矛盾论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生产力矛盾劳动时间的稀缺性需求的无限性节约

一、经济学角度的生产力内部矛盾新思考生产力是人们在劳动生产实践过程中解决社会同自然矛盾的实际能力，是人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并使其适应社会需要的客观物质力量。其表明人与自然的关系；生产关系是生产、交换、分配、消费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人们在生产、交换、分配、消费之中形成的相互关系，其表明了生产本身及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因而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属于不同的范畴，并且生产力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物质即得力量，是由客观的物质要素构成的有机整体。根据马克思哲学原理,一个有机整体必定有其内部矛盾，或者更严格的说生产力也是一个矛盾的对立统一体，其在发展中不是一个因变量——一个靠外力推动的机械物，而是一个自变量，是有以其内部矛盾为动力的组织系统，那么生产力内部矛盾又是什么呢？生产力发展的内在规律之一——“人与自然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交换的双向循环与动态平衡”。其中人是双向循环的起点，是生产力系统的中心。就生产力本身来说，人是生产力发展的能动因素，其在生产过程中既是物质资料生产的设计者和控制者，又是物质资料生产的承担者和实现者，没有人就不会有劳动资料，自然环境就无法构成劳动对象的总和，也就不会存在人类社会和生产力，也正因此，马克思把劳动者称为“最强大的一种生产力。”列宁则称之为“全人类首要的生产力。”因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劳动者是生产力发展的核心要求和主导力量，是研究生产力内部矛盾的焦点和窗口。有学者指出“生产发展的起点和终点[相对的]都是为了满足人的需要，促进社会的发展”。（1）事实也正如此，历史和生产的发展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而根据马克思的观点，生产力是一种即得的、作为前人实践结果而存在的社会力量，是人们从事现实的生产实践以及由生产实践所决定的其他活动的物质基础，人们只能从现实的生产力出发才能创造出新的更高的生产力。因此，对于每一代人，生产力的起点都是即定的，即定的生产力当然无法满足人无限的需求，由于人的物质需要得以满足的源头是自然，这就导致理论界认为生产力的内部根本矛盾是人无限发展的需要与自然不能完全满足人的矛盾。但从经济学角度看，一方面自然在生产力的构成中本身是处于被动地位的，不起支配作用。另一方面社会已经发展到了今天，能源并没有枯竭，甚至新资源不断的被发现。社会经济总体上是不断向前发展的，发展壮大的经济对资源需求不断增大，但只导致了供需的暂时失衡，由资源永久性枯竭而使某种生产终止的现象始终没有出现过。其中尤为重要的是在社会生产中单个生产者并不关心资源的稀缺问题，只有当供不应求时，他们必须多付出劳动才能得到想要的东西时才使他们感受深刻。因此从生产角度看并非自然不能满足人，而是人自身的生产不能满足人自身的需求或无限发展的需求，这就出现了在一定历史阶段无限的需求同在一定生产力基础上有限的供给之间的矛盾，并且这种矛盾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总是存在的，因为对于每一代人来说生产力总是限定在一定范围内。而排除本身原有欲望的不能完全满足，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意识形态的转化发展，消费的需求本身也是不断升级的。再进一步想，如果人不受生命周期的限制，他的生产时间就是无限的。拥有无限的生产时间，即使是在既定的生产力条件下，劳动者也不用担心想要得到的东西得不到满足，（其中最重要的是如果生产力不发展，劳动对象不扩大，消费的欲望或需求就不会发展。需求就会失去了他的无限性。需求失去了无限性,需求的满足就不在遥远。生产力也就会失去发展的内在动力而会停歇不前，或者可以这样说，正是受到劳动时间的有限性的客观胁迫，人们才会担心现有需求的不能满足。在解决这一矛盾的过程中生产力得到了客观发展，劳动对象得以现实扩大，消费需求才得到发展。劳动时间的有限性和需求的无限性这一矛盾又得以突出。）那么人就无须提高生产力，生产力少了劳动者的能动作用也就自然得不到发展。但幸运的是作为生产主体的人，客观上是受生命的有限性和劳动时间的稀缺性制约的。因此，对于每一个劳动者来说，生产的时间都是稀缺的。但同样对于每一个人来说消费的需求又总是无限的，这就产生了一个矛盾———稀缺的生产时间同无限的需求之间的矛盾。二、时间角度的生产力基本矛盾的具体分析首先，从自然的角度看，时间是运动的最普遍、最基本的表现方式之一。它普遍必然的内化于一切物质形态的具体运动过程中，是构成一切物质形态之间普遍联系的纽带。时间使物质的运动获得最普遍表现方式。而人是物质的类分子，其运动本身也不能脱离时间而存在。因而，说时间是人于自然进行物质、能量、信息交换的前提就不言自明了。我们也可以这样说：时间是人通达自然的唯一路径，是劳动得以存在并实现的必要前提，劳动无法离开时间独立存在。时间又属于物质范畴，对于人来说它既是一种自然资源,又是人凭借自身存在前提转化成的内在资源。时间双重性决定了其特殊的历史地位——时间作为自然资源本身有它的无限性，但由于介入劳动后，被内化成劳动者自身的资源，时间就取得了稀缺性。尽管我们不可否认它这种资源也是稀缺的，但除了时间外其他任何资源都可能找到替代品。因此对于劳动者和生产来说真正稀缺的只有——劳动生产力的动时间。其次，生产力的发展史就是分工的发展史。分工是生产力发展或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必要前提。在行业之间的分工时期，每个工人都有专门固定的工作，由于工人长时间的从事一种专门性的简单工作，就可以在相对较短的时间里生产出更多的产品。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分工过渡到了行业内部的分工，此时工人长时间的从事一种专门性的简单局部操作，局部劳动的方法逐步完善，节省劳动时间的经验也得到逐步积累。并且由于局部工人整天连续不断的从事同一操作，不必调动劳动位置和切换劳动工具，这就缩小了劳动的间隙节省了劳动的非生产性时间的耗费，就达到了在较短的时间内生产出更多的产品的目的。再有，专门从事某一种固定的工作，由于经验的长期积累，有利于劳动工具的简化、改进、多样化。而工具的简化、改进、多样化又是创造机器或机器革新的物质条件之一，也是在生产中节约或进一步节约劳动时间的前提之一，当然这一切的提升都要靠劳动者素质的提高，而分工又恰恰是劳动者素质提高的一个必要前提。总之无论从分工的哪一个角度看，分工的存在都是一种和分工以前或细化以前相比较的以节约劳动时间为“自因”的存在形式，换句话说分工存在的意义就是为了解决劳动时间对于劳动主体的稀缺性同需求的无限性之间的矛盾。并且我们将看到一切围绕生产与消费展开的生产和非生产活动都是为了在一定的时间里得到更多的使用价值，以达到调和需求无限性和劳动时间的稀却性这一矛盾的效果。分工的直接，必然结果是劳动生产率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再降低单个产品价值的同时也是解决劳动时间的稀缺性问题，例如，在劳动生产率提高以前生产一件上衣需要2小时，劳动生产率提高一倍后就只需一小时，那么节约下的一小时可以用于进行满足它种商品需求的生产，这样在同样有限的时间里需求的多样性就可以得到进一步的满足。第三，从另一个角度看，交换既是分工的必然结果又是解决劳动时间稀缺性的必然要求。马克思将“W----G`”的是否实现形象的比喻为“惊险跳跃”。现在我们进一步将这种“惊险跳跃”返回到物物交换，就能发现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关于论述一头海狸等于2头鹿的交换的不完全性。捕一头海狸和2头鹿的劳动量是否相等，在抽象的情况下不同的劳动者之间是无法比较的，但如果以自身作比较就是可行的，对于捕海狸者来说，经验应该告诉他，他捕一头海狸的时间绝对捕不了2头鹿，否则他就会自己去捕鹿。而不是选择通过交换来获得鹿。因为，如果捕海狸者捕一头海狸的时间可以捕两头鹿，再加上交换所需的劳动量或机会劳动量，捕海狸者就可以在捕一头海狸的时间捕两头以上的鹿。那么按亚当.斯密的逻辑“如果一件东西在购买时所花费的代价比在家里小时,就永远不会有人想在家里生产。”交换就是不能忍受的。对于捕鹿者亦是如此。所以，一头海狸等于两头鹿必然包含了对于捕海狸者和捕鹿者的劳动量或劳动时间的双向节约，节约的效果是他们都在生产力允许的范围内花了最少的劳动量或劳动时间而得到了最多的消费品，从而缓和了劳动时间稀缺性和需求无限性的矛盾。第四，作为消费实现的最后一个环节——分配也必然影响到劳动时间的节约。“大锅饭”、“乌托邦”都从反面说明了这个事实，当分配不合理时，劳动者的积极性受到打击，生产力得不到发挥，交换无法实现，劳动时间无法得到节约，消费及消费的多样性和无限性就得不到必要的满足，需求的无限性和劳动时间的稀缺性的矛盾就得不到调和，生产将萎缩到生产可能性曲线之内。当按劳分配得以实现，劳动者的积极性受到鼓舞时，需求无限性和劳动时间的稀缺性的矛盾得到调和，生产力就得以发展。第五，从某种角度看消费本身也是围绕劳动时间的节约展开的。在生产领域，生产效率越高，即越能在最短的时间里生产出最多的产品的机器越受到欢迎。由于这是一个现象本身的表象，我在这里就不在儡述。在非生产领域越能使人迅速恢复身心的服务或产品越受欢迎，恢复身心是为了再次投入工作的效率本身。这么一来效用价值论就构建出了劳动价值的基础。例如明星自身并不创造价值，但由于其存在通过存在的部分现象缓解了直接和间接创造价值的群体的疲劳，使之愉悦，恢复从而以全新的形态投入再生产，以求达到恢复或提升效率本身。如此以来明星就取得了间接创造价值的间接性。这一间接性主要体现在对于劳动者劳动效率的恢复或提高上，以通达到劳动时间得以节约的或然。从而解决劳动时间的稀缺性问题。当社会交换得以普遍实现时这种或然就转化为必然可靠的存在。因而他参与分配就取得了绝对的前提——他节约了或变相增加了创造价值的时间，这种节约的时间在市场的参与下合理地赋予了明星分配的权利，由于基数的庞大，节约的劳动总时间合理划分给他的那部分就能代表一个较大的劳动量，因此也正因此在市场的参与下明星获得了较高的收入。第六，管理之所以成为现代生产的核心之一，是因为管理是管理者或管理机构，在一定的范围内，通过计划、组织、控制、领导等工作，对组织所拥有的资源（人、财、物、时间、信息）进行合理的配置和有效使用，以实现组织预定的目标。在这一过程中管理者起着使劳动生产的各部分（特别是劳动者的劳动）有机合理排序以达到超越个体劳动的效果，从而调和生产劳动时间的稀缺性和需求无限性的矛盾。综上所述，无论是从自然角度还是生产角度，劳动时间都是稀缺的。并且人类在生产生活中无不是围绕着劳动时间的稀缺性和需求的无限性这一矛盾展开，这一矛盾是人类生产生活发展的核心基础和动力源泉。三、生产力内部要素的辨证关系。

