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游记范文第1篇

但比短期痛苦更为严重的是，缺水与沙化正在步步向敦煌逼近，据悉，2002年年底，敦煌全市森林面积154．8万亩，森林覆盖率只有3．3％。草场可利用的面积过去是576万亩，现在只有135万亩。湿地建国初是375万亩，2002年只有270万亩，迅速的退化表明敦煌已经被缺水的危机包围。

两难选择

没有计划的开荒加剧了敦煌用水量的增加。敦煌市人大常委、市政协委员在一份党河生态环境保护的调查报告中指出：敦煌黄墩农场计划配水面积不到8000亩，可它的实际浇灌面积却达到了1．6万多亩，在没有得到土地等有关部门批准的情况下，还计划开新的荒地以扩大耕地面积。一些边远乡镇受经济利益的驱动，在退耕还林中，以植生态林为由，将本不合法的荒滩荒地纳入到合法的退耕还林中，由此增加了供水的面积。

敦煌每年的降雨量只有33．9毫米，可蒸发量每年却达到2400毫米，面对非常脆弱的生态环境，既要维持敦煌的生态，又要把敦煌的旅游产业做大，这是一个两难选择。

敦煌水利局副局长马玉成认为，敦煌是一个干旱地区，全市生活用水依赖于地下打水，而地下水的开采量只有5043万多立方米，现开采量已达到4123万立方米，地下水的开采虽然没有到临界点，但它的下降速度还是很快，这个下降从1975年就开始了，截至去年下降了10多米。

下降的原因之一是，党河修建水库截流了上游的水，还用水泥砌渠来防止渗漏，使水的利用率进一步提高，这在当时看来是节约用水。但它带来的后果是，敦煌地下水的补给减少了，地下水的补给一是靠河流，二是靠水渠，这两个渠道被削弱了，地下水就失去了来源。党河的有效蓄水大约在3000万立方米，它要满足全市32．7万亩农田的浇灌，而城市生活用水不足时，还要从党河分流一部分水。党河是敦煌的生命之水，它发源于祁连山，年流量近3亿立方米，一旦干涸会直接威胁到敦煌的生存。

月牙泉的萎缩

流经玉门、安西、敦煌的疏勒河全长是600多公里，它的总流量是10亿立方米，其中流入敦煌的长300多公里，它本是给敦煌提供地下水，保护生态平衡，可这一切随着双塔河水库的修建而被改变了。安西县没有修建双塔河水库之前，疏勒河流入敦煌的水每年大约1．5亿立方米，60年代双塔河水库建成后，它的蓄水是1．1亿立方米，80年代的第二期上马使它的蓄水达到2．4亿立方米。

双塔河水库的建成，使疏勒河流入敦煌境内300公里的河道断流，使敦煌的西部、北部失去了地下的补给，导致这一带的胡杨、甘草、骆驼刺等植物大片干枯死亡，一个失去植被、水位下降了10米、沙化不断袭击的惨景，终于让敦煌人看到了。

只是在洪水将要涌过双塔水库，要威胁到安西的生存时，才将剩余的水向敦煌释放。疏勒河是保护敦煌生态的天然屏障，如果它不能流入敦煌，这意味着地下水的进一步下降，沙化向敦煌逼近的速度也会加快。

最明显的是敦煌的月牙泉在过去是30多亩，水深10米，现在剩下8亩，水深只有1米多，它的萎缩显示了敦煌水下降的严酷现实。阻止月牙泉的消失是敦煌的当务之急，为保住泉水，敦煌正计划从输水，以提高月牙泉局部地下水，但这不可能从根本解决月牙泉缺水的问题。

月牙泉管理处的一名负责人告诉记者：四面被鸣沙山包围的月牙泉已经存在了1000多年，一旦月牙泉真正消失了，那对敦煌的旅游是一个严重的打击，这里靠月牙泉带来的门票收入每年是1000多万元，农民的300头骆驼也借助月牙泉的旅游换回收入。与它相联的工艺商店有100多家，它们都在月牙泉的旅游中分享到利润。

原敦煌市主管农业的副市长王渊忧虑地对记者说，月牙泉即将干涸的惨景，不过是大自然对敦煌水位大范围的急剧下降，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不断发出的警告而已。那么，敦煌地区南到月牙泉，北到南梁、东到新店台、西到玉门关，如此大范围的地下水为什么连续3 0年下降?地下水到哪儿去了?王渊指出，60年代双塔水库的修建，他还在上高中，大学毕业后他回到敦煌工作，80年代还没有人意识到双塔河水库的截流，会给今天敦煌带来缺水的危机，也没有对它的生态环境作评价，只是认为这是一股水，被大坝截流后用于安西的浇灌。

经济与生态的冲突

马玉成向记者说，水的短缺使敦煌正在考虑从哈腾河调水。哈腾河也发源于祁连山，是内地惟一没有引用的水。它流入戈壁滩后就渗透到地下，形成一条苏干河，年均流量大约在4亿立方米。调水的设想是从哈腾河打通南山35公里多的山洞，引1．5亿立方米水进入党河。

据悉，仅这个项目投资大约在10多亿元，对于财政收入只能维持吃饭的敦煌，这个投资似乎是天文数字，他们除了求得国家投资以外，靠自身的力量无论如何难以实现这一工程。而马玉成认为哈腾河的水引来后，就能使敦煌的生态得到有力的保障。

马玉成还希望双塔河每年能调出8000万立方米水，以维持敦煌的生态。可占据上游水优势的安西、玉门却不这样看待，他们认为自己的温饱都难以维持，哪有水调出维持敦煌的生态?况且安西30万亩耕地也需要水灌溉，一旦向敦煌分水，自己的生存不也要受到威胁吗?

