境外投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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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外投资论文范文第1篇

根据规定，国家外汇管理局及省、自治区、直辖市分局、深圳分局是境外投资(不包括商业银行和其他信贷机构的境外投资。)的外汇主管部门。外汇主管部门依据《境外投资外汇管理办法》、《境外投资外汇管理办法实施细则》、《境外投资外汇风险及外汇资金来源审查的审批规范》、《关于援外项目外汇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关于部分项目免缴境外投资汇回利润保证金的通知》、《关于调整资本项下部分购汇管理措施的通知》等法律法规，负责审查境外投资项目的外汇风险和外汇来源，以及对投资资金的汇出和回收、投资利润和其它外汇收益的汇回进行监督和管理。外汇主管部门对境外投资的管理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境外投资项目立项后审批前的外汇风险和外汇来源审查

境外投资外汇风险审查主要是审查投资所在国（地区）的信誉、投资风险等级，投资所在国（地区）有关投资项目方面的法律、法规，投资所在国（地区）外汇管制状况，以及投资回收计划的期限是否合理。外汇资金来源审查主要是审查境内投资者是否利用自有外汇进行投资，根据《境外投资管理办法实施细则》规定，用于境外投资的外汇资金限于境内投资者的自有外汇，未经国家外汇管理局批准，不得使用其他外汇资金。使用国际商业贷款进行境外投资须报国家计委审批。外汇主管部门受理后30日之内出具正式批复。

(二)批准境外投资项目后的外汇管理

境外投资项目经有关审批部门批准后，境内投资者到所在地外汇管理部门办理登记建档、汇出投资资金等有关手续。随后，境内投资者须向外汇管理部门定期报送境外投资企业的年度财务报表，接受外汇管理部门的监管。

(三)对境外投资利润汇回保证金的管理

按照规定，境外投资企业在汇出资金前必须交纳外汇汇出金额5%的利润汇回保证金，但援外项目、不涉及购汇及汇出外汇的境外带料加工装配项目和中方全部以实物出资的境外投资项目，可以用境外投资利润汇回承诺书代替保证金支付。保证金存入外汇局在指定银行开立的保证金专用帐户。

(四)对境外投资项目境外融资的管理

对境内投资者利用国际商业借款进行境外投资，需要经过国家计委批准。境外投资企业根据经营需要，可以在境外自行筹措和运用资金，对此不列入国家外债管理范畴，但如果需要境内母公司、境内金融机构以及其他部门、单位提供担保，则必须经境内投资者所在地外汇管理部门审查，并报国家外汇管理局审批。

二、现行境外投资外汇、外债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一)资本项目外汇管制过严，阻碍了境外投资的发展

为了平衡国际收支，防止外部金融风险向国内传递，我国一直实行严格的资本项目外汇管制。在亚洲金融风暴中，资本项目外汇管制成为维护我国金融安全的重要手段。此后，资本项目外汇管制虽然有所放松，但对境外投资的管制仍很严格。目前，我国限制企业购汇进行境外投资，除战略性项目、援外项目和带料加工项目可以购汇进行投资外，其余项目的境外投资以企业的自有外汇为主。企业有自有外汇的，首先使用自有外汇进行投资；没有自有外汇的，可通过贷款等进行投资。另外，我国鼓励企业使用实物投资，或以设备投资，或允许企业不结汇出口。企业能用于境外投资的自有外汇和筹措贷款的能力十分有限，依靠实物投资也存在很大的困难，这些都不利于境外投资企业的经营和规模的扩大。调查中，企业普遍反映以现有设备投资难以符合项目的需要，因为有些设备技术落后，甚至是国内已经淘汰的设备，为适应东道国的竞争需要，许多投资项目需要购买新设备。而以货物不结汇出口的方式投资，虽然可以部分解决企业投资资金的问题，但输出的货物必须销售后才能变成资本，企业的投资能力受到其销售能力的制约，结果许多项目因无法及时获得外汇资金而丧失有利商机。

(二)利润汇回保证金管理，对企业资金周转不利

为保证企业境外投资资产不流失，我国要求境内投资者交纳外汇汇出金额5%的利润汇回保证金。利润汇回保证金管理也属于资本项目外汇管制的重要内容，其本意是鼓励境内投资者将境外投资所得汇回国内，但对企业来说，却占压了大量资金，妨碍了企业竞争力的提高，尤其是在境外投资的初创阶段，境外企业多半无法创造利润，保证金的占压增加了企业的负担。调查中，许多企业反映保证金管理对促进利润汇回的作用并不明显，有时会迫使企业采用规避保证金管理的投资渠道。境外投资企业在获得盈利以后，多半希望扩大规模，进一步提高盈利能力，如果将利润汇回后再投资，则将再一次面临繁琐的审批程序。虽然利润直接转为再投资也需要主管部门的审批，但手续相对容易。许多企业为了降低扩大规模的成本，倾向于将利润留存在境外。为解决保证金资金占压问题，需要用现汇进行境外投资的企业，有时不得不转向境外带料加工贸易的投资方式，或是一些非正常的投资渠道，造成资源不必要的浪费。

(三)对国际商业融资的控制，阻碍了企业利用国际资金市场

境内投资者如果使用国际商业贷款进行境外投资，属于我国外债管理的范畴，需要国家计委的审批。境外投资企业的境外借款则不受此规定的管辖。但如果需要境内投资者、金融机构或其他部门、单位提供担保，则要经过外债管理部门的批准。对境内投资者使用国际商业贷款进行境外投资的限制，实际上阻碍了企业对外部资金市场的利用，而利用外部资金市场，企业往往可以获得更有利的融资条件，对降低成本，提高其国际竞争力大有裨益。调查中有些企业反映，在其对项目进行调研论证的过程中，许多得到消息的外国金融机构也会对该项目进行考察，如果认为该项目有利可图，则会为企业提供信息便利和附有有利条件的贷款承诺。但由于上面提到的原因，使用这部分资金非常困难。

三、境外投资对国际收支的综合影响

我国对境外投资进行严格的外汇管理的主要目的在于维护国际收支平衡，防范外部金融风险。短期内，境外投资增加了资本项目下外汇支出，对国际收支产生负面影响，但这只是境外投资引起的国际收支平衡表的直接变化。为全面评价境外投资对国际收支的影响，我们还要考察境外投资对国际收支的长期、间接影响，包括对国民经济稳定发展的影响，对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的影响，子公司和母公司盈利能力的变化对国际收支的影响等方面。

(一)利用自有资金的境外投资对国际收支的综合影响

对于资源类项目，境外投资虽然增加了外汇支出，但弥补了我国资源的不足，对国民经济总体发展非常有益，而国民经济稳定发展是国际收支平衡的根本保证。我国在境外投资开发国内稀缺资源，可以直接控制境外资源，保证国内资源的及时供应，而且在国际市场价格变动频繁时，也可以起到稳定国内资源价格的作用。宝钢在巴西投资开采的矿石就全部运回国内。进口到国内的资源，国内进口商支付的外汇最终会成为境外企业的利润。这些利润作为投资收益计入我国国际收支经常项目，因此国内企业控制的境外资源进口对我国国际收支不会产生负面影响。而且有的项目在弥补国内资源不足的同时，也在国际市场上销售，从而可以增加我国的外汇收入，有利于国际收支的改善。例如，农化集团公司每年可以为国内提供50～100万吨磷肥，其余的大部分均销往国际市场。

