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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经济学论文

农业经济学论文

农业经济学论文范文第1篇

一、当前我国农业经济发展的新特点

当前,我国农业经济发展形势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改革开放结束了计划经济对农业生产的束缚,而目前国家又把农业当做立国之根本加以扶持,使农村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目前工农产业结构已由量变阶段逐步过渡到质变阶段,已逐步由农业支持工业转向工业反哺农业。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我国工业化进程已经走出很远,而农村生产力发展依然很滞后,城乡收入差距依旧很大,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目前我国已具备城市带动农村发展的条件,所以现阶段要改变生产要素的流动方式,把资源尽可能集中到农村去,提高农民生活水平,促进社会和谐和公平正义。

当前首要任务是实现农村和农业的现代化,实现农业现代化生产,可以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打下坚实基础,提高农村整体竞争水平,增加农村人口收入。目前我国农业已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机械化生产,但信息化水平不高,仍旧以家庭生产为主,规模化生产和经营水平有限,农村劳动力不能彻底的解放出来,农民生活水平仍然低下,部分地区农民仍旧生活在贫困线以下。面对当前的实际情况,我们应当认识到实现农业现代化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重要组成部分,问题根本在农村,重点难点在农民。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是发展其它一切事业的立足点。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有机构成部分。因此,当前我国必须集中精力解决好农村问题,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进程,加快构建社会主义新农村,使农村面貌从根本上得到改观。

二、农业经济管理学科研究在转型期的新变化

随着工农产业结构的质性变动,我国农业经济管理学科发展产生了一系列新变化。农业经济管理学科研究今后将侧重农业产业链的延伸发展。随着工业反哺农业的深入铺开,传统的农业产业结构研究将被打破,今后将更加注重农业经济的整体性研究。而农产品包装推广、农村物流的创建发展,绿色食品的培养个种植等都将成为学科关注的主要方面。城乡二元结构在城乡一体化进程的有力冲击下已逐步瓦解和破除,农业经济学科的发展必须充分重视这一变化,跟上发展的潮流,更好的为农业和农村发展服务。面对当前城乡一体化的形势,城乡生产要素的广泛流通无疑将成为学科研究的一个主要方向。

此外农业经济管理学科发展还将受到农村现代化战略性驱动的影响。农业现代化要以做好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为前提,要注重农村的可持续发展,而这种可持续发展的循环发展理念将直接导致农业经济管理学科对农业发展方式研究的根本方向上的变革。而研究方向的改变又会反过来进一步倒逼农业经济管理思维方式的变革和颠覆。此外,由于我国农业现代化进程依旧远远滞后于欧美等发达国家,农业经济的国际竞争力依旧不强,与世界先进水平存在着巨大的差距,所以如何应对全球化带来的风险和机遇也将成为以后我国农业经济管理学科的研究侧重点。

我国农业经济管理学科长期受传统教育影响,侧重于理论研究,实践性不强。农业科研工作者受传统思想束缚,不愿下基层、下农田,研究成果不能很快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服务于农村和农业。随着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的深入发展,转轨以后的经济市场要求理论研究者要有丰富的实践经历和知识,为适应这一新变化,高校应侧重于农学的实践类教学,多开展调研实践活动,为我国农学研究培养一批高素质的储备人才。

此外我国农学研究也日趋多样化和综合化,学科之间相互交叉,计算机技术、数理知识、管理知识等日渐融合进农学研究。在此背景下,高校应着力拓展在读学生的知识面,大力培养掌握扎实专业知识,拥有渊博知识面,动手实践能力较强,综合素质较高的综合性、复合型人才。

三、新形势下,关于农业经济管理学科发展的思考

我国农业经济进入转型期以来,发展势头良好,取得了巨大的成绩。我国仅用占世界7%的耕地养活了占世界22%的人口,为世界粮食安全与繁荣稳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另一方面,我们又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国的农业发展水平还很有限。必须提高我国的农学研究水平,大力培养高产优质的杂交粮食作物,加大生态农业、循环农业扶持力度。另一方面面对进口农作物,应持有相对慎重的态度,对转基因作物的种植,应本着对全体国民负责,对子孙后代负责的态度,进行反复的论证研究决定。

新形势下,我们应当看到农业经济管理学科发展的巨大机遇,在国家加大对“三农”扶持力度的背景下,利用政策优势,整合起农业经济管理学科的强大人才队伍,拓展研究方向,发展生态农业,促进农业信息化水平等方面取得长足的进展,在全球农业市场竞争中抢占战略制高点。

四、结语

农业经济学论文范文第2篇

一、新时期农业经济管理发展现状分析

第一,缺乏科学完善的经济管理体制。就目前的情况而言,我国农业经济管理体制正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过程中,然而在这个阶段,我国的农业经济管理与基本经济体制之间尚没有协调发展。第二,农业经济管理不受重视。很多经济管理人员对农业经济管理的了解不够,没有认识到农业经济管理的重要性,于是在工作中对农业经济管理比较轻视,日常工作中没有做到与时俱进,没有深入学习党和国家颁布的与农业经济管理发展有关的文件、政策。同时,很多经济管理人员割裂了农业管理与农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导致农业经济管理工作脱离实际。第三,农业经济管理人员的工作能力与素质较低。农业经济管理是一门艺术,需要管理人员具备良好的工作能力与职业素养。而在现实情况中,很多的农业经济管理人员知识结构单一,于是在管理方面的执行力较弱。作为农业经济管理的主要参与者,工作人员的综合能力与素养不高无疑会给管理工作带来很多的难题。第四,经济管理信息化不足。在当今新时期,信息化是社会发展的主流趋势,并且已经逐步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信息化不仅提高了工作效率,而且还降低了工作量。如果将信息化技术应用到农业经济管理当中,则农业生产与农产品销售等均能够获益,大量的即时信息能够达到用户手中,发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推进农业现代化的重要作用。

