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宪法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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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宪法论文范文第1篇

机关事业单位的社会保险制度的优点机关事业单位为国家做出的贡献是巨大的，所以，机关事业单位的社会保险要比一般企业的社会保险呈现出一定的优越性，为了能够使机关事业单位招纳到更加优秀的人力资源，在机关事业单位采取较为优越的社会保险制度。我国企业的社会保险制度一般遵循保险的待遇与员工缴纳的保险金额是呈正相关的，由于企业的性质不同，因此，企业的员工享受到的社会保险的福利也是不同的。在我国医疗保险制度的建设中，还为机关事业单位的职工制定了医疗补助，体现出巨大的优势。

二、机关事业单位社会保险改革实践与法制建设探索

(一)机关事业单位社会保险与法律体系的基本构成社会保险的基本构成，指的是国家的社会保险统一遵照一定的规定制定，使社会保险实现横向结构和纵向结构的稳定，将不同层面的结构有机地统一在一起。社会保险的横向结构一般指的是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等，社会保险的纵向结构一般指的是由于各企业经营状况的不同，根据企业的经济效益形成的不同保险的组合，运用我国的宪法和法律制定的相关的保险规章制度。我国社会保险与法律体系一般是由三个不同的制度构成的，一是我国的宪法，起到对社会保险制度的总体约束，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障法》，三是养老保险、失业保险等不同的规章制度。

(二)机关事业单位社会保险改革与法制建设的措施

机关事业单位要根据自身情况，制定稳妥的社会保险制度机关事业单位的社会保险的改革要根据自身的财政情况，因为在社会保险的改革中会遇到各种突发的状况，机关事业单位的财政状况可能会出现不稳定的情况，而且，不同的机关事业单位的财政情况也是不同的，所以，在制定机关事业单位的社会保险和法制制度时，应该灵活地考虑实际问题，对于那些财政状况不是特别好的机关事业单位，可以采用统筹基金账户空账的方法。

三、结束语

社会宪法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人口/养老保险/抚养比/政策

【正文】

一、人口发展对社会养老保险具有双重作用

（一）劳动年龄人口决定了养老保险基金积累的潜在规模，而就业率和就业效益制约着基金积累的增速

养老保险基金源于人们的工薪收入，因此劳动年龄人口的富匮与否，决定了基金筹集的可能规模。此外，至少还有三大制约因素：一是从业年龄。进入劳动年龄后求职与否，实际上是养老金能否积蓄的前提；二是退休年龄。退休年龄标准的确定，实际上是继续积蓄养老金或支用养老金的选择；三是就业率和就业效益。这影响着养老基金筹集的规模与效率。

（二）老年人口对社会养老提出强烈要求，从而对养老保险基金的增长产生制约作用

我国目前的养老方式：一是由政府承办的社会基本养老；二是传统的家庭养老；三是以个人储蓄为主的自身养老。随着独生子女政策的实施和人口老龄化的来临，老年人对社会养老的需求和意愿必将进一步扩张和强烈。事实上，年轻的一代也已缺乏为长辈提供各种养老资源的能力，传统的家庭养老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但老年人口的超速增长，又进一步表明社会养老负担的日益加重和基金积累难度更为加大，从而对养老保险基金的增长产生强烈的掣肘作用和后续影响。

二、我国社会养老保险机制运行及其发展趋势

（一）近几年来的特点及其成因分析

八十年代改革后的养老保险制度运行以来，呈现出两大特点：

(1)九十年代初养老基金的收入增长缓于支出增长，养老基金积累已出现萎缩迹象。笔者根据有关资料作了测算（注：高路：《社会保障应建立统一的管理机构》，《经济日报》1995年3月28日。），我国社会养老基金的收支情况，1993年比上年增收7%，增支12%，积累减少24.8%；1994年又比上年增收26%，增支30%，积累又减少约8%。另据财政决算统计，到1995年底，全国养老保险基金收入943.27亿元，支出829.5亿元，分别比1990年增长365.28%和381.46%，支出增长幅度均明显高于收入增幅，虽然积累总额在增长，但年度余额却在明显下降。应当说，在目前养老负担还较轻的情况下，出现这样的情况是很不正常的。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我认为：一是长期实行松散的、高比例缴费豁免和因高缴费率而伴之高拒缴率的缴费制；二是由各种原因所致的陈帐拖欠，其中包括深化制度改革的成本和支付标准过高等因素影响；三是劳动年龄人口就业率及就业效益低下，导致劳动年龄人口增长所带来的提高基金积累的时序优势未能得以充分发挥和显现；四是收缴面窄而征缴措施不完善；五是未能有效地实现社会养老保险基金的保值增值；六是人口老龄化加剧，这是近年来导致养老支出急剧增长的最直接原因。

(2)我国老年人口的增长速度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人口老龄化的进程呈现出速度快、来势猛和超前于经济发展的特点。

资料显示，世界上发达国家的人口老龄化一般经历较长时间，如老龄化程度最高的瑞典用了85年；最早进入老龄化的法国用了140年；而中国只有13年，而且与国外相比，我国是先于经济发展之前提前进入人口老龄化的。（见下表）