对于市场开拓类项目，境外投资有利于提高产品的知名度，促进出口的增加。如果境外企业盈利增加，境外投资收益的增加计入经常项目，国际收支得到改善。即便企业在境外的工厂亏损，只要能够增加母公司的国际竞争力，带动国内产品的出口，也会改善国际收支的经常项目。例如，海尔公司在美国建厂后，在国际市场上的商誉大大提高，其产品出口每年翻一番，2001年出口额高达4.2亿美元，2002年计划出口8亿美元。在境外进行以加强技术研发、收集市场信息和加强售后服务等为目的的投资，也可以通过增加母公司的国际竞争力，促进国内产品的出口，对改善国际收支有促进作用。

对于寻求有利投资环境的项目，如利用当地廉价的劳动力，避开某些发达国家的配额限制等，只要这些项目不与国内生产商形成竞争关系，对国际收支的影响也将是积极的。目前华源在加拿大、墨西哥、泰国等国进行的纺织服装加工投资就属于此类。受当地劳工管理的限制，这些项目并不能带来大量的劳务输出。但由于这些国家的纺织服装出口没有受到像我国那样的配额限制，我国企业就可以绕过发达国家的贸易壁垒。这些企业如果在国内扩大生产，产品根本无法出口或出口成本很高。可以说，这种项目不但不会与国内产品形成正面冲突，反而可以扩大国内原材料的出口，促进了我国出口的增加。

另外，还有一部分项目以带动生产资料（包括设备、原材料、劳动力和技术）输出为目的。这些项目对国际收支经常项目的改善效果是显而易见的。

(二)利用国际商业融资进行的境外投资对国际收支的综合影响

随着金融全球化的发展，大型金融机构一般都在全球范围内寻求融资对象，并形成了高效的投资决策机制，对可能投资的项目进行评估。如果项目收益前景良好，则这些机构愿意为项目的投资主体提供各种服务，如信息咨询、优惠贷款承诺等，以此与这些投资主体保持良好的关系。一旦项目运行，这些机构通过提供贷款从中获利。由于这些机构能够提供比国内银行更好的服务和更优惠的融资条件，且没有换汇成本，我国企业很愿意利用境外融资进行境外投资。目前，我国少数优质大型企业，如中集集团已具备无需银行担保的国际融资信誉。

利用国际商业融资进行境外投资，虽然增加了外债，在偿还时增加了外汇支出，对国际收支长期平衡产生负面影响，但企业在获得有利条件的融资后，盈利能力提高了。企业境外投资收益的增加可以反映在经常项目上，有利于国际收支的改善。

四、政策建议

“走出去”战略的实施旨在鼓励企业扩大境外投资，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增强国际竞争力。改善外汇、外债管理可以为企业扩大境外投资提供便利，有助于更好地贯彻实施“走出去”战略。为此，我们可以从下面几个方面着手对现行管理制度进行完善。

(一)适度放宽对境外投资用汇的限制

这顺应了境外投资发展的需要。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我国经济仍将保持良好的发展势头，外汇储备还将维持在较高的水平，从而为境外投资用汇的放开提供了有利时机。但是，出于我国资本项目开放总体进程的考虑，对境外投资外汇管制的放松必须是部分的、渐进的。可以考虑由计委主导，并综合各部门的意见，制定一个年度境外投资额度的总盘子。在额度内，对符合境外投资鼓励条件的企业和项目，从宽进行外汇审批，并简化审批手续，允许企业开立用于境外投资的资本项目外汇帐户。

在这种管理模式下，如何制定年度境外投资总规模成为关键。在制定总规模时，需着重考虑境外投资引起的资本流出净额对外汇储备水平和国际收支平衡的影响，及境内企业对境外投资用汇的需求。我国外汇储备已经超过2300亿美元，远远高于满足3～4个月进口需求的水平，即使将资本外流、偿债等外汇储备支出需求因素考虑在内，比较保守的估计是，如果制定100亿美元的境外投资额度，将不会降低我国的国际清偿能力，而且可以满足境内企业境外投资的需要。对此，我们可以以1998年的资本外逃对国际收支的影响情况作参考。尽管当年因外部冲击，资本外逃情况相当严重（经查实在200多亿美元的应收未收外汇中，有100多亿属于逃套汇），资本项目下出现了逆差，但由于经常项目有较大盈余，我国的国际收支仍表现稳健，当年外汇储备增加50亿美元，达到1450亿美元左右。因此，如果我们将境外投资额度设定在100亿美元左右，并不会威胁国际收支平衡。根据有关主管部门的分析，境内企业是否进行境外投资主要根据企业自身的发展状况和条件而定。由于国内市场发展稳定，放开外汇限制并不会造成大量资本流出的局面。现在我国每年境外投资额稳定在20多亿美元，如果放开对境外投资的外汇限制，那些过去没有经过正常渠道出去的投资将浮出水面。将这部分境外投资需求考虑在内，估计我国每年的境外投资需求大约在30～50亿美元。因此，100亿美元的额度是可以满足境外投资需要的。

(二)简化境外投资外汇管理程序

根据有关部门的意见，外汇风险和外汇来源的审查可并入主管审批部门的职责范畴，无须指派单独的部门进行审批。为简化审批手续、提高效率，可考虑改变职能转移后的外汇风险和外汇来源审查方式。由于外汇风险主要考查的是东道国的政治风险、汇兑风险等内容，因此可将外汇风险审查并入境外投资的国别政策管理。

外汇来源审查主要包括审查用于境外投资的外汇资金是企业的自有外汇，还是其它外汇资金（购汇，贷款等），外汇资金的来源是否合法等。原来审查外汇来源主要是在国家外汇短缺的历史条件下考查企业的创汇能力或外汇平衡能力，将境外投资企业的外汇资金来源分为自有外汇和其他外汇资金（购汇和外汇贷款等），规定外汇来源以自有外汇为主。以购汇进行投资虽然会改变外汇市场的供求状况，但在实行总量控制的前提下，这种影响可以被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因此可取消以自有外汇为主的管理办法，允许在额度内购汇进行境外投资。不再区分自有外汇和购汇以后，对企业只须进行资金来源审查。在进行资金来源审查时，对使用财政拨款、政策性银行贷款的项目要严格，对使用自有（筹）资金的项目应放宽，而不论企业的自有资金是外汇还是人民币，因为企业使用自有资金，投资风险由企业自己承担。对外汇资金来源的合规性审查今后仍可由外汇主管部门执行。

剥离审批职能后，外汇主管部门只负责为企业办理外汇支付手续，监督企业外汇收支情况。同时设立国际收支预警机制，由国家外汇管理局负责对国际收支进行监督。如果国际收支出现恶化，则应立即通知审批部门放缓或停止对境外投资项目的审批。

