下，位于核心国家的产业感受到的前向与后向联系(向心力)都相对较低，劳动效率的小幅度上升导致工资成本的上升(离心力)都足以压倒产业联系(向心力)的影响，从而引发投资和生产向周边国家的转移以满足最终需求。倒是在运输成本的中间区段，位于核心国家的产业感受到的前向与后向联系(向心力)最强，有更大的余地平衡由劳动效率的，上升所导致的工资成本(离心力)的增加，因此，在运输成本的中间区段，产业集聚更容易维持。

然而，这一模型给人们的启发更多地在于揭示产业扩散相对于劳动效率(而非运输成本)变化的敏感性上。藤田、克鲁格曼与维纳布斯(1999)用了一个包含三个国家和七个劳动密集度各不相同的产业的例子更好地说明这一产业扩散过程，在阶段I，所有产业均位于国家1，在国家1与国家2和3之间存在工资差异。随着劳动效率水平的增加，工资差异的幅度不断增加——直到某个产业的厂商开始重新进行区位选择并因此而有利可图，阶段Ⅱ即从此开始。在Ⅱ阶段，产业是向所有国家均匀地扩散，还是依次一个国家一个国家地扩散呢?且考察一下阶　段Ⅱ的最初阶段，其间国家2和国家3都在开始工业化。在阶段Ⅱ起初的一个很小的区间内，两国工资水平是一致的，但是，随着国家2和国家3内部的产业联系变得不断增强，两个国家有相同产业结构的均衡将会变得不稳定。只要有一个国家略微领先，其优势就会被放大，另一个国家将因此而落后。因此，产业扩散并不是沿所有国家齐头并进的，各国的工业化有先有后。

这一模型很好地表明，经济发展不是多个国家齐头并进地追赶富裕国家的平稳的过程，它是—个富国与穷国集团共存的过程，存在导致穷国加入富国俱乐部的可能的机制。世界范围的工业化将以一系列波的形式从一个国家传到另一个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一个国家的产业体系的建立一般要遵循从低级开始向高级攀升的过程。

4．区域专业化模型。为了进一步考察全球化对已实现工业化的国家和地区的产业结构的影响，克鲁格曼和维纳布斯(1996)从分析一些厂商与某类厂商存在比与其它厂商更强的买方／供方关系这一重要的投入-产出联系特征人手，建立起区域专业化模型。这一模型与上述模型的演化动态原理基本相似，但在基本假设方面却存在一个主要差别：在区域产业专业化模型中，假设存在两个国家(“本国”与“外国”)和两个生产部门(产业 1和产业2)，这两个国家和两个部门所面临的需求与所采用的技术完全对称，劳动投入为惟一的生产要素；由于所考察的经济已完全实现工业化，规模报酬不变的农业部门已从其中退出，因此，假设各生产部门均为不完全竞争型的制造业。

假定产业1在本国的集聚(相应地，产业 2在外国集聚)为一均衡，当产业间联系强于产业内联系时，在任何贸易成本下，这一产业集聚都不是可持续的，这是因为，对于各个厂商来说，最为重要的区位利益来自于与它国厂商的联系，因此，各个国家将发展多样化的产业组合。相反，如果产业内联系强于产业间联系，则当贸易成本值较高时，产业不可能形成地理集聚，两个产业在两个国家内均有分布；只有当贸易成本足够小时，产业的地理集聚才是可能的和可持续的。产业内联系与产业间联系之差距越大，使产业集聚为可持续的贸易成本的取值范围越宽。由这一模型所预测的基本倾向即使在对模型引入更多区域和产业部门的情况下也会保持不变。但在多个产业的情况下，分布并不是一半对一半的。一个区域可能比另一个区域有更多的产业，这将导致区域之间真实收入的差距。

三、新经济地理学关于经济全球化的理论含义

通过对报酬递增的D—S模型赋予空间解释，新经济地理学对报酬递增、外部经济、运输成本、要素流动和投入产出联系的性质及其相互作用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所发展出的一系列模型揭示出一些重要的理论含义，对于理解全球化条件下的生产、贸易和经济发展的特点具有重要意义。

新经济地理学范文第3篇

关键词：新经济地理学；边境贸易；乃堆拉山口

中图分类号：F114.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2）10—005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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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李凌，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上海 200020）；常亚青，华东理工大学图书馆讲师 （上海 200237）

边境贸易是毗邻国家之间特有的一种经济贸易形式，它既是一种初始形式的国际贸易，又是国家对外经济贸易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①。世界贸易组织（WTO）把边境贸易定义为“两国边境地区居民和企业在距边境线15公里以内地带从事的贸易活动，其目的是便利边境线两边的人民互通有无”。

因此，在考察和分析边境贸易这类特殊形式的国际贸易时，必须将边境的地理因素考虑在内。由于存在“国界”，边境地区生产要素的流动，一直以来被认为会受到各类非经济因素的限制。然而，新经济地理学的出现改变了人们的这种看法，使得边境贸易与地理条件之间的天然联系，成为国际专业化分工和循环因果积累效应生发的重要基础。所以在新经济地理学的视域下，尽管中印边境贸易在历史上饱受挫折，其当下交易规模也不大，但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推进和中印高层政治往来日益频繁，中印边境贸易的专业化模式和贸易模式定将进入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并最终带来边境地区两国国民福祉的增进。

