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艺术论文
敦煌艺术论文范文第1篇
本课的内容、地位、作用
本课是知识传授与欣赏融为一体的综合课，主要是对敦煌艺术中的彩塑作较为系统的介绍。使学生在对敦煌大背景的了解下，重点突出彩塑艺术的知识。本颗将以彩塑图片和学生的分析回答为主线，教书的引导讲解为辅，使学生在感受美的同时了解到敦煌彩塑的发展及其独特的地位。
2、教学目标
根据《美术教学大纲》和教材的要求，本着是提高学生艺术感知能力和审美辨别能力，使学生了解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思路，确定本课的教学目标为：
了解敦煌彩塑在中国雕塑史和佛教造像史上的重要地位，并掌握其发展的历程。
3、教学重点和难点
敦煌是一个艺术宝库，
四、教学过程
1、导入新课
2、讲授新课
①敦煌的位置：对敦煌艺术作综合的介绍
②敦煌彩塑的地位：表现主体：佛教偶像
表现对象：佛、菩萨、天王、力士等
③敦煌彩塑的发展史：
早期：从北朝前期继承秦汉雕塑深沉宏大而形成的浑朴单纯，到北魏后期南方“秀骨清像”的造像风格风靡北方；
中期：隋唐两代，彩塑规模宏大、造型生动、绚烂多姿；
晚期：包括五代、宋、西夏、元等朝代，形神、塑工和敷彩均已失却了盛期的活力。
结合中国历史的发展，可以得出敦煌彩塑的盛衰史与中国佛教艺术的变迁是一脉相承的。
四、敦煌彩塑的功能和特点
1、功能：既是宗教艺术品展示的殿堂，也是僧侣从事宗教活动的场所。
2、特点：塑绘结合市融合多种艺术语汇的造型艺术。
五、思考题
1、敦煌彩塑是怎样以自己的造型特点，在中国雕塑史和佛教造像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敦煌彩塑虽然都要受到佛教模式的制约，但艺匠们还是发扬了我国民间雕塑艺术的优秀传统，结合自己的生活经历和审美理想，塑造了大量个性鲜明的艺术形象，使敦煌彩塑在中国雕塑史和佛教造像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2、敦煌彩塑艺术经过怎样的发展变迁？
发展初期：从北朝前期继承秦汉雕塑深沉宏大而形成的浑朴单纯，到北魏后期南方“秀骨清像”的造像风格风靡北方；
敦煌艺术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交融与创新；敦煌学；研讨会；综述
中图分类号：K87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16）06-0013-08
Abstract： To commemorate the 1650th anniversary of the Mogao Grottoes， the Dunhuang Academy held“Dunhuang Forum 2016： Convergence and Innovation-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in Commemoration of the 1650th Anniversary of the Mogao Grottoes”at Mogao， which received 109 submitted papers. More than 150 experts and scholars had heated discussion on various fields including cave archaeology， cave art， Buddhist history， ancient sites， ancient tombs， research of ancient documents， history and culture of Dunhuang and the Silk Road， Dunhuang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Dunhuang art and contemporary art creation， photographic archives of caves， historical resources of Dunhuang’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s well as the academic history of Dunhuang Studies. This conference greatly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nvergence and innovation research.
Keywords： convergence； innovation； conference； summary
（Translated by WANG Pingxian）
为纪念莫高窟创建1650周年，配合“首届丝绸之路（敦煌）国际文化博览会”，敦煌研究院携手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浙江大学、兰州大学、西北师范大学于2016年8月20日至22日在敦煌莫高窟联合举办了“2016敦煌论坛：交融与创新――纪念莫高窟创建1650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美国、英国、法国、德国、奥地利、比利时、日本、韩国、伊朗、印度以及中国大陆、香港、台湾等地区的150余位学者与会。
本次国际学术研讨会收到中外学者提交的论文109篇，堪称收获丰硕。这些论文内容涵盖了石窟考古、石窟艺术、佛教史、古遗址、古墓葬、文献整理研究、敦煌与丝绸之路历史文化研究、敦煌语言文学研究、敦煌艺术及其与当代艺术创作研究、石窟探险照片档案、敦煌科技史料以及敦煌学术史等众多学科领域。本文就本次会议提交的论一扼要的综述。
一 宗教、考古与艺术研究
有关丝绸之路、敦煌以及中国其他地区的宗教、考古与艺术研究是本次会议论文讨论最为热烈的一个方面。
今年是莫高窟创建1650周年，有多篇论文探讨莫高窟的历史及其价值。柴剑虹《“时”、“地”、“人”――莫高开窟因缘述略》认为莫高窟创建于前秦建元二年（366年），必有其因。对敦煌而言，时、地、人最集中之体现，莫过于丝绸之路开通后敦煌成为其“咽喉之地”。乐V等人最初营造的佛窟，其形式与内容，一定是既有浓郁的中亚、西域风貌，又融合了中原汉地风格，并展现了多民族文化艺术风情，体现出儒、释、道开始兼收并蓄的发展趋势，为一个多元文明、昌盛繁荣的莫高窟的形成发展，奠定了扎实的基础。马德《莫高窟前史新探――宕泉河流域汉晋遗迹的历史意义》认为西晋时代在莫高窟创建仙岩寺，为敦煌最古老的佛教建筑，它见证了佛教从印度和中亚传入中国的历史；并推测“敦煌菩萨”竺法护曾在此从事大乘佛教经典翻译，可称得上是中国大乘佛教的发祥地；同时又作为中国最早的习禅场所，是敦煌高僧昙猷“依教修心，终成胜业”的历史见证。联合国和平大使、教科文佛教常驻使团团长法宝博士《敦煌莫高窟：见证佛教的荣光与世界文化遗产》认为敦煌是多种文化、传统和丝绸、黄金、钻石等多种商品、语言交流之地，莫高窟也是和平、和谐、宽容和尊重佛教教义的一个典范，以莫高窟为代表的中国佛教艺术的贡献，充实了佛教的荣耀和世界文化遗产的价值。
宗教文化、艺术的发展、传播与交流是很多学者关注的选题。奥地利史瀚文（Dr.Neil Schmid）《可移植性与跨文化交流：莫高窟及周边地区基督教礼仪器具中的佛教文化》对莫高窟及周边地区基督教礼仪器具中的佛教文化进行了研究。伊朗纳思霖（Zahra Dastan）《摩尼教绘画及其对中国艺术传统的影响》认为中国画家采用摩尼教的波斯风格绘画创造艺术品，波斯绘画风格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敦煌壁画的艺术风格。李凇《雷电风雨图像：一种“全民图像”的伸展》将敦煌这个“文化特区”嵌入中国艺术史之中，检索不同信仰的产生、传播、延展、冲突、接纳、转换与互融的现象，以“雷电风雨”这个特定图像体系的成立，来描述文化演变的轨迹――零碎图像（观念）如何被逐步系统化整合的趋势。
二 文化、历史与文献研究
有关丝绸之路的历史、文化和敦煌文献的研究，是本次会议论文热烈讨论的又一重要方面。学者们从多种不同的角度展开论题。
丝绸之路历史文化研究。李并成《敦煌文化――丝绸之路文化最具代表性的杰出范例》认为敦煌不仅是丝路上中西文化传播交流的枢纽重镇，而且是中西方文化交融整合、孵化衍生的创新高地。敦煌文化呈现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融合发展底色与格局。敦煌文化最突出的特征是开放性p多元性p浑融性、创新性。刘再聪《华夏先民“西游”之举与汉唐引领“丝绸之路”文化交流》认为从文明传播的角度来看，华夏先民走向世界的愿望是丝绸之路最终形成的大前提，汉唐等中原王朝对西域各国的经营与招引是“丝绸之路”持续运行的原动力。比利时铁力・马海思（Thierry Marres）《假如论“乐”的〈庄子〉与斯宾诺莎之〈伦理学〉在敦煌对话》以一个外国哲学学者的独特视角和表达方式，讨论了沙漠绿洲敦煌多元文化的存在及其意义。