表1中国未来人口抚养比的变化趋势预测

年份60岁以上%65岁以上%少儿抚养比老年抚养比总抚养比

19918.755.6943.2413.7456.98

19959.306.1144.1614.7958.94

20009.846.7142.9415.6058.54

200510.427.2137.6616.0253.68

201011.777.7132.0317.6249.65

201514.128.8429.4021.7750.67

202015.5510.8529.1023.7752.88

202518.4712.0630.0429.4659.50

203021.9314.6430.0536.5466.59

203524.3717.6328.6541.4570.11

204026.1119.5727.3342.7070.03

204526.8719.9727.3944.4671.84

205027.4320.4328.3148.4976.80

我们认为这主要由二个因素促成：一是实施了独生子女政策；二是人均寿命的延长。

（二）未来趋势预测——我国未来面临人口增长三大高峰

根据中国国情研究小组近年研究成果揭示，我国已相继面临总人口、劳动年龄人口和老年人口增长的“三线交叠增长”的非常时期：

总人口继续上升，估计到2050年将达16亿左右；与此同时，我国劳动年龄人口绝对量将持续增长到2020年，达94100万人，所占比重将增长至2010年，大约占67%左右，届时从属年龄人口比下降至50%以下，社会赡养负担最轻，即从现在至2020年是有利于我国经济发展的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的最佳时期，随后从属比上升伴随着劳动人口比重的下降，预示着经济发展的不利因素开始显现。另一方面，未来一二十年我们在面临劳动人口比重和绝对量增长的同时，还将面对失业人口继续上升的趋势。这就是说，如果我们不能作出劳动就业战略决策的合理选择，从根本上解决失业问题，丧失的不仅仅是难得的发展机遇，我们很有可能会因此而失去国家财力和自身养老金积累的“黄金时代”；更为严峻的是，我们还面对着人口年龄加速老化的挑战。专家们估计，未来30年我国将进入高速老龄化阶段，届时老年人口将逐年递增到3.35亿，占总人口的21.93%；此后20年间将进入人口老化阶段，老年人口比例将上升到27.43%，并在相当长时期内保持在这一高水平上。

三、顺应我国人口变动趋势及社会经济发展的政策选择

实现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的要求，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要在资源有限的条件下，根据本代人与后代人各自的生存发展需要合理地进行资源的代际分配。从效率的角度来看，这种分配应有利于科技的进步和人类的发展；从公平的角度上讲，这种分配应体现社会全体成员享受社会发展成果的权益。所以说，养老保险基金的筹集和使用，既是进行代际分配的主要形式和手段，也是政府实现宏观经济调控的有效途径。

基于上述认识，笔者认为必须着手解决以下几个问题：

（一）开源增收，截流减支，提高社会养老基金的积累能力

(1)根据人口年龄结构特点，特别是劳动年龄人口加速增长的趋势，调整产业结构，开辟新的就业渠道，发掘和扩大费基。据资料分析，目前我国第三产业在三产中的产值和就业结构中的比重都有扩大的趋势，但总比例还远低于国际水平。目前绝大多数发达国家第三产业产值在GDP中所占的比重在50%-60%之间，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也已超过35%，我国1996年为31.1%，处于较低水平，第三产业的就业比重也仅26%左右，发展余地很大。另外，我国劳动人口的素质结构特点，决定了我们在规划未来一二十年发展战略时所不能忽略的一点是，必须确立合理的经济技术结构来顺应人口年龄结构变动趋势，最大可能地提供和增强吸纳劳动力的机会与能力，为形成充裕的社会养老保险基金来源创造必要的条件。根据经济学原理，当资源被充分有效地利用时的产出水平是潜在的国民收入水平；因此，要实现潜在的养老基金收入水平，其关键是要发挥我们的比较优势，依据比较优势来调整和发展产业，通过提高就业率与提高就业效益来不断发掘和扩大费基。

(2)加快城市化建设步伐，拓展就业新领域，有效地开发和利用农村劳动力资源，增强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功能。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和新增劳动力主要分布在农村。据国情研究小组的《关于农村长期发展几个问题的系统研究》报告揭示，2000年农村劳动人口为6.6亿，届时农村总劳动力需求仅为2.79亿，潜在失业人口为3.1亿（注：《杭州日报》1996年4月1日。），按劳动参与率85%计，实际失业人口将达2.82亿；另据《经济学消息报》报道，未来5年，农村新增劳动力与现在的剩余劳动力总量将达2.14亿人，5年中尚有1.37亿农村剩余劳动力需要转移，但同期城镇新增长的劳动力尚有1600万人失业，“九五”末期的城镇失业率将高达7.4%，也有学者认为现在失业率就已达到5-8%（注：刘国光：《中国经济适度快速稳定增长的理论与对策》《经济研究》1997年第10期第5页。），因此现有城镇吸纳农村劳动力的能量是极其有限的，而几亿农村潜在失业大军将是未来中国农村改革与发展的危机所在。据国家民政部完成的《中国设市预测与规划》报告显示，到2000年中国城市人口比重将达到24.5%，按总人口12.76亿计，城市人口将有3.1亿；到2010年估计达13.96亿，城市人口比重为31.5%。可见，尽可能多地吸纳农村富余劳力，变劳动力资源优势为经济发展优势的根本途径就是加快城市化建设的步伐，以拓展就业新领域。这既是实现农村社会基本养老、提高农民自身养老能力，真正摒弃生育旧观念的前提，也是今后较长时期内趋利避害解决人口问题的关键所在。劳动力资源是社会经济发展中最宝贵的资源，只有有效的加以开发和利用，才能使其创造出物质财富为人类所用。国际上，有不少国家都有农民必须参加社会基本养老的义务要求和规定。我国是农业大国，占总人口70%以上的农村人口，是我国社会养老基金积累的根本性源泉，有着拓展的广阔前景和巨大潜能。

(3)实行劳动预备制，提高就业效益，实现提高劳动年龄人口就业率目标向提高总人口就业率目标的过渡。据统计，目前我国15-24岁的青年中就业的比例正在降低，求学比例显著提高，并有逐步增长的趋势，1995年为19.13%，1996年上升为20.5%（注：《我国15-24岁青年就业比例下降就学比例上升》《杭州日报》1997年4月7日。），1993年就业人口平均年龄已达36岁左右，比1990年提高1岁，比1978年提高5岁，在国外，一般发达国家由于大、中学在校人口比重大，所以总人口就业率比较高，而劳动年龄人口就业率则往往较低，发展中国家的情况则相反，通常是劳动人口就业率高，而总人口就业率低。两者的衡量结果可相差10个百分点之巨。当今中国基本上是介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并有趋于前者的倾向。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的不断普及和发展，这种倾向将会进一步显现出来。从目前发达国家科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60%以上，而中国仅为30%左右（注：《我国综合国力不断增强》（辉煌的20年（三）），《浙江日报》1998年9月25日。）的现状来看，这种变化对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和不同学历劳动者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系数是极为有利的，因此除了在政策上要建立激励人们受教育的分配机制外，更有在制度上加以规范的必要。据国家统计局最新消息，未来30年是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最多的时期，到2016年将达到最高峰8.7亿人，到2030年，我国小、中、大学年龄段的学龄人口之和将在3亿以上。因此，对新增加的劳动年龄人口实行劳动预备教育制度，是安置就业向素质就业转化的必由之路，不能将其视为只是个缓解就业矛盾的权宜之计，要把它作为提高就业效益、实现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坚持下去。

