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与科学论文
民主与科学论文范文第1篇
论文摘要:彝族文化学是一门构建自己理论知识体系的学科,是研究彝族及其文化的人文社会科学,具有科学性、民族性、复合性等学科特征。
彝族文化学是一门古老的学问,又是一门新兴的学科。它的渊源可追溯到彝族毕摩经,但直到20世纪30年代后,由于民族学、民俗学、人类学及民族文化学的多方面的展开和深入,呈现出方兴未艾之势,目前,彝族文化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需要从宏观和微观两方面进行整体的学科建设,以推进彝族文化学学科的整体进程。相形之下,彝族文化学的微观研究方面成果显著,影响尤大,而彝族文化学宏观方面的理论体系和方法研究则稍显不足。彝族文化学的学科理论建设关系到整个学科的走向和进程,关系到彝族文化学的学科特色和学科地位。钟敬文先生在论述民俗学学科建设时,曾指出:“民俗学的所谓‘学’的含义,主要就是这种理性的认识”这对彝族文化学的学科建设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因此,彝族文化学的理论体系构建及其相关的理论问题,应该是彝族文化学研究的一个中心课题。本文就这个方面谈谈个人的一些浅见。
一、什么是彝族文化学
谈到彝族文化学,就涉及到了彝族文化学学科的定义问题。那什么是彝族文化学呢?彝族文化学的定义包含了研究对象和范围两个方面的内容。什么是彝族文化学的研究范围和对象呢?彝族文化学作为狭义的民族学学科,民族学的学科范围界定,对彝族文化学不无启示。一般来说,民族学的研究对象的认识主要有两种不同观点。第一种观点在早期占主要地位,把民族学的研究对象确定为民族。在1950年代以来学术发展延续性的影响下,人们将民族学定义为“以民族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它把民族这一族体作为整体进行全面的考察,研究民族的起源、发展以及消亡的过程,研究各族体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它是社会科学中的一门独立学科。”“一般说来,民族学是研究民族的科学。如说得更具体点,民族学是研究现代各民族发展规律的社会科学。”“民族学是一门研究处在古今一切社会发展阶段上的所有人们共同体的历史科学。”[4]第二种观点在进入1990年代以后逐渐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认为民族学的研究对象就是民族、族群及其文化的认识。“民族学并不是一门专门研究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也不是专门研究民族共同体的科学。”“民族学是世界各民族历史的和现实的生活与文化的一门科学,是一门考察各民族文化,从事于记录和比较的学问。”“民族学(文化人类学)的研究对象应当是文化,而不仅仅是民族,民族不过是文化的载体之一。因此,民族学研究的对象实际上是文化而非民族。”[7]基于以上的认识,我们可以说,彝族文化学的研究顾名思义即研究彝族及其文化的学科。如何界定彝族和彝族文化?宏观上来说,二者同为一体,就如物质与精神在一个人身上得到了统一。先有民族实体———彝族,再产生精神状态———彝族文化。正因为有这个民族实体的存在、发展,才有了相应的彝族文化。这里有个产生的时间逻辑关系。但二者从辩证的关系来看,则是相互依存、相互作用。彝族的形成,有了自己的民族文化,而民族文化的产生,尤其是属于文化范畴的民族意识、民族性格,又是形成民族的重要标志和内在动力。
基于以上的认识,我们现在把彝族文化学定义为:彝族文化学是一门研究彝族及其彝族文化,以揭示彝族的本质和彝族社会发展规律为目的的人文社会科学。
这个定义可以理解为三个概念层次:一是彝族文化学的研究对象———彝族及其文化;二是研究目的或最终指向———提示彝族的本质和彝族社会发展规律;三是学科类别性质———人文社会科学。第一个概念层次已在前边作了阐述。第二个概念层次与第三个概念层次有着内在联系,研究的目的决定了研究学科的性质。彝族文化学从科学分类上,既属于人文科学,又属于社会科学。“社会科学,是指那些主要以人类社会的组织与结构、体制与关系、功能与效率、秩序与规范的研究对象,并为人类社会之有序、高效运作提供知识、理论与管理手段的科学。”“人文科学,则是指那些主要以人的精神世界、价值体系与心灵情感为研究对象,并为人类理解把握存在意义、生命本质、生活目的等终极性问题提供价值理性、知识、思想、理论的科学。”[8]二者同是以人为中心的科学,只是研究的角度、层次、领域不同而已。人文科学着重于人的本质属性,如自然属性、社会属性、精神属性,社会科学则侧重于社会文化的系统,如社会经济系统、社会政治系统、社会文化系统,突出表现为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上。彝族文化学属于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综合性科学,是人文社会科学。
二、彝族文化学的学科特征
彝族文化学的学科特征主要包括学科的科学性、民族性、复合性等三个方面。
1、科学性
彝族文化学作为一门人文社会学科,属于科学的范畴,因而具有科学性的特征。这个特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彝族文化学研究是一个对彝族及其文化的认识过程,彝族及其文化作为一种客观存在,人们对它的认识有一个简单到复杂,局部到整体的过程,这个认识过程是与彝族及其文化的发展是相对应的。一方面,彝族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不断地改造自己的生存环境,同时也在改造自己本身,在生产力水平得到提高的同时,自己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思维逻辑也得到了发展,这是彝族作为民族主体对自己及其文化的认识过程。另一方面,彝族作为一个独特的民族,其民族文化不可避免地烙上了自己的民族特色,在彝族各种文化事象上表现出来自己的民族意识、性格、风格,如毕摩经、彝族服饰、民居、歌舞、民间文学等等。因其文化的独特个性,具有自身的研究价值,从而引起国外研究主体的关注、参与、深入研究、认识。这个认识过程也是一个从简单到复杂,从外在表现到内在本质的客观认识过程,符合科学的认识规律。两个方面的认识过程决定了彝族及其文化的价值取向,同时也决定着彝族文化学的学科价值。
其二,彝族文化学是一门构建自己的理论知识体系的学科。前述彝族文化学之“学”,是一种理性认识,是一个理论体系的构建过程。一门学科是否真正成熟,在社会实践中是否有作用,其理论体系是否健全、完善,有发展演化性是根本的判断标准。这个标准的科学性主要包含两个发展过程,一是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认识发展过程;二是从理性认识在客观现实中检验丰富、完善的理论发展过程。相对说来当前的彝族文化学研究较多地集中在某些彝族及其文化事象的层面上,热衷于对这些文化事象的搜集、罗列、阐述,虽然一些濒危的文化事象,如毕摩经的抢救、搜集,传统文化生态传承保护是必要的,但庸无讳言,彝族文化学的这种微观研究过热,宏观研究不足的状况没有得到改变,势必影响彝族文化学的整体进程。这种过份注重微观,单一的彝族文化事象的研究,使彝族文化学的独立品性面临边缘化的危机。虽然现今彝族文化研究表面很热闹,但不少彝族文化事象是被当作其他门类学科输送、提供材料的资讯库。一门学科的第一阶段是明确研究对象,然后进行研究对象、材料的搜集、整理、抢救、保护工作。第二阶段是在此基础上挖掘整体文化的深层内涵,探索内在逻辑关系,并进行自身的理论构建,在多学科的交汇与融合中凸显自身的学科特色,拓展自己的研究领域,使之成为其他学科不可替代的独立学科。从这个意义上讲,彝族文化学要成为一门真正独立的、成熟的学科,其学科的理论性构建仍任重道远,但这是不可忽视的。
其三,彝族文化学的学科建设是一种具有创造性、实践性的社会活动。科学性表现在客观性、创造性和实践性三个方面。科学之所以成为科学,是因为它从客观实际出发,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事物的内在发展规律,指导人类的实践活动。这个认识利用实践到认识,再到实践的循环往复的过程中,创造性是重要的内在因素。事物是发展变化的,真理也是有相对性的一面,理论来自实践。理论要适应不断发展变化的实践活动,其与时俱进的创造性尤显重要。同样,彝族文化学的学科建设是一种具有实践性和创造性的社会活动。彝族文化学的发展不能离开其产生和发展的客观实际。彝族文化学要走上可持续发展道路,以适应、促进彝族及其文化的全面发展、进步,其理论方法的创新是关键。如何创新?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来的过程是认识升华为理论的过程,去的过程则是理论检查、丰富、发展的过程。彝族文化学现在面临着两个历史性机遇,一是国内现代化和国际全球化的生存大背景;二是新兴学科层出不穷,学术环境、氛围大为改善的学术背景。如何在这两个历史性机遇中,以创新的姿态面对彝族文化学新形势,更新学术理念,调整学术方式,构建有自己特色的彝族文化学理论体系,自觉地建立彝族人文传统的文化品格与时代特征的国际彝族文化学,成为彝族文化学研究主体所面临的一大课题。
2、民族性
民族性是一个普遍存在的客观现实。彝族文化学作为研究彝族及其文化的一门学科,具有较为明显的民族性特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学科的研究对象
从内容上看,彝族文化学的研究对象及其文化渗透着其自身存在的民族中,而构成民族及其文化的诸要素和它们的各子要素及其历史演化过程本身就属于彝族文化学的研究对象、范围,诸如彝族的语言、社会生活、风俗习惯、、民族心理、历史、文学、伦理道德等。
(2)学科的理论构成