(三)取消利润汇回保证金

企业盈利后存在强烈的扩大规模的倾向，而利润即便留存在国外，同样会改善国际收支状况。因此，可考虑取消利润汇回保证金要求，同时通过加强对境外投资项目的事后管理来防止国内资产的流失。

(四)允许有条件的企业以境外投资为目的从事国际商业融资

境外投资论文范文第2篇

1.影响了统计监测数据的准确性，削弱了外汇管理的效力通过违规渠道开展的境外投资资金流动一般比较隐蔽，很难对其流量和存量进行估计，特别是随着个人境外投资活动的日益增多，个人财富的不断累积，这部分资金的规模越来越大，其对国际收支平衡可能产生的影响也越来越大。但该部分数据又游离于统计监测之外，加大了外汇管理的难度。2.给投资者自身带来很大的风险一方面，采用违规渠道汇出的投资资金在后续处理，如利润汇回、增资、减资等方面也都只能通过违规渠道进行，不利于资金安全和项目的长远发展。据抚州、新余和鹰潭等地的个案调查反映，一些个人境外投资者因为没有相关的收入、缴税等合法证明，其在境外投资中获得的收益进入国内后很难按正常途径汇兑存取。另一方面，投资者由于缺乏合法身份，其境外权益受到侵犯时很难受到国内法律的保护和支持，使其在法律纠纷中处于被动地位。

二、放松个人境外投资外汇管理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分析

（一）必要性分析1.有利于规范个人境外投资行为，提高外汇管理政策有效性长期以来，我国境外投资管理体制对境内个人的境外投资活动一直未予政策认可，但实际上境内个人在境外从事各类投资的行为却一直存在。制度的缺失导致一些确有投资需求和投资能力的境内个人，一方面通过外汇黑市、地下钱庄等方式转移资金或以经常项目交易的名义办理资金汇兑，非法外汇交易扰乱了外汇市场秩序；另一方面，绕开政策障碍迂回操作，通过多人分拆购汇聚集资金后带出境外投资，造成申报用途与实际用途不符，从而直接影响到外汇管理政策的有效性和严肃性。放开个人境外投资，建立健全相关政策，不仅可为个人境外投资者提供便捷的资金流动渠道，提高外汇监管效率，而且可以实现个人境外投资的合法化，保护个人境外投资的合法权益。2.开展个人境外投资，能带动其他产业的发展省内外近些年个人境外投资的成功经验表明，境内个人境外投资加工制造产业和农、林、牧、渔等产业，能带动省内要素输出和富余劳动力的转移。像浙商海外种田，不仅带动五、六十万剩余劳力在全球十几个国家和地区从事农、林、牧、渔等开发，而且其所涉及的农业机械、化肥农药、种子等大都来自本省和国内。江西作为农业大省，浙商海外种田对江西有一定借鉴意义。江西个人境外投资放开后，其个人在境外投资中所涉及的农林牧渔业及相关产业所需的农业机械、设备、农药及种子（种畜、种苗）等若绝大部分由省内购进，那必定会带动省内相关产业的发展。当然，在个人境外投资刚放开时，这种效果也许不大明显，但一旦形成规模，其对相关产业的带动将会愈加明显。

（二）可行性分析1.目前江西省已进入全面发展对外直接投资的阶段根据英国著名经济学家邓宁的“经济发展四段论”，一个国家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2000~4750美元之间的阶段时，对外直接投资迅速增加；当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5000美元的时候，“对外直接投资占经济总量的规模和比重增大，成为经济总体实力的重要力量”。为印证其效果，我们特选取商务部网站登载的2008~2013年我国各省市自治区对外直接投资排名中有关江西与中部另外五省的资料进行整理作一比较，如下表。表12008~2013年我国中部六省对外直接投资比较从表1可以看出，2008~2012年江西人均GDP（美元）处于邓宁“经济发展四段论”的第三阶段。2008~2009年，当江西人均GDP处于第三阶段初期时（2000~2500美元），江西对外直接投资在全国的排名处于26~27位，在中部6省的排名处连续两年的末位；2010~2012年，当江西人均GDP上升至3000~4000美元区间时，江西对外直接投资不仅在总量上有大幅提升，而且在全国的排名已上升到19~22位，在中部6省的排名则超过了山西和河南2省。由此可见，邓宁“经济发展四段论”对江西省而言，具有较强的适用性和效率性。2013年江西人均GDP已达到5176.96美元（按当年美元兑人民币汇率中间价计），也就是说全省已进入“经济发展四段论”的第四阶段。这一阶段既是江西对外直接投资进入全面快速发展期，也是全省放开个人境外投资的最好时机。因此，在这一最佳节点上同时放开江西省境内个人境外投资，必然如虎添翼，对全省经济的快速发展起有力的促进作用。2.江西民营经济快速发展孕育出的富裕群体是开展个人境外投资的中坚力量近几年，江西经济取得了快速持续增长的好势头，在使人民的生活水平普遍得到进一步改善的同时，也孕育出了一批又一批的富裕群体。一是亿万富豪。据《江南都市报》2014年4月2日刊登的《2014年江西创富榜》显示，江南都市报财富工作室以5亿元为起点，共筛选出亿万富豪100位，总财富为1750亿元，平均财富为17.5亿元。从其分布来看，房地产占28%，股权投资或主营业务为投资的占16%，主营业务超10%的还有矿产业及医药（医疗器械）等。此外，据胡润的2013年《中国财富报告》，江西共有亿万富豪840人，在全国所占比重为1.3%，列全国各省市区排名第18位。二是千万富豪。据胡润研究院和群邑智库联合的《中国财富报告》，2009年，江西共有千万富豪7800人，至2013年底，江西共拥有千万富豪9800人，在全国所占比重为0.93%,在全国各省市排名列第20位。《中国财富报告》还指出，在中国千万富豪中，一般企业主所占比例为50%，职业股民占比为15%,炒房者占比为15%，金领（指在大型企业集团、跨国公司领取年薪的高层人士）约占20%。三是注册资本为500万以上的私营企业主。截至2013年底，江西省私营企业注册资本500万以上的达4.04万户，其中，1000万以上至1亿元（不包括1亿）的有19969户，亿元以上的有717户。我们认为，上述富裕群体将是江西省开展境外投资的中坚力量。首先是制造业。在各类富裕群体中，制造业的占比最大。但是，江西近些年经济增速逐年放缓，也与经济结构的调整以及制造业中过剩产能的增多不无关系。因而，此时如果放开个人境外投资，制造业的富裕群体出于分散风险、寻找海外资源、促进出口、扩大市场或开辟销售网点等不同目的，直接进行个人境外投资的可能性加大。其次是房地产业。2014年上半年，江西房地产与全国多数省市一样开始转冷，究其原因，既有宏观调控的原因，也有商品房源积压过多以及房价已处于高位的因素。相比之下，美国及欧洲许多国家却因受困于经济增长的乏力，房地产市场相对而言更具有投资价值。因此，放开境内个人境外投资后，不仅房地产行业中的亿万富豪、千万富豪会有不少投资境外的房地产业，甚至一些中产阶层人士出于种种目的也会考虑境外购房。第三，证券市场。近几年，我国股市长时间处于低迷状态，截至去年5月，上海市场A股的平均市盈率只有9.8倍，这一估值水平比2008年10月末金融风暴肆虐时还低30%。我国股市长时间萎靡不振，导致上市公司的股价大大缩水，从而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江西创富榜上亿万富豪的人均财富也大为减少。2011年江西创富榜的63位亿万富豪，平均财富为24.8亿元，但至2013年江西创富榜上的80位亿万富豪，平均财富只有15.84亿元，人均财富缩水8.97亿元，缩水幅度达36.15%。而欧美和中国香港等股市较为成熟，投资环境相对稳定。因此，个人境外投资放开后，不少长期涉足国内资本市场的亿万富豪、千万富豪以及其他一些具有一定投资实力的职业股民，一方面仍然会继续涉猎国内资本市场寻找机会，另一方面，也有相当一部分还会参与境外证券投资。3.国际金融危机为境内个人境外投资欧美市场提供了外部条件由于次贷危机以及欧债危机的发生，近几年欧美国家经济发展缓慢，为刺激经济增长，不少国家纷纷出台优惠政策，鼓励外商直接投资。像英国、法国等国家都先后出台了不少针对外国投资者给予的优惠政策。美国目前虽然只承诺对外国投资和投资者给予全面的国民待遇，并强调对外投资的高水平保护，但在一些偏远的州，地方政府也承诺提供一切可能的税收和土地优惠等。上述优惠政策的出台，都为境内个人境外投资欧美市场提供了难得的机遇。

