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音乐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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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音乐教育范文第1篇

一、解放思想，寻求音乐教育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无论是吸取中外传统文化中富有创新和再生意义的积极因素，还是进行我国音乐教育的现代化建设，思想观念的更新与解放都是首要条件和基本的保障。仅仅靠少数行政官员或音乐教育家的呼吁是不够的，它需要社会的全面改革开放和大众普遍的思想解放。纵观中日两国历史上的历次思想解放运动，诸如中国的、日本的明治维新运动等等，之所以比较成功，大众思想解放先行一步是其关键因素。就我国而言，无论在近现代的整个学术界，还是在当代音乐教育界，思想领域的中西之争、继承传统与现代化之争等，近一个世纪以来从未间断过。从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新儒家先驱、倡导儒学复兴的梁漱溟和“全盘西化”、“充分世界化”论提倡者胡适为代表的中西之争，到近年来音乐学术领域的中国传统音乐文化与西方音乐艺术的争论，思想的交锋、观点的碰撞是我们这个改革时代的必然现象，这是思想解放过程中的阵痛，说明我们需要更进一步地解放大众的思想观念，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是我们理性而明智的选择。

可持续发展强调以全球人类为中心的自然、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在不危及人类未来子孙后代的生存与发展的前提下，谋求当代的发展，以自然生态持续为基础、以经济发展持续为条件、以社会进步持续为目的。这是一种多维立体的发展观念。在时间维度，强调了现在与未来的统一；在空间维度，强调了整体与局部的统一；在文化维度，强调了理性与价值的统一。人类即将告别工业文明，进人生态文明时代，生态文明的标志之一就是自然生物的多样共生和不同文化的多元并存，我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思想与其不谋而合。人类文明的繁荣昌盛与可持续发展，自然、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教育担负着十分重要的任务。在人类向着可持续发展目标进发的同时，教育是万万不能滞后的，音乐教育同样必须跟上时代的步伐。音乐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必须走可持续发展之路，一方面要继承中国传统音乐文化，一方面要向西方音乐文化学习；一方面应立足本国、本民族的乡土音乐，另一方面应涉猎世界各国各民族的音乐；一方面要学习前人的古典音乐、艺术音乐、民族音乐，另一方面还要研究当代的民俗音乐、流行音乐、现代与后现代音乐。我国专业音乐学院、艺术学院的音乐教育，师范院校的音乐教育，综合性大学的音乐教育等多种音乐教育模式并存，各自担负着培养不同音乐人才的任务，各自占有不同的培养人才的资源配置，我们必须合理地继承、开发、共享人类音乐文化资源，有效地调整、改革、发展我国音乐教育的结构与机制，以适应实现我国以人为中心的自然、经济、社会可持续协调发展的战略目标。

二、汲取精华，确立以素质教育、创新能力教育为中心的培养目标

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的传统文化，作为其前人留下的遗产，对于当前来说，都可能既存在有用的部分，又存在起阻碍作用的部分，精华与糟粕同时并存。因此，我们必须审慎地对外来文化和本土文化进行精心筛选和小心扬弃，一切从客观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解决问题。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后，从西方引进了学校教育的模式，但其教育思想和理论却是自己的，这个思想理论的核心就是“富国强兵”。日本人围绕这个核心，牢牢地打好培养科技人才的高等教育和启蒙市民觉悟的初等教育两个基础，明治政府的教育改革取得了极大的成功。我国近代学者王国维曾于19HD3年发表文章《论教育之宗旨》，论证他的主张：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美育者，一面使人之感情发达，以达完美之域；一面又为德育与智育之手段。”他在文中进一步从中西方传统文化中寻找根据：孔子曾提出“兴于诗”、“成于乐”(王氏摈弃了“立于礼”)；古希腊也将音乐作为学校的必修课。1922年8月，北京大学成立了我国近现代教育史上第一个“音乐系”――音乐传习所，其办学宗旨为“养成乐学人才，传习西洋音乐，保存中国音乐，发扬而光大之”。开设的专业课程包括乐理、唱歌、中西乐器等，可谓中西并重。很可惜这个传习所不久即被撤消了。

中国传统文化中“读书当官发财”的价值取向一直影响着我国教育的价值观念和培养目标，为了功名利禄而苦读寒窗的内在驱动力十分强劲，根深蒂固。长期以来，应试教育居于学校教学的中心地位，片面追求高分和升学率，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善于应试、高分低能、缺乏创造力和挑战精神的考试能手。在音乐教育中，同样以应试教育为中心，尤其是一些综合性大学和师范大学音乐系的办学方向和培养目标不明确、甚至错位，造成了教育资源和人力资源的极大浪费，这是由于应试教育、片面追求表演技能的音乐教育观念和体制使然。殊不知培养具有高超表演艺术水平的人才主要是专业音乐学院和艺术学院的任务，综合大学和师范大学音乐系的办学方向和培养目标应该定位在培养具有综合素质和创新能力的普及型音乐人才的目标上。社会和时代的发展需要中小学音乐教育、高等音乐教育培养出具备音乐修养的多种类型和不同层次的音乐人才，以满足社会各个部门行业和音乐专业部门的需求。毕竟，音乐家、歌唱大师、演奏大师只占全国十三亿人口的极少数，我们需要更多的是具有音乐修养、高素质和创新能力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创造者和建设者。

三、提倡民主，建构音乐教育中音乐文化多元并存的格局

有人认为，中国传统教育的最大弊端就是重文史、轻理工，重权威、轻民主。而在音乐教育领域则表现为重技巧练习、轻情感培养，重技能表现、轻文化理解，重专项成绩、轻整体素质，重表演水平、轻创造能力，重教师权威性、轻学生独创性。提倡教育和音乐教育中的民主性：一方面教师应该尊重学生的主体性和创造性，另一方面要鼓励学生的挑战、求异和探索精神；一方面教师应主动放弃教师主导教学、课本主导教学的传统教学模式，另一方面要鼓励学生自觉适应音乐教学内容的多元化和音乐教学方法的多样性。中国传统教育曾提倡“因材施教”、“教学相长”，这已包含了一种民主意识，我们应该在具体的音乐教育中将其发扬光大。每一个学生都有其文化背景、家庭教育、生理特征、心理素质、知识结构、表演技能和情感兴趣等等诸多差异，根据学生的不同特点和基础，教师应该引导学生认清自我，启发学生独立思考，激发学生的广泛兴趣和丰富情感，把教学的核心和重点放在培养学生的全面素质和创新能力上。

音乐教育中的教学内容多元化应该从幼儿园、小学抓起，直至中学、大学，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中国音乐风格区域性的多元化。我们以往对音乐课程内容的选择上，存在着重 汉族音乐、轻少数民族音乐，重中心地域音乐、轻边远地区音乐，重国家主流音乐、轻民间乡土音乐的倾向，这与我国编写音乐教材一向采取中央集权或省区集权的政策有关，未能给予某一民族或地区的音乐文化内容占有一定的比例，这对继承、了解我国各民族多元音乐文化十分不利。