一、新经济地理学视域下的边境贸易

传统经济地理学认为，边境相当于一种非正式的贸易壁垒。边境人为地阻隔或增加了消费者或生产者的市场中心距离，导致运费和商品消费价格的升高，从而限制了市场规模和消费者数量，使得边境地区成为经济发展的荒漠地带。

然而，与传统经济地理理论不同，新经济地理学将边境视为国际专业化分工的天然屏障，边境贸易是推进贸易合作与经济一体化的重要举措。新经济地理学的主要代表人物保罗·克鲁格曼（Paul·Krugman）认为，正是因为“国界”，在中心—模式中起关键作用的产业关联效应，并不能导致世界人口向有限几个国家集聚，却能产生一种专业化过程，使特定产业向若干个国家集聚

藤田昌久、克鲁格曼、维纳布尔斯：《空间经济学——城市、区域与国际贸易》，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4页。

由此改变生产要素集聚的地理分布，以及地区间乃至国家间的资源分配结构，造成需求偏好、技术成本和要素禀赋的国别差异。边境贸易的开放在一定程度上讲是上述差异累积的内生性结果。

一方面，边境贸易通过改善边境地区的基础设施条件以缩短贸易运输距离，从而引发消费者和生产者在边境地区集中，加强商品与要素的自由流动和市场一体化的集聚效益；另一方面，在规模报酬递增的作用下，边境地区的竞争优势以及国家之间的分工与专业化模式也将得到自我强化，形成循环因果积累效应，以吸引更多的消费者和生产者向边境地区集中。由此，新经济地理学解释和论证了比较优势在边境地区的空间整合。可见，同样是从对“边境”经济学含义的解读出发，新经济地理学从动态的和发展的视角得出了与传统经济地理学截然相反的结论。

我国地域辽阔，边境线绵长，接壤国家较多，所以边境贸易是对外经贸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上，古代的丝绸之路、近代民间的马帮等都因边境贸易繁荣而形成。建国后边境贸易逐步恢复并发展起来，特别是改革开放后，随着一些延边地区的开放，边境贸易得以迅速发展起来

李光辉：《加快边境经济贸易发展 提升沿边开放水平》，《贵州财经学院学报》2010年第4期。

由于延边地区多是相对欠发达的少数民族地区，边境贸易就对促进边境少数民族地区摆脱贫困、增加边境地区就业、推动边境民族地区经济的市场化、培育边境少数民族地区特色产业发展等方面做出重大贡献

李光辉、袁晓慧：《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与边境贸易政策研究》，商务部课题报告，2008（11）。

中印边境贸易也是旨在改善西南边境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二、中印边境贸易的历史演进

中国和印度之间的边境贸易往来古来有之，两国边民之间也经常互通有无，国内甚至还有少数民族跨境居住。中印边境贸易主要是以、云南为主，其中对中印边境贸易起到的作用更大。

首先，的西南部由于与印度、尼泊尔、缅甸等国家接壤，边境线长达四千多公里

杨平学、张增明：《乃堆拉开放影响及对策建议》，《南亚与东南亚研究》2004年第3期，第35页。

在中国与南亚之间的边境贸易中具有重要地位。建国后的1953年，按人民币计价的边境进出口总额为1387万元，1956年增长到2950万元，1957年为2878万元，此后边境进出口总额下降，1972年仅为124万元；1986年边境进出口总额有所恢复，为2876万元，1989年增长至5205万元，1993年更是跃至7760万元，1994年竟然突破了亿元大关，到了上个世纪末，边境进出口总额已接近10亿元

新经济地理学范文第4篇

[关键词]劳动力流动；区域收入差距；新古典经济学；新经济地理学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12）02－0055－07

陈 恩(1956―），男，暨南大学特区港澳经济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台港澳经济与区域经济；于 绯(1983―)，女，暨南大学特区港澳经济研究所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区域经济。(广东广州 510632)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劳动力从内陆向沿海区域的流动日趋频繁，经济活动集聚造就了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三大都市圈，但同时我国区域之间的收入差距也日趋拉大。毋庸置疑，劳动力流动与区域收入差距密切相关。虽然学术界对劳动力流动与区域收入差距的研究颇为丰富，但是大多数文献关注现实问题的讨论和政策建议的制定，对理论演变的探索和内生作用机理的研究较少。本文分析了劳动力迁移理论的演变过程，立足于学者们普遍沿袭的新古典经济学与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范式，总结主要的实证成果，并且对两种理论范式下的研究进行比较分析，最后展望未来的研究方向。在此之前，我们首先要撇清现实生活中两个极易混淆的概念：“劳动力流动”①与“劳动力迁移”。White ＆ Wood从时间、空间两个维度，将迁移定义为“在一个给定的时间内，居住地在管辖区间发生变化”。学术界普遍认为，如果劳动力在空间上流动导致了常住地的变更，这种流动就是迁移；如果劳动力流动不涉及常住地的变化，这种流动就是通勤者。但是在实证研究中，由于劳动力迁移比劳动力流动的数据更容易统计和获得，所以，学者们通常用前者替代后者。因此，本文也没有严格区分这两个概念，将它们视为同义。