(4)实行统一工作年限的退休制度，或实行弹性退休年龄制度，充分发挥老年人力资源优势。据报道，我国平均预期寿命已提高到68.9岁，高于世界平均63.2岁的水平（注：《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国际比较》，《上海证券报》1998年3月11日。）。健康寿命的延长有可能会降低成本费用，提高经济效率。劳动力成本的很大一部分分别与衰老有着直接或间接关系：直接成本是医疗费用，间接成本是退休金。健康寿命延长意味着工作年限的延长将成为可能，总的劳动力生产成本会下降。在德国从1972年起就已实行弹性退休年龄制度，凡年满63岁男性，可自行决定是继续工作，还是退休，并从2000年起，把退休年龄从目前的63岁提高到65岁；意大利已准备把退休年龄从男性60岁、女性55岁分别逐步提高到65岁和60岁；在瑞典，男女退休年龄均为65岁；我国实行性别、职业差异的退休年龄制，与那些预期寿命与我国同水准的国家相比，我国的退休年龄普遍较低。从而两种现象不可避免：一是退休人口大量隐性就业；二是退休时工龄越长养老待遇往往也就越优。前一现象使我们无法真实地了解、反映和掌握当前的就业状况；后一现象也就意味着求学时间越长退休时比同龄人的养老金会更低，这既不公平也不合理。因此，我们建议考虑实行统一工作年限的退休制度，或实行弹性退休年龄制度。其好处至少有五：一是老有所为，于健康有益，延年益寿是社会进步与发展的重要标志；二是能有效合理使用人力资源，特别是将资深学者、科技工作者的耗损浪费减少到最小程度；三是有利于增强人们自身养老的意识与能力，既可减轻国家负担，也有助于建立起激励人们受教育的收入分配机制；四是变隐性就业为显性就业既不新增就业压力，又能客观反映我国从业人员结构及就业状况，实现提高劳动年龄人口就业率目标向提高总人口就业率目标的过渡，以促成整体国力水平的提高和社会福利的增进；五是有利于完善劳动力市场，根据人力资源合理配置和有效使用原则开拓新的就业渠道，发掘新费源，实现保费的潜在收入水平。

（二）延缓人口老龄化速度，提高社会养老保险的覆盖率。

(1)实施人口战略，有效控制人口老龄化。

我国政府从1980年起实行“普遍生育一个孩子”的政策，有效地控制了人口的增长。然而这并非永久之计，若持续五六十年以上普遍生育一个孩子，带给我们的又将是社会无法承受的年龄结构问题，目前客观上又有尽可能地缓和人口老龄化的要求。国内外相近人口预测表明，本世纪末我国人口可达13亿，2010年为14亿，此时总生育率若达到并保持2.10的更替水平，则到2050年人口零增长时人口可达16亿左右。然而，在我国事实上的独生子女远末达到“普遍”程度。就此而言，超生的子女为父母时仍实行一胎率，既对继续控制人口数量增长完全必要，且具公平意义。若如此，2010年的更替水平就仍在2.00以下，人口零增长的时间将会提前，人口峰值将低于16亿，而老少比则将有所抬高，养老负担率大致由1990年的1/7，提高到2000年的1/6，而2010年、2030年将分别达到约1/4和1/3，这也就意味着人口老龄化进程势必还要加快。继续控制人口总量和延缓人口老龄化的双重压力同时要我们去面对。如何制定下世纪人口发展战略，将是决定今后社会养老保险运行效果的决定性因素，应慎之又慎。

(2)抓紧有利时机提高我国社会养老保险的覆盖率。根据中国目前的现实，要使养老保险制度真正走出困境，最关键的措施除了扩大养老保险费的费基外，还必须提高社会养老保险的覆盖率。任何改革都有个时机的选择与成本的权衡问题。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我国正面临着养老金制度改革的极好时机。因为与那些进行过类似改革的国家相比，我国现在的成本是较低的，因而承担相应费用的能力也相对较高。这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我国目前劳动年龄人口的老年抚养率仍然是较低的（见表1），依据“1994年劳动事业发展年度公报”，至1994年底，全国离、退休人数与职工之比为1:5.1，可见，我国目前的赡养、养老负担均较轻；二是目前人们对参加社会养老保险的积极性高涨，多层次养老需求旺盛，自身养老意识普遍增强，这也将使合理负担社会养老费用成为可能。为此，我们要抓住有利时机，尽可能快地扩大社会养老保险的覆盖面，使社会养老保险的长期成本降到最低。从理论上讲，社会养老保险作为社会福利保障之一，是人民应当享有的基本权力之一，同时也体现为权益对等的一种分配关系；从制度的运行效果看，唯有实现了广覆盖，社会养老保险方能真正显示出它对社会经济发展的保障作用；从我国的国情分析，自全面推行计划生育以来，人口年龄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据1997年人口变动情况抽样调查，我国农村86637万人口中，0-14岁人口为24258万，占28%；15-64岁为56947万，占65.73%；65岁以上人口为5432万，占6.27%。这表明我国农村人口年龄结构已进入成年型后期阶段，到下世纪初将进入老年型阶段（注：《我国农村人口年龄渐入老年型阶段》，《中国信息报》1998年4月1日。）。另据民政部组织专家学者对部分省份农户进行的调查表明，当前农村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80.52%的农民选择了“养老”。因此推广实施社会基本养老不仅在城市，即使在农村也日显其重要与紧迫。从我国目前城镇的社会基本养老尚未全面覆盖的现状来看，为确保到本世纪末，全国各类企业职工都能享受到以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为主要内容的基本养老保险，就必须提高基本养老保险覆盖率。在此基础上，须将覆盖面从城镇逐步向乡村延伸，无论是从实施社会养老保险的长期战略意义上讲，还是从目前调节收入分配，缩小城乡差别和落实人口控制目标的政策需要来看，都是非常必要的。