二、新时期农业经济管理的措施

1、实现农业经济管理模式的转变:随着时代的进步与发展,应当改变传统落后的农业经济发展模式,在农业经济活动之中融入经济管理。2、应用现代化的管理方式: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农业经济管理之中应用现代化的管理势在必行,这就要求在进行农业经济管理的过程之中,应用现代科技手段,推动农业经济科学管理的实现,促使农业经济管理人员提高对经济管理的认识,增强农业经济管理的素质,紧跟时展的步伐,与时俱进,开拓进取,在工作岗位中,不断地学习最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将现代化技术应用在农业经济生产与管理中,开拓一条现代化产业化可持续发展的农业发展之路。3、提升农业经济管理人员的素质:在农业经济发展的过程之中,农民占据重要的主体地位,加强对农民的培训,使其掌握更多的现代化技术,推动与促进基于新农村建设的背景下,科学的农业经济管理的实现。全球化经济发展形势下,我国加强与世界各国的联系,农业经济在发展过程中,同样需要走出国门,迈向世界,引入先进的技术与理念,结合中国的国情,发展富有中国特色的农业经济,塑造自己的品牌,提升农业的综合素质,帮助农民解决农业发展过程中存在的各种问题,避免农业发展走向错误的轨道,降低对资源的损耗,对构建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社会具有重要意义,推动我国农业开拓出一条高效、高产、绿色、生态的发展道路。

三、农业经济管理的优化策略

对农业经济管理进行优化具有重要的意义,比如这项举措能够推动农村经济的产业化发展,有利于构建社会主义农村小康社会。因此,农业经济管理人员需采取优化措施,从而对当前的管理工作加以改进与完善。可行的对策如下。第一,建立健全农业经济管理体制。健全的农业经济管理体制是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前提。在当前新时期,应大力推进农业经济管理体制改革,将提高农业产品质量作为发展目标,而不是单纯追求农业数量的增长。同时,引导低碳农业、生态农业、高效农业的发展,在农业经济管理体制中建立起完善的生态效益评价体系,从而使农业经济从传统农业发展为现代化农业。第二,促进管理理念的转变。新时期下,我国农业经济管理应当采用现代化管理理念。工作人员应重视农业经济管理,严格控制农产品的生产、流通、消费等环节,并对农产品的深加工、创新予以足够的重视,从而使农产品既能带来经济效益,又能充分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实现农产品可持续发展。第三,加强经济管理队伍建设。管理的核心在于人,只有提高管理人员的整体素质,才能够保证管理工作质量。一方面,我们应组织农业经济管理人员参加培训活动,提高其知识的广度与深度,改善其知识结构,从而为我国农业经济管理工作储备大量的专业人才。另一方面,定期考评工作人员的业务水平、责任心、政治素质,评出其中表现优异的工作人员,并为其提供福利待遇以及升迁机会。第四,加强农业经济管理信息化建设。其一,向政府相关部门、工作人员以及人民群众宣传信息化对于农业经济管理的重要性,从而强化信息化管理意识。其二,加大资金投入用于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比如购置计算机等现代化设施、架设网络系统等。通过这种方式来保证信息化技术大范围应用。其三,对农业信息服务体系予以规范,及时将市场动态反映给农民,从而防止出现产品生产过剩等问题,帮助农民增收。

农业经济学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综述

中图分类号:D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8)02-0071-02

1 分别探讨了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核心的“三农”思想

理论界对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核心的“三农”思想分别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取得大量成果,特别是关于邓小平的“三农”思想研究成果相当的多,在人大复印资料上可以收集到的仅1998年到2001年专门研究邓小平农业思想的文章就有50篇。

关于的“三农”思想,学者们进行专门研究的不是很多,目前进入笔者视野的著作有郑以灵的《农民观透视》、陈高同、赵素芬主编的中国农业发展丛书中的《与中国农业发展》、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8月第1版的《中国农业现代化之路》,以论文出现的研究成果有郑有贵在《党的文献》1999年第3期上发表的《的“三农”现代化思想与当代农村改革》,其余研究成果均散见于思想研究或者其他研究性文章里面。从研究内容来看,学者们重点研究了新民主义革命时期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理论、和建国后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和农业合作化运动理论。

关于邓小平的“三农”思想研究成果不仅数量多而且涉及面很广,从农业、农村和农民的各个相关方面都有论述,呈现出多角度、全方位的特征。学者们重点对邓小平农业发展思想的主要内容进行了发掘和解读,同时不少学者还从邓小平农业发展思想的理论来源、主要特点和重要意义以及其与科学发展观的关系方面进行了探讨。关于邓小平的农业发展思想的内容,学者们主要在以下方面做了精辟论述,一致认为它包括: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粮食是基础的基础;农业的发展,一靠政策,二靠科学要科教兴农;因地制宜,积极发展多种经营;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增加农民收入,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业发展的“两个飞跃”思想。学者们认为邓小平的“三农”思想具有求实性、创造性、超前性、人民性和辩证性的特点。同时,学者们还指出了邓小平“三农”思想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他们认为从理论上讲,邓小平“三农”思想在农业合作制、农业现代化、农民脱贫致富等方面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农业思想,从实践上看,它在我国改革开放后的农业经济实践中起到了科学指导的作用,从而使党在“三农”工作中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对的“三农”思想进行专门研究的也不太多,还未见以著作的形式出现的专门研究的成果,但是可以在研究的经济思想的著作中找到其“三农”思想的内容,如顾龙生等所著《经济思想研究》。以论文形式出现的专门研究成果有王骏在《党的文献》2003年第5期上发表的《试论的“三农”思想》,他从基础论:“没有农民的小康,就不可能有全国人民的小康”;改革论:“按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方向继续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论:“必须转变农业的增长方式”;中心论:“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提高农业效益、增加农民收入”;创新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加快城镇化进程”等几个方面全面论述了的“三农”思想的内容,同时指出了其鲜明特点。关于的“三农”思想研究其成果还可以从于法友在《烟台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 2期上发表的《论对邓小平农业思想的完善与发展》等文章中找到。

