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纠纷里的民事纠纷范文第1篇

一、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基本情况

2021年7月份，我局共排查矛盾纠纷119起，化解115起，其中排查经济纠纷30起，化解30起；排查劳动关系纠纷5起，化解4起；排查情感婚恋纠纷15起，化解15起；排查邻里纠纷9起，化解9起；排查其他矛盾纠纷60起，化解57起。

二、矛盾纠纷数据分析

7月份排查矛盾纠纷119起，较5月份168起环比下降29.2%，其中经济纠纷减少12起，劳动关系纠纷减少2起，情感婚恋纠纷减少9起，邻里纠纷减少3起，其他矛盾纠纷减少17起。化解率较5月份的95.8%提高了0.8%。

三、矛盾纠纷排查化解现状分析

（一）矛盾纠纷多元化。矛盾纠纷类型包括情感婚姻、劳动关系、经济纠纷、邻里纠纷等占主流，并且还与行政纠纷、治安案件、刑事案件混杂交织发生。其中多因小事引起，具有易冲动、易激怒等特点。

（二）矛盾化解复杂化。矛盾纠纷的产生，往往是当事人双方各执己见、互不退让而造成矛盾纠纷升级，轻者破口大骂，重者拳脚相加。2021年来，各派出所调处口角纠纷、婚姻纠纷、邻里纠纷就有294起，占矛盾纠纷总数的39%。同时，少数群众过于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也给调处化解工作带来较大难度。

（三）规模日益群体化。由于经济的发展，社会的变革，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方式、利益分配出现了深刻变化，各类矛盾纠纷不断凸显出来，其范围涉及群众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参与越级上访的群众受一些错误心理因素影响，有了问题不是逐级反映，而是组织群体性上访，或采取越级上访的办法，甚至有极少数人抱着“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不闹不解决”的思想，层层向党委政府施压，逐步加码，给社会稳定带来了不良影响。

（四）处置呈现对抗化。随着社会市场经济的推进，部分人价值观出现变化，通过正常的诉讼途径无法解决时，往往抱着“团结就是力量”的想法，采取集体上访、围堵政府机关、语言威胁等手段来表达诉求甚至获取不法利益，在社会上造成一定的影响。

四、存在的问题

我局虽高度重视矛盾纠纷的排查化解工作，探索积累了一些经验，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也不同程度地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

（一）原因错综复杂，警情居高不下。随着经济不断转型升级，乡村振兴步伐加快，人与人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容易升级成为现实形态纠纷，民间纠纷的内容、层次和领域日益复杂，牵涉范围不断扩大，且复杂性成为了群众纠纷突出特点，纠纷的后果不再是涉及一个或几个人的利益，而是牵扯众多当事人的利益，增加了当前民间纠纷的复杂性，也增加了解决矛盾纠纷的难度。

（二）范围界定模糊，法制观念缺失。派出所调解的纠纷各式各样，涉及的问题方方面面，既有婚姻家庭纠纷、邻里纠纷、经济纠纷、土地纠纷，又有劳动关系、环境污染等方面的新问题，纠纷类别各式各样。而在实际中，应向人民法院或者基层人民调解组织申请处理的纠纷，因当事人法制观念淡薄，以及到公安派出所调解方便、快捷且免费等诸多原因，导致基层派出所接处的纠纷类警情大幅增长。

（三）调解合力不足，工作质效不高。虽然党委政府、派出所、司法所成立了调解室，但实际运作效果并不理想，现行调解体制还未形成“一盘棋”的格局，导致许多矛盾纠纷久拖不决，有的甚至转化为行政案件乃至刑事案件。当前村级两委、镇政府、司法所、派出所、人民法庭等单位和部门，都有调解矛盾纠纷的职能与义务，但没有形成高效的调解合力，导致矛盾纠纷的调处化解质效不理想。

五、下一步工作措施

（一）厘清基层矛盾纠纷化解职能职责。一是要与相关职能部门厘清职责范围，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办事，对不属于公安管辖范畴的纠纷，先行受理后，根据矛盾纠纷性质，对照各调解组织的职责，合理地将矛盾纠纷进行移交分流，积极引导矛盾纠纷双方到归口部门调处，做到各司其职，从而改变公安调解大包大揽的状态，避免不作为或乱作为。二是要厘清当事人诉求的合理性，以及合理的诉求是否通过合适的渠道表达问题，做到“合理诉求想方设法解决，不合理诉求耐心调处，对采取非法手段谋取不合理诉求的坚决打击处理”。

经济纠纷里的民事纠纷范文第2篇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 5918（2015）08 - 0085 - 02

doi：10. 3969/j.issn.1671- 5918. 2015. 08- 039

[本刊网址]http：//hbxb.net

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和社会矛盾的凸显期，在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过程中，利益多元化及冲突的复杂性更为明显，由此决定了社会对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迫切要求。“枫桥经验”解决矛盾机制可资借鉴，“调解在先”作为“枫桥经验”的主要内容之一，其调解的矛盾范围已并不仅仅限于民事案件，而且延伸到刑事领域。按照“以民为本”的理念，发挥各职能部门科学化的、以人为本的执政能力，通过调解制度来恢复社会和谐的人际、邻里、宗族关系，从而维护社会稳定，实现社会和谐的终极价值。