一、劳动力迁移理论――从新古典经济学到新经济地理学的演变

（一）理论演变过程

新古典经济理论认为，无论是实际的还是预期的区域收入差距都会引发劳动力流动，因此区域收入差距是劳动力流动的主要机制。Hicks就明确指出，“纯经济利益的差异是劳动力迁移的主要原因”。William Arthur Lewis在《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中创立了“二元经济理论”和“无限过剩劳动力发展模式”，奠定了研究发展中国家劳动力流动和城乡二元模式的里程碑。Harris－Todaro等学者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拓展性的研究，他们不仅将就业概率引入劳动力的效用函数，而且摒弃了劳动力充分就业的假设，进而认为劳动力流动的主要影响机制是劳动力对区域之间预期收入差距的估计而不仅限于实际收入差距，因此劳动力迁移决策模型是一个关于预期城乡收入差距净贴现值的增函数。虽然新古典迁移理论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解释发展中国家劳动力流动和城市失业并存的现象，但是根据区域收入差距来判断劳动力是否迁移，决策因素过于单一。

然而在现实中，即使面对相同的区域收入差距和外部条件，不同劳动者也会做出迥异的迁移决策，对于这一现象我们可以从人力资本理论中找到合理解释。因为人力资本特征是存在差异的，这正是个人迁移回报率存在差距的根本原因，例如地区i的平均收入水平高于地区j，只要这个人的人力资本特征能够保证他未来收入增加，他也可能从地区i迁入地区j。由于人力资本难于量化，美国经济学家Schultz Theodore W．将人力资本投资活动概括为五项，②第五项“个人和家庭为适应于就业机会的变化而进行的迁移活动”就标志着迁移活动也可作为一项人力资本③。Sjaastad沿袭Schultz的人力资本理论，引进“成本―收益法”，认为劳动者为了增进个人利益，在比较其所有可能目的地(包括现住地)的净收益，决定是否迁移。虽然人力资本理论能够较好地解释劳动力迁移的选择性④，但是没有考虑人的有限理性和信息不完全，并且暗示潜在的迁移者是孤立于社会的，忽略了所在家庭和群体对劳动者迁移决策的影响。

在工业化水平较低和社会保障并不完善的发展中国家，家庭成员共同分享家庭财富的收益和风险是普遍现象，劳动力迁移往往成为整个家庭生存及发展的策略。Stark et al．首先提出“劳动力迁移的新经济学”，该理论主要包括两部分：第一，投资组合理论。农村家庭要对内部劳动力资源进行统筹规划和配置，派出部分成员外出从事非农产业，通过家庭成员在不同劳动力市场的分布控制其财富的风险⑤，以消除或减缓家庭收入的不稳定性。第二，契约安排理论。家庭与迁移者之间的汇款往来可视为一种“自愿契约”。迁移初期，通常由家庭向迁移者提供资助，帮助移民适应新的环境。当移民的职业及收入稳定后，开始向家庭提供资助⑥。而家庭为了防范风险，也会强化这种契约关系。

不同于前述迁移理论，以Krugman为代表的新经济地理学派，吸收了Marshall的外部性理论、Myrdal的循环因果理论和Arthur的路径依赖思想，利用Dixit－Stiglitz的垄断竞争模型，从产业空间集聚的层面阐述劳动力流动对区域收入差距带来的影响。新经济地理学认为，产业集聚是“向心力”与“离心力”相互作用最终达到均衡的结果。向心力表现为“需求关联效应”⑦和“成本关联效应”⑧的循环累积因果；而离心力是指：“要素市场拥挤效应”⑨和“产品市场拥挤效应”⑩的共同作用。当贸易自由度大于临界值时，向心力开始大于离心力，区域对称分布均衡被打破，劳动力及其经济活动开始向某一区域集中，直到形成“中心（制造业)―(农业)”的均衡格局??。在此过程中，众多厂商因某一区域的需求优势而在该区域集中起来，市场需求份额增加会导致更大比例的产出份额，产生“本地市场效应”??。同时，厂商竞争使中心区域商品种类丰富，需要从外地输入的产品种类和数量就越少，节约的贸易成本和运输成本就降低了劳动力的生活支出，导致该区域实际工资水平提高，形成“生活成本效应”??。可见，一旦劳动力流动引起集聚向心力大于离心力，从而导致“中心―”均衡格局的形成，中心区域的“本地市场效应”和“生活成本效应”就会拉大区域之间的收入差距。

（二）理论演变特征

劳动力迁移理论从新古典经济学到新经济地理学演变的过程中，都认为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和改善福利状况是劳动力流动的根本目的。但在此过程中，考察劳动力迁移决策的视角越来越重视微观因素，变量由外生转变为内生，对现实的解释力也越来越强。新古典迁移理论认为，劳动力流动的动因是区域收入差距或者预期收入差距。而人力资本迁移理论认为，除了区域收入差距和外部条件，人力资本差异也会导致个人之间迁移回报率的不同，成为劳动力迁移的重要原因。新劳动力迁移理论认为迁移决策是由与潜在迁移者密切相关的群体共同决定的结果。以上迁移理论的共同假设前提是规模报酬不变和完全竞争市场，而新经济地理学将厂商的规模报酬递增、不完全竞争、贸易（运输）成本等因素纳入一般均衡的分析框架，按照“劳动力流动―产业空间集聚―区域收入差距”的逻辑链条来阐释劳动力流动与区域收入差距的内生关系。