宗教史文献研究。荒见泰史《敦煌三危山考》认为敦煌信仰具有重层型，即在原有的信仰与陆续进来的新宗教的结合或调和中，很牢固地保留着对三危山或西王母信仰，在佛教盛行的时代，这些信仰不再是主流，但是一旦出现某种机会时，从内部保存下来的信仰也有突然爆发出来的情况。吴浩军《河西墓葬杂文丛考――敦煌墓葬文献研究系列之六》将河西走廊出土的西汉至后唐诸如铭旌、招魂幡、解除文、冥间过所、砖铭、墓表、题记等难以归类的墓葬文书归为“墓葬杂文”，认为这些墓葬杂文同样是考察河西走廊历史地理、丧葬风俗、民间信仰的重要资料。郑阿财《敦煌写本〈隋净影寺沙门惠远和尚因缘记〉研究》认为敦煌高僧因缘记写本提供了考察有关高僧“因缘记”在佛教弘传时运用的窗口，透过此一窗口可见当时僧人于各种法会间选择《高僧传》中适当的高僧神异事迹，a括其内容以备宣讲参考之用，此即所谓“因缘传”、“因缘记”。湛如《居家律范――从P.2984V看敦煌的檀越戒仪形态》认为以敦煌出土的戒牒、受戒文等材料为基础，有助于重现敦煌当时的居家律范，还原中古佛教的民众生活。崔中慧《北凉书吏樊海书〈佛说菩萨藏经〉初考》认为俄藏敦煌文献Φ066号佛经残片《佛说菩萨藏经》的书法风格与日本中村不折氏所藏北凉高昌一件有纪年并题款“书吏臣樊海”的《佛说菩萨藏经第一》相同，此二段残卷应是可缀合的同一佛经写卷，为同一写经生书写。从署名可知樊海是沮渠安周政府的官方书吏，反映北凉官方已经开始抄写并收录不同佛经译场所出的佛经。杨学勇《三阶教与地藏菩萨――兼论三阶教与净土教围绕地藏菩萨展开的争论》认为三阶教非常重视《十轮经》，非常重视地藏菩萨，其原因可能是因为三阶教是建立在末法根机上，而《十轮经》正是宣扬末法的经典，与三阶教强调的第三阶正好相符，所以可用《十轮经》来论证三阶教的某些教义。勘措吉《从哲蚌寺藏〈|蚌经〉看敦煌藏文〈般若经〉誊抄年代》认为山南隆子县卓卡寺保存的吐蕃时期专供赞普御用的“喇蚌经”和哲蚌寺所藏“喇蚌经”，与敦煌藏经洞所出藏文写经《十万般若颂》内容和形式完全一致，部分抄经生与校经师的姓名也相吻合，据此可知敦煌藏文《十万颂般若经》誊写年代至少从赤德松赞时期开始。魏迎春《敦煌写本〈敦煌诸寺僧尼问想记录〉研究》认为日本杏雨书屋藏羽699号文书是当时敦煌佛教教团面试僧尼的试卷，有助于搞清晚唐五代敦煌佛教教团僧尼剃度出家的过程以及僧尼身份如何取得等问题。陈大为、王秀波《敦煌三界寺再研究》从建置沿革、寺院建筑、僧人状况、寺学教育、宗教活动以及受戒牒六个方面研究敦煌三界寺，认为以三界寺为代表的佛教寺院成为敦煌地区各类社会活动的中心，深刻影响着敦煌社会民众生活的方方面面。陈于柱、张福慧《敦煌写本发病书〈天牢鬼镜图并推得病日法〉整理研究》对多件敦煌文献缀合而成的俄藏敦煌写本《天牢鬼镜图并推得病日法》进行了重新衔接缀合，认为《俄藏敦煌文献》第八册与学界此前对相关书叶的排布均有错乱，忽视了各书叶彼此的写本学关系以及卜辞文例的衔接性，这些文献应系唐后期五代宋初归义军时期的作品。戴晓云《敦煌文书中的水陆文献略考（一）》认为敦煌文献中有许多文献是水陆仪文或水陆斋文（宋元后世称为杂文，是供水陆法会举办时在斋会上宣读的），这些仪文或斋文，由于明确出现了水陆、无遮、水陆会、无遮会等等字样，可以明确其性质就是水陆文献。
敦煌历史文献研究。张俊民《对汉代之时敦煌水利工程的蠡测》将敦煌写卷与悬泉汉简记载的内容相结合，探讨了汉代敦煌的水利工程及其能效。陈国灿《试论吐蕃占领敦煌时期的鼠年改革――敦煌“永寿寺文书”研究》通过敦煌永寿寺系列文书，钩沉出此年吐蕃统治当局曾下令民间契约一律吐蕃文书写的命令，同时下令收回佛教信众供养给佛寺的所有农田草地林苑，重新分配给百姓为自耕地，这是其统治晚期鼠年的又一次变革。郑炳林《瓜沙地区疏勒河原名黑水考》认为直到唐宋时期疏勒河仍然称之为黑河，其原始名称很可能从《禹贡》记载而来，经考证黑水就是今之疏勒河。杨宝玉《〈张淮深墓志铭〉与张淮深被害事件再探》根据P.2913v《张淮深墓志铭》及《张淮深碑》抄件卷背诗文的相关记述，对这些文书及其折射的归义军史诸问题进行了辨析考证，探讨了两件文书本身及其所反映的张淮深遇害事件的一些具体问题。李宗俊《晚唐张议潮入朝事与凉州等河西政局再探――以新出李行素墓志及敦煌文书张议潮奏表为中心》利用最新出土的李行素墓志及有关敦煌文书，探讨归义军首任节度使张议潮入朝事与晚唐归义军与炷┑牧怪葜争及河西政局等问题。刘进宝《敦煌归义军政权的商业贸易》从税收、贸易、借贷等方面探讨了当时敦煌的商品贸易情况，认为归义军时期的敦煌缺乏商业经济。王祥伟《归义军时期敦煌绢帛借贷契约析论》对敦煌织物借贷契约的借贷原因、借贷期限、借贷数量和借贷利息等方面做了讨论。赵大旺《敦煌写本P.5032〈渠人转帖〉研究》对P.5032中一组八件《渠人转帖》进行了校录，考察渠人劳役参与情况和渠社局席参与情况，讨论了渠人与渠社的关系。梁咏涛、唐志工《莫高窟第98窟反映的五代归义军节度使职官变化》认为第98窟反映的五代归义军节度使府职官，为曹议金时期按后唐同光二年宣敕，对归义军使府内部职官进行的改置，其题记又具有节度使府“本局公事”内容之职官的性质。杨秀清《敦煌历史文化的思想史意义》在研究敦煌文献及考察敦煌石窟图像的基础上，从大众思想史视角及唐宋时期敦煌大众思想内涵，探讨了敦煌历史文化的思想意义。
古代民族文献研究。德国茨默（Peter Zieme）《对一首回鹘文诗歌，即B464：67号敦煌文献的解读》对敦煌莫高窟北区出土B464：67（背）原定名为回鹘文佛经残片进行了全面解读，认为该残片非佛经内容，而是一首回鹘文诗歌。张铁山、彭金章《敦煌莫高窟北区B465窟题记调研报告》辑录了莫高窟北区第465窟内的多种民族文字题记，认为仅从题记来看，该窟至迟应建于唐839 年，被称作“独煞神堂”；至元代1309年之前废弃不用，被称作“秘密寺”。松井太《英国图书馆藏蕃汉语词对译Or.12380/3948文书残片再考》认为Or.12380/3948文书残片并非黑水城出土资料，而属于今新疆和田市东北约180公里的麻扎塔格出土资料，是八世纪古突厥语、汉语对译词汇集，是可与突厥鄂尔浑碑文相提并论的最早期的古突厥语资料。白玉冬、杨富学《和田新出突厥卢尼文木牍所见突厥语部族联手于阗抗击喀喇汗王朝新证据》认为和田出土突厥卢尼文木牍文书是记录突厥语弱小部落与于阗王国携手抵抗喀喇汗王朝的真实写照，足以弥补相关史料空缺。杨铭《敦煌西域文献中所见的苏毗末氏（vbal）考》结合敦煌、新疆出土古藏文文书与相关汉文文献，探讨了苏毗王族末氏（vbal）在吐蕃和敦煌西域等地的活动，揭示了隋唐及五代时期，末氏在苏毗被征服以后，逐步融入吐蕃的历史轨迹。白玉冬《五代宋初跨越戈壁的交流――漠北九姓达靼与沙州西州的丝路互动》指出十世纪时期，九姓达靼与沙州归义军政权间保持互通使者关系，并与回鹘商人及其故国西州回鹘王国保持有密切关系。
敦煌文学文献研究。王素《敦煌本〈珠英集・帝京篇〉作者考实》考证S.2717第一首《帝京篇》作者为李羲仲。王志鹏《我国传统论赞文体的源流及其与敦煌佛赞之异同述论》探讨了敦煌佛赞与我国传统论赞的异同及其在形式上的继承与发展，指出敦煌佛赞形式中包含有印度古代重视赞叹传统的因素。黄京《文人干谒：敦煌悟真出使长安之酬诗》认为悟真出使长安与当地各位高僧大德、朝官互相酬和的诗歌，似可归类为唐代文人的干谒诗文。伏俊琏、王涵《敦煌本伤蛇曲子与施恩必报的民间信仰》认为伤蛇故事在敦煌写本中以唱词的形式出现，反映出世教和“报应”观念融合的民间信仰。林仁昱《敦煌观音歌曲的应用与表现意义探究》对敦煌文献中以“观世音菩萨”为歌咏主题的歌曲（赞歌及曲子）进行分析探究，期望借此明了敦煌“观音歌曲”具体表现方式与应用意义。张勇《中古民众的灵魂观念――以敦煌变文为研究中心》梳理变文中有关灵魂的内容，并参照其他敦煌文物文献，以期勾勒中古民众心目中的真实的灵魂观，深化古代民间信仰研究。
敦煌语言文字研究。郝春文《敦煌写本中形近字同形手书举例（二）》列举了“免”、“兔”，“弟”、“第”，“服”、“眼”，“坏”、“怀”，“君”、“居”，“损”、“捐”，“形”、“刑”，“素”、“索”，“苦”、“若”，“禾”、“木”和“示”同形十组容易混淆的敦煌写本字例，指出对这些不易区分的文字应主要依据文义来确定这类字的归属。黄征《漫谈古籍整理的规范问题――以敦煌文献为中心》论述敦煌文献校录整理中有关古今字、俗字、借音字、形误字、避讳字和武周新字、隶书和草书、选择底本等8个方面的规范问题。黄正建《敦煌文书与中国古文书学》认为有意识地从古文书学的视角，使用古文书学的方法，去研究敦煌文书中那些典籍之外特别是具有“书式”的文书，是今后研究应该努力的方向之一，以期使敦煌文书的意义和价值更加升华，反过来促进中国古文书学的进步。
敦煌文献收藏流传研究。朱凤玉《陈z旧藏敦煌文献题跋辑录与研究》介绍了民国初年任职甘肃的陈z收藏敦煌写卷情况，整理了散藏于多家博物馆写卷中存有陈z题跋者14件，并逐一辑录、析论。韩国郑广`《韩国藏敦煌本及其所藏过程》介绍了韩国岭南大学图书馆藏《大般涅经卷第三》和首尔大学奎章阁藏《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五十》两件敦煌写卷；并倡议韩国的收藏单位应公开敦煌资料。