一、社会矛盾多元化的现状

新形势下，社会矛盾纠纷不断涌现，呈现出“主体多元化、类型多样化、内容复杂化、调处困难化”的新趋势。

（一）从纠纷主体看，多元化趋势明显、群体性纠纷激增

纠纷主体已由单一性向多样化发展，由过去的公民与公民间的纠纷发展为公民与公民、公民与组织、企事业单位、行政机关及他们之间的利益纷争。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民间纠纷的主体更多地由以往的公民与公民之间，向公民与经济组织之间、公民与基层政府管理部门之间扩展。而且，矛盾主体相对集中在同一区域、行业，呈现出人员相对集中、利益诉求趋于一致、问题繁复的特点。

（二）从纠纷类型看，涉及经济性、利益性的矛盾纠纷日渐成为主流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纠纷类型增多。“三跨”纠纷，即跨地区、跨行业、跨单位纠纷，“三劳”纠纷，即劳动、劳务、劳资纠纷，以及商品经营、货币流通、信托信贷、房地产开发、小区建设、企业破产、兼并、改造、股份、转包、拍卖、优化组合、合伙经营、土地承包、买卖、租赁、劳资供应、集资提留、计划生育和党群干群矛盾纠纷明显增多，各种纠纷不断涌现。其中，涉及土地承包、征地、拆迁补偿、劳务、债权债务和医患等以经济利益诉求为主要内容的纠纷数量大幅上升。这些纠纷涉及面广，利益主体成分复杂，还存在群众恶意上访的现象，把矛盾转嫁到社会、政府，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和和谐发展。

（三）从纠纷内容看，矛盾纠纷呈现出繁复、持续和反复的特征

民间纠纷的内容也由以往家庭成员内部之间的婚姻、继承纠纷或邻里之间简单的侵权、债务纠纷，发展为合伙投资纠纷、职工与企业之间的劳资纠纷、安全事故纠纷、城市建设噪声扰民纠纷、物业管理纠纷、拆迁征地纠纷、村务纠纷等等。许多矛盾纠纷同时涉及民事、经济、行政和刑事方面的内容，还夹杂着当事人的合法与不合法诉求，存在很多不确定的因素。在过去，民间纠纷以家庭琐事以及债务纠纷居多，大都通过居委会或村委会调解解决。然而在社会转型时期，矛盾纠纷呈现出更加复杂多变的局面，越来越多的人选择通过司法途径解决纠纷，加大了法院的压力，司法资源也不能够合理利用。

二、社会矛盾中解决的现存困境

（一）受制于“诉讼爆炸”

由于经济的迅速发展，及全球化进程的加快“诉讼爆炸”现象也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据有关研究：平均大约1%的经济增长，会带动1. 6%的案件增长”。对于这种现象的发生和发展，其实并不足为奇。从这一现象的形成原因进行分析，“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实施和法治思想逐渐深入人心，人们维权意识越来越强，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选择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己，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但这同时也加大了法院的压力，因为大多数的人们心中用法律维权的途径都只是停留在到法院提起诉讼，法院的案件就越来越多，产生了现在愈演愈烈的“诉讼爆炸”现象。“诉讼爆炸”的现实危机使纠纷无法迅速得到解决，不利于及时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同时也会导致法院压力过大，解决纠纷效率不高，难以发挥其重要的社会功能。

（二）传统人民调解制度的局限性

受传统文化和习惯的影响，我国民间纠纷大多通过人民调解等非诉讼的方式解决。这被称为“东方经验”，为许多西方发达国家所借鉴。但我国持续多年、经验丰富的调解制度似乎越来越跟不上社会经济发展的步伐，呈现出持续下降的态势。有统计数据表明，全国人民调解委员会受理的纠纷总数与人民法院受理一审民事案件的总数，已由20世纪80年代初的17：1降至现在的1.7：1。随着人们法治意识的提高和社会经济发展、案件内容的日趋复杂化，人们开始怀疑调解的效力，更愿意相信诉讼的效力。但繁多的案件反而会降低司法活动的工作效率，是对诉讼资源的变相浪费。人民调解在缓解国家法与民间社会规范之间矛盾冲突方面的作用却可能非常有限。

（三）现行纠纷解决机制不成熟

我国纠纷解决方式多样，但总体来看，我国现行的纠纷解决体系解决纠纷的效力不高，结构、布局不合理。另外，随着我国教育水平的提高，人们的法治意识加强，过于倚重诉讼解决纠纷的观念一时难以改变。各种诉讼外纠纷解决方式之间发展不平衡，如人民调解制度，虽然在形式上比较规范，组织化程度也比较高，在实践中作用突出，但是有些则是形同虚设；尤其是适应现代社会和技术发展的专业的诉讼外纠纷解决方式发展缓慢，消费者纠纷和医疗事故纠纷以及知识产权纠纷、保险索赔等解决机制要么运作不畅，要么付之阙如。