【参考文献】

①《1996年中国财政年鉴》。

②刘炳杰：《对人口趋势与税收增长的战略思考》，《税务研究》1996年第5期。

③田雪原：《21世纪中国人口发展趋势与决策选择问题研究》，《中国人口科学》1998年第1期。

社会宪法论文范文第3篇

【摘要】本文从我国现阶段养老保障体系建设对商业保险的现实要求出发，着重分析寿险公司发展商业养老保险及企业年金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并就寿险公司如何在“三支柱”养老保障体系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提出一些建议。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要求。没有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社会就难以和谐，而没有养老保险，社会保障体系就不会健全。

【关键词】和谐社会社会公平三支柱企业年金

2006年6月15日，国务院下发了《关于保险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指出保险业是金融体系和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求保险业要统筹发展城乡商业养老保险，积极参与企业年金业务，完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养老保险是一项公益性事业，寿险公司有义务也有责任在实现客户、股东、员工三者利益科学、均衡发展的前提下，充分发挥在养老保险领域的资金融通和社会管理功能，推动养老保险事业健康、快速发展。同时，从我国养老保障制度存在的弊端、发展趋势及历史经验来看，寿险公司加快发展商业养老保险既是制度的要求，又有市场的需求，更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

一、我国现有的养老保障体制与人民养老保障需求存在巨大矛盾，要求寿险公司在养老保险领域发挥更大的作用

我国养老保险制度面临的最大威胁就是人口的“未富先老”，也即财富积累速度严重落后老年人口对养老保障需求的增长速度。我国在2000年进入老龄社会时，人均GDP仅为800美元，而发达国家进入老龄社会时人均GDP已经达到10000美元，积累的财富足以应对“银潮”。同时，我国在上世纪70年代末施行的计划生育政策也造成人口老龄化速度远远高于欧美国家（见表1）。这种“未富先老”以及老龄化速度过快的独有现象导致了我国现行制度出现诸多的矛盾和不足，也引发了一些社会不和谐的因素的产生。

所需年数

表1部分国家60岁以上人口所占比重从9%增至18所需年数

当前我国急需寿险公司在养老保险领域发挥作用，其原因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首先，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覆盖面小、保障水平低、职工缴费负担重，需要商业养老保险的有效补充。其次，“城乡二元”结构下，农村养老保障体系形同虚设，需要商业养老保障的积极参与；再次，机关、事业单位和企业单位职工养老保险实行“双轨制”，两类职工的养老金水平差距过大，社会收入的再分配不公，需要大力发展企业职工补充养老保险或企业年金制度；最后，现有社保基金管理需要进一步规范，需要借鉴商业保险资金管理经验。

二、我国养老保障制度由单一层次向多支柱模式过渡，为商业养老保险的发展创造巨大的市场空间

自1994年世界银行《防止老龄化危机，保护老年人及促进增长的政策》的报告，倡导各国建立多支柱养老保障体系以来，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建立了由社会基本养老保险、补充养老保险（企业年金）、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组成的“三支柱”养老保障制度（见表2）。我国养老保障制度在经历了国家养老、企业养老、社会统筹以及统帐结合四个阶段后，也正在向“三支柱”模式过渡。而且在演变过程中，国家、企业和个人三方在制度中的责任分摊机制将重新界定，个人领取养老金的权利与缴费义务将实现统一。

基本养老保险县

企业年金

储蓄养老保险

表2三支柱养老保障模式

同时，我国养老制度未来的发展将会呈现以下趋势。一是社会化趋势。资金筹集社会化，管理服务社会化，养老金发放社会化，职工养老将独立于国家和企业之外。二是市场化趋势。基金筹集市场化，基金管理运作市场化。三是责任主体多元化趋势。四是制度化趋势。伴随法规的完善，养老保障将走上制度化、规范化、法制化轨道。这种结构的调整和发展趋势为寿险公司提供了巨大的市场空间。寿险公司通过资金融通和社会管理功能，即可以参与社保基金第三方管理，又可以为企业年金提供受托管理、账户管理和投资管理服务，更可以发挥行业天然优势，开发销售个人养老储蓄产品。

三、世界养老保障制度发展的历史潮流，决定商业养老保险必然成为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构成

欧美等发达国家的经验告诉我们，养老保险制度的发展是一个循序渐进、逐步完善的过程，是随着社会财富的逐渐增加而不断调整的过程。从17世纪英国的《济贫法》到19世纪末德国社会保险制度的诞生，从1935年美国《社会保障法》的颁布到欧洲福利国家制度的确立，直到应对人口老龄化而对“三支柱”养老保障模式的确立，国家在养老保障中承担的责任正在弱化，在权力与义务对等的要求下，企业的养老责任不断加强，个人领取养老金待遇的权力与缴费义务也将高度统一。在这个过程中，商业养老保险的作用得以凸现，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直至深入到养老保险制度的各个层面，成为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构成。同时，商业养老保险的发展还推动了一国金融体系和社保体系的有机结合，两个体系建立了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机制，形成了拉动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强大内在动力。

四、寿险公司在“三支柱”养老保障体系建设中作用发挥

我国已经建立了“统帐结合，部分积累”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而且，随着《企业年金试行办法》和《企业年金基金管理试行办法》等法规的实施，发展企业年金制度的法律环境也基本成熟，加之个人储蓄性质商业养老保险的快速发展，我国“三支柱”模式已初现雏形，寿险公司在“三支柱”养老体系建设中的作用将得以有效发挥。