生产力是一个具有复杂结构的动态系统，它包括社会生产和再生产过程的一切物质和技术要素的总和。其基本要素为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其中劳动者在这三要素中居于核心地位。因而首先我们将从劳动者这里出发，论证三要素在生产力基本矛盾的作用下是怎样构成一个双向循环的动态平衡系统的。

首先，劳动者作为生产力发展的前提、动力、核心其本身就是主客观的统一体，也因此生产力的发展就被赋予了主客观的双重性。一方面，在需求无限性的作用下，劳动者主观要求劳动对象扩大，以满足需求的无限性；劳动对象要扩大又要求工具得到革新，工具要革新又必然要求劳动者素质要提高；劳动者素质提高又要求劳动对象扩大。这样，生产力的三要素在需求无限性的作用下构成了第一个循环的平衡系统，另一方面，在劳动时间稀缺性的作用下，劳动者要求生产工具首先要革新，生产工具革新又作用于劳动对象使劳动对象扩大，扩大的劳动对象又诱使需求的层次提高。从而为构成人与自然互动的第二个动态循环系统。

其次，劳动资料（这里主要讨论作为主干的生产工具）是生产力变化的起点，生产工具改进或革新的结果是使劳动生产率提高，为了明了起见我们假设生产工具革新后劳动生产率提高一倍，此时，劳动者和劳动对象在客观要求下将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呢？