三、新时期社会矛盾多元化解决机制的构建

（一）完善立法使我国社会矛盾多元化解决机制有法可依

伴随着新时期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诉讼爆炸”现象的出现，传统人民调解制度与时代脱节这一现象凸显反映出我国在这方面的立法的不足。我国虽制定并通过了《人民调解法》，但是该法在社会实际实施运用过程中仍然存在不足与欠缺，面对解决日趋复杂的各类纠纷的需要各类非诉纠纷解决方式应运而生，另外还有许多非诉讼性质的纠纷解决方式，包括仲裁、劳动争议处理制度以及极富中国特色的信访制度。但对于各类制度的详细法律规定和各类制度间相联系的法律法规比较缺乏。为使各类矛盾纠纷的解决有规则可循，应就构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进行立法，可先进行地方性立法，待条件成熟后再实施国家立法，同时要借鉴国外先进的立法，结合中国的实际国情，创制中国特色的纠纷解决法。做到在实体上，应该包括行政调解的范围、有权进行行政调解的主体、调解的原则、调解主持人的任命和权利义务等；在程序上，要规定调解的开始程序、准备程序、调解程序、保密或公开程序，以及调解协议书等，进一步突出法院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建设中的核心地位和功能，突出民本思想和社会自治精神，强调各种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与司法的有效衔接。

（二）积极探索和完善适应中国国情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在促进社会多元化矛盾解决的过程中，应着重考虑纠纷解决权优化配置这一重要问题，将国家通过法院所垄断的纠纷解决权逐步地向社会回归，实现纠纷解决机制的从国家到社会的逐步转变，在法院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周围建立多种形态的非诉纠纷解决机制，构造出一套“以社会为依托、以法院为核心”的纠纷解决系统。充分借鉴西方先进ADR模式经验，结合国内社会、经济、司法发展实情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一是建立健全社会矛盾纠纷情报信息网络。畅通人民群众利益诉求的表达通道，广泛听取人民群众的意见与建议，并将意见建议的办理情况进行定期通报。二是建立健全社会矛盾纠纷信息的收集、报送和分析反馈机制，积极开展社会矛盾纠纷排查分析治理，及时、全面、准确地掌握社会矛盾纠纷解决的发展动向，建立起完善有效的纠纷分流机制。三是构建科学合理的纠纷解决体系。搭建对各种纠纷解决机制进行协调的平台，积极发展与培育科学的行政调解机制和民间组织、行业组织的纠纷调处机制，制定非诉讼纠纷解决规则体系，当然也要引导群众树立正确的理性的纠纷解决观念。

经济纠纷里的民事纠纷范文第3篇

【关键词】回族纠纷；解纷方式；历史转变；启示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发展转型的重要时期，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了急剧的转变，利益格局不断被调整着，随之而来的是越来越多的社会矛盾出现，这对社会各方面都产生了相当大的压力。为了有效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安定、有序的发展，我们在选择适用诉讼来解决纠纷的同时，也需要去寻找其他形式的解决办法。在乡土性的中国，矛盾纠纷具有复杂性和多层次性。回族在我国是地域分布最为广泛的一个少数民族，人口分布呈现出“大杂居，小聚居”的分布特点，这一特点决定了回族要与周围的环境相适应并与生存的空间融为一体，也决定了回族必须要与汉族发生密切的联系。回族群众以他们独特的方式生存着，并且形成了他们独有的一套解决纠纷的方式。从某种程度上说，纠纷就是指社会主体之间因利益纷争而导致的社会均衡关系的失衡，或者也可以说纠纷就是社会秩序失衡而产生的混乱状态。[1]（P3）而回族纠纷则是在回族群众的日常生活中，主体相互之间丧失均衡的一种状态。作为广义纠纷的一种，回族纠纷具有与其他类型的一般纠纷（如种族纠纷、行政纠纷、刑事纠纷等）某些一致的特点，比如，纠纷当事人必须是具体特定的人、纠纷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关系的对立性、纠纷结果必然导致社会秩序的失衡等等。我国回族纠纷解决方式随着社会的发展经历了一系列与时俱进的转变。对回族纠纷解决方式的探讨对构建我国现代纠纷解决机制具有重要的启示。

一、回族纠纷的属性及特点

（一）回族纠纷的属性

作为一种在人类社会活动中产生的纠纷，回族纠纷除具有一般纠纷的共同属性外，还有着它自身的独特属性。首先，回族纠纷主体的特定性。回族纠纷各主体，即村民及其亲戚、朋友、邻居、村干部、村委会等，除极少数外，均是回族穆斯林，他们的思想和行动均受到回族习惯法的影响，他们都在回族习惯法的规制下行事。其次，纠纷具有民族特性。回族纠纷既可能发生在道德伦理层面、乡村管理层面，也可能上升为法律问题、政治问题，例如村民上访。但无论是何种形式的纠纷，均受到回族宗教教义的影响，均具有浓烈的民族特性。第三，回族社会纠纷一般具有较小的社会危害性，但是，由于其涉及到民族安定问题，所以要对其有足够的重视。一般来说，回族社会纠纷的危害性是不大的，往往是因为一些不起眼的小事而引起的婚姻家庭纠纷、邻里纠纷以及一些标的额较小经济纠纷，在某些极端情况下也会发生诸如村民上访之类的事件，这些都是当地政府应予以高度重视的，这对于维护回族社区秩序的稳定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第四，独特的回族社区文化是回族纠纷问题产生的土壤，其纠纷的产生与回族群众独特的伊斯兰教法观念、习惯法观念有着不可否认的关联，在具有独特伊斯兰文化这种特殊的社会背景中产生的各种矛盾纠纷，不可避免地体现了这个社会独特的文化属性。[2]