二、劳动力流动影响区域收入差距的实证经验

（一）基于新古典经济学范式下的研究

1．劳动力迁移对迁出地收入水平的影响

第一，劳动力迁移对迁出地生产率的影响存在短期效应与长期效应之分。从短期来看，劳动力流出降低了迁出地的农业生产率，不利于区域收入水平的提高。但长期中，移民汇款汇往迁出地，增加了迁出地的投资，从而提高了迁出地的生产率和农业产出。Rozelle，Taylor， De-Brauw以我国河北省及辽宁省的农村家庭为样本进行实证研究，印证了这一观点。第二，移民汇款的种类、劳动力迁移的阶段和规模影响迁出地内部收入差距的变化。实证结果表明，国内汇款可以降低迁出地内部收入的不平等程度，但国际汇款会加剧收入的不平等。原因在于移民存在选择性，国内移民与国际移民是两类不同素质的群体。McKenzie在研究从墨西哥到美国的国际迁移时发现，当迁移规模较小时，位于财富分布上端的家庭从迁移中获得更大利益，使迁出地收入差距扩大。随着移民分布的家庭越广、移民规模扩大，位于财富分布下端的家庭获利的可能性越大，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迁出地内部的收入差距。我们可以认为，随着迁移阶段的进行和迁移规模的扩大，迁出地内部收入不平等与国际移民汇款之间呈倒U型曲线关系。

2．劳动力迁移对迁入地收入水平的影响

劳动力迁移对迁入地收入水平的影响取决于职业选择的替代效应和互补效应。多数学者的实证结果表明，与迁入者职业相同的本地劳动者将受到替代效应的影响，工资水平下降；而与迁入者职业形成互补关系的本地劳动者，则会受到互补效应的影响，工资水平上升。形成互补关系的迁入者与本地劳动力是否产生竞争效应？这与移民自身的人力资本有关。Knight，Song and Huaibin通过分析中国的案例发现农村移民往往承担了城市居民不愿意承担的工作，两者之间并未构成竞争效应。但Roberts的研究表明，上海的外来劳动力与从国有企业下岗的本地劳动力在正规部门形成了竞争关系。

3．劳动力流动对区域收入收敛性的作用

新古典迁移理论认为：首先，在要素自由流动的前提下，劳动力总是从低工资区域向高工资区域流动，而资本则是从资本回报率较低的区域流向较高的区域，因此区域收入增长倾向于趋同。第二，劳动力通常从落后区域向发达区域流动，就会降低落后区域的相对人口增长速度，使得落后区域的劳动力边际生产力提高，因此可以缓解区域之间工资水平差距，表明劳动力流动有利于区域收入收敛。但实证研究的结果往往与上述理论不符。Barro and Sala－i－Martin对美国、德国、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国家的较长时间序列进行收敛性分析，发现人口迁移促进一部分国家人均收入收敛，而为另一部分国家带来发散。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其原因在于迁移的劳动力往往是人力资本水平较高的群体，尽管这些群体向发达地区迁移，使欠发达地区的劳动力边际生产力增加，但会加剧两个区域的人力资本差距，产生区域收入差距扩大的结果。??Shioji利用日本1960―1990年39个地区的数据检验了劳动力流动对收入收敛性的作用。他发现区域之间人力资本差异的确降低了劳动力流动导致的经济收敛，但影响较小，不至于使区域收入水平绝对的发散。Rappaport建立了一个两区域的理论模型??，当劳动力从小国流向工资较高的大国时，小国劳动力减少会降低小国资本的边际产品，小国居民的投资率就会降低，由此减慢了经济收敛速度，说明劳动力流动对促进区域收入收敛的作用十分有限。[1]Larramona and Sanso演绎了劳动力流动与区域收入收敛的动态变动规律。当达到稳态时，各国将以相同的经济增长速度收敛，但这并不表示各国人均工资水平也具备收敛性，各国人均收入仍可能长期存在差距。[2]因此可以认为，劳动力流动不必然导致区域收入的绝对收敛，只存在条件收敛机制。

（二）基于新经济地理学范式下的研究

1．空间均衡状态与实际工资差距

根据中心―理论，名义工资率差距取决于市场潜力的大小，但实际工资率差距取决于产业空间状态。如图1所示，l1表示贸易成本较高的集聚过程，区域1产业份额任意小的增加都会导致该区域实际工资率的下降，所以劳动力不会流动，区域对称分布是唯一长期稳定的均衡状态，此时两区域的实际工资水平相等。 l2表示贸易成本处于中间水平的集聚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存在多重均衡，但是内点不对称均衡（不完全集聚）在长期中是不稳定的，只有完全集聚均衡才是长期稳定的。因此只有达到完全集聚的中心―状态，区域实际工资水平才会产生差距。l3表示贸易成本较低的集聚过程，在产业份额的1／2点，工资差距曲线的斜率为正，表明区域1产业份额的任意小的增加都会导致该区域工资率的上升，于是劳动力流动与实际工资率上升形成一个循环累积因果，最终导致中心―的空间收入差距格局。[3][4]可见，只有完全集聚的中心―状态才存在实际工资差距，而在其他长期均衡状态下，实际工资差距为0。