三、对策建议

（一）放宽个人境外投资外汇管理1.总体原则：循序渐进，风险可控。从总体上说，个人境外投资应按照风险程度的高低逐步开放。在顺序上应先放开与实物投资相关的的境外直接投资、境外放款等业务，后放开证券投资、境外购房等业务；先放开个人长期资本交易，后放开个人短期资本交易。在对外投资区域选择上，也可以考虑先放开对中国香港和台湾地区及亚洲周边国家的投资，再放开对欧美等投资环境较为成熟国家的投资，最后再全部放开。对于先放开的项目，应加强政策评估，待时机条件成熟再放开下一项目。2.以登记制度为核心，实行限额管理。（1）实行事前登记制度。个人境外投资者应在开展境外投资前到外汇局进行登记，并符合一定的资格条件，如主体资格、行业性质等。由于不少投资者常年身处境外，因此对于境外投资事项的变更及年检等信息，可以考虑允许投资者通过网上应用平台进行申报。（2）实行限额管理。一方面适度提高部分原有的个人结售汇限额，可以考虑将个人结汇和境内个人购汇年度总额提高至每人每年等值10万美元；另一方面，可以考虑根据个人境外投资者的资产状况设定一定的投资限额，在投资限额内的购付汇可以自行在银行办理，并且不包括在个人结售汇限额内，超过限额的可以凭相关的证明材料到外汇局审批。3.对已经存在的个人境外投资实行“补登记”制度。从实践看，虽然个人境外投资政策没有放开，但已有一部分人通过地下钱庄、分拆结售汇等违规方式进行了境外投资。这部分境外投资由于缺乏合法手续，在境外会面临较高的法律风险,资金安全难以保障。同时，这部分投资数据不明，也给国际收支统计平衡带来不确定性。因此，可以考虑设计“补登记”手续。对于已通过违规途径汇出资金，但确有真实投资背景，且符合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的投资行为予以“补登记”，从而改变原来投资者的“灰色身份”为合法身份，使之受到国内、国外相关法律保护，为其创造更好的投资环境。4.逐步放宽个人境外证券投资。一方面，通过合理扩大投资范围，加大产品研发力度，适当降低QDII准入门槛等措施进一步完善QDII制度。另一方面，以沪港通为契机，摸索进一步放宽个人境外证券投资的管理经验。2014年11月10日，中国证监会与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联合公告，批准上交所、联交所、中国结算、香港结算开展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简称“沪港通”）。“沪港通”政策的实施，为投资者提供了更多的投资机会和更大的投资自主性。通过“沪港通”的运行，监管层可以加强政策评估，摸索和总结相关监管经验，为将来推出“沪伦敦通”、“沪纽约通”等后序机制，进一步放宽个人境外证券投资管理打下基础。

（二）构建本外币一体化的个人征信体系完善的个人征信体系，不仅有利于对投资主体实施分类管理，而且能为个人获取金融机构贷款支持提供更多的保障。目前，人民银行的个人征信系统包括个人基本信息、信贷交易信息及反映个人信用状况的公共信息，后者包括法院判决、行政奖励及处罚信息等，但没有外汇违规信息。而外汇局的一些违规信息，例如，外汇管理检查部门定期的外汇违法（负面）信息，经常项目管理部门将货物贸易企业分为ABC三类，并定期向金融机构公布的企业分类情况等信息都只能在小范围内使用，作用有限。因此可以考虑将外汇违规信息纳入征信系统。一方面，由于外汇违规信息来自外汇局，其数据来源的可持续性和数据质量都可以得到保障，另一方面，可以借此形成统一的信用评价体系，为强化本外币统一监管打好基础。

境外投资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境外战略投资者；股权转让价格；银行控制权

近年来，国内银行纷纷大举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上到四大国有银行中的中行、建行等国有大银行，下至数家股份制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等中小银行。目前为止，已有21家外资金融机构在17家中资商业银行持有股权，投资总额140亿美元，占被投资银行股权的比例约为15％。随着2006年我国开放银行业市场最后时限的逼近，将有更多的国内银行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以迅速提升自身的核心竞争力，应对日益复杂的竞争环境。中资商业银行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已如滔滔江水势不可挡，因为无论对于国内中资商业银行还是外资金融机构来说，这种合资和合作都具有巨大的吸引力。但是，中资银行引进境外投资者也不能盲目乐观，有许多问题需要值得注意。如果不认真处理这些问题，则可能会影响引资的效果，并最终影响我国金融安全。

一、中资银行引进外资应注意的问题

（一）境外战略投资者的选择问题

对于国内商业银行而言，引入外资以其操作便捷、易行的优势成为其迅速改变现状最为可行的策略，通过引进外资可以充实银行的资本金并提高资本充足率、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借鉴境外银行的先进经营管理理念、引进新的金融产品和技能、提高竞争力等。但是不能盲目选择境外投资者，而是要审慎，必须有严格的标准和条件，要经过严格筛选，而不能盲目引进。