（二）回族纠纷的特点

回族纠纷本身具有其特殊属性，还呈现出纠纷的内容和领域日益复杂化、引发纠纷发生的原因多元化、纠纷的解决方式多样化等特点。

1、纠纷的内容和领域日益复杂化。社会生活、经济生产、思想文化等各个领域的新矛盾、新问题不断出现，各种矛盾纠纷交织在一起，形成十分复杂的关系网络。在婚姻家庭方面，因外出务工和经商的人越来越多，他们回来后常常会带来一些“新风气”、“新风尚”，再加上社会上某些不正之风的影响，导致现在人们的婚姻家庭观念越来越薄弱。此外，像赡养纠纷、兄弟之间的财产分割纠纷、妯娌之间、婆媳之间之间的矛盾也比较多。在社会生活方面，因农民文化知识比较缺乏、思想道德意识相对薄弱，不能合理地处理好相互之间的关系，经常因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发生冲突。在经济生活领域，因借款或各种形式的欠款而引发的债权债务纠纷和因合伙经营的企业利益分配不均而导致的纠纷不断增多。

2、纠纷的解决方式呈现多样化。随着人们的权利意识越来越强，人们解决纠纷的方式也发生了转变，当发生一些比较大的冲突时就会寻求司法的救济途径解决，比如像合同纠纷等。归结起来，这些解纷方式大致包括私力救济、社会型救济、公力救济等。各种救济方式民族聚居区内都被不同程度的采用着，并对聚居区内的稳定发挥着不同的作用。

3、引发纠纷发生的原因呈现多元化。随着经济社会现代化的进程的加快，以及与周围汉族社会的交往的不断增多，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发生了急剧的转变，由此导致矛盾纠纷发生的各种因素也不断涌现。例如，我国的土地资源越来越贫乏，生产经营活动越来越多，弃农从商的人越来越多，因土地相邻权而导致的纠纷越来越少，相反，各类经济纠纷呈不断上涨的趋势。比如债权债务纠纷，借贷纠纷，合伙经营导致的利益分配不均的纠纷等等。较之之前的纠纷类型，这些纠纷往往涉及面比较广，利益关系也比较的复杂，如处理不当极易导致激化，甚至发展成群体性斗殴事件，这也增加了解决矛盾纠纷的难度。

二、我国现代回族纠纷的处理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知道，当前我国回族矛盾纠纷具有复杂性和多层次性，以往的纠纷解决方式已不适应时代的要求，纠纷解决方式的变革，新的纠纷解决方式的出现是历史的必然。在此大背景下人们对纠纷解决方式的选择也随着时代变迁而发生着一系列的历史变革：从古代时期单一的宗教解纠方式发展到现代自行解决、阿訇调解、基层权威调节、国家行政机关调解、诉讼等多种解纠方式并存。

1、自行解决。回族多聚居生活同处于一个“熟人社会”之中，出于日常生活的广泛交往和当事人相互熟知，纠纷主体往往选择相互沟通的方式化解纠纷。同时，回族聚居区多是穆斯林社区，深受伊斯兰教和睦、团结思想的影响，一般能自我化解，减少矛盾的激化。

2、阿訇调解。在伊斯兰教中，阿訇以其深厚的伊斯兰教法文化涵养和崇高的个人威望而处于宗教权威的核心地位，其职责主要是宣讲伊斯兰教义，主持宗教仪式等。虽然在现在，阿訇的职责也逐渐的被限制，但是，在维护地方安宁，解决纠纷方面仍然发挥着一定作用。当穆斯林群众遇到不如意的事，或者纠纷无法通过自力救济解决的时候，会寻求通过借助第三方的力量和社会解纷机制来恢复和维持社会格局的地步，此时，阿訇因其高尚的人格和威望而仍然会成为他们寻求的对象，阿訇就会充当起回族社区纠纷调解人的角色。阿訇纠纷解决方式之选择内含着当事人的共识，双方通过谈判（合意），或者是经过博弈后妥协最后达成合意[3]，而一致同意选择把纠纷提交到特定的权威那里，请求权威调解。如阿訇同意或接受当事人的合意，则进入调解程序。本着以“和”为贵的原则，调解方式、过程及其结果不再简单地以是非为标准来确定当事人各方的权责，而是在考虑“和”为主题的基础上促使当事人息讼安定。宗教教义、人情面子、日常生活道理分解了严格的正义观念和公平原则，权利、义务、责任的法律术语在阿訇的参与下被模糊化，甚至具体的证据支持也要让位于宗教感情和社会关系，最后通过规训和劝和来达成使双方都满意的双赢的结局。