(二)世界音乐文化的乐种类型多元化。我们过去的音乐教学内容，存在着重西方音乐、轻世界音乐，重高雅音乐、轻民俗音乐，重艺术音乐、轻流行音乐的倾向，在过去的中小学音乐教材中，学生所了解的外国音乐，基本上只有以欧洲音乐文化为主的西方艺术音乐，中国以外的世界音乐、中国和西方以外的艺术音乐、世界各国的流行音乐在教材中很少见到。这主要因为执掌编写音乐教材大权者缺少文化人类学、民族音乐学家的眼光，未能从“文化价值相对平等”的观念和角度来看待音乐教育。

(三)乐理知识、记谱分析的多元化。在过去的中小学音乐课本中，涉及到一些基本的乐理、视唱、记谱、分析的初级知识，完全以西方的乐理、视唱知识和记谱、分析方法为主，中国传统的乐理知识被遗忘，记谱法只有五线谱和简谱两种，分析作品的方法也完全是西方音乐使用的曲式与作品的分析方法，学生们还在少年时代就开始学习对音乐作品的“削足适履”了。其实，要求学生们在中小学音乐普及教育时代就掌握那些世界多种体系乐理知识、记谱分析方法是不可能的，但重在让学生知道、了解不同知识和方法体系的存在，它们作为不同国家和不同民族的音乐文化遗产具有相对平等的文化价值。

日本经过几十年的改革实践，在教育管理上采取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相结合的教育行政管理体制，卓见成效，这对我们建构音乐教育中音乐文化多元并存的格局同样具有启发意义，尤其在音乐教材和教学内容方面最能体现这种特点。首先，我们可以以法律和政策的形式，按照一定的比例，灵活规定中国音乐、世界音乐(包括西方音乐)和地方性乡土音乐在教学内容中的配置；其次，把体现国家艺术教育方针政策、目的、目标的教学内容设计，与保存、体现地方性音乐文化特色和民族区域性的乡土音乐艺术相结合；再次，把有限的、固定的音乐课堂教学(国家规定的基本学时)与无限的、灵活的课外音乐观摩、参与表演(本地与外来文艺团体表演、节日庆典、民俗活动等)相结合；最后，我国依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农村的青少年儿童占全国中小学学生总数的绝对多数，那里还远未实现教育的现代化，音乐教育在那里还未能真正开展起来，尤其是那些经济、交通不发达的边远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国家制定的音乐教育标准很难实现，那里缺少师资，无法配备钢琴、手风琴等乐器，无法很好地完成国家教材中规定的教学任务。当国家按统一标准制定的教学方案、编订的音乐教材遭遇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和教学条件相对较差的地区时，就会产生农村中小学音乐教育的名存实亡和进一步扩大城乡学校的学生素质教育的不平衡发展。如果我们能采取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相结合的方法，或许能弥补这一缺陷。

四、拓宽视野，力争实现我国音乐教育民族化和国际化的有机结合

继承发扬本民族传统文化中具有积极、再生价值和意义的优秀部分；吸取、借鉴世界其他民族文化中有益于中国文化更新、发展和改革创新的先进经验。这是我们改革开放、发展进步、富民强国的两条重要途径，我们必须坚定不移、长期持久地在这两条道路上探索前进，这就需要我们进一步拓宽视野，具有全球性战略眼光。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的改革开放、艰苦创业的奋斗历程和中国二十多年来的改革开放的经验，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点。我国的普通教育和音乐教育的改革发展同样需要坚持走这两条道路。就某种意义而言，继承我们的优秀传统就是实现民族化，学习外国先进经验就是趋于国际化，民族化和国际化的有机结合：是我们国家和民族的音乐教育立足于世界之林的两个重要条件。

民族化与本土化相联系，但不等于本土化，其重在强调具有民族特色，能够对世界做出贡献；国际化与现代化相联系，但二者内涵不同，其重在强调走向世界，寻求国际理解，在世界各国多元文化的国际交流中，让对方理解中国文化，同时我们也应认识、理解对方的文化，以平等的态度相互学习、互惠互利、彼此尊重、共同进步。一般意义上的“现代化”侧重于向所谓的西方先进文明学习，是单向地输入、引进，是以西方的现代工业文明为最高标准，而21世纪的人类即将走向生态文明，人与人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需要建立和谐平等的关系，将以人为中心的自然、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作为最高目标，国际化意味着中国文化也应能对世界有所贡献，也有值得引以为荣、令别人羡慕敬仰的地方。诚然，近代以来西方物质文明、科学技术比我们先行一步，然而，21世纪西方人却要回首追溯两千五百多年以前孑L子的思想，在儒家思想文化中寻找发展的源泉和动力。21世纪中国音乐教育培养出来的年轻一代，既不应盲目自大，视中国音乐为独尊，也不应完全照搬西方。他们必将凭借民族化走向世界，将中国的民族文化推向世界，实现中国文化的生命价值，为全球人类社会和文化的未来发展做出中国人应有的贡献。

近年来，在西方一些著名高等学府，从事自然科学、经济学、国际贸易研究的学者，对其他社会人文学科提出了非议和批评。由于西方跨国公司和企业需要他们的经济和贸易在世界各地受到保护，希望有一种全球通用的经济贸易“游戏规则”(实际是西方或美国规则)，因此，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浪潮叠起，然而这种西方经济发展趋势和模式也受到了社会人文学者的抵抗和回击，尤其是人类学、社会学界，他们高举“文化价值相对论”、“多元经济和文化并存”、“地方性知识、经济和文化保护”的旗帜，公开向现代化、全球化提出了质疑、批评和挑战。其实这种反现代化思潮在近代以来一直未间断过，中日两国皆出现过一些这一学术思想流派的代表人物，中国有辜鸿铭、梁启超、梁漱溟等人，日本有冈仓觉三(Okakura Kakuzo)、北一辉(Kita Ikki)、大川周明(Okawa Shumei)、西田几多郎(Nishida Ki－taro)等人。从这些学者的思想理论中我们可以得知：现代化往往是科技、经济的现代化，必然伴随着政治、社会、文化、教育等一体化和西方化。美国当代学者亨廷顿(Samuel P.Huntington)也认为，“由于现代化的激励，全球政治正沿着文化的界限重构”。因此，一方面现代化带给我们很多实惠和利益，同时也有一些负面影响，我们曾经试图用本土化加以改进、弥补，然而本土化往往与固守传统紧密相联，又以民族化取而代之，民族化与现代化并举、互相补充，似乎是一上乘良策。笔者认为，如果能加上国际化才具有现实意义和未来眼光，因为中国人必将以开放平等的 心态、客观务实的态度、自强自尊的精神走向世界和未来、参与国际交流和互动。就我国教育和音乐教育现状而言，我们一方面要向日本学习、向西方发达国家学习，还要向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学习，他们和我们有更多的相似之处。比如，印度、伊朗等发展中国家的音乐教育，他们同样遭遇民族传统文化和现代化矛盾的冲突与融合。他们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我们的教训同样也可以提供给他们参考。

