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文化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历史上；中国文化；断裂

中图分类号：G0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32-0226-04

中国文化是一个很大的概念。具体来讲，中国文化是由无数个子文化所组成。这里要明确两点：第一，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有一些子文化由于各种原因而消失，但也不断会有新的子文化补充进来，而那些消失的子文化就是一种文化断裂；第二，汉字在中国文化中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中国文化延续几千年的重要因素是有汉字为纽带，以此形成所谓的主流文化――华夏文化。除此之外，其他子文化之间并无大小、主次之分，很难断言某种消失的子文化就一定是无足轻重、没有价值的。

历史学的任务之一就是揭示历史的秘密。为什么需要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去解谜，因为今天我们所能了解的历史不过是露出水面的冰山一角，许多失传的文化和技艺远在现代人的知识之外。人类自从旧石器时代“走出山洞后，发生的巨大改变都是在文化上，而不是生理上。”并且，“不同于饱受删改的文字历史，考古学能够揭露我们已经遗忘或选择遗忘的行为。”（隆纳・莱特）但大多数研究者对文化或事物的起源关注较多（例如普利斯的《事物的起源》等），而对文化和事物的衰落消亡却用力不足，或语焉不详。“读书须先识字”（陈寅恪），文字的重要性对文化来讲怎么说也不为过。但仅从中国历史上已经消失或正在消失的民族文字看，就有巴蜀图语、突厥文、西夏文、■文、■卢文、粟特文、吐火罗文、回鹘文、契丹文、东巴文、满文等等。还有一些学者甚至极力否认中国文化有过断裂，这些人要么是出于无知，要么是为了强调和粉饰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且大一统的光环而采取掩耳盗铃式的虚伪。过去对文化的研究，多从文化的交汇融合和文化的传承延续去探讨，却很少有人从文化断裂的角度去分析，似乎融合传承便值得歌颂赞扬，断裂分割就必须回避甚至否认。岂不知，如同一个硬币的两面，既然有文化的交汇、融合和传承，那么，也必然有文化的断裂和失传，这才符合事物的逻辑性。现在各地都在积极申报或抢救非物质文化遗产，原因何在？说明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正在不断地无声无息地消失、消亡，或“濒临灭绝、几近失传”，不然的话何须抢救，这不正是一种文化断裂。

文化的断裂有横向断裂和纵向断裂。横向断裂，考古发现证明，自远古时期中华文明就是多文明、多文化中心。除了中原文化之外，还有楚文化、百越文化、巴蜀文化、藏羌文化、匈奴文化、东胡文化、突厥文化、西域文化……可谓星光灿烂。历史上民族的大融合同时也是文化的大融合，例如春秋战国时期、魏晋南北朝时期、五代十国时期、宋元时期。而这种融合从民族来讲也可以说是同化，从文化来讲就是汉化（或胡化）。虽然说文化的交流融合是双向的，但毋庸讳言，各个少数民族文化被汉化的过程实际上也就是自身文化消亡、断裂的过程。“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而造极于赵宋之世。”（陈寅恪）但宋代中国，除了中原的汉文化之外，实际上还分别有辽、金、西夏、吐蕃、南诏等割据政权及其文化，但元、明以后，辽、金、西夏、南诏等文化就已销声匿迹。

彩陶文化。4000至7000年前黄河流域有以仰韶文化为代表的彩陶文化，发展到甘青地区的马家窑文化时期，其彩陶纹饰之绚烂让现代人也叹为观止。史前人类费尽心机绘制大量彩陶的目的是什么，现代人已经无法解读。在生产力低下，食不果腹的情况下，很难想象彩陶的制作者是纯粹为艺术而创造出大量的彩陶，合理解释只能是图案繁杂的各种彩绘代表着不同的文化寓意，是后人无法辨识的图语。仓颉造字不是一天就造出来的，甲骨文已经是比较成熟系统的文字，而比仓颉更早的彩陶纹饰及其刻画符号正是象形文字的萌芽。现代的中国文化中依然有牡丹象征富贵，松竹梅菊象征高洁，百合象征圆满和美，葵花象征忠诚等等图语符号。几千年前彩陶上的水波纹、菱形纹、蛙纹等也一定蕴含着不同的寓意。中国的许多考古发掘报告只是机械地按照地层学、类型学去对出土器物进行划分，去分型分式，以《青海柳湾》报告为例，每座墓葬中的随葬陶器仅限于简单的分型分式的描述，研究者是基本上无法利用其发掘材料。以基本的常识来判断，男人墓葬与女人墓葬的彩陶纹饰应有不同，成人与未成人的彩陶纹饰应有不同，地位高低者的彩陶纹饰应有不同，等等。科学严谨的发掘报告，应该是完整地将每座墓葬主人的性别、年龄分析判定出，将每座墓葬所有陶器的纹饰一一标识出。如此，对彩陶图语符号的辨识分析才能有个基本的切入点。几十年过去，专家们对少得可怜的陶器上刻画符号倾注了很多的精力去猜测分析，而大量丰富的彩陶图语却成为死物躺在文物库房里发挥不了任何作用，这是否有些本末倒置呢。

“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庄子・齐物论》）何为六合之外。华夏之外的非我族类应该是六合之外，而春秋时期华夏族的活动范围主要集中在现在的中原一带；《山海经》之类的巫术鬼神异物应该也在六合之外。存而不论，就是不评论，不置可否。因此，即便是“信而好古”的孔子也是“子不语怪，力，乱，神。”被尊为孔圣人，为何却“敬鬼神而远之”，回避不语史前文明、史前文化？因为对孔子而言，有夏商之际和商周之际的文化断裂，夏商历史多为虚无缥缈的神话传说，故孔子也不敢妄言周礼之外以及三代以上。这也是孔子的明智之处，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智也。由于儒家文化在中国二千年的历史中占统治地位，而孔子又极为推崇西周的礼乐制度，故后代通过孔子只知周礼，而对周以前的夏商文化则语焉不详。