1、寿险公司应积极参与基本养老保险“第一支柱”的建设。首先是为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基金等社保基金提供“第三方”管理。保险资金是我国资本市场上安全程度最高、收益最平稳、运营最规范的一类长期资金，适应社保基金市场化运营趋势，寿险公司提供的专业投资技术和投资管理服务，可以有效弥补政府在管理社保基金方面经验不足，缺乏保值增值和规避风险手段的现实问题。其次，适应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需要，探索一条商业保险参与农村养老保障体系建设的有效途径。农民、农民工、失地农民的养老保障不足是影响社会和谐的一个重要因素，受制于国家财政转移支付能力和经济发展水平，完全依赖现有的制度安排提高农民养老保障水平是不现实的。动员各种社会力量，尤其是商业保险参与农村养老体系建设，让商业养老保险发展的成果惠及农民，既是社会发展的需要，也是政府工作的重点，更是寿险公司扩大业务领域，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协调发展的本职要求。

2、寿险公司要抓住发展企业年金的机遇，推动“第二支柱”又快又好地发展。发展企业年金是金融体系和社保体系建设的共同要求，也是寿险公司发挥资金融通与社会管理功能的有机统一。寿险公司必须抓住这次做大做强保险业，提升行业地位的历史性机遇，动员行业整体力量和资源在企业年金领域树立先发优势。目前，寿险公司发展企业年金已经具备了充分的客观条件：条件一，从2003年起，在劳动保障部和中国保监会的推动下，太平人寿成功参与了辽宁省企业年金市场化运营试点工作，促成中国第一笔合格的企业年金计划，为寿险公司开展企业年金积累了丰富的管理经验；条件二，全国已经有8家寿险公司获得了企业年金基金的运营资格，可以为企业提供包括受托管理、账户管理和投资管理在内的“一揽子”运营服务；条件三，寿险公司在长期资产负债管理、精算技术及风险管理、账户管理与服务以及资金运营等方面具有其它金融机构的比较优势；条件四，我国企业年金政策环境已经成熟，巨大的市场潜力正在演变成企业的现实需求，2006年全国企业年金基金存量已达600-800亿元，根据中国保监会的预测，到2010年市场规模可达1万亿元，2030年更将达到15万亿元。更加有利的是，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于2006年9月1日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社会保险基金管理监督工作的通知》，对企业年金的规范发展设定了时间表，这是摆在寿险公司面前的一次千载难逢的“掘金”机会。

3、寿险公司要大力发展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巩固“第三支柱”的核心地位。在我国，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作为一种长期保险业务，只能由寿险公司经营，这决定了其必然成为“第三支柱”的核心构成。一方面，寿险公司在提供企业年金基金运营服务的同时，要配合企业年金个人账户年金化领取需求，不断丰富年金产品线，开发付给方式灵活多样的养老金转换年金产品，吸引个人账户资金购买保险年金；另一方面，寿险公司要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趋势和老年人新兴保险市场需求，开发具有社会效益的个人养老保险产品，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廉价的、适合城镇低收入职工和农民的养老保险服务。商业保险参与养老保障制度建设具有一定的公益性，寿险公司要积极争取政府部门的政策支持，以便在推动社会和谐发展的伟大事业中做出应有的贡献。人口老龄化的加速及人口结构的变化将对我国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产生深刻影响，对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带来极大挑战。我国首部《养老保险管理办法》即将颁布实施，寿险公司在完善养老保险体系，构建和谐社会中的责任将更加重大，优势更加明显。

【参考文献】

[1]张建伟、胡隽：和谐社会视野下的中国农民养老保障制度[EB/OL].、

[2]李琼：论加速农村寿险发展的对策[J].保险研究，2005（1）.

社会宪法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农村；现代民间绘画；发展

中图分类号：G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2）35-0184-01

一、现代民间绘画的诞生进程

现代民间绘画由农民画演进而成，诞生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兴盛于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以后，党和政府对群众文化活动的重视以及农村经济的增长为现代民间绘画发展营就了良好的社会环境。党的十七大提出，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文化大繁荣大发展。因此，各级党委和政府加大对农村文化建设的财力、物力投入，基层文化设施得以巩固，农村文艺队伍充实壮大；各级政府文化部门加强对农村群众文化活动的组织和指导，群众文化生活日益增长，农民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广大农民走上了致富道路，在实践中增强了主体意识，拓展了审美视野，萌发了审美理想，激发了参与文化创作的积极性。社会环境的好转促使农民画活动在农村文化建设中的复苏。

与此同时，政府文化部门明确地把开展农民画活动作为“活跃农村文化生活，提高农民文化素质，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继承发扬民间优秀文化传统，展示农村文化建设成果”的一项重要工作来抓。全国各地农民画活动在政府行为的扶持推动和文化部门的组织指导下迅速兴起，并借鉴上海金山农民画的实践经验进行创作，使农民画向现代民间绘画演进，在农村文化建设进程中平稳发展。

二、现代民间绘画的持续发展

为了进一步推动民间绘画活动的开展，文化部社图司（原社会局、群文司）于1988年至1993年先后命名60多个县（市、区）为“中国现代民间绘画画乡”，把现代民间绘画活动作为一项群众文化工程纳入了政府社会文化事业的范畴。这一决策极大地鼓舞了各地政府和文化部门的积极性，把发展现代民间绘画写进当地政府工作报告，列为农村文化建设的重点实施项目。

此后的二十多年间，全国各地（各级）现代民间绘画活动持续不断，如浙江嘉兴秀洲区、上海金山区、山东日照市、陕西户县、山东胶南市等画乡在政府行动的推动下，相继承办全国性的绘画作品展赛，举办农民画艺术节，召开专业理论研讨会，带动了全国现代民间绘画活动的全面开展。各地画乡在当地政府的重视扶持下，积极弘扬优秀的民族民间文化，抓基本阵地、作者队伍、创作活动建设，培养了一大批农民艺术人才，涌现出一大批地域特色强、乡土气息浓、艺术水准高的现代民间绘画作品，有力地促进农村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成为农村文化建设的典型。