3、基层权威调节。本文中所论及的基层权威，具体而言，主要包括村民委员会和当地有权威的人员（一般称之为乡老）。村委会是我国基层管理单位，在农村工作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解决民事纠纷、化解邻里矛盾中有着重要作用。村里有威望者一般是当地年纪较老的人，这种人一般深谙伊斯兰宗教教义，对于相关的回族习惯法熟悉并且善于使用，有多年的处理纠纷的经验，对村里的情况也比较熟悉，因此，对常见的矛盾，有着良好的处理经验。在绝大多数回民聚居区，多数居民是穆斯林，信仰伊斯兰教，伊斯兰教法强调信众团结、和睦、忍让思想，在自我不能调节的情况下，通过村委会来化解邻里纠纷。通常，村委会会联合当地有威望的人一起处理纠纷，这样一方面可以充分发挥村委会的组织强制性作用，另一方面可以配合有威望者的能说会道的能力，使的纠纷能够快速有效的解决。因此，在权衡利弊之后，这种解纷方式往往成为当事人首选的纠纷解决方式。

4、国家行政机关调解。在这里，国家行政机关主要是指一级政府及其下属的民族与宗教委员会（简称民族委员会）。在有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政府一般都十分注重各民族之间的和谐稳定，注重对于少数民族权益的保护，认真落实国家关于少数民族权益保护的各项法律法规和政策，高度重视民族与宗教问题。在大多数回族聚居区，许多涉及民族宗教的问题，由于其纠纷性质的特殊性和敏感性，民族委员会是回民们解决纠纷的另一个渠道。

5、诉讼。通过运用国家的司法资源解决纠纷具有矛盾解决的终局性、裁决结果的权威性、执行结果的强制性的优势，使得当事人通过诉讼的方式解决矛盾尖锐、对抗性较强、冲突较激烈的纠纷成为主要的诉求渠道，也使得诉讼成为解决社会矛盾纠纷、保障社会和谐稳定、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方式。虽然，在我国广大农村“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4]（P9）这一乡土情境并没有本质上的变化，厌讼心理在人们心中的影响根深蒂固，但是，诉讼所具有的纠纷解决的强制性、执行结果的强制性等特点，使得其成为人们解决选择其他方式不能有效保护自身权益的有效途径。

三、结论与启示

探讨回族纠纷解决方式的历史转变有助于我们更全面了解纠纷类型及探索多元化解决纠纷的途径，并且对构建我国现代纠纷解决机制以重要的启示：即，在现代社会生活中，我们在处理民事纠纷尤其是在处理少数民族民事纠纷时，应当正视民间法、民族习惯法在诉讼和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中的作用，在可能的层面尽量寻求多形式、多途径的纠纷解决方式并在此基础上构建诉讼与非诉讼解决方式互动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最大限度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这一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构建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

（一）巩固和加强诉讼解纷方式的权威和核心地位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就需要发挥法院解决纠纷的功能，确立司法的权威地位，继续发挥诉讼解决纠纷主渠道的功能和作用。同时，非诉讼解纷方式具有的随意性、非规范性、不可预期性等等缺点，也需要发挥司法的作用，弥补其不足，保障正义的实现，保护当事人的正当权益。国家司法是实现当事人权利的最有效、最权威的力量，国家实施法律的最重要途径，是解决纠纷矛盾、构建法治社会的最有力武器，是整个社会良好运转的重要保障，只有不断的巩固其核心地位，才能保证国家法治目标的实现。

（二）保障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的合理发展

非诉讼解纷方式由于其自身的优势，能够有效克服诉讼解纷方式的各种缺点，从而化解社会冲突，促建和谐社会构建。所以，有必要采取措施，通过采取各种途径和手段，保障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的合理、健康发展。

1、建立非讼解纷指导机构并采取措施引导其良好运转。非诉讼纠纷解决指导机构的设立在整个社会的纠纷解决中，都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在设立非讼解纷指导机构的同时，应当明确规定其工作任务和原则：首先，非讼解纷指导组织是社会性公立组织，其应当明确自己的工作任务，加强对人们的教育和指导工作，使人们明确和解、调解等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的工作流程、各自的优点和不足。当发生的矛盾不是十分激烈时，就应当引导人们本着“化干戈为玉帛”的想法，避免采用诉讼纠纷解决方式解决纠纷，而选择比较缓和的手段解决，避免其采取非理性的解纷倾向，引发社会的动荡。其次，指导和监督基层调解组织的工作，协调和沟通各种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之间的关系，当当事人对于选择何种方式解决纠纷矛盾举棋不定时，应该对其加强指导工作，告知他们各种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的优点和缺陷，提高各种非诉讼方式解决纠纷的水平。

2、提高非讼解纷人员的素质。非诉讼纠纷解决人员素质的高低直接影响了各类纠纷矛盾的解决质量，决定了当事人是否认同案件的处理结果以及结果的执行情况。要提高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工作质量，提高纠纷的解决水平，就必须着力提高非诉讼纠纷解决人员的素质。为此，法院等司法机构、司法行政机关等组织应加强对非诉讼纠纷解决人员的引导和培训，政府部门应当对非讼解纷人员采取委托培养等方式，逐步建立一套高素质、职业化的工作队伍，提高其工作水平。

3、加强对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的指导。为了提高非诉讼方式解决纠纷的水平，法院等司法部门采取各种途径加强对非诉讼纠纷解决指导组织工作的指导，提高解决矛盾纠纷的能力。通过对人员配备、法律适用、程序设置等因素的指导，提高其工作水平，达到彻底解决纠纷的目的。