殷商文化的典型代表一是甲骨文，二是青铜文化。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是中国文字学的开山之作，但《说文解字》的文字溯源仅至金文，并未涉及甲骨文，原因就在于武王灭商，二百七十多年的殷商都城被废毁，作为殷人文化精髓的甲骨文也随之被掩埋在殷墟之下。虽然西周甲骨也曾经在各地多个地点出土，但数量却远远少于殷商甲骨，毕竟西周的文字遗物是以金文为主。过去有周承商制之说，但这很可能是西周统治者对殷商遗民及其附属的安抚之语，王国维就认为古代中国政治文化变革最剧是在殷周之际。中国考古学的前身为金石学，是以商周青铜器、铭文、以及古代石刻为主要研究对象，并未溯及甲骨文。在中国古代文献中，涉及夏商的资料很少，孔子也感慨“文献不足征也”，以至20世纪初的“疑古派”认为夏商只是神话而非信史。而前，初到北大做教授的胡适在讲授中国哲学史时，也毅然“截断众流”，摒弃上古史中的五帝、夏、商“一半神话，一半正史”的记载，直接从西周行将覆灭的周宣王讲起。这些都源自于夏商周之际的文化大断裂，使得后人无法窥见商代及其更早的历史。从王懿荣对甲骨文的偶然发现，到罗振玉、王国维、董作宾、郭沫若、唐兰等学者的释读考证，商代曾经断裂的历史文化才得以缀合起来，以逐渐清晰的面目展现在世人面前。但夏代的历史文化迄今还没有这种偶然发现的幸运，尽管也有大量的被认为是夏代的文化遗址被不断发掘，甚至更早的8000年前新石器时代的舞阳贾湖遗址也出土了甲骨契刻符号（发掘者认为是世界上迄今最早的文字），但没有被释读的有系统的文字记载以及有限的考古发现，夏代及其更早的中国历史只能是残断不完整的。虽然我们笼统地宣称中华文明有五千年的历史，但被国际学术界比较认可的、有确切纪年的中国历史目前仅能够追溯到公元前1250年前后殷商晚期的武丁时期，这主要还是依赖殷墟甲骨文所提供的证据。

改朝换代及战争往往是造成文化断裂的重要因素。而“历史记录告诉我们，好人不会赢，往好处看，我们是赢得众多残酷胜利者的继承人，从坏处上看，我们则是种族屠杀者的后裔。”（隆纳・莱特）纵观历史，改朝换代的战争往往是没文化的打败有文化的，落后文化打败先进文化。周灭殷商是如此，秦灭六国是如此，元灭金、西夏、宋是如此，满清取代明朝也是如此。这并非是历史的诡异之处，有人早已总结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历史上，文化、软实力这些东西在武力强权面前还是不堪一击。而落后文化通过武力取代先进文化的结果往往带来的就是文化的断裂。

春秋战国时期，秦国在诸国当中文化是最野蛮落后的，其民族构成以戎狄为主。秦人推崇尚武精神，这也是为什么随葬秦始皇的是蔚为壮观的兵马俑，而不是书童俑、侍女俑、文人墨客俑或文房四宝。凭借高度的中央集权以及穷兵黩武使秦能够征服六国，所以焚书坑儒的背后还有秦人轻视文化和文化人的原因。而大规模的焚书坑儒也造成了先秦文化的大断裂。以先秦的诸子百家为例，几乎没有一家产生于秦国，而现在人们所熟悉的儒家、法家、道家、兵家、阴阳家等，不过四、五，其余的墨家、名家、杂家、农家、纵横家等都随着焚书坑儒或灰飞烟灭、或名存实亡。虽然今人对秦文化津津乐道，但这也不过是沿袭成王败寇的惯常逻辑。人们经常说历史是公正的，历史不会忘记，其实这不过是自欺欺人的说辞罢了。历史由胜利者任意书写，期间多有歪曲隐没，这是历史的卑劣，也是历史的无奈。

贵族文化。文化者，文字、文书为其重要标志。早期的文字为统治者专有（如巫师、卜人），甲骨文乃殷王室占卜之用，是秘不示人的，秦汉以后文字书籍才逐渐走向大众，居延汉简中就有普通士兵的家书。但从某种角度讲，读书仍然是有闲人的消遣，文化是有闲阶层的奢侈品，因此文化积淀和传承的主要承担者是文化贵族（或曰文化精英）。大隐隐于市，小隐隐于野。所谓“礼失求诸于野”，至少也是要有相当文化的隐士才行。而贵族文化应该是最纯粹的民族文化。桃花源中的村民，不知有汉，无论魏、晋。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谈何文化。三代培养一个贵族，靠什么培养？不是金玉裘衣的堆砌，而是靠文化熏陶。因此，历史上贵族的消失往往意味着文化的消失和断裂。周灭商，商朝的贵族或如箕子远避朝鲜半岛；或如伯夷、叔齐隐于首阳山中，不食周粟，绝食而亡；更多的则是被周王整族“分封”到各国诸侯，如鲁国有“殷民六族”，卫国有“殷民七族”，晋国有“隗姓九宗”等（《左传》），殷民大族被各诸侯同化，殷商文化也随之断裂消失。秦灭六国，也是将六国巨室贵族迁徙至关中乃至临洮，六国的普通百姓如陈胜吴广之流虽依旧不离故土，但六国的贵族被遣散了，六国文化也随之散失。北魏孝文帝改革是历史上著名的民族文化大融合，也是首先从鲜卑贵族的改姓氏、改语言文字，乃至风俗习惯入手，这是自觉的被同化。

古代的巴蜀文化。春秋战国时期在今天的重庆和成都一带先后建立了巴国和蜀国，秦灭巴、蜀，分别设立了巴郡和蜀郡。而现在，除了巴山蜀水等地名，以及“巴蛇吞象”、“蜀犬吠日”等成语外，也只有三星堆、金沙等遗址任后人凭吊了。巴蜀图语有几十个独立的图形文字，本来有可能发展为独立的文字系统，但随着秦统一文字而遭灭顶，至今还未被破解释读。李白曾经感叹：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其实，对后人来说，岂止是开国何茫然，整个古代的巴国、蜀国、夜郎国、滇国等西南各民族文化都是一部混沌不清的历史。春秋战国时期，西南诸国文化与中原文化是横向的断裂，及至秦汉以后，更加上纵向的断裂。以■人为例，春秋战国时期就有■侯国，延续千年，明代遭中央王朝彻底灭绝。现四川宜宾一带多有■道、■人寨、■人坡、■人坝等地名。至于■人文化具体为何物，只能从残存的■人悬棺去揣度一、二了。