2 揭示了中国共产党对“三农”问题的探索历程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武力在《党的文献》及其主编的著作《解决“三农”问题之路――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政策史》中以历史时间为线索分若干阶段详尽的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对“三农”问题的探索历程。

陈承红在《农业考古》2006年第3期上发表《中国共产党人的“三农”探索》以中国共产党的四代领导集体的“三农”思想为线索论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三农”问题的探索历程。

孙仲彝在《上海党史与党建》2006年9月号上发表的《中国共产党解决“三农”问题的实践及历史经验》一文中,也是以历史为线索分两个大的阶段和若干个小阶段用详尽的资料阐明了中国共产党解决“三农”问题历程。

冯雷、田立春、刘大莲在《中共济南市委党校 济南市行政学院 济南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上发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农”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兼论中共三代领导核心的“三农”思想及其理论贡献》,从奠基、形成、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三方面指出了中共三代领导核心的“三农”思想的发展历程。

此外,广东省教育厅社科规划重点项目“当代中国农村发展道路研究”的最终主要成果、秦兴洪主编的《共和国农村的发展道路:中共三代领导集体的选择》,这本书全面阐述新中国50年来中共三代领导集体对农村发展道路的选择,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的“三农”思想发展历程。还有学者从某一特定阶段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三农”思想历程,如何丽芬在《常熟理工学院学报》2006年第5期上论述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的历史进程;华中师范大学刘国武2005年在其硕士学位论文中论述了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对“三农” 问题的认识历程。

3 阐明了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的巨大贡献

卢文在《中国财经报》2001年07月4日第003版上发表《中国共产党在“三农”问题上的巨大贡献――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一文,他分别从“三农”的涵盖的三个方面将中国共产党在“三农”问题上的贡献阐述为:在农业上的贡献:实行合理的土地制度、实行科教兴农战略、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走具有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之路;在农村问题上的贡献:一贯重视农村、使农村经济转向商品、市场经济、通过发展乡镇企业实现农村工业化,促进乡村城镇化、使农村进入小康;在农民问题上的贡献:注重调动农民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提高农民的组织程度和素质、组织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帮助农民实现历史性的大转变。

中共南京市委党校教授王玉珍在《南京社会科学》2001年增刊――《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论文专辑》指出中国共产党人在“三农”问题上的理论和政策的突出贡献包括:从我国的基本国情出发,在理论上阐明了“农民问题是我国革命和建设的根本问题”找到了一条使农民从封建的土地关系下解放出来的道路;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揭示了“农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这一科学规律,并将“农业是基础”作为指导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方针之一;在如何发展生产力、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上,我党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解决了农民走集体化道路的制度创新和实行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统分结合双层经营的体制创新;在探索中国农民如何增加收入,走上富裕的途径方面,中国共产党人历经探索完成了从集约经营――无工不富――结构调整、产业化经营、发展小城镇――税费改革等一系列理论创新和政策创新的过程。

冯雷、田立春、刘大莲在《中共济南市委党校 济南市行政学院 济南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上发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农”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兼论中共三代领导核心的“三农”思想及其理论贡献》指出,、邓小平、作为我党三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他们的“三农”思想为我党开辟中国的革命道路、中国的改革道路和中国的跨世纪发展道路做出了突出贡献,也为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农”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4 总结了中国共产党解决“三农”问题的基本经验

李明、郭宇在《科学社会主义》2006年第1期上发表《中国共产党解决“三农”问题的基本经验》,指出中国共产党在认识和解决“三农”问题上积累了宝贵经验,这主要包括:必须高度重视“三农”问题,改进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必须从全局出发,巩固农业基础地位;必须把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作为制定农村政策的出发点;必须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依靠农民群众推进农村改革的伟大事业;必须坚持和发展农村基本经济制度,坚持农村改革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取向;必须巩固和发展工农联盟,正确处理党同农民的关系;必须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战略的高度认识“三农”问题,进行制度创新,统筹城乡发展;必须高度重视农村民主法治建设,促进农民人权事业发展;必须加强农民教育,提高农民素质,全面推进农村小康建设。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武力在《党的文献》、《光明日报》及其主编的著作《解决“三农”问题之路-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政策史》中一再强调:新中国成立55年来中国共产党解决“三农”问题有不少历史经验和教训值得借鉴,包括:实事求是是形成正确认识的基础;民主制度是形成正确认识和决策的制度保障;以人民为本是形成正确认识和决策的前提条件。

5 关于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集体“三农”思想的比较研究

学者们将中共领导集体的“三农”思想结合起来进行了比较研究。如李建宁在《攀登》2001年第4期发表《、邓小平现代化思想之比较》,邹开明、周世慧在《党史文苑》2006年第2期上发表《邓小平农业思想的比较研究》,北京师范大学李晋玲在《生产力研究》2004年第2期上发表《、邓小平农业思想的差异分析》,闵帅、陈洪勋在《菏泽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3年第1期上发表《关于与邓小平农业发展思路的比较》,黄世贤、黎红刚在《江西社会科学》1996年第1期上发表《邓小平对农业经济思想的继承和发展》,郭翔宇在《学习与探索》 2003年第1期上发表《同志对邓小平农业思想的丰富和发展》。在这些研究成果中,学者们一致认为与邓小平对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农业发展的途径、农业发展的规划及经营体制的制定、发展农业采取的手段、实现社会主义农业战略目标的政策构思上,既有共同点,又有不同点。邓小平继承、发展了农业思想,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农业思想。有的学者还从知识背景和经历、所处的时代背景、对社会主义的理论认识及其性格等方面分析了二者产生差异的原因,他们认为在农业基础地位的认识上、农业和农村具体工作思路上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农业思想。