彝族文化学的学科理论源于对彝族及其文化的研究过程中,研究对象本身的民族性决定了其理论构成的过程,不能离开这个特定的民族性,使研究主体的价值取向渗透着民族性。例如要把彝族毕摩经中的《吾查买查》翻译成不同民族语言的研究文本,其过程由于不同民族语言本身的差异性,作品的原生态性会出现脱落、异化的情况。这是研究对象决定的客观差异性。没有深入民族的精神文化中,先入为主的以主体自居,视研究对象为“原始”、“化石”、“愚昧”的支配之物,然后以先验理论来分解、包装、组合、炮制,这样的学术理论构成必然是空间失败的。只有承认民族性的前提下,改变以往“主———客”关系,虚怀以待,还原客体同样的主体身份,变成“主———主”关系,相互倾听、交流、对话,达到文化的沟通、理解,这样才能真正深入一个民族的精神层次,这样的理论构成才是有生命力的。有些研究者通过学习研究对象的民族语言,以平等、虚心的姿态切入研究领域,他们的研究成果、理论构成也最经得起历史的考验。这个过程是双向的。一方面,在学习研究的过程中,这个民族的独特的民族文化精神向研究者渗透;另一方面,这种渗透又通过其研究文本或理论构成表现出来,又因为研究者自身拥有的民族文化精神与研究对象的民族文化精神产生碰撞、融合的良性运动,其理论构成更具有文化参考价值。
(3)学科的表达形式
彝族文化学具有的民族特征还表现在其表述的文体形式上。彝族文化学的理论体系的构建需要吸纳不同国家、民族、地区的学科理论和研究方法,吸纳的过程也是民主化的过程,原本属于异民族、异文化的理论、方法,要吸纳、融合到本民族的学科理论中,必须要考虑本民族的文化特点、审美标准、历史状况,尤其是表述文体,这样才能使外来理论有机地融入本民族的文化体系中。实现理论的民族化、本土化,成为具有彝族文化学特色学科理论。彝族文化学也只有在这种不断的民族文化交流融合中,实现科学理论的本土化、民族化,从而得到发展、宏大。
3、复合性
彝族文化学的复合性是历史发展情况和学科发展要求决定的,在不同的历史发展时期,由于受不同时代背景、不同民族文化、不同地理环境的制约影响,形成了研究对象的多层次、多形式的复合性特点。此外由于彝族文化学本身的发展规律要求不同学科、不同专业、不同地域的研究主体的参与,所以又形成了研究主体的复合性特点。
(1)研究对象的复合性
彝族及其文化是在历史发展中形成的,尤其是彝族文化是多种文化因素、文化层面互化和整合的结果。彝族的历史可追溯到夏商周时期,其经历到的地域有北方草原、黄土高原、青藏高原、云贵高原,接触交往过的民族有早期的华夏族,后期的汉族,还有古羌及其分支民族,如藏族、白族、纳西族、傈僳族、哈尼族、独龙族、拉祜族等;碰撞、融合过的文化圈有草原文化圈、华夏文化圈、中原文化圈、雪域文化圈、山地农耕文化圈、建国前保留着母系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等多层次社会形态。这种由历史性形成的多元文化融合到彝族文化中,使其具有了复合性的特点。从彝族的毕教来看,有着自然崇拜、多神崇拜的原始宗教因素,也存有藏传佛教的因子,也融合了汉族儒家的伦理道德观念,道教的“五行说”、“三界六道”说等等外来文化因素。彝族民居、土司衙门也融合了彝、汉、白族等建筑艺术的文化因子。
(2)研究主体的复合性
彝族文化学最早兴起于国内,逐步向国际型学科发展。彝族文化学的产生、发展来自不同国家、民族、地区的学者、专家共同合力的结果。如早期的杜达尔·特拉格来、安邮德、拉波特、儒贝尔、托雷尔、奥尔良、沙尔雅、享利·科尔迪埃、侏禄维亚等;中期的杨成志、丁文江、高华年、马学良、马长寿、余学良、傅懋勣、林耀华、方国瑜、罗国义、刘尧汉、施学生、果吉宁哈、冯元慰等;后期主要是20世纪80年代后的一批彝族及汉族中青年学者。这些来自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研究主体群一方面给彝族文化学注入了新鲜的文化因子;另一方面他们的学术理念、理论方法使彝族文化学的研究别开生面,为学科建设提供了极大参考价值,同时推动彝族文化学与国内外学术发展方向、发展潮流进一步融合、接轨,彝族文化学进一步实现了学科国际化的目标,把彝族文化学纳入国内、国际的学科建设平台上,使彝族文化学的发展空间趋于广大。新晨：
民主与科学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 新民主主义 文化理论 研究综述
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是新民主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中国近现代史、中共党史和的发展史中的文化问题乃至中国文化史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本文就2001年以来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的研究作一概括，以便对研究其他的文化理论有一定的借鉴。
一、关于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形成的研究
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形成的思想资源与背景，形成的过程特别是形成的标志，历来是学者们的焦点，笔者就2001年以来学者们的观点阐述如下：
首先，就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形成的思想资源进行了系统的发掘，形成了种种观点。在各种观点中，共性的一面是，大都认为新民主主义理论形成的思想资源是在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形成的。如凌厚锋在《论文化观及中国文化转型》一文中指出：“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是中国文化的第一次转型。从指导思想、方法论、文化主体和民族精神等方面给予中西之争以正确的解决，形成了新民主主义文化观。”［1］詹永媛在《新民主主义文化观形成的历史背景和思想理论基础》一文中指出：“新民主主义文化观作为一定历史条件下的文化观，既是历史发展的需要，又是中国共产党自身发展的需要，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其方法论基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文化运动的实践及经验和九一八事变以来文化界关于建设新文化的思想是其思想来源。”［2］王东在《中华腾飞论》一书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的历史铺垫”一节中指出：“在和第一次大革命的基础上，深入研究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形成了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3］牛君、温炳禄在《论梁漱溟、胡适的中西文化思想及其对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影响》一文中认为：“新民主主义文化是在对近代以来长期的中西文化争论做了科学回答的前提下，在理论上借鉴了梁漱溟、胡适的中西文化思想的合理内核，同时，超越了二者的局限，并提供了对待文化的批判武器，而形成的完整的文化观。”［4］郭若平在《新民主主义文艺观的形成的思想资源――以“文艺大众化”和“民族形式”的论争为中心》一文中指出：“新民主主义文艺观的形成既是中国革命长期实践的结果，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文艺思想上的体现，同时，它的形成还得益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文艺界有关“文艺大众化”和“民族形式”的思想论争，这两大论争为新民主主义文艺观的形成提供了必要的思想资源。”［5］范玉双在《浅谈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一文中提到：“近代中国社会是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孕育的土壤；马克思哲学世界化为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产生提供了直接的理论依据；大批‘文化’涌进边区为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产生提供了帮助。”［6］鲍雪松、史文军在《新民主主义文化观的理论渊源》一文中指出：“中国传统文化是新民主主义文化观形成的丰厚土壤；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文化是新民主主义文化观的有益养料；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新民主主义文化观的内在理论根源。”［7］另外，孙玉太在《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述论》一文中指出：“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是伴随着他对中国革命道路的艰辛探索，伴随着他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形成而形成。”［8］
其次，围绕着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的形成过程特别是形成标志争论激烈。关于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形成的标志说法不一，各持其据。主要有如下三种观点：第一，即三阶段论；张艳国在《论新民主主义文化观》一文中指出：“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的酝酿形成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从五四时期、陈独秀等的最初探索开始，中共成立后，瞿秋白对新文化运动的理论研究，得到了进一步的推动和深化。直到40年代初期，以《新民主主义论》发表为标志，形成了新民主主义文化观，这种观点得到了大多数学者的认同，并且多年来一直在学术领域占主导地位。”［9］第二，即两篇文章论；王东在《中华腾飞》一书的第一节“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的历史铺垫”中指出：“于1940年发表《新民主主义论》加上1945年七大报告《论联合政府》形成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10］第三，即多篇文章论；刘辉在《近二十年来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研究述评》一文中指出：“新民主主义形成的标志除了的《新民主主义论》外还应加上等人的《抗战以来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运动与今后任务》等文，这样来理解‘标志’问题可以较清楚地反映该思想体系的形成特征，真正体现中共高层在文化问题上的集体智慧、思想共识和整体认识上的互补性特点。”［11］