蹴鞠。2006年5月20日，蹴鞠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蹴鞠”一词，最早载于《史记・苏秦列传》，苏秦游说齐宣王时形容临淄：“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竿、鼓瑟、蹋鞠者。”“蹋”即“蹴”，踢的意思。“鞠”，球，即古代的足球。汉代的《西京杂记》、《盐铁论》、《蹴鞠新书》、《刘向别录》等文献中都有关于蹴鞠的记载。蹴鞠在宋代获得了极大的发展。施耐庵的《水浒传》中，写了一个因踢球发迹当了太尉的高俅。小说虽然在人物事迹和性格上做了夸张，但基本上是宋代的事实。成语“一蹴而就”可能也与蹴鞠有关。国际足联也曾经认定中国古代的蹴鞠就是现代足球的发源。可惜这种蹴鞠文化在明清以后出现了大断裂，不知所终，不然现在的中国足球何至于沦落到亚洲三流水平。

岩画。岩画是伴随人类起源最为古老的一种文化，而岩画在中国有着非常广泛的分布，中国可以说是世界上发现并记录岩画最早的国家。但由于文化的断裂，长久以来中国人对岩画的认识极其有限，1982年版的《辞海》对岩画的解释为“刻画在山洞的壁上或山崖上的图画。欧洲旧石器时代后期至铁器时代早期的文化中常有发现，题材多为狩猎图像和野兽、家畜形象。我国的新疆、甘肃、广西、贵州、黑龙江等地也发现类似的岩画，但时代不很清楚，一般都较晚。”20世纪80年代后期，中国的岩画研究才开始走上了迅速发展的道路。以青藏高原岩画为例，最早可追溯到公元前1000年，晚至公元7-9世纪吐蕃王朝时期。学者大多认为岩画属于萨满教文化的范畴，岩画随着萨满教的兴起而出现，但岩画的消失却要早于萨满教的衰亡。所以近代以来各地，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还广泛存在着萨满教，但岩画文化的内涵却已长久不为人们所辨识。

历史上曾经兴盛的一些文化或事物消亡断裂了，使后人难以窥探其本来面目。也有一些文化或事物虽以不同形式残存下来，但其本意却被后人以讹传讹，曲解得面目全非，甚至完全是南辕北辙，东汉的摇钱树即是一例。摇钱树曾较多地出现在四川及其周边的东汉墓葬中，魏晋之后便迅速地销声匿迹。唐代以后摇钱树一词出现在文学作品中，譬如当红的便被老鸨视为摇钱树。直至今天，摇钱树仍然被当作典型的货币崇拜物。但如果是货币崇拜物，按道理应该风靡全国各地且历久不衰，为何摇钱树却仅局限于东汉的四川及周边地区？这是学术界难以回答的问题。事实应当是：东汉时期道教领袖张道陵、张衡、张鲁在四川一带传播道教，借助于一段仙话（道教典籍《云笈七签》中有明确记载，道仙所植钱树上的铜钱随摇随生，用以救助贫困百姓），摇钱树被认作是道教传播者扶贫济困的神树。作为早期道教的重要法器，摇钱树随即被传往早期道教的各个治化。摇钱树的文化内涵一是宣扬修道成仙后的天界美景；二是传达均贫富思想。摇钱树是《太平经》所描绘太平、大正、平均、共乐的太平世道的形象体现。东汉末，张道陵之孙张鲁据汉中，五斗米道大行，（五斗米道，以入教者需交五斗米入义仓，教徒各尽所能，各取所需，故称五斗米道。陕西汉中与四川巴中之间的米仓山也应该以此而得名。）张鲁在治下广设“义舍”、“义仓”，置“义米”、“义肉”，过路者量腹取食，与摇钱树有异曲同工之意并将其实践化。及至曹魏攻取汉中，张鲁北迁洛阳，不久仙逝，早期道教组织及教义等随即散乱衰落，旧法不行，代表早期道教均贫富思想的神树也随之销声匿迹，几百年后取而代之的却是充满铜臭味的摇钱树，与东汉道教摇钱树的精髓完全是南辕北辙。张鲁实行的原始共产主义式的五斗米道曾被所推崇并津津乐道，在时期号召党内领导干部认真细读《后汉书・张鲁传》，吃饭不要钱，及公共食堂大锅饭即由此而来。

巨石文化。由于年代久远普通人对巨石文化可能并不熟悉，但愚公移山的寓言故事在中国应该是家喻户晓，耳熟能详的。人类尚未有文字记载的史前时期，许多史迹是依靠神话传说等口口相传保留下来，期间经过不断的加工润色和编撰删改，不免与原始史实相违，但其中的蛛丝马迹依然能使后人窥见几分真相。愚公移山等神话故事就折射出远古时期巨石文化的身影。在古蜀国“五丁力士，能移山，举万钧，”开山立石的同时；北山愚公亦在太行、王屋山下“率子孙菏担者三夫，叩石垦壤，箕簸运于渤海之尾。”虽然说“子又有子，子又有孙。子子孙孙，无穷匮也，而山不加增，何苦而不平？”（见《列子・汤问》）但一方面寓言毕竟是寓言，世界上不会真有什么愚公会愚蠢到要去移山填海。另一方面，在华北地区乃至渤海湾一带，倒确有许多远古时期的巨石文化遗迹，而西周以后的人们，因不识巨石文化的真面目，才移花接木，编撰出寓言故事来解释他们已经无法理解的先祖留下的巨石文化现象。夏商的势力范围北至山西和华北东北部燕山一带，南至淮河长江流域，东近渤海，西至陕西。在这个范围内多有巨石文化的神话传说或遗迹发现。《史记・太史公自序》：“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集解引张晏曰：“禹巡狩至会稽而崩，因葬焉，上有孔穴，民间云禹入此穴。”此孔穴应为石棚之类。江苏省铜山县丘湾遗址发现商代的社祀遗址，遗址中心竖立着四块未经人工制作的大石，深深插入地中。中间最大的略呈方柱形，高1米，宽、厚约0.23米，南、北、西三面各有一石块以此方形大石为中心矗立，石块周围葬有人骨和狗骨。专家考证此处为商代的社祀遗址，也应属于典型的巨石文化范畴。