一方面，虽然个人和社会的总需求是无限的，但就某一种具体产品而言，个人和社会的需求却是有限的。我们假设现在社会对鞋子的总需求是100双，需要10个人来生产。而当劳动生产率提高一倍后，5个人的生产就能满足社会对鞋子的总需求，因而另外5个人客观上就必须被分离出来，形成剩余劳动力。剩余劳动力的出现就从客观上要求劳动对象得以扩大，以此来解决剩余劳动力的问题。这一过程也使需求的无限性被缓和成为可能。当被溢出的劳动者从事它种商品的生产时，劳动时间的稀缺性和需求无限性的矛盾都得到部分解决。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甚至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一个社会的生产力在经历一次革新后必然会导致大批工人失业。例如，如果中国的农业生产领域在短时间内劳动生产率就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那么必然会溢出大批的剩余劳动力。另一方面，剩余劳动力的解决和劳动对象扩大本身又要求劳动者素质的进一步提高，以此来开发人类潜在的需求，当潜在需求被激活时，劳动时间的稀缺性和需求无限性的矛盾再次回到起点。

再者，劳动对象作为生产中的被动者在生产中也不是单纯的处于被动地位。劳动对象的扩大一方面要求生产工具的进一步细化，而工具的细化本身又是生产工具得以进一步发展的必要前提，因为任何复杂的工具都是简单工具的再组合。另一方面，劳动对象的扩大是劳动者的需求意识形态得到发展，从而劳动者就会对生产有一个更高的要求。

总之，生产力的发展过程就是在以生产力的三要素为主要内容的作用下形成的双向循环和动态平衡过程，而这一动态过程的原动力就是对于劳动者而言的生产时间的稀缺性同需求的无限性之间的矛盾。

注释：（1）刘强．生产力内部规律与我国社会发展的反思.求索2004．4

矛盾论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基本矛盾，主要矛盾

在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基本矛盾问题上，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由于没有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只提供了一些认识的原则和方法，而没有作出具体的阐述；同志结合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第一次较为系统地论述了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理论，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总的来说，由于左倾错误的影响他在这个问题上是有得也有失的；邓小平同志则在总结社会主义事业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结合社会主义建设中所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完善和发展了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和基本矛盾理论，对科学社会主义作出了重大贡献。提出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虽然阶级斗争仍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但它已不是主要矛盾。由于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我们当前的主要矛盾、基本矛盾，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基、基本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生产之间的矛盾。

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矛盾的认识无疑是符合当时中国实际的，但是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对于政治文明的呼声也越来越高。我认为现在对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矛盾的认识应该有新提法，即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基本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政治需要同落后的生产之间的矛盾。

一、是党的十六大报告的要求

十六大报告中代表中共中央向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呼吁：“同志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就是要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断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政治文明和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并列地在党的报告中出现是第一次，反映出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于政治文明建设的高度重视。全面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一个系统工程除了传统意义上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还应该包括政治文明。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的认识显然是与十六大报告以前的形势相适应的，即注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没有提及政治文明，很显然这与现在的实际情况不相符。新的历史条件下注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的同时要加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建设。即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基本矛盾补充完善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政治需要同落后的生产之间的矛盾。

二、是社会基本矛盾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必然要求

社会的基本矛盾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这种反作用表现在两个方面，即促进作和阻碍作用。如果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适应生产力和经济基础，则会促进生产力的进步、发展，反之，则会阻碍生产力和经济基础的进步、发展。社会主义社会初级阶段的基本矛盾也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范畴的关系。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已经跃居世界第六位，成绩的取得大部分来自于经济本身的发展潜力，政治文明对于经济的发展作用表现得很有限，甚至现在成了阻碍生产力、经济基础进步、发展的障碍。所以，为了更好地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加强政治文明建设势在必行，而且还要处理好政治文明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的关系。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必须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协调发展。人类文明系统的各个部分及其发展从来就不是孤立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必须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建设相适应、相协调，才能真正得到发展。政治文明是人类文明整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既在一定程度上制约或影响着其他两个文明乃至整个人类文明的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制于其他两个文明的发展水平。就政治文明与物质文明的关系而言，一方面，政治文明的发展要以物质文明的发展为基础，另一方面，物质文明的发展需要政治文明提供制度支持和政治保障，需要政治文明为其创造安定团结的政治环境。就政治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关系来看，精神文明建设需要政治文明为其提供必要的前提条件、基本的政治方向和必要的政治保障，政治文明的发展则需要精神文明提供思想引导、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因此，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建设与政治文明建设是互相依赖的，如果脱离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去抓政治文明建设，就会使政治文明建设失去基础和依托，难以达到预期的效果。要想真正开创社会主义文明建设的新局面，必须在加强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建设的同时，加强政治文明建设，并使政治文明建设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协调有序地发展。

三、是民主法制发展以及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必然要求

邓小平说过没有民主不是社会主义，没有完善的民主也不是社会主义。完善的民主制度主要体现在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尊重和保障人权。

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坚持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社会全面进步和加入世贸组织的新形势，加强立法工作，提高立法质量，到二一年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加强对执法活动的监督，推进依法行政，维护司法公正，提高执法水平，确保法律的严格实施。维护法制的统一和尊严，防止和克服地方和部门的保护主义。拓展和规范法律服务，积极开展法律援助。加强法制宣传教育，提高全民法律素质，尤其要增强公职人员的法制观念和依法办事能力。党员和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成为遵守宪法和法律的模范。

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改革和完善决策机制。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改进管理方式，推行电子政务，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形成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推进司法体制改革，保障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努力形成广纳群贤、人尽其才、能上能下、充满活力的用人机制，把优秀人才集聚到党和国家的各项事业中来。维护社会稳定。完成改革和发展的繁重任务，必须保持长期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优越性。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对自己选择的政治发展道路充满信心，将坚定不移地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推向前进。

政治体制改革要想完成上述任务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基本矛盾认识不全面、不站在时展的高度看、不坚持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与时俱进的方法论是不行得，有必要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基本矛盾补充完善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政治需要同落后的生产之间的矛盾。

四、是政治文明发展的必然要求

文明的政治，不能自立于人类政治文明的大道之外，而应当与人类政治发展的总趋势一致起来。倘若没有这样的进程，中国现在不可能是一个“共和国”，而仍然会是一个封建皇权国家。但也正如许多文章所说，“由于长期封建社会的影响”，或者由于“用封建主义反对资本主义”的一些做法，以致封建主义的遗风仍然可谓举目皆是。中国特色的政治文明因子，和有违人类政治文明大潮的蒙昧、野蛮因子，区分起来未必能够一步到位。

人类有着丰富的政治文明成果。近代以来，世界政治文明从观念和制度层面得到全面的刷新。人类观念的进步和文明理念的传播，在观念层面，民主、平等、自由、人权以及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得到确立，而特权观念、等级观念、人治观念则在一般意义上成为政治落后腐朽的标志。在制度层面，规范、完善的民主政治制度，与之相应的权力运行机制、监督制约机制被越来越多的民族和国家所采用，而专制、独裁、极权则在全世界任何地方都至少在观念上被否定。