马玉成透露，今年敦煌第14次人民代表大会上，代表提出要求酒泉市政府协调安西县给敦煌放水，阻止敦煌地下水的进一步下降。在酒泉市人大代表会上，敦煌的代表再次提出，要停止对疏勒河的移民，但提议只是被作为一个建议处理。

疏勒河的移民开发也给敦煌水下降带来了影响，这是利用世界银行贷款进行的项目，从甘肃东部干旱地区计划移民20万人到疏勒河，已有1．8万多人移居到这里，计划开荒面积是80万亩，现在已达到20万亩。由于移民分流了到敦煌的水，引起了敦煌有关部门的不安，他们强烈呼吁移民要就此停止。敦煌的呼吁使甘肃省政府不得重新考虑移民项目，他们派出了一个专家团对移民的生态环境进行考察。

据悉，一个调离甘肃的省委书记也承认，疏勒河移民项目上马时，环境评估不全面，现在看来移民不适宜，需要对它的生态环境进行重新认识。

就此事记者采访酒泉市委副书记周秀山时，他指出，移民项目的停止说明以前考虑经济效益比较多，生态考虑得少。移民过去后仍要将半荒地开垦成耕地，大量的用水将不可避免，如果河水不够，他们就会从地下打水，由此影响到周围植被生长。而现在把生态放到了第一位，移民宜少不宜多。

资金的困境

除寻求外来水源以外，马玉成说，敦煌采取了限制在本市区打井、限制开荒、限制移民，同时从敦煌内部想法调出3000--4000万立方米水，以维持市区生态不向恶化演变。

不可否认，疏勒河60年代的断流，党河来水的有限，地下水供给的不足，人口的急剧增加，导致敦煌地下水每年以0．3米的速度下降，随即湿地消失，胡杨枯死、局部沙化出现等成为一个危机现象在敦煌蔓延。

一名学者呼吁：如果敦煌不进行生态治理，用不了50年，敦煌将会变成第二个楼兰。“作为一个曾是中西文化交流的地方，敦煌的存在决定莫高窟、月牙泉这些部级名胜的存在，但上个世纪大规模的人为开荒，使敦煌的生态环境被忽视了半个世纪。”王渊对记者发出了沉重的叹息。

过去只要打到放牛绳子的长度，就能把地下水打出来，现在打到大约40多米深才能出水。农田过去浇灌一年只要2～3次，就能获得比较好的收成，现在要浇灌5～6次，才能让农作物生存下去。泉水曾经能在敦煌的四周涌现出来，现在已经消失得不见踪影。再往以前的岁月回忆，敦煌的西北部天然植被非常茂密，人走进胡杨林不能判别方向。半个世纪过去了，它们不是在干渴中消失，就是星星点点、毫无生机地在戈壁滩上，向人们展示这里的生命是如何向沙化退步。

敦煌游记范文第2篇

【关键词】敦煌壁画 古代体育 文化

敦煌壁画中有众多关于中国古代体育的图像，它们是对中国古代体育盛况的真实反映。通过对敦煌壁画的体育研究，我们不仅能够了解当代竞技体育项目的历史渊源，而且可以领略中国古代体育文化的丰富内涵。

研究方法与研究资料

研究方法。敦煌壁画的核心研究方法包括图像研究和文献研究，具体而言，可分为以下三种情况：第一，只包含图像研究。此类研究着眼于敦煌壁画中人物的形体特征及表现，并由此探寻古代体育的历史痕迹。第二，只包含文献研究。此类研究侧重于参考文献资料的描述，印证敦煌壁画中所体现出的古代体育项目。第三，既包含图像研究，又包含文献研究。此类研究是将图像研究和文献研究结合起来，进行综合研究。

研究资料。从资料来源来看，首先是研究的核心载体—敦煌壁画；其次是为研究提供真实依据的史书记载和敦煌出土文献。除此之外，其他文献资料，如儒家学说、宗教经典、诗词歌赋等，都为研究提供了有益的佐证。

敦煌壁画。从十六国和北魏时期，到西魏、北周时期，再到唐代、五代及北宋时期，敦煌壁画刻画了众多朝代的历史足迹。在绘画面积超过五万平方米的巨幅画卷上，人们展开了对中国古代体育研究。在具体的研究中，有的添加了壁画中的图像，例如，谢生保在描述敦煌飞天形体姿态时，就展示了仰游式飞天等多幅飞天图像，还对其进行了细致的讲解和说明；还有的直接描述图像，没有附加壁画中的图像，例如，李金梅在研究古代博弈文化时，对六博、围棋、象棋等进行了详细的文字描述，而没有添加任何插图。

史书记载。各个朝代的史书记载，是对当时盛行的体育运动和重大的体育活动的真实记录。研究中所引用的史书，基本上都出自于正史，即二十四史，如《史记》、《汉书》、《宋史》等。

敦煌出土文献。敦煌出土文献是对敦煌历史的真实见证，包括各个朝代的经卷、文书以及简牍等。这些文献为研究中国古代体育提供了弥足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对推动中国古代体育研究做出了无比巨大的贡献。

其他文献资料。中国古代体育中，融入了众多儒家思想，还带有一定的宗教色彩，如佛教、道教等。因而，在研究中引用的儒家学说和宗教经典也占有一定的比例。除此之外，诗词歌赋等内容在研究中亦有体现。

对中国古代体育项目的研究

通过对敦煌壁画中人物的外在表现的综合研究，学者们描述了武术、百戏等众多古代体育项目，为我们展现了丰富多彩的中国古代体育历史。

武术：在敦煌壁画中，有大量体现武术特征的图像，如徒手格斗、武舞和剑术等。其中，徒手格斗经历了搏斗运动到套路运动的过程，并衍生出角抵、手搏、和击剑等竞技体育项目；武舞是武术与舞蹈的有机结合，敦煌壁画中的飞天、歌舞和百戏，都属于武舞，其表现形式有单练、对练和集体练三种；剑术则是由击、刺、点和崩等剑法组成的套路练习。

百戏与角抵戏：敦煌壁画中关于百戏与角抵戏的图像，数量众多，主要分为杂耍和乐舞两大类。杂耍包括橦技、角抵、筋斗等；乐舞大致包括“天宫伎乐、飞天、伎乐天、菩萨、药叉的舞蹈”，以及“礼佛、娱佛的舞蹈场面，尤其是各类经变画中”。其中，角抵是现代摔跤和相扑的前身；舞马，即马戏，经过历代变迁，逐渐演变为现代的马术；乐舞中的许多表现技巧，为现代体操所继承，如双飞燕等。