这些专著和论文从不同视角,不同侧面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的“三农”思想,取得了一定甚至是可观的成果,成绩斐然。但是,随着我国“三农”实践的推进,相对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所需要的理论支持来说,这只还是一个初步研究,理论研究尚有薄弱和不足之处。从目前的研究状况看,重复性研究比较多,综述研究太少,无论是整体研究,还是专题研究都需要大力开拓新领域。特别是对中共第三代及其新一代领导集体的“三农”思想的研究、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内在关联性的研究、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现实指导意义及其前瞻性研究要更加深入,这就有待于后来者的不断努力。

参考文献

[1]武力,郑有贵主编.解决“三农”问题之路――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政策史[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4,(1).

[2]陆学艺著.“三农”论――当代中国农业、农村、农民研究[J].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1).

[3]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当代农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研究[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2.

[4]李建宁.、邓小平现代化思想之比较[J].攀登,2001,(4).

农业经济学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农业经济;管理学科;因素;发展态势

新时期加强农业经济管理学的合理使用,注重该学科的可持续发展,可以为我国现代农业经济发展提供保障,确保相关农业生产活动的顺利开展,提高农业经济发展中存在问题的处理效率。实现这样的发展目标,应结合当前农业经济管理学科的应用状况,对其未来发展进行思考,从而制定出相关的发展举措,扩大该学科的实际应用范围。

一、确定发展方向,注重农业结构调整

结合当前我国农业经济的实际发展现状,可知其中存在着农业人口多、经营方式落后、机械设施不完善等问题,影响着良好农业形态的形成。同时,农业经济需要朝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不断缩小与国际间的距离。这些内容体现了传统农业与现代农业发展中存在的矛盾,应采取必要的措施缓解这种矛盾。因此,新时期农业经济管理中需要确定具体的发展方向,以科技为先导,结合可持续发展理念及相关要求,加强农业经济管理,优化资源配置,注重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不断提升整体的生产经营水平;提高对既有资源的利用效率,增强农产品可靠性,通过科学的管理方法及有效的调整措施,降低农业生产成本,满足使用者的实际需求;确定农业发展方向后,应给予更多的人力资源及先进技术支持,制定出完善的问题处理方案,促进农业经济发展。

二、突出农业管理特色,实现农业生产多样化

在农业经济管理学科的作用下,可以为农业经济活动开展给予专业指导,丰富其理论依据,实现农业生产中经济学与管理学的有效结合。因此,需要提高对农业经济管理学科的正确认识,最大限度地满足农业经济管理的实际需求。当前我国的“三农”问题十分突出,如何更好地实现农业、农村、农民间的相互依存,将农业推向集约化、城市化、现代化,使农业更好、更快的发展,需要更加深入的探究。>>>>推荐阅读:如何把控好公共管理学博士论文

三、打造出专业能力突出的农业团队,保持良好的农业技术水平

促进新时期农业经济管理学科发展,应确保专业团队综合素质良好性,在加强他们基本素质培养的同时也需要提升他们的专业技术水平,满足农业经济管理学科发展的实际需求。因此,需要打造出专业能力突出的农业团队,通过他们实际作用的充分发挥,确保农业技术水平良好性,为相关农业生产活动的顺利开展打下基础。结合当前农业经济管理学科的发展概况,可知其学术队伍组成包括这些方面:一是受计划经济影响,接受传统农业经济学理论的学者;二是改革开放后接受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中教育理论的学者;三是当前形势下留学归来的青年学者。针对这些不同的学者,在发展农业经济管理学科的过程中应结合我国的基本国情向他们阐述实际的发展现状,充分发挥他们的专业优势,丰富农业经济管理实践经验,促进农业经济管理学科的快速发展。

四、重视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突出绿色优质农产品供给的重要地位

为了促进农业经济管理学科发展,也需要注重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保证粮食安全的基础上重视市场需求变化,给农民们带来更多的经济效益,确保现代农业整体发展态势良好性,增强农业供给质量可靠性;对农业的农业产业体系、经营体系等进行必要的优化,提高各种资源的利用效率,促进不同地区农村发展,在满足物质需要的同时重视绿色生态可持续发展;注重传统农业生产方式转变,加强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与此同时,需要突出农业经济管理中绿色优质产品供给的重要地位,结合可持续发展战略要求,将更多的绿色优质产品推向市场,提升这些绿色、无污染农产品的潜在价值,为人们生活质量提高提供保障,逐渐改变人们传统的消费理念,扩大农业经济管理学科的实际影响范围。

五、结束语

重视新时期农业经济管理学科发展,提高该学科的实际利用效率,有利于扩大我国农业产业规模,增强农业经济管理有效性,确保农业经济管理能够达到时代的发展要求,增加国民经济收入的同时提升相关行业的整体生产水平,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多样化需求。因此,未来农业经济生产计划实施中,应提高对其管理学科发展的正确认识,并在相关措施的支持下加快其发展速度。

[管理学博士论文参考文献]