从目前的资料来看，巨石文化遗迹在内陆地区以成都附近的古蜀文化和安宁河谷较为集中。成都市有天涯石街、大石路、支矶石街、武担山、石笋街、五块石、五丁担石、地角石、石镜、石马、石犀寺、新繁的“飞来石”等众多的历史地名都与巨石文化有关。直至近代，其中的大部分实物犹存。从成都平原的地形地貌来看，本地为岷江和沱江冲积平原，原本是没有巨型石块的，遗留下来的巨石遗迹无疑都是人工长途搬运而来的，应属于典型的巨石文化。其类型以立石和石棚为主，其作用应该以墓志为主。而成都平原与大石文化有关的古代传说、历史地名和文化遗迹也特别丰富。但魏晋以后的人们对于远古遗留下来的巨石文化已不甚了了，或称为石笋、或称为犀石（石牛），或名为蜀妃阙，或曰五丁石门，等等，并且附会于各种传奇。典型的如五块石，原在成都西南郊青羊宫东南，相传为古蜀国墓志，数十年前其石尚存，据《四川总志・山川》记载，“石有五块，（各）高一丈”。《古今图书集成》卷一四：“五块石。（成都）府城治南万里桥之西有五石相叠，高一丈余，围倍之。”今天在成都市火车北站西侧仍有“五块石”这个地名。另据20世纪80年代地名普查后编辑出版的四川各市县《地名录》来看，在双流、彭州、威远、安岳、乐山、丹棱、万县、宜宾、营山、达县、大竹等十多个县市均有“五块石”地名。此类地名因历史遗迹五块石而得名。为什么在四川及周边的很多地方曾经有这么多的地名叫“五块石”呢？其实，熟悉古代巨石文化的人就很清楚，五块石就是远古巨石文化中的石棚遗迹，只有石棚才至少为三块或五块大石搭建而成，较完整的石棚应该就是用五块巨石搭建而成，在辽宁等地的巨石文化遗迹中不难见到这类石棚遗迹。只是因为年代太过于久远和人类生产、生活的影响等缘故，现在人口稠密的四川盆地已难以见到这种石棚遗迹了。成都市区内有著名的石室中学，相传因汉代的文翁石室而得名，这同样是由古蜀国时期的石棚遗迹演变而来。此外还有石笋，《蜀王本纪》有：“天为蜀王生五丁力士，能迁蜀山。王薨，五丁辄立大石，长三丈，重千钧，号曰石笋，千人不能动，万人不能移。”今成都市三洞桥附件仍有石笋街的地名。

除成都附近大石遗迹较为集中外，在四川其他地区也同样有许多巨石文化的遗迹和传说。例如，据《蜀本纪》、《淮南子》等古籍记载，“禹本汶山广柔县人也。生于石纽，其地名刳儿坪。”故有“禹生于石”的传说广泛流传。在南充市南部县禹迹山上有禹迹石。《蜀中名胜记》等书记载，在内江县下有：“石笋山，治东南七十里，有石笋者三。下圆上锐，耸峙汉表。”南溪县下有：“乞子石，在马湖南崖东，有二石，夹青衣江，树对立，如夫妇。”永川县下有：“县有莲池坝，二巨石崇耸欲合。”綦江县下有：“瀛山，其上有白云观，观前石笋参天。”大竹县下有：“雁平里有七石，参差并立，若碑林然。编户西里有亢谷，石长数丈，高五尺，厥形若鳅。”《太平寰宇记》卷八三：“石新妇，在剑阁上。《蜀记》云：‘昔有人远征，妻送至此，大泣，不忍归，因化为石。’”

是什么原因促使大石墓的建造者在生产力水平还相当低下的情况下，花费这样大的人力物力来建筑这种巨大的墓室呢？其实这是一种大石崇拜现象，这种现象在世界的古代民族中并不少见。西欧、日本都有这类大石崇拜的遗迹。在我国辽东半岛，也有一种相似的大石崇拜遗迹――石棚。四川人的祖先之一―古蜀人，也是大石崇拜者。除了古蜀国的五丁开山之外，更为人们熟知的就是大名鼎鼎的北山愚公了。愚公移山与五丁开山的神话传说，均是典型的远古时期巨石文化的折射和产物。而从禹生于石，身后葬有禹穴和“启生而母化为石”等传说和史迹可以推断出，夏朝应该是我国古代巨石文化的鼎盛时期，直至商代依然有以巨石为社祭的习俗，西周以后巨石文化迅速销声匿迹，及至春秋战国以后，人们对巨石文化已逐渐生疏。

在中国曾经占统治地位达三百余年的满族文化随着满清王朝被也被基本灭绝。民国初，伴随着驱逐鞑虏的口号，各地都曾经有过驱逐满人，甚至大规模屠杀满人的行为。这一段史实现在却无人去考证。想来当初满人入关，曾经有过扬州十日等屠城，以及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的悲惨一页。因此，汉人如何驱杀满人也就无人追究了。曾经在西至新疆，南至广东的广袤国土都有满族人集中聚居的城垣，大多以满城为名，满文也曾在清代成为官方文字。而现在除了各地残存的满城城垣之外，也就是旗袍和满汉全席算是满清文化的残存了。

辛亥革命以来，先有白话运动、，打倒孔家店，全盘西化；1949年以后又全盘学习照搬苏联，思想改造，到了史无前例的“”，彻底革文化的命，其结果是只有革命，没有文化。破四旧，砸烂封资修，儒释道乃至各种民间宗教习俗等所有传统文化都被扫荡一空。浩劫过后，悠久的民间文化、民风民俗基本上被斩草除根。过去在民间广泛祭拜的土地神、山神、河神、海神、树神、社神、城隍、妈祖、祖先崇拜乃至世代传承维持了乡村秩序几千年的文化传统，现在除了人们趋之若鹜的财神之外，其他基本上都杳无踪影，在传统文化方面真正做到了史无前例的大断裂。现在回过头来，只有勉为其难地去抢救发掘劫后残存的文化遗产。而所谓的文化遗产大多只能是存于文化遗产公园中和学者书斋里的文化化石了，至少在汉族地区已经很难见到传统意义的土地庙、城隍庙、山神庙之类的民间文化了。从文化史的角度讲，大量消亡的文化不正是意味着文化断裂吗？过去人们做事总还会有所忌惮、避讳，有族规家法等禁忌；有所谓人在做，天在看；白天不做亏心事，夜晚不怕鬼敲门。现如今不敬天地祖先，也不信鬼神，和尚打伞无法无天，道德信仰沦丧到肆无忌惮，这不正是文化断裂带来的恶果吗？倘若人们还相信万物有灵，相信树神、土地神等，也不至于将森林树木都砍伐殆尽了。现代的中国人最缺乏的是信仰，这正是几千年传统文化断裂后人们痛定思痛的醒悟。

被断裂的中国文化以上仅举数例，无疑是挂一漏万。其他消失的文化如吴越文化、西域文化、东胡文化、匈奴文化、鲜卑文化、草原文化、西夏文化、象雄文化、古格文化等，举不胜举，此处不再一一赘述。