骑马和射箭：骑马最初是应狩猎和军事活动的需要而产生的，后来才有与骑马相关的体育项目的诞生，如马球和马伎。马球比赛时，球门两旁插有记分用的旗子，场地上还专门设有空架，供插旗记分使用。这与篮球比赛和排球比赛中使用的记分牌相似。马伎即马术，与现代马术运动极其相似。

与骑马一样，射箭也与狩猎和军事活动密切相关。由射箭衍生出的是射术和射礼：射术强调力度和准度，讲究“稳、准、狠”。射礼出现于西周时期，是以射箭为形式的礼典。根据性质的不同，射礼分为军事仪式、祭祀仪式和集体娱乐仪式三种。

骑射是骑马与射箭的结合。它具有骑马与射箭的综合特征。骑射的出现，不仅代表着骑马与射箭的有机融合，更代表着民族文化之间的交流和融合。

举重、投掷和倒立：举重，古称翘关、扛鼎等，在我国已开展了数千年。它包括举象、举钟、举铁排、举铁槊等竞技形式，具有极强的力量型特点。投掷，源于远古时代，与狩猎、军事紧密相联。它以投象、掷枪、投壶等运动为表现形式，与现代田径运动中的投掷类项目，应该存在渊源关系。倒立，历代有多种称呼，如倒植、掷倒、竖蜻蜓、拿大鼎等，一般认为是由西域传入中国。倒立在中国出现后，被融入百戏和武术之中。现代运动中的竞技体操、跳台跳水等，都透射出倒立技艺的身影。

儿童游戏：儿童游戏，简称童戏，在敦煌壁画中具有一定程度的体现。其中与体育项目相关的有：倒立、叠罗汉、骑竹马、步打球、聚沙、舞蹈等。但当时这些游戏都被纳入“艺”的范畴，与教化相结合，因而走向伦理化、艺术化的道路，越来越偏离竞技体育的方向。

总体来看，现有对古代体育项目的研究，涉及面较大，却有轻有重。一般是敦煌壁画中体现较多的，研究较多，如武术等；反之，敦煌壁画中体现较少的，则研究较少，如举重儿童游戏等。

对中国古代体育文化的研究

中国古代体育文化是与中国古代体育相伴而生的，其产生背景和独特之处与中国古代体育息息相关。现有研究主要对中国古代体育文化的背景和特点进行了分析，同时也涉及到了一些中国古代体育文化现象。

敦煌游记范文第3篇

1944年，敦煌研究院的前身――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从常书鸿先生到段文杰先生，再到今天的樊锦诗先生，多少年来，被称为“莫高窟人”的这些人，为了莫高窟，在荒凉的戈壁深处扎下根，发愿要守护这份敦煌之美。

77岁的樊锦诗，已经在敦煌待了52年，和她的前辈还有很多同事一样，从满头青丝待到了一头白发。就像今天的敦煌研究院是中国石窟保护研究事业发展的一个缩影，樊锦诗是“莫高窟人”的杰出代表。

数十载执着数字化保护2014年2月25日，时值“雨水”，北国依然天寒地冻。

樊锦诗头一天刚从日本飞到北京，紧赶着又从北京飞到兰州，再从兰州飞回敦煌，长时间的飞行加上还没有完全倒顺的时差，让她看上去面有倦意。但是，她一到敦煌就去参加了研究院的全院大会。为莫高窟奔波忙碌，已是樊锦诗工作的全部意义所在。

马年春节还没过完，樊锦诗就“飞”了，先去美国，后到日本，飞来飞去的目的只有一个：化缘。耗费了十年光景的游客服务中心，原计划要在这一年5月试运行，可眼下“缺口”还不小，这让樊锦诗坐不住了。到哪去找钱来？她开始琢磨……

樊锦诗是个爱琢磨的人，琢磨最多的就是怎样让莫高窟真实、完整、可持续地保存下来。“数字敦煌”就是这么琢磨出来的。

1979年，敦煌对外开放。世界各地来参观的人越来越多，莫高窟的名气越来越大。旅游部门当然喜出望外。但到了旅游旺季，因游客超载所产生的二氧化碳、湿气等对洞窟壁画造成的损害难以估量。樊锦诗的心抽紧了：狭小的洞窟和脆弱的壁画，“累得喘不过气，直不起腰了。”她害怕了，“真担心有一天从梦里醒来，莫高窟不见了。”

20世纪80年代，敦煌石窟的保护工作已经从50年代的看守式保护和抢救式保护阶段进入了科学保护的新时期。到1998年樊锦诗出任敦煌研究院院长时，如何破解保护与利用的矛盾，实现敦煌遗产永久保存，永续利用，成为她日夜思考的问题。

2003年，樊锦诗提出了“数字敦煌”的概念。为什么要提？她的回答很明确：“游客越来越多，直觉就是高得不得了。不让看不行，看坏了也不行，当时院里正在搞数字化，这给了我一个启发，能不能让游客在洞外面看？后来明白了，以当时的技术是做不到这一点的。只是无知者无惧，所以实验了好多年。”

世上很多事，总是少数人在冲刺、挑战，做到卓越，这是理想与意志的成全。比如樊锦诗和“数字敦煌”。

“数字敦煌”的概念可以用“史无前例”来形容，一提出就引起了很大的争论，质疑声不绝于耳。“那时候我真的很孤立。”为了让大家理解自己的想法，樊锦诗逢人就说“数字敦煌”，一说就是一两个钟头，很多人被她说怕了，见了就连躲带藏。“怕也不行啊，我还得抓住他们说。因为活儿要靠大家干，光我一个人，累死了也干不成。”