（三）架构诉讼与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之间的相互衔接

首先，建立诉讼与非诉讼方式受理案件的分流机制，对于不同的纠纷解决方式应当适用于解决不同的纠纷类型。比如像夫妻感情纠纷、赡养纠纷等涉及到家庭安定团结的案件，这些纠纷是社会影响较小、标的额较少的民事争议，应当尽量通过非诉讼的途径解决，这样不但可以节省国家的司法资源，而且更重要的是，能够尽快恢复双方之间的友好关系，更有利于恢复被破坏的社会秩序。对于一些特殊的民事纠纷，诸如离婚案件、标的额较大的合同纠纷、由收养导致的纠纷，这类纠纷对社会产生的影响和危害较大，如果处理不好，很有可能导致案情的恶化，不但损害当事人的利益，甚至会威胁到社会的安定和正常的生产生活，产生恶劣的社会影响，此时，就应该规避非诉讼方式的适用，通过法院诉讼方式，就要向法院提讼，请求法院运用国家的司法资源，借助国家正式的制定法、严格的司法程序以及具有专业知识的司法人员解决纠纷双方的矛盾，恢复被破坏的社会秩序。其次，通过国家立法的形式将多元化纠纷解决方式规定下来，提高其法律地位。立法是沟通和协调诉讼和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的最有效保障，通过将实践中一些成功的案例和具有代表性的做法法律化，制度化，不仅可以有效地促进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健康快速发展，而且还能扩大其影响力，通过法制宣传，引导更多的人了解和接受，并在实际生活中加以运用。

参考文献：

[1]刘荣军.程序保障的理论视角[M].法律出版社，1999.

[2]张菁.试论乡村社会的纠纷解决机制[D].山东大学，2007，（7）.

[3]顾培东.社会冲突与诉讼机制[M].法律出版社，2004.

[4]易军.阿訇调解纠纷机制研究――以宁夏地区为主[J].《中南大学学报》，2011，（4）.

经济纠纷里的民事纠纷范文第4篇

一是搭建工作平台，成立人民调解工作室。经过仔细研究讨论，精心筹划，2008年6月18日挂牌成立了巴南区21个镇、街人民调解工作室，以及巴南区非公有制经济民事纠纷人民调解工作室，区委、区府、区人大、区政协和市高院、五中院主要领导均出席会议，巴南区所属的21个镇、街分管政法工作的镇长、司法所长、区工商联（总商会）会长及各镇、街商会分会长等共计250人参加了成立大会，会上宣读了成立“人民调解工作室”的文件，举行授牌、授章仪式，区法院院长范晓明同志作了题为《创多元化调解机制，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报告，区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王多富同志作了题为《解放思想，创多元化调解机制；服务大局，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报告，区工商联（总商会）会长黎强、五中院尉建国副院长、市司法局领导、市高院宋令友副院长作了重要讲话。

*晚报、*法制报、*时报、*卫视、巴南报、巴南电视台等相关媒体对人民调解工作室成立大会进行了详细报道，扩大了社会影响力，人民群众知道了人民调解工作室的工作职责。

区法院与区司法局衔接，由司法局任命了21个镇、街4000名调解工作人员，区工商联（总商会）任命了30名调解工作人员。构建了一支分布全区各个基层的具有专业知识和工作经验的调解大军，巴南区民事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正式确立

二是成立非公有制经济人民调解工作室。巴南区建立非公有制经济民事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成立了非公有制经济人民调解工作室，成为行业调解工作的新亮点。成立非公有制经济人民调解工作室，可以减少非公有制企业的诉讼成本，节约诉讼时间，有利于非公有制企业的和谐发展，非公有制企业之间有了纠纷，企业与职工有了纠纷，就回行业“娘家”来调解解决，可以收到很好的社会效果。

巴南区非工企业有4012家，就业劳动力25万余人，上缴税金15亿元，非公经济占全区GDP的73％，名副其实地撑起了“半壁河山”，成为全区经济发展的主力军。在市场经济法规尚不健全、诚信经营意识还不浓厚，发展环境状况有待优化的情况下，非公有制经济人民调解工作室的成立、是区内大调解格局的组成部分，充分体现了区委、区府“高调挺私”的决心，充分体现了有关部门对非工经济的高度重视，必将成为非工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助推器。

三是强化人民调解指导工作，民间纠纷化解在基层。区法院借助镇、街、商会人民调解工作室，通过强化人民调解指导工作，以及运用委托调解方式，树立人民调解工作室的权威，发生民间纠纷当事人都找人民调解工作室解决，不去缠镇、街领导，有效化解了大量的民间纠纷，维护了社会稳定。民间纠纷绝大部分化解在基层，小纠纷在村人民调解会得到及时解决，较大的纠纷在镇人民调解工作室也得到妥善处理。巴南区2008年1至6月全区人民调解工作室成功调解民事纠纷共计2790件，其中：区法院委托调解成功125件。