人类观念的进步和政治文明的发展如此迅猛，以至于不同的政治状态被赋予了不同的褒贬属性。众所周知的是，民主、自由、平等、公正等词，无论在哪里都被认为是好的，而专制、独裁、极权、特权等词则如同一种罪名，没有人乐于认领。这是世界政治文明的成果，是世界政治文明在一般观念上走上了近代化道路的一个证明。中国也在这一进程之中。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明确写入中共十六大报告。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也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也好，并非与当代世界民主政治和政治文明全然不同的凭空创造，而是建立在对人类全部政治成果充分吸收的基础之上，继承人类文明的所有优秀成果，才能创造出人类文明的更高形态。就目前状态而言，“初级阶段”的定位，不仅适用于判断中国经济和文化发展的水平，也适用于判断中国政治文明的发展水平。这意味着中国的政治文明建设有着相当长远的路要走。

综上所述，“政治文明”的中国出现，可以理解为在经济和文化迅速发展的态势下，启动政治更新进程已是众望所归。为了人的实现、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开辟一个全新美好前景，为了更好的加强政治文明建设，促进中国经济、政治、文明的全面发展，全面提升中国综合国力的，在对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基本矛盾的认识上很有必要补充、完善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政治需要同落后的生产之间的矛盾。

参考文献：

1、党的十六大报告原文。

2、《邓小平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论述专题摘编》。

3、《邓小平同志重要谈话》（1987年2月-7月）。

4、1957年1月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

5、《列宁全集》第33卷。

6、《斯大林选集》上卷。

7、邓小平对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和根本任务理论的贡献。

8、十六大报告重点内容摘录。

9、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范畴的现实价值。

10、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人民日报）。

11、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内在规律（南方网）。

12、关于《宪法修正案（草案）》的说明（全文）。

13、从的“矛盾动力论”到邓小平的“改革动力论”。

14、：成就卓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石仲泉。

15、论封建残余政治文明建设的障碍及其肃清对策——学习十六大报告的思考。

矛盾论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余华; 弗洛姆; 人性

余华无疑是当代文坛最为重要的作家之一，对他作品的讨论也从未停止。一部文学作品之所以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离不开作者的苦心孤诣。更为深层次的原因是，作品展现出了人类之间共有的通性，即人的本性，因而才有打动人心的力量。余华的作品中通过大量的暴力和欲望的书写展现出剥离了社会理性后的原始理性，即那些被社会文明所遮挡，又被我们忽视了的更为原始的人性。为了系统的分析余华作品中的原生态人性，本文以弗洛姆的人性理论为框架，对余华笔下世界里展现的人性进行分析，着重分析余华作品中的三种生存困境对人性的影响。通过系统梳理，用新的视角去理解余华作品中的世界和人性的诸多可能，以期对现实的存在有所裨益。

余华说：“在这个世界上可能再也没有比疼痛感更容易使人们互相沟通了，因为疼痛感的沟通之路是从人们内心深处延伸出来的。所以，我在本书写下中国的疼痛之时，也写下了自己的疼痛 。”[1]这种疼痛带给我们的是警示更是安慰。一方面，余华将民族的疼痛内化到作品中，通过一定的夸张叙事，使读者在毫无防备之时，深刻地感受到这种疼痛。而造成这种疼痛的人性，虽然是退化的人性，但它会在外部环境的激发下随时出现，当我们真正理解这种疼痛时也就深刻理解了爱的意义。另一方面，余华作品所写出的是扯去文明外衣后的生命的真实。余华之所以用冷静的让人害怕的视角描写大量非理性的暴力和死亡，就是为了让这些能更迅速地带领读者抵达生命的真实。使人理解自己，从而实现对人的终极关怀。我们不应只看到针缝密布的暴力和死亡，更应该去理解这些故事中所蕴藏的人性诸状。

人性囚笼

人从一开始便具有合乎逻辑的原始理性，而后人在自己构建的社会关系中又发展出了一套社会理性。当一个原始人到达现代社会必然会被我们当作疯子，甚至怪物一般的存在。但值得讽刺的是，疯子所遵循的原始理性远比我们所奉行的社会理性更为坚固，当文明暂时退后时，指导我们的正是原始理性，即原生态人性。

弗洛姆部分吸收了马克思，弗洛伊德等人的人性观念，构建了自己的人性理论。他认为人既不是单纯的社会影子，可以被任意地驯化。也不是弗洛伊德认为的人是种种生理欲望的总和，是一个被社会抑制的原始野兽。在他看来：“人的本性就是开放性和规定性的矛盾体。人的开放适应性要求他不断地追求和建立更好的生存条件，人的规定性又要求他不能为适应外部条件去改变自己的本性，否则便会产生了人的异化，人不为人。”[2]

弗洛姆认为人性的矛盾性基于三种最基本的生存矛盾。这三种矛盾分别是生与死的矛盾，自我实现与生命有限的矛盾，独立人格与孤独感的矛盾。它造成了三种基本的生存困境，史铁生曾论述过这三种生存困境：“第一，人生来注定只能是自己，人生来注定是活在他人中间并且无法与他人彻底沟通。这意味着孤独。第二，人生来就有欲望，人实现欲望的能力永远赶不上他欲望的能力，这是一个永恒的距离。这意味着痛苦。第三，人生来不想死。可是人生来就是走向死。这意味着恐惧。”[3]在死的归途中恐惧活着，在追逐欲望中痛苦活着，在独立思考中孤独活着，这三种无法解决的生存困境贯穿在余华的作品中，最为突出的是孤独困境。

（一）生死天定的困境

首先是生与死的矛盾，存在主义者巴雷特这样描述人的生存状态：“我们没有挑选父母。我们是在一定的时间、一定的历史时代、一定的社会，带着一定的遗传结构，被我们的父母养出来――而且必须按照这一切去过我们的生活。因此，人生的起点就像掷色子一样它的偶然性深深植根于一些无法逃避的事实中。”[4]

生与死的矛盾是不可避免又无法解决的矛盾，对待这种无法调和的矛盾，人类创造出多种繁复的意识形态进行调和。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灵魂不朽，生死轮回的观念。它模糊了生与死的边界，使人们摆脱突然被扔到这世上又突然被终结的无力感，人类依赖于这种安慰，又不可避免的沦为自己创造出的意识形态的奴隶。

《在细雨中呼喊》全文都弥漫着孤独的人对于不确定的生活的恐惧和不安，而这也正是作者抓住的人性中最为脆弱的部分：生死的偶然性和必然性使人类如同乘坐在死亡瀑布的小舟上，在恐惧中挣扎。