二、关于新民主主义文化特征的研究
史学界长期流行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特征的提法，即新民主主义文化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2001年以来学者们围绕着新民主主义文化的特征展开了新的探讨。
首先是四特征论。刘辉、黄兴涛在《新民主主义文化纲领的再认识》一文中认为新民主主义文化是大众的，因而是民主的。“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的提法更加流行和被大多数人认可。［12］
其次是一致论。郭建宁在《的文化观与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几个问题》一文中指出：“三特征与四特征是完全一致的，即作者的一致论，其依据有两个：第一，首次论，即首次提出了四特征的说法，只不过是后来沿用的这一思路，阐发这一精神的，在后来的报告中，没有沿用四特征的说法，而是改用三特征的表达，这是令人费解的。第二，包含论；即认为大众的就包含了民主、代表了民主、意味着民主，并且用的论述，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大众的，因而是民主的。”［13］
最后是学术界其他的观点。侯且岸在《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论析》一文中指出：“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特征是创新的文化、民族的文化、科学的文化、大众的民主的文化、建设中的文化。”［14］闫锋在《浅论新民主主义文化的特质》一文中指出：“新民主主义文化是与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相适应的文化，它不仅具有民族性、科学性、大众性的基本特征，而且还应具有三个特征：一是新式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二是内部呈现出各种文化思想错综复杂多元并存的特征；三是具有过渡性特征。”［15］
另外，周红在《浅析的文化观》一文中指出：“新民主主义文化具有民族性、开放性；人民性、民主性；科学性、实践性。”［16］
三、关于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历史地位和时代价值的研究
近年来，学术界也开始注意到对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的历史地位和时代价值的研究，主要从科学内涵、理论创新和现代的价值意义等三个方面进行研究。
孙玉太在《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述论》一文中指出：“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科学概括了新民主主义的性质、内涵、特征和作用，成为近代中国人会通中西文化最为珍贵的历史结晶，既高扬着民主和科学的旗帜，又灌注着强烈而理性的民族精神。不仅有力地推动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进程，也为未来新中国文化精神成为中共第二代、第三代领导集体继续深入思考的起点，直接孕育出第二代领导集体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思想和第三代领导集体关于代表中华民族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基本思想。”［17］秦文志、刘静在《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的科学内涵及其现实指导意义》一文中指出：“第一，关于中国文化分期的论述，对于今天我们正确认识和理解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发展的历史渊源，把握先进文化思想与党的方针政策的关系具有重大的现实指导意义。第二，关于新民主主义文化纲领的论述，对于今天我们正确认识和理解社会主义文化纲领的制定和贯彻，具有重大的现实指导意义。第三，关于中国先进文化的地位、文化与政治和经济的关系，以及反对‘全盘西化’等问题的论述，对于今天我们坚持中国先进文化发展的正确方向，具有重大的现实指导意义。第四，关于文艺工作中的一些重要问题的论述，对于今天我们坚持文艺工作的正确服务方向，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具有重大的现实指导意义。”［18］
杜艳华在《论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历史进步作用》一文中指出：“新民主主义文化服务于时代主题，是实现中华民族独立和富强不可缺少的武器；新民主主义文化以其救亡和启蒙的双重作用，促进了中国社会的变革；新民主主义文化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表明它代表了中国文化的前进方向。”［19］范玉双在《浅谈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一文中指出：“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关系密切，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前提和基础，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则是对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的继承和发展。”［20］
另外，施碧霞、张玲在《新民主主义文化观在当代中国农村的新发展》一文中指出了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对当代农村的新发展及其现实意义：民族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形式成为农村发展先进生产力的重要动力；科学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内容成为农村文化建设的行动指南；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品格成为农村最广大人民利益的根本体现。 ［21］
总之，对新民主主义文化研究的不断深入和全方位拓展，对构建社会主义的新价值体系，推进和谐社会建设，有着重大而现实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注 释：
［1］凌厚锋.论文化观及中国文化转型.［J］.人大复印资料双月刊.思想研究，2007(2).
［2］詹永媛.新民主主义文化观形成的历史背景和思想理论基础.［J］.广西社会科学，2003(9).
［3］［10］王东.《中华腾飞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4］牛君、温炳禄.论梁漱溟、胡适的中西文化思想及其对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影响.［J］.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2002(3).
［5］郭若平.新民主主义文艺观的形成的思想资源――以“文艺大众化”和“民族形式”的论争为中心.［J］.思想研究，2003(5).
［6］［20］范玉双.浅谈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J］.思想研究，2005(4).
［7］鲍雪松、史文军.新民主主义文化观的理论渊源.［J］.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4).
［8］［17］孙玉太.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述论.［J］.山东社会科学，2006(12).
［9］［11］刘辉.近二十年来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研究述评.［J］.教学与研究，2001(12).
［12］刘辉、黄兴涛.新民主主义文化纲领的再认识.［J］.党的文献，2002(3).
［13］郭建宁.的文化观与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几个问题.［J］.河北学刊，2003(5).
［14］侯且岸.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论析.［J］.教学与研究，2004(6).
［15］闫锋.浅论新民主主义文化的特质.［J］.党史文苑，2006(12).
［16］周红.浅析的文化观.［J］.思想研究，2001(6).
［18］秦文志、刘静.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的科学内涵及其现实指导意义.［J］.探索，2006(5).