南彭镇党委政府高度重视、切实支持多元化调解工作，配备政治、业务素质强的工作人员6名，在区法院指导下，于*年开展民事纠纷多元化调解工作，当年，村级调解会成功调解民间纠纷345件，镇人民调解工作室成功调解民间纠纷126件。其中，南彭镇一位教师收费招收几名学生在家中补习功课，有二位学生头上生虱子，该教师用农药为其灭虫，造成这二位学生死亡，事件发生后，在区法院的指导下，经镇人民调解工作室成功调解，由补课教师和农药销售者赔偿24万元结案。2008年1至6月，南彭镇村级调解会成功调解民间纠纷151件，镇人民调解工作室成功调解民间纠纷38件（其中：区法院委托调解成功25件）。成功调解的都能做到案结事了。近二年，南彭镇因邻里纠纷、农业承包合同纠纷诉讼到法院的几乎没有，多元化调解见成效，纠纷解决在村镇，在排难解纷上最大限度方便了群众，最大限度降低了纠纷处理成本。

经济纠纷里的民事纠纷范文第5篇

关键词：新农村建设；矛盾纠纷；解决方式

中图分类号：C91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7）03-0012-02

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特别是在贫困地区。”[1]随着新农村建设的加速，尤其是国家加大精准扶贫力度，广大农村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革新深化和经济利益结构调整。在取得经济大发展的同时，由于市场经济的冲击，也暴露出诸多不稳定因素，出现了不少矛盾，制约三农问题的解决，影响着农村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调查矛盾纠纷的起因及解决这些问题已迫在眉睫。

笔者调查的怀化市洪江区横岩乡位于2009年国家为加强老、少、边、贫地区经济发展而成立的“武陵山经济协作区”内，下辖L村、H村、C村三个行政村，楠竹资源异常丰富，素有“竹海”之美称，为当地村民主要经济来源。此次调研以实地走访为主、问卷调查为辅，问卷共设置了十七个问题，涉及村民基本信息、本地治安、林地纠纷、邻里纠纷、宅基地纠纷、承包纠纷、土地纠纷及对法律宣传教育方式的好感度等，以更好地探求当地矛盾纠纷的解决方式及效果。

此次调查男性被调查率为36.66%，女性所占比例是63.34%；18岁以下占10%，18岁到45岁占53.33%，45岁以上占36.67%；小学文化为30%，初中文化为50%，高中文化为20%。从数据来看，被调查女性所占比例相对较高，文化程度大多为初中，常住农村人口的年纪相对较大。

一、农村矛盾纠纷呈现复杂化和多样化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来，我国农村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受利益结构调整和分配机制的冲击，农村矛盾纠纷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养老问题突出

因沿海地区经济迅猛发展和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不少村民选择进入城市打工补贴家用，导致留守儿童、空巢老人越来越多，L村就有900余人。地少山多，可耕种土地更是少之又少，村里的青壮年大多外出谋生，谁来养老、如何养老问题尚未妥善解决。

（二）林地权属划分、历史遗留问题解决难度大

在新的经济形势下，农村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利益分配格局出现较大变化，各类矛盾纠纷不断凸显。在实地走访中，C村在林地纠纷方面表现比较典型。该村坐落在深山之中，住户分散，部分村民由河滩移民而来，搬迁后的林地划分、征地补偿等问题引起了村民之间较大纷争。尤其是随着新型可再生经济的发展，楠竹价格日益上涨，林地权属划分关系到村民的切身利益，由于历史遗留问题，至今仍有几组村民山林权证还未颁发。我继2006年取消农业四税后，近年来更是逐年加大对耕种地和林地的补贴力度，这些村民由于林地权属尚未明确，迟迟得不到补助，纠纷调解难度大。

（三）征地补偿未完全到位

随着城市化、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全面铺开，地方政府和村集体征用了不少村民赖以为生的土地，部分土地征用补偿、村民搬迁安置等问题至今没有得到妥善解决，加之资金不到位等原因，村民的根本利益遭受了极大的损害。如20世纪90年代H村修建电站，开发河边滩地，征用了部分村民宅基地和耕种地，由于后续开发遇到一系列问题，开发半途而废，村民利益受损，一些拆迁补偿费用也未完全到位。村民普遍法律意识不强，遇事未走正规途径解决，也不会拿起法律武器保障自己的权益。加之一些村干部未给予足够重视，从而使得矛盾纠纷加剧，村民对村干部存在不满情绪。

（四）邻里关系紧张

横岩乡拥有丰富的楠竹资源，除了外出打工，村民的主要经济来源是楠竹的出售。由于部分林地权属尚未明确，林地划分纠纷使得村民关系紧张，引发的邻里矛盾有加重的趋势。

此外，还有其他诸如土地流转、土地承包等引发的社会纠纷，这些都严重影响农村社会稳定。有些村民为维护自身利益，解决纠纷的方式往往激烈化，对于一些遗留时间长、复杂的纠纷，甚至采取武力相逼，结果往往会适得其反。

二、矛盾纠纷背后的多重因素

第一，村民法律意识淡薄。农村中村民普遍文化程度不高，有一定知识文化的青壮年都进入沿海城市或周边城镇谋生，留下来的村民多半是文盲或半文盲，未接受或很少接受教育，集体观念不强。再加上村民法制观念淡薄，农村又缺少法律宣传和普法教育，专业法律知识未有效普及。在处理矛盾纠纷上，村民常从利己主义角度出发，一定程度上引发了农村矛盾纠纷。