主人公“我”的出生，源于父亲的一次偶然欲望，此后，“我”又被送到新的家庭里，在新的家庭中“我”也只是被王立强夫妇当做宠物一般的存在，而后当新家庭破碎，再次回到南门时，“我”再也无法融入以前的家庭。苏宇的死是偶然的，苏宇的死也是必然的，因为一次青春期的冲动，苏宇被劳教一年，归来的他其实和孙光林一样，在家庭中被模糊化了，他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因而不可避免地走向了死亡。

除了这种命运式的悲剧外，余华的作品中也描写了另类形式下的人性。灵魂不死，生死轮回深入中国人的思想。这种思想使人可以暂时消解生死困惑。一方面它使人不再孤独，使人有勇气面对死亡，认为死亡是一种暂时的回归。比如《兄弟》中的李兰和宋刚的爷爷，李兰将死亡看做与爱人的重逢，因而死亡在她看来是幸福的。宋刚爷爷承受了一辈子的苦难，他将死亡看做了一种解脱。

另一方面，它使人更加执念于生，甚至不惜用其他人的生命维持自己的存在，比如《往事如烟》中的算命先生。他不惜身后无人，也要享用自己孩子的寿命，他用采补之术，祸害了许多，因为他相信这样可以延续自己的寿命。人在这一刻不再是命运的奴隶，人成了自己编织的价值观的奴隶。这突显出了生死矛盾对于人的影响力。

（二）追逐欲望的困境

其次是自我实现与生命有限的矛盾。虽然社会中的个人享有群体的潜能，但是个体的存在时间比之群体的存在时间过于短暂。因此人无法实现自己的全部潜能，人永远无法超越他的时代。人虽然充分认识到自己永远追赶不上欲望的脚步，但我们也创造出相应的理念消除这种困境下的无意义。一方面我们可以积极性地去理解夸父和西绪福斯的神话。另一方面，我们可以用社会理性约定俗成一套价值观念，安慰已经清醒认识到无法真正逃脱欲望困境的自己。

一种价值观念是关注身后。或者利用后代继承自己的事业，或者达到所处时代的顶峰，将个人与历史捆绑。这种观念同样深深植根于中国传统思想之中，正如传宗接代的思想流传在一代代人血液中。在《鲜血梅花》中继承了家传的梅花剑，背负复仇和家族复兴重任的阮海阔，他的一生都在为复仇而行走，他自身的生命被深深打上了前代人的烙印，而到了故事最后，他在各种偶然中间接完成了复仇，故事到这里停止，留下的巨大空白使人在人生的无意义和荒诞性中叹息。在余华的文本中我们也能发现当这种观念被反其道而行时所表现出的人性。在《活着》中当福贵的父亲责骂福贵的时候，福贵却说你败家就不能我败家。当福贵终于败尽家财时，老人让他将家产换为零钱，前代人的事业通过特殊的方式让福贵深刻地感受到。这与前代人初衷相反的结局，也说明这种矛盾的不可调节。

另一种观念是依存集体（国家，种族，宗教，家庭等）的力量消解个人的生存困境，认为集体凌驾于个人之上，个人的幸福，自由，权利都因集体而实现。无疑，第二种观念在余华作品中有着更为丰富的表现，所带来的也有更为震撼的力量。《兄弟》中，的时代背景，为种种原始人性的展现提供了巨大的舞台，人们利用集体的力量可以轻易地改变他人的命运，摧毁他人的生命，集体的力量为个人的潜能实现提供了可能，而一旦失去了这种集体身份，个人的孤独感无力感便愈加显现，甚至反被集体的力量所吞噬。

在开始的时候，举着大旗的宋凡平似乎是达到了人生的巅峰，而在第二天他便被打倒。孙伟等人成为红小兵可以肆无忌惮地利用集体身份迫使曾经战胜他们的宋凡平低头，但在孙伟父亲被打倒后，孙伟就只能形单影只，甚至开始让李光头跟着他，听他讲问苍茫大地啊，谁主沉浮。

（三）永生孤独的困境

最后是独立人格与孤独感的矛盾。弗洛姆认为：“人是孤立的，同时又与他人相联系。他之所以是孤立的，是由于他是一个独一无二的个体，而不是由于他与其他人是同一的，而且因为他意识到他的自我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当他不得不单单靠其理性的力量来作出判断或决定的时候，他必定是孤立的。然而，他又无法忍受孤立和与其同类的毫不相关。他感到他的幸福依赖于他和其同类的团结，依赖于与先辈和后代的休戚相关。”[5]

个体化与孤独的矛盾催生出两种原始人性，一种是利己性，一种是利他性。见诸于余华的作品，我们不难发现，既有《现实一种》里冷漠的家庭关系和家庭中只遵从原始逻辑做出判断的成人和儿童;也有为了家庭卖血的许三观。在《十八岁出门远行》中，这种矛盾有着更为清晰生动的表现。故事的开头是在盘山公路上背包远行的少年，少年遇到了汽车抛锚的贩苹果的男人和哄抢苹果的村民。这篇故事的荒诞性在于，被抢的司机与哄抢者合流，最终完成了这一哄抢过程，甚至报复了帮助他的少年，少年则在经历了荒诞事件后，找到了自己的旅店。

全文充满了暗示话语。少年在远行的过程中实际上是社会化的过程，作者通过司机的荒诞表现出社会的荒诞。同时我们也可以有另种解释，司机的行为其实是合乎理性的行为，如果司机表现出和少年一样的正常反抗，司机很可能受伤甚至死亡，他同样无法阻止哄抢事件的发生，而他最后抢走少年的包，使他和哄抢者同化，因而他可以坐上拖拉机离去。少年的行为和司机的行为如果都能说得通，那么这种荒诞性也就有了合理性，因为作为人性基石的原始矛盾决定了人在做出理性判断时他是孤独的，人的原始理性要求他做出最利于自己的决定，而少年的悲剧就在于，他所运用的是后天习来的社会文明。

上述三个矛盾是与生俱来，且无法从根本解决的生存矛盾，从生存矛盾中得以看到一部分原始人性，但因此认为矛盾就是人的本性显然是牵强的。理解人性最重要的不是认识人的生存矛盾，而是认识到人为了解决矛盾所做出的选择。我们为了解决亘古至今的生存困境，产生了各种各样的需求，这些需求为人性的种种可能提供了选择。

人永远不会满足于已知的世界和生存手段，总会产生新的追求，因而人性的诸种表现形式都可以看作是一种选择：即在解决基于人类原始矛盾的本质需要上所做出的选择。人具有多种选择，因而人性纷乱复杂，弗洛姆承认人性存在的合理性，肯定了人的完整性和发展性，他也指出，创造性的选择才会真正保全人的存在，推动人的进步。

余华在作品中以一种反叛社会理性的纯粹逻辑书写了生命的真实。我们分析余华作品表现出的生命的真实，就是在肯定人性繁复诡谲的同时，找到孕育人性的各种因素，更直观的发现自己，更深刻的理解自己。（作者单位：江西科技师范大学）

参考文献：

[1] 余华.十个词汇里的中国[M].台湾：台湾麦田出版社，2011，220.