所选择的战略投资者，应该是声誉良好、资本雄厚、管理先进、注重长远利益的知名金融机构，而不是那些只追求短期股票市场价值与投资收益的投机者。同时，作为战略投资者，应该具有中资银行所不具备的竞争优势和资源，如管理、技术、业务、产品和服务方面的优势和资源。不同资产规模、资产质量、所有制性质、股权结构甚至地域范围的银行，在选择国际战略投资者时要从本行的实际出发制定相应的标准。如中小商业银行的经营对象主要是面对中小企业和个人，以中小额信贷和个人零售业务为主，在引进境外金融机构投资时要选择战略目标、经营范围相似的投资者。所谓理想的战略投资者应当是最适合银行自身需要和改革目标的合作伙伴，换句话说，“引资”要务实，而不能务虚。

（二）银行股权转让价格的确定问题

在外资入股的过程中，价格是最敏感也是最关键的谈判要点。由于我国资本市场发展不够完善，因而缺乏比较完善的定价机制。我国上市公司非流通股转让的重要参考指标是每股净资产，对于银行股权转让的溢价没有成熟的参考标准。对此，国内银行要尽可能的争取最有利的价格，而不能单纯被动的接受低价，防止出现中资银行被“贱卖”，造成国有资产的流失。

在外资入股的谈判中，外资金融机构往往根据我国商业银行的资产质量、盈利水平等指标压低收购价格。但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国有资产在国内占有很高的比例，加入这样的银行可以充分借助国有经济的力量，外资进入以后，直接可以在我国金融领域站到很高的层次。同时由于内地金融市场仍是一个封闭的市场，有着巨大的开发潜力和利润空间，外资银行入股中资银行可以充分利用其品牌、机构网络和客户等丰富的资源，将自己的业务品种通过中资银行已有的强势网络扩散出去，并在时间上避开中国开放人民币业务的时间限制和地域限制，提前全面进入国内银行市场。

譬如，很多境外金融机构都看中了国内的信用卡、消费贷款等前景巨大的业务。作为入股条件，汇丰银行和上海银行、花旗和浦发、恒生和兴业、汇丰和交通等均提出进行信用卡业务合作。所以，我国商业银行的市场价值不能简单地用资产质量、盈利能力等通常的财务指标来衡量，也不能简单的按普通上市公司以净资产定价的方法来估算。净资产可以作为双方定价的基础，但还应考虑品牌、市场、客户以及国家支持等因素。如2004年交行获得86%的净资产溢价，2005年建行股权转让获得17％的净资产溢价。另外，在谈判中，国内银行还可通过各种灵活的方式以争取最有利的价格，比如通过与多家境外金融机构同时谈判的方式。

（三）法律适用和会计标准的选择问题

合作过程中出现纠纷后的法律管辖权问题，也是入股的争执焦点之一。对此问题，国内商业银行不能妥协让步采用外商所在国家的法律，而应尽量争取适用我国的法律或第三方国家的法律，利用自己比较熟悉的法律条例充分维护国内银行的利益。如在花旗入股浦发的过程中，花旗坚持要适用美国的法律，中方要适用中国法律，最后决定适用注册地中国法律，一旦有纠纷用第三方法律——新加坡法律。又如在济南市商业银行与澳洲联邦银行合作中，双方也通过协商最终选择第三方法律——香港法作为法律适用。同时，还要选择双方认可的会计标准。从目前情况来看，国际会计准则与国内会计标准有较大差异，按照两种标准审计的结果往往会大相径庭。因此，双方必须在会计标准的选择上达成一致。

（四）银行控制权的归属问题

境外金融机构入股中资银行的目的绝非仅仅是获得部分股权、分得部分利润，其主要动机是为了占领中国市场。作为其全球战略的一部分，这些境外金融机构希望通过入股中资银行，最终能对这些商业银行进行控股。银监会2003年12月的《境外金融机构投资入股中资金融机构的管理办法》将境外金融机构向中资银行入股的比例从15％提高到20％，总体入股比例从20％提高到25％。如果出现中资银行的股权比较分散，且大股东的持股比例不高的情况，可能会使外资实现对中资银行的控制权。事实上，我国已经存在个别境外金融机构实现对国内中小银行控股的例子，如美国新桥资本“控盘”深发展，通过股权转让，新桥已实际持有深发展17.89％的股权，从而成为其第一大股东。所以，对银行控制权问题，我们要高度重视，引进境外投资者要警惕控制权旁落，防止金融霸权，维护中国金融体系的稳定。

（五）引资后的消化、吸收及互相融合问题

中资银行竞争力低下正是由于公司治理、风险管理、内部控制、信息系统及产品创新的落后造成的。这些问题导致中资银行不良资产比率、风险集中度和经营成本过高，而产品创新和业务盈利能力较低，最终使其市场竞争力下降。所以对中方而言，引进战略投资者，不能光为了补充自身资本金的不足，更为重要的是要消化、吸收战略投资者带来的先进的管理技术与经验、产品开发能力和风险管理能力等，以改善国内银行的公司治理结构、完善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提高业务和产品创新能力，与国际资本接轨，建立健全市场化运行体制。中资银行与境外战略投资者要实现经营管理理念及文化上的真正融合，真正成为紧密的战略合作伙伴，从而真正提高中资银行的竞争力。

二、对中资银行引进外资的建议

（一）监管部门要加强监管和指引

在巨大利益推动的引资浪潮中，要警惕外资潜在的金融霸权，以防止其威胁我国经济和金融的健康发展。我国的金融业对外开放，必须坚持“以我为中心”，监管当局应强调第一大股东在股份制企业里的特殊地位，如规定境外战略投资者不能成为第一大股东，以确保国内商业银行的控制权掌握在中国人手里，保持我国商业银行的自主性。面对越来越热的银行业引资浪潮，国家应对引进国际战略投资有一个全盘的统筹规划，积极引导，既要积极争取国际战略投资，又要控制在合理范围内。监管当局应该加强对外资入股中资银行的监管，强化、细化对外资参股的金融监管，出台《境外金融机构投资入股中资金融机构的管理办法》相应的实施细则以及其他配套政策法规，关注金融安全，防范金融风险。

（二）中资银行引进外资要稳健进行

在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中资银行要保持健康的心态，既不能患得患失，也不能急于求成，对于引资要戒急戒躁、稳健进行。首先是要选择理想的境外投资者，即最适合银行自身需要和改革目标的合作伙伴；其次在引资谈判中要争取合理的股权转让价格，即最能体现本行潜在价值的适宜价格；还要选择恰当的法律适用和会计准则，争取自己比较熟悉的法律条例和会计准则；引资后要切实把握银行控制权，防止金融霸权；并加强引进境外金融机构的先进经营管理经验和风险管理技术等，切实做到“洋为中用”，切实提高中资银行的竞争力，以更好的与外资银行在世界金融市场上“共舞”。