活儿要靠大家干，可总得有个领头的。对计算机并不熟悉的樊锦诗，开始着手大量资料的查阅。夜静更深，小屋里的灯光与天边寂寥的寒星遥相辉映。研究院的人不用看就知道，那是樊院长又在苦苦钻研她的“数字敦煌”。

无论是国内交流还是国外开会，樊锦诗都要抓住一切机会向同行请教，哪怕一个数字、一个细节也会刨根问底。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知识的积累与眼界的开阔，更加坚定了她“让科技引领和支撑莫高窟保护”的理念。一个将洞窟、壁画、彩塑及与洞窟有关的文物加工成高智能数字图像，将分散在世界各地的敦煌文物、文献、研究成果等相关资料，通过数字化处理，汇集成电子档案，既能作为资料永久保存，又可以在洞窟外为游客演示的“数字敦煌”，在樊锦诗脑海里日益清晰。

一次次苦口婆心后，“数字敦煌”的理念渐渐被人们理解、接受。见樊锦诗没白没黑地劳碌，有人好心地劝她“来日方长，无须太忙”。她叹了口气，“来日方长？说得轻松，莫高窟等不住啊！”

“数字敦煌”的进度是慢工出细活，一幅壁画要用轨道固定相机拍摄，一面墙可能要几千张照片才能拼起来，一个洞窟要做一份档案，492个洞窟就要做492份档案。事实上每个洞窟的档案照片，最少要保证有窟形、窟顶和四壁各一张，才能算得上一个洞窟最起码的照片全面记录。如此算来，莫高窟最少要有3000张洞窟档案照片。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樊锦诗的积极努力和支持下，《濒危珍贵文物信息的计算机存贮与再现系统研究》《曙光天演PowerPC工作站在文物保护工作中的应用研究》《多媒体与智能技术集成与艺术复原》等数字化项目相继完成，敦煌壁画数字化存贮与再现技术水平持续提高，取得了良好的成果。2003年，在她的策划与提议下，建设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的建议，得到了国家的大力支持。这个项目一旦完成，将在充分满足游客参观游览的同时，极大地缓解旅游开放对莫高窟的压力，有效地解决文物保护与旅游开放的矛盾，有利于敦煌莫高窟的长久保存和永续利用。

建“数字敦煌”需要大量的资金。钱从哪来？于是，樊锦诗开始了她的“国际化缘”之路。凡有国际会议或国外邀请，她来者不拒，还主动找国内外友人争取办展览。“我要利用一切机会给别人讲，莫高窟怎么好，又是怎么的脆弱和衰老。只有别人理解了，我才能把他们的钱拿到手。”就这样，年逾七旬的她像一张拉满的弓，经年累月满世界飞。

2014年8月1日，敦煌莫高窟前的金色建筑像流动的沙丘在大漠戈壁上缓缓隆起――敦煌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正式运行。

从这一天开始，所有游客在参观敦煌莫高窟之前，都能在高清球幕影院观看《千年莫高窟》宽银幕数字电影，20分钟后直接转场观看3D球幕电影《梦幻佛宫》。《梦幻佛宫》球幕电影临场感强，就像在洞窟里看一样，甚至比在洞窟里看得还清楚。通过能够展示洞窟实景的球幕电影，将现代科技与古老的石窟艺术相结合，游客们先对莫高窟有个全面了解后再进洞实地观摩，这样既减少了在洞窟中的停留时间，也能更好地感知敦煌的历史和它的美感，同时也缓解了莫高窟接待游客的压力。

据一组统计数据显示：2003年，莫高窟全年游客接待量为30多万人次，2014年增长到81万人次。最近两年的黄金周，莫高窟日接待游客曾超过2万人次，根据测算，莫高窟一天的游客接待量极限在3000人次。去年数字展示中心建成后，莫高窟最高日接待游客量提高到6000人次。

如今，行走在莫高窟景区，其旅游秩序令人惊讶：游客分批进入，有序参观；每个洞窟同时最多进入25人，洞内满员时其他游客在洞外安静等候；讲解员配备低音耳麦，以手电筒指引洞内讲解路径，既不损毁壁画又让观摩有效有序，开创了敦煌莫高窟全新的游览模式。

莫高窟全新游览模式的到来，也让樊锦诗这一代莫高窟人多年的夙愿得以实现：莫高窟安全了。

要保护敦煌也要研究敦煌

懂樊锦诗的人都清楚，她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守护敦煌，保护文物，把莫高窟完完整整地传下去。有人说，樊锦诗要把莫高窟藏在保险柜里才放心。她苦笑了，“我是要保，保是第一要紧的事情。但我更要扬，敦煌是人类的敦煌，要让人类了解。敦煌历史文化只有为人们欣赏，才能让人们热爱敦煌文化艺术，自觉地保护敦煌石窟。”

作为继常书鸿、段文杰之后敦煌研究院的第三任院长，樊锦诗深感肩上的重担，丝毫不敢懈怠。她带头参与科研，与国际上优秀的文物保护机构合作，不断将先进的保护理念和技术引入敦煌遗产保护，为世界文化遗产莫高窟的保护研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而在敦煌的52年，保护是她最重视的工作，所取得的成果也最为丰硕。从壁画病害防治到崖体加固，从环境监测到风沙治理，在敦煌遗产保护的各个领域，樊锦诗和敦煌研究院的保护工作者一起，不断探索创新，攻克难题。在她的带领下，敦煌遗产保护翻开了新篇章，走上了科学保护之路。在她的倡导和推动下，《敦煌莫高窟保护条例》和《敦煌莫高窟保护总体规划》先后公布实施。