虽然说文化是动态的，如同人的血液一样，需要不断地推陈出新，吐故纳新。但民族文化乃一个民族能够繁衍生息并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根基，而文化底蕴的厚重同样需要长期的积淀传承。从中国文化的断裂看人类文化发展史，恰如熊瞎子掰苞谷一样，走一路丢一路。谁也无法说清楚，被遗弃断裂的文化中哪些是可有可无的鸡肋，哪些又是弥足珍贵而却无法挽回的瑰宝。阴错阳差，时运使然。时至今日，西方的消费文化更是席卷全球，迅速地吞噬着世界各民族延续千年的传统文化，是福是祸，已渐露端倪。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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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文化论文范文第2篇

湘西地区具有十分悠久的革命历史文化传统，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曾经留下辉煌灿烂的一页。如：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红二、六军团曾在该地区建立了著名的湘鄂西革命根据地、黔东革命根据地和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抗日战争时期，湘西地区的怀化以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重要的战略地位，成为当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湘西会战作为抗日战争的最后一战，标志着中华民族获取了彻底的胜利；还有著名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党的早期领导人，如贺龙、任弼时、关向应、萧克、王震、周逸群等都曾在该地区战斗和生活过。因此，该地区与《纲要》课相关的地方历史文化资源十分丰富，本文主要结合湘西地区历史文化资源，就湘西地区历史文化资源在《纲要》教学中的应用与实践问题作个探讨。

一、地方历史文化资源应用于《纲要》课程教学的价值

地方历史文化资源形式多种多样，如历史遗迹、遗址、文献、档案及影像史料等，这些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运用到高等院校《纲要》课教学中是十分必要的。目前，吉首大学部分教师已经将地方历史文化资源应用到《纲要》课程教学中，并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

首先，有助于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把地方历史文化资源应用于《纲要》课程教学，可以激发大学生学习《纲要》课的兴趣。《纲要》教材是以全国为地域范围、近现代历史为时间界限的，是对近现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高度概括。由于该课程的主要内容学生在中学已有接触，并且因其所讲的历史事件距今较远，学生难免感到枯燥，提不起学习兴趣，使教学难以达到理想的效果。但是，如果教师在讲授课本时，能联系当地历史文化资源，不时地穿插讲述当地史实，就能增强《纲要》课教学的现实感，使学生倍感亲切，能有效地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活跃课堂气氛。另外这样也容易引导学生把对地方历史文化的积极情感和兴趣转移到对整个《纲要》教学内容的学习和理解上，变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

其次，有助于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感。

《纲要》课作为高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之一，肩负着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教育的重任，而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精神，是《纲要》课教学的主要目标。《纲要》课进行爱国主义教育通常是通过具体生动的史实来实现的， 而如果这些史实与学生距离越近、联系越紧，教学效果越明显，对此，地方历史文化资源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因为热爱祖国是从深入热爱自己的家乡开始的。无论学生家就是湘西地区的，还是从外地来到这里读书的，大学四年，必将与这片土地同呼吸共成长，高校所在地常常就是学生的第二故乡。地方历史文化使学生穿越了时空的局限，走进一个真实的历史情境，进而大大拉近学生与这门课程间的距离，使学生具有更直接、真实、具体的感受，这种亲历式的教育远比空洞的理论说教效果显著。通过地方历史文化的教学，培养学生树立建设家乡、 建设祖国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从而更好地彰显《纲要》课爱国主义教育功能。

然后，有助于培养学生的主体意识。

地方历史文化资源具有具体性、直观性以及地域上的亲近感等优势，将它融入《纲要》课程的教学有助于改变传统课堂教学中教师满堂灌、缺少师生互动的弊端，可以激活教学主体――学生的潜能，让学生发挥积极性、主动性，养成主动探究的学习意识。同时，利用地方历史文化资源设计多样化的教学方式（譬如教师拟定一些与地方历史文化资源相关的《纲要》课的选题，让学生自己进行研究性学习，写课程论文等）以及组织学生进行具体的社会实践活动（如：参观桑植贺龙故居、纪念馆，参观怀化芷江日军受降旧址等），这样既能拓展学生学习和探究历史问题的空间，也有利于学生养成理论联系实际的习惯，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进而提高学生的综合能力。

二、地方历史文化资源在《纲要》课程教学中的应用

《纲要》课程教材时间跨度为 170 多年，内容多、课时少。如何使地方历史文化资源应用于“纲要”课的教学，笔者认为可采用下面几种方法：

（一）在课堂教学中结合教材内容穿插补充地方历史文化资源

以湘西地区为例，在课堂教学中可以穿插相关的地方人物、事件介绍、历史图片、历史影视资料等。如在讲授“纲要”第一章“反对外国侵略的斗争”时，插入湘西地区凤凰籍总兵级人物郑国鸿的图片，介绍郑国鸿是鸦片战争中被英国攻占的第一块领土劫后余生的守土军官，是鸦片战争全过程中规模最大、战斗最为激烈的定海保卫战的捐躯者，是被整个中华民族公认的反抗西方列强侵略的近代第一批民族英雄；又如在讲授第二章第三节“维新运动”中添加介绍湘西地区熊希龄的事迹（主张维新立宪，辛亥革命后曾经当选为民国第一任民选总理）；再如，讲授第五章“中国革命的新道路”时插入介绍湘西的风云人物贺龙以及讲述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情况；讲授第六章“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时插入讲述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中的最后一次会战――“湘西会战”等等。这样，在课堂上适当补充和分析这些地方史料，不仅可以丰富教材的内容，也能使课程更具有趣味性与地方性。

（二）通过专题式教学让学生系统了解地方历史文化资源

根据教学内容的需要，教师把与之相关的地方历史文化资源进行有机整合，形成不同的专题，系统地向学生讲授。譬如，对湘西地区现有的历史文化资源，适合在《纲要》课中作为专题讲授的内容有：第一，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发展以及意义（如：教师可将红二、六军团在湘西地区建立著名的湘鄂西革命根据地、黔东革命根据地和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史实通过专题式教学让学生了解，学生们对发生在身边的历史会倍感兴趣；） ；第二，抗日战争中的“湘西会战”（湘西会战也称雪峰山战役，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中的最后一次会战。侵华日军此战目的是争夺芷江空军基地，故又称“芷江作战”。战争起于1945年4月9日，止于6月7日。双方参战总兵力28万余人，战线长达200余公里。战役以日本军队战败而结束。）第三，对湘西著名的人物贺龙进行专题讲授等。通过专题式教学，能够让学生系统地了解本地人民为革命和建设所做出的努力，有利于激发学生热爱家乡、报效祖国的爱国热情。当然，这种专题教学方式难度较大，要求授课教师具有较强的科研能力。