五、正确定位，认清音乐教育在未学校整体教育中的作用与地位

我国学校音乐教育，包括幼儿园、小学、中学(初中、高中)、综合性大学本科音乐教育应该是一种普及性、基础性教育(音乐学院、艺术学院音乐教育以培养音乐专门人才、音乐家为主，师范大学音乐教育以培养音乐师资为主)，提高学生的全面素质、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是这种普及性音乐教育的中心任务。在大学本科阶段，它应该和政治课、外语课、体育课一样，成为一门公共必修课。随着历史时代的前进、科学文化的发展，包括音乐教育在内的艺术教育在当今学校教育中的作用与地位日渐突显出来，从政府到基层，从专家学者到一般群众，对这一问题都有不同程度的认识和理解。笔者认为：

(一)包括音乐教育在内的美育，在学校教育中担负着促进健全人格与良好品德养成的重任

无论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强调的“修、齐、治、平”，还是日本传统文化中强调的“忠、孝、义、诚”，都离不开音乐教育，只有当“礼”与“乐”结合，才能培养出当时社会所需要的有道德有人格的人才。尽管我们今天质疑以道德教育为唯一中心的旧的教育观念，但并不是完全抛弃道德教育，其中的合理部分必须继承发扬，将其变为创新能力培养的原动力。音乐教育是一种情感教育，通过练习、表演、欣赏、创作，打动情感、激发兴趣。它能通过具体音乐作品的学习、欣赏，使冷峻的思想、枯燥的理论、冗长的说教在潜移默化、细雨无声中渗入学生的心灵深处。这种作用是其他学科所无法替代的。

(二)包括音乐教育在内的美育，担负着促进学生全面素质的提高和培养做人做事双重能力的重任

中国传统文化中强调“洁身自好”、“独善其身”，日本传统文化中强调“尽责尽职”、“团队精神”，这些对于未来人才的要求似乎都还不够，21世纪需要大量具有全面素质和既会做人、又会做事的人才。音乐教育是一种美感教育，追求美好、完善是它的重要特点之一。它既具有陶冶情操、净化心灵的作用，又能激发人追求完美、敢于想象、大胆超越，前者与做人有关，后者与做事相联。高尚的情操、美好的心灵是做人必须的，丰富的想象力和勇敢的超越精神是做大事、做好事、发明创造所应具备的基本素质。音乐的美，体现在和谐、对比，矛盾冲突、融合解决，旋律线条、和声对位，快、慢，强、弱，明、暗，喜、悲及其相互关系的处理等等众多的美学原则上，通过心灵情感的感化和思想理智的沉思，这些音乐要素可以转化为一种情感兴趣导向和精神情操动力，进而辐射到做人做事能力的形成。

(三)包括音乐教育在内的美育，担负着激发学生形象思维、培养情商智慧和发展创新能力的重任

我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曾说过：“从思维科学角度看，科学工作总是从一个猜想开始的，然后才是科学论证，换言之，科学工作源于形象思维，终于逻辑思维。形象思维源于艺术，所以科学工作先是艺术，然后才是科学。反之，艺术工作必须对事物有一个科学的认识，然后才是艺术创作。过去，人们总是只看到后一半，所以把科学与艺术分家，其实它们是分不了家的，科学需要艺术，艺术也需要科学。”著名华裔科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李政道也十分重视美育在教育中的重要作用。李氏经常提到“科学和艺术是一枚硬币的两面”，“艺术与科学是不可分割的，二者都在寻求真理的普遍性。普遍性一定根植于自然，而且对它的探索是人类创造性最崇高的表现”。1991年3月27至29日，北京现代物理研究中心、北京大学美学与艺术研究中心、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以及中国艺术研究院“高技术在艺术领域中的应用与发展”课题组等联合在北京大学召开了“音乐物理与音乐心理研讨会”，把音乐与物理学、心理学等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结合起来研究。

当代音乐教育范文第2篇

关键词:音乐艺术；身体认知理论；认识论哲学；音乐教育；后现代哲学；艺术教育

中图分类号：J60 文献标识码：A

Music Education Back to Body

DONG Yun

(School of Education Science,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210097)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身体”日益成为后现代哲学关注的重要视角，并进入了人文社科研究的话语领域。哲学的身心问题也是音乐及音乐教育的基础性问题。对身心的不同态度，也影响着音乐及音乐教育的操作方式。我国现行的音乐教育教学范式是建立在西方认识论哲学身心二分基础上的，音乐教育迈向系统化、规范化发展的同时也难以摆脱现代性固有的缺陷，凸显出一系列问题。而后现代身体理论某种程度上是西方思想界对自身学术传统和日益膨胀的“现代性”深刻反思的成果。从而，也为我们对当前音乐教育教学范式的改进与超越，提供了新的思想参照。

一、后现代语境下的“身体”

后现代语境下的身体是一个有机整体。身体不仅是最原初意义上的物质性“肉体”存在，还包括丰富的心智结构、心灵活动和意义世界，是蕴含着丰富社会文化历史内容的躯体。“对个人而言，它是身与心、感性与理性、意识与无意识的统一；对外界而言，它是与他者之身体相沟通、交流的支点，是主体间凝视与被凝视的相互接触关系中的存在。”①因而，身体既是人进行自我认识的源头，也是沟通人与社会、自然的支点和媒介。而思维作为一种生命功能，一开始便根植于身体场中，渗透于身体实践的始终。我们正是通过整体性的身体走向世界、感知世界、体验世界和创造世界。

后现代身体理论认为“身体在认知中的作用是不可还原或简约的”。我们对周围世界的感知和认识都是以自己的身体为中心的。无论是日常生活中的吃饭穿衣、读书写字、琴棋书画等等都是身体思维的结果，并不存在非具身的知觉。感知就是与我们所处的世界以及所过的生活的一种生命联系，而世界则把感知当做我们生活的熟悉场景呈现给我们。在此，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理解还是通过身体完成的。为此福柯说，一个人只有通过亲身体验，才可能获得全新的理论和认识。只有“用他的肉体、他的行为、他的感觉和热情以及他的整个存在，才能制成一件艺术品。”②在这里，知觉的存在、身体的存在、以及经由身体所知觉到的对象和现象的存在几乎是完全融为一体。因此，“认知实质上就是人的身体化的结果。大脑思维完全是一种整体性的身体活动，它就像能工巧匠的鬼斧神工一样，完全是脑、眼、手、足及整个躯体的综合性实践。”③