民主与科学论文范文第3篇
一、民主与科学精神在“问题与主义”论争中的发扬光大，为先进知识分子认识和学习马克思主义奠定了思想基础
爆发后，美国著名哲学家杜威博士经胡适邀请在北京作了《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等长篇演讲，在演讲中他认为改造中国社会必须用他宣扬的实验主义。杜威是胡适的老师，胡适在美国留学10年，深受西方文明的影响。1919年7月，胡适在《每周评论》第31号上发表《多研究问题，少谈些“主义”！》的文章，胡适在文章中重点抨击了王辑唐所说的社会主义。他指出：“近来北京很多报纸，甚至于日文报纸，都极力恭维安福部首领王辑唐主张民生主义的演说，但在我想来，这确是一个反面的教训。”王辑唐是北洋军阀政客集团安福系的首领之一，由他这样的反动政客来大谈社会主义、民生主义，当然要被胡适嘲笑这是一种“假充时髦的行为”，“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是阿猫阿狗都能做的事，是鹦鹉和留声机器都能做的事。”胡适抨击王辑唐所谈的“主义”，当然没有错。但他想用这个例子来说明必须少谈些主义，多研究些问题，并反对任何人宣传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这就不对了。他主张用实验、实证的方法去具体的一个一个地解决实际存在的社会问题，这也是根本不符合中国国情的。因为从当时中国的现状来分析，如果不彻底封建军阀制度，任何的具体社会问题都是不可能得到解决的。
胡适的极端观点立即遭到有识之士的反驳。蓝公武（笔名“知非”）是《国民公报》的编辑，他在该报转载了胡适的文章，并发表自己写的《问题与主义》，蓝文从多方面论证了宣传主义的必要，并提出“主义是多数人共同行动的标准”。①接着，也在《每周评论》第35号上发表《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指出“问题”与“主义”有不可分离的关系，解决问题离不开主义，并公开表明自己“喜欢谈谈布尔扎维主义”，认为“布尔扎维主义的流行，实在是世界文化上的一大变动。我们应该研究他，介绍他，把他的实象昭布在人类社会，”主张中国社会存在的问题“必须有一个根本的解决，才有把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都解决了的希望”。
这次论争是建立在民主与科学基础上的论争，论争的双方都旗帜鲜明地阐明了自己的思想观点。这次论争对如何改造中国社会，提出了两种不同的主张：一是用西方资产阶级改良的办法对中国社会进行逐步改造；二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中国社会进行根本的改造，走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这次论争在中国思想文化界产生了强烈的反响，许多进步社团都对在这次论争中提出的两种不同主张展开了讨论。通过民主讨论，最终使胡适承认，他的言论还有许多待匡正的地方；同时也使等先进知识分子进一步认识到，不能在纸上空谈革命理论，只有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才是辩证科学的。这场论争，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影响，也推动了中国早期许多思想激进的知识分子和爱国青年在改造中国社会的实践中，去进一步学习和认识马克思主义，去了解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情况，这也就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奠定了思想基础。
二、民主与科学精神在社会主义论争中的发扬光大，为共产主义者走科学社会主义道路和建立无产阶级政党提供了理论武装
1920年10月至1921年7月，英国著名唯心主义哲学家罗素应梁启超等人邀请，在中国上海、南京、长沙、北京等地讲演。罗素在讲演时攻击十月革命和苏俄政府，并劝告中国“暂不主张社会主义”，当务之急是开发实业。11月6日，曾陪同罗素演讲的张东荪在《时事新报》上发表《由内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训》一文，极力吹捧罗素提出的改造中国社会“除了开发实业以外无以自立”的主张。1921年2月，梁启超在《改造》第6号上发表《复张东荪数论社会主义运动》的论文，对张东荪的观点加以支持、补充和发挥。张东荪和梁启超在文章中提出的基本观点就是主张劳资协作，发展资本主义，反对科学社会主义，否定无产阶级。
张东荪和梁启超都是中国早期思想激进的知识分子，前后他们支持新文化运动，批判封建文化，讴歌民主与科学。然而他们所认为的民主，就是新文化运动初期鼓吹的个人平等、个人自由和个性解放。他们反对封建专制，同时也反对无产阶级，坚持用新文化运动初期宣传的民主思想来解答中国出路问题。然而，后，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以及俄国十月革命的宣传，民主已被赋予新的时代内容，民主的内涵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即从倡导西方资产阶级民主转化为宣传社会主义民主。中国早期许多先进的知识分子如陈独秀、等人，都纷纷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把争取民主自由、民族独立同社会主义结合起来，对民主有了全新的认识。他们敏锐地意识到，张东荪、梁启超等人企图在不改变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状况下，特别在中国人民仍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残酷剥削压迫的状况下，去实行产业民主自治即所谓的基尔特社会主义是行不通的。大家纷纷著文反驳道，张东荪和梁启超等人提出发展实业、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主张，只是消极静待资本主义的兴起和发展，并不明白在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下，中国资本主义无法获得正常的充分的发展。只有通过革命的手段，实现国家独立和人民民主，才能充分发展实业以达到国家富强的目标。
同样陈旧落伍的，还有张东荪和梁启超等人对科学观念的认识，始终停滞在新文化运动的初期。虽然在自然科学方面，彼时的启蒙思想家们大体是拥护唯物论，反对唯心主义的。但在社会历史观方面，则仍然停留在进化论和唯心论的认识水平上，把物竞天择、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等生物竞争的学说看作是适于社会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认为中国落后的原因在于自己的不长进，而不是帝国主义的侵略。他们顽固地坚持“优胜劣汰”、“弱肉强食”的庸俗进化论的观点，否定人民群众对历史的推动作用，否定中国社会存在着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这两大在经济利益上根本对抗的阶级。因此他们反对阶级斗争，反对社会革命。他们认为人类历史存在着三种文明，即封建时代的文明、资本主义时代的文明和社会主义时代的文明，而在当时的中国“大多数人们逗留在第一种文明与第二种文明之交，不但没有第三种的资格，并且也没有第二种文明的陶养。”②
张东荪和梁启超等人用生物进化论的观点来分析中国社会现状，就不可能对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做出科学的回答，更不可能正确解答中国的出路问题。以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使中国许多先进的知识分子逐步确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真正的社会科学，并使之成为指导革命斗争和社会进步的锐利武器。他们抛弃原来接受的西方庸俗进化论的思想，努力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廓清思想界存在的浓重的唯心史观的迷雾，并运用这一崭新的符合社会历史发展客观规律的世界观、方法论重新理解中国历史的变革，考察如何改造中国社会的问题。由于他们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先进的社会科学发展观，开宽了眼界，思想觉悟有了很大的提高，于是对改造中国社会有了新的思想认识。当社会科学的内涵在中国获得新的发展的时候，张东荪和梁启超等人仍然用进化论来解释中国社会问题，这就必然要触发早期共产主义者的撰文反驳。早期先进知识分子运用大量事实，驳斥了张东荪、梁启超等人散布的中国“无劳动阶级”、不能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谬论，公开宣传建立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必要性。他们指出，不是中国没有劳动阶级，只是中国劳动者现在还没有组织起来，因而不能以阶级斗争来抵抗资本家。
这场论争，其实是一次用什么样的民主与科学思想去改造中国社会的大辩论。通过论争，使许多早期先进知识分子深化了对民主与科学的认识，划清了真假社会主义的界限，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道路；通过论争，推动了民主与科学的正确理念向社会实践的转化，为用马克思主义去指导中国工人运动，创造了有利条件，为共产主义者在思想上和组织上建立中国共产党，提供了理论武装。
三、民主与科学精神在反对无政府主义论争中的发扬光大，对加速建党工作的开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1919年2月，无政府主义者黄凌霜在《进化》月刊第1卷第2号上发表《评“新潮杂志”所谓今日世界之新潮》一文，把马克思主义曲解为“集产主义”，而把无政府主义说成是“共产主义”。同年5月，黄凌霜在《新青年》月刊第6卷第5号上发表《马克思学说批评》一文，肆意曲解马克思主义的组成部分，并错误地认为苏俄无产阶级是“压制人的自由”、“压制个人的表征”，还极力反对社会主义的“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鼓吹无政府主义的“去除一切强权，而以各个人能享平等幸福”的主张。以后，无政府主义者易家钺、朱谦之、曹乾元等人又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反对俄国社会主义，反对无产阶级。
无政府主义者这种脱离社会实际和顽固僵化守旧带有愤恨成见的言论，引起了早期共产主义者的高度警觉。为了明辨是非，为了使中国革命走上正确的道路，早期共产主义者责无旁贷地纷纷站出来撰文反驳。1920年9月1日，陈独秀在《新青年》第8卷第1号上发表《谈政治》一文，以鲜明的马克思主义立场批评了无政府主义。紧接着，其他早期共产主义者也在《新青年》月刊和《共产党》月刊撰写了不少批评无政府主义的论文。
这次同无政府主义者的论争，其实也是一次如何正确认识民主与科学思想的大讨论。这次论争的主要问题共有三个，其中第一个关于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和无产阶级问题，以及第二个关于自由问题，即如何正确认识民主思想的问题；另外第三个关于生产和分配原则的问题，其实就是如何正确认识科学思想的问题。
无政府主义者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和反对无产阶级。他们所理解的民主就是要提倡个性解放，认为国家的存在妨害了个人自由和个人生活，同时也会产生特权阶级。因此无政府主义者主张在废除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度后，就应该立即去实现无政府共产主义社会。