三、现代民间绘画在文化建设中的作用

此后，浙江各地如嘉兴秀洲区的现代民间绘画活动红红火火，如日中天。当地党委和政府在浙江建设文化大省的举动下，高度重视基层文化建设，重视文化品牌铸造，把现代民间绘画发展纳入农村文化建设的重要议事日程之中，对画乡工作确定了“建好一个基地、抓好一只队伍、抓住一批作品、打响农民画品牌”的目标，并由文化馆直接负责民间绘画活动的业务工作。2009年至2012年，先后承办了3次全国性的民间绘画大展和理论研讨会，组织全国现代民间绘画大聚会、大交流，有力地推动了全国民间绘画创作群体的建设与发展。

农民群众所喜闻乐见的文化活动是农村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加强对农民宣传的有效载体。民间绘画的作者以农民为主体，具有较为广泛的群众性；反映农村实际、表现农民生活、为群众所喜闻乐见，作为群众文化的一种艺术形态，人们在参与其创作、展示农村活动过程中必然产生陶冶情操、振奋精神、启迪民智、普及文化、传递信息、进一步提高觉悟、规范道德、优化环境等方面的社会功能。其活动开展对活跃农村文化生活、发掘农村艺术人才、提高农民文化素质、促进民间艺术等方面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四、民间绘画：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有效载体

社会宪法论文范文第5篇

*《思想战线》2001年第三期

社会工作研究中方法论、范式和研究方法的选择问题①

——以金碧社区的研究为例

张和清 （2000年8月15日 北京）

摘要：由于方法论的支撑，社会工作研究的趋势可能偏重解释与理解，对范式的选择自然更多地使用另类范式。在研究方法上也较多地采用质的研究方法。但我们绝不能排斥量化研究，各种范式和方法应该是互补的。对社会现象的认识我们落后于自然科学，应该给予客观的说明。从技术控制的角度我们还很落后，应该注重社会事实范式。对于社会工作领域欲解决的实际问题（如下岗、吸毒等）实证研究很难处理，可以用社会定义范式甚至是行动研究，包括批判诠释方法。社会工作研究在社会福利思想、社会政策、社会工作的制度分析等层面应该用计量方法，但在大部分介入层面的研究则采用非实证的质的研究方法。

关键词：社会工作研究 方法论 范式 研究方法 选择

作者：张和清 云南大学社会工作系副教授 社会工作研究所副所长

社会学试图借用自然科学特别是物理学的方法来研究社会，把社会看作一个客观存在的，有规律的实体。“对于创建者孔德来说，社会学将成为各学科的皇后，是一门具有实证主义性质的整合的、统一的社会科学”“社会学家们开始培养一种实证主义信仰，这种信仰与他们所秉持的现时取向结合在一起，便把他们推倒了注重研究普遍规律的学科阵营里。”②到迪尔凯姆的《自杀论》发表，他采取了主客二元论和价值中立的态度，将实证研究发展到非常精细的程度，证实了许多先前的假设。③“在二十世纪，历史学、人类学和地理学最终将残存于它们内部的早期普遍化传统彻底地边缘化了，社会学、经济学和政治学构成了一个以国家为中轴的三一体，从而巩固了它们作为核心社会科学（以研究普遍规律为主旨）的地位。”④因此，直到今天主流的社会学研究仍以实证研究为主。

社会工作研究是指“为了发展社会工作而进行的研究。”⑤笔者认为社会工作研究与社会学的研究是不同的，这是因为两门学科的渊源和发展方向不同 。社会工作源于社会慈善事业和睦邻运动，它从一开始就关注弱势群体，注重解决社会问题，是一门以价值观和实践为基础的助人自助的专业活动，通俗地说社会工作是“先有实务，后有理论”，理论的目的是指导实务。因此，“对人和社会不能使用自然科学的方法进行研究，只能以人文学科的主观方法对具体的个人和事件进行解释和说明。科学家不能通过寻找真理和本质、而是通过获得知识来理解自身和人类社会。”⑥

由此可见，社会工作侧重在实践中助人自助，试图通过帮助受助者建立社会支持网络，恢复其社会功能。社会工作研究从主流的方法论而言，由于不可能像自然科学那样找到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助人方法，所以近年来许多研究集中关注各种非实证范式的一些观念——“投入理解”（韦伯）、“共识真理观”（哈贝马斯）、批判诠释（哈贝马斯、阮新邦）、“视域融合”（伽达默尔）、地方性知识（吉尔茨）、“强烈的价值介入”（韦伯、哈贝马斯、阮新邦等）、建构和女性主义等后现代的视角（这些概念参看后面的具体阐释）。

由于方法论的支撑，社会工作研究的趋势可能偏重解释与理解，对范式的选择也就自然更多地使用另类范式（后实证主义、社会定义、批判理论和建构主义等范式）。

在研究方法上自然较多地采用质的研究方法。

需要指出的是我们在社会工作研究中虽然应该侧重非实证研究和质的研究方法，但我们绝不能排斥量化研究（虽然笔者认为不可能做到绝对的价值中立和客观）。我非常同意林斌先生的观点：各种范式和方法应该是互补的。对社会现象的认识我们落后于自然科学，应该给予客观的说明。从技术控制的角度我们还很落后，应该注重社会事实范式。对于社会工作领域欲解决的实际问题（如下岗、吸毒等）实证研究很难解决，可以用社会定义范式甚至可以用行动研究，包括批判诠释方法。①

社会工作研究在社会福利思想、社会政策研究、社会工作的制度分析等层面应该用计量方法，但在大部分介入层面的研究则采用非实证的质的研究方法。

下面笔者以金碧社区（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的一个居委会）的研究为例，具体阐明方法论、范式和研究方法的选择问题。