农业经济学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以农立国 理论价值 现代意义

从20世纪20年代初开始,在中国的思想学术界发生了一场是以农立国还是以工立国的争论。这一争论持续到40年代中期,其间出现过不同观点交锋的高潮和相对的沉寂。对于这场争论,相关学科的研究者已进行过探讨,这些研究大多对当时的“以农立国”主张作出了否定性结论。如罗荣渠说:“所有反对中国大革命的封建顽固派,阻止新思潮反对新文化运动的国粹派和‘甲寅派’,鼓吹复兴中国文化的以梁漱溟为代表的新旧调和派,等等,都是站在以农立国的一边。……这表明我国思想文化现代化与经济现代化之问题的一种内在联系:现代新文化与中国传统旧文化之争,自然形成为工业文明支持者与农业文明支持者的天然分野。”①李向民认为:以农立国派“实际上是将理想的农业社会与西方充满弊端的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相比,以人为本,乃有弃工归农之说。……只是由于没有找到更好的出路,因而要逃奔到上古的大同之世去。”②虽然30年代末的以农立国主张已不再排斥农业机械化和工业建设,但“在当时仍不符合社会发展的潮流,其理论注定是要失败的”③。对此,本文拟从经济思想史的角度,提出若干一己之见。

以农立国思想是在特定的社会经济背景下出现的。其一,从国内情况来讲,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帝国主义国家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经济掠夺和压抑,使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获得了一个黄金发展时期。“与大战前相比,这一时期的民族工业尤其是轻工业,发展速度明显加快。据统计,1903?1906年,平均每年注册的厂矿为21.1家,1913-1915年增至41.3家,1916?1918年最高达124.6家。1920年同1913年比较,厂矿数从698家增至1759家,资本额从33082.4万元增加到50062万元,分别增长了152%和51.3%。这种速度在中国近代资本主义发展史上可谓空前绝后。”④其二,从国际范围来看,资本主义经济的内在矛盾进一步激化,全面的经济危机正在酝酿之中。美国经济学家金德尔伯格的研究表明:在欧美,1925年前后出现了一次经济高涨,然而,“这次高涨既不是全面的、不间断的,也不是范围很广的。尤有甚者,它包含着紧张情势日益加剧的迹象:初级产品的大量积存;证券价格的惊人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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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中国近百年来现代化思潮演变的反思(代序)》,罗荣渠主编:《从“西化”到现代化??五四以来有关中国的文化趋向和发展道路论争文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3页。

②③李向民:《大梦初觉??中国的经济发展学说》,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1、239?240页。

④刘克祥、陈争平:《中国近代经济史简编》,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94?395页。

还有金融和政治方面困难的加剧。” ①英国是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它“几乎没有分享到经济扩展,事实上整个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它都在不景气中度过。在这十年里,英国的失业现象严重,在1926年总罢工以前,特别是在其后的几年里,情况都是如此。” ② “在世界的另一边,日本经历了相对萧条。随着政府和金融当局为了提高日元价值而紧缩信贷,日本在二十年代的发展速度只达到以前十年和此后十年的一半。” ③民族工业的较快发展不仅形成了与内地农村经济凋敝的鲜明反差,而且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传统经济的产业结构,并连带地触发社会文化观念的变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弊端则从反面迫使中国的知识层思考屏弃农业的利害得失。

无庸讳言,在章士钊等人的文章中,人们确实读到了对工业弊端的鄙弃和对中国古代农业文明的怀念,但是还应注意到,在其他人的论述中,以农立国的必要性得到了经济理论上的论证。如董时进在《论中国不宜工业化》④一文中从两方面作了分析:1、全球经济资源有限,农业作为第一产业拥有比工业优越的发展前景,因此中国应该走农业国的道路。在他看来“工业国取农业国之原料,加以人工,还售原主,于中取利。购入食品,尚得赢余。然观农业国可以不需工业国而独立,工业国不能离农业国而存在,前者实不啻后者之寄生物。……往时食主不患不足,寄生者得以自肥。今也不然,农业国之原料与食品,已不敷分配。工业国之制造力,殆足供给再一地球之货品而有余。此观于各国歇闭之工厂,失业之工人,及各工厂不能充分使用其力量之事实并列国竞争市场之激烈状况可以确信。”“随世界工业化之增进,农国之需要加大,工国之需要加少。达于一定程度以外时,农国求过于供,工国供过于求。农国过多尚于世无尤。工国过剩则病象立征。”2、保持农业的主体地位有利于维护经济权益和社会稳定。董时进指出:外人染指是中国实行工业化的一大危险,“农业之性质,不许人有攫取大利之机会。故外人最热中于中国之工业化。……故中国今日欲工业化,必不能免外资之纠葛。其为害最大,未可漠视。”“农业之优点,在能使其经营者为独立稳定之生活。其弱点在不易致大富。然可以补贫富悬殊之弊。此短正其所长。农业国之人民,质直而好义,喜和平而不可侮。其生活单纯而不干枯,俭朴而饶生趣。农业国之社会,安定太平,鲜受经济变迁之影响。无所谓失业,亦无所谓罢工。”他还以丹麦为例,说明在现代世界中,农业立国是能够强国富民的。值得指出,董时进曾留学美国,具备现代农业经济学理论素养,他在30年代初写成《农业经济学》一书,以世界各国的农业发展为参照,对农业在中国社会经济中的地位和发展进行了系统阐述,因此,他对以农立国主张的赞同,决不是简单地在发思古之幽情。

董时进的文章不仅拓宽了考察农业经济重要性的视野,而且开启了人们认识农业和工业互相关系的新思路。如龚张斧在《农化蠡测》⑤一文中指出:“农业发达。除衣食日用之品。足以自给外。且可提携工业。(供给廉价原料)而发达之。此时已有农业为其后援。则根基已固。可以尽得工业之益。而无其害。如今之美国是也。”这是20年代的立国之争中首次出现的农工两业互相促进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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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③(美)查尔斯?P?金德尔伯格:《1929?1939年世界经济萧条》,宋承先、洪文达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第48、48、49页。