2．集聚对不同区域产生的福利效应

从福利经济学的角度对集聚进行分析，可以认为产业空间集聚会产生以下几种福利效应：第一，集聚会同时促进中心和区域经济增长和福利水平提高，但区域间的福利差距存在扩大趋势。[5]因为集聚带来地方化的知识溢出使中心区域增长率高于，并且创新的预期收益率高于，当贸易成本低于临界点，中心区域就会获得较高的增长路径而实现经济起飞，而区域会享受到中心区域经济起飞带来的好处，福利水平大幅上升。但是只要贸易成本不为0，两区域的相对福利差距是持续扩大的。第二，地方化的知识溢出促进创新成本降低，从而使现有厂商资产缩水，对中心和区域都产生负效应。由于中心区域资本存量较高，所以对中心带来的负效应比更大。第三，经济活动高度集中会影响交易费用，给中心带来交易费用下降的正效应，而给则带来相反的负效应。

3．集聚状态对异质劳动力产生的福利效应??

当贸易成本较高时，熟练劳动力均匀分布在两个区域使他们的总体福利水平达到最大化；当运输成本较低时，经济集聚也会导致熟练劳动力总体福利水平达到最大化。但是对于不熟练劳动力而言，无论贸易成本如何变化，分散的经济活动对于他们来讲都是最有利的??。Ottaviano的实证研究得出了相似的结论。Vanessa Strauss－Kahn进而提出就业不平等的空间模型，他把劳动力分为高技能工人和低技能工人，并且各自分布于两个区域。两类工人可以选择高技术密集型行业或者低技术密集型行业就业，但是不可以跨区域流动。当技术创新相对集中于高技术密集型行业，产业将向高技能工人所在区域流动，如果相对工资保持不变，低技能工人所在区域就会存在较高的失业率，福利水平大幅降低。此外，Mu-rata、Mossay、Tabuchi ＆ Thisse的研究显示，工人对原居住地的特有偏好、产品多样化和规模经济所产生的向心力与异质偏好产生的离心力构成一对相反的作用力。这一对作用力随着贸易成本的增加而增加，影响着集聚的规模和速度，导致区域工资差距也随之发生改变。

4．异质劳动力流动与集聚

虽然Walz的研究表明，高技能劳动力流动带来的知识和技术信息在区域间的转移，为落后地区形成产业集聚和提高生产率提供了有利条件，但Wolfgang的分析表明，知识技术溢出效应在空间上并非均匀分布，而是随知识起源地与扩散地之间距离的增加而减少的。[6]Takatoshi Tabuchi et al把劳动力流动的异质性引入到新经济地理学的模型中，强调经济发展到较高阶段后，劳动力流动不仅受到经济因素影响，非经济因素的影响也越来越强烈，劳动力流动将呈现多元化趋势。[7]近十年来欧洲国家迁移流的变化恰好印证了这一观点。欧洲国家以低素质劳动力流动为主的传统模式逐渐被打破，有技术的高素质劳动力在欧盟内部的流动性不断增强。所以，劳动力的异质性对“中心―”模式具有明显的分散效应，劳动力异质性程度越高的区域，经济活动的离心力就越强。可以预计：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和贸易壁垒的逐渐消除，劳动力的经济活动将经历“分散―集聚―分散”的演变。

5．异质空间与收入不平等

空间的异质性对空间收入结构会产生重要影响。根据有关学者15年来的经验研究，可以认为异质空间正是通过以下三类地理特征影响劳动力等要素的流动，进而影响产业集聚过程，从而促进空间收入不平等。第一类地理特征是指[8]，运输成本、要素禀赋、矿山资源、交通枢纽、贸易港口等区域优势将有利于产业集聚。第二类地理特征是指，[8]需求、供给和知识创新的接近以及规模经济等因素会引发产业集聚，使生产和销售节约成本，获得更多利润，并且这些因素具有自我强化作用。第三类地理特征是指社会基础制度特征。Bao Shuming et al．运用我国1978―1998年的数据进行检验，发现沿海各省具有自然地理优势，造成较低的运输成本和交易成本，这些地理特征提高了要素报酬率，从而吸引劳动力和FDI向沿海区域集聚。检验结果表明，沿海变量能够解释我国各省增长率差距的60％，肯定了空间异质性因素对人均收入水平的显著贡献。Songhua Lin利用Redding－Venables模型对我国1988―1998年的工资差距进行检验，发现区位差异对工资差距的影响力十分显著，并且沿海和内陆省份之间的工资差距呈扩大趋势。