[2] 埃里斯・弗洛姆.自为的人[M].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2，53.

[3] 史铁生.自言自语[M]. 广东：广东旅游出版社，1992，68.

矛盾论论文范文第4篇

摘要: 村民自治制度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在全国逐渐实行,村委会直选后村支部与村委会的矛盾日渐突出,影响了村民自治的发展。村两委的矛盾在本质上权利与权力的冲突，因此要建立村政运行的新模式，彻底解决两委矛盾。论文关键词：村民自治、两委关系、法理分析村民委员会自治运动已在 中国大地上如火如荼地展开，从198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发》（以下简称《村组织法》）试行以来，我国的直接民主进程也在农村展开。村民自治运动因而对我国的方方面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有学者认为它可能导致我国政治运行方式的整体的变化，而且也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重视。也有人把它誉为我国农民的三大创造之一。（另两大创造为家庭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和乡镇企业）。但由于农村直接民主的实行也引发了许多问题，其中最敏感的一个就是党的领导与村民自治的关系问题。在实践层面表现为村两委（村支部与村委会）的冲突问题，在现阶段表现得非常尖锐。一、两委矛盾的历史其实两委的关系问题并非在现在才出现，早在我国人民公社解体以后，为填补农村的权力真空及无政府状态，农民自发地组织了村民委员会实行自我管理，并既而被我国1982年宪法所确认成为1982宪法的一大特色，也正式确立了村民委员会的性质及其法律地位。而党的支部在农村的建立可以追溯至革命根据地时期。因此可以说党支部在农村发展的历史远远早于村委会。但由于过去我国党政不分的体制及片面地强调党对人民群众的领导权，农村实际上的权力中心只有党支部，而没有另外的组织。撤社建乡以后，村委会渐渐发展起来。实际上在农村出现了两个领导中心。在村委会取得法律地位特别是在1998年《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以下简称村组法>实行后，村民直选得以确立，两委关系问题随即出现，可以说两委关系问题是我国层层民主发展的产物，也是党政分离在农村引发的必然结果。关系问题早在党支部在农村建立起来那天就为两委关系问题产生埋下了伏笔。而由于强调党对一切的领导把问题掩盖起来。也是政权从全能主义到后全能主义 转变过程中的必然产物。由于两委问题长期没有解决好，引发了许多其他问题，如村内耗严重，农民的权利没有很好的保障，党的政策无法真正落实及党的权威在农村下降等，村民的民主权利被虚置等等。因此解决好两委关系问题关系着农民的切身利益，也关系着村治的健康发展及党的领导的实现。二、两委关系问题的表现及实质分析我国《村组法》第二条规定:“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村民委员会办理本村的公共事物和公益事业，调节纠纷，协助维护治安，向人民政府反映村民的意见、要求和提出建议”等主要职责。而《中国党农村基层组织工作条例》第九条第二款规定:“村党支部讨论决定本村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的重要问题.需由村民委员会村民会议或集体经济组织决定的事情，由村民委员会村民会议回集体经济组织依照法律和有关规定作出决定。” 两者在条文上明显地存在矛盾：一是重要问题与涉及村民利益问题交叉；二是由于农村的现状导致农村的事务错综复杂难以区分重要与非重要问题，导致党支部与村委会在许多问题上拥有同样的决定权，权责不分明。而在实践层面则表现为村主任与村支书的矛盾。在许多重大问题上两者都有发言权，且两者的权力都有合法的来源。村主任的权力来源于村民选举，具有很强的合法性，而村支书的权力来源主要是由于中国党的执政党的法律地位决定的及历史传统（长期以来村支书都是唯一的权力中心）和是上级党委的认可。因此其合法性也不容质疑，并得到了民众的认可。因此村主任和村支书分庭抗衡导致了矛盾的激化。有的学者把两委矛盾分为个人间矛盾、组织间矛盾和权力间矛盾。个人间的矛盾是由于村支书和村主任在性格、作风等方面的不同引起的，组织间的矛盾是职权不明存在重合引起的，而权力间的矛盾则是政权与治权的关系，也是国家与农民间关系紧张的表现。也有人认为两委矛盾只是由于党委在新的形势下工作方法的落后和村运作不成熟引起的。由于村民直选村委后，党支部失去了过去一直以来直接插手村具体事物的途径和合法性而不知如何实现党的领导的恐慌状态。村委由村民直接选举产生，认为自身的合法性来源于民众，而不需要党的领导，出现了“村委直选 ，支部靠边；村委领导，支部放倒”的现象。要把握两委矛盾的实质，我们有必要从两委所体现出的性质及其职权上来考察。从村民自治的发展历程看，村民自治是农民自己发明的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村民委员会办理本村的公共事物和公益事业，调节纠纷，协助维护治安，向人民政府反映村民的意见、要求和提出建议。因此其职能主要表现为经济职能和关于切身利益的安全、健康及文化教育等。从现实情况分析，农民希望选出的村委会能抵制国家的不合理分派，替村民说话，也就是希望村委会起到保护人的角色 。历史上由于科举制度的废止，能起保护者角色的士绅阶层也随之消失，从而导致城乡二元结构的开始形成，农村精英的流失，导致国家与乡村之间的屏障的消失 。农民的保护责任无人承担，而导致国家权力的渗入，可以说村民自治是农民在寻找保护人的过程向过去的复归。这一点可以从农民的生存伦理上得到验证。斯哥特认为农民在长期的恶劣生存条件下形成自己的经济伦理 ，那就是“活下去”，除此之外，别无他图。农民的利益诉求也就表现为一种特殊的要求，得到生存安全的诉求，也就是说农民利益诉求表现为低水平的利益防卫。就是对正常基本权利的保护。从实际调查看，村民要求选出的村委能带领他们致富，这也表现出选举的动机来源于利益的追求。因此可以说村民自治是在农民追求一种保守型利益时发明的。村委会也寄托着农民想通过它实现自己的基本的经济的安全权利及生存伦理的希望，村委会是农民权利的体现者和主张者。而对这些基本权利的威胁可能来自强大的官僚国家。党的基层工作组织条例规定党支部是中国党的基层组织，要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及实现党对农民的领导，帮助农村发展经济，加强农村基层政权建设，实现国家政权对农民的控制，使之在党的领导下有序稳定发展，也就是实现国家对乡村的整合。