由上可见，身体认知是一种与认识论哲学完全不同的思维方式。认识论思维方式把“我思”确立为认识主体，外物被对象化成认识的客体。从而形成自我意识与外物间的主客二分，并在意识自身的封闭系统内，按照认知的逻辑实现二者的统一。这种认识论立场决定了人们对事物所采取的对象性的把握方式，由此决定人们对待外物的实用化和工具性态度。而身体认知思维的“知”是“体知”，即身体主体对其介入的世界所形成的具体处境的实际体验，它既先于认知而存在，也是认知得以进行的前提，为认知活动提供了原始的情境。在此情境中，身体思维以体知为内容和活动为依据，超越了主客二分，实现了身体与外物同一，从而达到了物我交融、身心一元的思维状态。哲学的身心问题也是音乐及音乐教育的基础性问题。身心关系的不同态度也影响着音乐及音乐教育的方式。后现代的身体理论突破了西方认识论哲学身心二分的思维模式，这也为审视当前我国以认识论哲学为基础的现代音乐教育范式提供了理论依据，为音乐教育研究的话语转向提供了新的支撑点。

二、我国现代音乐教育范式中“身体”的缺席

自20世纪以来，我国音乐教育采用西方的音乐教育体系和模式，其发展是建立在西方认识论哲学基础上的。西方传统认识论哲学是以近代自然科学和理性主义哲学为基础发展起来的，以此理论体系为基础的音乐教育理论和实践，有两个基本的价值维度：技术和审美。与此相对应，作为西方工业文明音乐教育体系的移入，技术理性的音乐教育观和审美音乐教育的哲学理念成为我国音乐教育现代范式的主要表征。在“扬心抑身”的哲学观念统领下，现代音乐教育话语中是关于精神、灵魂、技术、知识的体系，而身体是缺席的。工具理性宰制下的现代音乐教育范式，迈向系统化、规范化发展的同时，也无法摆脱被异化的命运。

以审美为核心的音乐教育理念，将音乐等同于音乐作品，认为静态的音乐作品比真实的音乐过程更为重要。强调音乐的审美感知，对存在的音乐作品只能以审美的方式聆听与欣赏，专注在像旋律、和声、节奏等等这些为审美提供形式的音乐作品的元素和结构特征上。审美体验的获得源自听者对音乐作品审美特征的完全关注，由此可以获得超验的、纯粹的审美体验，却对音乐赖以产生的任何道德的、社会的、情感的、个人的等文化意义避而不谈。此处隐含的假设是：“音乐作品即被认识的对象，是审美的客体，学习者则是拥有审美能力的认识主体。音乐作品与学习者的关系就是审美客体与审美主体的关系。”④由此可见，我国审美音乐教育的观念没有脱离西方认识论哲学二元分离的窠臼。并且受行为主义心理学的影响，审美观念下的音乐教学采用“刺激-反应”模式，这种模式把人的心里活动视为人脑对客体音乐的反射活动，音乐体验只发生在个体头脑的心理表征中。

音乐学习就是通过音乐的刺激引导学生对音乐诸要素做出反应，并培养以此为基础的音乐表演、音乐审美等音乐行为能力。此种音乐教学模式让人与音乐之间只是一种单纯的听赏关系，体现为人对音乐“物”的消费。当我们从主体反应或者从对蕴含意义的客体觉察的角度来理解和学习音乐时，也就是从沉默的听众而不是参与者的角度来理解学习过程的。作为音乐旁观者的学习方式，获得的音乐体验只能是一种静态化、平面化的意识体验。于是，当“思”无“身”时，音乐就被界定为“听觉艺术”，培养欣赏音乐的“优秀”的耳朵成为音乐教学的目标，主观思考和想象构成了音乐体验和理解的关键，而不是对现实世界中各种音乐过程的真实描述。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当前音乐教学过程中身体参与和体验的缺乏，音乐学习与真实生活的隔离，也必然造成了在这种关系的学习中重结果轻过程、重现成轻生成的倾向，音乐教育忽略了音乐制作的本质及其重要性，无法向真正的音乐意义敞开。

技术理性的音乐教育观念也与认知论哲学息息相关。我国的近现代音乐教育基本上是以西方音乐教育体系为模板的，而西方的音乐教育体系又是建立在“自然科学”（物理声学概念）和“理性主义”基础上的技术理性的教学体系，这也成为我国音乐教育的基础。尤其是近代工业社会以来，随着理性和知识在社会发展中价值的突显，知识教育日益成为现代教育的基本特征。知识论的教育起点观其实是理性主义的教育起点观。理性主义的教育观把理性视为人性的本质，求知则是人的理性能力表现。所以这种教育追求的是培养人的理性，知识的传递与获得成为教育的唯一目标，教学就是一种认知活动。由此音乐教育也成为一种技术知识的教育。

音乐教学的认知模式也将音乐看做实体性存在，追求的仅仅是学习者音乐认知能力的提高。音乐教育的内容沦为单纯对音乐本体知识的追求、工具性的识谱、读谱、技能训练注重的是音乐的逻辑结构的认知，强调“我思”而忽略“我能”，对身体的训练不包括在内。音乐教学的认知模式呈现出目的-结果倾向，是一种以知识传授为中心的单向的、机械的知识灌输和规训过程，音乐工艺层面的学习成为教学追求的最终目的而不是手段。片面强调“知”的精神的音乐教学导致了语言和逻辑成为音乐教学的唯一方式，而忽略了身体体悟对于音乐经验的重要意义。在这样的学习过程中存在“弃我”、“忘我”的现象，本来能体验并能制作的音乐，以人的生命及其文化为逻辑前提的音乐被分解为纯粹知性探索的各种符号与知识，并与音乐理解相提并论。

音乐教育无视学生自身对音乐的行为、态度、意图和感受的体验，导致了知识与体验的脱节，认知与情感的失调，忽略了对音乐知识背后生活经验和意义的体认。然而，音乐教育的过程不同于获知的过程，获知的过程靠认识，是把握物性的过程，而音乐是有生命意味的形式，是一种参与其中才能生成的存在。

因此，音乐教育的过程靠理解，只有个体亲历其中才能真正的实现。而建立在认识论身心二元基础上的理性认知模式，虽能让学生一些掌握固化的音乐知识和技能，却切断了音乐活生生的体验之流。用哈贝马斯的话来讲，这样的教育只关注人的技术的认知，而不关注人的旨趣。音乐沦为一门知识和技艺，丧失了把握人之整体生存状态的功能和价值，音乐教育失去“育人”的真正意义。