在同行眼里，樊锦诗不单单是一位出色的文物保护专家和遗产管理专家，还是一名在国内外享有很高声誉的敦煌学者。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樊锦诗的带领下，敦煌研究院全体科研人员在石窟考古、佛教美术、文献研究等很多领域都取得了新成果，敦煌研究院已经成为国际敦煌学研究的最大实体研究院，“敦煌在中国，敦煌学研究在国外”的历史已不复存在。她运用考古类型学的方法，结合洞窟中的供养人题记、碑铭和敦煌文献，完成了敦煌莫高窟北朝、隋、唐代前期和中期洞窟的分期断代，揭示了各个时期洞窟发展演变的规律和时代特征，先后撰写了《莫高窟北朝洞窟分期》《莫高窟隋代洞窟分期》等论文。这些敦煌石窟分期排年的学术成果，不仅确定了洞窟本身的时代，而且为敦煌石窟的各项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公认和采纳。她主持的《敦煌石窟考古全集》第一卷的出版，将敦煌石窟考古带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著名国学大师、香港大学教授饶宗颐先生称此报告“既真且确，精致绝伦，敦煌学又进一境，佩服之至”。

实现“数字敦煌”之前，坚持走国际合作之路的樊锦诗也曾体味了“孤立”。从20世纪80年代起，敦煌研究院在全国文物界首开国际合作先河，先后和日本、美国、澳大利亚、英国等国家的一些文物保护和研究机构开展合作。为此，有人说她崇洋，也有人告她的状，说在和日本人合作中让日本人把我们的东西拿走了……时间证明，这种国际合作之路使敦煌研究院与世界平等对话成为现实。

2014年初，和樊锦诗一道去日本的是敦煌研究院保护研究所所长苏伯民，此行的目的是与合作多年的东京艺大就人才培养做进一步洽谈。在敦煌研究院里工作了20多年，苏伯民等一批研究人员如今已经成长为各个领域的业务骨干，他们的成长与樊锦诗坚持走的国际合作之路分不开。多年的国际合作交流，苏伯民明显感觉到如今的我们与国外文物研究机构在思想、技术、研究方面的差别在缩小，“这说明我们在进步，大家已经能够在一个思路、语境下工作。不像过去，人家说什么，我们就只能做什么。”在国际合作中，樊锦诗同样坚持让院里的年轻人从头到尾参与每个环节，一批高素质的青年业务骨干通过学习迅速成长。

如今，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多年的国际合作保护，使敦煌研究院吸取了国际上关于文化遗产保护和管理的先进理念和经验，引进了国外先进的仪器设备，建起了一流的保护实验室，培养了一批高素质的青年业务骨干，学到了国外先进的保护科学技术和工艺。国际合作保护使敦煌研究院的保护研究逐步与国际接轨，达到新的高度，成为我国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合作的成功典型。

陈寅恪先生曾痛心疾首地悲叹，“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地也。”看到今天的敦煌，老先生若九泉之下有知，当转悲为喜。

回溯历史，像樊锦诗一样对石窟的保护、研究、弘扬做出贡献的坚守者名单很长，她之前有常书鸿、段文杰，她同时还有一大批同行者，还有如他们一样献身敦煌的后来者们，他们用毕生的精力所做的一件事，就是与毁灭抗争，让敦煌石窟保存得长久一些。

“不能因为对方捐了钱，我们就没了原则”

“科学无国界，但科学家有祖国。”对于樊锦诗来说，爱国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活生生的现实，就是爱敦煌，爱敦煌的每一座山，每一条河，每一棵树，每一根草；就是爱三危山，爱山上的每一座洞窟，洞窟的每一幅壁画，壁画上的每一点色彩，每一根线条……她常告诫院里参与合作谈判的人：“不能因为对方捐了钱，我们就没了原则。”

1981年进入敦煌研究院的吴健，现在负责“数字敦煌”工作，从一开始采集数据，樊锦诗几乎天天对他说的一句话就是“一定要保护知识产权”。每次吴健都认真地承诺，请她放心。但是她好像还不放心，每次见了面的第一句话，仍然是“一定要保护好知识产权”。吴健心里清楚，这是因为院长担心“资料外泄”。樊锦诗告诉吴健，那些制造原子弹零件的人，都不知道自己做的是什么。言外之意很明确，是希望在“数字敦煌”项目上吴健也能“如法炮制”，因为在数字化时代要保守秘密太难了。“其实，我压根也不知道原子弹是怎么制造的，但我想道理都是一样的”，樊锦诗笑着说。吴健觉得这正是“精明”的老太太超前理念的体现。眼下，为了更好地保护莫高窟，院里已经制订了计划，通过法律化的方式保护知识产权。

在版权上，樊锦诗更是严格把关，凡是合作都会与对方签署很详细的协议。她谨慎地审视每一条条款，生怕哪儿遗漏了，给国家和院里造成损失。有时为了一项很小的条款，她会邀请对方多次来商谈，直到对方答应改动。樊锦诗说：我不管你合作意向有多大，钱有多少，损害了国家利益，影响到莫高窟的保护就不行，你就得按我说的改，不改就请走人。

樊锦诗常说，敦煌是个宝贝，“数字敦煌”同样是个宝贝，但它们都是国家的，谁都不可以占有。樊锦诗的一个儿子是搞计算机的，她说：“如果我把这些资料给搞计算机的儿子，岂不是很容易？但是，我不可以这么做。”

国家利益至上，这是浓缩在樊锦诗那一代知识分子身上的鲜明特色。

在多年的对外合作中，维护国家利益不受损，保护敦煌研究院的声誉不受损，是樊锦诗永不突破的底线。早在20世纪90年代，樊锦诗就和美国专家内莫・阿根钮在国际合作中开始打交道，几十年的合作也让两人私下里成了好朋友。说到多年的合作，阿根钮还曾对樊锦诗予以颇高的评价：“任何一种合作都是人与人之间的合作，樊是一个很好的合作者。在她的领导下，敦煌研究院也已形成了成熟的管理架构和人才架构。”即使如此，樊锦诗在和这位老朋友的合作中，依然是有规矩有协议。不足一米六的“老太太”和身高一米八几的“老阿”吵架，成了院里的一景。“不该给他的东西，决不给；不该让步的地方，决不让步。”在数字化的合作上，版权问题是她最重视的，“它一定是属于我们所有，你可以上网看，但是下载不行，如果想下载，请先和我们联系。”樊锦诗在版权上严格把关，比如在和日本、美国的合作上，仅仅就成果可用于科研、教育，但是如果要用于商业用途是绝对不行，这一规则，就附有多项细则，目的就是充分保障版权不遭受侵权。