④载于上海《申报》1923年10月25日。

⑤载于《甲寅周刊》第1卷第19号。

陈宰均在《工化与农化》①一文则表示:以往的立国问题讨论“大都泛言学理。未切国情”,对中国来说,农业是最重要的问题,“农民生计不解决。吾国终难望跻兴盛之域”。怎样改变中国农业的落后状况?陈宰均主张通过减少农民数量和开垦边疆荒地来扩大农民的耕地面积,提高农业的规模效益,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依赖工业化。在他看来,只有农业的发展,“人类幸福。未可全求。是故欲图利用剩余之农产。提高人民之生活。则又非工化不为功。然就他方面言之。工业原料大半仰给于农。农产未振。工必不能充量发达。皮之不存。毛将焉傅(附)”,“故吾内审国情。外观世界大势。敢决言吾国非工化无以农化。非农化无以工化。吾国宜农化。亦宜工化。”从表面上看,陈宰均的观点具有中庸调和的特点,实际上这却是20年代立国问题讨论的一个深化,它不同于其他论者颇有形而上色彩的思辩方式,把问题的讨论由“应该怎样做”逐步转向“可以怎样做”和“具体怎样做”。不难看出,中国社会经济中最重要的问题??农村和农业的发展??最初是由以农立国派提出来的,它没有在第一阶段的争论中得到理论上的解答。

如果说20年代的以农立国派实际上是提出了怎样在工业化时代看待农业的命题,那么到了30年代,他们已经更加明确地意识到要实现国家的工业化,解决好农业问题是必要的前提。

例如,曾留学日本的经济学教授漆琪生主张把经济建设的重心放在农业,他在《中国国民经济建设的重心安在??重工呢?重农呢?》②一文中表示:固持中国国民经济始终须以农业为本位而否定工业化重要性的主张,是违反经济发展历史法则的,但是在当时的形势下,经济建设的任务“乃是挽救当前的经济零夷之危机,消弭险厉的经济恐慌,以奠定国民经济之基础,准备将来积极的前进发展。”“如果我们不拘泥于机械的理论,与醉心于欧化的学说,静心深入,以探讨中国国民经济的实质,则可明悉此等问题解决的关键,在于中国农村经济问题上。”他否认以农业为重心是要使中国的经济回到复古的道路,并从八个方面列举了发展农业的必要性和紧迫性:1、“农业生产是国民最大多数的农民群众生存与生活之根本,……救济农村,建设农业,则最直接而最迅速的可使贫苦农民,获得苏生之机会”:2、“农业经济,至今犹为中国国民经济主要而中心的生产部门,……所以农业经济之消长,关系着整个国民经济之隆替”;3、“中国之农村经济,乃是工商各业凭依之所,只有在农村繁荣,农业兴盛,农民富裕的前提下,中国工商各业始有发展兴隆之可能”;4、“农业建设,农村复兴,比较工业化容易而可能”;5、由于经济结构和国际形势等原因,“中国农业资本主义化之前途,比较工业化,希望为多”;6、“改良农作,可以增进中国农产品之输出贸易,调整入超的关系”;7、“发展农村,建设农业,可以解决数千百万过剩人口的失业问题”;8、“农村经济如不使之积极恢复,农村秩序如不使之迅速安定,则一切经济建设固然是都谈不到,而且政治设施,社会安定,皆将成为重大的问题”。姚溥荪也提出相似的见解,他说:“我们极力反对开倒车,同时我们亦须顾虑到环境”,“中国终久是有走上工业化这条道路的必要”,但在当时条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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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载《甲寅周刊》第1卷第29号。

② 载《东方杂志》第32卷第10号。

复兴农村“似为治本之要图”,它“可以提高农村的购买力,帮助工业化” ①。

复兴农村也就是发展新型的农业经济,这种任务的提出在客观上为一种新的理论认识廓清了思路,即把农业的现代化也包括进广义的工业化范畴。因此,在30年代参与论战的文章中,农业的现代化或工业化逐渐成为共识。如郑林庄在《我们可走第三条路》②一文中提出:“在中国今日所处的局面下,我们不易立刻从一个相传了几千年的农业经济阶段跳入一崭新的工业经济的阶段里去。我们只能从这个落伍的农业社会逐步地步入,而不能一步地跨入那个进步社会里去。在由农业社会进于工业社会的期间,应该有个过渡的时期来做引渡的工作。换言之,我认为我们所企望的那个工业经济,应该由现有的这个农业经济蜕化出来,而不能另自产生。因此,我们现在所因急图者,……是怎样在农村里面办起工业来,以作都市工业发生的基础。”吴觉农认为:“中国的农业应该近代化,换言之,就是工业化,科学化,组织化,集团化” ③。王子建在《农业与工业》④一文中写道:“我们认为这‘工业化’三字应该用来做广义的解释:不但要建设工业化的都市,同时还要建设工业化的农村??也就是农业的工业化。如此,都市发达,农村人口减少;但因为农村工业化的关系,田地非特不致荒废而且生产可望增加。这才是工业化的真意义。”吴知在《中国国民经济的出路》⑤一文中说:工业化是中国国民经济建设的必然选择,“再进一步言,非特制造业要尽量工业化,就是农业也要尽量工业化。农业乃食粮及工业原料品生产事业的一种,近来已由自给自足而变为企业化。故中国为维持发展农业及求得丰富而价廉的食粮和原料品起见,农业也非依工业的组织和方法充分利用科学和机器的力量而工业化不可。”虽然提出上述见解的并不是以农立国派,而是当时的第三种道路派和以工立国派,但这些观点的产生显然与以农立国派对农业经济意义的分析和强调有着内在的相关性。