（三）应用地方历史文化资源展开课外实践教学活动

将地方历史文化资源应用到课外实践教学活动也是一种较好的教学方式。根据教学内容选择适当的遗址、博物馆、纪念馆等场所组织学生实地参观考察，学生们通过讲解员的讲解，历史图片、模型等的情景再现，接触第一手的历史文物、遗址，亲身感受历史。（譬如在湘西地区，教师可组织学生参观桑植刘家坪长征出发地、贺龙纪念馆、贺龙故居、怀化芷江日军受降地等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此外，还可以组织学生开展社会历史调查（譬如访问老红军等）实践活动。虽然《纲要》课教学内容涉及到的时间比较久远，但是，事件发生和人物活动的地点就在当地，参观其遗迹、遗物，调查采访相关的人物， 通过这种亲身体验式的课外实践，能使学生形成心理上的亲近感，容易产生学习兴趣，对某些历史事件和人物的认识就会更加深刻，这样就能达到很好的教育效果。 同时，在客观上可以提高他们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四）应用地方历史文化资源展开网络平台的教学活动

中国历史文化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中国历史文化；英语教学；必要性

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全球一体化的进程，英语毋庸置疑已成为了全世界的通用语言。尤其是在我国，在众多的外国语学习中，英语学习占据了强势地位。我国的高校英语教学大纲明确指出其教育目标：培养具有跨文化交际能力的综合素质人才。这要求大学生们不仅要了解英语文化知识，更要掌握我国的历史文化，承担起传播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重任。

一、我国高校英语教学中中国历史文化传播的现状

要想掌握一门语言，必须了解其文化。然而我国高校英语教学的现状是大量的英语教材偏重于西方历史文化、宗教知识、和生活习俗的介绍，尤其是高校英语专业的课程设置方面，更开设了诸如英美文学、英语国家概况等课程。英语语言文化的输入已经得到了相当地重视，反而是我国的母语文化的传播始终处于被忽视的状态。我国虽然拥有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然而介绍这方面的英语读物却寥寥无几，至于相关的英语教学资源更是几近于无。虽然我国的高校英语专业会开设一些涉及到中西方文化对比，和中国文化的英语表达这样的相关课程，但还远远不够。总体来讲，英语文化的输入和汉语文化的英语输出严重失衡。在这样的教学环境下，我国的英语学习者们无法准确地用英语表达中国的历史文化，更无法将其介绍并传播到世界，从而谈不上有效地进行跨文化交际。

2010年7月29日，《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正式全文。在这个纲领性文件对高等教育的要求中，提到“积极推进文化传播，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发展先进文化”，明确指出文化传播的重要性。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强调：“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因此，高校英语教学必须重视中国历史文化教育，扭转英语教学中的文化失衡现象，切实培养出具有跨文化交际能力的人才。

二、中国历史文化教育在高校英语教学中的必要性

1.有利于中国语言文化的传播和发展

中国当代大学生必须要了解祖国的历史文化。它不但是中华民族生存的力量，更是中华民族的灵魂和精神支柱。大学生是国家发展的生力军，因此大学生必须要学好汉语，掌握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尤其是面对英语处于世界语言霸权地位的现实。英语利用信息和文化影响了世界语言，中国的语言文化已经受到了严重地冲击。因此，必须要在中国的大学生中大力提倡“净化汉语，捍卫中国文化”，使其重新树立起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以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为本，客观地对待和吸收西方文化，抵制不良文化的冲击。将西方文化中的先进思想和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相结合，积极促进我国原有文化的健康发展，并将其向世界推广。

2.有利于培养大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

跨文化交际能力是大学生们必须掌握的能力之一。它是指本族语者与非本族语者之间的交际，　也指任何在语言和文化背景方面有差异的人们之间的交际。它是不同文化间的平等、双向、互动的交流过程。显然，跨文化交际的前提条件是既要了解它国的语言文化，更要了解本国的历史文化，后者才是培养跨文化交际能力的重要基础，为跨文化交际提供了内容和保证。如果大学生们连本国的历史文化都没有掌握，或只知皮毛，他们就不可能在平等的基础上，用英语向其他国家介绍中国文化，传播中国文化，从而达到有效的跨文化交际。因此，要培养大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首先就要使其掌握中国的历史文化。

3.有利于英语学习

奥苏伯尔（D．P．Ausubel）的认知结构迁移理论认为，母语文化不仅对英语语言的学习有负迁移，即干扰阻碍作用；而且还有正迁移，即积极促进作用。因此，在高校英语教学中，我们应该利用对中国历史文化知识的传播，找出汉语和英语中共性的内容，并比较两种语言中的相同点或相异点，进一步促进英语学习。此外，经过多年的母语浸淫，大学生已具备了相当的汉语运用能力，并形成了一定的语言思维定势。他们不可能完全脱离母语文化去学习英语。正如德国英语教学法教授　Butzkamm说过的：“母语不是一件外衣，学习者在踏进外语教室之前可以将其脱下，弃之门外。”所以，大学生在学习英语的过程中，既要承认母语干扰英语学习的一面，也要积极地利用母语帮助我们学好外语。

三、结论

总之，在高校英语教学中加强中国历史文化知识的传播是非常有必要的。它是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需要，是培养中国大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需要，更是学好英语知识的需要。大学生们应该将中国的历史文化知识和英语学习很好的联系起来，用对比的方法，充分发挥汉语知识对英语学习的积极作用。

参考文献：

[1]　Ausubel，D．P．Educational　Psychology：A　Cognitive　View[M].New　York：Holt，Rinehart　and　Winston，　1968．

[2]从丛.中国文化失语：我国英语教学的缺陷[N].光明日报，2000-10-19．

[3]郭铭华.论母语在外语教学中的作用[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2，　2．

[4]贾玉新：跨文化交际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

[5]陆魁秋.主体文化与交际能力[J].外语与外语教学，1999，（5）．

[6]束定芳，庄智象．现代外语教学——理论、实践与方法[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6．

[7]中央政府门户网站：http：//，2010年07月29日.