三 敦煌艺术的传承研究
有关敦煌艺术及其在当代的传承、弘扬研究，也是本次会议讨论较多的话题。
谢振瓯《敦煌莫高窟――断崖上的丹青文脉》认为敦煌莫高窟艺术的经典性、包容性、丰富性，成为当代绘画艺术创新的敬畏与珍惜的历史典范。卓民《再论敦煌壁画中的“色面造型”和“线描造型”――从维摩诘经变看图像风格及艺术语言形态的演变》从“维摩诘经变”这一题材入手，通过对各个不同时期，同一内容题材不同图像风格的考证研究，描述敦煌壁画艺术语言形态的演变，指出“色面造型”是在佛教传入之前，以汉画像砖石为资源的、中国本土绘画造型基本语言形态的传承和发展；“色面造型”和“图底同构”是中国原创期绘画造型形态样式的两个新的语义表述概念。侯黎明《敦煌美术研究七十年》回顾了敦煌研究院美术研究发展72年来不断探索美术临摹、研究、创作的历程。马强、吴荣鉴《临摹是一项艺术研究工程――以莫高窟第320窟、285窟整窟临摹为例》介绍近年来敦煌研究院美术临摹工作在继承前辈传统临摹研究技法的基础上，全面使用矿物颜料，进一步采用数字化高密度点云数据技术介入壁画修稿、洞窟模型设计制作，完成莫高窟第320窟、285窟两座原大洞窟模型临摹工作；认为临摹是研究工作，整窟临摹是一项艺术研究工程。汤珂《试谈建立“敦煌美术学”的意义》认为敦煌是在中国文明的主流影响下，所内涵的、属于中国本体绘画语言的关键部分，敦煌美术学的建立，是对中国美术史（汉唐段）最重要的支持。赵栗晖《从敦煌石窟艺术现状看与中国绘画材料与技法研究相关联的几个问题》认为敦煌石窟艺术的价值在于提供给美术界一个完整的中国绘画体系，可给研究者获得指导未来艺术发展的力量和启迪。陈舒舒《论壁画艺术专业的学科性――对高校壁画专业教学和实践的思考》认为壁画艺术作为有着深厚历史积淀和拥有广泛现代社会需求的艺术门类，在当应获得足够的重视和长足的发展。
除上述一些大的研究领域外，本次会议还涉及一些其他方面的研究话题。如敦煌科技研究。英国罗维前（Lo.Vivienne）《传播的医学：艾灸来自印度王土？》以研究大量敦煌医学文献为基础，认为艾灸并非来自印度，而是吐蕃统治敦煌时期，喜马拉雅一带使用的藏医药与中医融合发展而来，是起源于中国本土的医学。石V晴通《从纸张材质及造纸技法看敦煌汉文文献的地位》从敦煌文献全貌考察出发，说明了在科学分析纸张材料的基础上探索敦煌文献特征的研究方法，从手稿学（Codicology）学的观点来阐述敦煌汉字文献。王进玉《丝绸之路上胡粉的应用――以中国甘肃、新疆石窟考察为例》通过古代文献、出土文物记载，以及新疆、甘肃石窟汉代以来“胡粉”作为化妆品和颜料的应用事实，对丝绸之路上“胡粉”的来源进行新的解读。
再如敦煌学史研究。车守同《由〈吴忠信日记〉再探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的时代背景》依据台北国史馆藏“教育部档案”、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档案”、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央研究院院史资料”等大量史料，较完整地说明了1941―1949年国立敦煌研究所的史实。张宝洲《张大千、谢稚柳莫高窟编号与考察成果述评――莫高窟考察历史文献解读（七）》运用考古学理论与校勘学方法，对张大千、谢稚柳两人莫高窟记录的文献资料进行了尝试性分析，得出谢氏著作应为“底本”，张氏著作为“抄本”的结论，继而分析了莫高窟“C”编号产生影响力的原因及学术价值，认为“C”编号缘起于张大千个人行为，但成果的最终完善则是诸多敦煌学者们历经努力的结果。王慧慧《敦煌研究院新入藏李浴敦煌遗稿的内容及其价值》介绍了李浴先生《莫高窟艺术志》、《敦煌石窟内容之考察》、《安西榆林窟》、《天水麦积山石窟》等多份调查手稿，认为手稿忠实记录了20世纪40年代莫高窟、榆林窟及周边遗址的状况。
石窟照片档案研究。美国经崇仪（Dora C.Y.Ching）《照片档案遗产：敦煌、探险照片与罗氏档案》介绍了存放在普林斯顿大学的罗寄梅先生1943―1944年拍摄的部分敦煌石窟照片档案情况，指出其作为历史、文化资源，在敦煌艺术研究中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孙志军《1907―1949年的莫高窟摄影史》以编年史的方式，对1907―948年的莫高窟摄影史进行梳理。认为1907―1949年莫高窟摄影的价值体现了对于具有中国民族特征的莫高窟艺术的国际认同与国际化传播，对于莫高窟的营建史、石窟文物的流失、石窟保护、敦煌研究院院史研究具有重要的档案史料价值。
总括而言，本次国际学术研讨会取得了多方面的成果，我们认为至少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本次国际学术会集中展示了近期国内外学者有关敦煌宗教、考古与艺术研究、敦煌文化、历史与文献研究的大量新成果，大家交流了学术，互通了信息，增进了友谊。
敦煌艺术论文范文第3篇
主题：传承丝绸之路精神促进文明交流互鉴
主办：甘肃省人民政府 文化部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国家旅游局 中国贸促会
时间：2016年9月20日9：00-10：50
地点：敦煌国际会展中心A馆一层国际会议厅
首届丝绸之路（敦煌）国际文化博览会隆重开幕，敦煌迎来了世界瞩目的历史性时刻。国家主席发来贺信，对文博会的召开致以热烈的祝贺，向出席文博会的各国嘉宾和朋友表示诚挚的欢迎。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宣读了主席的贺信并在高峰会议上作主旨演讲。尼泊尔议会议长翁沙丽・加尔蒂・马嘎，阿富汗第二副首席执行官哈吉・・穆哈基克，柬埔寨副首相因蔡利，摩洛哥国王文化顾问大卫・安德烈・阿祖莱，法国政府代表、参议院外事、防务和武装力量委员会主席、前总理让-皮埃尔・拉法兰，世界旅游组织副秘书长兼执行主任祝善忠分别发表演讲。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出席开幕大会。甘肃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三运致辞，甘肃省委副书记、省长、敦煌文博会组委会主任林铎主持大会。出席当日开幕式暨高峰会议的嘉宾还有来自85个国家的文化或旅游部长、驻华使节和五个国际及地区组织的代表，与甘肃结为友好关系的省州长和市长，文化企业和文化机构负责人、知名专家学者；中国政府有关部门领导，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的代表；国内部分省区市负责人，文化企业、文化机构负责人，知名专家学者、文化名人，甘肃省有关方面负责人，以及中外媒体人士和记者。
高峰会议分论坛
分论坛一：部长圆桌会议
时间：2016年9月20日14：30-18：00
地点：敦煌国际会展中心A馆二层多功能厅
主办：文化部 甘肃省人民政府
主题：坚持和平合作 完善丝绸之路沿线国家文化合作新机制
作为此次文博会的重要活动之一，以“坚持和平合作，完善丝绸之路沿线国家文化合作新机制”为主题的文博会高峰会议召开部长圆桌会议。国家文化部副部长丁伟主持会议。国家文化部部长雒树刚与阿尔巴尼亚、孟加拉国、埃及、法国、伊朗、立陶宛、巴基斯坦、新加坡、泰国、乌克兰等23个国家文化部长和代表围绕和平合作精神的世界意义、文化在促进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和平合作中的作用和途径、丝绸之路沿线国家与地区的文化遗产联合保护与传承、丝绸之路沿线国家与地区文化的协同创新、如何持续办好敦煌文博会，充分发挥这一重要文化平台的重要作用等五个方面进行了探讨。与会代表表示愿意加强与包括中国在内的“一带一路”国家文化交流与合作，将敦煌文博会打造成文化成果共享的永久平台，使其成为最具国家化、专业化、永不闭幕的文化博览会。
会议在征求各位部长及代表的意见建议后，共同通过了《敦煌宣言》，并于会后提交大会组委会。
分论坛二
时间：2016年9月20日14：30-18：00
地点：敦煌国际会展中心A馆一层1号会议厅
主办：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甘肃省人民政府
主题：坚持开放包容 促进丝绸之路沿线国家文化多元共存
以“坚持开放包容，促进丝绸之路沿线国家文化多元共存”为主题的高峰会议分论坛上，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何毅亭，俄罗斯人民友谊大学教授尤里・塔夫罗夫斯基，中国副主席胡志强、意大利阿奎利亚艺术基金会主席安东尼奥・扎纳尔迪・兰迪等10多位国内外专家学者围绕“开放包容”精神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开放包容”与“一带一路”倡议，“开放包容”与丝绸之路沿线国家文化繁荣发展等议题作了交流发言。与会的国内外专家学者认为，历史上的丝绸之路沟通融汇了东西方两种文化和世界四大文明，实现了沿线国家的共同繁荣进步。希望敦煌文博会能够再一次架起华戎交汇的桥梁，重铸丝绸之路的辉煌成就，开成一个开放包容、互学互鉴的盛会。甘肃省委副书记欧阳坚，甘肃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梁言顺参加了分论坛。