30年代末,杨开道坚持主张以农立国,但其农业概念已不同于传统的农本思想,在他看来,建设现代化的农业中国需要做好两件事情:“第一要建立一个切合中国国情,切合中国需要,能解决中国农业问题,能促进中国农业生产的农业科学。有了农业科学技术,农业科学设施,农业科学人才,才能慢慢演成一个科学化的、合理化的、机械化的、工业化的现代农业制度。第二要教育中国农民,组织中国农民,要他们能取得主动的地位权利。” ⑥如此,“我们将来的农业,似乎可以在世界经济舞台上有特殊地位,有几样或者可以居于领袖地位。……我相信这并不是一个误国的主张,一个妨碍中国工业化、中国现代化的主张,而是目前中国唯一可走的路,恐怕至少是二三十年以内可走的路。”⑦40年代前期,翁文灏发表《以农立国 以工建国》⑧一文,对以何立国提出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在中国的经济建设问题上以农业为中心和以工业为中心这两种主张“各有其长处,分开来看,都觉太偏,合起来看,才是正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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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不复兴农村中国也可以工业化吗?》,《独立评论》第137号。

②载于《独立评论》第137号。

③吴觉农:《中国农业的现代化》,《申报月刊》第2卷第7号。

④载于天津《益世报》1934年12月8日。

⑤载于天津《大公报》1936年7月15日。

⑥杨开道:《中国以何立国?》,重庆《新蜀报》1940年1月7日。

⑦杨开道:《再论中国以何立国》,重庆《新蜀报》1940年2月25日。

⑧载翁文灏:《中国经济建设论丛》,资源委员会秘书处印行,1943年。

二者是相辅相成,而不可分的。”首先,翁文灏肯定:“工业原料是发展工业的基础,出口农产品是换取外洋军火和建设器材的重要物资,都是抗战建国所不可少的。食粮对于国计民生的重要是大家都知道的。……一个农业大国,在抗战建国期中,最根本最重要的凭借天然便是农业生产。惟有足食足兵,然后方能巩固国基,独立自存。只有农产品增加了,人人衣食无忧,建设的工作方能顺利推进。在这个意义上,‘以农立国’这句话可以说是十分正确的。”其次,翁文灏强调:“‘以农立国’,决不能解释为仅有农业而不顾工业,更不能解释为保守固有的生产方法和技术,使我国农业经济停滞于落后阶段;发展农业必须与工业化相配合,始有远大的前途可言。”“中国必须工业化,只有工业化才能使中国富强,使中国成为国际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一员。……现在还要指出一点,即工业化运动并不限于都市和工业区,而且要推进到广大的农村,使农业生产逐步机械化。”应该指出,翁文灏当时具有官方背景,他的文章在一定意义上是对长达20年的立国之争的总结,作为两派思想的整合,以农立国思想的合理因素在其中得到了体现。

在20世纪中国农业思想的发展史上,以农立国思想具有特定的理论价值。

首先,它所揭示的农业在现代经济中的基础地位,对此后中国农业现代化思想的发展,对发展经济学的创立,都有着重要的意义。作为20年代以农立国派的主要理论家,董时进在30年代初期撰写的《农业经济学》中已经对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有了全面的认识,如说中国人的衣食原料大部分为本国农业所提供,中国人民的大多数职业均为农业所赐予,中国农业是中国工业的基础,农业为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源泉,农业供给中国出口货的绝大多数,等等①,他提出的振兴农业之策包括推广职业教育,优化农民素质,发展农村工商业,增加农产②。这实际上是对他参加立国之争时的思想观点的系统发展。到了40年代,谈论中国工业化问题的学者大都把农业的工业化也作为有机组成部分。如韩稼夫认为工业化是现代国家在生存竞争中的必然趋势,但是特定的社会历史等原因,决定了我国“工业化之实施,因自然环境之影响并不淹没农业生产之重要。盖中国工业化并非舍农业而代以工业,实以工业推动农业,藉农业以树立工业,犹之苏联及美国,在极高度工业化进展之中,农业生产亦不偏废也。” ③对工业化的农业建设,韩稼夫从农业技术之科学化、农场作业之机械化与电气化、农产品之商品化、农业组织之现代化、农地使用之合理化、农业经营之资本化等角度作了阐述,并提出了具体的实施对策。在全书的结论部分,韩稼夫表示:“吾人深知我国经济建设应采之途径,舍工业化莫由。往日落后之农业生产方式既未能应付今后国民经济发展之需要,已无维护其现状之必要,盖吾人所主张之工业化,系作广义的解释,非独积极的发展工业生产,即农业生产之本身,亦以大规模经营及应用现代技术为鹄的,即所谓‘农业工业化’是也。”④朱伯康指出:为了避免西方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我国正宜在工业化开始时期,即励行农村工业化,以为工业生产与农业生产之联系,使二者互相辅助,联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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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董时进《农业经济学》之《农业在中国经济之重要》章,北平文化学社1933年版。

② 同上书之《中国农业及农民之根本问题及出路》章。

③④韩稼夫:《工业化与中国农业建设》,商务印书馆1945年版,第2、84页。

由于我国是一个农业国,“欲使经济建设有全般之推进,则关于劳力、资本、市场、原料等项,须仰赖于广大之农村。是则农村经济之改变,实为农业建设首要之举”,“改变农村资本,使农村劳动力有充分之利用,莫如使农村工业化” ①。怎样实现农村工业化?朱伯康提出了两条途径:“一为改良旧有之手工业,增加工业贷款,改善其设备,工具,技术与组织,使其生产能力扩大,出品之品质能改进为原则。二为新式工业向农村分散,使工业迁就于低廉之原料与过剩之劳力,增加国防之安全程度为原则。” ②至于农业生产,朱伯康认为:“近代农业之发展,实得益于工业之促进”,因此,“农业本身之建设,在今日,实属于科学与技术之范畴,换言之,现代农业,实为科学化与机械化之农业。”③具体而言,“农业工业化,并不仅指大量技术应用于农业上,如集体农场或完全机械耕种等类,而是指在原有土地的地位上,顺应其土性,温度,湿度,并市场经济环境,从事于最适宜最有利之生产,并适应此种生产,而采取最适宜的技术。”④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主张调整现有的土地制度,以利于推行农业机械化和稳定农业生产,同时他建议发挥农村金融的作用,加大农业投资,开展农业科技研究,推广先进生产技术,重视农业人才的罗致和训练。不难看出,这些观点与董时进的论述有着内在的理论联系。