【参考文献】

[1]吴念鲁．重新考量银行业改革[N]．经济观察报，2005-10-03．

境外投资论文范文第4篇

（一）假设前提（1）FC模型是2×2×2模型，即两区域、两部门、两种生产要素。假设世界上只有两个国家——A国和B国，两国的消费者偏好、生产技术和市场开放度是对称的，但是要素禀赋分为对称和不对称两种情况，而相对应地为对称FC模型和非对称FC模型。相关变量上标“*”代表B国的变量，用上标“w”表示世界水平的变量。（2）两种生产要素是资本K和劳动L，并且假定资本是可以跨区域流动的，而劳动力是不可流动的。资本收益必须在资本所有者原所在地进行消费。设定sL=L/LW，s*L=L*/LW，sK=K/KW，s*K=K*/KW，即sL和s*L表示A国和B国的劳动力禀赋占世界总劳动力禀赋的比例，sK和s*K表示两国资本禀赋占比。另外，由于资本的可流动性，用sN和s*N代表两国生产过程中使用的资本份额。（3）两个部门为工业部门M和农业部门A。其中，假定农业部门是完全竞争市场、规模报酬不变，每生产一单位农业产品只投入aA单位的劳动力；而工业部门是垄断竞争市场、规模报酬递增，使用两种生产要素K和L。企业成本函数写为c=π+aMwx，其中x为产出。另外，假设两个地区的企业个数分别为n和n*，则nW=n+n*。在D-S框架下，每个企业只生产一种产品，每个企业生产一种产品只使用一单位资本投入，因此有sN=n/nW，s*N=n*/nW，nW=KW。（4）假设工业部门国内交易不存在交易成本，但存在跨国界的交易成本，并采用“冰山运输成本”的形式。即如果从A国运输τ（τ³1）单位工业产品到B国，到达B国并进行销售的产品为1单位，τ-1单位的产品在运输过程中“融化”掉了，也就是运输成本。

（二）消费者行为以A国为例，国内消费者的效用函数可以表示为。

（三）生产者行为由前面的假设条件，农业部门不存在交易成本，因此两国农产品的价格是相等的，即aAw=PA=P*A=aAw*，因此两国的工资水平是相等的。两国的劳动力不能流动，那么两国都会生产农产品，即农业产品的生产是非专业化分工形式。

（四）长期均衡根据假设条件，资本是可以自由流动的，但资本收益必须在资本所有者原所在地进行消费，那么资本的流动取决于两个国家的资本收益率。因此，将资本流动方程表示为DsN=(π-π*)sN(1-sN)。当π=π*时，两国资本收益率相等，不存在新的资本流动，达到长期均衡；另外，当sN=0或sN=1时，资本都集聚在一个国家，也不存在资本流动，达到长期均衡。由以上的推导可知，当满足（14）式或者（20）式时，经济达到长期均衡，即没有资本流动。这两个式子说明企业（资本）的空间分布是由支出的空间分布决定的，也是由国家的资本和劳动力要素禀赋决定的。另外，如果两国的要素禀赋是对称的，即sL=1/2，sK=1/2，那么，sE=1/2，sN=1/2，此时企业的空间分布已经形成，并且不会发生变动，没有资本流动，经济达到长期均衡。即使受到外来的冲击，受到要素禀赋的影响也会恢复到这种均衡状态。

（五）资本流动和参数变动基于本文讨论的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问题，笔者将重点讨论非均衡模型，即两国的市场规模、要素禀赋不对称情形。首先，笔者将考察资本流动和企业空间分布、支出分布之间的关系。由前面的分析可知，资本的流动取决于两个国家的资本收益率，设Dπ=π-π*，利用（12）式、（13）式考察Dπ和sN之间的关系。从（22）式可以看出，其偏导数符号的正负取决于sE的大小，当sE<12时，企业的投资收益会随着企业（资本）在本国的集聚而增加，当sE>12时，企业的投资收益会随着企业（资本）在本国的集聚而减少。从经济学意义上说，如果本国市场规模不是很大，企业在本国的集聚可以实现外部规模经济、减少信息成本等使得企业投资收益增加，进而吸引更多的企业进入，这也是Krugman（1991）本地市场效应的体现；相反，如果市场规模很大，太多的企业集中在本国市场，竞争的加剧、资源的争夺会使得企业的投资收益下降，进而使企业向国外转移，即出现市场拥挤效应。同时，式（23）说明，在企业（资本）分布给定的情形下，本国的市场规模越大，企业在两国的资本收益率的差异就越大。

（六）结论（1）上述理论模型中，当东道国市场规模没有非常大时，前期分布于该国的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越多，企业的资本收益就越大，进而吸引更多的外资企业进入。实际上，每个国家的市场规模都是相对有限的，我国在某东道国的先期投资会吸引更多的直接投资流入。（2）当考察非均衡模型的情形，如果假定当前已经发生资本的集聚，即本国使用的资本比例超过1/2，此时本地劳动力要素禀赋越丰裕、资本要素越丰裕、市场规模越大、贸易自由度越大，则分布于本国的企业（资本）比例越大，即越多的企业（或资本）集聚于本国市场。

二、实证模型

（一）假说的提出将上面的A国看作是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东道国，B国看作是我国，通过以上理论模型的结论分析，可以提出以下几个假说。假说1：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分布倾向于市场规模较大的国家。假说2：我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空间分布倾向于劳动力要素禀赋丰裕的国家。假说3：我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空间分布倾向于资本要素禀赋丰裕的国家。假说4：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倾向于分布在双边贸易自由度较大的国家。假说5：对于需求结构差异较大的国家或地区，其丰裕的资本要素禀赋会吸引更多的我国直接投资；而在需求结构类似的国家或地区，其丰裕的劳动力要素禀赋会吸引更多的我国直接投资。

（二）基准模型的设定众所周知，对外直接投资区位理论并没有形成一个系统框架，各个理论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对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分布作出解释。因此，本文在讨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分布的影响因素时，将新经济地理因素作为核心变量，并且纳入一些传统国际直接投资区位因素和影响直接投资区位的双边因素作为控制变量。建立的计量经济模型如下：根据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因素的相关理论分析以及本文第三部分（一）提出的相关假说，新经济地理因素包括市场规模、资本丰裕度、劳动丰裕度、贸易自由度、技术水平①；传统对外直接投资区位理论因素包括自然资源禀赋、基础设施、宏观经济稳定性、商业环境、政治风险；影响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分布的双边因素包括双边汇率、双边投资协定、双边贸易、双边地理距离和双边文化距离。计量经济模型的形式设定为：