分论坛三
时间：2016年9月20日14：30-18：00
地点：敦煌国际会展中心A馆四层1号陈列厅
主办：国家旅游局 甘肃省人民政府
主题：坚持互学互鉴 推动丝绸之路沿线国家文化融合发展
以“坚持互学互鉴，推动丝绸之路沿线国家文化融合发展”为主题的高峰会议分论坛上，国家旅游局局长李金早，泰中友好协会会长、泰国前副总理功・塔帕朗西，中央党校原副校长杨春贵等12位嘉宾在进行了主题发言。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著名作家莫言作了主题演讲。论坛上，与会专家学者还围绕“互学互鉴与人类文明进步”、“文化与旅游、科技等领域融合发展”、“丝绸之路沿线国家文化交流互鉴的机制和途径”等议题展开了广泛讨论。
分论坛四
时间：2016年9月20日14：30-18：00
地点：敦煌国际会展中心A馆一层2号会议厅
主办：中国贸促会 甘肃省人民政府
主题：坚持互利共赢 推进丝绸之路沿线国家文化成果共享
以“坚持互利共赢，推进丝绸之路沿线国家文化成果共享”为主题的高峰会议分论坛上，国内外专家学者围绕主题，就互利共赢前提下的文化产业战略合作、互利共赢前提下的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建设、互利共赢前提下的文化市场平台建设等议题作了交流发言。与会的国内外专家学者认为，千百年来，丝绸之路承载的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精神薪火相传，在文明交流互鉴史上写下了重要篇章。如今敦煌文博会的召开，很好地推动了中国与沿线各国广泛开展文化等领域的交流合作，为其他领域的合作交流打下坚实的民意基础，有助于发掘沿线国家深厚的人文资源，也实现了不同文明的互学互鉴和文化成果的“互利共赢”，专家学者希望敦煌文博会能够一届一届办下去，而且一届办得要比一届好。
分论坛五
时间：2016年9月20日14：30-18：00
地点：敦煌国际会展中心A馆二层2号会议厅
主办：甘肃省人民政府
主题：敦煌文化的当代价值
以“敦煌文化的当代价值”为主题的高峰会议分论坛上，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英国王储传统艺术学院理事会主卫・格林，法兰西学院人文及政治学院院长、欧洲科学院院士巴斯蒂，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连辑，美国敦煌基金会理事会主席倪咪・盖茨，著名教育家、艺术设计家、原中国工艺美术学院院长常沙娜等中外专家学者、教授围绕全球视野下的敦煌文化、敦煌文化的艺术和科技价值、敦煌文化的传承和创新的论坛议题，作了题为《敦煌文化艺术遗产对现代国际文化交流发展的启示》、《敦煌：不同文化和谐共存的典范》、《贸易与朝圣、守旧与革新，沿着贯穿亚欧的通路》、《敦煌文化》、《敦煌佛教洞窟与敦煌基金会》、《中国敦煌历代装饰图案的研究与创新应用》等内容的演讲。经过学术探讨交流，专家学者普遍认为，中国正在走向文化复兴，敦煌文化已是全球一致公认的东方文化艺术地标和宝库，它对当代社会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指导价值十分明显、不言而喻。
高峰会议专项论坛
专项论坛一
时间：2016年9月20日14：30-18：00
地点：敦煌国际会展中心A馆二层1号会议厅
主办：中国史学会
主题：陆上丝绸之路的历史、今天和未来
以“陆上丝绸之路的历史、今天和未来”为主题的高峰会议专项论坛上，中国史学会会长、《求是》杂志社社长李捷及与会专家、学者围绕论坛主题，作了《“西巡”与“招徕”：中原王朝与“丝绸之路”的开通及文化交流》、《使臣授职：明代西北丝绸之路上的羁縻政策》、《贸易投资便利化是新疆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的重要环节》、《新“丝绸之路”和“大欧亚”概念》等专题报告。
专项论坛二
时间：2016年9月20日14：30-18：00
地点：敦煌国际会展中心A馆三层3号会议厅
主办：国家文物局 甘肃省人民政府
主题：丝绸之路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
以“丝绸之路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为主题的高峰会议专项论坛上，国家文物局局长刘玉珠表示，近年来，通过引领和推动丝绸之路跨国联合申遗、联合考古、展览交流、援外文物保护工程等交流合作项目，中国与沿线国家和有关国际组织逐步构建起了丝绸之路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合作框架。中国政府将进一步加强与沿线国家共同开展丝绸之路世界文化遗产的联合研究、申报和管理，为丝路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和交流合作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甘肃省副省长夏红民表示，共建“一带一路”为丝绸之路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希望通过文化遗产国际论坛，传承丝绸之路精神薪火，不断激活多样文明中的优秀传统，持续提升丝绸之路文化遗产保护和利用水平。国际文化财产保护与修复研究中心总干事德卡罗、中国丝绸博物馆馆长赵丰等国内外代表也分别从丝绸之路文化及其遗产的形成与演变、丝路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与展示利用、敦煌文化的价值与敦煌文物保护国际合作等方面作了交流发言。
专项论坛三
时间：2016年9月20日14：30-18：00
地点：敦煌国际会展中心A馆三层1号会议厅
主办：甘肃省文化厅 中国动漫集团
主题：优秀传统文化资源数字化
以“优秀传统文化资源数字化”为主题的高峰会议专项论坛上，中国动漫集团董事长庹祖海表示，国家文化形象动漫化传播的内容更具亲和力，品牌也更具可视化，在塑造和传播国家文化形象的过程中，用卡通形象对机构、活动和事件进行营销，往往可以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其他专家学者认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研究与传承，已经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课题，在当今互联网时代，资源数字化无疑是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最有效形式，“数字敦煌”建设就是一个极其有益的尝试，使不可移动文物和可移动文物突破物理空间和地域局限，走出文物本体环境，面向国内外，以新的展示环境、新的视觉表达、新的文化旅游模式呈现在公众眼前，营造了一个全新的多元异构的数字文化。
专项论坛四
时间：2016年9月20日14：30-18：00
地点：敦煌国际会展中心A馆三层4号会议厅
主办：甘肃省人民政府
主题：路易・艾黎国际主义精神与“一带一路”建设
以“路易・艾黎国际主义精神与‘一带一路’建设”为主题的专项论坛上，甘肃省政协主席冯健身指出，作为东西方国际文化交流的样板和典范，路易・艾黎与乔治・何克把毕生精力奉献给了两国友谊，奉献给了东西方文化合作。他们身上所体现出的强烈的时代担当和国际主义精神，正是加快推进“一带一路”建设需要的精神动力和力量源泉。要高举丝绸之路精神旗帜，夯实“一带一路”人文基础，不断发扬路易・艾黎国际主义精神，共创“一带一路”合作新模式。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副会长谢元，新西兰驻华使馆参赞何柏衍等国内外专家学者也围绕路易・艾黎国际主义精神作了交流发言。
专项论坛五
时间：2016年9月24～25日
地点：敦煌国际会展中心A馆二层多功能厅
主办：工业和信息化部 甘肃省人民政府
主题：大数据助推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