三、回归“身体”的音乐教育

“当‘思’无‘身’时，知识也就被从生活中剥离出来，失去了其鲜活性。”⑤这也是当前我国现代音乐教育范式异化的病灶所在。音乐教育“即心言心”的言说路径导致了音乐教育灵魂与肉体的分裂，切断了音乐与生命和生活的血肉关联。而后现代语境下的身体认知让“我思”沉浸到身体里，成为一种整体性和生成性的身体行为，也是一种主客未分状态下人以其整体性把握世界的生命活动。真正能进入灵魂深处的知识，只有经过自身的身体体悟才能获得，身体认知所要表达的正是实在与意义的统一体本身。因此，对于追求人文意义，促进生命发展的音乐教育来说，身体理应成为音乐教育的基本存在状态。

音乐教育回归身体，就是要回归到以身体为核心的生命体验和生活经验之中，在身体的参与中将音乐和人鲜活的生命融为一体，体验物我交融的整体性音乐经验，获得真正的音乐理解。回归身体的音乐教育让身体成为音乐学习的出发点，甚至是音乐学习的发生地点，并参与到学习过程中的各个阶段。“身体亲历学习不是传统认知层面上的脱离实体的‘心理’的转换与进步，而是生理与情感的双重结合，是感觉意识与深入思考的双重升华。”⑥身体在音乐教育中的回归是从传统认知方式的身心分离走向身心合一的状态，强调在音乐语境中行动而不是思考。这种以学生对自己身体的直接操作为特征的认知方式在发展学生的认识能力和认识世界方面有着独特的作用。就像迈特赫斯说的，“身体亲历学习是认知‘是什么’和‘做什么’之经验或体验的具体体现”。

对于这一点，东方音乐及音乐教育方式可以给我们重要的启示。实际上，就心身一元的观念而言，东方古老的身体观念与西方后现代哲学的身体论在对待人与世界的认识态度上是相一致的。像中国、印度、非洲等东方传统的身体观中，身体是指一个心身融构的活络整体，而不仅限于形躯之身。东方哲学的身心合一观念形成了东方音乐观念以及创作、传承、教学方法的整体性。西方音乐观念认为客体乐音与主体人心是分离，而“东方音乐始终是被看做人心之动而发出的声音，音乐与生物体的感觉是一个整体，灵与肉是不可分割的。”⑦这种哲学思想反应在音乐的学习上，不同于西方音乐的技艺训练。用约翰斯・苏尔兹的话说，“是一种整体性及自生性音乐训练的方式，即协调所有的心智和体力，以便使身体达到最佳状态。”⑧

这种方式是以生命存在直接去感受客观世界，强调了直觉的非理性主义倾向。由此决定了东方音乐表演与创作融为一体，音乐与语境不相分离的音乐“品味”体验模式，与西方确定性的照谱演奏演唱传统和强调音乐“分析”的体验模式不同。东方音乐与诗性认知相联，只有借助身体所有感官的参与，融入音乐的过程之中，才能获得一种整体的音乐经验，获得真正的音乐理解。至今，像我国少数民族、印度、非洲等地方的音乐传承中，融入身体感觉的音乐体验和音乐传承是必不可少的。

音乐学习是在群体的音乐活动中不断对别人身体律动的看、听、观察、模仿和尝试中完成的，而不是通过解释和分解复杂的音乐概念和技巧的方式进行。想象力、直觉和意识在音乐活动中扮演重要的角色。这种基于身体认知的感性、生活化的音乐活动和学习方式对当前音乐教育的启示在于：音乐是学会的，而不是教会的。学习音乐的思维方式意味着学习如何去体验感性思维。这需要依靠身体来反复体会在音乐关系中那种细微的“恰到好处”的感觉，而不是仅仅依靠书面知识的灌输和理论化的思考。这种生态学的、生物学的方式更符合人的本性的音乐教学。今天，我们也看到在西方音乐教育中也在重新界定和操作“音乐”，如达尔克罗兹体态律动和奥尔夫教学法，都是通过身体的律动将音乐概念内化，促进身体本质的自发性表达。因而，将音乐回归整个身体，也可以说是在回归音乐的东方性以及转向音乐的后现代性。

将音乐教育回归身体，具体在音乐教学的操作中，应将学生的感官与身体意识充分调动起来，将教材从静态呈现转为动态表现，让学生在亲历的身体体验中获得整体性的音乐理解。在身体参与的音乐学习中，“音乐作为可听、可感可回味的艺术，它与精神和身体结合成一个永恒不可分割的整体。”⑨音乐不再是外在于个体自身的被认知的对象，而是在自己探索、体验与感悟的过程中与身心完全融为一体。个体与音乐间形成了一种创造性的共生关系，音乐教材就变成了与学生交流和对话的“文本”，可以由学生解释和发展，从而形构了一个部分对象与主体，但又完全属于个人的活生生的音乐世界。在音乐教学中强调身体参与，实现了一种教学观念的转变：从过去强调对音乐知识技能的学习，转向了注重人对自身的认识，对生活意义的探讨。

因而，音乐教育回归身体实际上是回归对人的关怀，回归音乐教育的文化承载。音乐学习的方式从认知转变到了生存的方式，回归了音乐教育的本真状态。总之，对于身体价值的彰显，会为改变我国音乐教育技术理性化的现状提供一些新的思路，让音乐教育回归到一种生态化和人本化的状态。

四、结语

正如梅洛・庞蒂所言，真正的哲学就是重新学会看世界。后现代哲学的身体转向不仅改变了我们认识世界的方式，还为我们重新认识音乐及音乐教育开启了新的视界。当前，我国音乐教育仍处于刺激-反应这样的现代主义教育范式中，并且在这一“中心范式”的占领下，遮蔽了本土以及其他民族的音乐教育模式。

而从身体理论的角度审视当前音乐教育的基本原理，将会重新发现包括本土在内的东方传统音乐教育体系的价值与意义。因而，在当今世界多元文化音乐并存与交流的时代，我们应该汲取东方以及后现代音乐及音乐教育的智慧，为重构本土音乐教育体系提供新的参照。（责任编辑：帅慧芳）

① 邱昆树、阎亚军《教育中的身体与身体教育》，《教育学术月刊》，2010年第11期。

② 张之沧《身体认知的结构与功能分析》，《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

③ 同上。

④ 覃江梅《音乐教育哲学的审美范式与实践范式》，南京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年，第122页。

⑤ 闫旭蕾《教育中的肉与灵――身体社会学视角》，南京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6年，第38页。