（三）计量模型的估计结果和分析本文使用计量软件stata作为分析工具，应用静态面板模型进行估计。首先，Hausman检验结果显示适用于随机效应模型；其次，通过对各个解释变量容忍度和方差膨胀因子的检验，发现变量之间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最后，经查验该模型解释变量间存在序列自相关。表2中的m1表示固定效应模型的估计结果，m2表示随机效应模型的估计结果，m3给出的是纠偏后得到的估计结果。由回归结果可以看出，模型的设定是比较好的，笔者选定的解释变量能够解释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近80%的区位分布变化。在新经济地理因素中，东道国的市场规模和技术水平可以用来解释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分布。其中，市场规模的系数为0.00256，说明东道国的市场规模每扩大一个百分点会使我国在该地投资存量比重上升0.00256个百分点；类似地，东道国的技术水平每扩大一个百分点就可以使我国在该地投资存量比重上升0.00447个百分点。而劳动力要素禀赋、资本要素禀赋和贸易自由度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分布的影响不显著。以上的分析表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从整体上体现出了市场寻求和技术寻求的特征。市场寻求型ODI的出现主要是因为一些国家或地区增加了贸易壁垒作为进口替代的一部分，为了绕过这些贸易壁垒，其他国家或地区便通过对其直接投资的形式进入这些市场，进而市场寻求型ODI也就发展起来了。我国作为制造大国，相当一部分产品在国内市场已经接近饱和，很多企业转向国外市场。然而在贸易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我国出口商品遭遇的技术贸易壁垒、反倾销诉讼等贸易壁垒的情况越来越多，仅靠出口带动增长的空间又很有限。较大的市场规模意味着较大的市场需求，因此，在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时，我国企业会倾向于进入市场规模大的目标市场进行直接投资，规避东道国或地区贸易壁垒的同时，拓展和占领更大规模的海外销售市场。另外，我国的技术水平、技术转化和研发创新等方面的能力与发达国家还有一定的差距。事实上，我国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并且有较强市场竞争力的核心技术不多，这也是我国高新技术类对外直接投资企业数量少、比例低的原因。现阶段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企业更多地是寻求技术而不是输出技术。同时，很多发达国家具有雄厚的科技实力和管理经验，但是一些国家对先进技术保护严格，限制高新技术的出口，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企业通过跨国并购的形式可以绕过这些壁垒而拥有先进技术。因此，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倾向于选择技术水平较高的国家或地区。贸促会《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现状及意向调查报告》数据显示，高达81.7%的企业认为东道国比国内市场规模大。同时，参与调查的企业中有超过一半的企业均认同“在东道国获取创新所需要的技术比国内难度低”的观点。这也从微观角度佐证了估计结果。此外，东道国的劳动力要素、资本要素丰裕度以及贸易自由度并不是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分布的决定因素。以东道国工资水平（劳动力要素价格）的倒数衡量的劳动力要素丰裕度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分布的影响不显著，即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效率寻求特征不明显，这似乎和一般的理论预期不符。同时，一些研究和调查也表明东道国获取资金比国内难度低，贸易开放度的增加可以吸引外来投资，但是估计结果也没有支持这些结论。笔者认为，这和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特点是密切相关的。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越来越多地表现出多元化，包括目标的多元化和区位的多元化等。效率寻求型的对外直接投资企业主要以垂直型为主，多是遵循“雁形模式”将产业链下端或者附加值较低的劳动密集型工作和环节以对外直接投资的方式转移到国外。因此，他们会较多地将具有廉价的原材料和生产要素的国家作为投资对象，具体到我国，会投资于蒙古、赞比亚、尼日利亚等国家，但毕竟我国对这些国家的投资占比不是很大，因此相应地效率寻求特征表现得就不明显。

三、结论和政策建议

（一）结论首先，本文的理论基础起源于新经济地理学。新经济地理理论以及同它具有相同基础的新贸易理论强调了不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新经济地理理论的兴起和发展弥补和丰富了传统国际直接投资区位理论。通过对新经济地理理论的归纳总结和梳理，发现自由资本模型（FCModel）可以用来解释国际直接投资的区位分布问题。因此，笔者对FC模型进行推导，加之自身的理解和对模型参数的进一步分析，得出了有关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分布的五个假说。在理论模型和相关假说的基础上，笔者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分布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检验。通过静态面板模型的估计，发现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分布受到新经济地理因素、传统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因素和影响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分布的双边因素的共同影响。具体而言，东道国的市场规模、技术水平、自然资源禀赋、良好的商业环境、对东道国的出口、较近的地理距离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分布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也表明，总体上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表现出明显的市场寻求、技术寻求、资源寻求和出口拉动的特征。

境外投资论文范文第5篇

论文摘要:为鼓励和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对外投资，我国已制定并陆续出台了包括产业和贸易政策、外汇管理、税收、金融支持及特殊类别专项立法等在内的一系列相关的法律政策。在当前形势下，需要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体系以提高我国企业境外投资的规范性和有效性。

近两年，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下，伴随着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加速以及境外投资成本的降低，我国企业境外投资积极性高涨。然而，境外投资是一种国际战略行为，除了企业不断提高自身对法律制度(包括母国和东道国)的利用水平和法律风险规避能力外，还需要政府给予相对完备的全方位的法律政策支持，以保证投资行为的规范性和有效运行。本文拟分析我国境外投资的相关界定及立法体系现状，并就我国企业境外投资法律制度的完善提出建议。

一、境外投资与境外并购

境外投资与境外并购是两个相关联的概念。境外投资是指我国企业通过新设(独资、合资、合作等)、收购、兼并、参股、注资、股权置换等方式在境外设立企业或取得既有企业所有权、管理权或产品支配权等权益的经济活动。而境外并购系指国内企业及其控股的境外中资企业通过购买境外企业的股权或资产的方式(包括参股、股权置换等)获得该企业的资产或经营控制权的投资行为。

无论是新设还是收购、兼并或其他方式，企业投资的目的都是为了享有收益，使投资取得更大的回报。从现实来看，谁实际控制了企业，成为事实上的决策者，就可以享有各种收益。除了新设方式，要想取得境外企业的控制权，一般需要通过控股权取得，而控股权是由收购股权实现的，因此作为实现企业控制权转移的主要手段的收购与兼并(即境外并购)便成为了眼下多数企业境外投资热衷的模式。

二、我国企业境外投资法律政策支持体系现状

为支持企业境外并购，我国政府已制定并陆续出台了一系列相关的法律政策，鼓励和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对外投资。这些法律法规大致可分为产业和贸易政策、外汇管理、税收、金融支持及特殊类别专项立法等类别。

(一)产业和贸易政策

在产业和贸易政策方面，国家发改委和商务部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法规，从项目立项、前期报告、项目审核到撤销境外投资，为企业的境外并购行为提供了相应的法律依据，主要包括《境外投资项目核准暂行管理办法》、《关于境外投资开办企业核准事项的规定》、《企业境外并购事项前期报告制度》、《境外中资企业(机构)报到登记制度》、《关于规范境外中资企业撤销手续的通知》、《关于调整境外投资核准有关事项的通知》等。

2009年3月，商务部了《境外投资管理办法》，除了保留商务部对少数重大或敏感性(包括1亿美元以上的境外投资、特定国别的对外投资等)的境外投资的核准权限外，大部分权限下放到省级，同时大大简化对外投资的核准程序。6月8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了《关于完善境外投资项目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通知明确了由国家发展改革委核准或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审核后报国务院核准的境外投资项目，包括境外收购项目和境外竞标项目。

(二)政府服务政策

在我国企业实施“走出去”的过程中，商务部等有关部委一直致力于建设和完善境外投资信息平台，开展境外投资综合绩效评价，建立企业境外投资意向信息库，实行国别投资经营障碍报告制度，并成立中国企业境外商务投诉中心，为企业开展境外投资提供权威的信息和相关技术指导。