9月24日下午，作为首届丝绸之路（敦煌）国际文化博览会专项论坛的“大数据助推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高峰论坛”在敦煌召开。甘肃省副省长黄强、江苏省副省长马秋林、自治区副主席汪海洲出席会议。甘肃省副省长黄强，中国移动集团副总经理李正茂，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党组书记、副总经理刘锦章等部分受邀嘉宾作主题演讲。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化和软件服务业司司长谢少锋主持论坛。2015信息化与新型工业化专题研讨班领导和国内丝绸之路沿线省区市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甘肃省直有关部门、甘肃省市州政府、兰州新区管委会、有关高校院所相关负责人等参加论坛。与会代表一致认为，大数据产业目前尚处于快速发展的初级阶段，市场集中度和成熟度相对较低，竞争分散，创新和成长的机会众多。携手推动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和地区大数据产业发展，不仅要注重凝聚共识，更要起而行之。参会企业家表示，要以此次论坛为起点，以甘肃为平台，开启大数据服务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黄金通道”，坚持多边参与、多方参与，发挥政府、国际组织、企业、技术社群等各类主体作用，集众人之智成众人之事，在共建中共享，在共享中共治，在共治中共赢。
《敦煌宣言》会
时间：2016年9月21日19：30-19：50
地点：敦煌大剧院
出席人员：国内外嘉宾约1200人
主题：宣读本次文博会取得的重要成果――《敦煌宣言》
首届丝绸之路（敦煌）国际文化博览会《敦煌宣言》会上，1200多名国内外参会嘉宾见证了这个首届敦煌文博会最重要成果的发表。甘肃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三运出席，省委副书记、省长林铎主持，省委副书记欧阳坚宣读《敦煌宣言》。《敦煌宣言》所达成的共识，凝聚了与会国家代表的普遍共识和智慧见解，谱写了新时期中外友好交流的美好篇章，为丝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开展文化合作规划了方向路径，为开拓21世纪“新丝绸之路”奠定了重要的人文基础。这是首届敦煌文博会的最重要、最有深远影响的成果之一，必将成为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实现民心相通的纲领性文件随着
《敦煌宣言》的，历时两天，盛大辉煌的首届丝绸之路国际文化博览会落下帷幕。会结束后，与会嘉宾和媒体记者观看了中外艺术家联袂演出的文艺晚会《相约敦煌》。
文化年展
中国展区（敦煌国际会展中心1号楼二层）
丝路沿线省（区、市）文物精品共展出以丝绸之路及东西方文化交流有关的文物精品429余件。
明代手绘丝绸之路地图作品宽0.59米，长30.12米，绘制于明代中叶（1524～1539），图中描绘了从明朝边关嘉峪关到天方（今沙特阿拉伯的麦加）的211个地点。
“瓷上敦煌”精品瓷器展出由中国文化传媒集团珍藏于景德镇瓷器博物馆，反映丝路文化的近现代精品瓷器80余件。
“海丝记忆”――海上丝绸之路侨批珍品展示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风貌和华人华侨群体移民历史的文物。主要由海丝扬帆远、飘洋两地书、华人风物志三部分内容组成。
中国近现代书画精品展示元明清及近代著名书画家的代表作品50余件；近现代著名书画家的代表作品60余件。
“敦煌印象 丝路虹霓”10位知名美术家为文博会创作的长40米、宽1.6米工笔画卷。
国际展区（敦煌国际会展中心3号楼二层）
“文明之旅・魅力法国”――主宾国馆法国馆展区由“丝路有邦、时空之旅、感官法国、文明相约”四个板块组成，通过展示法国绘画、建筑、摄影、漫画、设计、音乐、电影、美食、时尚等文化，立体性呈现法国古今面貌。
“四海一家”――丝绸之路沿线国家艺术精品荟萃了亚洲、欧洲、非洲、美洲、大洋洲等国家的艺术精品，主要以绘画、雕塑以及具有各国民族特色的工艺品为主，展品约300件。
“意会中国”――丝绸之路沿线国家油画精品展示由中国对外文化集团珍藏的100余幅丝路沿线60多个国家著名艺术家的油画作品。同时展出俄罗斯华人艺术交流协会组织俄罗斯等国20多名美术家创作的油画作品50余幅。
“文明交响”――中埃当代艺术突出以绘画语言表现两国人民之间的交流，透过中国的长城，埃及的金字塔、卢克索神庙这些典型符号，生动呈现了埃及艺术家眼中的中国、中国艺术家眼中的埃及。
“世・象”――中意当代艺术以“世・象”为主题，表现包罗万象的当代艺术，通过中国与意大利各13位著名艺术家交流而创作的以抽象、超现实、极简风格为主的艺术作品50余幅。
甘肃展区（敦煌国际会展中心1号楼二层）
世界文化遗产主要表现以敦煌莫高窟为代表的七处世界文化遗产，以“花儿”和环县道情皮影为代表的联合国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
始祖文化集中反映伏羲、女娲、西王母、周秦和李唐为代表的始祖文化的发祥与传承。
史前文化甘肃共有史前文化遗址9000多处，以在我省发现地命名的文化类型近20处，主要表现大地湾文化、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等最具代表性的文化形态。
长城文化秦、汉、明三代长城的西端起点都在甘肃境内，现存遗址达3654公里，居全国第二，其中明长城长度居全国第一。
石窟文化我省现存石窟寺600余处，莫高窟、麦积山石窟、炳灵寺石窟、天梯山石窟等系统反映了佛教艺术在中国发展演变的历程，被誉为“石窟艺术之乡”。
民族民间民俗文化集中展示我省多民族的文化特色和民间民俗文化，特别是裕固族、保安族、东乡族等我国独有的少数民族文化。
红色文化甘肃红色文化资源丰富、地位突出。会宁会师、哈达铺会议、腊子口战役、南梁革命根据地、两当兵变等承载着中国革命历史的重要进程。
现代文化集中展示以《读者》、《丝路花雨》、《大梦敦煌》、《黄河母亲》为代表的甘肃现代文化艺术成就。
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建设成果。
专题展区（敦煌国际会展中心1号楼一层和三层，3号楼一层和三层）
“文化记忆”――丝绸之路沿线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
“魅力创意+”――丝绸之路文化创意与设计。
“丝路之邮”――丝绸之路国际邮品展。
“敦煌飞天・九天揽月”――航天技术成果。
《黄河万里图》。
“花开敦煌”――常沙娜艺术展。
“朝圣敦煌”――美术精品展。
“印象・丝绸之路”――采风写生创作作品展。
港澳台文化创意产品展。
“书香丝路”――丝绸之路精品图书展。
丝路茶韵――丝绸之路茶文化展演。
“兰生染缬”作品展。
敦煌创意文化产品展。
“影像丝路”――国际摄影艺术作品展。
“敦煌传奇”――丝绸之路动漫作品展。
莫高霞光――当代艺术展。
浙江丝绸展。
丝路之光――2016丝绸之路（敦煌）国际文化博览会国际雕塑邀请展。
彩陶天地・绘就万千――彩陶创意展演。
文艺展演
展演主题：荟萃艺术精品 共享文化成果
时间：2016年9月18～30日
地点：敦煌大剧院、敦煌剧院、《又见敦煌》演艺剧场、马戏大棚、会展中心场馆、驻地宾馆、部分景区
开幕式演出：2016新版舞剧《丝路花雨》
时间：2016年9月20日20：00
地点：敦煌大剧院
演出单位：甘肃省歌舞剧院有限责任公司
被誉为“东方《天鹅湖》”的中国经典舞剧《丝路花雨》以全新的编排再次上演，以此拉开了首届丝绸之路（敦煌）国际文化博览会文艺展演的序幕。《丝路花雨》讲述的是古丝绸之路上，善良淳朴的中国父女救助外国商人伊努斯过程中所发生的亲人悲欢离合、友人生死相助的感人故事，是一曲中外友谊的颂歌，弘扬了丝绸之路友好通商、互惠共荣的优良传统。
大型实景演出《又见敦煌》
时间：2016年9月20～30日20：00
地点：《又见敦煌》演艺剧场
演出单位：《又见敦煌》艺术团
《又见敦煌》为知名导演王潮歌新作，是一部大型室内情景体验剧，为甘肃省重点文化项目。《又见敦煌》以史诗的笔法传承丝路文化，以艺术的方式形象地展示了“一带一路”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精神，从艺术角度再现“人类的敦煌”，成为敦煌继莫高窟、月牙泉后又一张国际旅游名片。
闭幕式演出：大型综艺晚会《相约敦煌》
时间：2016年9月21～22日20：00
地点：敦煌大剧院
演出单位：兰州演艺集团 中外演出团队
作为首届丝绸之路（敦煌）国际文化博览会文艺展演之一，中外联袂文艺晚会《相约敦煌》在闭幕时开演。晚会通过舞蹈、器乐、声乐、杂技等形式展现丝路文化。当晚，来自多个国家的众多艺术家相聚敦煌，共同为国内外参会嘉宾呈现了一场各具特色的精彩演出。
主宾国演出：法国乐队《中国墨》
时间：2016年9月20日15：00
地点：敦煌大剧院
演出单位：果敢、法国演奏家安德里及LOJO乐队
交响音乐会《马友友大提琴之夜》
时间：2016年9月15日20：00
地点：金城大剧院
演出单位：马友友演出团队 兰州交响乐团