对于樊锦诗“把数字化敦煌锁在保险柜里”的这些做法，偶尔也有不理解的杂音，但更多的还是理解的声音，“她这个人心正，一切的出发点都是为了敦煌和敦煌研究院。”

“没有年轻人才，把敦煌事业交给谁？”

“50多年来，我身边的人有走的也有留下的，留下的固然是真心实意想干事的人，但走的人哪一个人也都是恋恋不舍与敦煌洒泪挥别――他们都有自己的不忍和难处啊！我还特别佩服和欣赏现在来敦煌的年轻人，他们能甘愿选择这个或许一生都会很寂寞的事业，这需要极大的勇气，也是一种无私的牺牲”，樊锦诗感慨地说。

1998年，60岁的樊锦诗接任敦煌研究院院长。放眼望去，很多中层干部年龄比她还要大，一下子就急了，“这还得了！敦煌事业最终要年轻人继承，没有年轻人才，把敦煌事业交给谁？”为敦煌储备人才，成为她心中迫切的愿望。

敦煌条件苦，自愿去那里工作的人不多，樊锦诗就想方设法把年轻人送出去深造。为培养人才，院里的钱花“海”了。樊锦诗说：“花再多的钱也值。”她好像从不担心出去的人翅膀硬了不再回来，只是告诉年轻人：“你们出去学，我给你们打杂。”有些人出去果然就再不回来了。樊锦诗并不觉意外，“一个人的心不在敦煌，又何必强求？”樊锦诗坚持放手让年轻人去做事情，她说：“什么事情都离不开我不是好事。”“每个年轻人都希望自己有所作为，怎么能教他们不混日子、虚度年华？”“希望我的年轻人不只是一个匠人，更是一个有头脑的科学家。只要有一批人，而不是一个人起来了，敦煌就有希望。”

苏伯民记得自己曾和院里机关的几位处长聊过天，那些处长都很羡慕院里的年轻人，因为那些年轻人出国的机会比他们这些有级别的行政人员多。有出国的机会，就给年轻人，这是樊锦诗的做法，她不会因为谁的级别高而论资排辈，也不会私下里照顾谁。这似乎已经成为敦煌研究院的一种传统和风气了。苏伯民所在的保护所也是如此做的，他觉得之所以能贯穿这么一种自觉，无疑是受到了樊锦诗的影响。

樊锦诗的影响远不止于此。有一个数据，说来似乎难以置信：地处戈壁荒漠的敦煌研究院拥有的博士生在全国文物保护界位列第一。在日本自费苦读七年拿到博士学位的赵声良回来了，在北大专攻东方学的博士后杨富学带着几吨重的书回来了，有机会留在日本的丁淑君回来了……樊锦诗不知道这些优秀人才回来是受她影响，容易受感动的她倒是一次次被这些年轻人感动：“一个洋博士，如果去别的地方待遇会更好，你看人家还是回来了。”她始终不会想到自己为了吸引人才、留住人才，为改善他们的住房条件、为分居两地的职工团聚与人磨嘴皮子，与人争论的无私付出，才是留住人心的关键。

2014年2月，敦煌研究院办公楼一楼的公示栏里又贴出了两份公示，又有两位年轻人将被派往法国研修深造，公示内容中让外人羡慕的无疑就是“费用由院里负担”这一句了。多年来，樊锦诗继承了前辈的优良传统，在人才培养上不惜重金，舍得花钱，大批的专业人员获得多种深造研修机会。俗话说，有付出就有回报，目前敦煌研究院已逐步形成了一支涉及学科门类众多的年轻化专业人员队伍，这支专业人才队伍是未来敦煌文化遗产保护、研究、发展的重要力量。

“不近人情”的樊院长

岁月的磨砺以及西北广袤天地的锻炼，使性格柔弱的樊锦诗变得说话直来直去、做事倔强执着。她的“严厉”“不近人情”和“抠”是出名的。

1998年上任伊始，樊锦诗就遇到了一个棘手的难题：为发展地方经济，相关部门计划将敦煌与某旅游公司捆绑上市。全面商业化的操作与保护的矛盾让她忧心忡忡，寝食难安：敦煌是国家的财产、人类的财产，决不能拿去做买卖，捆绑上市是有风险的。为此，樊锦诗四处奔走，跑遍了相关部门，向人们讲解敦煌石窟脆弱的现状，反复强调保护的重要性，“敦煌壁画这么漂亮，它是拿什么做的？泥巴、草、木材，你说脆弱不脆弱，你一弄就坏了！再加上它多病，几乎每个洞都有病！”

当时樊锦诗坚决不同意，“硬是把压力都顶了回去。”现在说起来她还是坚持当时的立场，“文物保护是很复杂的事情，不是谁想做就可以做的，不是我樊锦诗不相让，你要是做不好，把这份文化遗产毁了怎么办？全世界再没有第二个莫高窟了。”她说：“如果莫高窟被破坏了，那我就是历史的罪人。”一场将敦煌捆绑上市的风波终于平息了。

岁月改变了樊锦诗的容颜，也磨砺着她的性格，让她从一个说话就脸红、想家就掉泪的江南姑娘，变成了一个风风火火的老太太。工作的快节奏使很多人无所适从，跟不上了就会挨“骂”。魏丹回忆起在给樊锦诗当秘书时直言“太可怕了”。刚来第一年，“常被‘骂’哭。”当时还是个小姑娘的魏丹哭完了，又快快地去做。因为想着樊院长比自己母亲还要大，自己做快些，老太太就能少做些。