⑥ 刘潇阳《身体亲历学习初探》，《高等函授学报》，2010年第9期。

⑦ 管建华《后现代音乐教育学》，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390页。

当代音乐教育范文第3篇

【关键词】贺绿汀；当代价值；音乐教育思想

著名音乐教育家和创作家贺绿汀，他的一生都致力于音乐创作和对音乐教育的创新上，促进了音乐教育思想的民主化和大众化，他的思想对现代音乐教育事业的发展有着启蒙作用。本文通过对贺绿汀先生在音乐教育方面的理论和实践进行分析研究，辩证的对其思想进行分析，并从他所处的时代背景为出发点研究贺绿汀先生理论方面的特殊性，以期能够通过本文的研究对今后的音乐教育提供可参考的观点。贺绿汀先生的毕生心血都耗费在了我国的音乐教育理论和体系的完善上，从贺绿汀的音乐教育思想中仍然能获得许多到现在依然有着指导意义的内容。

一、贺绿汀音乐教育思想

贺绿汀先生在创办音乐教育时采取民主办学的方式，致力于将音乐教育进行全面的普及，他倡导音乐教学不应该局限于几所专业音乐学院，而是应该在更多的乡村中得到发展，音乐应该融入大众的生活，其音乐民主思想的内涵及其启示体现在：

（一）教育思想的民主化、大众化

贺绿汀先生毕生都致力于音乐教育能够实现民主化和大众化，他希望音乐教育不仅在城市教育中进行，而且能够在乡村学校中盛行。这在他的著作《音乐艺术中现存诸问题的商榷》中详细进行了探讨。文中不仅提出要办专门的高等音乐院校，而且为了实现音乐教育的大众化，他还提出为了带动乡村音乐教育事业的发展，应该充分带动乡政府干部、乡村教师以及民间艺人的积极性，注重对他们音乐专业文化的培养，在这方面上海音乐学校已经有了丰富的实践，迄今为止，已经有诸多地方歌舞团在该校进行过专业进修。

（二）贺绿汀音乐教育思想的启示

贺绿汀先生这种大众参与音乐教育的教学方式和思想对今天仍有重要的意义。有利于我们转变进行音乐教育的目的是为了培育优秀的音乐家这种传统的教育理念。通过对贺绿汀先生音乐教育思想的研究，我们明白了音乐教育的目的是为了让大众参与音乐。在学校音乐教育过程中不应该将学生的音乐水平高低作为其评判标准，而应该更多的关注学生的参与水平，关注他们的参与度以及从活动中获得的音乐认知作为评判标准。

二、重视音乐教育，创新教学体制

通过前文对贺绿汀先生音乐教育思想及其对今天的启示可以得出，音乐教育应该广泛地参与到对学生的学校教育过程中，但是，当前我国音乐教育体系并不完整，对普通学校音乐教学的重视程度依然不够，尚有众多中小学将音乐教学作为“摆设”，这些都不利于我国音乐教育教学的长远发展，因此需要对学校音乐教育体制进行创新，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加强音乐师资教育队伍的建设

加强音乐教育教师队伍的建设有利于从根本上促进音乐教学的专业化，提高教师在音乐教学过程中的综合素养，提升学生音乐学习的专业性和积极性。建国初期，上海音乐学院面临音乐专业人才缺乏及音乐资金缺乏的困境。面对这种情况，贺绿汀先生凭借他的个人影响力的号召，将周小燕等一大批从国外学成归来的优秀音乐家纷纷召集到为上海音乐学院的教学事业中去。贺绿汀先生在平时的音乐教学中充分尊重这些音乐大家的教学方法和学术观点，并且为了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贺绿汀先生主动提高教师的教学报酬。所有这些努力，使这些优秀的教师在对学生进行音乐教学的过程中竭尽所能进行奉献。贺绿汀先生主要通过扩大专业教师队伍和提高音乐教室教学待遇方面，进行音乐人才的招揽，据此，为提高音音乐教师师资力量，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首先，提升教师的综合素养。提升教师综合素养主要包括教师的教学资质的审核、其音乐教学的专业化程度、教室的年龄及其心里素养等的综合考察。此外，还应该在音乐教学过程中考察教师是否具有敬业精神、对音乐教育事业是否热爱等方面，以保证音乐教学的顺利进行。其次，促进教师成长环境的优化。教师成长环境也就是通过教学促进教师教学能力的提升，这就要求学校将音乐教师的选任与其专业技术职称相结合，推行音乐教师竞相上岗的机制，加强对教师的管理和考核，并将结果作为教师职称评选的依据，以此促进音乐教学管理的科学化。此外，还应该提升音乐教师的待遇，对一些优秀教师进行奖励，提高他们的教学积极性。再次，提升音乐教师的教学待遇。当前，我国对中小学音乐教育的还未实现专业化教学模式，音乐课程在所有课程中几乎不受重视，多数情况下音乐课程被迫改成其他语数外类的主要课程学习，音乐教师在此过程中得不到应有的尊重。相应的许多学校不招聘专业的音乐教师，即使有专门的音乐教师其也处于副科教师的地位，甚至没有代课费，造成音乐教师待遇较差，这都阻碍了中小学音乐教育在我国的发展。因此，应该提升音乐课程在中小学课程中的比重，提高音乐教师的待遇。

（二）注重音乐教育的多元化发展

注重音乐教育的多元化发展也是贺绿汀先生对民族音乐教育的重大贡献之一。他在进行音乐教学的过程中注重中西音乐文化的结合。这就要求我们在发展音乐教学的实践中不仅要充分发扬中华民族传统的音乐文化，而且应该将我国的少数民族音乐以及国外优秀的音乐因素进行融合，促进音乐教育元素的多元化。当前世界音乐教育发展的潮流亦是如此。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音乐元素也多种多样，每个少数民族都有其特别的音乐文化，这就要求教师在进行课堂音乐教学中，将当地的音乐特色、自然环境等进行很好的融合，这样才能促进音乐教育真正的贴近学生的生活实际，提高他们音乐学习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保留当地的音乐特色，在进行通俗音乐教学的同时将自己的本土音乐文化融入其中，创造出新的有特色的地方音乐。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将我国优秀的音乐文化发扬光大，促进有音乐特长的学生从小培养他们的音乐创造性，发挥他们的音乐天赋。使音乐教学变得更加丰富多彩。

（三）注重音乐教育的阶段连贯性

贺绿汀先生的音乐教学办学理念是要求注重音乐教育在小学、中学以及大学的分阶段专业化音乐学习，他的音乐教育理念注重音乐教育的连贯性。因此，当前的音乐专业教育也应该注重教育的连贯性，实践音乐教育中经常发现，部分学生到了高中阶段发现自己的文化课水平不高，于是才开始进行专业的音乐学习，开发其音乐才能，以期能够将通过此种方法考取音乐学院。按照贺绿汀先生观点而言，这种音乐人才培养模式是不正确的，过于功利化。他认为，一所专门的音乐院校，应该相应的配备其音乐小学和中学，唯有在小学和中学阶段对音乐基础理论进行了系统化学习，才能够接受日后更加专业的音乐教育。鉴于此，为了能够培养真正的音乐人才，我国在今后音乐教育中可以先设立一所专业的包括小学、中学以及大学在内的专业音乐学院，将专业音乐教育与业余音乐教育进行区分。