三、对两种理论范式下的研究的比较

（一）劳动力流动对区域收入差距的内生作用机理不同

根据新古典经济学范式下的研究，区域收入差距导致劳动力流动，劳动力流动通过影响迁出地收入水平、迁入地收入水平、资本等要素的流动方向、各种生产要素的边际生产力的变化等，达到缓解区域收入不平等的目的，并且只存在劳动力流动导致区域间收入收敛的条件收敛机制。而新经济地理学范式下的研究认为，劳动力流动通过引发集聚向心力和离心力的变化促使区域形成产业完全集聚的“中心―”均衡格局，这种格局一旦形成，中心区域的“本地市场效应”和“生活成本效应”就会拉大中心与区域的收入差距。其中，制造业名义工资率差距取决于市场潜力大小，市场规模扩大和劳动力流动的循环累积因果作用会导致中心与区域的名义工资差距扩大。与名义工资率差距不同，实际工资率差距与产业空间集聚状态密切相关。只有劳动力流动导致“中心―”这种完全集聚的长期均衡状态时，才会产生中心区域高于的实际工资差距。

（二）劳动力流动对区域收入差距的影响机制各异

新古典经济学范式下的研究认为，移民汇款种类、劳动力迁移的阶段和规模、职业选择的替代和互补效应、人力资本竞争效应等是作用于区域内收入差距的机制；劳动力和资本等要素的边际生产力、迁移者人力资本水平等是作用于区域间收入差距的机制。这些影响机制根据具体情况的不同，既可以加剧也可以缓解区域收入差距水平。而新经济地理学范式下的研究认为，贸易（运输）成本、市场潜力大小、产业集聚状态、劳动力的异质性、空间异质性是导致区域间形成收入差距的作用机制。在一定条件下，贸易（运输）成本越小、市场潜力越大、产业完全集聚、流动的劳动力异质性越低，越容易导致区域收入差距的形成。

（三）劳动力与区域的内在关系不同

新古典经济学范式下的研究根据劳动力迁出地和迁入地内的收入水平，以及区域之间收入的收敛性来探讨区域收入差距，可见区域的存在是先验的，并且区域之间相互独立。而新经济地理学范式下的研究认为，劳动力流动通过引发集聚向心力和离心力的变化促使区域形成完全集聚的“中心―”均衡格局，只有在这种完全集聚的长期均衡状态下，区域之间的实际工资差距才会产生，而在其他均衡状态下不存在实际工资差距。可见，区域存在与劳动力流动是一种内生关系，并且区域之间相辅相成。

四、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理论界关于劳动力流动影响区域收入差距的各方面观点尚未达成一致，这在一定程度上源于二者通常互为因果，并且导致二者产生的因素是纷繁复杂的。对于这一命题今后的研究方向可能包括以下几点：第一，在原有理论范式的基础上继续拓宽假设前提和微观基础，如考虑更加多样化的消费者偏好函数、更多细分的劳动力异质性、更多种运输成本类型等等，使研究结论更加具备一般性意义。第二，将多种外部性纳入劳动力流动导致的集聚过程，如异质性知识外溢，进一步建立动态的分析框架探讨空间均衡路径，从更加接近现实的角度考察区域收入差距。第三，从空间经济视角对区域贸易政策、财政政策、区域基础设施和福利政策进行分析，从而找到缓解劳动力流动导致区域收入差距的政策办法。

注释：

①可分为水平流动、垂直流动。“水平流动”通常指劳动力在相似的社会经济状况下的工作变动。“垂直流动”通常指劳动力从一种职位流向更高级别或更低级别的职位，如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产业的流动，从一般工人向管理人员的流动等。

②这五种人力资本投资活动分别是：卫生保健设施和服务；在职培训；正规的教育；成人教育；个人和家庭为适应于就业机会的变化而进行的迁移活动。

③虽然迁移本身并不改变人力资本存量，但是能够提高人力资本配置效率来扩大人力资本的潜力。

④如年轻、有技能、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力更倾向于迁移。

⑤包括缺失的或者不完备的资本市场、保险市场以及劳动力市场对家庭财富造成的损失。

⑥从迁移者的角度看，这种契约关系的建立除了互助及利他精神以外，很大程度源于迁入地就业的不稳定、教育开支、继承家庭财产的愿望、维护自己在家乡的社会地位等等。

⑦当运输成本下降到某一临界值时，一个偶然因素会使厂商在某一区域集中。厂商为了获得规模报酬递增的利益而扩大规模，不断流入的劳动力同时成为消费者，对工业产品的消费需求增大，于是市场规模扩大吸引更多厂商的进驻，这就是“后向关联效应”，也称为“需求关联效应”。

⑧厂商集中会刺激名义工资上升，而产品市场竞争力会导致产品多样化和运输成本减少，于是劳动力生活成本降低，实际工资和生活水平提高，又会刺激更多的劳动力流向这个区域，这就是“前向关联效应”，也称为“成本关联效应”。

⑨“要素市场拥挤效应”表现为农业生产对土地的依附性，使得农业的生产必须分散进行，农业产品和工业产品之间又不具有替代性，于是对农产品的需求和农产品运输成本的存在增强了分散力。

⑩“产品市场拥挤效应”表现为企业之间的相互竞争。随着一个区域生产份额的提高，如果相对市场规模一定，将会降低该区域每个厂商的销售额，从而降低流动要素的收益，这显然不利于厂商集中的分散力。

⑾人们对工业品的支出份额越大，工业产品的种类越多，导致向心力就越强，临界值ΦB就越早出现。当贸易完全开放，即贸易自由度为1时，集聚的向心力和离心力都不复存在，企业选择任何区位都是一样的。