80后的程亮从2005年开始当上了樊锦诗院长的秘书。做秘书的八年中，程亮已习惯了早上6时上班，中午不休息，晚上一两点下班的高强度工作，更适应了樊院长雷厉风行、一丝不苟、亲力亲为的工作作风……但是想当初刚成为樊锦诗的秘书，这样连续工作十天后，年轻力壮的程亮也扛不住了，直接就累倒了。为什么不调整岗位？程亮说，看着年龄跟自己母亲差不多大的樊院长这么勤奋地工作，他实在是张不开这个口。一来二去，也就习惯了。2006年，程亮第一次跟随樊锦诗出差去庐山，到庐山已天黑，连饭都没顾上吃，他们就开始工作，等到开完会离开庐山时，又是个黑天，置身庐山几天却没有见到庐山。程亮最初觉得，工作强度大都是能接受的，毕竟自己年轻，不过有些事，就不容易想通了。记得刚当秘书时，一次院里派他陪樊锦诗一起出差，飞机票都买好了，谁知樊锦诗坚持一个人去，说如果程亮也去，那就让程亮去，她不去了。“起初的确不理解她，后来才懂她的用心。长期以来每次出差她都尽可能一人，就是为了省钱。”

院里老一些的同事都知道，樊锦诗多年来只要去北京出差，总是住在景山公园后的一个地下室招待所，后来那里的服务员都认识了她，称她是“住在地下室里级别最高的名人”。

信息中心的副主任孙志军现在再和樊锦诗出差，就不愿意和她一起吃饭，因为樊锦诗点菜的标准是“光盘”，决不允许剩菜，共餐两三次，孙志军说自己没有一次吃饱过。有一次实在没有吃饱，偷偷跑出去买点心吃的事让樊锦诗知道了，她内疚地每餐饭都要特意问孙志军吃饱了没有，搞得孙志军挺不好意思。

说起老伴樊锦诗的“省”，彭金章想起儿子打过一个电话，说一次他去机场送妈妈，看着她瘦小的身躯拖着个行李，一个人孤单单地远去的背影，心里难过得不行。

不过，和樊锦诗生活了55年后，对于老伴，彭金章再了解不过，她是个在物质生活上可以说没有要求的人，吃得极其简单，不过问家里的钱，除非要去帮助他人才伸手向他要。彭金章清楚，老伴的稿费多用于帮助别人了。

去年春节，樊锦诗家用了30多年的那台日立牌电视机终于被换掉了。彭金章说，这是在外地生活的小儿子坚持的结果。“家里不是缺钱，但是我们俩都觉得没必要。电视好好的，还能用呢！”现在樊锦诗家里的沙发是20世纪80年代的，双人床还是她单身时的床加个凳子拼的。

该省的决不多花一分钱，而该花钱的地方又都是大手笔。这是樊锦诗认准的理财之道。在她眼中，“像敦煌石窟这样珍贵的世界文化遗产，再高端的科技用于保护它都不为过”。显然，前端高科技运用的背后是大笔投入的资金。拿苏伯民的话说，多年来在文保界，敦煌研究院的文物保护发展得非常快，尤其在近十年，而作为一个遗址单位，保护它首先是花钱，是投入，而按照文物修旧如旧的理念，即使花了很多钱，也是看不出花在哪里了。他举例，仅莫高窟85窟投入的研究保护时间就达七八年，这背后的资金投入也是可以想象到的。

为什么来敦煌

“为什么来敦煌？”直到现在，这仍是樊锦诗被人无数次追问的问题。

1962年，24岁的樊锦诗第一次到敦煌，这位从小在上海长大，正在北京大学读书的女大学生受到巨大震撼。莫高窟太美，壁画雕塑，无不精美，学考古的樊锦诗深知它的珍贵；莫高窟太苦，大漠戈壁、风沙满天，水又咸又苦，没有电没有菜，土炕土凳土桌子……最令人惊讶的是有人已经在这种条件下工作生活了十年、二十年，她心里惊呼：如果是我，这鬼地方一天也待不下去。

1963年，樊锦诗从北京大学考古系毕业了。因为实习，给当时的文物研究所所长常书鸿留下了良好印象，点名要她去敦煌工作。此时，北京大学要她留校。鬼使神差，在留北京与去敦煌之间，樊锦诗选择了敦煌。

那时候的樊锦诗脸庞圆圆，齐耳短发，朝气蓬勃，正是最好的青春年华。当时，有人以她为原型完成了一尊雕塑，起名就叫《青春》。这尊定格了樊锦诗青春岁月的雕塑，至今还在敦煌研究院很不显眼的一个角落里矗立。只是，有几人知道，她是那尊《青春》雕塑的原型呢？

敦煌游记范文第4篇

西千佛洞开凿在敦煌市西南35公里处的党河河岸崖壁上，因地处莫高窟之西而得名。石窟的结构、彩塑、壁画艺术风格等与莫高窟体系相近。因而也成为敦煌艺术的一个组成部分。

从敦煌市西南行至阳关途中，道左不远处即为党河，河床北岸为寸草不生的戈壁滩，南岸是透迄蛇曲的沙山，西千佛洞就位于沙山尽头的河床北岸陡崖上。这里的陡崖深壑上有浓荫蔽天，崖下滩地红柳丛生，古木参天，涓涓小溪流过，环境清幽。西千佛洞开窟年代无从稽考。巴黎藏敦煌遗书（沙州都督府阁经）有记佛龛之文日：“右在县东（寿昌县）六十里，香旧图云，汉（阙）佛龛百姓更营造。”推测文中所记佛龛当指此。据此可知，西千佛窟始创年代应早于莫高窟，至少应与莫高窟属同时代建造。

西千佛洞现存石窟16个（窟、龛22个），其中1－3窟为唐窟，4－8窟为魏窟，16窟为晚唐窟，这9个洞窟保存较好，其它多有坍塌，壁画也剥蚀不清，时代难以确认。一般认为洞窟属北魏至宋代所凿。保存较好的9个石窟中，中央大多有中心座，座四周凿龛，内塑佛像，四壁多绘贤劫千佛、佛跌坐说法图、佛涅槃像。中心座和四壁的佛像下，绘金刚、力士像。北魏一石窟内南壁西段绘（睐子经）故事，东段绘（劳度叉斗圣变）故事，为莫高窟北魏洞窟所没有的佛本生故事，可填补其空白，有独特价值。其余窟龛的四壁和藻井则很少绘佛本生故事。