三、结语

总之，贺绿汀先生在音乐方面的贡献是极大的，他不仅留下了大量优秀的音乐作品供我们欣赏，而且他提出的促进音乐民主化和大众化的音乐教学思想也促进了我国音乐教学事业的不断发展。随着经济的迅猛发展，对学生进行音乐教育更多的应该注重对他们音乐天赋的启发和对多元化音乐的接受。因此，在今后的音乐教学中应该将先生的教育理念和思想进行很好的贯彻，通过提升音乐教师的教学专业化来促进学习音乐学生过程中能力和创造力的提升。

参考文献

[1]徐琴,王春苏.论城市社区居委会自治性的成长——对南京市L社区议事园几个实践案例的考察[J].城市观察,2013(06).

[2]鲍宗豪.对当前中国社区建设四大问题的思考[J].河北学刊,2010(06).

当代音乐教育范文第4篇

[关键词]《乐记》 乐教 美育

《乐记》是先秦音乐美学思想的理论总结成果。它对两千多年来的中国封建社会的音乐美学产生了极为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它所反映出来的儒家乐教思想更是主宰了整个中国封建时期的音乐教育。其审美思想对当代的音乐教育仍具有重要的启迪作用。本文拟就这方面给予初步探讨。

一、音乐的作用在于“修内”

《乐记》首先论断是“乐”的起源。“凡音之起，由人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声相应故生变，变成方，谓之音。比音而乐之，及干、戚、羽、旄，谓之乐。”（《乐记》乐本篇）“乐”的起源是“人心感于物的”结果，“物”是外在的东西，而“心”是内在的反映。音乐是表现感情的艺术，而情感也不是孤立存在的，它必定是由于外在事物作用于内心，有感而发，人的感情潜在心里，他借助于对各种外在事物的体验释放出来而构成音乐，反过来，人们也通过音乐来表达感情。由此可看出，《乐记》的音乐审美教育意义在于“修内”。

《乐记》认为，人在没接触外在事物时表现出的天赋本性是内心平静的，当感受了外物的影响之后内在的智力、感情便活动起来，表现出来。“感于物而动”，这是本性的外现。而外物到来，人的内心便能去感知、认识它，于是，人们便有了对外界事物的喜爱与厌恶。“礼”、“乐”正是先人创造出来而用来节制自己的。

儒家音乐教育思想的“修内”，主要体现在把规范社会政治制度及伦理观念的“礼”与艺术审美教育的“乐”结合起来，置于学校教育科目“六艺”——礼、乐、射、御、书、数的前列“夫乐者，乐也。人情所不能免也，故人不能无乐。乐必发于声音，行于动静，人之道也。声音动静，性术之变也，尽于此也。”（《乐记乐化篇》）认为，音乐艺术不仅仅是为帝王歌功颂德的形式，而且也是个体抒发情感、追求自由快乐的形式，是人格修养最后完成的唯一途径。“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把音乐教育的“修内”看作教育的全过程，并且高于其他教育。

二、“乐”与“德”通

现代素质教育所提倡的音乐教育的“德育功能”，也与先秦儒家乐教“修内”思想有相通之处。“是故知声而不知音者，禽兽也；知音而不知乐者，众庶是也。唯君子为能知乐。是故审声以知音，审音以知乐，审乐以知政，而治道备矣；是故不知声者不可与言音，不知音者不可与言乐，知乐则几于礼矣。礼乐皆得谓之德，德者德也。”（《乐记乐本篇》）从“声—音—乐”与“禽兽—庶众—君子”关系的角度论证了礼乐对人的“德”的形成有巨大的影响作用，而治国安邦则需要君子的德。然而，只有具备“乐”、“礼”的人才能叫做有德的人，而只有这些有德的人才是治国安邦的君子啊。可见，先秦儒家已把“乐”上升到了超越一切的极高境界。

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到今天，已经初步向世人展现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但是，国家在发展，社会要进步，教育应适应这种需求，进行必要的改革和调整。大环境下的“素质教育”的提出，说明我国对非智育方面的教育有了充分的再认识。但目前在不少教育条件相对较差的地区，真正地实现“素质教育”还是有一定的困难。而音乐教育作为一门特殊的课程，在特殊的条件下应该发挥它独特的功能，音乐教育可以采取歌唱、欣赏等多种形式，在艰苦的条件下也能发挥它独特的作用。在新形势下如何利用音乐教育的非智教育功能，发挥音乐教育在现代“素质教育”中的功用，应当作为一个重要的课题认真研究。当前在学校教育中有机地渗透德育，显得尤为重要。

三、“和”仍然是音乐教育的追求

“夫乐者，乐也，人情之所以不能免也。乐必发于声音，形动于静，人之道也，声音动静，性术之变，尽于此矣！故人不耐无乐，乐不耐无形，行而不为道，不耐无乱。先王耻其乱，故制雅颂之声以道之，使其声足乐而不流，使其文足论而不息，使其曲直、繁瘠、廉肉、节奏足以感动人之善心而已矣；不使放心邪气得节焉，是先王立乐之方也。”（《乐记乐化篇》）这是《乐记》的一段非常精彩的言论，在这里，《乐记》指出了人和音乐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并且评价先王用雅、颂一类的乐曲作为作乐的引导，务必使曲调足以使人得到快乐而又不致于使人变得放纵，务必使文辞条理分明而又不显得呆板，务必使音调的曲折或平直、繁复或简单、纤细或饱满、休止或进行足以感动人的善心。这些体现了先秦儒家音乐审美思想意识上的一个“和”字。“和”在定义上是指几种不一样的东西的结合，与之相对应的概念“同”是指相同的东西的结合。“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乐记乐论篇》）则是讲的“四海之内合同敬爱”的“博爱”的思想，以及由“声和”和“心和”到“人和”与“政和”的一种升华。这种“和”的审美意识反映到音乐教育当中便是音乐教育的美育功能了。