早期共产主义者认为，社会主义的民主，并不是仅仅提倡人的个性解放，而是提倡全体人民的解放，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就是人民当家作主，只有建立人民民主的国家，由共产党执政，领导和支持人民掌握和行使管理国家的权利，这样才能实现和巩固人民所获得的民利。
无政府主义者脱离社会实际，不谈社会基础和物质基础，鼓吹绝对平均主义，这也是不符合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的。对此，早期的共产主义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原理，批驳了无政府主义者在生产和分配方面的错误言论。他们认为在生产水平发展不够高的情况下，“听各人消费的自由得其平等，是绝对办不到的。若果社会的生产力发达到无限制的程度，生产物十分丰富，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这‘各取所需’的分配原则是很可实行的”。但是，“在生产力未发达的地方与生产力未发达的时期内，若用这种分配制度，社会的经济的秩序就要弄糟了。”③这样势必破坏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这次同无政府主义者的论争，进一步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有些原来相信无政府主义的人，开始放弃原来的信仰接受了科学社会主义，许多革命知识分子则分清了马克思主义同无政府主义的界限，促使他们接受马克思主义并走上革命道路。与此同时，一些无政府主义的顽固分子自动退出北京和广州共产党组织，也使党组织进一步加强了组织性纪律性和思想的纯洁性，这样更有利于建党工作的加速开展。总之，在民主与科学精神倡导下，经过这次思想论争，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打下了牢固的思想、理论和组织基础。
在中国早期革命中，正因为有了民主与科学的倡导，才使许多先进分子逐渐认识到，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主义的压迫，是造成近代中国贫穷落后的总根源；也使许多先进分子逐步否定了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和科学思想，同时也逐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民主与科学理念，开始转向社会主义。在民主与科学的倡导下，最终也使许多先进分子排除了各种社会思潮的干扰，决然选择马克思主义，成为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同时，在民主与科学的倡导下，他们又积极开展建党思想的探讨，推动各地建党工作的开展，从而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提供了必要的客观的条件。
注释：
①李新、陈铁健主编：《伟大的开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18页。
②张东荪撰：《第三种文明》，《解放与改造》第1卷第1号。
民主与科学论文范文第4篇
“五四”新文化运动揭开了我国自近代以来彻底否定旧制、反抗外侮的大幕，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开启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历史进程，并最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完成了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事业，建立了新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对民主与科学的根本追求、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斗争和理论联系实际改造社会的主张，极大地冲击着封建教育和殖民教育的根基。我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毛泽东、陈独秀、蔡和森等人站在工人阶级和劳苦大众的立场上，充分认识到改革中国封建教育和殖民教育的紧迫性和必要性，认为改革中国教育的核心问题是劳苦大众争取教育权的斗争，主张在教育上人人机会均等，劳动者必须有受教育的机会，而且这种争取受教育权的斗争，必须与组织起来争取自身的政治权利相联系。这就明确区分了工人阶级和劳苦大众新的民主主义教育和资产阶级鼓吹的普及教育、平民教育的不同，逐步形成和确立了新民主主义教育的指导方针和理论体系。
(一)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批判当时中国流行的某些教育思潮
众所周知，我国的现代教育肇始于清末西方教育的引进和创建，“废科举、兴学校”，摒弃了传统的读经教育模式，引进和建立了一批现代意义上的学校。“五四”新文化运动极大地推进了我国的教育改革与发展，在民主与科学的旗帜下，涌现了各种教育思潮，除了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开始传播外，西方各种教育思潮也被引入中国：1913年孟禄首度访华带来了进步教育思潮；1919年4月30日杜威来中国宣传实用主义教育思想；1920年罗素来华讲学，宣扬新实在论和基尔特社会主义，等等。如此之多的外国教育思潮在短期内涌入中国，客观上促成了当时教育思想和教育研究的初步繁荣，为国人认识和研究教育提供了帮助。但是，西方各种教育思潮的引入，也混淆和误导了一部分人对当时中国教育正确发展道路的认识，如胡适鼓吹的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改良论以及张东荪等人宣扬的罗素的基尔特社会主义教育主张等，均热衷于“教育救国”的改良主义道路。
我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鉴于历史的教训，对照十月革命成功的经验，重新思考中国教育改革的道路，用最初学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批判当时在中国流行的某些教育思潮。针对胡适在《新青年》连续发表的《不朽》和《实验主义》两篇文章，李大钊在《每周评论》上发表《再论问题与主义》，批判胡适用教育去点滴改良社会的主张，认为“恐怕必须有一个根本的解决，才有把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都解决了的希望”[1](P233)。而这个“根本的解决”，就是“经济问题的解决”。这是我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关系的理论、阶级斗争的理论认识和解释教育与政治经济关系的典范，也是对教育本质的初步揭示。
1920年陈独秀在《新青年》发表《独秀致罗素先生底信》，对罗素、张东荪的主张提出不同意见，认为在当时中国的工业、教育(物质和知识)尚未发达的时候，“正好用社会主义来发展教育及工业，免得走欧美日本底错路。”(1920年《新青年》八卷，四号)毛泽东也认为，罗素那种“用教育的方法使有产阶级觉悟，可不至要妨碍自由，兴起战争，革命流血”的主张，“事实上做不到”。因为，“教育一要有钱，二要有人，三要有机关。”而这些，尽在资本家的手中，所以，无产阶级不夺得政权，“安能握得其教育权？”[2](P242)对罗素、张东荪的批判，显示出中国共产党人对当时中国教育现状和问题的清醒认识，已经接触到中国教育改革应当走什么道路的问题，这对科学研究和发展中国教育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也为我国教育科学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二)新民主主义教育思想的形成与完善
十月革命的胜利，使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初步认识和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并开始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俄国革命胜利的经验重新思考和探索中国的教育问题和发展道路，逐步形成了早期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教育思想。
1.工农教育思想对平民教育思潮的革命与发展
教育与工农相结合，开展革命的工农教育运动，是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教育思想的重要内容。而工农教育思想是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在批判各种封建的和资产阶级的教育思潮，尤其是资产阶级平民教育思潮的基础上逐渐确立和形成的。
平民教育是“五四”时期流行的一种重要的教育思潮，是新文化运动“拥护民主”口号在教育思想上的反映。但是，由于对“平民教育”内涵的理解不同，共产主义知识分子、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以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待“平民教育”的态度和价值追求是不一样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只是把平民教育当做救国和改良社会的主要手段，希望通过平民教育来实现平民政治，这种充满着空幻的、消极的，甚至带有一些美好幻想色彩的教育救国主张，显然脱离了当时中国社会的严酷现实，最终只能走向失败。萧楚女当时便在《中国青年》第18期上发表《陶朱公底平民教育》文章，揭示这种平民教育既不能救国，也不能救民的道理，他说：“平民教育是要紧的！但是起码的生活，不更要紧么？”并认为，如果不是经过一种彻底的革命，平民教育即使有一定的效果，也无非是多使平民认识几个字，多使平民增添几分烦恼而已。
陈独秀、李大钊等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也充分认识到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平民教育的严重缺陷，主张平民教育不仅要以广大人民为教育对象，而且应本着“庶民”的方向发展，必须符合劳动人民求得自身解放的根本利益。这种教育权的争取，只有与彻底打破“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一切特权阶级”的斗争同时进行，才能得以实现。这就是李大钊所说的“纯正的平民主义”或“无产阶级的平民主义”[3](P427)。遵循这种“纯正的平民主义”或“无产阶级的平民主义”而开展的各种形式的教育，自然是一种代表最广大劳动人民利益的教育，是一种具有彻底革命性的工农教育。实践证明，正是这种工农教育思想以及在这种思想指导下的轰轰烈烈的工农教育运动，唤醒了广大劳动人民的阶级意识和革命精神， 最大范围地武装了他们的头脑，极大地提高了他们的文化知识水平和运用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并最终完成了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使命。
工农教育思想的主要内容是为工人和农民争取教育权利，并通过文化知识教育，唤醒和促进他们的阶级觉悟，训练和提高斗争能力，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奠定广泛的群众基础。这种教育与资产阶级所倡导的“普及义务教育”、“平民教育”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它不是“顺民的教育”、改良的教育，而是一种关乎广大民众切身利益的彻底的革命教育，是一种真正的平民教育。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所领导的工农教育运动和工农教育主张，为革命根据地工农教育的广泛开展和积极推进，提供了正确的理论和实践指导，也为我国教育科学的发展定准了基调。