张培刚是享有国际声誉的发展经济学家,他于40年代前期在美国哈佛大学取得的杰出学术成就与国内的立国之争有一定的相关性。如他的广义工业化概念就是在参与论战时提出⑤。10年以后,在题为《农业与工业化》(Agriculture and Industrialization)的博士论文中,张培刚从食粮、原料、劳动力、市场等四个方面对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贡献作了科学的揭示,并且已经注意到农业通过向国家纳税和输出农产品而形成的资金积累和外汇储备作用,由此断言农业的基础作用是不可替代的。这要比西方经济学家所概括的“四大贡献”或“五大贡献”起码早十几年(美国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在《经济增长与农业的贡献》一书中提出农业对经济增长和发展具有产品贡献、市场贡献、要素贡献、出口获取收入贡献。该书出版于1961年。他因此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如果我们不割断国内经济思想的发展动态对张培刚理论建树所具有的影响,那么在充分肯定张培刚关于农业经济贡献的原创价值的同时,也不应忽视以农立国思想的意义所在。

其次,以农立国思想所强调的在现代化过程中优先发展农业经济的主张,有助于我们反思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经验教训。在30年代以后的以农立国思想中,一个很明确的观点是:工业化建设不仅不能绕开农业发展问题,而且必须以解决这一问题为前提。但是在立国之争结束后,以工业化为既定目标的国民经济发展战略,实际上一直是偏离这一点的。作为中国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主要决策者,虽然在谈到实现国家工业化的问题时注意到农业的重要性,如说:““讲到农业与工业的关系,当然,以重工业为中心,优先发展重工业,这一条毫无问题,毫不动摇。但是在这个条件下,必须实行工业与农业同时并举,逐步建立现代化的工业和现代化的农业,过去我们经常讲把我国建成一个“即令以农立国的国家,他们的农业也工业化了。因为工业化一语,含义甚广,我们要做到工业化,不但要建设工业化的都市,同时也要建设工业化的农村。”(《独立评论》第138号,193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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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③④朱伯康:《经济建设论》,中国文化服务社1946年版,第71、72、73、74?75页。

⑤在《第三条路走得通吗?》一文中,张培刚写道:当时世界先进国家都已达于工业经济,

工业国,其实也包括了农业的现代化。”①“重工业是我国建设的重点。必须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这是已经定了的。但是决不可以因此忽视生活资料尤其是粮食的生产。如果没有足够的粮食和其他生活必需品,首先就不能养活工人,还谈什么发展重工业?所以,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必须处理好。”②但制定实际政策往往是另一回事。林毅夫曾对建国后的经济发展战略作过独特的研究,他写道:“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中国农业居于绝对优势地位,全国89%的人口居住在农村。在那个时代,重工业是发展中国家经济结构的重要特征。为了增强国力,中国政府在1952年采取了斯大林式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目标是尽可能快地获得国家生产资本品和军事物资的能力,农业事实上被视为提供支持的部门。” ③“传统经济体制下的中国经济发展,受到了两个方面的抑制。第一是扭曲的产业结构。由于违背资源比较优势,人为地推行重工业优先增长的发展战略,使经济结构遭到严重扭曲,由此丧失了本来可以达到的更快的增长速度;过密的资本构成抑制了劳动力资源丰富这一比较优势的发挥,加剧了传统部门和现代部门相互分离的二元结构现象,由此丧失了本来可以达到的劳动就业和城市文化水平……” ④。另一位曾参与农业经济管理的高层人士也说:“长期以来,对农业这个基础产业的认识,实际上是反反复复,日子难过了重视农业,日子好过了忽视农业。” ⑤这不正从反面证明,完全否认以农立国思想的合理价值是不明智的吗?

第三,在更深广的层面,以农立国思想所蕴涵的农业文化理念,对于我们今天重新认识农业的意义,深化我们的伦理经济观念,并非没有启迪。当年,章士钊在《业治与农》⑥一文中之所以提出“吾国当确定国是,以农立国,文化治制,一切使基于农”,是由于看到“欧洲之工商业,日见开发,其本国之农业,大被剥蚀,以成畸形,所有道德习惯政治法律,浸淫流衍,有形无形,壹是皆以工商为本”,这种经济模式在初始阶段能带来物质的丰富,但当其他国家相继仿效,市场竞争日趋激烈以后,战争就发生了,其结果,“工商之本毒未除,漫欲以一战驱其标疾,是犹止沸,专意扬汤,非徒无益,而又害之也”。“吾之浮慕西方文明,捧心效之,……工商业之所成就,至为浅薄,坐见农业不兴,国产日耗,淫巧溢于都市,机变中于人心”,社会风气竞相奢侈,“农业之有退而无进,……以攀此种极不自然极不相应之生活程度者,无他亦继续借债而已”。在《农国辨》⑦一文中,章士钊对农国下了这样的定义:“凡国家以其土宜之所出人工之所就,即人口全部,谋所配置之,取义在均,使有余不足之差,不甚相远,而不攫国外之利益以资挹注者,谓之农国。”有研究者把章士钊所推崇的道德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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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做革命的促进派》,《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472页。

②《论十大关系》,《选集》第5卷,第268页。

③《中国过去是怎样养活自己的?中国将来还能养活自己吗?》,《再论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01?302页。

④林毅夫、蔡 ?、李 周:《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56页。

⑤陈俊生:《认真贯彻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中国农业若干问题》,中国青年出版社1992年版,第243?244页。

⑥载于上海《新闻报》1923年8月12日。

⑦载于上海《新闻报》1923年11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