法国时装秀
时间：2016年9月18日20：00
敦煌艺术论文范文第4篇
然而，当翻阅《一九九四年敦煌学国际学术研讨论文提要》时，我真的惊诧了，茫然了，感到悲哀袭来，因为所录140篇论文提要中（我的文章排序第26位），竟不见张大千与敦煌半个字。更有甚者，来自北京和甘肃省的领导在敦煌建院50周年的讲话中，亦只字未提张大千对敦煌的贡献（见《纪念敦煌研究院成立五十周年特刊，1995年4月出版》），让人感到张大千遭薏苡明珠之谤，让人感到世俗误解张大千、所执“破坏敦煌壁画”的偏颇，让人感到这次研讨会和庆典活动遗忘了张大千，而且遗忘得竟那么彻底。
其实，关于所谓的张大千“破坏敦煌壁画”一说，早有澄清。1944年，沈尹默先生写诗“薏苡明珠谁管得，且安笔砚写敦煌”为之辩诬（载《张大千敦煌壁画展览特集》）；1948年9月，窦景椿、常书鸿先生在《西北日报》为之发表辩诬声明；1949年3月；甘肃省参议会作出“张大千在千佛洞并无毁损壁画情事”的结论；1981年3月，石湍先生（即刘忠贵先生，笔者朋友，曾合作文章）在《旅游天府》杂志为之发表辩诬文章（让时在台湾的张大千感动不已）；1991年9月，李永翘先生在《世界日报》为之发表辩诬文章。台湾的苏莹辉先生亦曾在台湾《中央日报》为之发表辩诬文章。然而，这次学术研讨会和庆典活动如此“礼遇”张大千，实在是无公平可言，与张大千“略尽书生报国的本分”的谦谦君子襟怀形成天地反差。当时，虽然我对张大千与敦煌的认知不乏局限，但至少有一点我非常清楚，那就是张大千对敦煌倾心至多，用力最大，推广最早，成效颇显，应该是敦煌学研究的组成部分，亦应当是敦煌研究院的学者不可忽略的课题。至于敦煌研究院的建院，张大千堪称主要推手。这些，张大千在《我与敦煌壁画——亚太地区博物馆研讨会专题演讲词》结尾处有表述：“过去，学术界对我在敦煌的工作，为文评赞，实愧不敢当。但是能因我的工作而引起当道的注意，设立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敦煌研究院前身），为国人普遍注意敦煌壁画的文化价值，也算略尽书生报国的本分了。”这里，张大千所言的“为文评赞”，自然是指1944年1月和5月，他分别在成都、重庆举办《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展览》时，《中央日报》《新新新闻》、国民通讯社、《新民报》等媒体的系统宣传，以及后来在上海、日本东京、法国巴黎等展览的宣传。尤其是成都1944年5月由西南印书局印行的《张大千敦煌壁画展览特集》，撰文者多为重量级学者，如陈寅恪、刘开渠、吴作人、林思进、冯汉骥、蒙文通、谢无量、沈尹默等，甚至有政要兼学者的张群。（该展览在成都进行时，观众达12000多人，可谓震撼。）其评价如潮，竟达到“唤起中国文艺的复兴”的高度，刘开渠并以此为文章标题。
时间依然定格在1994年。这年的12月，四川中华民族文化促进会、四川省文化厅、四川省人民政府台湾事务办公室联合在成都举办《张大千临抚敦煌壁画特展》，不仅发文通知，而且出版特展专刊。笔者应邀参加展览的开幕式与座谈会，虽感展览策划的精心和展览的不乏影响，但以为对张大千与敦煌的学术研究平平，研究成果平平，实在是无法与50年前即1944年同样是在成都举办的《张大千临抚敦煌壁画展览》相提并论。
可喜的是，2009年5月四川省博物院新馆正式开馆，设有张大千艺术专馆，将所藏张大千临抚敦煌壁画作常态展示。该专馆构成了该院的亮点和特点，亦成为全国博物馆系统的唯一，无疑功德无量。但作为对张大千与敦煌的研究和出研究成果，包括对两岸已出版的研究成果的展示，仍感不尽人意。（中国博物院亦收藏有数十幅张大千临抚敦煌壁画作品。囿于种种原因，其研究及其成果此不作表述。）
张大千面壁敦煌不仅有“媲美玄奘”之誉，更有“具体将敦煌举世无匹的艺术，有系统介绍于世者，首推张大千”之论。其至伟贡献，不仅在于为敦煌壁窟编号，临摹壁画，举办展览，出版画册，演讲传播，还在于他对敦煌研究的一系列成果。其出版著述有：《张大千先生遗著莫高窟记》（原名《敦煌石室记》）、《张大千临抚敦煌壁画展览目次》（张大千自序，门人罗新之、刘君礼先生辑录）；其发表文章有：《张大千临抚敦煌壁画展览特集自序》《莫高窟记序》《张大千临抚敦煌壁画第一集序》《我与敦煌壁画——亚太地区博物馆研讨会专题演讲词》《临摹敦煌壁画展览序言》《谈敦煌壁画》（张大千口述，曾克耑整理）、《大千话敦煌》（江兆申整理）、《大千居士细说敦煌》（张大千口述，刘震慰整理）、《大千居士再谈敦煌》（张大千口述，刘震慰整理）等。至于张大千对敦煌艺术研究推动的学术成果，当推1944年5月由四川省美术协会编著、西南印书局印行的《张大千敦煌壁画展览特集》。这些研究成果，扩展了人们对敦煌研究的视角，扩大了敦煌对外的影响，进一步提升了敦煌的文化价值。
敦煌是张大千艺术生命中最结实的一环，故研究张大千与敦煌具有特别意义，即能使“敦煌”与“张大千”这个“双子座”熠熠生辉于广袤星空。随着对张大千与敦煌的渐进认知，包括对其编号、临摹、展览、出版、传播、价值体现等多方面的考量，两岸学者不乏研究，尽管研究成果与他的文化贡献和影响尚不对称。就大风堂门人而言，既临摹壁画，又不乏对张大千与敦煌有一定研究者，当推张心智、孙家勤、罗新之、张正雍先生。他们虽已作古，但留下了研究张大千与敦煌不可多得的学术成果。检索近年来有一定代表性的研究张大千与敦煌的学术成果有：苏莹辉：《张大千先生与敦煌画艺》、巴东：《张大千与敦煌石窟艺术之内在联系特质》、朱介英：《瑰丽的静域一梦》、陈滞冬：《梦魂三匝绕敦煌》、魏学峰：《论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的时代意义》、谢稚柳：《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论析》、徐建融：《张大千与敦煌学》、汪毅：《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与成都系中国文艺复兴发祥地》、汪毅：《两岸举办的思考》，等等。这些成果，对于张大千与敦煌的研究不乏推动。
而今，我尚未曾谋面的徐大纬先生可谓异军突起，竟一气写出研究张大千与敦煌的10篇文章，并结集为《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的最新诠释》，由上海文化出版社2013年12月公开出版，以此纪念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之旅结束70周年。这让我感佩，因为其研究方向和研究成果数量不可多得，甚至是一般人望尘莫及的。更何况她是大转体、大跨行，即从建筑设计行业移位到研究张大千与敦煌这个选题。这实在不易，即不仅需要勇气，更需要智慧。
至于徐大纬先生在建筑设计领域中的一花奇放，勿需我赘言，因为读者在其简历中可以获得足够的信息。而我要说的是，她的这本书不仅具有一个硕大的张大千情结，而且体现了自我内心升华的历程，故不乏讨论意义和借鉴意义。这个讨论意义和借鉴意义所传递的信息在于：一是，作者自出机杼，对于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所提出的10个讨论命题进行了若干的考据和考证，资料性和文献性兼备，拥有相当的信息量，展示了属于她的认知视野，囊括了属于她的文化结构，使其所作出的判断具有相应的学术性和科学性。二是，作者将建筑设计的理念运用于研究中，采取对比研究方法（如敦煌壁画原作与张大千所临抚的壁画作比较），以及数字排序的直接表述，使整体表达具有逻辑性。有的文章还不乏大胆推断和诠释，故具有突破性和超越一般研究的灼见。其建树，想必会引起更多的读者和研究者的关注。而这种勇于上下求索的精神和追求治学缜密的科学态度，是我们研究张大千与敦煌所努力倡导和践行的。
敦煌艺术论文范文第5篇
张大千来到敦煌
1941年5月，著名的国画大师张大千先生，怀着寻求中国绘画发展源流的心愿，从成都出发，克服了种种困难与障碍，来到他渴慕已久的敦煌。到达莫高窟的当天夜里，张大千不顾旅途疲劳，就迫不及待地提灯入洞参观。莫高窟的万堵丹青、千尊彩塑，顿时使张大千惊讶万分，欣喜若狂。他曾在其《临抚敦煌壁画画集序》一文中，描述了当时的心情：
“莫高窟，诚千百年来之灵岩静域也！大千流连绘事，倾慕平生，古人之迹，其播于人间者，尝窥见其什九，求所谓六朝隋唐之迹，乃类于寻梦！石室之壁画，简籍所不备，往哲所不闻，丹青千壁，遁光不曜，盛衰之理，吁其极矣！今石室所存，上自元魏，下迄西夏，代有继作，实先迹奥府，绘事之神皋……”
面对如此辉煌壮丽的文化遗产，为了保护和弘扬石窟文物艺术，张大千生出了宏愿：把敦煌的壁画临摹下来，传扬出去！随即，他在敦煌展开了大规模的调查、编号、研究、考证和壁画临摹工作。而且，他还屡屡延长了自己在敦煌的时间计划，在敦煌呆了近三年之久！
张大千在敦煌时的种种艰辛和繁忙工作，不及备述。由此，敦煌艺术研究，乃至中国石窟艺术的现代保护研究工作，揭开了序幕！
设立敦煌艺术研究所
1941年10月5日，国民政府监察院长于右任，在中央监察委员兼陕甘宁青新五省监察使高一涵等人的陪同下，来到敦煌莫高窟，会见了老友张大千。