2.教育为革命斗争而服务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处于社会的最底层，被剥夺了接受教育的权力；受封建思想的影响，妇女也很少有接受教育的机会；外国教会在华开办的学校强迫学生信教，禁锢学生的思想。这种愚民政策和文化入侵与中国共产党彻底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主张格格不入。为了唤醒广大劳苦民众的阶级意识和觉悟，中国共产党主张用知识武装他们的头脑，通过教育实现革命斗争的最终目的。因此，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教育作为一种重要的阶级斗争手段，应当充分发挥其为革命斗争服务的强大功能与作用。
在1922年7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明确提出了教育的奋斗目标：“废除一切束缚女子的法律，女子在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教育上一律享受平等权利”；“改良教育制度，实行教育普及”。“保护女工和童工”[4](P16)。在1922年5月召开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讨论通过的《关于教育运动的决议案》具体规定了青年团在青年教育工作中的任务：(1)青年团为所在地方之青年无产阶级组织俱乐部、学校、讲演会，以发展他们的知识和社会觉悟，使他们接受普通教育；(2)在青年中宣传社会主义，以启发并养成无产阶级的政治觉悟和批评力；(3)号召青年积极参与改革现行的学校制度运动，使一般贫苦青年得受初步的科学教育，并极力运动建设普遍的义务教育和学生参加一切校务管理，取消宗教关系、地方关系及一切不平等的待遇。为此，青年团要唤起青年为争取教育权利而奋斗，努力从事于识字教育和阶级斗争的教育运动、普遍的义务教育和免除学费的运动、男女教育平等的运动、学生参加校务运动、非基督教学生在基督教学校内的平等待遇运动、统一国语和推行注音字母的运动(1922年5月15日，《先驱》第八号)。这些关于教育的纲领性主张，反映了早期中国共产党对当时教育和社会现实的科学认识和定位，在反对封建教育的同时，突出地提出了反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主张，把教育斗争作为革命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使教育为革命斗争和苏维埃的建设服务。这种新的教育主张，就是新民主主义教育的基本方针。
3.追求民主与科学的新民主主义教育思想
民主与科学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两面旗帜，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指导思想。在经历了轰轰烈烈的工农教育运动、干部教育运动、识字运动以及对学校教育的积极探索基础上，特别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革命根据地的教育在建立新民主主义教育方面所积累的丰富经验，为中国共产党从理论上阐述新民主主义的教育思想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40年1月，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新民主主义论》，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奠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学说的理论基础。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教育思想在其中也有全面的论述。
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明确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教育应该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教育，也就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完全新型的文化教育。第一，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教育是民族的，必须具有自己民族的形式和特点，将民族的形式和新民主主义的内容相结合，“它是反对帝国主义压迫，主张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的。它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带有我们民族的特性。”第二，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教育是科学的，“它是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主张实事求是，主张客观真理，主张理论和实践一致的。”这种科学性不仅体现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反对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而且体现在既不否定中国古代和近代的教育，也不因循守旧，而是吸取其民主性和革命性的精华。第三，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教育是大众的，因而即是民主的，“它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要把教育革命干部的知识和教育革命大众的知识在程度上互相区别又互相联结起来，把提高和普及互相区别又互相联结起来。”[5](P666－668)1945年4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的《论联合政府》报告中进一步明确提出：“中国国民文化和国民教育的宗旨，应当是新民主主义的；即是说，中国应当建立自己的民族的、科学的、人民大众的新文化和新教育。”[5](P984)
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文化教育的科学论述，继承了中国历史上具有人民性、民主性的教育传统，特别是新文化运动以来，民主和科学的教育思想，并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加以改造；特别是总结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条件下，无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的教育发展的道路和经验，科学阐明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无产阶级民主革命教育的理论和纲领，从理论上实践上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的科学发展。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教育思想，是完全正确和科学的，它使中国革命的文化教育有了明确的方向，从此沿着正确的道路向前发展。
二、社会主义教育科学的历史转变和曲折发展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伟大革命斗争的胜利，并从此开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教育科学的发展也是这一伟大实践的有机组成部分。
(一)从新民主主义教育科学到社会主义教育科学的历史转变
从1949年10月到1956年是我国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七年。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 人民有步骤地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迅速恢复了国民经济并开展了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在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基本上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对旧中国的教育科学文化事业，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改造，从根本上改变了旧中国教育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建立起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文化教育科学事业。这一根本性的转变，为社会主义教育科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社会主义教育科学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新中国的教育科学事业一方面继续发扬为革命斗争和生产建设服务的光荣传统；另一方面继续坚持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发展方向，培养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全面发展的人才。这充分体现在党的教育方针之中。而对当时苏联教育学尤其是凯洛夫《教育学》的引进，更体现了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我国教育科学发展的社会主义特色。新中国成立后对当时苏联教育学的引进与传播，对我国教育科学的发展“总体上看具有积极意义”。“它对以新的方法论研究教育奠定了科学的基础，因此具有理论意义；它对促进中国教育的正规化发展，建立教育、教学的正常秩序，对提高教育质量具有重要作用，因而它有实践价值”[6]。当然，现在看来，当时“全面学苏”背景下苏联教育理论的引进具有历史局限性，但学习苏联的教育思想和教育模式，对建立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的教育科学，对于新中国正规的教育模式的建立，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为我国社会主义教育科学的建立和发展曾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
(二)社会主义教育科学的建设与发展
从1957年到1966年，是我国开始进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在这期间进行了旨在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需要的教育改革实践，比较系统地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教育的经验，规定了适合当时情况的各项具体政策，整顿和发展了各级各类教育。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扩大的最高国务会议上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提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在这一方针的指导下，我国的教育改革和发展不断丰富和完善着其社会主义特色。