中国党是中国先进的党，执政为民，从它诞生以来就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因此党的领导和人民的长远利益，国家的整体利益是一致的。但由于我国是后发型的国家，需要在很短的时间内实现现代化，因此在发展过程中有可能在一定时间一定范围内为了国家的发展整体的长远利益，有可能牺牲一部分人的局部利益，而导致社会的不稳定和阶层的分化。在这种压力型体制下，国家不得不加强对社会的控制。党委的权力就是体现为一定的国家控制权力，从国家政权本身的性质看它也是一种扩张性的权力。也有学者指出乡村自治是一种国家政权重建的方式。因此党支部所体现的其实是一种权力。权利英文表示为right，按照〈〈布莱克韦尔政治百科全书〉〉的定义：“① 描述一种制度安排,其中利益得到法律保护,选择具有法律效力、商品和机遇在保障的基础上提供给个人。②表达一种正当合理的要求。即上述制度安排依法建立并得到维护尊重，权利似乎突出地代表了个人主义价值，我们在权利被认为是在严肃保障个人或人们的一些利益具有重要意义时才论及它们。”因此含有权益、主张、给他所应得之意。在西方往往与自由这一概念相联系,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没有自由便没有权利，更没有利益。而权利的主体一般表现为个人或组织，它是人民在与国家权力斗争中从国家权力那里获得的，因此从一开始权利就是与权力相对立的，一直与权力进行斗争，进而扩大了权利的范围。因此它具有个体性、保守性（消极被动性）、防御性。权力呢，英文表示为power、authority，〈〈布莱克韦尔政治百科全书〉〉的定义：“权力在最低限度上讲是指一个行为或机构影响其它行为者或机构的态度和行为的能力，霍布斯把权力定义为一种因果关系，是一种主动出击的‘行动者’和被动的承受对象之间的因果关系，韦伯把权力定义为在社会交往中一个行为者把自己的意志强加在其它行动者之上的一种可能性”。含有控制、权威、扩张之意。它是历史的产物，是阶级斗争的产物。马克思经典作家认为权力是国家所有的，是统治阶级通过国家进行管理控制社会的手段。因此它一开始就带有控制性、扩张性和权威性、主动性。在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权力是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对大众进行空压榨的手段，是少数人享有的特权。权利则是大众与权力斗争的产物，因此在阶级对立的社会中，权利和权力是对立的，不可调和的。一部权利发展史也就是一部人民与权力的斗争史。大众在与神权、皇权的斗争中慢慢解放了自己，赢得了权利。在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消灭了阶级差别，人民享有了管理国家的权利，因此国家权力也就转化为人民大众管理自己事务，实现人民大众整体利益的 工具。权利与权力的对立由于阶级差别的消失，人民整体长远利益的一致而消失。但是由于我国正处在全面建设现代化的时期，国家为了长远利益而对各个个体的利益进行整合。在整合过程难免损害一部分人的局部利益，但这也是不可避免的。另外，在权力运行过程中，如果没有很好的监督制衡手段，它自身仍旧回堕落为损害人民权利的暴政、暴力，也是由于它本身的扩张性、控制性决定的。也就是说在农村权利与权力的冲突在一定范围内，一定时间内是存在的，也是不可回避的。村支部与村委会的矛盾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为权力和权利的冲突。三、 构建新的农村政治运行模式，调和权利与权力的冲突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利导致绝对的腐败，要调和村委会与村支部的矛盾，则需要重构农村政治的运行模式。我国农村政治运行的参与者有主要三个：村委会、村支部与村民会议。笔者所构建的三者的适当关系可以用下图表示：相互制衡 村委会 村支部合作监 监督 督村民会议从图中可以看出，村委会与村支部要同时对村民会议负责，接受村民会议的监督，村委会与村支部两者之间是制衡与合作的关系。村委会与村支部两者之间通过制衡和合作达到制衡权力与限制权利滥用的目的。因此我不赞成村委会或者村支部一肩挑，这只能导致权力腐败和对权利的损害，在现实中更可能导致支书角色的不明。村民会议对村委会的监督比较容易实现。难的是村民对村支部的监督。因为村支部是党的基层组织，按照法律和党章的规定，对村支部的监督权只能由党员和上级党委来行使，但没有自下而上的监督是不完善的，也是无力的。要实现村民对村支部的监督，山西河曲的“两票制”不失为一种可行的手段，但仍需完善。本人认为更为有效的办法是建立村委会和村支部两者的联席会议共同对村民负责 ，涉及村民利益的重大问题村两委班子共同协商作出决议，在协商过程中两者各自发挥主动性地位平等 共同对村民会议负责，这需要要重新修改法律、党章和在时间中探索，从制度上确立村民对党政联席的监督，如可以在村民自治章程中明确。这并没有消除党的领导的可能性，因为如果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党支部全心全意为村民服务，带领群众发展经济，切身为村民着想党的权威自然回树立起来，党的领导也自然能实现。若不然即使口头上天天强调党的领导，利用强制手段让村民服从党的领导，党的权威最终也不可能实现，反而会削弱。村支部和村委会的职权不明也是两委之间冲突的重要诱因，因此有必要在制度层面明确划分，做到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各司其责与分工配合，如可以采用村规民约等手段健全职责划分。另外要提高党员素质与开创党支部领导的新局面，创新领导方式与方法，党要适应村民直选的形势，农村党组织的权威要通过民众的确认，能不能得到群众的挑选与承认是新时期党评价党员素质的标准，党的领导必须要通过切实地为人民谋利益，身体力行“三个代表”才能建立其“合法性。”参考文献：徐增阳 任宝玉 ： 《一肩挑真能解决“两委”问题吗？》 载于 《中国农村观察》 2009年第1期吴理财：《村民自治与国家政权建设》，载于《学习与探索》2009年第1期季丽新： 载于《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9年第4期戴维米勒 未农波格丹诺著：《布莱克韦尔政治学百科全书》 邓正来中文主编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9年12月出版肖唐镖邱新有著《多维视角中的村民直选——对十五个村委会选举的观察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报2月版詹姆斯;斯哥特著《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生存与反叛》 程立显 刘建芝等译 译林出版社2001年7月版