当时，张大千谈起对莫高窟的现状与前景极为痛心与担心，他向于右任提出，国家应赶快把莫高窟等石窟收归国有，并立即建立起一个机构，把莫高窟等地的石窟文物管理起来，以便于保护、整理、研究和宣扬敦煌文物艺术。
于右任非常赞同张大千的建议，答应尽快建立起莫高窟的管理机构，拟将这里建成一个“敦煌艺术学院”，寓管理、保护、研究、教学等于一体，并由张大千任院长。
1941年12月14日，于右任回到重庆，当天即向国民政府呈交了一份正式提案，要求尽快建立敦煌艺术学院，妥善保管、研究、发扬敦煌文物艺术。
根据于右任的议案，1943年1月18日，重庆国民政府行政院通过决议，正式设立“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直接隶属教育部，并成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备委员会”，聘请高一涵任筹委会主任委员，另聘张维、张大千、王子云、常书鸿、郑西谷、张庚由、窦景椿等七人为筹委会委员。
不久，教育部又正式行文公告：聘请高一涵任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委会主任委员，常书鸿任筹委会副主任委员，王子云任筹委会秘书兼委员，又聘张维、张大千、郑西谷、张庚由、窦景椿等五人为筹委会委员。
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备委员会的成立以及筹委会班子的进一步完善，表明当时我国已将敦煌文物艺术的保护与研究纳入了国家的正式计划。
常书鸿来到敦煌
1943年初，从法国留学归来的著名画家、被委任为敦煌艺研所筹委会副主任委员的常书鸿，将妻儿留在重庆，单枪匹马踏上了奔赴敦煌的征程。
常书鸿到兰州以后，敦煌艺研所筹委会曾开了一次会，商讨艺研所今后的工作。会上有人提出要把艺研所设在兰州，遭到了常书鸿的坚决反对。后来，常书鸿将艺研所设在敦煌的意见尽管得到了于右任等人的支持，但赴敦煌的人员和物资，却没有着落。常书鸿对此焦虑不堪，又东奔西跑，东拼西凑，才将赴敦煌的班子初步集齐，于1943年2月20日清晨离开了兰州。常书鸿一行人连乘汽车带骑骆驼，于3月24日抵达敦煌莫高窟。
当时正在莫高窟全力工作的张大千，闻知常已到敦煌后，非常高兴。因怕常书鸿不识路，连忙派儿子张心智和侄儿张心德，骑马驰往途中迎接。常书鸿到莫高窟后，张大千热情相迎，并亲自下厨炒菜，设宴为常接风，常书鸿吃到了自离开兰州以来最好吃的一顿饭。饭后，张大千还把常书鸿等人亲自送到了莫高窟中寺安宿――这是张大千预先安排好的。常书鸿对此感激不尽。
从此，敦煌艺术研究所的所址，就设在了莫高窟的中寺（又名皇庆寺）。
常书鸿到莫高窟后，立即投入到对敦煌艺术的调查和考察中。尽管当时张大千很忙，人手很紧，但他为了使常书鸿能够尽快熟悉情况，派出自己的得力助手――学生萧建初陪常书鸿去莫高窟的各个洞窟参观，并作仔细的讲解和介绍，直到把莫高窟全部看完为止。张大千自己也常抽出时间，亲自陪常书鸿考察各个重点洞窟，向他介绍窟中壁画和雕塑的内容、历史和特点等等。这一切对常书鸿迅速熟悉、掌握莫高窟的历史和现状帮助极大。
常书鸿来到莫高窟时，正是张大千临摹工作的收尾阶段。平时工作非常忙，但为了艺研所的未来，张大千经常挤出时间，同常书鸿商讨敦煌文物的保护措施，以及如何开展敦煌艺术的研究工作等等。在生活上，张大千对常也甚是关心，他见艺研所的生活清苦，常常请常书鸿到自己住的上寺吃饭，给他“补充油水”。
有一次，常书鸿独自去某窟观摩壁画时，不慎踩到了软沙，结果人悬在窟外，上不去，下不来，危险万分。刚巧，张大千那天又派人来请常吃饭，遍寻之下，才把常搭救下来。当晚，张大千还亲自下厨炒川菜回锅肉，为常“压惊”，常书鸿非常感动，对此事终生难忘。
临别赠“秘密地图”
1943年5月，张大千因受人诬陷，虽然在莫高窟的临摹工作还没有完成，但在当时甘肃省政府的电令“驱逐”下，他依依不舍地离开了敦煌。
临行前，张大千将自己收集到的许多极宝贵的敦煌遗物，通通送给了常书鸿，请他交给艺研所保存和研究。他说：“这些东西，都是祖先在敦煌留下的，也都是我们国家的宝贝，还是让它们留在敦煌吧。”
张大千还交给常书鸿一大包资料，这是他在敦煌近三年时间所作的调查研究和记录考证的成果。这是敦煌艺术研究所的第一批馆藏文物与科研资料，它们为常书鸿和艺研所人员后来研究和保护敦煌文物艺术，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和借鉴。
在莫高窟分手的那天，张大千握住常书鸿的手，久久不放，并无限深情地说：“我们走了，而你却要长期留下来，无穷无尽地研究下去，这是一个无期徒刑呀！”
张大千还交给常书鸿一个纸卷，要常在他们走后再拆开看。张大千的身影在三危山麓刚刚消失，常书鸿就迫不及待地拆开纸卷，原来这是张大千亲手绘制的一张在莫高窟的水边树林里采摘蘑菇的“秘密地图”！地图上标明了蘑菇的具体生长位置，每天可以采摘的数量，以及何时可以采摘等等，这使常书鸿非常感动，更深为感激。
也因此，后来敦煌艺研所的工作人员们，在当时无比艰苦的生活条件下，每当吃起根据张大千的“秘密地图”而采摘回来的蘑菇时，心里就涌现出一股说不出的甜美和复杂的滋味！
李承仙来到敦煌
1947年，张大千的“师妹”――其教师李瑞清的堂弟李容恢的女儿李承仙，从四川艺专毕业，张大千遂鼓励她来敦煌学习、工作，同时又托她将日本松本荣一著的一套《敦煌画之研究》，送给常书鸿和艺研所。这套书是张大千的心爱之物，他曾经阅读研究过多次，在上面做了许多朱笔眉批。可当他听说敦煌艺研所极缺参考书籍时，毅然将此套珍贵书籍赠给了他们。
常书鸿及艺研所的同人们见到此书时，个个喜出望外，如获至宝，深感这是一份极其宝贵的“精神食粮”。此书的文字内容，给常书鸿和同事们从事敦煌研究带来了极大的帮助。与此同时，张大千还托李承仙给敦煌艺研所的同人们每人带去了一幅赠画，用以表达他对敦煌友人们在沙漠中坚持工作的敬意与鼓励。
不久后，李承仙和常书鸿喜结良缘。张大千闻之大喜，专门绘《嘉藕图》一幅，赠送给常书鸿夫妇，以示热烈祝贺和美好祝愿。
后来，常书鸿回忆道，当他在莫高窟吃着蘑菇，看着张大千的赠书与赠画时，不禁“常常思念起赠送给我蘑菇图的张大千先生了”，乃至他“也从此喜爱画蘑菇，并自赋成打油诗一首：‘敦煌苦，孤灯夜读草蘑菇；人间乐，西出阳关故人多！’”（常书鸿：《九十春秋――敦煌五十年》）
艰苦创业
常书鸿来到敦煌以后，在非常困苦的条件下，领导着艺研所的同人在莫高窟等地进行了细致的调查、研究、编号、清理流沙、修筑围墙、维修莫高窟的危崖残壁、临摹石窟壁画、绘制莫高窟全景图等对敦煌石窟艺术的研究与保护工作，同时还筹备在敦煌成立艺研所，筚路蓝缕，艰苦创业。
1944年1月1日，重庆的国民政府教育部宣布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在莫高窟正式成立，由常书鸿担任所长，正式开展对于敦煌文物艺术的管理、保护、研究等工作。
与此同时，张大千继在兰州之后，又在成都和重庆两地，连续举办了“张大千临抚敦煌壁画展览”，轰动全国，在内地刮起了一股强烈的“敦煌旋风”，使国人知道了敦煌，了解到了精美绝伦的敦煌艺术，并由此认识到了敦煌的伟大和重要，从而更加重视这一国宝。这些，对于常书鸿和当时敦煌艺研所的各项工作，都是一个极大的支持与配合。
在“张大千临抚敦煌壁画展览”的巨大影响和常书鸿的热诚感召下，无数青年学生、美术工作者、学者、专家先后从内地来到敦煌，考察、研究敦煌文物和艺术，发掘、整理这一伟大的文化遗产。史岩、李浴、董希文、张琳英、苏莹辉、乌密风、周绍淼、邵其芳、龚祥礼、潘 兹、段文杰、霍熙亮、孙儒涧、欧阳琳、史苇湘等很多人在此留了下来，同所长常书鸿一起，艰苦工作。有许多人更是把毕生精力，都献给了敦煌，并“献了青春献终生，献了终生献子孙”，为敦煌文物艺术的保护，为我国敦煌学的发展与繁荣，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1946年，常书鸿因公赴重庆时，曾专程去成都拜会张大千。张大千欣喜之余，详细询问了艺研所的工作和敦煌的近况，对之极为关切，然后画了一幅《荷花》，并在画上题诗，赠予常书鸿。得到此图，常书鸿喜之不尽，“感到从中受到了极大的鼓励”，对此图爱不释手，一直珍藏。
昭雪冤屈
1948年，甘肃省参议会听信谗言，通过了由敦煌县参议员郭永禄等人提出的联名诬告张大千“借名罔利，破坏敦煌古迹”（即“破坏了敦煌壁画”）之案，要求南京政府教育部对张大千进行“严办”，“以重历史文化而儆效尤”。甘肃省驻南京的中央立法委员和监察委员，也无中生有，同时发难，在南京对张大千进行了“提案弹劾”和“就近查究”。
这个“官家告名人”案的消息一经传出，顿时闹得惊天动地，全国舆论为之哗然。
当时的南京政府和甘肃省政府，对此案都极为重视。教育部长朱家骅曾亲自下令“调查”。甘肃省政府也将此案详情发文通知了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并随附了一份《张大千在敦煌的十大罪状》文件，指控张在敦煌时曾“任意剥落壁头，偷盗藏经，破坏壁画，盗窃壁画，买卖壁画，赠送壁 画……”，并“命令”艺研所将张大千在敦煌时的“各项犯罪事实，立即统计，行文上报”。