“是故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乐记乐本篇》）由此可见，《乐记》不仅明确提倡对社会具有积极作用的“和”的音乐，同时也反对对社会具有消极作用的不“和”的音乐。然而，古乐反对的“靡靡之音”“亡国之音”在现代社会中到底存不存在呢？如果有，应该怎样对待这些音乐呢？这恐怕是关于音乐创作的重要的音乐美学问题，而这个问题也正是《乐记》所讨论的核心问题之一。在当代音乐教育方面，“流行音乐不能进课堂”的口号曾一度喊得很响。不让当代的青少年在课堂上接触流行音乐，这从教育规律和社会发展规律看是不科学、不负责任的。因为“流行歌曲”并不等同于“黄色歌曲”，二者在本质上不能一概而论。作为音乐的一种类型，“流行音乐”有着它自身顽强的生命力，在许多“流行音乐”的内容上也反映了有着其自身特色的高雅的一面。不可否认，许多流行音乐比较适合青少年心理生活，受到青少年的广泛欢迎。可同时，由于商业的因素，目前的流行音乐中也存在着良莠不齐的严重现实。当代音乐教育应当因势利导，努力提高青少年对流行音乐的审美品位，把流行音乐的负面影响减少到最低限度。

此外，《乐记》关于音乐社会功能及音乐教育完善人格的审美教育思想，音乐促使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审美教育思想等等，都是当代音乐教育思想的一批宝贵的精神财富。如何把传统的、感性的古代乐教思想与当代科学教育的新发现、新理论结合起来，汲取我国悠久历史文化的营养，建构其理性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新体系，是我们当代音乐教育者应当承担的责任和必须认真研究的课题。

参考文献

当代音乐教育范文第5篇

从各章地概述就可以清楚地了解到我国40多年来不同的历史时期在音乐教育上所经历的不同发展轨迹及中间曲折的道路。将音乐教育放在了整个历史背景中来描述，结合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来分析，内容全面、分析得当。

本文共分为两部分，著作中每集都是按照时间顺序来展开的，第一部分将按照时间顺序来展开，以中小学音乐教育为例，简要介绍不同历史时期学校音乐教育的发展状况；第二部分以少年宫为例，简要介绍校外音乐教育的发展状况：

一、三个不同历史时期学校音乐教育的发展状况

1、19491966，社会主义改造完成时期

1949年12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层讨论了中小学课程设置及教材编审问题。

1952年3月18日，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颁布了《中学、小学、幼儿园暂行规程（草案）》，其中对中学提出的美育任务是：陶冶学生的审美观念，并启发其艺术的创造能力。对小学则要求：使儿童具有爱美的观念和欣赏艺术的初步能力。中学教学计划（草案）说明中提到：高中不设音乐科，但应于课外活动中规定每周有一小时的音乐活动。[1]

这说明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央人民政府就开始关注了音乐教育，这一阶段，学校音乐教育以欣欣向荣的姿态和崭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一起成长。

建国初期，百废待兴，比较明显的特点是：城乡发展不平衡；音乐教师的质量和数量都无法满足当时的需求；以唱歌为主，歌曲教材以歌唱当时的政治生活的少年儿童歌曲及群众歌曲为主，包括歌颂党、祖国、领袖及青少年生活。学校音乐教育总的趋势是强调音乐教育为政治服务。

2、19661976，文革时期

十年文革，教育事业遭受了严重的摧残，各地学校音乐教育几乎完全崩溃。不管是城乡、中小学生还是幼儿园的小学生，课上课下主要以唱语录歌、样板戏等形式来开展音乐活动。

3、19761990，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学校教育开始走上恢复和稳定的局面。1978年1月，教育部公布了文革后的第一个《全日制十年制中小学教学计划试行草案》。

1986年4月，我国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开始实施九年制义务教育，年底又公布了《义务教育全日制小学初级中学教学计划（初稿）》。音乐课在义务教育阶段占有重要的位置。

近年来，我国的教育改革深化，中小学由应试教育向全面提高国民素质教育的轨道迈进，特别是人们对美育在形成国民良好的文化精神素质的普遍关注，艺术教育在中小学的地位有逐渐加强的趋势，从音乐课时在中小学教学计划中变迁也可明显地看出。[2]再加上中等师范学校和高等师范学校为小学和中学培养了很多优秀的教师，给学校音乐教育带来了希望。

最明显的就是《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全国学校艺术教育总体规划》等国家重点法规条件都指出美育对培养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对提高全民族素质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九年义务教育小学、初级中学教学大纲》规定，小学低年级每周2节音乐课、小学中高年级和初中每周1节音乐课，现在开设的音乐课程不论是城镇学校还是农村中小学，基本上都能满足学生的需求。

从194919902016年，学校音乐教育是呈U型发展的，而且随着素质教育的推行，目标已越明确，教材越来越完善，对教师要求也越来越高，课堂教学也从知识教授为主向审美教育为主过渡。

二、以少年宫为例，校外音乐教育的发展状况

1、少年宫声乐教育活动

分为两方面，一为合唱团；二为小型声乐组

（1）合唱团

通过合唱团的活动，培养学生对合唱艺术的兴趣爱好，发挥他们的艺术才能，提高他们对音乐的视听力、表达力、记忆力、想象力和创造性思维能力，使学生在合唱团活动中接受美育教育。

（2）小型声乐组

吸收具有较好的嗓音条件和音乐素质的少年儿童参加，对他们进行严格的歌唱发声技巧训练，并增加演唱与表演方面的辅导，通过独唱、重唱、小合唱表演唱等多种形式的训练，以提高学生的歌唱表现能力。

2、器乐教育活动

分为两方面，一为乐队；二为单项乐器小组

（1）乐队：包括民乐队、管弦乐队、室内乐队和电声乐队

（2）单项乐器小组：比较多的是手风琴组、电子琴组、小提琴组、钢琴组，以及长笛、单簧管、圆号、长号等培训班。民乐方面也设立了单项小组，如：二胡、笛子、苼、琵琶、扬琴、古筝等项乐器的培训班。

3、群众性的音乐教育活动

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

（1）举办群众性的大型歌咏活动

（2）组织全国或各省、市性的各种器乐比赛，互相观摩学习、交流经验，促进演奏水平的提高

（4）组织学生艺术团、合唱团、交响乐团等艺术团体

（5）少年儿童校外音乐教育的群众性音乐活动，另一个重要方面，是组织音乐讲座、音乐欣赏会、联欢会及与音乐家的见面会等。[3]

从以上情况可以看出，校外音乐教育的发展一直处于良好的状态，其音乐教育的重大成果之一，就是为未来的音乐家和专业音乐工作者所做的启蒙奠基工作，为社会主义培养了千千万万业余音乐爱好者和各行各业的文艺骨干，为社会主义培养了千千万万业余音乐爱好者和各行各业的文艺骨干，为各地音乐院校、师范院校、文艺团体输送了一批批声乐和器乐方面的演唱、演奏人才。

总之，随着基础教育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变，音乐教育在提高全民素质中的独特地位和作用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这无疑为音乐教育的进一步提供了契机，同时，也为教师提出了更大地挑战，所谓挑战与机遇并存，相信在未来的发展中，校内校外音乐教育会更加完善。

著作：

[1]姚思编著.中国当代学校音乐教育研究文集[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