1958年后由于中苏关系的变化，当时兴起的“教育大革命”，在教育科学发展方面要求走自己的路，探索适应当时经济社会发展的教育理论和实践，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我国教育科学的发展。但在“左”的思想影响下，教育科学研究更多地体现了一种政治化倾向和教条主义色彩，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国教育科学的健康发展。经过20世纪60年代的教育整顿，高校60条、中学50条、小学40条的制订和实施，又逐渐使教育科学的发展走向了正轨，教育理论和实践又恢复了常态。这一时期的教育研究成果如专著和教材，都体现出作者一定程度的创见，但受当时苏联“教育学”影响的痕迹仍是到处可见。
然而，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否定了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教育科学的发展路线和方向，也否定了中国的传统文化、西方的现代文明、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教育和教育学研究成果，我国教育科学的发展走向倒退、陷入低谷。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科学的形成与发展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带来了希望，也给我国教育科学带来了曙光。全国科学大会的召开，提出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重要命题。在党中央正确路线和方针政策指导下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和全国教育科学工作会议，推翻了“两个估计”，检讨了新中国成立后教育工作和教育科学所走过的道路，提高了教育和教育科学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
“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基本路线的确立为教育战线的思想解放和教育科学的重建奠定了思想基础，使教育从为阶级斗争服务的误区走上了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的道路。教育本质问题的讨论不仅使中国教育界改变了由苏联教育学一统天下的局面，还彻底地摆脱了“教育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这一观念的束缚，使教育由过去单纯为政治服务转向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尤其是我国进入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阶段以来，教育与市场经济的关系更加密切。特别是1983年邓小平同志为景山学校题词：“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这一口号的提出为此后的“科教兴国”发展战略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和实践基础，也为教育科学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教育科学从为政治服务走向全面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方面的发展服务。
“科教兴国”战略的提出，推动我国教育事业空前的繁荣发展。教育的发展与改革的推进，引起了人们对教育中有关问题的探讨，丰富了教育理论，促进了教育科学的发展，教育理论上的突破与进展又推动着教育实践的发展和改革的进行。我国教育科学事业进入了新的黄金发展时期。
在改革开放精神的指引下，我国的教育科学走向了繁荣发展的轨道。首先，教育学分支学科的不断出现与发展，极大地丰富了我国教育科学领域的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为我国的教育实践提供了较高水平的理论指导和有益的经验借鉴。与此相联系，我国教育科学研究队伍不断扩大，研究对象不断细化，研究方法不断改进，研究水平不断提高，相关的交叉学科不断涌现，拓展了教育科学发展的空间，提高了教育科学研究的层次，增强了教育科学研究的科学性。
2007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十七大报告指出，教育工作不仅体现在经济建设，政治建设和文化建设中，更体现在社会建设中，把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加强三农建设，加强社会组织和管理等问题，也同加强教育建设紧密联系起来，教育成为我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小康社会的重要手段和工具，教育科学工作的重要性日益提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教育科学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坚持社会主义的政治方向，坚持将国外先进教育理论与我国的社会主义教育实践相结合，着力探索我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重要理论和重大现实问题，基本确立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科学体系，为我国教育改革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 献，为初步形成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教育科学体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四、继往开来的教育科学发展取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科学体系的形成和发展，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成立90年来，我国教育科学发展所取得巨大的历史性成果。然而，这一体系尚有需要不断完善和发展之处。展望未来，我国教育科学的发展将会呈现如下趋势：
(一)回归“自身”的教育理论研究取向
综观建党90年来我国教育学科的发展，大致经历了政治形态话语、经济形态话语、文化形态话语等三个发展阶段。
从新中国成立之初一直到改革开放开始之前，“阶级斗争”一直是整个国家的主导意识形态和霸权话语，教育理论研究和教育实践探索自然要熏染上许多政治色彩，教育学科的“政治挂帅”表现明显。这虽然有当时社会现实的需要和局限，但教育毕竟不是政治，更不能沦为政治的附庸。
改革开放，开启了国家战略重点转移的伟大航程，“经济建设”逐步取代了“阶级斗争”。随着战略重点的转移，教育理论研究的重点和方向也发生了积极的变化。20世纪80年代关于教育本质的大讨论是教育领域的一次思想大解放，开启了人们对教育的全方位理解和认识的思想进程。从此，人们不再仅仅以政治的眼光看待教育问题，而是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多角度多方面认识和研究教育理论和实践问题。整个20世纪90年代，教育的经济形态话语频繁出现，教育理论研究更多地转向教育的经济功能、教育的市场化趋向、素质教育、教育公平与协调发展以及优化教育结构、提高教育质量等，都是基于对教育本质与功能的科学探索与追问，都是对教育“自身”的重新认识和不断深入研究的结果。因此，教育理论研究必将回归教育本身。这是90年来教育的政治化、经济化之后，人们对教育科学认识的必然取向。
(二)展现“本原”的教育实践诉求
教育理论指导和影响着教育实践。90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教育从运动到改革过渡到当下的教育实践建构，表明了我国教育研究和实践的“寻根”脉络。
无论当下正在进行的各项教育事业改革(如教育体制改革、课程改革、教学改革等)，还是正在进行的未来教育事业发展规划，其背后的根本指导思想，无不体现着对教育的本质、教育的本性的深刻思考和理解，追求的最终目的就是按教育的规律办教育。
如何才能实现按教育的规律办教育的最终目的？这必然要对教育规律的内在规定性做出科学的探索与解释。教育理论的研究与探索最终要落实到教育实践当中，而且会深刻影响着教育实践的开展和成效。我国当下的教育实践，已经逐渐摆脱了政治狂热和经济利益最大化的理论范式的影响，逐步恢复到教育自身，从教育的“本原”探索相应的教育实践模式。这是走向教育实践正确发展道路的积极努力，必然会成为今后教育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的发展诉求。
(三)彰显“科学”的教育决策意蕴
科学发展观不仅要求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是科学的，而且要求教育决策也是科学的。教育决策一方面是教育理论研究成果和教育实践实际效果在管理层面的反映，另一方面也会对教育理论研究和教育实践探索起指导和引领作用。这反映了教育决策在教育科研和实践中的重要作用。
在当今社会，决策管理的重要价值日益凸显，它不仅影响着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的方向和效率，而且是理论和实践发展的政策保障。因此，决策是否科学，至关重要。
教育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其科学性建构一直在努力进行之中，教育科学问题的确立、教育科学研究的方法、教育实践过程的呈现等，都会伴随着科学与伪科学的争斗；而且这种状况还会持续下去。建党90年来，我国教育决策的质量和水平不断提高，决策的科学性日益增强。这也映射出我国教育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的科学性在不断提高。展望未来，“科学发展”将成为时展的主旋律，教育决策也必然更加强调科学性。可以预期，更加科学的教育决策，必将更好地推进我国教育理论研究和教育实践探索的科学性。
科学的决策是前两者的结果，也是推动前两者更好地发展的政策保障。
(四)面向世界的教育互动潮流
中国教育学科的产生和发展，本身就是一种全球化的产物。近代以来，西方教育学科的引进和输入，开启了我国教育学科的发展历程。即使新中国成立之初教育学科乃至教与学术的“苏化”，也没有阻断我国教育领域与世界的互动和交往。改革开放之后，尤其是“三个面向”教育指导思想提出之后，我国教育领域与世界的互动和交流日益增多。这种互动，主要表现为学术研究和教育实践的交流、学习和借鉴。
在全球日益一体化的现代社会大背景下，任何一个国家的发展都不可能孤立进行；同样，任何一个领域、任何一门学科的发展也不能闭门造车，“面向世界”成为现代社会发展的必然需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教育理论研究和教育实践探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离不开教育界面向世界、与世界的互动和交往。在今后的教育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过程中，这种互动和交往仍将继续下去，并会呈现出更加多样、更加频繁、更高水平等特征；而且，随着与世界交往的不断深入，中国的教育必将对世界的发展做出积极的贡献。
(五)表现“自我”的本土学术范式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的教育理论和实践一直在探索和开辟属于自己的发展模式。虽然至今我们还没有形成具有足够影响力的教育理论学说和教育实践模式，但是，不同理论观点、不同学术流派、不同实践范式的异彩纷呈，依然构成了我国当下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的繁荣局面。