中国历史文化论文范文第4篇

对休闲的认识，中国学者们对其有独特的理解，今天被我们理解为“休息”的“休”字从词源学上看是指“人倚木而休”的意思，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而“闲”字，则有娴静方面的意思，通常被理解为思想的纯洁与安宁。休闲就是过一种符合儒、道、佛三家共同认可的“中道”原则的生活,它本质上是一种人生哲学的概念，因此休闲与哲学密不可分，谈休闲就是谈人生哲学。中国人的休闲强调的是人与自然的融合，体现为一种自足的宇宙空间。中国人有自己独特的宇宙观照方式，他不会像西方人那样只站在一个固点企图穷极宇宙之尽处，而是仰观俯察作左右流动之观照。中国人认为，自然界包括一切，只有当人意识到自身与大自然的骨肉之亲，再重回到大自然之中时，才真正观照到人的本质力量，实现自己的价值，从而才有真正意义的休闲。但是，在中国古代，很多隐士们由于无法实现自我，没有表达的自由，往往选择那种带有逃避性的以“清静超然”为核心的休闲观，他们远离社会，回归大自然，在大自然中寻找属于自己的那片领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休闲不仅仅是一种精神世界和逍遥境界，而它更多的意味着为获取自由作出的对社会有推进作用的创造。它不是老子的“小国寡民”式的知足，或者陶渊明的“世外桃源”式的自封，而是一种更强的进取行为。要想达到休闲的真正目的，就只有回顾往昔和面对自然，这样人类的心智才能结出温馨之花。从本质上说，休闲即为一种人生哲学的概念，它是过一种符合“中道”原则的生活。这种“中道“原则是中国古代儒道佛三家都共同认可的关于道德的基本义，其追求的是一种个体生命与社会整体的协调发展。谈休闲,就是谈人生哲学，在中国，对休闲的理解，无论是儒家、道家还是释家,都有一个传统,即休闲既是一种生活方式,同时是一种人生境界。具体来说,作为一种哲学理念,休闲具有如下几个方面的特征:

其一，超越性。生活在一个当下的世界里的我们往往会对部分现状产生不满，在这种情绪的促使下，往往会有更高的追求。当下的世界是指我们的行为、思考、兴趣等，由于休闲具有超越性，也就是说对当下世界的超越，它要求我们在确立人生的目标时不要只看到眼前的事物，要勇于创新，勇于追求，超越固有的显示，达到更高的水平。只有当一个人的生活内容愈具有精神性时，他才愈具有超越现实生活的能力。

其二，主体性。休闲强调追求人的内心世界的充实，而并不是从外部世界获得的一种满足。在人的日常行为中，无不体现出这种主体性，这些都充分显示休闲活动不是人们受外界环境的支配，而是被人们自身的内在意愿所控制的。有无主体性，正是人区别于动物之所在。在生活目标的设定上，以及人的行为方式的选择上，休闲哲学强调的正是这种主体性。

其三，日常性。因为休闲哲学将种种的人生理想、追求，以及价值体现于日常生活世界，所以它不同于一般的人生哲学。休闲哲学是透过人的具体生活的一门学问，而不是空谈哲理，它往往是通过一些行为模式、生活内容来展示人格理想、生活价值。它追求的是合一性，无论是知还是行，理想还是现实。它的价值目标是立足于当下，超越现实。

其四，体验性。休闲哲学强调人生是一种体验。正是由生命的内在体验才决定了我们的生活质量。正是由于体验的丰富性，我们才能超越平庸无奇的日常生活表面，挖掘生活的内涵。正是人的这种独特的感受性与体验性的结合，才有了更多有意义的发现和感悟。我们的日常生活世界可以是丰富多彩的，但这种丰富多彩性未必就是休闲。只有通过自己的亲身体会，才能感知哪种休闲方式更加适合自己。

二、中国现代的休闲观

进入现代社会，尽管中国人感受并经历着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方面带来的翻天覆地的变革，但是传统的休闲观念仍然根深蒂固，不管其中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它都以各种方式演变和生存着。与以往的休闲活动的目的相比，现代社会中人们参与休闲运动是为了获得情感、生理、生活等效益。人们为了实现自我价值，提高生活品质，往往会通过对休闲活动的选择，最终实现休闲在人生活中的真正作用。现代都市人之所以忙忙碌碌，无非是为了寻找财富，寻找快乐，寻找幸福，但很多人却忽视了幸福来源于内心，只有当自己内心情感得到满足，才会自然而然的在生活中感到快乐和知足。现代社会，人类的生存尽管在物质上可以得到保证，但因环境污染、工作快节奏对身心的损害及不良生活方式带来的影响，却又在威胁着人类的生存环境。为了改变这种状况，现代都市人极力主张开展“回归自然”的运动。因此，现代人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工作时间缩短，余暇时间的活动内容更加丰富多彩，有效地调节人的生理状态和心理状态，是人类回归大自然，适应大自然，促进自我健康与长寿的最好手段，可以说余暇时间的休闲娱乐，是人类生活的重要内容，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基本途径。为了使人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脱出来，获得更多的余暇时间，我国政府也实行了每周五天工作制以及元旦、五一、国庆节等假日制度，普遍开展各种社区娱乐活动，组织各种单位娱乐活动的竞技比赛。随着人们对假日休闲的重视，家庭舞会、家庭茶座等以家庭为核心的娱乐形式渐渐普及。而对于年轻人，在节假日或周末，有的人痴迷于减肥塑身、锻炼肌肉的有氧健身项目,有的人则流连于各种游乐场大玩、冒险游戏等等。这些都极大的丰富着我们的空闲生活。但是，现在人们的生活尽管已经达到了吃饱穿暖玩好的境界，可国内多数学者发现，现在的中国的休闲方式还存一些问题，有待人们的进一步改进：

其一、中国农民闲暇生活存在的困境。农民闲暇时间增多，闲暇观念的转变以及闲暇消费能力的提高，越来越多农民开始追求更加丰富更加多样化的生活方式，特别是精力旺盛、有一定文化知识的年轻一代农民，他们向往丰富多彩的娱乐性活动以填补空闲的无聊。然而目前在中国广大农村地区，农民休闲还极端滞后。农村公共休闲设施匮乏、闲暇活动单一，无法满足不同性别、不同年龄、不同文化程度的各类农民群体对闲暇的需求，传统闲聊、打牌仍然是农村居民休闲活动的主流，多样化的适合不同农民群体的闲暇生活模式严重缺乏。