一、方法论的选择

方法论是根据本体论和认识论而采用的科学研究方法，它是思维层次上的“基本假设、逻辑、原则、规则、程序等问题，它是指导研究的一般思想方法或哲学。”②

我们对金碧社区的研究首先必须澄清价值和研究目的，以使社区介入工作更有效，同时能得到政府的认可和支持。所以，不可能用一个中立的态度和旁观者的姿态去参与工作，而应该投入理解，深入到社区中做“深度访谈”，通过沟通达成共识。这样形成的认识最终才能有利地指导当地人的实践。比如我们发现金碧模式的核心是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下的“五心工程”（真心、爱心、信心、耐心、心换心）。这个“五心”是一个典型的地方性知识和共识真理观，它不一定适合其它的文化处境，但一定适合金碧社区的实际情况。

这些认识的获得是因为我们采取了非实证方法论，我们坚信在金碧社区不可能找到一个普遍适用于其它地区的真理，也不可能探寻一种永恒的规律，但只要我们愿意理解和沟通就会达成共识。

在这里的“五心”仅仅是对实践经验的高度概括，我们可以运用“扎根理论”的方法从当地经验中提升理论，“用一种动态的方法去建构理论”③这样我们的介入就会更有效。

取得政府的认可和支持，需要我们有整体的说明和量化的数据，我们不能用个别的案例来回答政府的评估，否则政府很难下决心支持我们的项目。

例如，我们对金碧社区的戒毒工作进行评估时，用大样本调查的方法评估“治疗效果”和“戒断巩固率”：

四年来，社区的社会治安明显好转，社会公益事业有所加强，社区14名戒吸学员中戒断巩固3年以上者3人，2年以上者3人，戒断1年以上者4人，1年以下者4人，两年以上戒断巩固率42.9%，因复吸送劳教的2人,占14.3%。金碧社区成为第一个自1996年至今无新染毒的社区，并于1997年9月通过联合国亚太经社理事会评估。④

以上结论和数据增强了政府支持的信心，颇具说服力。

非实证定性研究和实证定量研究是互补和互相支持的。在社会工作研究中如果是探索规律，评估结果可能较多地运用实证的方法；如果是干预研究则较多地采取非实证的定性研究；即便在同一个研究中也可以两种方法并用。

另外，在方法论的选择中后现代的“女权主义”和“建构主义”视角也是非常有效的。

女权主义和后现代主义都是60年代以后流行至今的社会思潮。女权主义“对解构主义、语言和话语权力的问题的重点研究，使我们对叙述的威力更敏感，也更加认识到权力的地理——政治关系是第三世界妇女建构成‘她者’的根本原因。后现代女权主义因对普遍认识持怀疑态度，它对不同观点及解释较宽容，受到第三世界女权主义者的热烈欢迎。”①女权主义方法论对我们的启示：在知识的建构中应该有女性的声音；用女性的视角看问题可以令我们得到许多完全不同的结论；这种视角可以令我们更加准确地认识复杂的社会现实；可以增强女性的权力。②在金碧社区的戒毒学员中我们非常注意倾听女性、少数民族的声音，注意“贴近”他们，“与他们一起”叙述，使他们成为戒断过程的参与者而不是简单的接受者。

后现代的建构主义，在本体论上持相对主义——现实具有地方性的特点，是具体地被建构出来的；在认识论上持交往的、主观的认识论——研究结果是创造出来的；在方法论上持阐释的辨证的方法论。③在金碧社区的研究中我们运用扎根理论试图建构一个新理论模式，然后再用这一模式指导实践。（参见具体研究方法部分）

二、范式的选择

社会工作研究是一个多元范式的并存，但应该侧重另类范式（主要是指后实证主义、社会定义、批判理论和建构主义）。

实证范式认为世界是真实的，可以被证实。社会是主客二元的，具有普遍规律。可以采用实验的、操纵的方法论对假设进行证实；主要采用计量的方法（也可以采用质的研究方法）。实证范式在社会工作研究中可能主要涉及宏观的社会福利和社会政策层面的问题的研究。

各类非实证范式（另类范式）使社会工作的研究显得丰富多彩。

各种非实证范式都强调解释中的理解。后实证范式强调知者对被知者可以进行“客观的”了解；韦伯的“理解社会学”提出“投入理解”的概念“即研究者站到被研究者的立场，设身处地地理解行为者的内在动机，主观地判断影响社会行为的内在原因。”④到了社会定义范式、批判范式和建构范式更强调“投入理解”，互为主体，理解是一个交往互动的过程⑤。美国著名的人类学家，阐释人类学大师克利福德.吉尔兹强调“在解释之上的理解”“吉尔兹认为在阐释中不可能重铸别人的精神世界或经历别人的经历，而只能通过别人在构筑其世界和阐释现实时所用的概念和符号去理解他们。”⑥ 在金碧社区的研究中我们非常注重对“地方性知识”（当地人的知识）的创造性阐释和双向理解，非常注重本地人的话语和感受。

金碧社区一名戒吸学员曾真诚地对笔者说：

从第一期活动起我就参加了，今天是第100期活动我还是坐在这里。说实话我曾经也有不想来的念头，为什么坚持下去了呢？因为这里给了我一个期盼，我们来这 里能够真正 找到自己，因为在这里能够找到我做人的尊严，从这里走出去我们可以昂起头、挺起胸，走在人群中我们不需要躲躲闪闪，贼头贼脑，我们可以很得体、很体面的站在别人面前，有一种人的尊严的回归。在吸毒的那段日子里，自己真的像魔鬼一样，一天就会昏昏欲睡，觉得自己和行尸走肉没有区别，每天只是挖空心思吸一口。我来到这里感到比在自己家里都心胸开阔。很多人是和父母一起来这里的，但他们的真心话是不愿意对自己父母讲的，在这里我们就愿意对陈大姐、李伯伯说。我觉得人一旦遇到困难不说出来太难受了，得不到信任，我就受不了，像我自尊心特别强，只要别人信任我，哪怕一点点，我都会很欣慰的。所以我喜欢到这里来，我来到这个“家里”可以从李伯伯他们那里找到自我，找到我的兄弟姐妹。这个“家”的含义在我的想象中太深刻了。我自己的家就似乎只是一个吃饭、睡觉的地方，而在这个“家”里自己身心舒畅、人格得到尊重。这就是我心灵深处的感受，所以，我把这里称为“家”。①