实践证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全盘“苏化”的教育理论和实践形式并不是我们需要的最恰当、最有效的教育科学发展模式。改革开放之后，关于教育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的大讨论，有力地推动了我国教育科学的本土化发展，尤其是随着素质教育理念的推行和实践、新一轮课程改革的不断深化，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理论和实践体系逐渐浮出水面。有关教育理论问题的不同见解以及各具特色的教育实践探索，逐渐形成了我国教育科学领域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繁荣景象，有力地推动了我国教育科学的自我发展、自我繁荣。
民主与科学论文范文第5篇
论文关键词：科学精神；公民文化；理性
科学精神是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形成的优良传统、认知方式、行为规范和价值取向。其中包含着科学态度、科学方法、科学作风诸因素，是作为文化形态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其进步必然会促进人们的自然观、道德观、宗教观、审美观等各种思想观念的变化，对公民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有着巨大的影响。
科学精神指适于科学的，或关于科学的精神。科学精神首先在美国社会学家r·k·默顿的“科学的规范结构”(1942)一文中出现：“科学的精神气质是有感情情调的一套约束科学家的价值和规范的综合。这些规范用命令、禁止、偏爱、赞同的形式来表示”，“四种作为惯例的规则——普遍性(uni．versalism)、公有性(communism)、无偏见性(disinterested．ness)、有条理的怀疑论(organized skeptcism卜被认为组成了现代科学的精神气质”嘲。此后，默顿在“科学发现的优先权：科学社会学的一章”(1957)、“科学家的行为模式”(1968)等文章中将创新性和谦逊的价值观念也看作是科学精神的一部分。
一、科学精神的内涵
科学作为探索真理的事业。造就了人格化的气质，并提升、泛化、衍化为一种普遍的价值信仰体系——科学精神。科学精神是从事科学活动的主体——科学家所需要遵守的伦理观念和价值规范，作为一种独特的规范要求，它约束科学家的行为准则必须服从于科学活动的目标要求。科学精神往往首先被科学工作者内化为个人品格，成为其行为规范和价值取向原则。进而升华为一种科学的意识形态。显然，科学精神既包含了科学自身发展的目的，也体现了社会对科学的要求。
科学家在工作中要处理两方面的关系：一是人与物的关系；二是人与人的关系。即r·k·默顿提出的“技术规范和道德规范”。所谓人与物的关系，指科学家对科研成果的判断标准。所谓人与人的关系，在狭义上指科学家和科学共同体其他成员的交往与联系，在广义上指科学家面对全人类的态度。科学家在处理人与物的关系和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时候，需要遵循不同的价值规范。
1．科学家在处理与科研成果的关系即人与物的关系时，需要有求实精神、理性精神、批判精神与创新精神
第一，求实精神——科学研究的支点。求实精神就是我们平常所熟知的实事求是精神。科学的特点是实事求是，依靠人的感官经验和科学仪器的验证，采取实践、认识、再实践的方法。不断揭示事物的本质和规律。科学的求实精神要求科学必须坚持从实际出发，排除主观性。坚持客观性，以唯实的思维法则进行科学探索。
第二，理性精神——科学活动的精神支柱。理性精神首先强调的基本信条是相信自然界有秩序，并认为人类可以认识自然界秩序。这是科学存在的前提。其次，科学理论的构建也应符合理性规则，概念、原理和经验事实必须合乎逻辑地组织在一起。所以理性精神既是科学家必须遵守的价值规范，也是他们在科学活动中的精神支柱，“承认理性之至高无上的威力是科学社会组织的一个中心精神价值”。
第三．批判的怀疑精神——科学的生命。批判精神在科学内部表现为不迷信、不盲从的反权威主义。科学家应该坚信自己的判断，它是一种“个人主义”：科学的发展永无止境，没有终极真理。人对世界的认识，由于其智力活动的局限性和科学认识的阶段性，永远不可能穷尽真理，任何真理都是绝对与相对的统一体。因此科学要获得进步．必然要对以往的理论学说、观念持以批判的怀疑。因此科学的怀疑就成为科学研究的起点。
第四，创新精神——科学精神的本质和灵魂。创新精神既是由人类的本质特征决定的，也是科学体制的规范原则，而且还是现代社会对科学事业的必然要求。创新是科学的生命所在，科学发现与物质生产不同，物质生产可以成批地复制，而在科学研究中只有第一，没有第二，对科学家独创性的承认与尊重是科学体制首要的功能表现。
2．科学家在处理人与人的关系时，需要有自由精神、平等精神、合作精神与宽容精神
第一，自由精神——科学自由发展的向度空间。科学研究是一种自由的创造活动。任何给科学研究设定框架的行为都会阻碍科学的发展。科学认识对象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决定了科学的繁荣必须自由地在各领域进行耕耘。
第二，平等与合作精神——科学精神的内在要求。平等精神强调的是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科学共同体成员之间没有权威存在。合作精神强调的是科学家在科研过程中需要通过合作与交流达到提高。科学发展的进程表明，随着科学研究逐渐深入，难度也在增加，许多问题的解决都需要跨学科知识，各个学科间移植渗透、一体化、综合化的趋势愈发明显，内在地要求合作与交流成为自觉的行为。个人智慧与集体力量的有机融合，构成了促进科学加速发展的动力机制。
二、弘扬科学精神．培育公民文化
公民文化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产生的和民主政治文化相联系的一种文化形态，是人们权利义务关系中的民主自觉意识。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公民社会的培育和发展，个人逐渐以公民身份自主地参与社会生活，并逐渐成为社会生活的主体。这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历史变革，同时也是人的解放。但是．新的社会变革又对人的发展和文化的进步提出了新的要求。只有通过加强公民文化的建设，才能促进公民社会的发育、完善以及推动社会的整体文明。
科学精神作为文化形态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不但深深地影响了人类近代文化和社会的发展，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巨大革命力量，而且，科学精神与现代社会的许多价值，如宽容、理解、民主、开放、合作等有着紧密的联系。科学精神是公民文化的基本要素。对公民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有巨大影响。提倡和促进公民的科学素质和科学精神，对公民文化和公民社会的建设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科学精神能够强化公民的民主意识
科学与民主从来都是生死相依，相辅相成的。一方面科学的发展绝对需要民主政治对学术自由的保护和对学术专制的制裁。另一方面．民主政治的确定，完善和进步也离不开科学精神的支持，规范和渗透。因为民主政治的建立和发展必须依靠具有民主意识和民主素质的广大社会公民的实践。而科学精神能够有效地内化为实践主体的科学态度，唤起和强化实践主体的民主意识．提高实践主体的科学文化素质和政治活动能力。如果没有科学精神的这种主导地位，也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政治的建设。
科学是一种自由探索，各个学派在真理面前一律平等，要求对不同意见采取宽容态度。科学只有通过不同观点的自由争取才能向前发展。近代自然科学开始于向宗教权威的挑战，科学从不迷信权威，并敢于向权威挑战。科学真理也从不借助于权威而让人去信仰。科学认为，凡是压制细研深察和认真讨论的地方，真理就会被掩盖。科学的民主精神要求公民在对待公共生活时既不迷信权威，又深刻认识到自身的局限性和偏爱癖性。要求公民有这样的胸怀和诚意，即当有了新的证据和新论据时．就要彻底而公开地改变自己原有观点。
2．科学精神能够内化成公民的批判的怀疑精神
科学的怀疑意识，其灵魂与作为时代精华的哲学是相通的，并不是科学所独有的，也是公民文化的内容之一。例如，理论的真理性要由实践来检验，而实践对真理的检验就是一个反复确认和不断修正的过程．它的认识论前提也是对已被认定具有真理性的理论的怀疑意识。如此才谈得上在实践检验中体会、确认、修改或发展理论。如果没有怀疑的意识，那就常常会把哲人或伟人的思想、意见、见解、看法甚至愿望认定为不容置疑的绝对真理，视为可代替自己思考的指路明灯，最后的结果就必然会形成“文化宗教”或步入“个人崇拜”与“个人迷信”的误区“实事求是”就表达了一种怀疑精神。怀疑意识是科学精神的起点，它的对面是信仰，反面是轻信和盲从。有了怀疑意识，人们才能独立地判断和思考，排除轻信和盲从，接近科学的理性。
3．科学的理性精神是公民文化的基本要素
如果说怀疑是科学精神的出发点，理性就是科学精神的主要体现。失去了批判的理性，科学就失去了创新的生命力。科学的理性是批判的，而科学的批判也必须是理性的。没有理性的批判是不科学的。
理性是人认识把握世界，创造人类生活的主体能动力量，是人在本质方面的重要特征。在人类文明的历史长河中，理性一直是人类所追求的一种精神、一种价值、一种状态。理性文化是人类理性追求的产物，是人类走向成熟、社会迈向文明的标准，是与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科学相契合的文化。科学精神、社会契约观念、公民意识、权利义务观念、平等自由观念等既是理性文化的要素也是公民文化的内容。无论政治制度的设计，法律的制定和对政治参与的宽容，都需要理性的力量。文明政治的实现是需要理性的，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双方都需要理性．通过缓和社会矛盾，抑制社会冲突，建立起双方都能容忍、接受的社会秩序。公民文化表达的是尊重个人，尊重他人的尊严和价值．以及尊重他作为自主的道德行为者的地位．坚持以权利本位为价值取向，肯定和尊重人的价值，使公民政治文化体现了理性的追求和蕴涵着理性的目的。
4．创新精神既是对科学事业的必然要求．也是公民文化的内核之一
创新意识是科学精神的本质和核心，是科学得以创造和发展的精神动力和灵魂。同时也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创新不仅仅是一种意识．它更是一种行动。不论是制度创新、理论创新、科技创新还是文化创新关键在于将这种意识落实到具体的社会实践之中。创新不仅是人类文明成就的必备元素，更是现代社会发展与进步的基础。没有创新．人类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就会失去动力，没有创新，民主政治和法治也就不会出现在人类的巧尘罐台上。公民文化的优势之一就是具有创新品格。具有这种文化的社会可以塑造出普遍民利的、具有理性意识的社会公民，引导社会政治良性发展．促进社会生产的进步。现代社会是民利主导的社会，民利在使人们创造最大的物质财富的同时．又使人们发挥各自的聪明才智，不断展现自己的创新能力。创新因此成为公民文化的品格，正是具有这样的品格，公民文化才是与时俱进的，才是一种优势文化。
5．宽容和谦恭是公民文化推崇的品格
科学与宽容、理解、民主、开放、合作紧密联系着。宽容乃是一种博大的精神。科学的开放性必然带来科学的多元性和包容性，或者说科学体系经过人的归类分工之后，才便于深入研究。科学研究必然会有差异和分歧，而宽容在这里具有不可或缺的价值。科学中的宽容精神的实质是尊重他人的观点，哪怕我们认为它是错误的。事物的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我们多一份宽容也就是不对它们进行扼杀，而静观其变，其自身本身是会说明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