常书鸿看了这些“公文”之后，悲愤莫名。张大千先生为了保护和发扬敦煌文化艺术，饱受艰辛，历尽磨难，苦苦面壁，债台高筑，甚至还冒了多次生命危险，最后却遭小人陷害，落得这种下场。想到这些，他义愤填膺！
因此，正直的常书鸿拍案而起。在当时极大的压力下，他不惜冒着“得罪权贵”、“开罪舆论”的种种风险，挺身而出，实事求是，极力为张大千大声鸣冤，洗刷辩诬。为了澄清事实真相，为了替张大千昭雪冤屈，常书鸿“亲自出面作证”，在此案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面对教育部长朱家骅的“严厉责问”，常书鸿更是坚持事实，仗义执言，回答道：“说什么‘张大千破坏了敦煌壁画’，纯属子虚乌有，我是毫不晓得！”
接着，常书鸿又将这些内容，公开向报界作了揭露，以“沙漠中寂寞的工作者――张大千是何许人也”为题，充分肯定了张大千对敦煌文化艺术的开拓性贡献，驳斥了强加给张大千的“十大罪状”。
最后，在常书鸿以及许多正义人士坚持事实、打抱不平下，张大千在敦煌的所谓“十大罪状”，终于被全部彻底。在经过了各方面再三的详细调查后，当时的甘肃省政府和甘肃省参议会，也不得不做出“张大千在莫高窟并无毁损壁画情事”的最终结论。
张大千情系敦煌
1949年底，张大千接受印度美术学会邀请，赴印度举行画展，展出了多幅他临摹的敦煌壁画，首次将敦煌艺术宣传到了国外。
张大千在海外期间，仍非常关心敦煌的建设，关心敦煌文物的保护工作，关心敦煌学的研究事业。为了支持中国文物事业和中国敦煌学研究事业的发展，1952年夏，张大千将自己购买收藏的稀世名画――五代南唐的《韩熙载夜宴图》、董源的《潇湘图》、北宋刘道士的《万壑松风图》等一批国宝，还有他在国外重金购得的一批敦煌遗书、卷子等，在香港以极低的价格，“半赠半卖”给了国家文物局。
这一批国宝被拿回北京后，立即在故宫博物院举行了一次“特展”，一时轰动中外。在这批国宝中，属于敦煌的文书、卷子等部分，由国家文物局划拨给了敦煌文物研究所收藏。
当时担任敦煌文研所所长的常书鸿，收到国家文物局拨下来的这些敦煌遗物时，尤其当他知道这些东西，都是张大千在海外购买了专门送回来之时，他感到无比的亲切与感动。通过这些东西，他深深看出了张大千的情系敦煌、梦萦敦煌和他对敦煌的无限热爱。
绝笔赠知己
解放以后，中国大陆的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高潮迭起，常、张二人失去了联系。
在“史无前例的”中，身为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长的常书鸿横遭迫害，被打成了“走资派”、“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三反分子”，被批判、揪斗、抄家，、开除公职、留所监督劳动，身心遭到了极大的摧残。
尽管此时张大千身在海外，但他始终忧心忡忡地看着国内所发生的这一切。他看见无数宝贵文物被当成“四旧”来“横扫”；国内的无数老友，纷纷被“打翻在地”，并被“踏上了一只脚”，“永世不得翻身”；他自己虽然远在海外，但姓名也在国内被划上了大黑叉，并连遭“炮轰”、“火烧”、“油炸”，亲属、友人都受到了株连；留在国内的无数作品，也被扔进了废品站，或是被抛入火堆中，一把火给消灭了。对此，张大千感到极其痛心。
苦难过去，一唱雄鸡天下白，“”这场浩劫终于结束了。
1981年5月，正逢张大千83岁寿辰，当时已经定居在台北的张大千，忽然收到了常书鸿从敦煌托人辗转送来的寿礼――杭州西湖的红梅牌高级龙井茶和遥远的祝福。张大千闻着这来自祖国喷香的龙井茶叶，他的心顿时飞过海峡，飞到万里之外，飞到他日思夜想的敦煌，飞到了老友常书鸿等人的身旁。他当即吟诗一首，曰：“梅花落尽杏成围，二月春风燕子飞；半世江南图画里，而今能画不能归！”表达了他对祖国和亲友们的无比思念。
随后，身体日渐衰弱的张大千，颤巍巍地拿起笔，给常书鸿、李承仙夫妇写了一封信，述说了自己的近况，倾诉了自己对敦煌和国内老友们的想念和对于常书鸿的万里馈赠茶叶，情浓意长的“万里鸿毛一线牵”，深表感动和感激。同时还随信附了自己的一帧近作《红梅》，同信一起托人转赠给常书鸿夫妇，以作纪念。谁都没有想到，这竟是张大千给常书鸿的绝笔！
1983年4月2日，张大千在台北不幸去世。消息传来，当时正在东京访问、讲学的常书鸿，闻之大悲，如雷轰顶，他立即向台北的张大千家属发去了唁电，表达了自己的悲痛之情和对老友张大千的深深悼念。
常书鸿回国后，仍止不住地时时怀念张大千。他和妻子李承仙或写文章，或向别人诉说，或接受记者的采访，高度评价了张大千对敦煌的巨大功绩，详细叙述了张大千对他和敦煌艺研所的无私帮助，深情回忆了他与张大千长达近半个世纪的深厚友谊。
常书鸿魂系敦煌
常书鸿生前最爱说：“保护敦煌，研究敦煌，弘扬敦煌，继续敦煌！”自从1943年来到敦煌之后，他为保护敦煌文物，研究、弘扬敦煌艺术，促进敦煌学的发展和繁荣，奉献出了毕生的热血和精力。因此，他被人们尊称为“佛爷”，被誉为“敦煌守护神”。
正如其夫人李承仙所讲的那样：“先生的心里，装的只有敦煌。”“对于他来讲，敦煌就是生命，敦煌就是一切。他是在对敦煌和敦煌艺术的深切怀恋中，离开我们，离开人世的。先生魂系敦煌！”（李承仙：《新版前言》，载常书鸿著《九十春秋――敦煌五十年》）常书鸿先生把他的一生，都奉献给了敦煌文物，奉献给了敦煌艺术，奉献给了对敦煌文物的保护，奉献给了我国敦煌学的研究和发展。尽管在几十年的艰苦生活中，他曾经饱受沧桑，经历了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种种不幸和打击，但他依然是锲而不舍，义无反顾，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一心为保护、研究敦煌艺术，而默默地工作着、奉献着，从而为我国的文物事业和艺术事业，立下了丰功伟绩，做出了巨大贡献。
常书鸿先生在敦煌辛勤工作的几十年中，曾组织研究所的工作人员修复壁画，搜集和整理流散的敦煌文物，撰写了大批具有很高学术价值的论文、专著，并临摹了大量精美的敦煌壁画，多次在国内外举办了敦煌艺术大型展览，又出版了各种各样的敦煌画册，从而向国内外介绍了敦煌艺术，介绍了中国光辉灿烂的历史文化遗产。
抚今追昔，历史，特别是敦煌的历史，必将永远记住常书鸿、张大千等许多人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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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书鸿 简 历
1904年4月6日，出生于浙江省杭县（今杭州市）新市场浣沙西二弄2-4号，自小学画
1923年，浙江省立甲种工业学校染织专业毕业，以优异成绩留校任教
1927年6月，带职自费赴法留学；11月，考入国立里昂美术专业学校预科学习，第二年升入专科
1932年，从国立里昂美术专科学校油画系及纺织图案系毕业；8月，以《浴后梳妆》获第一名，进入巴黎高等美术学院，在新古典主义大师劳郎斯画室学习
1936年9月，回国任教育部部聘教授、国立北平艺专造型艺术部主任
1942年，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委会成立，任副主任委员。离开重庆赴兰州，进一步展开筹备工作
1943年3月24日到达敦煌莫高窟
1944年元旦，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任所长，开始规划莫高窟的保护工作，清除洞窟积沙，修筑保护围墙，绘制莫高窟全景图，考察洞窟并逐窟作内容记录
1945年，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归属中央研究院
1949年10月20日，酒泉军分区接管敦煌艺术研究所
1951年元月，敦煌艺术研究所归属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教委员会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更名“敦煌文物研究所”，任所长
1960年，全面主持兰州艺术学院工作，建常书鸿画室，并任导师
1963年春，国务院拨巨款，开始对莫高窟进行大规模加固工程
1966年6月，被卷入“”
1974年，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撰写《敦煌艺术》一书
1978年10月，恢复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长职务，整理散失稿件，组织开展研究工作
1982年3月，调任国家文物局顾问，敦煌文物研究所名誉所长，举家迁往北京
1986年，敦煌文物研究所更名敦煌研究院，任名誉院长
1992年，《敦煌的光彩――常书鸿与池田大作对谈录》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