通过批判阐释建立共识真理论（哈贝马斯语）这也是非实证范式的一个显著特点。社会科学没有永恒的真理，所谓的真理都是有条件的、地方性的。哈贝马斯“共识真理论和相应真理论最大的不同之处，是前者认为语句的真假值并非建基于人对外在世界的纯感官触觉的客观性上，也不存在不同演绎的基本现象。任何对外在世界的了解都必然涉及了解者的演绎，而语句的真假值是由参与讨论者在没有内外制约之下而达的共识（consensus）来决定。”③我们通过在金碧社区对一个个活生生的案例理解，在批判阐释的基础上形成了大家共同遵守的共识真理观——金碧模式实质是“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家族式的至爱亲情的“仁爱”精神。”

价值介入是非实证范式讨论的核心问题。

人们对于“价值在社会研究中的作用”问题有不同的认识。实证主义者主张在社会研究中仿效自然科学的“价值中立”原则，认为研究的目的不在于判断好坏与善恶，而只在于判断真假或是否，因此研究者必须采取客观的态度，排除个人的价值观和主观偏好。而人文主义者则反对“价值中立”的原则，认为社会研究应当像人文学科那样为人类提供行为规范和价值观。④

非实证论关于“价值介入的论点在一定程度上建基于韦伯的‘价值相关性’原则……价值相关所涉及的价值系统，通常不是指研究者个人的价值判断，而是指所属社群普遍接受的价值观念。”（阮新邦《社会工作理论与实践》）韦伯认为研究者在选题时应该“价值介入”而研究过程则“价值无涉”。

20世纪的诠释学者，特别是伽达默尔（德国著名的哲学家）的哲学阐释学提出了“双向理解”和“视域融合”的思想支持了哈贝马斯（本世纪德国最著名的哲学、社会学家）“批判理论所倡议的强烈价值介入论”——“研究者必然会在自觉或不自觉的情况下，加入自己的价值判断。”（阮新邦《社会工作的理论与实践》）这相对韦伯的价值介入已经完全不同了。

作为以价值观为核心的社会工作专业，在具体的实务工作中必然涉及“应当如何”的主观愿望，而服务对象也会有自己的态度，所以工作者面对服务对象时，必然有两种价值判断：一是试图把自己的判断强加给案主，这很可能引起价值冲突；二是先处境化地“双向理解”，然后通过沟通达成共识，这是最理想的价值介入状态。

价值的介入必然涉及到特定的文化背景。我们在金碧社区的研究中发现在“家庭般温暖”的社区环境中，有时也存在工作者对学员的价值操纵（家长作风），缺乏平等意识、学员自决和他们彼此之间的互动，我们试图在社区的特定文化背景中反思价值观的整合。

因此，对价值观和文化的警惕是我们每一个社会工作者（也是研究者）的首要责任。

三、研究方法的选择

实证研究与非实证研究、实证范式与另类范式从总体而言有两种具体的研究方法：一是量的研究方法，二是质的研究方法。关于这两种方法的关系笔者非常同意陈向明先生的观点：“质的研究与量的研究与其说是相互对立的两种方法，不如说是一个连续统一体，它们相互之间有许多相辅相成之处”①。在实证范式中主要是计量研究方法，但并不排除质的方法；在另类范式中主要是质的研究方法，但并不排除计量方法的使用。根据本文前两部分的论述，笔者认为社会工作研究中除宏观政策研究和回应政府方面可能采取实证的计量研究方法外，实务层面的研究大多采用质的研究方法。

在众多质的研究具体方法中文化人类学（民族志）的“深层描述”、过程中“扎根理论”方法和后现代思潮下的“行动研究”对社会工作研究最有深远意义。

民族志是对人以及人的文化进行详细地、动情地、情境化描述的一种方法，探究的是特定文化中人们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Peacock，1986）。我们对金碧社区的研究通过处境化的深层理解，详细描述戒吸学员的感受、看法和对人生的态度等（参见前一部分学员的话语和感受），以便掌握当地人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最终找到适合金碧社区实际的情况的矫治方法。

在质的研究中，一个十分著名的建构理论的方法是1967年格拉斯和斯特劳斯提出的“扎根理论”。扎根理论是一种研究的方法，或者说是一种作质的研究的风格，其主要宗旨是从经验资料的基础上建立理论。研究者在研究开始之前一般没有理论假设，直接从原始资料中归纳出概念和命题，然后上升到理论。这是一种自下而上建立理论的方法，即在系统收集资料的基础上，寻找反映社会现象的核心概念，然后通过在这些概念之间建立起联系而形成理论。②

金碧社区研究中“扎根理论”的具体运用：

第一步：一个真实的金碧社区—— 居委会、戒吸班、吸毒学员、政府官员、规章制度等。

第二步：多样的观察方式——与学员和工作人员交谈、观察和个案记录、录音等，对工作的成败得失进行总结。

第三步：形成低层理论——被称为社区“禁吸帮教五心”工程的金碧模式。

第四步：提升的理论——把爱心、真心变成对学员的尊重；把耐心、信心变成对学员价值的肯定；把心换心变成双方的一种平等意识，一种同理的态度。

最后，让我们关注行动研究。行动研究是20世纪30、40年代由美国社会心理学家勒温等首先提出的，70年代后逐步流行。行动研究在今天对社会活动具有极为独特的价值，因为行动研究目的是改进行动的质量；强调研究过程与行动过程的结合，注重研究者与行动者的合作；注重参与和对实际行动的反思。

当前，中国的社会工作应该积极参与到中国社区建设和社会发展中去，这已经成为大家的共识。所以社会工作研究应该关注社区社会经济发展、社区行动等。行动研究在这方面给我们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