矛盾论论文范文第5篇

农村公共产品供需矛盾的形成原因

（一）供给方：政府财政投入不足

1.政府财政实力薄弱。公共产品因其所具有的非竞争性或非排他性的特征，不管是纯公共产品还是准公共产品的供给主体应该主要是政府，由政府通过公共财政加以提供才能保证公共产品内在的公共利益或福利的真正实现。近年，我国的财政收入规模扩大占GDP的比重虽有所上升，但仍不能满足人们对公共产品增长的需求。和国际上其他国家相比，我国这一比重明显偏低。如表1所示。

与中央财政相比，基层政府收入更为短缺，与其目前所承担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所需资金相去甚远。根据公共财政学，中央和地方政府应该分别承担全局性和地方性的公共产品的供给，但是我国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有悖于此，大量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资金来源于县、乡和村。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调查，在农村义务教育的投资比例中，中央负担了2%，省和地区负担了11%，县和县级市负担了9%，而乡镇负担了78%。基层政府迫于众多的事权压力，在税费改革前主要通过农业税、农业特产税、“三提”、“五统”及各种摊派来筹集资金。2002年以来实行税费改革，取消了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限制了基层政府摊派、收费的权利，使基层政府收入大幅减少，在财力受到约束而事权没有相应减少的情况下，基层政府减少部分公共产品的供给成为必然选择，从而导致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的局面。

2.财政对农村公共产品的投入少。长期以来我国一直采取城乡分割的公共产品供给体制，财政资源的城市化和工业化倾向明显，对农村和农业的投入明显不足。1992-1996年，财政经常性收入年均增长23%，财政支农支出年均增长只有16.8%；财政支农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份额也由1978年的13.42%下降到1999年的8.23%；财政支农支出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1978年为10.78%，2000年仅为4.36%。财政对城市的倾斜，造成农村基础设施、教育资源和医疗卫生等方面的公共产品配给与城市差距较大。以教育为例，2001年城镇小学生均预算内公用经费为95元，农村为28元，城镇是农村的3.39倍；初中生均预算内公用经费城镇为146元，农村为45元，城镇是农村的3.24倍。公共产品供给的城乡二元结构使得城镇人口基本上免费享受财政供给的各种公共设施和社会保障,而农民则主要靠自己解决农村公共产品的供应,自己承担养老、教育、医疗等费用，从而导致农民成本增加、减缓农村经济发展速度，进而加深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匮乏程度。

（二）需求方：农民需求表达机制缺乏

在供需双方相互作用的过程中，无论是商品还是公共产品，只有满足需求的供给才是有效的供给。商品的供给通过市场价格协调着供需双方的行为，而公共产品不能通过市场价格来反映需求信息，其供给满足需求的有效性只有依靠供需双方的自我协调。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农民是需求方，对自己的利益偏好十分清楚。但在我国农民缺乏需求表达机制，政府缺乏民主机制来汇总农民对公共产品的偏好和需求，农民需要的公共产品，以及公共产品在数量和品质上是否能够有效满足农民需求，供需双方信息不对称。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都由上级政府及相关部门作出决定，农民被排斥在供给决策之外。由于供给主体没有准确获得农民的真实需求以及在决策中主要以满足自身政绩和利益需要作为标准，因此在公共产品的供给中，供给主体对能显示他们政绩的防洪防涝设施、交通道路建设等公共产品投入热情较高，而对有利于持续发展的农业科技研究与推广、生态环境保护等见效慢、期限长的公共产品不愿提供。这种不由农民的需求决定，而采取“自上而下”的公共产品供给不能体现和充分满足农民对公共产品的需求。

农村公共产品供需矛盾的缓解策略

（一）增加对农村公共产品的投入

1.加大对农村的支付转移力度，增加政府财政投入。在城市工业已初具规模的今天，应该改变重城市轻农村的支出政策，加大向农村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在不改变现行税制结构和基层政府事权范围的情况下，中央财政对农村转移支付力度的加大是改善基层政府提供满足农民需求的农村公共产品的一个重要途径。欧盟国家的农村发展水平较高，已经实现了城乡一体化和工农的融合，主要是受益于欧盟国家对农村发展的重视。借鉴国际经验，我国政府在实现城乡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进程中要确保对农资金的“三高”原则，不断加大对农村和农业的投入力度，早日实现城乡一体化。

2.大力发展地方经济，增加基层政府收入。基层政府财权与事权不对称、税费改革后收入的匮乏直接制约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因此在科学划分各级政府事权的基础上，发展地方经济，增加基层政府收入，能为农村公共产品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事实表明经济发展程度不同，公共产品供给状况也截然不同。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发达、财源丰富，政府的财政收入充足，能提供较多的公共产品；中西部地区经济落后、乡镇企业少，公共产品的供给明显短缺。因此，大力发展农村经济，结合当地产业特色，发展农产品加工和乡村企业，不仅能使农民增收，而且能增加基层政府收入带动农村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

3.增加投资主体类型，拓宽融资渠道。由于政府财力不足，单一由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供给机制不能满足农民对公共产品的需求，提高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数量和质量，有必要增加投资主体类型，引入民间投资者（私人、企业及第三部门），形成多元化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系，充分利用政府财政、私人和企业等民间资金缓解供给不足的矛盾。对于公共性程度高、全局性和非政府力量无力提供的公共产品必须由政府来供给；而对既有公共产品性质又有私人物品性质的公共产品，可以有效利用市场机制引导企业投入实现有效供给；第三部门（如各种专业协会）在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中亦可以发挥不可忽视的作用。

（二）建立合理有效的需求表达机制

需求表达机制的缺乏和“自上而下”的决策机制造成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与需求的脱节，制约着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因此，建立合理有效的农民需求表达机制和供给主体对农民需求的敏感反映机制必不可少。通过强化村民委员会制度和乡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以全体农民或农民代表参与本地区公共产品建设项目的形式，使农民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渠道充分表达自己的需求意愿。在公共产品供给的决策过程中采取听证方式作出对农民需求的敏感反映，以农民的需求为依据决定公共产品的供给内容和供给数量，提高供给的有效性。同时，改善对基层政府绩效评价的指标体系，把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纳入考核范围，并赋以较高权重，减少低效甚至无效公共产品的供给。

参考文献：

1.王春超.增加农民收入的关键因素及主要对策.经济科学,2004(1)

2.何菊芳,何秋仙.构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新体制.浙江学刊,2004(3)

3.连玉明,武建忠主编.中国国力报告.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