⑿可视为一种“需求关联效应”的循环累积因果。

⒀可视为一种“成本关联效应”的循环累积因果。

⒁典型实例改革开放初期“孔雀东南飞”现象。

⒂该理论模型中包括一个已经达到均衡的大国经济和一个未达到均衡点的小国经济。

⒃标准的空间经济学理论模型中假设流动要素是同质的，偏好是相似的，并且他们根据实际工资率的高低决定是否迁移。因此只有完全集聚状态下，中心和区域的实际工资率才会存在差距，否则，两区域之间的工资率是相等的，但实际情况比这种假设复杂得多。

⒄当熟练劳动力向中心区域集中时，既没有考虑移民增加带来的竞争加剧给当地企业造成的负外部性，也没有考虑导致市场需求扩大给企业带来的正外部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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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Wolfgang Keller，Geographic Localization of Inter-national Technology Diffusion，American Economic Review，92(1， Mar)，2002．

新经济地理学范文第5篇

论文摘要：本文主要探讨了循环经济的新视角，即广义循环经济学与新循环经济学的区别和联系及其研究对象，并将此思想运用到区域创新和区域规划中，以期对该理论的未来发展提供借鉴。

在新循环经济学中，有学者提出发达国家正在实施的循环经济(即后工业经济)是知识经济的第一阶段。笔者认为，在知识经济时代，由于高技术的污染远比传统意义上的污染复杂，在生产、消费和消费后废弃等阶段都对环境产生影响；第三产业也会产生一定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因此，应该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循环型知识经济是循环经济的最高阶段。

广义循环经济学概念的再认识

空间结构是广义循环经济学与新循环经济学的重要研究内容。新循环经济学的核心是5R原则(包括再思考、减量化、再使用、再循环、再修复)，强调区域协调发展原则和生态工业园的建设。广义循环经济学也重视生态工业园的建设。但总体上看，二者对空间结构较少涉及。主流经济学忽视空间结构研究的缺陷已经为学者们所认识，因此，作为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学新模式，广义循环经济学与新循环经济学必须将空间结构作为重要研究内容，以研究空间结构为核心的地理学应该是广义循环经济学与新循环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之一，建立和发展循环经济地理学将是地理学和循环经济学发展的重要方向，但这一点还没有引起学术界的重视。循环经济地理学可分为通论循环经济地理学、区域循环经济地理学、部门循环经济地理学(包括农业循环经济地理学、工业循环经济地理学、第三产业循环经济地理学等)和公司(企业)循环经济地理学。

有学者认为，广义循环经济有其特定的内涵，不是一个包罗万象的“筐”，凡有产业联系的都要往里“装”。例如，电-高耗能产业耦合、资源的深加工等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自发进行的产业活动，不存在上游废物变成下游原料的关系，不应是循环经济。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是片面的，理由如下：尽管目前循环经济的发展需要依靠政策来推动，但循环经济与市场经济在根本上具有一致性，市场经济是建立循环经济的基础，因此，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自发进行的产业活动排除在循环经济之外是不合理的。在一定的制度和技术条件下，废物如废钢铁就是资源，二者并没有本质的区别，电-高耗能产业耦合、资源的深加工与垃圾发电-高耗能产业、废物如废钢铁的深加工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因此，不能因为不存在上游废物变成下游原料的关系，就认为不是循环经济。狭义的循环经济更多地关注生态效益，忽视经济效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是难以实现的。如电-高耗能产业耦合和资源深加工尽管不存在上游废物变成下游原料的关系，没有形成完整的循环经济链，但只要遵循5R原则，就是循环经济链的一部分，可以通过区域分工，共同建立完整的循环经济链，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广义循环经济学比目前广义循环经济学的内涵更丰富。

广义循环经济学与新循环经济学的区别和联系

新循环经济学的主要创新在于提出新循环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社会经济、科学技术与自然生态三个大系统以及三者之间的关系，增加了再思考与再修复的新理念，把原3R的理念进行了延伸与拓展，强调和谐社会的形成(包括区域协调发展原则和消除贫困原则)、知识经济与循环经济的融合、循环经济方程、新循环经济国民经济统计指标体系是新循环经济学的重要研究内容，并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对循环经济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广义循环经济学的主要创新在于强调广义循环经济包括经济、自然环境及社会三个方面的相互作用及相互衔接，涵盖了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生态环境三个方面，追求三个系统之间达到一种理想的优化组合状态。广义循环经济理论不仅关注工业系统、社会系统内部循环经济体系的建设与发展，更重要的是把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社会等因素纳入循环经济理论体系，构建完全意义、具有广泛理论价值和实践指导意义的循环经济理论体系。并探讨了广义循环经济的生态学基础与模式转换、广义循环经济的经济学基础与经济学范式的转换、广义循环经济的技术支撑体系和社会运行机制与社会治理，推进了循环经济的发展。