中国历史文化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 历史研究 中国文化 中国哲学 整体观

一、引言

《中国历史研究法》全书结构清晰，条理分明，语言生动。全书分为八讲，最先是讲如何研究通史，一开篇就回答了为什么要研究中国史这个问题，最后讲如何研究文化史。其实文化史必然是一部通史，而一部通史则最好应以文化为主要内容。其间更分政治、社会、经济、学术、人物与地理之六分题，每一分题，各有主要内容，以文化为共通对象与共通骨干。在每个章节内，都基本上遵循“提出问题――解释问题――阐明观点――中西对比立论观点――阐释方法和呼应论点”这样的思路深入浅出，娓娓道来，让读者醍醐灌顶。此书有助于帮助读者提高对中国历史的认识，理解整体史观的重要性，从而促使更多人思考中国历史研究中整体观的由来和根源。

二、中国历史研究中整体观根源

（一）中国古代哲学注重整体观。

钱穆先生提出“中国人当知道些中国史”，因为历史讲了人的本源和来历，知道中国史，才算是中国人，才算明白中国人的特异性、真实性和优良性。由此可见，学史的目的是了解人和人性。因此，了解古代史和现代社会并不矛盾，历史的借鉴指导意义始终存在。

中国古代哲人强调“天人合一”的整体观，不把人和世界对立起来。中国古代哲学起源于巫史，在经历了“绝地天通”、“武王克商”等历史事件之后，天命神学信仰体系开始动摇，最终崩溃。中国哲学萌芽有几个代表性事件，叔兴论“吉凶”，史伯论“和同”，伯阳父论“地震”及史墨论“陪贰”等，这些史官、大夫们摈弃旧式巫史的神秘论，开始理性地阐释自然和社会现象。此后，占天卜地和宗教神学等方式渐渐被抛弃，这些新式哲人慢慢打破了由巫史垄断的神坛和政坛，促使中国文化从宗教母体中分离，诞生了一种新的文化样式――中国哲学思想。由于宗教天命观念坍塌之后迫切需要一种较为全面和圆满的解释系统来支撑彷徨的内心世界，因此就不难理解中国哲人提出的“推天道以明人事”，“推天道”的目的是要为“人事”给出说明，其核心在于人事。中国哲学带有鲜明的入世特征，这铸就了中华民族的性格，塑造了中国哲人饱含忧患的意识，以至于“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世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成为中国文人的自觉使命。“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成为中国文人的学术理想。“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仰观象于天，俯察理于地，观鸟兽之父与地之宜”等观念深入人心。由此可见，中国人以整体观看待世界，把人和天看做一体，并把万物看做阴阳交合。中国哲人怎样看待世界，就会怎样对待人与自然，也就会怎样看待历史。

（二）中国历代朝代结构呈现整体观。

我国历史悠久，朝代更迭频繁。各朝创建者考虑的头等大事就是确立国号，即朝代名称。通常，名称来由有五种：部族、部落联盟的名称；创建者原有爵位或卦号；宗族关系；创建者政权统治区域或吉祥的寓意。俗语云：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中国人觉得朝代变了只是皇帝换了，国没有变。这种整体观鲜明地体现在大家耳熟能详的年代歌里：“三皇五帝始，尧舜禹相传；夏商与西周，东周分两段；春秋和战国，一统秦两汉；三分魏蜀吴，二晋前后沿；南北朝并立，隋唐五代传；宋元明清后，皇朝至此完。”钱穆先生提出：“中国史和西洋史有何不同。西洋史是可分割的可以把历史上每一时期划断。而中国史则是先后相承不可分割的，五千年一贯下来，永远是一部中国史，通体是一部中国史。”“西洋历史如一本剧，中国历史像一首诗。诗之衔接，一句句地连续下去，中间并非没有变，但一首诗总是浑涵一气，和戏剧有不同。”

由此可见，中国历史和西方历史有本质区别，中国史一脉相承，历史和文化都没有断裂，改朝换代仅仅只是改变了国号，变换了统治者，主体是没有改变的，所以中国史是先后相承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

（三）中国传统文化强调整体观，中国历代文人践行整体观。

中华传统文化的显著特征是强调整体、统一、和谐，从先秦的“天人合一”论到宋明时期的“万物一体”论，都是这一特征的集中体现。

这种观念浸透在中国文人的骨子里，体现在诸子百家的作品当中。庄子说：“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周易》有云：“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妇夫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仪有所错。”《中庸》说：“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中国哲学体系把天看做万物的本源和主宰，天地、万物和人是一个齐同的统一体。不论是儒家的“天”还是道家的“道”，都强调整个自然界、整个社会的统一，也就是天地、万物和人的统一和完整。

由此可见，中国文化整体观以儒学为主，诸子百家为辅，兼容佛教与道教精华于一体。由此形成的中华传统文化不强调某一家或某个代表人物，因为只强调某一家或某个人而不谈整体观，都是片面的，都不能反映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也不符合中国人看待世界的视角。再有，中国传统文人一直践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价值观，强调个人、家庭、国家和天下的统一，要想国泰民安，必须把自己的智慧及所学用于个人修养、家庭管理和国家治理，这种把自己融入天下，又把天下融入自己的胸怀一直被中国文人践行至今，成为中国文人及知识分子的一个显著特征。

三、结语

其一，以整体观方法论与形象整体思维为基础的中国哲学方法，是中华文明薪火相传的指导方法。中华文明历经磨难却得以绵延数千年而不断，与它的指导是分不开的。其二，中国历史的沿革和发展与西方历史不同，我们的历史是整体无断层的发展，朝代的变化只是国号的变化，其主体一脉相承，这是理解中国历史要首先明确的前提条件。其三，中国历史是整体，是因为中国文化是整体，任何只强调某一家的学说都不全面，中国传统哲学培养出了中国传统文人，中国传统文人继承和发展了中国文化。“修齐治平”的价值观促使他们把自己的抱负和理想融入社会，又把天道、人民和自然融入自身，以天人合一的整体观来看待个人和历史。

最后，中国历史研究的整体观给了我们一些现实意义的启示。中国学术传统讲究融会贯通，不鼓励分裂地看待问题，不论是言论还是观点，都需要有纵览全局的整体观。而且要认识到文化体现在历史事件和人身上，可以说文化即人生，研究人和历史离不开研究文化。再有，在历史研究中，我们不但要注意分辨细节和异同，还要从大处着眼，以小见大，综合整体地考量问题。

参考文献：

[1]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M].北京：三联书店，2001.

[2]葛兆光.古代中国文化讲义[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

[3]孙通海.庄子[M].北京：中华书局，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