此外，商务部、外交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分别于2004年7月、2005年10月及2007年1月了《对外投资国别产业导向目录》(一)(二)和(三)，凡符合导向目录并经核准持有对外投资批准证书的企业，优先享受国家在资金、外汇、税收、海关、出入境等方面的优惠政策。

2009年7月，商务部对外经济合作网对外正式161个国家和地区的《对外投资合作国别(地区)指南》。《指南》既介绍了所在国(地区)与投资合作有关的基本信息，包括有关法律法规、官方统计数据和其他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等方面的情况，又指出了我国企业在所在国家(地区)开展业务可能遇到的问题，给企业以必要提示和建议。

(三)金融支持

从金融支持来看，发改委与中国进出口银行在2004年10月下发的《关于对国家鼓励的境外投资重点项目给予信贷支持的通知》中，提出了双方共同建立境外投资信贷支持机制，如果企业由于资金等问题，无法承担对国家利益有重大影响的海外投资任务，政府所提供的“境外投资专项贷款”将发挥巨大的作用。此后，相关部门陆续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对境外投资重点项目融资支持有关问题的通知》、《关于对外经济技术合作专项资金支持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关于金融支持服务业加快发展的若干意见》、《关于服务外包产业发展融资支持工作的指导意见》等文件。

2008年12月，银监会《商业银行并购贷款风险管理指引》特别要求，符合条件的商业银行对资质优良的中国企业在海外市场实施产业重组、升级和整合等操作时，提供必要的金融支持。

(四)外汇管理

早在1989年2月，国家外汇管理局就了经国务院批准的《境外投资外汇管理办法》，又于次年6月了《境外投资外汇管理办法实施细则》，对境外投资的外汇管理方面的事项做出了明确规范。此后，国家外汇管理局相继了《关于简化境外投资外汇资金来源审查有关问题的通知》、《关于进一步深化境外投资外汇管理改革有关问题的通知》、《关于跨国公司外汇资金内部运营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等文件，不断放松外汇管制，简化外汇管理审批流程。

2005年8月，国家外汇局《关于调整境内外汇指定银行为境外投资企业提供融资性对外担保管理方式的通知》，将境内外汇指定银行为中国境外投资企业融资提供对外担保的管理方式由逐笔审批调整为年度余额管理。次年6月，外汇局不再对各分局核定境外投资购汇额度，并且允许境内投资者先行汇出与其境外投资有关的前期费用。

2008年8月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又简化了对境外直接投资外汇管理的行政审批，增设境外主体在境内筹资、境内主体对境外证券投资和衍生产品交易、境内主体对外提供商业贷款等交易项目的管理原则。

2009年7月，国家外汇局《境内机构对外直接投资外汇管理规定》，取代1989年的《境外投资外汇管理办法》，进一步缓解境外投资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以支持境内企业“走出去”。

(五)税收政策

为配合“走出去”战略的实施，我国不断完善税收政策，制定实施境外所得计征所得税暂行办法，初步形成了我国企业境外投资税收管理制度;加快税收协定谈签和执行力度，建立税收情报交换机制，规范相互协商程序，为我国境外投资企业解决税务纠纷，提供了良好的税收服务，较好地维护了企业利益。

(六)特殊类别专项立法

此外，对于一些特殊行业或企业的海外投资，相关部门出台了单项法规予以规范，包括《烟草行业企业境外投资项目管理办法》、《铁路事业单位对外投资管理办法》、《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境外投资管理暂行规定》以及《保险资金境外投资管理暂行办法》。而为规范国有企业的境外投资、保证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国资委等部门制定出台了更具体的法律法规，主要有《境外国有资产产权登记管理暂行办法实施细则》、《境外国有资产管理暂行办法》、《关于加强中央企业重大投资项目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关于进一步规范中央企业投资管理的通知》等。

以上简要列出了我国现有的规范企业境外投资领域的法律法规，可以看出，相关法律政策主要散见于各类部门规章中，数量还比较有限，有一些规定缺乏实际可操作性，随着我国企业境外投资的活动越来越频繁，有进一步完善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三、完善我国企业境外投资法律制度的若干建议

第一，需要将境外投资领域某些带有根本性质的规定上升到法律层面，提高立法层级，制定统一完整的《境外投资促进法》、《境外投资责任法》、《境外投资规划法》(包括产业政策、投资主体、投资地区、投资行业的规划)、《境外投资保险法》等等，改变境外投资法律规定过于分散的现状。

第二，需要进一步明确对外投资管理的职责与分工。强调商务部作为政府主管部门的角色，与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国家外汇管理局、税务总局、银监会、保监会等多个专业监管部门的分工，在相应的法律法规的约束范围内，各自做好自身的工作。在积极促进、大力服务、有效监管的前提下，加强信息交流、沟通与共享，相互配合，减少不必要的环节，尽量减少企业的负担，提高效率，使企业的各类境外投资活动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第三，相关部门需要制定境外投资行业指导，明确国家重点支持的企业境外投资的重点领域，比如境外石油、天然气和重要矿产资源等领域、先进制造业领域、对外基础设施等领域，引导企业的境外投资行为，避免盲目性。

第四，完善税收政策，进一步做好对境外投资企业的税收服务与管理。为提高和保护企业境外投资的积极性，结合新的企业所得税法的实施，制定间接抵免的具体操作办法，以便使境外投资的企业能够尽快地享受税法规定的间接抵免优惠。此外，应充分发挥和其他国家已签订的《避免双重征税协定》，避免和消除双重征税;应通过外交等手段与合同国建立起良好的沟通渠道，形成相应的争端解决机制。除了所得税以外，还要进一步完善企业境外投资运输设备的出口退税政策，针对不同类型的企业充分考虑其对外投资的特点，改进政策支持方式，加大政策支持力度，规范管理程序，促进企业对外投资的顺利开展。

第五，进一步加强境外投资的金融支持并放宽企业海外投资的外汇管制。这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进一步改进和完善境外投资外汇管理，健全境外投资项下跨境资金流入出的统计检测和预警机制;第二，政府适当放松对企业的金融控制，赋予适合条件的并购企业以必要的海外融资权，开拓国际化的融资渠道，并由国家给予必要的担保，允许其通过发行股票和债券、成立基金等方式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直接融资;第三，积极推进投资企业与国内金融机构的股权渗透，组成大型跨国企业;第四，进一步构建适合投资业务的合理开放的融资环境，鼓励投资公司通过信贷、担保等多种形式给予企业境外投资以必要的融资支持;第五，明确重点项目，给出定量标准，在给予重点项目以信贷支持的同时，也照顾到非重点项目的海外拓展。

总之，为了给我国企业从事国际化经营提供更好的法律政策环境，需要尽快建立起企业境外投资的一整套法规体系，可喜的是，我国政府的相关部门已以更积极的姿态加快完善我国企业海外并购的法律体系的步伐，为中国企业“走出去”保驾护航。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相关法律法规的陆续出台，政府对境外投资的力度不断加大，中国企业境外投资之路将会越来越广阔，脚步也会越来越稳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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