从以上分析可知，二者的主要共同点在于强调社会系统、经济系统与生态系统构成的复杂巨系统是循环经济的研究对象，追求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是循环经济的目标，3R原则是循环经济的重要原则，与狭义循环经济相比更强调社会效益以及生态经济系统与社会系统的协调发展，是在可持续发展的系统学思想指导下对循环经济理论的创新。二者的主要区别在于研究内容的侧重点不同，对循环经济原则认识的深度不同，对科学技术系统重要性认识的不同。但从学科视角看，二者的研究对象和目标是一致的，本质上是一致的，都属于可持续发展学。

新循环经济学和广义循环经济学是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学，不能仅以经济效益为目标，也要追求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要研究社会经济系统、科学技术系统、自然生态系统三大系统之间的协调发展，但重点应是其中的子系统即经济系统，否则，新循环经济学和广义循环经济学就等同于循环型可持续发展学，也就是说目前的新循环经济学和广义循环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太过宽泛。广义循环经济学和新循环经济学的发展方向应是在可持续发展的系统学思想指导下，根据5R原则和三循环理论(良性自然循环、良性经济循环和良性社会-经济-自然复合循环)等对传统线形经济学进行改造，以循环型市场经济为基础，并将空间结构作为重要研究内容，是更新和更广义的循环经济学，可称为循环型可持续发展经济学。

循环经济与区域创新

区域创新网络是指在一定地域范围内，各个行为主体(企业、大学、研究机构、地方政府等组织及其个人)在交互作用与协同创新过程中，彼此建立起各种相对稳定的、能够促进创新的、正式或非正式的关系总和，结点主要包括企业、大学或研究机构、政府等公共组织机构、中介服务组织以及区域金融机构等。在可持续发展背景下，循环经济必然是区域创新的理论基础之一，区域创新网络将转型为区域循环型创新网络。其中的企业将变成循环型企业，既包括传统企业的循环经济改造，也包括资源再生企业和生态恢复企业。大学和研究机构要研究循环经济技术，并通过教育、培训以及成果转化等方式，有效地促进循环经济知识、信息、技术等的扩散或市场价值的实现。循环经济信息服务中介组织、循环经济社区协调中介组织、双轨制回收中介组织和民间环保社团成为循环型中介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政府应积极营造区域循环经济发展的创新环境，如建立和完善循环经济制度，促进区域循环型创新网络的形成与发展。区域金融机构要支持区域循环经济的发展。以上各循环型结点之间的物质(含“废物”)联系和循环经济知识、技术、信息、人才等的联系成为区域循环型创新网络中的重要关系链条。由于我国的循环经济制度体系还没有建立起来，目前应充分发挥政府在区域循环型创新网络中的重要作用。区域循环型创新网络的基本特征除包括传统的动态性、系统性、非中心化和本地化外，还应包括遵循5R原则和公平性，以实现可持续的区域创新。

根据循环经济理论，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将是区域循环型创新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如良好的生态环境有利于吸引人才，优质的自然资源有利于循环型产品的生产)，传统的社会政治环境、法律环境、经济环境、文化环境、社会服务环境和基础设施必须根据循环经济理论进行创新，如加强企业之间相互利用“废物”的运输通道和“废物”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制定有利于循环经济发展的法律和制度，倡导循环经济文化。

根据区域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以上理论必须在循环经济理论指导下进行创新，才能成为区域循环型创新网络的理论基石。规模循环经济理论要求既考虑经济成本也考虑社会成本和生态成本，既考虑经济效益也考虑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范围循环经济理论要求在由动脉产业和静脉产业构成的循环经济产业内进行专业化分工与合作。循环经济交易成本理论要求传统交易成本“绿色化”，包括“废物”信息成本、绿色市场信息成本、循环经济技术信息成本、谈判成本、监督管理成本等。环形网络创新理论要求由线性创新模式或非线性创新模式转变为由环形创新模式与传统网络创新模式融合创新形成的新模式。区域循环经济竞争优势理论要求重视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要素、绿色市场条件、基于产业生态联系的相关与支撑条件等的作用，既考虑经济优势也考虑生态优势和社会优势。

循环经济与区域规划

新的区域资源观。一方面，在传统的区域资源观中，区域资源包括自然物质资源、知识、信息和制度等无形资源，但在循环经济背景下，许多“废物”成为资源，如垃圾发电。另一方面，传统的认为知识和信息资源等无形要素逐渐取代自然物质资源而成为决定区域发展关键因素的观点的合理性在于强调了知识经济的影响，但忽略了自然资源尤其是不可再生资源的稀缺性在逐渐加大的事实。

新的区域发展观。可持续发展观已成为指导区域发展的主流发展观，但在传统的线形经济模式下，有很大的局限性，循环经济为区域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效的途径，因此，基于循环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观将是指导区域发展的理想发展观。

新的区域市场观。在循环经济背景下，绿色市场将逐渐取代传统市场，同时，由于循环经济制度在我国还没有建立起来，必须加强政府的作用，政府调控与市场导向共同促进区域循环经济发展。

为实现区域可持续发展，循环经济将成为区域规划的新理念，区域循环经济理论将成为指导区域规划的新理论，区域规划要遵循5R原则，重视社会公平(如区域协调与区际协调)和生态恢复，以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为目标。

区域循环经济研究方法即物质流分析方法、生态效率方法、情景分析法、循环经济系统论方法、循环经济信息论方法和循环经济控制论方法等将进一步丰富区域规划的研究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