第二，农村管理制度不健全。作为我国基层行政管理单位，农村在很多管理制度方面不够完善，很多制度只是徒有其表，约束力很小。一方面，我国国土面积辽阔，且各地发展不平衡，尽管国家加大了对农村的基层管理，但一些地方村风民风建设跟不上。另一方面，该地在山林权属、征地补偿等核心矛盾纠纷方面未形成具体的可操作性强的管理制度。

第三，村干部素质有待加强，村支两委管理与建设也存在较大问题。担任村干部的仍是村里较有威望的中老年人，思想跟不上时代的进步发展，缺乏系统的科学文化知识与管理技能，不作为、懒政、庸政现象频发。部分人存在官本位思想，民风引导出现偏差，在其位而没有尽其心为村里办实事，文化素质低，工作经验缺失。以前村干部未解决的问题，新任干部也不去管理、解决，而是一味地接受和执行已有的制度，未有创新，使得历史遗留问题持续至今。

第四，村干部工作作风欠严谨。村民委员会是农村最基层的群众自治性组织，大多数村干部受教育程度较低，处理问题的方法单一，缺乏相关的法律知识。对于一些问题没有系统分析、深入观察，对自己的工作要求较低。

三、破解农村矛盾纠纷的可行性途径

建设和谐社会，重点在农村、难点也在农村。毋庸讳言，当前和今后很长一段时期里，三农问题仍然是困扰国家和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三农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又以涉农纠纷和矛盾的形式表现出来。因此，依法化解农村矛盾，特别是涉农纠纷，平抑农民之间的权利冲突，这对增强社会公正、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平安农村、服务新农村建设都有着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建立健全解决矛盾纠纷机制

调查中，我们发现横岩乡在乡政府一级机构中设有农村纠纷专业调解组织，各村设置有调节委员小组，通常小组成员3人，村支书为组长，村主任、村文书为成员，工作场所设在各村党员活动室；每村还专门给调解室安排固定场所，出现问题后及时追究相关人员责任，防止不作为、等。在基层机构建立矛盾纠纷解决小组，由村委会和基层党支部一起担任组员，对职权责任要有明确规定，组员须学习相关的法律法规知识，及时处理矛盾纠纷，力争把纠纷扼杀于摇篮之中，避免造成遗留问题，维护好广大农民的切身利益。此外还应建立纠纷调解反馈机制，以确保问题最终得到妥善解决。

（二）培养一支有学历、高素质的村干部队伍

一支学历高、素质好的村干部队伍可为解决纠纷、发展农村经济提供重要人才保障。如H村全村共有林地1万亩，楠竹资源十分丰富，也是横岩乡人口最多的村庄，共1 300余人。全村70%以上村民是河┬匏电站的移民。对于搬迁的村民，国家进行了补贴，但是由于遗留问题，部分村民的补偿费用并未到位，从而引发了矛盾。H村支两委为发展经济、强村富民，充分利用楠竹资源、便利交通等区位优势招商办企业，开拓村民增收渠道，使更多村民在本地就业。引进了一家竹木开发有限公司，实行村企共建，专业从事各类竹制日用品加工、生产、销售，解决了村民就业问题，空巢老人和留守儿童等问题也迎刃而解。同时该竹木公司对村基础设施建设给予补助，村委会在其用电、用水及交通运输方面提供一定便利，可谓实现了双赢。这中间村干部的作用不可低估。当然，随着国家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愈加重视，越来越多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生加入村委会，古老而质朴的村庄迎来一股春风，极大地改变了农村部分干部老龄化、思想跟不上时展的现状。

（三）切实解决好村民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

乡政府和村干部要切实行动起来，以良好的工作作风，积极为村民办实事，认真落实好国家的惠农政策。L村是乡政府所在地，村里人少且居住集中，老年人、青少年和儿童居多，空巢老人、留守儿童与土地闲置情况较为严重。L村支两委为解决这些问题，修建了老年活动中心，成立老年协会，定期举办活动，丰富老年人的精神世界。同时，也重视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定期开办心理健康知识讲座，对其心理问题进行疏导。这里地少山多，矛盾纠纷主要集中表现在林地界限划分方面，在出现问题时，村支两委及老年协会及时出面解决，因此矛盾纠纷在该村较少发生，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示范村。

在该地，山林划分问题因涉及经济利益要合理处理，移民补助费、河滩费发放更要作为重点来对待，防止矛盾纠纷激化，引发治安问题。各级部门协调配合，共同防范与解决农村社会矛盾问题，对于出现的比较重大的矛盾纠纷要及时上报。

（四）加强农村普法教育力度

通过广播以及书面形式对村民进行普法教育，加大宣传力度和广度，做好法律进村、制度进村工作，让广大村民能知法、守法，减少违法行为，合理表达利益诉求，提高村民法律意识，促使村民懂得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权益。

总之，在国家大力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战略背景下，我国农村经济飞速发展，三农问题逐渐凸显，政府与社会对此的关注度不断提升。因此，如何更好地解决农村纠纷问题、促进新农村建设、构建和谐平安农村一直是我们在调查过程中思考的问题。我们相信三农问题将是一个持久的话题，当地有关部门会采取更为妥当的措施，解决此一系列问题，促进社会和谐与健康发展，早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