西千佛洞与莫高窟经历了类似的盛衰历程，受各种自然和人为的破坏，艺术宝库损失惨重。近年来，人民政府全面加固、修缮了洞窟，使面临崩塌的崖体和洞窟恢复了整体性和稳定性，崖体回廊保证了游人的安全。今天，西千佛洞得到了有效的保护，有10个洞窟开放，成为游人在敦煌至阳关旅游线上重要的参观内容。

(玉门关历史导游词 ·兰州导游词 ·伏羲庙导游词 ·嘉峪关关城导游词)

敦煌游记范文第5篇

7月5日，北京奥运火炬进入甘肃省，在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敦煌传递。当天的敦煌城花团锦簇，彩旗飘飘，广大市民以高昂的热情迎接圣火。敦煌站传递路线全长36.53公里，由120名火炬手完成，主要向世人展示敦煌的灿烂历史文化、瑰丽自然风光和蓬勃发展的现代城市风貌。

“敦，大也；煌，盛也。”这是古人对昔日丝路重镇敦煌名称的解释。敦煌境内文物古迹星罗棋布，名胜景点独具特色，这里有世界文化遗产莫高窟，古代军事遗址阳关、玉门关和汉长城等人文景观，又有大漠奇观鸣沙山・月牙泉，有“魔鬼城”之称的雅丹国家地质公园等自然景观。它是享誉海内外的国际旅游名城，每年有百余万五洲四海的游客慕名而来。

7月的丝路明珠――敦煌，蓝天如洗，骄阳似火，但比气温更高的是敦煌人民对火炬、对北京奥运的热情。在火炬传递起跑点――世界文化遗产莫高窟的标志性建筑九层楼前，朝阳洒金，古树葱茏，热情似火的群众手持国旗、奥运会旗，身着源自莫高窟壁画火焰图纹的福娃“欢欢”服装，笑意盈盈，激情难抑，期盼着奥运火炬的到来。

8时整,北京奥运会火炬传递敦煌站点火仪式举行，现场人员首先向“5.12”大地震中遇难的同胞默哀1分钟，对他们表示深切哀悼。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陆浩和酒泉市委书记、酒泉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建华分别致辞。北京奥组委圣火使者、中国奥委会副主席、北京奥组委主席助理屠铭德点燃当天第一支火炬，经省委书记、省人大主任陆浩，省长徐守盛，酒泉市委书记、市人大主任李建华相传后，8点15分，甘肃省第一棒火炬手、敦煌研究院院长樊锦诗接过“祥云”火炬，拉开了敦煌传递活动的帷幕。樊锦诗高

举圣火在自己为之坚守、奋斗了半个世纪的莫高窟a前缓缓跑过，让现代奥林匹克精神在这里播下了希望的火种。莫高窟传承文化，圣火传递梦想，两种不同形式的接力今天在这里神奇共存，令人感叹，令人惊喜。

8点30分，火炬在莫高窟区的传递结束，火炬手转场至鸣沙山・月牙泉景区，鸣沙山属巴丹吉林沙漠，所以北京奥运火炬也是首次进入沙漠进行传递。鸣沙山・月牙泉是国家四A级景区，它“沙泉共依”的奇特景观让世人梦牵魂绕，不远万里一睹芳姿。9点30分，“祥云”飘至景区，这里最醒目的便是南边半山腰处的五环图案和“敦煌”字样。著名演员张丰毅、敦煌本地火炬手刘岩、裴云等23名火炬手在此区间传递圣火。他们从月牙形的清澈泉水边出发，一路涉沙而过。今天的鸣沙山・月牙泉景区分外迷人，蓝天澄澈，泉水涟涟，绵延起伏的沙山、曲线柔和的山脊、澄澈的蓝天与跳动的圣火、昂扬的激情相映成趣，展示着别样的动静之美。这里的一大亮点便是第29棒火炬手石生泰乘骑“沙漠之舟”骆驼传递“祥云”火炬，骆驼在雄浑大漠间缓缓而行，让人感受到一种粗犷、雄浑之美，令此次火炬传递更富西部特色。而骆驼坚韧不拔的毅力与恒心也与奥运会所倡导的“更快、更高、更强”精神不谋而合。

第15棒火炬手、著名演员张丰毅结束接力后畅谈了自己对敦煌的印象。他说：“以前常听人说敦煌是个美丽神奇的地方，还听说月牙泉面临干涸的危险，一直想能来看看。今天我以火炬手的身份绕月牙泉传递，惊喜地看到泉水上升了不少，看来当地政府为保护月牙泉付出了很多努力。能在敦煌传递圣火我也感到非常荣幸。”

“祥云”飘过鸣沙山，一路经敦月路传向敦煌市月影广场。87名火炬手在此区间手手相传奥运圣火。圣火所到之处，都可见到“我在敦煌迎奥运，奥运精神伴我行”、“传递圣火，奉献关爱”、“人类的敦煌，共有的家园”、“携手相传圣火，同心共建家园”等标语，沿途簇拥着前来欢迎火炬传递的敦煌市民，他们挥舞着五星红旗和奥运五环旗，助威声、呐喊声不绝于耳，加油声一浪高过一浪，人们都在传递着一个共同的心声：迎接奥运、支持奥运！青海油田职工王国强、吉林大学来敦志愿者王雪、高级畜牧师杨皓及全省唯一一名农民部级裁判郑尚成等敦煌火炬手在此区间传递圣火。

今天，在“火娃”故乡传递圣火的既有在“5.12”大地震中孤身救出19名学生,以大爱之心带领学生重回课堂、重树信心的陇南市乡村教师王桂英；有热爱体育事业，为培养体育人才而尽心竭力的柴雄伟、张忠录及荣获“全国优秀人民警察”称号的警察晁亚玲等，也有来自科研、新闻等系统的普通职工。

裕固族、回族、维吾尔族、东乡族、哈萨克等少数民族火炬手的参与，则让今天的火炬传递更加呈现出团结、融合、欢乐的祥和气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